陈芳龙《星洲网》专栏评论:
纳吉1MDB重判, 给
为官者上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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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吉的1MDB重判，不论立场如何，都应被视为一块“历史警示牌”。它提醒所有仍在位的人：你可以操控权力，但操控不了时间；你可以影响舆论，但逃不过证据；你可以延后清算，但无法取消结算。❞
作者在文中指出“纳吉今日面对的，不是法官，而是历史借司法之手完成清算”这真是真知灼见呀！
本文是时评人陈芳龙2025-12-31
06:06发表于《星洲日报》/《星洲网》的专栏评论。原标题：纳吉1MDB重判，给为官者上一课。全文照录如下—
政治历史上，从来不缺贪官，真正稀罕的，是在权力巅峰时能守住底线的人。中国数千年历史，史书对清官虽未惜墨如金，但对贪官毫不吝篇幅，因为贪腐经常决定一个政权的衰亡速度。
若以这样的历史视角回看纳吉在1MDB贪污案中被判重刑、巨额罚款，并非“特例”，而是一场典型的权力、贪腐、清算的循环，所以国阵政权也才崩圮如此之快。
历史证明：贪官不是输在能力，而是
输在“不知止”
环顾中国历史，从严嵩到和珅，从秦桧到魏忠贤，都是顶级贪官，更是权术高手、政治能人。他们倒下，不是因为“不够聪明”，而是在权力面前，失去了知“止”的能力。
和珅富可敌国，史料记载家产累积白银逾亿两，这是间接贪污的证据。乾隆在世时无人憾动；乾隆一死，嘉庆即位，抄家清算，一夕倾覆。
史书总结冷酷：“不除权臣，皇权难安”（和珅不倒，嘉庆睡不着）。这句话，若放在今日大马政坛，何其熟悉，只是皇权难安应修为国库难安。
纳吉在位时，权力集中、资源庞大、政治叙事牢牢掌控；下台之后，法律制度开始逐笔对帐。这不是政治报复，而是历史常见的剧本。
明朝的清官海瑞，与纳吉同为官，人生却是两种结局。海瑞，若要谈“劝为官者勿贪”，海瑞是最具道德重量的名字。
海瑞为官一生，清贫到死，他敢上《治安疏》直斥嘉靖皇帝“迷信修道、荒废朝政”。他不是不知道后果，但他很清楚，官可以不做，但是非不能不讲。海瑞怕的不是丢官，而是“无颜对史书”。
反观贪官，最怕的不是法律，而是失势，只要仍在位，便一切可控；一旦失权丧势，才惊觉制度与时间才是真正的审判者，但为时已晚。
纳吉今日面对的，不是法官，而是历史借司法之手完成清算。
再说宋朝清官包拯，之所以被后世神话，不只是因为他铁面无私，更因为他代表了罕见的政治文化：权力不为权力服务，而应为公义让路。
包拯办案，有一个核心原则：“法度不因贵贱而异。”（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句话，正是当前社会最缺乏的共识，如果罪证确凿就没必要特赦。
纳吉支持者质疑，为何刑罚如此重？但真正该问的是，如果对一国首相都不能重判，那制度究竟要为谁服务？
沙菲宜的"0:100", 更像历史照妖镜
纳吉的代表律师沙菲宜表示，自己从业50年，从未以“0比100”输得如此彻底。这句话，在历史语境中读来，格外意味深长。
中国古代审案讲究“铁证如山”，若证据未齐，清官尚且翻案；若证据成链，贪官再辩也只是徒增史书篇幅。
“0：100”未必说明司法完美无缺，但至少说明三件事：其一，案件不是单点，而是系统性行为；其二，证据不是推论，而是可交叉验证；其三，辩护空间已被事实压缩殆尽。
所以沙菲宜完败并非能力问题，而是此案罪证确凿。当年和珅被定罪时，也曾百般辩解，但没有人说嘉庆“天秤倾斜”。因为问题从来不在天秤，而在砝码轻重。
明代名臣于谦，抗瓦剌、保北京，死后清名不坠；张居正改革有功，但权力巅峰时留下家产争议，身后宅第、田产“严重超标”，间接证据质疑他的清廉，评价始终分裂。
这正是历史给为官者最现实的提醒：政绩可以被重估，但贪腐一定被放大。
纳吉的问题，不在于是否曾有政绩，而在于，当财务纪录摊开，制度选择了相信证据而不是叙事。历史也是如此，史官不听辩词，只看结果。
今日替贪官喊冤, 明日就必须付出代价
中国历史一次次证明：贪官之所以能久存，是因为社会对贪腐的容忍。
当百姓开始说“大家都一样”、当支持者开始说“至少他有功”、当制度对权贵手软，国家民主与法治社会的下坡路，通常已经走了一半。
纳吉案真正的价值，不在于惩罚一个人，而在于提醒官场：制度一旦启动追责，历史不接受情绪勒索。
《晏子春秋》有云：“政平则民安，政偏则民乱”，不也验证了“官若清，民自安；官若贪，国必乱”的道理。
纳吉的1MDB重判，不论立场如何，都应被视为一块“历史警示牌”。它提醒所有仍在位的人：你可以操控权力，但操控不了时间；你可以影响舆论，但逃不过证据；你可以延后清算，但无法取消结算。
海瑞留下名字，和珅留下数字。选哪一个，历史早就给过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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