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明湖为老友主办生活营专辑撰文
《我经历了13年无审讯扣留磨炼》
2016年新加坡人权组织“8号功能”（Function 8）对庄明湖作录影访谈。过后制作视频上传YouTube。
庄明湖就是人民之友工委会于2020年出版的《廿世纪六十年代新加坡左派工运遭遇问题探索》英文版（Probing Into The Sufferings Of Singapore`s Left-Wing Labour Movement In The 1960s）一书的原文（华文）作者。
不料在约两周前（即今年7月中旬），《人民之友》编辑部收到了作者的这篇文稿和以下来信——
致《人民之友》编辑部
各位同道：大家好！
2022年8月3日，是我在60年代遭受无经审讯被长期监禁的52周年纪念日。我期望纪念日来临时，表达控诉新加坡当权者曾对我和我家人进行迫害的罪行（我自身的经历只是新加坡当权者迫害政治扣留者的冰山一角）。为此，我请求贵网页在即将来临的8月初张贴敝文：《我经历了13年无审讯扣留的磨炼》（下文简称《磨炼》）。
我写《磨炼》的缘由是：
- 2020年初，我的好友看了Function 8 民间人权组织专访我被长期监禁经历的视频后，向我提议：将专访视频的内容转换成文稿印发给不懂上网的老友。我答允。
- 与此同时，庄伟天老友告知我，由大马前太平甘文丁政治扣留营的部分前政治被扣者合力推动，决定在7月间主办“2020太平政扣者生活营 ”聚会 ，并出版《2020年前政治被扣者生活营专辑》；负责《专辑》出版工作的黄贵文老友托他向我建议，将上述专访视频的内容转换成文稿供其《专辑》刊载。我同意。
2020年3月初，我完稿后，即复印几份发给常交往的老友。稿件也由庄伟天转交《专辑》负责人黄贵文。此时正遇疫情恶化，上述的聚会与《专辑》的出版，不得不展延。直到今年（2022年）6月中，喜闻有关聚会与《专辑》将在10月中复办。
在2020年3月写好《磨炼》后，我当时计划是，先由上述《专辑》发表，后才转载于网页上。
考虑到当前疫情反复无常，到时（今年10月间），上述的聚会活动和《专辑》出版会否再度受阻，真难意料。为了避免再度拖延，我现在选择先在网页上发表。这样的安排已得到《专辑》负责人的理解和认可。
先谢谢！ 祝安康！
庄明湖 2022-7-10
编辑部经讨论后，基于此文在网络（指人民之友部落格）上发表是作者庄明湖的意愿和请求，也获得上述老友生活营专辑负责人的理解和认可，决定提前两天在8月1日（周一）刊出。
编委们一致认为，在出版了庄明湖所著《廿世纪六十年代新加坡左派工运遭遇问题探索》英文版（Probing Into The Sufferings Of Singapore`s Left-Wing Labour Movement In The 1960s）一书两年之后，再刊出此文，可以体现至少但不限于以下两点意义：
●（1）庄明湖反帝反殖反霸权的硬骨头气质（不屈服、不投降、不接受招安）是值得表扬推崇的——这种堪称“高尚”的气质对今天以至未来的参与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民主改革运动的人士都有模范的作用；
●（2）庄明湖反对李绍祖等人的激进冒险和分裂主义路线（尤其是警惕敌人从内部来攻破人民的斗争堡垒）是贯彻始终、坚持不懈的——这种艰苦顽强精神对今后我国和新加坡的民主改革运动将有激励的作用。
以下是庄氏发来的全文内容（其中图片资料由庄明湖提供，而图片说明为《人民之友》编者所加）——
我经历了13年无审讯扣留磨炼
庄明湖（新加坡）
2016年间，新加坡的一个称为“8号功能”（Function 8
