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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之友工委会即将在2020年9月9日发表文章,对“喜来登”政变发生后的我国政治局势,提出具体意见,供全国致力于真正民主改革的各民族、各阶层人士参考,并愿意与同道们交流、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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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habat Rakyat akan mengemukakan pendapat khusus mengenai situasi politik di negara kita selepas "Rampasan kuasa Sheraton" pada 9 September 2020 untuk tatapan rakan semua bangsa dan semua strata yang komited terhadap reformasi demokratik tulen negara kita. Kami bersedia bertukar pendapat dan saling belajar dengan semua rakan-rakan sehal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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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satu padu, mempertahankan reformasi demokrasi tulen, buangkan khayalan, menghalang pemulihan Mahathi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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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之友恭祝各界2021新年进步、万事如意!在新的一年里,联合起来,坚持真正的民主改革! 抗拒'马来霸权统治'! 丢掉幻想,阻止马哈迪主义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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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之友18周年(2001—2019)纪念,举办一场邀请4名专人演讲的政治论坛和自由餐会,希望通过此论坛激发更多的民主党团领导、学者、各阶层人士,共同为我国民主改革运动做出更大的努力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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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清祥《答问》遗稿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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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5•13学生运动” 有/没有马共领导的争论【之一】与【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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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民主改革的新阶段 / The New Phase of Democratic Reform in Malaysia / Fasa Baru Reformasi Demokratik di Malay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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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之友为庆祝15周年(2001—2016)纪念,在2016年9月上旬发表了最近5年(2011—2016)工作报告(华、巫、英3种语文),并在9月25日在新山举办一场主题为“认清斗争敌友,埋葬巫统霸权”的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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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之友16周年纪念,针对即将来临的全国大选发表专题文章,供给我国民间组织和民主人士参考,并接受我国各族人民民主改革实践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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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之友根据2017年9月24日发表的《人民之友 对我国第14届大选意见书 》的内容与精神以及半年来国内和国外的政治形势,对5月9日投票提出具体意见,供全国选民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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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之友》2019年国际劳动节发表对2007年兴权会游行示威的重要领袖乌达雅古玛(Uthayakumar)的专访(第一部分)。这次专访的主题是:兴权会的主要斗争对象乃是马来霸权统治集团。

Wednesday, 31 July 2019

(更新)行动党13名州议员与基层领袖干部联署,疾呼行动党部长要求教育部撤销将爪夷文植入华小和淡小的政策

◆行动党13名州议员与基层领袖干部联署◆
疾呼行动党部长要求教育部撤销
将爪夷文植入华小和淡小的政策

(更新:霹雳2名州议员事后宣布退出联署)

来源:<当今大马>malaysiakini.com/news/486086

发表于 2019年7月31日14:35时分  更新于 同日15:03时分

原标题:13州议员联署,要求行动党部长反爪夷书法课

13名行动党州议员与大批基层今日联署,疾呼行动党内阁部长反对爪夷文植入华小和淡小的政策。

他们呼吁行动党部长,要求教育部撤回这项决策。

“民主行动党建党核心价值是追求一个各族平等的社会,并以捍卫多元世俗为己任,过去半个世纪,行动党都是对抗国阵政府‘一个民族、一个语言、一个文化’同化政策的先锋,如今行动党已经执政中央,更应该把核心价值落实在政策里,而不是反其道而行,重蹈马华覆辙。”

 “因此我们呼吁行动党所有在朝阁员,坚决反对爪夷文植入华小和淡小的政策,并要求教育部撤回这项决策,以确保国民型学校不会变质,更防止爪夷文进一步体制化,威胁马来西亚的多元社会的完整性。”

截至今天下午2点,共有13名行动党州议员、14名社青团与行动党基层领袖、138个支部与国会联委会参与联署。

行动党13名州议员是发起人

13名联署州议员是发起人——
  • ❶彭亨都赖州议员邹宇晖、
  • ❷砂拉越朋岭州议员杨薇讳、
  • ❸丹那拉打州议员张玉刚 、
  • ❹克兰芝州议员张哲敏 (8月2日宣布退出联署)
  • ❺美律州议员李政贤、
  • ❻士姑来州议员陈泓宾、
  • ❼东甲州议员黄俊历、
  • ❽柏岭州议员邹裕豪、
  • ❾北干那那区州议员杨敦祥、
  • ❿文打烟区州议员黄益豪、
  • ⓫永平州议员周碧珠、
  • ⓬九洞州议员谢宝恒 (8月2日宣布退出联署)
  • ⓭直凉州议员梁耀雯。

侵蚀华淡小本质

联署文告指出,他们坚决反对教育部欲在国民型小学的四年级至六年级马来文课程,植入学习爪夷文的课程。

他们认为,这项新的教育政策将侵蚀华小与淡小的本质。

“华小与淡小向来秉持‘三语三文’政策,即以母语作为教学媒介语(包括文字),也学习国语国文及英语英文。”

“若在马来语文课植入爪夷文学习内容,华小与淡小学生的‘三语三文’政策将变相成为‘三语四文’,国民型学校本质将会受到冲击,而在教育部无法保证未来是否也把爪夷文纳入考试评估的当儿,贸然植入爪夷文学习内容将让华小与淡小加重负担,更有变质之忧。”

“我们不否认爪夷文有其艺术价值,但应该鼓励民间自发鉴赏和学习,而不应该强加在教育制度上。”

彭亨都赖州议员邹宇晖

防爪夷文体制化

此外,他们也认为,有必要防止爪夷文进一步体制化。

他们说,在马来西亚的政治语境里,爪夷文已成为伊党玩弄种族课题的手段之一,更是保守力量强推的议程,进一步侵蚀马来西亚社会的多元精神。

“如今除了伊党执政的吉兰丹和登嘉楼州强制广告招牌须附上爪夷文,国阵执政的彭亨州各地方政府更是已经开始发出通告,要求商家必须在广告招牌附上爪夷文。”

“而在2014年,更传出马六甲教育局发函要求华小添加爪夷文。伊党更是在最近的大会上要求政府在国小加入爪夷文课程。”

“种种迹象显示,当前各界所极力推动的爪夷文课程或措施,已经不单纯的只停留在鉴赏的阶段,一旦在华小与淡小落实爪夷文学习内容,将会是一种‘温水煮青蛙’的议程,让有心人士在未来更有借口全面强制性在各层面推广爪夷文,甚至效法丹登彭的地方政府政策,在全国各地落实广告招牌强加爪夷文。可见,爪夷文的体制化,将会撕裂马来西亚的多元社会。”

不点名驳刘镇东

他们也不点名反驳行动党政治教育主任刘镇东(见上图)的“缺乏互信论”。

“早前有舆论指出,指华社不接受爪夷文课程是因为马来西亚社会缺乏互信所导致。我们认为马来西亚各族社会缺乏互信的根源在于国阵政府多年来实行的种族政策,无关有没有学习他族的语文或书法。”

“新政府的任务应该是破除这些种族政策,废除固打制,实行不分肤色地全民公平入学,而不是去延续国阵的政策,植入毫无迫切和需要性的爪夷文书法。”

“事实上,没有公平与平等的制度,就算小学鉴赏了爪夷文书法,长大后却因为肤色问题进不到大学,各族猜疑将无法得到解除,社会也无法建立任何互信。”

爪夷书法课掀议

上周四,《星洲日报》以封面新闻报道,指国民型小学的第二阶段马来文科,将在明年开始增设爪夷文书法艺术(seni khat)单元,目的是栽培学生对爪夷文书法艺术的兴趣与鉴赏能力。

报道也指出,根据教育部课程发展组志期2018年4月的国民型小学四年级马来文标准课程及评估纲要文件,在小学第二阶段,学生将通过谚语学习来接触爪夷文书法艺术,以通过这方面的学习,学生能以有趣的技术变化,以口述或书写形式来制作及呈献各类型的创作作品。

此前,教育部副部长张念群说,这项课程早在2016年已纳入四年级马来文课本,并会在2020年落实。她解释,这次受争议的小四国语课本,共有162页,分为24个单元。其中,马来语的Seni Khat是在6个单元中进行的趣味语文教学,总共占了6页。

张念群也透露,教育部已经与华淡团体、非政府组织代表等进行交流,并将把各方意见整理后带入教育部会议,作进一步商讨。#

谁为香港反对势力赋予动乱能量?

谁为香港反对势力赋予动乱能量?

作者 / 来源:田安澜 / <环球时报>

香港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今年7月8日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会见后拜会了美国副总统彭斯。

作者田安澜是香港资深评论员

(插图与说明以及文内小标题为<人民之友>编者所加)

每一个卖港者的身旁必定都有一个外部势力的政治监护人。以李柱铭为例,1992年至1998年期间他曾有一名外籍助理,名为胡丹(Minky Worden),现任美国“人权监察”全球倡议主任,今年5月李率李卓人等一票人回美国述职,就是由她全程陪同。黎智英身边的政治监护人Mark Simon在香港更是街知巷闻,表面看他是黎的助理,曾任壹传媒广告总监。其实他出身美国情报机构,同时身兼美国共和党香港分部主席,在美国政界人脉甚广。或许更准确地说,黎其实是Mark Simon的助理。

这次“反修例”,外部势力直接高调站在前台

在香港反对势力的背后站着一大批外部势力,香港每一次政治动荡的背后总会有外部政治势力阴影的浮动。这次“反修例”,外部势力不再是躲在背后,而是直接高调站在前台,站在了第一线,反对势力和外部势力也不讳言。

2月底、3月初,时任美国驻港澳总领事唐伟康数度批评特区政府修例,高调干预香港政治,美国商会紧随其后,公开发表声明质疑。值得关注的是,此时《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尚未出台。在美方安排下,香港反对势力头面人物3月份窜访美国,游说国安会、国会议员、保守派智库和自由派媒体关注香港修例,其间更获得副总统彭斯接见。特区政府正式在立法会首读《逃犯条例》修订法案之后,李柱铭等人5月再度窜访美国,获蓬佩奥高调会见,后者随即发表声明称修例将会损害美国利益。美国通过出动高级政客为香港反对势力站台,通过发官方声明、议员联署信等形式向特区政府施压,目的就是支持反对势力推翻修例。

6月12日,香港金钟爆发反政府暴动,美国国会同日启动对于《香港政策法》的修订,反华议员在参众两院同时提出两条新法例,声称要对部分特区政府官员施以惩罚,包括禁止入境美国、封查家族资产等。关键时刻的恶毒一招,让那些冲在一线的反对派政客示威者犹如打了鸡血。

香港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在美国华盛顿的国家民主基金会上说,他率队到访美国是因为他们力挽狂澜的时间已所剩无几。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介入这次香港暴乱有多深?

就在李柱铭等人5月那次窜访中,反对派头目专门参加了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举办的香港修例专题研讨会。NED常年来通过拨款援助各种项目,被视为在世界各地策动颜色革命的主要黑手,特别是每年都在实质支持香港的反对势力以及“藏独”、“疆独”。其创办人曾公开露骨地表示,凡是美国中情局(CIA)不方便做的,都交给NED来做。在这次香港暴乱中,以NED为首的美国各种机构到底扮演什么角色?它的介入有多深?

“6•12金钟暴动”“7•1占领立法会”“7•21围攻中联办”等一系列暴力冲击中,表面看似一盘散沙,没有公开的组织者、组织团体,没有所谓的“大台”,参与暴动的多为年轻人,但是从现场直播中所展示的多个细节来看,这场暴动是经过精心准备的,暴徒训练有素。他们能够熟练地把警方的铁马翻转过来,并迅速把三个铁马捆在一起,形成一个三角形的铁架,不仅以此布阵堵塞交通,更以之为武器,攻击警方防线。他们的准备相当充分,事先带备手套、口罩和黄色头盔,准备了很多攻击性凶器,并在暴动地点附近安置了一系列的补给站,也有清晰的撤退路线,还准备零钱买单程票,避免留下痕迹,更有“抗争手册”提供法律支援路径。在战术上也颇有套路,例如专门安排女性、长者站在暴徒前面,有时还手持鲜花,或辱骂警员,或劝阻执法,阻碍警方行动,掩护暴徒行动。无论充足的资源供应,进退有据的策略部署,还是实时同步的文宣攻势,一再显示整场运动并非自发而为,也不是香港本地的反对势力可以完全操控的。

从2017年以来,随着非法“占中”、“旺角暴乱”等一系列案件的审判,包括煽惑者、暴徒等一批首恶相继受到法律制裁,部分人入狱服刑,社会正义得以伸张,激进分子切实感受到法律的威慑,暴力犯罪在香港不再没有成本。过去两年暴力冲击在香港街头几近绝迹。但是,从今年(2019年)6月开始,暴力冲击不仅重现,而且愈演愈烈,肆无忌惮地冲击立法会、警察总部,甚至围攻中联办,污损国徽。导致这个情况的出现,外国反华势力难辞其咎。

美国政府提供政治庇护,为"港独"份子滋事撑腰

5月21日,“旺角暴乱”逃犯、“港独”分子黄台仰等高调在西方主流媒体亮相,公开承认在去年已获德国批准以政治难民身份获得庇护。此举实质上构成了对香港法律的破窗效应,令昔日的法律震慑荡然无存,而幕后政治势力精准地选择在此时此刻公布,目的不言自明,就是让那些“港独”青年军在反修例中大可激进暴力,不必担忧后路,一旦被追究,就可申请外国政治庇护。

香港的动荡仍在持续,示威游行之后也势必爆发暴徒攻击警方防线的激烈冲突。与此同时,反对势力试图在香港发动非暴力的不合作运动,煽动罢工、罢市,煽动公务员反政府,更试图瘫痪香港地铁、机场运作。这些自残式手法,其实就是颜色革命那些不合作运动的惯用招数。

外因从来都是通过内因来起作用的,但是如果仅仅只是内因,香港难道真的会爆发如此高烈度、大规模、长时间的动乱?没有以美国为首的外部势力提供资金支援、技术支持和政治、法律施压,甚至参与现场指导,香港反对势力会有足够的政治能量和政治势力在香港掀起如此惊涛骇浪?#

Sunday, 28 July 2019

1997年"东方之珠"回归中国后, 美国如何对香港进行"民主输出"?

