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背上行装去远方
——《活着的人》读后
作者：彼岸 @林今达（2020-8-25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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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张忠心耿耿。他的冤死，领导说不出一个所以然，“告发他的同志事后也支吾其词，提不出任何他通敌的真凭实据。❞
彼岸原为小学教师，后因左倾思想而遭教育部查办而停职。随后转入新闻界长达10年，离开新闻界后，成为自由撰稿人，为多家报社包括《星洲日报》和《光明日报》撰写专栏文章。早期作品有诗歌散文集《《嚮雷》、《英雄的花兒》、《半掌集》，在2002年出版《窗口跳歌》、《寫給祖國》等詩集。晚年仅出版《白鸽从这里飞起》散文评论集一书，因它是少量的彩色珍藏本，流传范围极小。
与此文同时收集在他的最后这本书的还有《阿枚的回忆录：活着的人》与《1990年9月3日领导同志传达原机关警卫队同志关于张成杰同志平反问题的讲话》——这两篇文章作为该书的殿后内容，可视为他本身的《<活着的人>读后》的附录文件。
彼岸这篇对《活着的人》的读后感，原标题：我背上行装去远方。全文如下（上图和作者简介为《人民之友》编辑部所加）——
那是一个热火朝天的年代，在新马。
那是一段史诗般的峥嵘岁月，充满憧憬和希望。
《活着的人》的作者阿枚和许多进步青年和热血儿女一样，响应时代的号召，投身历史的洪流，把宝贵的青春献给了祖国，谱写了一曲又一曲激动人心的战歌，把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展现在一副又一副气势恢宏的画卷。
这篇《回忆录》以朴实的文字，直率的笔调，通过天然去雕饰的叙述，真情实意的表白，实话实说的流露，对她上山前后的不寻常的经历和曲折的境遇，娓娓道来，如泣如诉，感人至深。这只是真人真事真情真景的画卷的一角。我们殷切期待，有更多的下山战士，拿起彩笔和刀具，描绘历史，刻画未来，把亲身经历或者亲眼所见的好人好事，呈献给我们，给我们的前程增添斑斓的色彩，壮丽我们的行色。
“我背上行装去远方，告别妈妈在小屋旁”：一个中学刚刚毕业的纯洁向上的女孩，挥一挥手，告别爹娘，就潇洒地踏上了为革命为人类解放的不归路。
在进入森林之前，作者结识了一位叫老张的地下党，跟他结了婚，养了一男一女。身份暴露以后，夫妻拖男带女，一起上山。
文字的主轴是她的丈夫不明不白地在“敌奸”的罪名下被冤杀。牺牲之前，他留给爱妻的只有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儿：“他们不是人！”死后，他的尸骨，作为他最亲密的妻子，只知道埋葬在乱山深处，不知道在何处深山。凄凉欲绝！
不是壮烈牺牲，不是从容就义，而是，冤死在同志的“误杀”。天底下还有什么比这种悲剧更可悲呀！
老张忠心耿耿。他的冤死，领导说不出一个所以然，“告发他的同志事后也支吾其词，提不出任何他通敌的真凭实据。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冤案发生在肃反扩大化结束以后的70年代末，先知先觉的共产党人为什么一错再错？而且错得离谱。
由于社会主义阵营分崩离析，越战结束以后，骨牌论因此没有出现，马共夺权的最后希望随着破灭。摆在马共面前的只有两个选择，一，终老森林，二，谈判下山。领导不可能不知道。那么，为什么还继续招募或者让许多像老张那样一心奉献的青年上山，又把其中一些以“敌奸”或其他罪名加以“正法”？过后又轻描淡写地以“误判”为理由推卸责任。疑云重重。
不是一部虚构的小说，而是一腔悲愤的哭诉。
最可贵的是作者的真情坦露，可谓披肝沥胆。勇者无惧。
读来叫人心酸不已，惹人热泪盈眶。
失望之余，无怨无悔。我们依然踩着壮阔的脚步，昂首前行。烈火烧炼出来的是真金。真理的火把不会熄灭。不管是过去、现在、未来，我们前进的步伐不会停止。
我谨以一首旧诗《祭奠》献给所有葬于乱山深处的冤死战士：
你抱着一个希望，闭上了眼睛
我还活着，希望变成了折磨
你去的时候，绽开饱满的笑容
门前那株玫瑰开得正浓
你去了，我还活着，眼睁睁地活着
像沟里发臭的死水，废弃的破铜烂铁
让老鼠践踏我模糊的血肉
叫苍蝇嘲笑我的莫可奈何
你已经安睡，我夜夜辗转难眠
连猫头鹰也懒得再叫，这四周太黑
这四周实在太黑了，太黑了呀
好在你已经安睡，再也看不见这个世界
这夜，这四周，实在太冷太黑
这虫鸣也太凄凉，好在你已经安睡
我再盖你一杯黄土，再栽一株玫瑰
在你的坟前，让你睡得更甜更美
（本文录自彼岸著《白鸽从这里起飞》一书（2016年1月出版的限量彩色珍藏本），第158—159页。作者没有注明写作日期。）
马共领导承认处决错误
“张成结冤案”已经平反
来源：彼岸著《白鸽从这里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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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显示：收录在彼岸所著《白鸽从这里起飞》书里的这份马共平反“张成结冤案”的文件，与流传于社交网络的同一内容的手写手抄版或电脑打字版的文稿，都没有注明发表这篇重要讲话的领导同志是谁。真不可思议！
据知情人士告知，上述文件里的“领导”是马共北马局，发表讲话的“领导同志”是老谢（李安东）。这篇讲话是在现班郎村的临时驻点，召集当时在村的人员，向大家公布的。