Ltd）的民间人权组织的负责人张素兰律师和她的两位同伴，到我的医务室，就我遭受长期监禁的经历感受作录影访谈，过后制作视频上传网络。我的一名好友在网络上看到了这个视频之后找我说，我们的朋友都是老年人，大多数不懂上网，为了让这些老友有机会了解我这次访谈的内容，向我建议将它笔录成文稿，印发送他们。我答允。我动笔时，发觉访谈多属自述、口语表达，不少段落内容有重复现象，有的段落又言不详尽。因此，为了符合文稿要求和词句完整逻辑，本文是以上述录影访谈的笔录内容作基础，作些删增修改而成。
我在1970年8月3日被捕
我是莊明湖，在1970年8月3日被捕。当晚我在家里吃饭时，两个政治部人员来抓我走。他们没有说什么，只说你被逮捕了。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我是在新加坡的一间左派工会，新加坡金银业职工联合会（The
Singapore Gold & Silver Smiths’
Union）活动，我是担任主席的时候被抓的。他们没有对我粗暴，我也没有反抗。为什么？因为我事先已有预感我不久后可能被捕。因为跟我在同一个工会的同伴陈辛(又名陈成兴）[英文名：Tan
Sin / Chen Xin @ Tan Seng
Hin]在我被捕的两个月前被捕了，我就想到接下来我就会被捕，我毫无畏惧，你要抓就抓。所以他们看到我没有反抗，也就没有上手铐。两个特务左右一个拉着我的手，带到我家附近的停车场就載去政治部，后来转移到中央警署关押。
1967年，新加坡金银业职工联合会在洛阳（Loyang）度假别墅村举办活动成员露营留影。图中第2排左6穿花衣者是陈静莲，右1穿黑衣者是庄明湖;前排人所持的是该会的会旗和那个年代享有很高威望却被反动的李光耀统治集团阴谋摧毁的左派工运领袖林清祥的画像。
该会从1967年开始，就公开跟在当时篡夺了林清祥在社阵的领导地位的李绍祖自命的“非武装斗争司令部”展开激烈的论战（有关的论战资料，可见于星马人民历史资料室收集的该会最后几年出版的纪念特辑里头）。
到了1968年，该会就毫不踌躇把由李绍祖一手委任组成的所谓“社阵领导”，定性为左派运动的“分裂主义集团司令部”，而向他们展开毫不妥协的斗争。
上图为1962年度新加坡建筑工友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合影。后排左2是庄明湖，时任副财政。该会当时重要负责人是：主席：李清华（前排右3），副:董华荣（前排左3）；总务：杨小黑（前排右2），副（2人）：吴仲桂（前排右4）、张清华（前排左4）;财政：潘扬齐（不在图中）——其中杨小黑和吴仲桂2人在1963年新马政府的“冷藏行动”（即“2•2事件”下被追捕而潜逃到印尼廖内岛。
上图是新加坡内政部1970年9月2日发给庄明湖的第一张内安法令下的无审讯扣留令。以后每两年期满就再发一张延长的扣留令，直到1983年8月7日被释放为止。
我在中央警署被关一个月，没有人见我，只有那里的警察拿饭给我吃。关足一个月开始见我，只是发扣留令给我，扣留我两年。当天傍晚从中央警署带我到明月湾（MCC）监牢去，去到那边我很高兴，来监牢了。那里知道，单独一人住了一晚，，隔天早上又带我回到中央警署，还是单独监禁。我被单独监禁的房间大约是10尺x10尺，除了我要冲凉或大小便才让我出来去厕所，没有枕头被。没有给我（走出室外）运动。
关了我45天，开始带我去审问室，不是问口供。初始，政治部的人员态度没有粗暴，表明温和地说要帮助我出来，要我跟他们“解决问题”，他们没讲要怎样“解决问题”，我说你们抓我进来，放我出去，不就是解决问题了吗？他们说不是这么简单，你要怎样解决，你提出。我讲没有什么好谈的。你们要关就关啦。于是，他们就变脸了，气煞了，骂我了。他们说我们要帮助你出去，你不要。我讲，不要抓我就没有问题，你们抓了我进来，再说“帮助我出去”，要我“解决问题”，真是笑话！。结果他们就骂我，说我怕出去，“你的老婆生活很苦，你怕负担啦。”、“你的孩子，你的太太需要你照顾，你不要出去，你是害怕外面的生活苦，不敢出去，你没有良心，不顾妻儿的死活”等等，一大堆侮辱我尊严的话。我说，是你们抓我进来，又不是我自己进来？现在放我走，若我不走，你们才可以这样讲。