1997年"东方之珠"回归中国后,
美国如何对香港进行"民主输出"?

作者 / 来源: 刘恩东 /< 探索>( 中国 )

(以上插图为<人民之友>编者所加)

美国希望把香港塑造成另一个“民主”样板,把“促进香港民主化作为对北京政策的基石”,通过培养、扶植香港的“民主势力”,企图使其能够左右香港的政制发展方向甚至能够入主特区政府,从而使香港成为能够按美国意愿发展的政治“实体”。



[<察网>摘自<探索>2014年第6期。原标题<1997 年后美国对港民主输出政策与香港政制发展>]



自冷战开始至今,美国对香港民主输出的政策日渐清晰。1997年香港回归后,美国开始积极介入并干预香港政治改革及普选等政治事务,国务院、国会、非政府组织在对港民主输出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对香港的民主输出是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对香港民主输出政策既随中美关系的变化在不断调整,又有其独特性。


一、美国对香港民主输出的历史

根据美国对港政策变化情况,美国对香港的民主输出分为四个时期。

1.冷战开始至中英开始香港问题谈判前,香港是美国在亚洲对华冷战和反共意识形态输出的桥头堡。此期间,美国利用香港的地缘优势,把香港作为美国在亚洲孤立中国、对华策反、颠覆中国新生政权、进行反共意识形态宣传、防止共产主义扩张的桥头堡和大本营。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美国新闻署香港工作站和美国中央情报局香港站是负责这项工作的主要官方组织。1949年美国在驻香港总领事馆内成立了香港美国新闻处,其活动“目标”主要是“削弱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的权力和支持之源气”,“给予本地反共力量以希望和鼓励”、“增进香港对美国和自由世界政策与行动的理解与支持,增强反共情绪和行动”等。新闻处的主要工作是编印反共书刊和宣传品。同时,两家美国民间机构自由亚洲委员会(CFA)和援助中国难民知识分子办公室(ARCI)也在香港开展类似的中文出版业务。援助中国难民知识分子办公室名义上是一个开展人道主义援助的非营利机构,但实际上它是协助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在港推行反华政策的工具,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其工作目标以内地居港的知识分子为主,人力和援助经费多数由美国国务院、中情局和洛克菲勒、福特及卡内基基金会提供。香港领事馆还是美国在亚洲宣传冷战的枢纽,它不仅出版书刊,还大量编印反共宣传册和电影传单,出版物的2/3左右由香港转运美国驻亚洲的其他外交机构并在当地发行。香港实际上成为美国在亚洲冷战宣传网的中心,是美国在亚洲(特别是在东亚、东南亚地区)宣传美国政策、兜售冷战思维、推进民主制度、推广美国生活方式、灌输反共思想的枢纽,这也是日后亚洲地区冷战局势紧张加剧的潜在诱因。20世纪50、60年代,美国制定了两份关于香港政策的纲领性秘密文件。1957年7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台海局势日趋紧张为由,正式出台了为“美国对香港政策”的NSC5717号文件,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新形势下美国对香港政策的总体构想,这是美国政府首次专门就美国对香港政策制定的纲领性文件。此文件包括两个核心内容:一是首次明确提出利用香港作为对中国进行宣传和渗透的据点和意识形态作战前哨阵地的主张,力求取得军事封锁和经济遏制所难以起到的效果;二是利用香港作为展示西方生活方式的“橱窗”,宣传资本主义优于社会主义,煽动中国内地民众对共产党的不满情绪。1960年6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又抛出了题为“美国对香港政策”的NSC6007/1号文件。文件提出了五方面的政策设想:一是明确提出香港如出现共产党支持的大规模的“社会动乱”,美国将应英国政府的请求,提供必要的帮助和支援。二是界定香港的重要价值在于它作为自由世界自由港的特殊地位。三是利用香港经济繁荣和生活水平较高的优势,增强香港对中国内地民众的吸引力,“动摇共产党在大陆统治的基础”。四是扩大美国驻港情报部门和对华开展“和平演变”机构的规模并加强实力,把香港作为收集中国内地政治经济和军事情报,开展对华宣传攻势和意识形态演变的前哨阵地。五是蛊惑香港中文媒体对海外华人和华侨施加影响,破坏中国在海外华人、华侨中的形象,同时进一步加强对香港中文媒体的渗透与控制,并鼓励台湾国民党局的中文媒体也大举渗透香港地区,在香港继续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

2.中英香港问题谈判至冷战结束,美国对香港问题低调关注。从1982年中英开始就“香港问题”谈判到1989年,美国对香港的政策是密切、低调关注,而不介入。但是出于对其在香港利益和香港的人权与民主的关注,美国政府仍然不忘提醒中国“香港问题”谈判对于台湾和平统一的意义。1984年9月26日,《中英联合声明》签署的当天,美国率先做出反应。国务卿舒尔茨发表声明,对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协议表示欢迎,并认为这将为香港长远前途提供坚实基础。这一声明是美国这一时期对香港政策“低调关注”的集中体现。

3.冷战结束至香港回归,美国开始介入香港的“民主”问题。冷战的结束是美国介入香港问题的一个历史转折点。此后,美国一改以往在香港事务上低调的姿态,对香港政策做出重要调整,形成了全面的对港政策。为表明对香港“民主发展”与“自治”的支持,美国开始不断地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舆论等方面加强对香港的影响和渗透,美国政界人物和新闻舆论对个别政治上活跃的香港“民主派”给予扶持。美国名义上声称保持香港稳定繁荣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但实质上是美国希望像打“台湾牌”那样用“香港牌”来牵制中国,把它作为遏制中国的一个有效途径,香港问题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新的不稳定因素。美国主要采取了以下政策:一是把美国对华最惠国待遇与香港人权挂钩。二是配合英国政府的移民政策,《1990年美国移民法》增加了美国给香港提供的移民配额。三是通过《美国一香港政策法》,把香港视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提出“支持民主化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项基本原则,这项原则自然适用于在1997年6月30日以后美国对香港的政策”。该法案还要求美国政府定期向国会提交“关于香港民主制度进展”的情况报告,这是以国内立法的形式对香港事务进行干涉,也为美国对香港的监督提供了法律依据。四是自1991年开始美国定期发表关于香港的人权报告。五是通过高级官员和议员访港来提升香港的国际影响,美国高官还多次接见香港港督和李柱铭等“民主派”代表人物,借此强调对香港民主的关注。六是支持“港同盟”等“民主势力”的发展,认为“香港前途的保证主要在于“民主势力”的发展和“民主制度”的建立,“港同盟”的成立自然被看作是美国实现对港政策目标的一个重要工具。

4.香港回归后至今积极介入并干预香港政治事务。香港回归后,美国取代英国,开始积极介入并干预香港的政治事务。美国对香港的政策目标重点从注重经济、安全利益、地缘政治利益日益转向政治性意识形态利益,政治性考量成为美国对香港政策追求的根本目标和核心,香港的政制改革与发展、民主与人权、新闻自由和高度自治等问题成为关注焦点。为此,美国采取了以下策略与措施:对“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基本原则表示疑虑,试图推动香港向美国所希望的“民主”方向前进;将香港实现行政长官及立法会双普选看成是香港政治发展的一个基本指标以及中国是否遵守《基本法》的一个重要因素;要求保障并加快香港的民主进程,关注行政及立法机关的权力分配机制,维护法治、司法独立,推动香港实现“民主”的西方化、美国化;关注《香港基本法》第23条“反颠覆立法”问题;鼓励并支持香港泛民主派政党的发展,大力支持并扶持所谓的民主派;关注香港的公民权利与新闻自由,竭力维持香港的“独特性”,避免香港“大陆化”,带头充当香港民主人权的“保护者”和“监护人”。

二、美国对香港民主输出的战略目标

1.自诩为世界民主、自由、人权的卫道士,把巩固和发展香港的西方民主政治体制作为维护美国在港利益的基石。美驻港总领事祁俊文曾专门在香港《明报》发表题为“民主——香港保持稳定繁荣最佳途径”的文章,明确表达了“美国政府坚决支持民主是香港保持稳定繁荣和推动自治的最佳途径”,“香港事务不容外国干涉”的思想。

2.把香港作为展示西方价值观念、“民主理念”和生活方式的“橱窗”和“样板”,作为对中国大陆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前沿。台湾是美国在亚洲树立的一个民主样板,美国希望把香港塑造成另一个“民主”样板,把“促进香港民主化作为对北京政策的基石”,通过培养、扶植香港的“民主势力”,企图使其能够左右香港的政制发展方向甚至能够入主特区政府,从而使香港成为能够按美国意愿发展的政治“实体”。美国在《美国一香港政策法》中提出,“香港居民同美国人民有很多共同的价值观和利益,要通过努力使香港成为一个展示珍视自由的社会所能够取得的成就的典范”。美国前驻港领事高乐圣在德克萨斯州休斯顿亚洲协会发表讲演时也曾强调“香港是中国未来的一个窗口,是中国大陆发生巨大变化的例子和刺激”①。美国副财长萨默斯在谈到未来香港经济时毫不隐讳地说:“在(中国内地和香港)未来两种体制的融合中,如果中国的体制更象香港将对有关各方都有利”,当然也最符合美国的利益。

3.以积极插手香港事务为契机,进一步强化美国作为维护“民主”的世界警察的国际地位和形象。2005年9月,美国驻港总领事郭明翰在美国商会演讲中谈及香港的民主时表示,
【“美国政府在香港的民主发展方面一向直言,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我们在全世界每天都在讲民主,发展民主是我们一贯的政策。美国国务卿赖斯有一条围巾,上面有这样的字:‘民主并非供观赏的运动。’它是一个活跃、有动力的过程。不是由外而来,是随着民间行动发展起来的一个过程”②。】
这段讲话清晰地表达了美国维护“民主、自由”的决心。

三、香港回归后美国推动香港“民主化”的主要举措

1.推动行政长官及立法会双普选。2007年12月29日,中国全国人大对香港的政制发展制定了明确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规定香港将于2017年实施特首普选和2020年立法会直选,但是美国却指责《基本法》限制了香港民主和自由,限制了立法会影响政府决策的能力。全球知名揭秘网站“维基解密”2011年公布了950份来自美国驻香港总领馆的机密电报,电报内容中很多涉及美国驻港总领事等官员对香港政改和普选的关注。2014年6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后,美国国会议员、国务院发言人、政府高官、驻港总代表及前高官发表了诸多抹黑中国政府、香港特区政府的言论,传递了美国有意干涉香港政改事务的弦外之音。

2.反对并阻止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条规定。《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政治活动,禁止香港的政治性团体或组织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美国从2002年下半年香港特区政府着手启动该法立法活动时,就想方设法予以阻止。美国以保护香港人民的基本自由和公民自由、免受政治迫害为借口,通过总统与中国领导人及香港特区政府首脑会晤、高官发表谈话、国会议员议案、发布《美国一香港政策法报告》、支持香港反对派、非政府组织活动等一系列手段,阻止香港立法会通过《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的立法建议,要求中国和全国人大把对香港法律的修订留给普选的香港立法会解决,致使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搁置已有十余年之久。

3.恣意歪曲香港“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基本法》明确了香港“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的基本原则,指出“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要以一国为前提,但美国“担忧”中国政府会过多“干预”特区事务,不是从“一国两制”中的“一国”主导“两制”,而是更多地从“两制”为先导条件下的“一国”做文章,试图把“高度自治”转化为“完全自治”。在《美国一香港政策法》中,美国以把香港当作一个经济和贸易往来上单独的地区来对待为由,把香港当作一个“完全自治”的地区。2004年6月和9月美国参众两院的决议都表示美国将继续把香港当作“完全自治”的地区对待。《基本法》中规定了全国人大在涉及中央与特区关系的事务有释法的权力,美国则认为中国全国人大的释法“破坏香港司法独立”,损害香港自治,要求中国全国人大不要经常就香港事务释法,强调港人对香港政制发展有最终发言权。

4.支持香港的泛民主派,加强政党及社会组织能力建设。香港回归以来,建制派与泛民主派(反对派)围绕香港政治价值观和民主进程发生了激烈争论。在香港民主进程和双普选等问题上,民建联等建制派支持中央和特区政府的观点,主张奉行“循序渐进”原则。泛民主派政治组织则崇尚西方国家的“人权”、“平等”和“正义”等“普世价值”,抨击、指责内地的政治制度、司法体系,支持美国等西方国家观点,主张香港走西方道路,要求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尽快推行全面普选,策划、鼓动民众上街游行示威,向中央和政府特区政府频频施压。美国充分利用港人政治认同上的这种二元特征,从政治、经济、能力建设上对香港的泛民主派给予了大力支持。美国总统、国务院高官、国会领袖多次接见李柱铭等香港泛民主派,对其政治主张给予支持。2014年9月底,美国驻香港总领馆针对部分泛民主派组织的占领中环行动,发表声明,予以支持。美国政府通过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多次给“泛民主派”背景的政党、研究机构、社会组织提供经费援助,主要用于研究香港选举制度的发展和宪政改革、支持当地政党在民主环境中开展竞争、组织公众论坛讨论和辩论政治发展、民意调查、对公众进行普选和选举改革教育等。美国还通过非政府组织为加强香港的政党和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做了大量工作。自2002年以来,美国全国国际事务民主研究所就对香港的政党和组织进行培训,教导他们如何壮大组织、怎样与媒体建立关系、如何与选区沟通和与选民打交道。接受过这方面援助的有民建联、民主党、自由党、公民党、前线等。2005年该组织启动了一个为期半年的青年政治领导人培训项目。2006年,专门为2007年的香港区议会选举候选人启动了培训项目。该组织还资助香港大学的“民意研究所”。为了帮助香港政党发展,美国全国国际事务民主研究所于2004年11月帮助香港大学组织了专门的关于政党发展的研讨会。此外,美国非政府组织直接参与香港“民主派”的反政府活动。

