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马来西亚政治的关键:
族 群 与 宗 教
——其起源可从地理上找到部分答案
慕尤丁（右三）2020年3月在家人环绕下宣誓就职。（Getty）
本文是《多维新闻》于2021年6月14日刊出的一篇由中国人撰写的从地理和历史因素造成的族群与宗教的矛盾斗争来理解和看待马来西亚政治变化的分析文章和所附插图与说明。
作者在文中特别指出：慕尤丁率领土团党与阿兹敏派系出走“希盟”，联手“巫统”和“伊斯兰党”组建新政府，除了个人政治利益考量外，亦体现了大马政坛长久的华巫族群矛盾。
特此转贴，供致力于赢得政权的我国民主政党的领袖们和关心我国政治前途的各界人士参考。
全文如下（文内小标题和两个小注释为《人民之友》编者所加）——
原标题：族群与宗教——马来西亚政治永恒的主题｜地理看世界
作者：赵常
马来西亚本月成为首个因疫情严重反弹不得已重回封锁的东盟国家，这在提醒外界东南亚疫情升温之际，也将该国暗涌的政治斗争重新带回国际视野——现任首相慕尤丁（Muhyiddin Yassin）通过2020年2月政变上位后，各方势力逼宫之心不断，望趁政府此次管控疫情不力将慕尤丁拉下马来。
这番斗争充斥着个人私利算计，但仍处处可见大马政治中永恒的主题，即族群和宗教。这两个紧密相连的议题是理解大马政治的关键，且其源起能从地理上找到部分答案。
这番斗争充斥着个人私利算计，但仍处处可见大马政治中永恒的主题，即族群和宗教。这两个紧密相连的议题是理解大马政治的关键，且其源起能从地理上找到部分答案。
慕尤丁发动政变组织新政府,
也体现了大马华巫族群矛盾
对于大马2020年政变，许多人可能只是单纯理解为前首相马哈蒂尔（Mahathir Mohamad）与其应定接棒人安瓦尔（Anwar Ibrahim）争权双双失败，导致慕尤丁渔翁得利，但事实上族群和宗教也是重要因素。例如马哈蒂尔创立的“土著团结党”带有强烈的“马来人（土著）优先主义”色彩，创党初期禁止非土著位居高位及拥有投票权，与执政联盟中安瓦尔率领的“人民公正党”以及华裔为主的“民主行动党”理念相悖，可见这个只为在2018年大选中推翻贪腐的纳吉布（Najib Razak）政府而拼凑的联盟，本就存在不稳定之处。
因此，虽然其历史性获胜让民众感到有望整肃“马来民族统一机构”（即巫统，或称ＵＭＮＯ）长期执政带来的贪腐之风，但也让马来人担心华裔借机“当家作主”，“巫统”更是大肆煽动“民行党控制希盟”的阴谋论。再加上马哈蒂尔改革成绩平平，“希盟”的执政地位便出现明显动摇，2019年五场国会补选中输了四场。
当时身为“土团党”主席的慕尤丁就向马哈蒂尔谏言，劝其退出“希盟”转而与一贯坚持马来人优先主义的“巫统”和提倡更广泛践行伊斯兰教法的“伊斯兰党”结盟，以身份政治维持支持率。“人民公正党”的阿兹敏（Mohamed
Azmin bin
Ali）派系也直言为了挽回流失的马来选民，需更有力地维护马来人利益。最后，慕尤丁率领土团党与阿兹敏派系出走“希盟”，联手“巫统”和“伊斯兰党”组建新政府，除了个人政治利益考量外，亦体现了大马政坛长久的华巫族群矛盾。
马来半岛因香料和战略地位，
成为各大帝国垂涎争夺对象
为什么族群和宗教会在大马政治中如此突出？这是因为大马建国初期华裔占到四成人口（含新加坡），又普遍经济条件更胜一筹，马来人出于维护自身地位的警惕情绪，不仅在宪法中特别订明信仰伊斯兰教的土著的特权地位，还踢走了占据重要地缘位置、以华人为主的新加坡，以降低整体华裔比例。大马建国后还长期实行马来人优先政策，导致华裔有二等公民之感，因此族群矛盾和宗教议题一直是该国的政治热点，各党竞选时免不了打身份政治牌。而回溯历史，这两大议题相当程度上是被地理所塑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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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来西亚的地理位置（截自谷歌地图） |
观乎大马地理位置，该国占据联通太平洋与印度洋的咽喉——马六甲海峡，也是联通中国及印度/中东/欧洲的最短航道，且由于马六甲海峡西侧（印尼苏门答腊岛一侧）多暗礁浅海，东侧（马来半岛一侧）多深水良港，因此马来半岛凭其天然地理优势，从古至今都是贸易中心，各国商人络绎不绝。依托于航运过路费，马来半岛上在7世纪至15世纪先后冒起了三佛齐王国（Srivijaya）和马六甲苏丹国等区域强国。
另外，东南亚潮湿、多雨和高温的亚热带气候适合种植胡椒、肉桂、豆蔻等香料，而气候不适宜香料生产的欧洲列国对其大为追捧，催生了利润丰厚的香料交易，有德国史书记载14世纪时一磅豆蔻价值相当于七头牛。
不过，这虽然为东南亚带来繁荣，也带来了欧洲列强入侵的噩梦。正是对于香料的狂热促使欧洲列国向“传说中的东方香料岛国”进军，开启了对外殖民的大航海时代。而马来半岛也因香料和交通战略地位，成为各大帝国垂涎争夺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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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洋贸易路线一览，可见马六甲海峡占据了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最短航道。（Wiki Commons） |