问口供后，吊销我的公民权
经历约有10次这样的侮辱之后，他们开始问口供。问口供后，就吊销我的公民权。吊销我的公民权后，又再度带我去审问室，对我说，你的公民权已被吊销，你最好自己申请回去中国，（因我是在中国出生的），你的家人我们可以帮忙送过去。我说我不要，我已经是马来亚人，我是不会去中国的。他们说，你不回，我们会强硬押你回。我说你们可以试试看，到时你们押去，（到中国）我是不会上岸的！。这次之后，再没逼迫我了，没有再带我去审问室，也没再问话，因问话已完了。
其实问话是很简单的。为什么我没有如别人那样遭受逼供？我的想法是，第一，我与（马共）地下组织没有关系，我是搞公开（合法组织）的；第二，我对他（政府）没有威胁，抓我是因为当时我家里经济出现困难，他们（政府）认为抓我扣留我，逼迫我就范，我就会妥协，接受他们提出的方式出来。但我并不是这样的人。有些人被扣留，可能因为进行地下活动，或准备发动斗争，他们被抓就可能面对逼供，逼问你做了些什么，准备做些什么。
我是在1970年8月3日被捕，当时左派党团已分裂，力量也很弱。更重要的一点是，在60年代下半期我是左派工会活跃者之一，但因我反对李绍祖为首（新加坡社阵）派系的激进斗争路线，被他们打压，骂我是行动党的代理人，是特务，等等。所以，在新加坡我已经没有影响力了。在新加坡进行反政府斗争活动我已经没有作用，但为什么要抓我？主要是，即使你没有影响力，但只要你还参加政治活动就要抓你，向你“招安”，你放弃信仰投降出来，你的政治生命就完了。大概我想他们抓我的主要目的就是在政治上毁灭我，让我不能抬头做人。
我决心宁愿被关，不接受"招安"
虽然他们没有明确向我提出怎样解决问题，但我自己明白，他们的所谓“解决问题”，例如，出狱的被扣者，曾有的人上电视表示悔过，有的签署公开声明或悔过书，发表违背良心的表态言论。我知道，我刚被扣留，大概也是要我接受类似的方式投降解决问题。当时我猜想，他们会要求我上电视表示悔过或签署公开投降声明的，不可能是低级的妥协方式（如参加前政治扣留者协会、签署政治活动和生活限制条件）出来的。后来我被带去关在明月湾（MCC）监牢，每两年期满就发再关两年的新扣留令给我。每次发新的扣留令不久，就从监牢带我去施行单独监禁，起初是在中央警署扣留室，后来是在惠特里路扣留中心(Whitley
Road Holding
Centre)。每两年一次都是这样用单独监禁手段对我进行精神虐待。这样很不人道的。因为单独监禁时，不允许我看书报。没有给我被和枕头。不时带去审问室进行所谓“洗脑，其实是精神轰炸的虐待，侮辱我的自尊，妄图逼迫我妥协投降，接受他们的“招安”，我都一
一拒绝。
到了1978年大概是8月底（被关了8年多之后），我又一次从明月湾监牢被带去惠特里路扣留中心时，我想又是面对更难受的单独监禁，因为在惠特里路扣留中心单独监禁更糟糕（与中央警署扣留所相比）。我在被押送途中就想，这次如果还是这样，我就要反抗，不能让他们这样做了。因为带我去那里单独监禁，目的是要逼我放弃原有信仰无法坦荡做人，但我决心宁愿继续被关不接受“招安”。
反对"单独关禁"，进行绝食斗争