四、美国对港民主输出的行为主体及方式

1.国会是美国介入和干预香港事务的主要参与者和推动者。1991年的《美国一香港政策法》和1997年的《香港回归法》即属此类。提出议案是国会干预香港事务的另一方式,从香港回归以来,美国国会参、众议员围绕第二十三条立法、维护香港的民主、人权、公民基本政治权利和新闻自由提出了一系列议案,这些议案虽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其所制造的政策舆论对行政当局有很大制约。举行香港事务的听证会也是国会经常采用的一种方式,自1992年美国的香港政策做出重大调整以来,美国参议院曾专门就美国的香港政策、香港内地子女“居留权”问题、香港政改等问题举行了听证会,对中国人大释法提出无端指责,促使美国政府支持香港泛民主派的政治主张,要求美国政府向中国中央和香港特区政府施加政治压力。国会还通过成立“国会香港委员会”、发布涉华工作小组(委员会)中国问题报告、参、众议员的公开讲话、会见香港泛民主派代表等方式来表达他们对香港事务的关注。2014年2月,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艾德·罗伊斯及亚洲及太平洋小组委员会主席史蒂夫·查波特等八名成员访港,与公民党、民主党的多名成员举行“密会”。罗伊斯事后公然宣称:“香港是中国一部分,但却不尽是。”2014年1O月,美国国会中国问题委员会发表了涉华年度报告,称欲重启香港政改问题的年度调查。同时,由参议院临时议长、民主党人帕特里克·莱西等三人牵头,21名美国参议员致信奥巴马总统,声称由于“中共的公开威胁”和近期“对香港和平示威者的袭击”,请求奥巴马公开支持香港“占中”者的民主诉求,要求美国政府采取明确、严肃的措施,确保北京兑现对香港“一国两制”的承诺。全球人权委员会主席、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宣布将成立一个国会香港小组,以监督香港的人权状况及中国政府在香港的活动,确保高度自治原则得到尊重。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伯特·梅嫩德斯也以致信香港特首梁振英的方式表达对香港局势的严重关切。国会中国委员会还在10月9日发表的一份题为《加强对香港民主制度支持的报告》中把香港的民主问题称为一个日益重要的人权问题,要求国会和政府成员应通过在最高层发表声明、召开会议及出访香港来加强对香港民主制度的支持。

2.以国务院和驻港总领馆为主的行政当局是美国介入和干预香港事务的政策制定者和协调者。行政当局主要采取下列方式介入和干预香港事务:一是自1992年以来,国务院根据《美国一香港政策法》规定向国会提交香港问题年度报告。2007年,美国的《美国一香港政策法》报告一改以往的美国在港利益的排列顺序,将美国在香港的人权和民主利益首次提到了经贸等其他利益之前,这既是其全球外交战略转变的一个体现,也表明了美国对香港政治民主发展的日益关注。二是国务院在发表的年度国别人权报告中列专章详述香港情况,重点关注公民权利、新闻自由和法轮功等宗教自由情况。三是通过白宫和国务院新闻发布会表达对港事务的看法。2014年9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萨基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关于有香港人抗议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特首选举改革方案时明确表示,美国支持香港按照基本法以及民众意愿落实普选,并表示根据普选法则选举行政长官的目标能够实现,“香港行政长官的合法性将会极大地提高”。四是行政部门经常通过国务院高级官员以及美国驻港总领馆的公开声明表达对香港事务的关注。1997年7月,国务卿奥尔布赖特以香港特别行政区临时立法会的产生方式不合民主程序为由,声明拒绝出席香港特别行政区宣誓就职仪式。五是美国国务院政府高官及美国驻港总领事通过与香港政界人士的会面表达对香港特定议题的关注。美国副总统拜登2014年4月在白宫会晤前政务司长陈方安生及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表示支持香港民主。同日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伯恩斯会晤陈方安生与李柱铭,双方讨论了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普选的发展等问题。美国驻港总领事也经常与特区政府官员、香港政坛人物及政界活跃人士会面,了解他们对政改等问题的看法,如特区政府2005年提出2007年和2008年特首和立法会政改方案后,时任美国驻港总领事郭明瀚在2005年10月与特首曾荫权午宴,关注香港施政报告中关于政改的进度,向曾荫权表示延迟政改方案会引起国际社会担心。六是通过媒体采访营造舆论引导公众。七是美国领导人还通过高层访问直接向中国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表达美国的态度。2014年5,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在占领中环组织举行政改方案投票的关键时刻访港,会见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立法会主席曾钰成、政党领袖和反对派代表,并对香港政改和特首普选过程作出了评论,强调要“按照国际标准”进行选举。受此鼓舞,反对派就基本断绝了和中联办的政改交流。美国国务院高官高调、强力介入香港政改的举动,表明了美国欲在香港建立主权实体的西方政治制度政体,企图全面冲击和否定中国主权的宪制基础。八是美国政府高层把政党的发展看作是推动香港全面“民主化”进程、香港政治文化发展的重要措施和重要组成部分,给予高度重视。美国政府高层公开接见香港的“反对派”政党领袖,总领事馆也与所有主要政治组织保持着“良好关系”,美国新闻署(USIA)的国际访问者计划更是把香港的政治人物作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九是情报部门暗中支持香港政改反对派和“占中”行动。在本次香港政改和“占中”行动中,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占中”宣传网站,这次“占中”集会的赞助者一周传媒老板黎智英更是穿梭在美国情报部门、美国国防部高官、香港立法会议员、政党领袖之间,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为反中央、反香港特区政府者提供资金支持。据报道,美国国防部前副部长、世界银行前行长保罗·沃尔福威茨在抗议活动前几周,就曾与黎智英在游艇里密会。总体来看,国务院是美国香港政策的制定者,驻港总领馆是美国介入和干预香港事务的协调者,以国务卿为代表的国务院等行政部门官员主要作公开政治表态和政策阐释,驻港总领馆主要进行政策的组织协调并暗中行动。较之国会,行政当局更多地从维护国家利益和国际关系的角度考虑问题,扮演了相对理性行为者的角色。

3.非政府组织是美国介入和干预香港事务的实施者。随着香港的回归和美国对港政策的调整,美国通过非政府组织在对港事务的干预上比以往介入更深。一是提供资金支持。有美国政府背景、从国会获得资金的美国民主基金会和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向香港的政治社团、研究机构提供资金支持,如从1996年起,香港职工盟每年向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中心申请获得拨款5至8万美元,而国际劳工团结中心的款项来自美鼠民主基金会的分配。二是开展专题研究,发表研究报告,提出政策咨询建议。例如,传统基金会关于香港问题的研究对美国的对港政策有重要影响,许多建议经常为决策机构所采纳,成为美国对港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是提供能力培训。美国民主基金会和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等非政府组织还通过举办各类讲座和会议,培养香港反对派的“普选”、“民主”意识和技巧。如民主党曾参加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拨款筹办的“形象建立、演讲技巧及如何面对传媒”的讲座,香港前线曾参加“如何筹款”的讲座。钟庭耀主持的香港大学民意研究中心也曾接受赞助,为2004年立法会选举作滚动式民意调查,发表有利于反对派的民调结论。为推动香港政党政治发展,2006年2月,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开办为期一年的“区议会候选人及选举经理竞选学校”,并在七月配发报告评论香港的选举制度与实践,希望于2007年的区议会选举建立“符合国际标准”的‘选举基础’,并在2008年的立法会选举中扩大这种‘基础”’。香港一美国中心是美国在港假以“教育面目”示人的机构,是美国支持学生占中行动的主要支持者。该机构负责人莫顿·霍尔布鲁克为曾在美国外交及情报部门供职多年后退休的资深外交官。2014年3月15日至3月l6日,香港美国中心举行了一场为期两天一夜的“工作坊”,“名正言顺”地培训“占中”大学生骨干。四是设立所谓的“民主奖”,鼓励香港“民主派”反对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美国国家民主促进基金会设立了年度“民主奖”,1997年将该奖授予香港“民主派”领袖李柱铭。五是举办关于香港民主问题的研讨会。2014年4月,美国“亚洲协会”邀请香港反对派的代表人物陈方安生和李柱铭访美,出席“香港民主的未来”研讨会并接受彭博社采访,大谈2017年特首普选。他们在接受采访时称,中央政府希望“绝对控制”特首选举,避免选民选出“不能接受人士”。“占中”行动发起人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及积极参与“占中”行动的香港公民党主席余若薇,曾多次出席美国国务院辖下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及美国国际民主研究院(NDI)在香港所举办或赞助的论坛及活动。壹传媒集团主席黎智英、李柱铭、天主教香港教区前主教陈Et君、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等“占中”支持者亦与NE及NDI关系密切。六是策划、指导“占中”行动方案。美国政治智库LandDestroyer的研究员卡塔卢奇在该智库的网志上发表题为《整个占中行动在华盛顿写剧本》的文章,揭示香港九月底开始的“占中”行动其实早在2014年4月香港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和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访美时,已在美国的干预下计划好。美国国务院辖下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及美国国际民主研究院(NDI)和他们开会共同讨论了“占中”行动的计划、参与人物及诉求等。

五、香港回归后美国对港民主输出的特点

1.美国对港民主输出政策清晰化、系统化。中英开始谈判香港问题之前,美国把香港问题视为中英两国历史遗留问题,与美国关联度不大,美国也仅仅是把香港作为民主输出的前哨,对港民主输出政策相对模糊;中英开始谈判香港问题之后,美国不断调整对港政策,对港民主输出政策开始浮出水面,经过1997—2007年这十年,美国新的对港政策经过充分酝酿,在1997年香港回归后,美国的对港民主输出政策已经清晰化、系统化。

2.参与主体多元化。目前,美国在香港的民主输出已经形成了政府、国会、非政府组织多主体、多层次的复合多元结构。政府主要是白宫、国务院、美国驻港总领事馆,白宫、国务院是政策制定者,主要通过高级官员的表态表达意愿;美国驻港总领事馆是政策执行者,通过公开或隐秘活动进行支持;国会是政策和立法的鼓动者,主要在立法、提出议案等方面提供支持;非政府组织是政策推广者,主要通过草根活动进一步向社区、民众纵深发展。三个层次的不同主体之间分工明确、相互支持、鼎力配合,形成了复合多元的工作格局。

3.政治化。美国在香港主要有地缘政治、经济、安全和意识形态四种国家利益,在香港回归后,意识形态利益日益成为美国关注的重点。香港的“一国两制”政治制度、双普选等民主政治改革、民主和人权保护等政治性问题成为美国对香港政策的追求的根本目标和核心。

4.法制化。目前,美国关于香港政策的法律主要有两个:一个是1992年的《美国一香港政策法》,以国内立法的形式确定了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后美国在香港享有的特殊政策,《美国一香港政策法》是美国对港政策转变的根本标志。该法第三部分特别规定了国务卿应向国会报告香港的民主人权状况等与美国利益有关的香港状况。该法还规定如果美国总统判定中国没有确保香港的高度自治,就可以取消香港在美国法律中享有的特殊地位。该法为美国对香港的状况进行监督并对美国的香港政策设置了条件,带有典型的干涉中国内政的色彩。1996年美国还对该法进行了修订,进一步细化了美国香港政策的条件。突出强调中国允许香港“自由和民主做法继续下去”,“尊重那里的人民公民权利和人权”是“极为重要”的,反之“将是美中关系的极大障碍”,希望“最大限度地为香港人民提供个人权利保障”。要求美国国务院在1997年的政策法报告中,继续向国会就香港的局势提供详细材料,报告内容除上述有关基本法、特首选举、政党、司法独立、人权法案问题外,在立法机关问题上,要求体现最近的事态发展,就“北京计划以委任机构取代选举产生的立法机关”提出报告。另一个是1997年的《香港回归法》。它在保证美国对香港政策连续性的同时,比《美国一香港政策法》在态度上更加激进,在内容上更加细化,在执行方面,加强了总统的权力,总统可以根据自己对香港自治程度的判断来确定执行或可以修改美国有关香港法律的实施,俨然把美国定位为香港未来实施“一国两制”的“仲裁者”。

5.公开化。香港回归前,美国对香港的民主输出主要通过施压、渗透和隐性支持等方式在进行,香港回归后民主输出方式已经发生了改变,特别是随着2017年特区行政长官普选的临近,美国支持香港民主派的区域中心已经从美国向香港本土转移,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和民主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对泛民主派的支持活动已经逐步公开化,美国高层在香港本土接见香港“泛民主派”等活动明显增加。2013年美国选派夏千福这样一位对华“鹰派”人物任驻香港总领事,他有军政经验、曾经推动台湾“宁静革命”。就任伊始,他就公开鼓动香港“民主派”参加2017年特首普选。

6.国际化。“国际化”这一概念在香港有特殊含义,这个词最先是英国人用来证明要求国际社会干预香港的正当性的。香港回归后,美国为了维护其在香港的地缘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安全利益和意识形态利益,不断强调香港地位特殊性,极力主张把香港问题国际化。1998年7月,比尔·克林顿总统在出席前香港总督官邸举办的欢迎招待会上暗示,香港的国际化而不是民族化(或重新民族化)才是正确的道路。为了使香港问题和香港事务进一步国际化,以此引起国际社会的更多关注,美国国务院根据《美国~香港政策法》发布年度报告和每年关于香港的《人权报告》,众议院还发表《香港过渡委员会报告》。这些报告不仅对香港情况进行监察与评估,也为美国干预香港政治事务预留伏笔。



Saturday, 27 July 2019

中国学者刘国柱<美国研究>的专文: 美国究竟如何隐蔽地干预他国内政?