此外，知情人士也告知，其他被肃反的大部分都有平反书，平反书都有编号。而对于张成结及其家属来说，上述这篇讲话就当成平反书了。之后没见马共领导有发出具有组织公章以及担当人签署的正式平反文件来补救。真不可思议呀！
马共领导处理“张成结冤案”的不当，或许就是30多年后的今日还有（些）人别有用心地再掀起“张成结肯定是敌奸”的恶风骇浪的重要因素。
本文录自彼岸著《白鸽从这里起飞》一书（2016年1月出版的限量彩色珍藏本），第184—185页]。全文如下———
1990年9月3日 领导同志
传达原机关警卫队同志关于
张成杰同志平反问题的讲话
同志们：
今天晚上领导上要向同志们传达的是战峰同志的平反问题。
战峰同志原名张成杰，柔佛州笨珍县人，青年时期参加革命，在地下工作，1976年9月由地下组织介绍到勿洞我军第十二支队参军，起初在六分工作，一个多月后调到三中，1977年2月调到中央北马局机关警卫队。在机关警卫队工作了一年之后，由于精神状态失常，被领导上误判为政治问题，并定性为敌奸，1978年2月21日被扣留，23日被处决。
战争结束后，中央审查了20多年来在边区我军内部的肃反案件，并以中央北马局名义在1990年1月20日发布了一个决定，题目为《中央北马局关于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期肃反斗争的决定》。在这个决定里，中央优先解决了被错杀和被伤害的边区出生的同志的平反问题。这个决定已经在1月底传达了同志们，有关的平反工作也已经完成了。由于这半年多来中央的工作非常繁忙，而复查旧案件又要花费许多时间，因此，关于在肃反斗争中被牵涉到的马境上队者，从马境来边区上队者和中国回来者的问题，整个来说，到现在还没有解决，只是解决了其中两位同志的平反问题：一位是十支的华族同志具武同志，一位是机关警卫队的战峰同志。
战峰同志在被扣留前一、二月，精神状态不正常，似乎有很沉重的思想包袱，非常沉默、不活动、也不工作；有时又似乎内心很矛盾、精神不定、心情紧张，例如有多次去找领导同志，但去到附近又走开，有时在领导同志床上静静坐了一会，一句话也没说就走。从现象来看，是精神病，病因不明，但当时领导上根据分析认为病因是政治问题，并定性为敌人派来打进我军的奸细，而且认为战峰同志在精神失常之后曾经不止一次在三小宿舍旁边水壶处磨刀，是企图杀人。现在检讨起来，这些分析和判断的根据都是不能成立的，战峰同志的案件是一个错误。
当时，领导为什么会犯到这个严重错误？正如我刚才提到的那份北马局决定所说，从客观方面来说，是敌我斗争尖锐复杂，确实有奸细打进了部队，我们不能不对敌人奸细活动提高警惕；而且，我们的游击队没有稳固的后方，处理肃反案件不能不匆促从事，没有充分时间调查；加上苏共斯大林肃反扩大化和中国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的错误影响。这是客观方面的原因。从主观方面来说，是领导人在肃反问题上的思想观点有严重错误，过高估计敌人派遣打进我军的可能性、严重性和危险性，以及领导人在思想方法上的主观性，错误分析情况和判断问题主观武断，不能实事求是。这样就容易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容易犯到把同志当为敌奸。
我重复一下：过去我们在肃反斗争中起指导作用的错误观点之一是，斯大林提出的“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夺取的”（也有人译作：“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斯大林此说的堡垒”，就是共产党。他这句话就极端强调了敌人派遣奸细打进共产党并从内部攻破共产党的实际可能性、严重性和危险性。过去全世界各国的共产党，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共产党和亚非拉国家地下的共产党，都接受斯大林这个错误观点。中国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要打倒党内走资派，他认为走资派不仅是在党内，而且是在中央内部，毛泽东的这个错误思想也是来自斯大林的“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夺取的”的错误观点。过分强调了敌奸打进我党并在内部进行破坏活动的实际可能性、严重性和危险性，再加上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错误，这样，领导人在领导工作中就容易犯到轻易怀疑同志，看到一些不平常或不正常的现象，就会认为是政治问题，认为是敌奸活动，以致产生错案，误杀同志。‘
从客观方面来说，我们的处境也确实困难，特别是我们没有稳固后方，对于一些有嫌疑的人，没有适当场所可以暂时安置他们以等待调查，不处理怕他们逃走，带敌兵来进攻，要处理又怕搞错，错杀同志，左右为难。这样，有时就会误杀同志，有时又会让敌奸逃脱。
无论如何，肃反扩大化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个严重错误，我们必须认真接受这个惨痛的教训，特别是要从思想观点上和思想作风上，来纠正我们的错误。
领导上在这里向全体同志宣布，恢复战峰同志的革命同志的名誉并授予革命烈士的称号。领导上也向战峰同志的家属承认在战峰同志案件中的严重错误，向三位同志（《人民之友》编者注：据知情者告知，是指战峰的太太革红（阿枚）及二个孩子）诚恳道歉和亲切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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