当时我被带到那里关在一间约10尺X6尺的小房间，很闷热，不准许我出房外运动，也不准许我阅读带来的书。隔天我就大声唱歌，特务开房门问，为什么你唱歌？我说：“我唱歌是运动。你们不给我去运动，我就用唱歌来运动，不然我会病倒。”我这样回应后，特务警告我说：“你再唱歌的活我就不客气！”我于是向他们要求：“我带来的书拿给我，给我出外运动。”他们不理。到了第三天，我就大声叫喊：“我是莊明湖，我绝食，抗议虐待，要求回去监牢。”接着，关在離我房间不远的何君强，也喊绝食，提出和我同样的要求，要回去监牢。我们两人从9月3日开始绝食，绝食一周后，我们两人被带去樟宜（Changi）刑事犯监牢的医院。
我在惠特里路扣留中心绝食的一周内，被殴打过两次。第一次，带我去审问室，10多个特务凶凶的围着我，其中一个打我胸部，踢我下部。他们骂我：“为什么你要捣蛋！”我回应说：“我没有捣蛋，我抗议虐待，要求回监牢。”打骂之后带我回房间。隔两天，那里的副总管（据说姓符）一进我房间凶煞煞说：“为什么不吃饭？”我说：“我反对单独监禁，要求回监牢。”他说：“看你要不要吃？”我讲：“回去监牢我就吃，为什么我不吃！不吃，是抗议你们虐待我！”他就双拳打我双耳朵约20次，造成我双耳几天听不清声音，至今还有听觉差的后遗症。他们不让去外面小便，拿尿壶给我盛小便。当时我坐在床上，打后就把一壶尿从我头上淋，我的头及全身和床上都是尿。因不让冲凉，我满身臭了几天，直到被带去樟宜监牢的医院，才有机会冲凉。
绝食一周后，我和何君强被分别带去樟宜监牢的医院，不是一起去，关在不同的地方。医院有两层楼，何君强是被关在楼上，单独一人的房间，与病人隔離。我是关在楼下，跟病人在一起。那时候，我们绝食主要目的，首先是“要求停止虐待，带我们回去监牢”，其次是揭露当局运用单独监禁惯用手段逼迫政治扣留者妥协投降。在医院里，我们坚持“没回监牢，不停止绝食，绝食直到回监牢。”结果，我们经过84天绝食才被带回明月湾监牢。
在绝食的前14天，我们绝食但有喝水，到了第15天起，我们绝食绝饮。绝食绝饮后，樟宜监牢医院的医生劝我们进食，我们回答：“回去监牢，我们才会进食。”绝食进入约20多天，当局对我们強灌牛奶。首次強灌牛奶当天，监牢的狱长和七八个人员如临大敌，围着我的病床，分别抓我两只手两只脚用手拷拷在床上，不让我动，另外的人就强力按、扭、压我的头颈部，控制着我的头颈无法动，用钢汤匙欲撬开我的口，我口紧闭，不成功。接着改用胶管穿插我的鼻孔至胃部不成功，因我不断摆头挣扎，最后才穿插成功灌下牛奶。因曾听闻有政治扣留者被强逼鼻孔穿插胶管时挣扎而错插入肺部致死，所以当时我想，为表达抗议极力反抗不要给他们插入是必要的，但是你无法反抗掉的，若不幸被错插到我的气管或肺部会死亡，没有必要在这样的情况下死，所以最后我才被他们成功灌了牛奶。一天穿插胶管灌牛奶两次。第二天由护士来灌牛奶时对我说：“Mr.
Zhuang
你最好合作不要挣扎，你这样挣扎，等一下我们把胶管插错到肺部你会死，这样不值得，你跟我们合作。”
我觉得他讲得有道理，所以我跟他讲条件，我不是自愿让你这样做，如果你要穿插胶管之前都须先让我喊口号表示反抗，他答应。所以我每次被插前，我就先喊，我用华语用英语喊：“政治扣留者绝食反对虐待，要求回监牢，我们坚决反对……”。之后，护士来灌牛奶时，他就半开玩笑说：“哎，你祈祷”。每次喊反抗口号后，护士就把胶管从我的鼻孔穿插到胃部灌牛奶，灌完后抽出胶管。每天两次。
我对“单独关禁”切身感受
有人问我，你对单独监禁的感受怎样？我的回答是：我对单独监禁感受若没有很强烈的不满，你说我会担负生命的危险进行84天的绝食吗？没有强烈不满，是不可能的。况且，在监牢的绝食与在政治部的绝食是不一样的，特别是Whitley路扣留中心的绝食，随时面对被拉去打到半死的。
我被关在惠特里路扣留中心共有三次，第二次我就绝食了。第三次去就不再給我单独监禁，是关大房，还找一人来陪我。不久就带我去住警长的家，直到释放。
我出来是没有接受任何条件的。我被关大约5、6年后，当局才明确向我提出释放条件，要我接受6项条件出来。我拒绝。隔了相当长时期后，他们就降低条件，说“你不接受6项条件，可以，但是你参加前政治扣留者协会（Singapore Ex-Political