中国学者刘国柱<美国研究>的专文:
美国究竟如何隐蔽地干预他国内政?

作者 / 来源:刘国柱 / <观察者网>

▲美国的基金会:承担美国政府不便出面的任务....

[导读]近期,香江之畔喧闹再起,英美推力隐现其间。本文全面考察了美国“民主援助”的来龙去脉。作为美国政府运用其软实力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民主援助”具有极强的意识形态色彩,例如美国全国民主基金会从成立之初起就具有非常强烈的反共产主义色彩,它所承担的使命,正是中央情报局过去一直从事的工作。唯一的区别是,中央情报局是作为美国政府机构,以隐蔽的方式实施输出民主的战略,而全国民主基金会则是以非政府组织的身份,公开从事输出民主的活动。在“民主援助”的过程中,美国将对外经济援助与受援国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化挂钩,而且往往干涉他国内政。这已引起美国一些有识之士的反思。文章原载《美国研究》,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作者简介] 作者刘国柱(右图)为中国学者。

刘氏1998年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学位;1991年获硕士学位(山东师范大学);2004年获博士学位(南开大学)。

现任中国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主要从事美国对外关系史、世界史以及国际问题研究。


“民主援助”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出现的政治名词,它属于政治援助的范畴, 但又不同于美国传统的政治援助。传统的政治援助一般是对美国盟国的政治声援, 帮助稳固美国盟友的政治统治。而 1980 年代以来的美国“民主援助”所针对的既有美国的友好国家,但更多的是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上与美国不一致、甚至是敌对的国家;“援助”的对象既包括传统的主权国家,也包括各种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甚至是受援国的反对派组织。美国向”民主援助”的对象提供的既有资金(以赠款为主) , 也有各种设备和物资,还有一些先进的技术。

“民主援助”是美国输出民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美国在全球推动民主化的重要工具。 卡特政府推行人权外交,开始将对外援助与受援国的人权状况联系在一起。里根政府成立了全国民主基金会(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简称 NED) ,正式将“民主援助”作为美国对外援助的重要内容,“民主援助”在美国对外援助中的分量日益加重。“9·•11”事件之后,小布什政府更是将推行民主作为美国对外援助的首要任务。所以,“民主援助”尤其是冷战结束后美国的“民主援助”,是一个需要引起重视的问题。

美国“民主援助”的发展历程

“民主援助”所针对的主要是受援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通过美国的援助影响受援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在冷战时期就是美国对外援助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冷战时期的美国对外援助的出发点基本上停留在两种不同意识形态的发展道路上。在美苏冷战的大环境下,美国对外援助的目的首先是要保证发展中国家不能走上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发展道路。但对于受援国是否是民主国家,其经济体制是否是市场体制,其政治体制是否是民主体制,美国暂时还未能给予更细致的考虑。这既是由于冷战的大环境使然,同时也受当时的主流政治发展理论的影响。

40 多年以前,在西方的政治学界,很多学者都笃信社会经济越发达的国家,就越有可能建立持久的民主。这种观点的核心是经济发展将会自动带来民主化。一些学者甚至认为,独裁政权能够更好的利用并不丰富的资源创造经济快速增长;而民主政权则往往会被怀疑受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相对于比较孤立的独裁政权而言,发展中国家的民主政权往往会利用公众的诉求,并容易向公众的诉求妥协,使得它们反而难以采取统一的经济发展计划。因而这些学者得出的结论认为,在一定的发展目标实现之前,民主化的进程应该适当延后。

受上述发展理论的影响,美国国际开发署在其成立的初期甚至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中后期,在制定对外发展援助战略时,一般都不把促进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作为其战略目标。甚至可以说,在冷战的大部分时间里,从美国得到经济援助比较多的国家,除少数国家外,大部分是亲美的独裁政权,如韩国的李承晚政权、南越的阮氏政权、拉丁美洲为数众多的军政府和独裁政权等。这种情况直到 1970 年代中期才有所改变。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年代初是美国对外“民主援助”的第一个阶段。美国对外“民主援助”肇始于卡特政府的人权外交,到里根政府建立全国民主基金会,对外“民主援助”趋于制度化。

卡特政府上台后,人权问题开始作为美国对外政策中优先考虑的问题之一。卡特总统判断,对人权的关注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潮流。他在就职演说中说:

“世界本身现在正由一种新的精神所支配。那些人数较多、在政治上已经日益觉醒的民族,正在渴望并要求他们在世界上的地位,不仅是为了他们本身的物质条件,而且也是为了获 得基本的人权。”作为自由世界的领袖,美国“绝不能对其他地方自由的命运漠不关心。我们的道德意识使我们明显地偏爱那些和我们一样对个人人权永远加以尊重的社会。美国对维护人权的承诺必须是绝对的。 ”

1977 年 5 月 22 日,在圣母大学(University of Notre Dame)的毕业典礼上,卡特详细阐述了美国的对外政策新原则:美国对外政策应该是“民主的、以基本的价值观念为基础、为仁慈的目的运用权力和影响”。他确信,美国需要重回“自决和民主的信念”,而“美国对人权的责任是我们外交政策的根本宗旨”。卡特政府甚至认为,为了推行人权政策,美国可以对其他国家事务进行干涉。卡特政府的国务卿赛勒斯•万斯( Cyrus Vance)就曾经发表声明说:

“我们的目的不是干预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但是正如总统所强调的,任何一个联合国成员国都不能声明侵犯受到国际保护的人权仅仅是其自己的事务。我们的目的是制定同我们的信仰一致的政策,并且当我们认为合乎需要时心平气和地和不带歉意地声明这些政策。 ”

▲卡特总统就职演说

在卡特政府看来,美国的做法既符合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也符合《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的精神,并且这也是美国对世界承担的使命和义务。在卡特时代,世界上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民主化浪潮,卡特政府所关注的是当时一些国家违反基本人权的状况,如严刑拷打、政治暗杀,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对基本人权的压制行为,还很少顾及较高层次的人权问题如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知情权、定期选举等。而且卡特政府也意识到,维护人权应该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长期目标, 除少数个别情况外,美国政府不可能迅速减少世界各地侵犯人权的情况。同时,卡特政府认为,在美国对外政策中还有其他一些目标“与人权同等重要,在一些情况下甚至会更重要”,如中东和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稳定、与中国关系的正常化、限制战略武器等等。在面对上述问题时,美国将对“我们的人权目标做出修正,推迟或降低(人权方面的目标) 以服从于其他重要目标。 ” 所以,当亲古巴的桑地诺阵线在尼加拉瓜推翻了亲西方的索摩查政权和苏联直接出兵阿富汗的时候,人权问题不再是卡特政府对外政策关注的焦点。

里根政府上台后,在国外推动民主逐渐成为美国对外援助的重要内容。1982 年6月8日,里根在英国议会发表演说时声称美国的外交目标是十分单纯的:

“培养民主的基础,这一体系包括言论、出版自由,工会、政党、大学……现在正是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包括政府部门和民间部门——投身于援助民主运动的时候。 ”

至此,在海外援助民主运动,推动世界的民主化成为美国政府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

里根政府在国外推动民主化的政策,首先是其反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物。在英国议会的演说中,里根强调,要发动一场反对苏联集权主义、争取自由的十字军东征。与美国重整军备,在世界范围内遏制苏联势力并逐渐将苏联势力推回的政策相对应的是,美国明显加强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攻势,美国《华尔街日报》将里根政府的这一政策称为“思想战争”(War of Ideas)。里根政府推出的重大举措就是成立全国民主基金会。

建立全国民主基金会的设想是美国“隐蔽战略”(Covert Strategy)在里根政府时期的继续。在冷战初期,美国及其盟国通过民间志愿者组织(PVO)向“铁幕”另一边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秘密提供顾问、设备和资金,帮助这些国家的反对派人士从事办报纸、结社等活动。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 美国民间志愿者组织从中央情报局领取活动经费,并在一些国家从事颠覆活动的消息被披露出来以后,引起了社会主义国家在一些国际组织中对美国的强烈抗议,约翰逊政府被迫下令停止上述隐蔽活动。于是,美国国会的一些议员开始寻求建立公开的民间机构,继续资助海外的民主运动。美国最大的工会组织劳联—产联(AFL-CIO)更是希望设立美国民主基金作为从事国际活动的公共资源,以替代1960 年代中央情报局所从事的活动。

全国民主基金会的工作目标

1983 年 2 月,里根政府正式向国会提出了建立全国民主基金会的建议,并得到了两党大部分议员的赞成,美国国会批准成立全国民主基金会。根据美国国会制定的《全国民主基金会条例》,全国民主基金会的工作目标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通过民间机构在世界范围内鼓励自由和民主,包括促进个人权利和自由的行动; 推动美国民间组织(特别是美国两大政党、工会和商业协会)与国外民主组织之间的交流; 促进美国非政府组织(特别是美国两大政党、工会和商业协会及其他民间组织) 参与海外的民主培训计划和民主制度建设; 及时采取措施与海外的本土民主力量合作,加强民主选举的作用; 在支持美国两大政党、工会和商业协会及其他民间组织参与促进与海外致力于民主文化价值、民主机构和组织建设的力量的合作。

国会第一年为全国民主基金会提供的财政拨款额度为 1800 万美元。其后,国会对全国民主基金会的拨款逐渐增加,到 1990 年代末达到了 3000 万美元。全国民主基金会的成立,标志着美国对外“民主援助”的制度化。自里根政府开始,全国民主基金会逐渐成为美国在海外推动民主化运动的重要机构。

全国民主基金会主要通过为一些非政府组织提供资金,帮助这些组织在海外从事推进民主的战略。除了零散的捐赠外,全国民主基金会的主要受赠者有四个,分别是国际私营企业中心( CIPE)、国际劳工团结美国中心(ACILS)、国际共和党协会( IRI) 和全国民主党国际事务协会( NDI)。这四个受赠者所接受的资金占全国民主基金会资金支出的 55%到60%。上述四个组织分别属于美国商会(U. S. Chamber of Commerce)、劳联-产联、共和党和民主党。这四个组织可以说涵盖了美国的左翼(民主党)和右翼(共和党),囊括了企业界与工人阶层,这样就将在海外推动民主化上升为整个美国的事业。

上述四个组织各自独立运作,其工作的侧重点也各不相同。国际私营企业中心主要是在国外推动建立市场经济,认为市场经济是实现民主化的重要条件; 国际劳工团结美国中心主要是在国外支持建立和发展独立工会组织,将独立工会组织视为民主化的重要环节;两个政党协会主要是在国外进行公民教育和宣传,帮助国外理念相同的政党的发展,帮助建立自由和公正的选举制度,进而推动其他国家的民主化进程。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及其关联机构

里根时代的“民主援助”还处于初级阶段,而且除了拉丁美洲外,世界上也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民主化浪潮。但是,里根政府搭建了一个系统的“民主援助”平台,当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民主化的潮流开始席卷东欧和亚非国家时,里根政府所精心搭建的“民主援助”平台能够迅速启动,急剧扩大美国对外“民主援助”。

1990年代与21世纪“民主援助”的特点

20 世纪 90 年代是美国对外“民主援助”发展的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美国对外 “民主援助”有两个特点:

  • 一是“民主援助”的主要对象是东欧和前苏联地区,就是冷战时期的社会主义国家,“民主援助”的目的无疑是巩固冷战的成果,加速这些国家政治体制的转型。
  • 二是援助的规模急剧扩大。东欧巨变发生后,老布什政府和当时的美国国会反应迅速,专门设立了支持东欧民主基金,每年为东欧国家提供约 3亿美元的经济援助,支持这些国家的民主化转型。苏联解体后,美国又迅速设立了“自由支持基金”,这项基金连同美国国防部的“合作降低威胁”项目,一年间向前苏联地区提供的 援助达到了 20 亿美元。从 1990 年到 1998年,美国向东欧国家提供的“民主援助”基金达到了 3. 3亿美元;从 1992 年到 1998 年,美国向前苏联地区提供的“民主援助”基金达到了 3. 2亿美元。同一时期,全国民主基金会向东欧地区提供的资金平均每年在 300 到 500万美元之间,向前苏联地区提供的资金平均每年在 400 到 500 万美元之间。1993 年设立的欧亚基金,同样也是用于前苏联地区一些国家的民主转型,每年提供的资金也在 500到 1000 万美元之间。整个 1990 年代,美国为东欧和前苏联 地区的国家提供的“民主援助”基金达到了 10 亿美元左右。