地理因素给大马带来两大影响:
信奉伊斯兰教和被西方人殖民
这些地理因素给大马带来两大深远影响，其一是信奉伊斯兰教。商道交汇的马来半岛位于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印度佛教和印度教文明的辐射区域，该地先是受印度佛教影响深远，例如7至14世纪建立的三佛齐王国信奉大乘佛教，不过当该王国在信奉印度教的南方爪哇势力以及北方佛教大国暹罗的侵略夹击下衰败后，出逃的三佛齐王子另行开辟马六甲王朝，就选择向中国和阿拉伯帝国寻求庇护以存活下去。不少观点认为由于中国文化呈内向性、而伊斯兰教具较强扩张性，这促成马六甲王朝最终改宗伊斯兰教以抵抗侵略，这也成为马来西亚土著穆斯林化的起点。
第二大影响就是西方殖民以及华裔劳工的引入。上文说过，东南亚盛产的香料吸引了西方列国出海殖民，马来半岛在15世纪至20世纪在葡萄牙、荷兰和英国之间几经易手，虽然香料的量产使其神秘不再、利润从17世纪起大打折扣，但马来半岛通航位置战略性不变，依然是帝国争夺之地。在英国19世纪从荷兰手中夺过马来半岛后，英国就先是将槟城、马六甲和新加坡三座港口城市列为“海峡殖民地”，成为其殖民版图中印度和香港的重要中转站。
等到19世纪下半业，英国亦发觉马来半岛拥有丰富的橡胶种植和锡矿资源，便开始更深入地开发马来半岛。由于这两个行业都是劳动密集型行业，为补足人力短缺，英国大量引进中国和印度劳工，有统计显示在1800至1940年，前往马来西亚（《人民之友》编者注：那个年代，马来西亚尚未成立，应理解为：马来亚包括马来半岛和新加坡，以及北婆罗洲包括砂拉越、沙巴和汶莱）的华工累计总数多达900万人，这显著改变了当地族群构成。在英国开埠前少人居住、仍遍布丛林沼泽的新加坡，更形成华人占绝对主导（建国前八成人口都是华人）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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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来半岛殖民时期的锡矿和橡胶种植园分布图，大马首都吉隆坡就是以锡矿起家。（Wiley Online Library） |
对于这种多族群混居的国家，英国向来采取“分而治之”的手段，留下族群矛盾的烂摊子。在马来半岛，英国就将广大土著农民束缚于农田，华人和印度人参与新兴的矿业、橡胶业和商业，导致马来人对华人占据的经济优势地位大为不满。此后，二战时期日本入侵、马来华人（《人民之友》编者注，不少中国人常用这个称呼，而它却是错误的称谓，在那个年代，应称为“马来亚华人”才对）与中国同仇敌忾猛烈反击时，更引起马来人对当地华人忠诚度的质疑，两个族群矛盾程度继续加深。
殖民统治与马来人特殊地位
造成族群宗教隔阂持续至今
因此，等到二战后著手独立之时，马来人就坚持要建立以信仰伊斯兰教的土著为主导的新秩序，宪法153条更是订明马来人在拥有土地、官僚机构、商业和教育领域的特殊地位，为诸多偏袒政策提供制度保障。同时为稀释华人比例，马来西亚1963年勉强接纳新加坡之际（防止其演变为共产政权），也将华人较少、位于婆罗洲岛的沙巴和砂拉越两州吸纳入内，尽管两地与马来半岛历史渊源较弱，也为如今的东马分离主义倾向埋下源头。
种种举措自然引起华裔等少数族裔不满，李光耀更提出打造“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同强调“马来人的马来西亚”的“巫统”唱反调，引发后者震怒，导致新加坡在加入联邦两年后就被踢走。此举不仅旨在打压争取族群平等的思潮，也能有效将大马华人比例由42%降至35%，巩固马来人主导地位，可见种群政治之争盖过了新加坡占据马六甲海峡最狭窄处的重要地缘考量。不知道大马在面对新加坡成为全球货柜吞吐量第二大港口，而拥有辉煌历史的该国最大港口吞吐量仅居第12时，会否生出几丝后悔情绪？
而“巫统”在1969年大选中失利、华人上街庆祝更是引发了血腥的五一三种族冲突，马来人的怒火导致相对温和的首相东姑阿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下台，更强调马来人优先主义的首相敦拉扎克（Najib Tun
Razak）上位，其制定的新经济政策完全倒向土著，旨在将土著:非土著:外国人的经济比率由2.4:33:63调整至30:40:30。这固然帮助解决族权发展完全失衡的现象，但也让处处受制的华人生出二等公民之感。另外，大马当局强调马来人身份与伊斯兰教信仰的统一，提升伊斯兰教地位，创立伊斯兰大学、银行等，也让普遍不信该教的大马华人有被排斥之感。
直至今日，族群矛盾和宗教信仰带来的身份政治，仍是大马政坛不变的主体，擅长利用这份嫌隙的“巫统”时不时抛出“华人寄居论”、“华人为主的民行党欲主导政治论”，就能煽动起许多马来人的恐惧，即使是表面上看起来为政客为个人政治利益争斗的政变，背后也隐藏着这两个永恒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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