Detainees Association）的唯一条件出去。”我也拒绝。最后，他们说：“你这个不要，那个也不要。现在，我们总统有权力不需要你接受，即可强加4项条件给你，推你出去，而你必须遵守，你不遵守，将在法庭控告你。”我说，我什么也不要接受。但他们告诉我，我们发强加条件的信给你，你必须签名表示收到，而不是说明你接受。我说：“我不要，我不懂英文，我在文件是签名，你们现在说是‘表示收到’，过后你们可以说是我‘接受条件’，我不签。”
我对"释放我4个条件"的立场
释放我有4项限制条件，他们讲得很好听，你可以参加政治活动，比如可以参加像工人党那样的政治活动，但不可以参加共产党的政治活动。我说，我从来没有参加过共产党，参加政治活动是我应有的民主权利，是我的参政权利，不管你们允许不允许，这点我会坚持。我出去不会遵守限制条件，你们要么，在法庭控告我。4项限制条件中，有一条不许我和前政治扣留者来往，其实，我出来第二天就与前政治扣留者来往了。他们也没有对付我。
记得释放我当天，他们发强制释放限制文件给我，还要逼我在文件上签名表示收到，并说，现在你签个名，马上走。其实，我早已理解，对上述释放条件签收或不签收，不是原则性问题，不违反我的政治立场。但处于当时一脚踏在监牢一脚踏在回家路的紧要关头，还要逼我签收，在我看来，分明是把我签不签名当作我会不会妥协看待。因此，我决心反抗到底。我说，我已讲过我不签，要放，我就走，我回家，不放就带我回监牢！最终，我坚持不签名，他们还是释放我。
我要特别一提的是，当局释放我时，故意不叫我太太来接我，却找我的那位担任高级公务员的弟弟来接我。为何这样？我推想，当局为了要实现在紧要关头逼迫我签名。若我太太有在现场，万一我要签名她必会劝阻。按照常理，我的弟弟身为高级公务员不可能违逆政治部对我逼迫的意志，绝对不会劝阻我签名，或许还会劝我签呢。还好我的弟弟始终静静坐着没有出声。
在释放我约一年后，即1984年9月间，政治部人员就来我家发通知给我，知会我的释放限制取消了。发通知给我之前，政治部派一女特务到我家叫我去凤凰山政治部总部，我不去。过后政治部又打电话给我，说：“莊明湖，我们要告诉你好消息。”我问“什么好消息？”他答：“我们考虑要取消你的限制令了，”我回应：“我本来就没有接受，取消不取消对我都是一样的”他说：“你来凤凰山，我们通知你。”我讲：“我从来没有接受，通知不通知都一样，何必去凤凰山。”先后两次叫我去凤凰山，我不去。结果，一男特务到我家发通知书给我，要我签名以示收到。我不签。我说，释放限制条件通知书我没有签名，取消通知书我也是不会签的。
太太的死也是政府对她的迫害
我被捕关在监牢，其实生活最惨的是我太太陈静莲，她受害应比我更大。比如，我在监牢不愁吃不愁穿，三餐有得吃，我太太则不一样。我被捕时，有两个分别是4岁和5岁的女儿，我太太怀孕三个月，她心脏没有力，无法做工。她心脏没有力到什么样？我们住政府贫民组屋二楼，没电梯，她从楼下走到二楼会喘，须停息四次才能走完，要怎样做工？所以家里经济由我当担。可以想象，我被捕后，她的生活一定是很辛苦的。我被捕不久后，1971年1月中旬，英联邦国家首脑会议在新加坡举行时，新加坡政治扣留者家属游行到会场请愿“释放政治扣留者！”，我太太虽身体衰弱又怀孕，也牵着4岁女儿去参与。她游行请愿好几次，她和小女儿曾一起被捕关在警署，一度还关在樟宜女监牢。所以她的生活不会比我平静。她本来是车衣工人，孩子出生后，她为了糊口养家，不再做收入很少的车衣工作，而到建筑工地去当收入较多的扎铁工人，才能勉强过活。扎铁是粗重工作，试想心脏弱的她，去做粗重扎铁工，可想何等辛苦。她就是这样挨过的。我被捕八、九年后监禁在Whitley路扣留中心时，她探访我，在马路旁下车没气力走斜坡到扣留中心，不得不要求德示司机載到扣留中心门口。那时她因操劳过度，身体已非常虚弱了。