进入 21 世纪,尤其是“9•11”事件之后,美国对外“民主援助”步入了一个新阶段。 这一阶段的美国对外“民主援助”有以下两个特点:
  • 第一,将美国对外援助与“民主援助”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促进受援国的民主化成为美国对外援助的首要目标。根据美国国务院与美国国际开发署联合制定的《战略计划》,促进和深化受援国的民主化成为美国对外援助的首要目标,即“促进民主和良治的发展,包括公民社会、法律法规、尊重人权和宗教自由。 ”《战略计划》宣称: “美国外交和对外援助将坚定地支持民主和人权,不仅因为这些是我们的传统价值观,也因为一个更加公正的世界才是更加稳定和繁荣的世界,我们将一贯地、负责任地和谨慎地支持国外的民主和人权运动。 ”
  • 第二,“民主援助”与美国的全球战略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9•11”事件之后,反对国际恐怖主义成为美国对外战略最重要的内容,与此相适应,美国对外”民主援助”政策也相应地调整了自己的战略。被视为国际恐怖主义温床的中东及穆斯林世界成为美国对外“民主援助”的重点。在美国决策者看来,只有在中东实行民主和改革,才能从根源上铲除恐怖主义,使美国变得更加安全。“民主援助”遂成为美国反恐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美国“民主援助”的方式与内涵

美国“民主援助”包括两种方式。一种是传统的方式,即附加条件的经济援助,将美国的经济援助与受援国的民主化挂钩,以受援国采取政治、经济改革作为美国提供经济援助的前提条件;另一种则是由美国政府机构或具有政府背景的非政府组织向受援国或受援国的各种政治和社会组织提供资金、物资、人力资源等方面的援助,直接介入受援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变革。

将民主化和民主政治作为美国提供经济援助的前提条件,利用美国经济援助推动发展中国家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变革,这是美国在对外援助过程中经常采用的手法。但在不同时期,美国政府的目标和侧重点也不尽相同。如里根政府时期,美国政府更多强调的是在发展中国家推动私营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里根政府的助理国务卿切斯特•克拉克(Chester Crocker)在阐述美国对非洲的政策的演说中强调,美国将努力使得对外经济援助更加富有成效并产生良好的结果,并改变过去重点援助几个友好国家如苏丹、肯尼亚等的局面,致力于促进非洲国家私有经济的发展。克拉克指出:“在里根政府领导下,我们的双边援助将针对那些我们的利益最能清晰体现出来的地区,更加针对那些能够产生更广泛和持久影响的政策变革,这些变革包括给予那些国家内部以及外来的私有部门更大的机会。 ”

同一时期,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对外援助战略也是围绕着推行市场经济和私有经济展开的。其外援战略的目标有三个:第一,促进受援国的政策变革。国际开发署希望受援国政策的确立能够推动自由市场原则,并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第二,推动受援国私有企业的发展。国际开发署支持并帮助在发展中国家发展微型、小型和中 等规模的本土私人企业。第三,扩大受援国方案的执行范围。国际开发署将在发展中国家的诸如人口与保健领域,利用民间组织和企业去推动发展援助计划的开展。

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更加关注受援国的政治改革,试图以美国经济援助为诱饵,推动受援国进行体现西方价值观的政治体制改革。2002 年新设立的“千年挑战账户”( Millennium Challenge Account,简称 MCA) ,就对受援国设置了极为严格的政治经济条件。根据 2003 年的《千年挑战条例》,受援国必须在政治和经济的民主化方面达到下列标准:
  1.  政治上公正而民主的治理。这包括促进政治多元化、平等和法治; 尊重人权和公民权利,包括残疾人的权利;保护私有财产权;鼓励政府的透明度、加强政府责任;反对腐败。
  2. 经济自由。这包括鼓励公民和公司参与全球贸易和国际资本市场; 促进私有企业的发展、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加强市场在经济中的作用; 尊重工人的权利,包括组织工会的权利。

2005 年,美国将援助的条件做了更为严格的规定,尤其是在政治方面,受援国必须在以下六个方面做到公正统治:
  1. 公民自由要遵循“自由之家”( Freedom House)的标准,包括言论自由、集会和结社的权利、实行法治和保护人权、个人自主及经济权利;
  2. 政治权利同样要遵循“自由之家”的标准,包括自由和公正地选举拥有真正权力的官员,公民组织政党并能够在选举中公平的竞争; 不受军队、外国强权、宗教僧侣、经济寡头控制的自由,保证少数族裔的权利;
  3. 言论与责任要遵循世界银行的标准,包括宪法保护公民自由的能力、一个国家的公民参与选择政府的能力、独立的媒体;
  4. 统治效果也是遵循世界银行的标准,包括提供平等的公共服务、保证公民服务的权限、不受政治压力的影响、政府具有筹划并执行重大政策的能力;
  5. 法制还是遵循世界银行的标准,包括公众对法律的信任和遵守程度、暴力事件和非暴力犯罪、司法系统的效力和前瞻性、强制履行合同的能力;
  6. 反对腐败也是遵循世界银行的标准,包括腐败对商业环境的影响、政治舞台上的重大腐败,以及精英分子致力于实施国家控制的趋势。这迫使一些发展中国家为接受美国的经济援助而不得不进行美国期待的政治改革。

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对外“民主援助”方面更侧重直接介入受援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这种类型的“民主援助”主要包含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个方面是选举援助。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定期选举,包括行政官员选举和立法系统选举等。美国“民主援助”最初就是由选举领域开始,之后逐渐扩大到其他领域。选举一直是美国“民主援助”关注的重点领域。美国在选举领域提供 的援助主要是:
  • 其一,为受援国组织选举提供经费。如 1992 年,在国务院的推动下,美国国际开发署设立了主要用于非洲选举的援助基金——非洲地区选举援助基金( African Regional Electoral Assistance Fund) ,由非美协会( African-American Institute)、国际共和党协会和全国民主党国际事务协会具体负责实施。在中东地区,全国民主基金会资助了也门的选举和议会改革计划、也门选举制度的改革、科威特议会改革等。
  • 其二,帮助受援国建立选举管理机构,培训选举机构官员。美国国际开发署及全国民主基金会等机构在向受援国提供资金的同时,也在帮助受援国建立和完善选举管理机构,重点是提高选举委员会的组织和管理能力,加强选举委员会在政治上的独立地位,以树立这一机构在大选中的权威。对选举机构官员的培训不仅包括中央选 举委员会的官员,也包括大选中各选区的工作人员、大选观察员和为大选服务的志愿人员等。
  • 其三,派遣大选观察员,监督大选并在选举出现纠纷时进行仲裁和调解。1982 年,萨尔瓦多举行制宪国民代表大会选举。美国国际开发署组织了大批观察员,到萨尔瓦多对选举进行监督。之后,美国先后向 12个国家派遣了选举观察员,这对于民主化初期的国家选举更加公正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此外,美国还为受援国的选举提供其他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如帮助转型国家设计选举制度,包括选区的设置、立法机构、总统、地方政府的选举方式,对选民进行选举教育等。

■第二个方面是政党援助。这方面的工作主要由国际共和党协会和全国民主党国 际事务协会具体负责实施。从 1980 年代后期,全国民主党国际事务协会便开始利用全国民主基金会提供的资金加强与国外理念相近政党的联系。国际共和党协会则主要是与拉丁美洲国家的中间偏右的政党加强联系,并为哥伦比亚、危地马拉、玻利维亚和哥斯达黎加等国的右翼政党提供技术援助及人员培训。1990 年以后,美国在政党援助方面的资金迅速增加,国际开发署每年为上述两个组织提供的经费达 1000万美元。这一时期政党援助的主要对象是东欧和前苏联地区的政党组织。

▲美国国务院直接领导的“国际访问者”项目

美国的政党援助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直接向受援国政党提供经费,帮助其强化组织基础和参加选举,同时也提供一些维持政党组织正常运转所需要的仪器和设备;组织专题政治研讨会,或针对某个特定的议题、或针对某个政党所面临的最重要问题,组织知名专家和学者对这类问题进行探讨,帮助该国的政党寻找最佳应对方案; 帮助培训政党领导人和精英分子,如国务院直接领导的“国际访问者”(International Visitor)项目,直接向一些国家的政党精英提供到美国考察和观摩的机会,中国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法国总统萨科奇、英国首相布郎等都曾经参加过这个项目。

不过,美国的政党援助的核心还是围绕大选,帮助它所支持的政党参与并力争赢得大选,包括帮助这些政党确立竞选主题、选择候选人、筹集竞选经费、招募和使用志愿者、处理与媒体的关系等等。这种援助一般是通过美国政治组织提供各种培训,但美国的政党组织也经常直接介入一些国家政党的选举活动。在 1990 年代初期,国际共和党协会曾经直接介入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总统大选, 尤其是在 1992 年的罗马尼亚总统选举中,国际共和党协会向罗马尼亚反对派派遣了富有经验的政治顾问,试图帮助该国反对党一举取代扬•伊利埃斯库( Ion Iliescu)。

■美国“民主援助”的第三个方面是为转型国家的制度建设提供帮助。美国在制度建设方面所提供的援助包括以下几类:
  1. 帮助转型国家重新撰写宪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曾经成功地为日本制定了一部和平宪法,所以很多美国政治家和政治学者都热衷于帮助转型国家制定新宪法。在 20 世纪的 80年代和 90 年代,美国政府发起了多次宪法援助计划,由国际开发署具体负责实施,主要是向国外派遣宪法专家,为受援国的宪法起草者讲解美国宪法,或者向受援国提供关于美国宪法的著作和其他相关资料。不过,美国的宪法援助成效并不大,东欧国家和前苏联地区新独立的国家在制定宪法时更多地借鉴了西欧国家的宪法,“美国宪法一直处于非主流。”
  2. 促进受援国的司法改革和法规建设。司法改革的目标是寻求建立运转更有效、法律知识更丰富、对法律的解释更准确、更加独立于行政当局及其他可能干涉司法的社会权利集团的法院体系。司法改革的内容主要包括: 使整个司法系统的管理更加合理化和强化;增加司法预算;革新现有司法体系;改革司法职业法规;培训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员;加强案例管理等。美国的司法援助一般会涉及上述几个方面,但在不同地区侧重点会有所不同;对于法律改革的援助,主要是帮助受援国修订现存的法律,或者重新制定新的法律,美国为一些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制定商法、刑法和民法提供了援助。
  3. 对受援国的立法机关进行援助。这一援助项目深得美国国会的支持,因为在国会议员看来,强大的立法机关是民主体制的重要基础。亚洲基金会、国际共和党协会和全国民主党国际事务协会及一些民间顾问公司是这一类援助的主要实施者。对立法机关的援助主要是对立法机关成员(即受援国的国会议员或立法委员)和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和提供技术援助,其中包括设定立法机关的工作方式、立法的程序、加强立法机关小组委员会的作用、举办听证会、增强立法机关的透明度等等。此外,美国还帮助一些国家仿照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模式,在受援国建立自己的国会图书馆。
  4. 对受援国的地方政府予以援助。这一类援助开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国际开发署在拉丁美洲实施的“强化地方政府”计划(Local Government Strengthening) ,1990 年代以后扩大到东欧、前苏联地区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以及亚洲的菲律宾、尼泊尔和蒙古。援助的内容包括加强地方政府的权力,必要时对该国宪法进行修正; 对地方政府官员和机构进行培训、提供技术支持; 帮助地方建立非政府组织,并 指导这些非政府组织与地方政府合作共事。
■美国“民主援助”的第四个方面是帮助受援国建设公民社会。对于公民社会,各国政治学界有着不同的理解。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全国民主基金会认为,公民社会是“介于国家和家庭之间的一种组织,它独立于国家,是社会成员为保护和扩大他们的利益和价值观念自愿组成,在与国家的关系方面享有自治。 ”这实际上也就是大多数美国政治学者眼中的非政府组织,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全国民主基金会的公民社会援助计划主要是帮助受援国建立各种各样的公民社会组织,包括社会或社会经济组织如教会、工会;社会和文化组织如运动俱乐部、自然俱乐部等;基于社会共性而形成的非正式组织如部落、种族协会、农民协会等。

美国帮助受援国建立非政府组织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技术援助,包括为非政府组织的组织发展与管理、资金募集、问题分析、媒体关系等方面提供培训和咨询; 第二种援助方式则是提供经济支持,包括直接向受援国的非政府组织提供资金和设备,或者帮助受援国的非政府组织与美国的基金会取得联系,从而间接为其寻求资金来源。美国国际开发署、全国民主基金会、亚洲基金会和欧亚基金会等一般都是直接提供资金支持。而美国和平队则是在一些国家帮助建立非政府组织,同时为新建立的非政府组织在美国国内募集资金。如在拉脱维亚的和平队志愿者不仅为当地的非政府组织支持中心提供了 1.5万美元的资金,还从美国国内为其募集了10万美金。

“民主援助”与美国输出民主的迷思

从冷战后期开始,尤其是冷战结束后,美国越来越热心于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并为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提供了各种援助。美国对外援助的这一新特点体现了美国政治家对于美国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念的笃信; 与此同时,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民主援助”也是美国政府运用其软实力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

“民主援助”体现了根植于美国政治文化的“天赋使命”思想。在美国主流文化传统中,天赋使命思想具有非常特殊的历史地位。大多数美国人都坚信,美国在人类事务中起着独特的作用,有一种责无旁贷的使命,美国对国际社会要有所作为,肩负起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美国历史学家莫雷尔•希尔德( Morrell Heald)和劳伦斯•卡普兰( Lawrence S . Kaplan)在《文化与外交》一书的导言中对此分析道: “检验美国对外事务的出发点是这样一种信念,即美国在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中享有一种任何其他国家都不能享有的特殊使命。 ”这种使命感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认为美国式的民主政治体制是独一无二的、最佳的政治制度,上帝选择美国作为所有国家的榜样,美国因此拥有向全世界传播美国政治文明和政治体系的神圣权利和使命。