上图为庄明湖获得释放半年多后，在1984年3月26日与陈静莲的合影。照片中的陈静莲脸部臃肿，显示脸部水肿病态。她原本体弱，加上长期操劳过度，导致多种疾病缠身，健康日益恶化。她不堪病魔长期折磨，而在1989年1月11日跳海自尽，才52岁。她在丈夫遭遇人民行动党政府利用内安法令逮捕扣留的13年多的日子里，除了默默支持其丈夫的正义斗争，还需艰苦挣钱来养活自己和3个还在念书的孩子，因不堪折磨而不幸倒下了，她的“艰苦奋斗”精神是令人赞赏和敬仰的！
后来她就去当小贩，是卖粿汁，琐碎的工作多，请不起助手，因赚钱不多，请了助手就没什么钱，此时两个女儿已10多岁，读中学，不得不叫她们到摊位帮忙。所以两个女儿每天上学前，早早起身到摊位帮洗猪大肠后，匆匆忙忙赶去学校，有时缺助手，中午从学校赶来摊位帮忙后再赶回学校上课。所以，对我孩子的学习和生活也有很大的影响。
我出狱时，我太太对我说：“你若再迟一些时日出来，我一定早已倒下去了。”我判断，真的会是这样的。以前她的身体还没有这么差，我出来时，她早已患上糖尿病、高血压。我出来后约3年，她又被发现患有脑癌和子宫下垂，简直百病丛生！到了第4年，她动了脑癌手术，子宫下垂已第三期了，子宫下垂到外面不会缩回，每天必须用月经带吊绑着，不能拿重，不能多站，已无法做工。她告诉我，她像行尸走肉的人。到了第6年，她会吃，但不能大便，每晚不能睡，吃安眠药也没有用，她被病魔长期折磨得很痛苦，结果去跳海自杀而死，才52岁。如果我说，我太太的死，是行动党政权对我和我的家庭的迫害而造成的，是不过分的！
结语：全民应反对内安法令！
内安法令这项恶法，对被逮捕被扣留的我们来说，不只是被扣留的我们受害，以我的例子，我的太太，我的子女，是不是也受害？所以，反对内安法令，不仅是曾被扣留的我们要反，所有未曾被扣留的参与争取人民民主权益的人士，有一天可能也会被逮捕被扣留，所以也应该要反对。这是全民的问题。
上图为庄明湖家人在2016年2月为他庆祝79岁生日后留影。左起：其长女庄楚华 （Chng Chor Hwa），第二任夫人王瑶琴（Ong Yau Kin），庄明湖，次女庄冬梅（ Chng Tang Buay）与幼儿庄向毅@翔逸（ Chng Hiang Aik）。
庄明湖能够有个精彩人生，除了本身具有坚定的信仰和坚强的意志之外，跟已故夫人陈静莲和现任夫人王瑶琴的坚定不移的支持和不求代价的付出是分不开的！
王瑶琴，工人出身。上世纪60年代在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简称“社阵”）实龙岗支部三合村办事处参与文化学习活动。70年代杪被行动党政府怀疑涉及地下活动而被逮捕监禁了3个多月后释放。她是在1989年6月12日陈静莲逝世后庄明湖单独卖粿汁为生的时期结为夫妻的。
庄明湖获得释放之后，为了不让自己生活脱离社会大众，他在业余时间就到新加坡刘氏总会会所和新加坡居士林文化活动中心，义务指导民众习练“意拳养生桩”。
上图为庄明湖（前排左4）与王瑶琴（前排左3）在1998年跟刘氏总会意拳养生桩活动站欢庆农历新年的部分学友合影。下图为他俩在2007年跟新加坡居士林文化中心意拳养生桩活动站欢庆中秋节部分学友合影（前排右4为庄明湖，右5为王瑶琴）。
王瑶琴不仅支持庄明湖继续参与争取民主人权的政治斗争，也伴同庄明湖指导民众养生保健活动，积极做出她自己的努力和贡献。
稿于202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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