自美国立国到今天,不同时代的美国政治家以不同的方式,不断地诠释着美国的“天赋使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 George Washington)将美国视为“为人类树立了一个始终由正义与仁慈所指引的民族的高尚而且新颖的榜样”。伍德罗•威尔逊总统(Woodrow Wilson)则坚信“美国人民有一种精神能量,这是任何其他民族都无法贡献给人类自由的……美国具有实现命运和拯救世界的极强的特殊素质”。约翰•肯尼迪 ( John Kennedy)也笃信美利坚民族的使命,认为美国是一个“立志改变世界的民族 ……我们的任务是,尽我们的一切力量使我们周围的一切都发生变化……使西方世界、不承担义务的世界、苏维埃帝国和各大洲都发生变化,从而使更多的人得到更多的自由。 ”美国在冷战中获胜,让美国政治家和政治思想家更加坚信,美国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要比冷战的对手优越。作为一种强大的“软实力”,美国的政治体制和价值观具有无坚不摧的力量,是将世界上迄今尚处于专制、独裁和集权的国家纳入到民主大家庭的有力武器。“天赋使命”思想和对美国价值观的信仰,是当代美国逐渐加强对外“民主援助”的重要思想基础。

同时,在美国政界和政治学界,一种居于支配地位的观点认为,世界的民主化有利于维护美国国家利益,尤其是有利于美国的和平与安全,有利于消除恐怖主义的威胁,甚至有利于维护美国的经济利益。

▲“民主援助”体现了根植于美国政治文化的“天赋使命”思想

冷战结束后,在总结冷战的经验和教训时,美国学者得出了“民主和平论”的结论。“民主和平论”认为,全球的民主化程度越高,世界和平就越有保证; 在民主国家之间不容易发生冲突和战争,也不容易发生推翻现状的革命或政变,因而不会对美国的地区及全球利益构成威胁。所以,美国应该领导世界的民主化趋势,支持世界的民主化运动。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的高级助理、后来被克林顿总统任命为助理国务卿的莫顿•霍尔珀林( Morton Halperin)认为:

“美国应该在世界迈向民主的进程中担当起领导角色,民主政府更爱好和平,很少发动战争或者引发暴力。那些实行宪政民主的国家不可能与美国或其他民主国家进行战争,也更愿意支持对武器贸易的限制, 鼓励和平解决纠纷,促进自由贸易。这样,当一个民族试图举行自由选举和建立宪政 民主体制时,美国和国际社会不仅应该帮助,而且应该保证这一结果。 ”

葆拉•多布里扬斯基( Paula J.Dobriansky)也认为,促进民主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美国其他重要的利益:

“最直接的是,民主化是任何可行的全球反恐战争战略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在可能成为恐怖活动发起国或恐怖分子避难所的国家,民主化将推动合 法的和以法律为基础的政治体系的建立,为冤情的伸张提供和平的途径,从而避免为暴力活动火上加油,进而造成国家内部的不稳定和冲突。慢慢地灌输希望,取代无助和绝望的想法,而后者有时可能会使公众心甘情愿地响应恐怖分子的招募。”

可见, 无论是霍尔珀林还是多布里扬斯基,实际上都是将民主化视为实现美国国家利益的手段,即通过“民主援助”,推动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最大限度地解决美国外交政策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为美国外交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克林顿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莱克( Anthony Lake)分析得更为明确。他指出,“民主的传播有助于解决美国外交政策面临的其他问题,民主国家不会侵犯人权,不会攻击邻邦,不会采取限制性的贸易政策,不会从事恐怖主义或者不会制造难民。 ”“民主和平论”成为冷战后美国“民主援助”的理论依据。

全国民主基金会与中央情报局有何区别?

作为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工具,“民主援助”具有极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在美国“民主援助”中发挥极大作用的全国民主基金会,从成立之初起就具有非常强烈的反共色彩,而它最初的工作目标就是对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包括欧洲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亚洲的越南、缅甸等国实施“民主援助”。它所承担的使命,正是中央情报局过去一直从事的工作。

▲全国民主基金会(NED)与中央情报局(CIA)

唯一的区别是,中央情报局是作为美国政府机构,以隐蔽的方式实施输出民主的战略,而全国民主基金会则是以非政府组织的身份,公开从事输出民主的活动。美国学者威廉•布卢姆(William Blum)在谈到全国民主基金会的建立时说,建立全国民主基金会就是基于这样的观念:
“全国民主基金会将公开去做那些过去几十年来中央情报局一直秘密去做的事情,以便洗去与中央情报局联系在一起的恶名。”

而帮助建立全国民主基金会的艾伦•温斯坦( Allen Weinstein)对此更是直言不讳:
“今天我们所做的很多事情,正是25年前中央情报局秘密去做的那些事情。”

在全国民主基金会成立后最初的十年间,它最成功的案例就是通过其下属的美国工会组织向波兰的团结工会提供各种援助,帮助团结工会成功地颠覆了波兰的社会主义政权。瓦文萨上台后,投桃报李,在全国民主基金会及国际开发署的帮助下,进行了美国所期待的“民主改革”。

冷战结束后,全国民主基金会更是将主要精力集中在仅有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在 2004 年年中全国民主基金会制定的行动战略中,它公开宣称,全国民主基金会将“继续集中它的众多资源于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和集权国家如中国、朝鲜、古巴、塞尔维亚、苏丹和缅甸。”以 2007 年为例,这一年全国民主基金会的经费主要集中于缅甸、中国、朝鲜和巴基斯坦。其中,缅甸项目的经费支持为 311. 456万美元; 对中国海外反对派组织的经费支持为 611. 0486 万美元; 对朝鲜项目的经费支持为 151. 878 万美元。在中国项目中,资助数额较大的有:中国人权组织(Human Right in China) 43 万美元、劳改研究基金会( Laogai Research Foundation) 28 万美元、21世纪中国基金会( Foundation for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维吾尔美国协会( Uyghur American Association, 简称 UAA) 24 万美元、世界维吾尔大会(World Uyghur Congress) 13. 6 万美元等。

尽管美国所推行的“民主援助”和发展中国家民主化,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也产生了一定的效果,比如在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和非洲国家,美国的“民主援助”使得它们在摆脱了军政府的独裁统治,逐渐巩固和完善了本国的民主体制,民主与法治建设都有了长足的进步。然而,美国的“民主援助”更主要的是对其他国家内政的干涉,如美国全国民主基金会资助的国际劳工团结美国中心、国际共和党协会和全国民主党国际事务协会,几乎是明目张胆地帮助一些国家的工会和反对党从事反政府的活动。

前几年发生在东欧和中亚一些国家的颜色革命,上述组织也是主要的外部支持力量,它们不仅向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反政府政治团体提供资金,在一些国家甚至是直接介入,帮助其支持的政治力量制定行动战略和计划。这必然导致一些国家对美国的反感和质疑。俄罗斯和中亚一些国家,有的宣布上述组织不受欢迎,有些国家则是直接将美国在这些国家从事政治活动的一些非政府组织和具有非政府组织色彩的政府组织驱逐出境。

美国一些有识之士也在反思美国在海外推动民主化的行为,认为美国在其他国家推行美国的政治价值观,或者要求其他国家接受美国的政治、经济发展模式,这种做法忽视了其他国家的文化传统和现实条件,完全是按照自己的标准划线。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就承认:
“美国在同世界各国相处时一个最常犯的毛病,就是倾向于用西方民主的标准去衡量所有国家的政府,用西欧的标准去衡量各国的文化。”

尼克松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也指出:
“美国喜欢民主政权而不喜欢专制政权,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美国应当做好思想准备为它的这种偏爱付出某种代价也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西方的民主制度是土生土长的,是在地球上的一个小小的角落里经过几百年的时间逐步发展起来的,忘记这一点是很危险的。它是由西方文明一些独有的特点培育起来的,迄今为止,在其他文明中还没有出现同样的特征。”

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分析,对于今天热衷于向全球推行民主化的美国政治家和政治学者,或许是一付很好的清凉剂,值得仔细咀嚼与品味。

学者哥美兹在经济论坛发言:质疑新设经济事务部另有用意,批判新政府保留官联公司陋习

学者哥美兹在经济论坛发言:
 质疑新设经济事务部另有用意,
批判新政府保留官联公司陋习

来源:<当今大马> malaysiakini.com/news/485501

发表于 2019年7月26日12:45 时分  更新于 同日17:29 时分
  
原标题:
哥美兹公开批评希盟,官联公司治理旧弊依旧

国会改革及施政跨党派小组今日于国会召开经济论坛,政治领袖及外国使馆官员云集之际,马大政治经济学者哥美兹当众直陈,官联公司及官联投资机构的管理弊病。

哥美兹指出,官联公司(GLCs)及官联投资机构(GLICs)过去经常遭人滥用为政客图利,而且希盟执政后,政治人物仍旧担任官联公司要职,其中包括马哈迪。

谁决定两个官联公司归首相署管

他指出,希盟选前承诺多项体制改革,其中包括杜绝官联公司及官联投资机构的董事的政治委任。此外,希盟也强调,首相不可兼任财政部长。

“希盟胜选后,首相不可以兼任财政部长,但最重要的两个官联公司国民投资公司(PNB)及国库控股(Khazanah)却(从财政部)转到首相署之下。”

哥美兹质问,“这是谁做的决定啊?怎么会做出这种决定呢?”

哥美兹是今日在这场题为“大马经济论坛:当前与未来”(Malaysian Econonic Symposium: Present & Future)论坛演讲时,发表上述的言论。

这场经济论坛是由国会改革及施政跨党派小组、国会后座议员理事会、下议院议长办公室所联合主办,主要讲者为除了哥美兹,还包括经济部副总监扎基压(Zakiah Jaafar)及国家银行代表。


新政府为何需要增设经济事务部?

此外,哥美兹在演讲中也质疑,为何希盟政府将多个重要的官联公司及单位,转移到新设的经济事务部之下。 

“我们现在已经拥有很多政府部门,为什么需要创造一个新的部门呢?经济事务部对我来说,处理的是经济政策规划的单位。是谁决定这些单位应该转移到经济部呢?”

哥美兹也批评政府缺乏政治意愿改革国阵时代在官联公司遗留的朋党制度。

即使有所调整,但哥美兹认为,政府通过官联公司来干预经济是有害的。

希盟去年5月执政后,首相马哈迪宣布新设经济部,并委任公正党署理主席阿兹敏出任经济部长。

根据志期2019年5月14日的宪报,目前经济事务部掌握20个机关,包括联邦土地发展局环球创投控股(FGV)、联邦土地统一及复兴公司(FELCRA Berhad)、 大马石油资源公司(MRPC)等等重要官联公司。

首相署底下则掌握56个机关,其中包括国油公司(Petronas)、国库控股、国民投资公司、国家企业家公司(PUNB)等等。

呼吁政府放弃那些无益官联机构

哥美兹也不忘批评州政府及州管理的官联机构和官联投资机构。

他质问,一些机构只对自己的首席部长或州务大臣负责,其管制可能不够严谨。

同样的,在联邦政府阶段,政治人物经常涉及经营这些州机构。

其中,雪州政府旗下的雪州大臣机构(MBI)通过其拥有的公司,在投资、教育、水务管理、房地产发展和旅游部门都有投资股份。槟城的槟州首长机构(CMI)也有同样功能。

柔州政府则有柔佛机构(Johor Corp),而吉兰丹也有丹州大臣机构。

对此,哥美兹在演讲中呼吁联邦及州政府放弃那些无益的官联机构。

“我们必须要往好的看,我们也必须要看看哪些出了问题的……一些公司根本就不需要。”

“雪州大臣机构和槟州首长机构,根本就只是政治工具。”

不过,出席同场活动的公正党主席安华表示,官联公司董事局的政治委任只发生在州政府阶段,而非联邦政府。#

Friday, 26 July 2019

安华近期频频向马哈迪示意, 候任相位被挤出局忧愁难掩

安华近期频频向马哈迪示意,
候任相位被挤出局忧愁难掩

作者 / 来源:黄凯荟 / <当今大马>

发表于2019年7月25日08:39时分   更新于同日11:42时分


[原标题]
动作频频隔山打"马",安华实则处于出局边缘?

性片案调查进入尾声之际,公正党主席安华近期动作频频,先是自称掌握足够国会议员数目,支持他出任首相。接着,其党内支持者号召联署,力挺安华领导。

从表面上看来,安华是在回应党内署理主席阿兹敏阵营的挑战。但隐然间似乎是隔山打牛,以行动向首相马哈迪喊话,以冀马哈迪尽早交棒,避免夜长梦多,煮熟的鸭子再次飞走。

1998年烈火莫熄运动爆发前,安华官拜副首相,也曾代掌首相职位。不过,当时第一次任相的马哈迪最终以鸡奸与渎职罪,把安华从权力高位打入大牢。

20年后,此情此景似曾相识。虽然卷入性指控的人换成是阿兹敏,但马哈迪与安华之间,依然弥漫一股“交棒不交棒”的紧张氛围。

潘永强指出安华显现不安与焦虑

政治评论人潘永强(下图)接受《当今大马》访问时指出,安华近期诸多动作,不仅无法对马哈迪或阿兹敏造成压力,反而显现不安与焦虑,影响出任首相的机会。

他认为,安华在国会宣称自己“够数”,接着搜集逾百人联署,但频密造势的背后,其实安华身处“出局的边缘”。

“我认为安华现在处境危险,在出局的边缘,可能失去当首相的机会。因为阿兹敏虽然涉嫌性短片,但警方所透露的调查讯息,可说是不利安华,某种程度帮助阿兹敏解套,而矛头对准了公正党内部的当权派。”

“加上马哈迪不断力挺阿兹敏,我相信安华感受到情势危险,风险正在升高,所以他现在是要做些动作。”

安华将宣布其未来计划报道不实

除了集结人马“勤王”制造声势,安华明天(周五)也将以国会改革及施政跨党派小组主席的身份,在国会出席一场经济论坛。《星洲日报》昨日报道指出,安华预料将在活动上宣布出任第8任首相的未来经济方向,同时会晤外国使节,“与外交官打好关系和传达讯息”。

不过,亲近安华的消息人士向《当今大马》澄清,安华当天并不会宣布“他的未来计划”,论坛的三名主讲者也不是安华,而是经济部副总监扎基压(Zakiah Jaafar)、国家银行代表及政治经济学家哥美兹(Terence Gomez)。
根据国会发出的通知,安华虽然没有演讲,但将在总结环节中发言。

消息说:“安华去参加,他只是以总结发言。商界领袖、学者、学生领袖及国会议员们都会出席这场论坛。”

论坛题为“大马经济论坛:当前与未来”(Malaysian Econonic Symposium: Present & Future),主办单位为国会改革及施政跨党派小组、国会后座议员理事会、下议院议长办公室。

安华不安于马哈迪收割全部果实

潘永强则认为,安华在出任首相前,应该悉心思考及酝酿未来政策导向及论述,直到上台后再端出自己的政策和立场,而非试图让“老大”感受到威胁。

“做老二就是要低调,尽量不要出头,需要低调,应该耐心,不要给老大添加威胁。中国的胡锦涛或习近平做老二的时候,他们都保持低调,不表态,甚至无人知道他们心里在想些什么,直到他们上台才打出自己的政策。”

“但是,安华因为过去被打压和迫害的经验,他2018年出狱时,原本应该是希盟的主子。不过他斗争了20年的成果,全部被马哈迪收割。虽然马哈迪已经承诺交棒给他,但安华从出狱以来,一直患得患失,心里充满了不安全感和焦虑。”

潘永强续说,如今马哈迪掌握政府大部分权力机关,且绝非“容易被施压”之人。

因此,他认为,安华动作频繁,试图增加影响力及寻求曝光,不仅无法施压马哈迪,反而更显现出安华的焦虑。

“这种不安全感与患得患失,让他没办法展现‘民主运动领袖’的高度及‘候任首相’的格局,反而一直在党内或马哈迪身边有很多的动作。这也让他慢慢失去了作为候任首相的气势。”

安华未必能在党内掌握多数支持

潘永强表示,安华本来应该着手整顿公正党的组织与文化,处理派系问题,让公正党成为政府稳定的力量,而非纠缠于派系之争。

性片案引爆公正党内乱后,潘永强认为,若阿兹敏与安华的关系完全撕裂,安华身为党主席甚至未必能够在党内掌握多数支持。

“如今,如果他真的跟阿兹敏摊牌,我认为他可能只掌握了一半的支持。有些目前尚未表态的国州议员和党内最高理事,其实未必支持安华。”

“你作为一个候任首相,如果你呈现出来的是,即便是公正党内部,你也无法获得全面支持和主导,这当然是一种折损。”

他续说,安华在2008年9月16日也说过,能够在国会掌握过半支持。

“这种其实都是造势和喊话,制造自己的影响力,真正摊牌的话未必是如此。”

昨日,阿兹敏亲信卡立查化即撰文指出,安华最爱使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的“空城计”,以虚张声势。

邱颖慧: 交棒应遵守希盟大选承诺

马来亚大学学者邱颖慧(下图)受访时则点出,相位交接的问题,应该遵守希盟宣言所提到的原则。

 “希盟的宣言承诺了民主法治、维护人权及妥善治理国家,但他们现在所做的事情,并没有完全遵守他们的承诺。"

邱颖慧认为,在成熟的民主政治,应该减少让派系斗争影响国家治理。

“政党出现派系斗争其实是平常之事,但我认为重点在于你如何在内部达成共识,或是你有没有必要让它变得这么公开?世界各地的政党都可能出现内斗,但成熟的政治应该要在内部处理,而非让情况变得如此混乱。”

她认为,第14届大选人民以民主方式落实了政党轮替,马来西亚如今应该进入“民主转型”的阶段,而政治人物应该有所成长,以人民的利益与福祉为先,而非纠缠于内斗。

“马来西亚经历了长达60年,才透过民主选举的方式,成功换了政府。我认为,我们的政治人物也应该是时候成长,必须以人民的利益为最优先。”

“人民早已厌倦政治人物因为种种理由来推搪改革。如果你真的有心让国家迈向民主,政治人物自己应该先实践民主的精神。”#

Wednesday, 24 July 2019

<精彩大马>网站报道:男男性丑闻不利安华与阿兹敏,学者分析:马哈迪有个人议程【更新】

<精彩大马>网站报道:
 男男性丑闻不利安华与阿兹敏,
学者分析:马哈迪有个人议程

作者 / 来源:《精彩大马》综合报导

发布于2019年7月23日上午12:00 


(文内小标题为<人民之友>编者所加)

(吉隆坡23日讯)首相敦马哈迪澄清,他并不是在捍卫卷入性丑闻的经济事务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而只是要表达拒绝龌龊政治的立场。

马哈迪贴文:不会成为任何人工具

马哈迪今日在部落格发表<不会成为任何人工具>的文章后,被外界视为是捍卫阿兹敏的举动,但他加以否认。

“我不是在捍卫阿兹敏。”

“我只是说,我不会坠入龌龊政治的陷阱,进而成为阴谋者的一份子。”

他认为,制作男男性爱视频的幕后黑手应该受到对付。

“若我们能揪出幕后黑手,鉴定是谁制作和散播相关视频,那他们应该受到处罚。”

“这不是我们要实行的政治形式。”

询及是否知道谁是幕后黑手时,马哈迪仅回答:“我不是调查员。”

图中3人都在等待马哈迪交棒,左起:阿兹敏、慕克里兹和安华

政治分析员认为,涉及公正党领袖的男男性爱视频风波爆发后,首相敦马哈迪已成为最大受益者。

据彭博社报导,3名政治分析员表示,无论是直接或通过代表,马哈迪拥有自己的政治议程,以保留对联邦政府的控制权。

马哈迪有其个人政治议程和打算

马来亚大学马来研究院副教授阿旺阿兹曼(Awang Azman Awang Pawi)说,马哈迪也有其个人政治利益,即想保住其首相之职。

国际政策研究所的研究员康奈利(Aaron Connelly)则认为,由于马哈迪不可能永远任相,所以他或交棒给其儿子拿督斯里慕克里兹(目前是吉打州务大臣)。

“马哈迪可能希望由儿子接任首相之职,但要达成此目标仍有一段距离,大多数马来西亚政治人物称,慕克里兹可能要再经历两次大选,才有机会上任。”

“尽管爆发性丑闻,他依然没有更多的选择。”

他说,目前还不清楚马哈迪会否违反其口头承诺,即让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接棒,或是最后选择交棒给公正党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

阿兹敏看似备受马哈迪喜爱关照

新加坡国际事务学会高级研究学者胡逸山博士也认为,对安华或阿兹敏而言,此时发生男男性爱视频风波,绝非是件好事。

他说,阿兹敏看似一直备受马哈迪的青睐和照顾。

不过, 他认为,尽管阿兹敏已否认自己是性爱视频男主角,但此风波也大大削减了他能任相的机会;而若安华被发现是制作视频的幕后黑手,那其政治生涯也可能就此结束。#

Tuesday, 23 July 2019

明福基金到反贪会呈诉求, 拉蒂花拒谈有无内部调查

 明福基金到反贪会呈诉求,
拉蒂花拒谈有无内部调查

综合<当今大马>新闻报道

赵明福基金会在7月16日到国会提呈备忘录,要求政府以谋杀或他杀罪名,重查“赵明福命案”,追究涉案者的刑事责任,并立即勒令涉案的5名反贪会官员停职。

基金会主席黄玉珠(上图左)7月19日到反贪会会晤新上任的主席拉蒂花(上图右)时,把同样诉求提交给拉蒂花,希望“赵明福命案”能早日水落石出。

当天,拉蒂花礼貌地接受基金会的文件时,不作正面回应;事后,她面对媒体记者一再追问时,一直采取回避态度。


  
 明福基金晤拉蒂花一句钟,
虽感受诚意但没实际成果

作者 / 来源:吴湘怡 / <当今大马>

发表于 2019年7月19日下午1时07分  更新于 同日晚上6时54分 

赵明福基金会今日(7月19日)会晤反贪会主席拉蒂花,双方商谈一句钟,但拉蒂花以赵明福案件敏感为由,不便透露反贪会是否有内部调查。

赵明福基金会主席黄玉珠今早10时联同成员廖国华、黄秀云和执行秘书聂阿祖拉(Nik Azura Nik Nasron),在布城的反贪会总部会见拉蒂花和4名官员。

较后,基金会等人在反贪会总部外召开记者会,透露双方会面内容。

黄玉珠表示,虽然拉蒂花只给官方回应,但态度诚恳,看得出有心作出一些改革。

“说实在的,虽然谈了整个小时,她也给了我们一些承诺,但我们没有看到实际的东西。”

“都是非常官方式的回应,只是从她的态度,我们感觉到相当诚恳,她有心作出一些改革,我们也期盼她做到这点。”

双方会面过程平和,但没有成果

黄玉珠点出,双方会面过程平和,而拉蒂花也正面处理基金会的诉求。

不过,她表示,拉蒂花在会面中提到基于赵明福案敏感,有可能牵涉到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无法公开任何的计划或动作。

根据黄玉珠,拉蒂花在会面中并没提到,涉案的反贪会官员会否停职。

“我们还是秉持基金会理念,除了要求他们给予警方高度配合,我们也希望他们在内部采取一些行动……让他们面对惩罚。”

“拉蒂花也有说会去处理,只是一切不能够公开。”

在拉蒂花上任100天后再陈情

黄玉珠(下图)表示,虽然拉蒂花多番强调无法透露详情,但从对方言语中,可以感受到反贪会其实已在进行调查。

“从她的回应,我所得到的结论是他们其实自己已经在调查,不过我真的不敢讲有或没有,她只是说No Comment(不愿置评)啦。”


她也说,若明福案件接下来仍无进展,基金会考虑在拉蒂花上任100天后再次回到原地陈情。

“她一再说她上任了40天,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给她一些时间。如果没有进展的话,我们可能在她上任100天后再来。”

廖国华则说,拉蒂花已向他们保证反贪会将会全力配合警方调查,但迄今为止,警方仍未联系反贪会。

“我觉得警方需要加快速度,时间拖得越久,证据就越模糊,需要和时间竞争,希望真相水落石出。”

 基金会要求追究涉案者的刑事责任
并勒令涉案的5名反贪会官员停职

2009年7月15日,时任雪州行政议员欧阳捍华的政治秘书赵明福以证人身份,被带至反贪会助查选区拨款案。隔天早上,他却从雪州反贪会总部坠下,发出轰动全国的巨响,迄今10年,仍回荡耳边。

赵明福命案在本周二(16日)迈入第十年。基金会当天也到国会提呈备忘录,要求将5名涉案反贪会官员停职。

基金会要求政府以谋杀或他杀罪名追究刑责,并立即勒令涉案的5名反贪会官员停职。这5人是:
  1. 时任雪州反贪会副主席希山慕丁(Hishammudin Hashim)、
  2. 雪州反贪会调查主任凯鲁依汉(Hairul Ilham Hamzah)、
  3. 查案官安努亚依斯迈(Mohamad Anuar Ismail)、
  4. 执法助理官员阿斯拉夫(Mohd Ashraf Mohd Yunus)、及
  5. 雪州反贪会调查主任祖基菲里阿兹(Zulkefly Aziz)。
今日,基金会也把同样诉求交给拉蒂花,盼明福冤案真相能早日水落石出。



   基于反贪会因明福案受查,
拉蒂花拒谈有无内部调查

来源:<当今大马> malaysiakini.com/news/484874

发表于 2019年7月22日中午12点05分 

  
赵明福基金会上周(7月19日)会晤反贪会主席拉蒂花,要求对付涉及致死赵明福的官员;不过,拉蒂花今日受询时,仍拒绝证实是否将展开内部调查。

拉蒂花于今日(7月22日周一)在吉隆坡出席活动后,接受记者的询问时表示,“就如我所说的,无论是内部调查或外部调查,我不能置评。”

“……我们是被调查的一方,我们只能确认并与调查单位合作。”

对于记者一再询问反贪会是否将调涉案的官员时,拉蒂花坚持闭口不谈,不予正面回应。

2009年7月15日,时任雪州行政议员欧阳捍华的政治秘书赵明福以证人身份,被带至反贪会助查选区拨款案。隔天早上,他却从雪州反贪会总部坠下身亡,迄今已10年之久。

而赵明福基金会要求政府以谋杀或他杀罪名追究刑责,并立即勒令涉案的5名反贪会官员停职。

这5人是时任雪州反贪会副主席希山慕丁(Hishammudin Hashim)、雪州反贪会调查主任凯鲁依汉(Hairul Ilham Hamzah)、查案官安努亚依斯迈(Mohamad Anuar Ismail)、执法助理官员阿斯拉夫(Mohd Ashraf Mohd Yunus)、及雪州反贪会调查主任祖基菲里阿兹(Zulkefly Aziz)。

上周五,赵明福基金会也会晤拉蒂花,要求反贪会采取内部行动,让涉案的官员面对惩罚。

不过,赵明福基金会主席黄玉珠表示,拉蒂花在会面中提到赵明福案有可能牵涉到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无法公开任何的计划或动作。

无论如何,黄玉珠称,虽然拉蒂花多番强调无法透露详情,但从对方言语中,可以感受到反贪会其实已在进行调查。#

Monday, 22 July 2019

回应赵明福家属请求:林冠英盼给时间当局重查;林吉祥称从内部管道处理

回应赵明福家属请求:
 林冠英盼给时间当局重查;
林吉祥称从内部管道处理

作者 / 来源:吴湘怡 /<当今大马>

发表于 2019年7月21日下午1时45分


面对赵明福家属“话说够了,请行动!”的督促,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向赵家重申,行动党不会放弃为明福找出真相。

“我今天再次重申,行动党会永恒地跟赵家站在一起,找出真相。”

“就好像我第一次所强调,我们不会放过凶手,我们也不会放弃赵明福。”

行动党今早举办赵明福公祭

今早,行动党在士毛月富贵山庄世外桃源墓园为赵明福举办公祭,获得近200人出席,包括多名正副部长、国州议员与党领袖。

林冠英致辞时指出,在改朝换代后,内阁决定为明福翻案,也指示警方重查。

他指出,如今总检察长、全国总警长和反贪会主席都是新人,希望过去面对的调查困难不会再次发生。

“我们也同意给他们一些时间处理。而且我们对新的总警长有信心,他能勇敢支持设立独立警察投诉及行为不检委员会(IPCMC),那是很难得的。”


林吉祥:行动党角色已不同

公祭结束后,行动党与赵家一同召开记者会。行动党资深领袖林吉祥表示,如今行动党角色已不同,会选择以内部管道继续追踪明福案件。

“我们肯定会继续追踪这个案件,但行动党现在的角色不一样了,我们是政府的一份子,我们不能够再以以前的方式表达。”

“但我们会继续以内部管道追踪,以便我们的意见和诉求可以传达给对的执法单位。”

不回答会否加入“监督小组”

询及行动党的内部管道有哪些时,林吉祥并没正面回答,只说行动党律师和内阁部长正在处理,而他们会向媒体解释与交代。

当记者欲继续追问时,林吉祥不等记者把问题问完,即要求大家等待事情的后续发展。

“我看最近……财政部长已经有这封信,(赵家律师兼行动党武吉牛汝莪国会议员)蓝卡巴也解释了最近的发展,我们就等事情的发展。”

询及是否有兴趣加入赵丽兰所提的国州议员及律师公会特别监督小组时,林吉祥也不愿置评,即匆匆结束记者会。

“我看暂时就到这里为止啦,OK?”

林冠英则基于赶搭飞机前往纳闽,而没参与记者会。


赵明福冤死10年 真相不白

另一方面,蓝卡巴重申,警方必须以他杀罪名角度重查赵明福命案。

他说,这项要求也已获得总检察长汤米汤姆斯的答应。

“如果你要求我调查错误囚禁的案件,我肯定只会调查是否有错误囚禁,我不会去查是不是他杀。”

“因此,很重要的是,必须给予警方明确的调查范围,告诉他们应该调查的事项……如果你指示要他们调查如错误囚禁的轻微罪名,那他们就只会做这些而已。”

希盟执政后宣布重启调查赵明福死亡案,惟警方以“错误囚禁”条文调查引发不满。不过,蓝卡巴上周会晤汤姆斯后称,汤姆斯在会面中承诺不限于以“错误囚禁”角度重查赵明福案,而该案件划分仅是行政程序。

2009年7月15日,时任雪州行政议员欧阳捍华的政治秘书赵明福以证人身份受到反贪会传召,前往雪州反贪会办公室给口供,以协助调查雪州议员拨款案。

翌日,即7月16日,赵明福被发现卧尸在沙亚南玛莎兰大厦的5楼露台,出事时年仅30岁。

2014年9月,上诉庭三司一致推翻2011年验尸庭指赵明福命案为“悬案”的判决 ,改判赵明福之死是由身份不明的一名人士或多名人士的非法行为所造成,而这些不明人士当中包括反贪会的官员。

赵家也入禀民事诉讼,起诉反贪会、联邦政府与10名反贪会官员疏忽、伤害和殴打赵明福,进而造成赵明福死亡。

随着政府于法庭承认在这起事件疏忽,并向赵明福家属赔偿60万令吉与6万令吉堂费,这宗民事诉讼案在2015年5月告结。

虽然民事索偿案已经落幕,惟十年之后致死赵明福的真相仍旧未解,也尚未有任何官员或人士因此案受到刑事制裁。#

行动党众领袖公祭明福,赵家: 话说够了,请行动!

   行动党众领袖公祭明福,
赵家: 话说够了,请行动!

作者 / 来源:吴湘怡 / <当今大马>
malaysiakini.com/news/484765

发表于 2019年7月21日上午12时08分  更新于 同日12时38分
  

行动党今日按照惯例到已故赵明福墓园公祭,多名正副部长与国州议员皆有出席。但对比一年前刚换政府与重查案件的喜悦期望,赵家今年只发表一句话的祭文,对调查毫无进展表达失望。

赵家是由明福胞妹丽兰代表,念出祭文。她首先感谢今日的出席者,接着发表祭文。

“首先我们感谢民主行动党,也是希盟成员党的各部长、各州行政议员、国州议员、富贵山庄集团总执行长邝汉光及他的团队们、来到这里的希盟各党党员、赵明福民主基金会和会员、一直在背后成为赵家后盾的党员、各团体和关心赵家和明福案的民众。感谢你们的到来,十年的鼓励坚持和一路陪伴为明福讨回公道。”

 “今天的公祭,我只有一句话:别再只是说话,请行动。Don`t talking,we beg for action。”

随即,赵丽兰已泣不成声,现场气氛伤感肃穆。


今早,行动党在士毛月富贵山庄世外桃源墓园为赵明福举办的公祭,获得近200人出席,包括财政部长林冠英、通讯部长哥宾星、教育部副部长张念群、国防部副部长刘镇东、行动党资深领袖林吉祥、全国主席陈国伟、全国财政方贵伦和雪州行动党署理主席欧阳捍华等。

王诗棋念行动党祭文

雪州社青团长王诗琪也在场念出祭文,并强调警方的重查范围,不仅限于错误囚禁罪。

“你的案件终于重新开档,并以刑事法典第342条文,也就是非法拘禁作为开端进行调查。新任总检察长汤米汤姆斯更是强调调查绝不仅限于非法拘禁的范围,而是会竭尽所能加紧调查脚步,确保正义得以伸张,还你一个公道,也还天下一个真相,让犯罪者负上他们早在十年前就应该负上的刑事罪责。”

“另外,在你之后,我们与公民社会极力争取的独立警察投诉及行为不检委员会(IPCMC)也终于在国会上提呈了法案。等法案通过,IPCMC成立以后,我们将会尽力杜绝扣留室死亡案件,并确保执法机构贪污滥权、贪赃枉法的害群之马被揪出,不再让无辜者含冤而终,也保障我们的未来可以安居乐业、国泰民安。”

赵丽兰提出四大要求

祭拜仪式后,赵丽兰在代表律师兼行动党武吉牛汝莪国会议员蓝卡巴等人的陪同下,召开记者会提出四大要求,希望政府付诸行动,还原真相。

“十年来,我们已经说得太多听得太多,现在我们只要求行动。”

“过去一年,我们看到政府没有跟进警方和总检查署的工作,连调查方向都不闻不问,导致案件一再被拖延。”


“我们希望——
  • (1)政府设立由几个国州议员及律师公会参与的特别监督小组,与警方及总检察署紧密跟进明福案,同时要求汇报。
  • (2)以他杀的刑事角度调查此案,包括302条文(谋杀罪)、304条文(误杀罪)及捏造供词罪等。我们重申政府不该仅以342条文(错误囚禁罪)调查此案,应该扩大调查范围,把凶手逮捕归案。
  • (3)调查涉案五人(反贪会官员),要公开传召他们,还原事发真相。
  • (4)我们呼吁政府遵守10年的诺言,与赵家同在,查到水落石出为止。”
料两周内会见总警长

蓝卡巴表示,赵家上周五已会晤总检察长汤米汤姆斯,如今正在约见全国总警长阿都哈密,以会谈明福案件的调查方向事宜。

他预料会在这两周内与阿都哈密见面,而汤米汤姆斯则会在下周二亲自会见阿都哈密,与对方详谈明福案件事宜。

希盟执政后宣布重启调查赵明福死亡案,惟警方以“错误囚禁”条文调查引发不满。不过,蓝卡巴上周会晤汤姆斯后称,汤姆斯在会面中承诺不限于以“错误囚禁”角度重查赵明福案,而该案件划分仅是行政程序。


2009年7月15日,时任雪州行政议员欧阳捍华的政治秘书赵明福以证人身份受到反贪会传召,前往雪州反贪会办公室给口供,以协助调查雪州议员拨款案。

翌日,即7月16日,赵明福被发现卧尸在沙亚南玛莎兰大厦的5楼露台,出事时年仅30岁。

2014年9月,上诉庭三司一致推翻2011年验尸庭指赵明福命案为“悬案”的判决 ,改判赵明福之死是由身份不明的一名人士或多名人士的非法行为所造成,而这些不明人士当中包括反贪会的官员。

赵家也入禀民事诉讼,起诉反贪会、联邦政府与10名反贪会官员疏忽、伤害和殴打赵明福,进而造成赵明福死亡。

随着政府于法庭承认在这起事件疏忽,并向赵明福家属赔偿60万令吉与6万令吉堂费,这宗民事诉讼案在2015年5月告结。

虽然民事索偿案已经落幕,惟十年之后致死赵明福的真相仍旧未解,也尚未有任何官员或人士因此案受到刑事制裁。#

通告 Notification

工委会议决:将徐袖珉除名

人民之友工委会2020年9月27日常月会议针对徐袖珉(英文名: See Siew Min)半年多以来胡闹的问题,议决如下:

鉴于徐袖珉长期以来顽固推行她的“颜色革命”理念和“舔美仇华”思想,蓄意扰乱人民之友一贯以来的“反对霸权主义,反对种族主义”政治立场,阴谋分化甚至瓦解人民之友推动真正民主改革的思想阵地,人民之友工委会经过长时间的考察和验证,在2020年9月27日会议议决;为了明确人民之友创立以来的政治立场以及贯彻人民之友现阶段以及今后的政治主张,必须将徐袖珉从工委会名单上除名,并在人民之友部落格发出通告,以绝后患。

2020年9月27日发布



[ 漫画新解 ]
新冠病毒疫情下的马来西亚
舔美精神患者的状态

年轻一辈人民之友有感而作


注:这“漫画新解”是反映一名自诩“智慧高人一等”而且“精于民主理论”的老姐又再突发奇想地运用她所学会的一丁点“颜色革命”理论和伎俩来征服人民之友队伍里的学弟学妹们的心理状态——她在10多年前曾在队伍里因时时表现自己是超群精英,事事都要别人服从她的意愿而人人“惊而远之”,她因此而被挤出队伍近10年之久。

她在三年前被一名年长工委推介,重新加入人民之友队伍。可是,就在今年年初她又再故态复萌,尤其是在3月以来,不断利用部落格的贴文,任意扭曲而胡说八道。起初,还以“不同意见者”的姿态出现,以博取一些不明就里的队友对她的同情和支持,后来,她发现了她的欺骗伎俩无法得逞之后,索性撤下了假面具,对人民之友一贯的“反对霸权主义、反对种族主义”的政治立场,发出歇斯底里的叫嚣,而暴露她设想人民之友“改旗易帜”的真面目!

尤其是在新冠病毒疫情(COVID-19)课题上,她公然猖狂跟人民之友的政治立场对着干,指责人民之友服务于中国文宣或大中华,是 “中国海外统治部”、“中华小红卫兵”等等等等。她甚至通过强硬粗暴手段擅自把我们的WhatsApp群组名称“Sahabat Rakyat Malaysia”改为“吐槽美国样衰俱乐部”这样的无耻行动也做得出来。她的这种种露骨的表现足以说明了她是一名赤裸裸的“反中仇华”份子。

其实,在我们年轻队友看来,这名嘲讽我们“浪费了20年青春”[人民之友成立至今近20年(2001-9-9迄今)]并想要“拯救我们年轻工委”的这位“徐大姐”,她的思想依然停留在20年前的上个世纪。她初始或许是不自觉接受了“西方民主”和“颜色革命”思想的培养,而如今却是自觉地为维护美国的全球霸权统治而与反对美国霸权支配全球的中国人民和全世界各国(包括马来西亚)人民为敌。她是那么狂妄自大,却是多么幼稚可笑啊!

她所说的“你们浪费了20年青春”正好送回给她和她的跟班,让他们把她的这句话吞到自己的肚子里去!


[ 漫画新解 ]
新冠病毒疫情下的马来西亚
"公知"及其跟班的精神面貌

注:这“漫画新解”是与<人民之友>4月24日转贴的美国政客叫嚣“围剿中国”煽动颠覆各国民间和组织 >(原标题为<当心!爱国队伍里混进了这些奸细……>)这篇文章有关联的。这篇文章作者沈逸所说的“已被欧美政治认同洗脑的‘精神欧美人’”正是马来西亚“公知”及其跟班的精神面貌的另一种写照!




[ 漫画新解 ]
新冠病毒疫情下的马来西亚
"舔美"狗狗的角色

编辑 / 来源:人民之友 / 网络图库

注:这“漫画新解”是与《察网》4月22日刊林爱玥专栏文章<公知与鲁迅之间 隔着整整一个中国 >这篇文章有关联的,这是由于这篇文章所述说的中国公知,很明显是跟这组漫画所描绘的马来西亚的“舔美”狗狗,有着孪生兄弟姐妹的亲密关系。

欲知其中详情,敬请点击、阅读上述文章内容,再理解、品味以下漫画的含义。这篇文章和漫画贴出后,引起激烈反响,有人竟然对号入座,暴跳如雷且发出恐吓,众多读者纷纷叫好且鼓励加油。编辑部特此接受一名网友建议:在显著的布告栏内贴出,方便网友搜索、浏览,以扩大宣传教育效果。谢谢关注!谢谢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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