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印裔族群的政治觉悟
英殖民政府一开始就有计谋的分化或隔离印裔群体，将受英文教育的印裔族群纳入政府单位成为公务员，将印裔劳工限制或隔离在园丘里，目的是加深他们之间的误解，使他们没有办法相互谅解；甚至深化印裔群体里不同种姓之间的矛盾和仇恨。因此，英殖民政府就能直接控制或由他们所亲信的人直接管制无论是来自当公务员的中产阶层或是来自园丘工人的低下阶层的印裔族群，然后通过间接或直接的灌输他们必须忠于殖民者和雇主，使他们无法认清自己是受到英殖民政府和雇主的经济剥削，最终目的是使那些拥有共同命运的印裔族群无法团结起来对抗他们的共同敌人——英殖民主义者。无可否认的是，初期的印裔觉醒运动依然是需要依靠受英文教育的中产阶层通过一点一滴的努力，在条件成熟之后组织协会、工会以及政党，为马来亚半岛的印裔族群提供援助和发声。
1930年代是印裔族群政治觉悟本土化的分水岭。1930年代期间，印度劳工已经渐渐转变心态即视马来亚半岛为永久居住的地方。其中的原因是：一、从契约劳工变成自由劳工的因素：在“契约劳工”制度下输入马来亚的印裔劳工是受到限制的。但是，在“康卡尼”制度下输入马来亚半岛的印度劳工大多数为自由劳工，他们除了不受政府控制，还可以选择继续留在马来亚半岛生活；二、通婚因素使然：由于长时间在马来亚工作和生活的关系，这些印度劳工与在马来亚半岛工作的（各族）女工通婚而组织了家庭，加强了他们决定想定居在马来亚半岛的意愿。上述两个因素是促使他们开始对自己在马来亚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素质提出合理的诉求的内在原因。而促使他们敢于为自己在马来亚半岛争取更好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也有两个外在原因：一、印度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当时候在马来亚半岛的印裔工人还是受到印度民族主义者的影响，特别是一些印度民族主义者敢于向英殖民政府要求改善马来亚半岛印度劳工的工资的诉求；二、全球经济不稳定因素：1930年代全球经济进入不稳定的阶段、橡胶价格也在这个时期大幅度下滑，各族人民特别是印裔族群的生活更加痛苦。这些因素促进了这些劳动人民认识和理解殖民主义统治对殖民地人民的奴役、剥削和压迫，因此，便与其他进步力量结盟或支持他们反抗殖民主义的运动。
在此提出三个规模较庞大或较有组织性的团体和政党，来说明这些团体和政党如何对印裔族群的政治醒觉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它们是：（1）马来亚印度人中央协会 [Central Indian Association of Malaya （CIAM）]；（2）全国种植工友联合会 [National Union of Plantation Workers （NUPW）] ; ( 3 ) 马来亚印度国大党 [Malayan Indian Congress (MIC)]。
印度民族主义的兴起
启蒙了印裔社会运动
3.1、马来亚印度人中央协会（CIAM）与印裔族群的政治觉醒
在1920年代至1930年代，已经出现部分印裔专业人士受到印度民族主义者的影响而组织印度人协会，进行各种社会活动以照顾印裔族群的福利，比如：提供免费身体检查、开设泰米尔语文学习班、设立图书馆提供国内外书籍让印裔族群阅读与参考，甚至扩展到为印裔族群的国籍问题和平等权利而斗争的种种活动。
马来亚最早成立的印度人协会是槟城印度人协会，该协会是由两位领袖即拉惹纳依督（Raja Naidu） 和纳姆比亚尔（P.K. Nambyar）所领导的。在纳姆比亚尔领导下的槟城印度人协会除了维护中产阶级的利益之外，也关注低下阶层园丘工人的问题。纳姆比亚尔在就任期间曾影响印度政府制定政策来解决马来亚半岛园丘工人的问题。此外，他们也举办泛马来亚印裔族群研讨会，主要让来自全马各地的印裔代表们会面和共同讨论马来亚印裔族群的课题。
他们所举办的研讨会都会收集各方的意见，然后将大会通过的议案呈交给马来亚殖民地政府，盼望殖民地政府正视他们的诉求。但是，马来亚殖民地政府并没有因此理会他们的诉求。他们的努力没有给马来亚殖民地政府带来任何压力，却迫使他们开始思考成立中央协会的迫切性——必须迅速成立一个能够 有效捍卫马来亚印裔族群利益并创造未来前景的中央协会。英殖民政府的傲慢自大在某种程度上促使印裔族群不得不对本身在马来亚的前途着想，以寻找任何可行的方案去维护印裔族群在马来亚半岛的利益。
无论如何，印裔族群的团结由于面对一些阻碍而未能形成。这个阻碍来自于那些受淡米尔文教育的精英分子和出生在马来亚半岛的印度人。两者都不愿意被受英文教育的印度人领导，而另外自己组织团体为他们所信仰的理念而奋斗。前者指的就是由拉马沙米（E.V. Ramasamy或称为“Periyar”）所领导的达罗毗荼人（Dravidian）运动。大部分的达罗毗荼人都是来自印度南部最底层的种姓。他们主要的目的是反对种姓歧视，但是，他们另一方面却呼吁来自相同种姓的群体坚持本身作为达罗毗荼人的身份，而不是印度人。由于他们照搬在印度马德拉斯（Madras）反对婆罗门和反对兴都教的达罗毗荼人运动的斗争路线 [注：马来亚的达罗毗荼人运动主要是由非婆罗门（non-Brahmin）的印度民族主义者所领导的旨在维护非婆罗门利益的斗争。在印度马德拉斯，达罗毗荼人运动主要是反抗“婆罗门主义”的统治，认为“婆罗门主义”是由雅利安外来者引进南印度而强加在达罗毗荼人身上的一种文化。因此，他们决定组织起来反抗婆罗门种姓和由婆罗门种姓支配整个兴都教的各种礼仪，特别是婚姻礼仪。达罗毗荼人认为婆罗门种姓炮制了“兴都教婚姻礼仪”，即必须由一位婆罗门教士以梵语（Sanskrit）主持整个婚姻礼仪。达罗毗荼人认为婆罗门种姓的做法目的是在抬高婆罗门种姓的地位而已。因此，达罗毗荼人运动提倡“淡米尔婚姻礼仪”，即排除所有婚姻礼仪必须由一位教士（包括来自任何种姓的教士）以及必须以梵语来主持婚姻礼仪；反之，达罗毗荼人运动提倡的是只需要以淡米尔语主持整个婚姻礼仪，并在社会领袖面前（无需由教士主持）进行即可。总而言之，马来亚并非由婆罗门种姓所统治，因此，照搬的达罗毗荼人运动是不符合马来亚的社会情况或认错了敌人，阻碍了马来亚半岛印裔劳工的团结。参考资料：K. Anbalakan著作：《Identiti India di Malaysia》第28-34页，2008年出版] 相对于大部分在马来亚半岛的淡米尔人主要面对的是经济压迫的实质问题，其英殖民地政府是始作俑者。因此，他们的斗争并不符合印裔族群的切身利益而最终无法取得广泛印裔族群的支持。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达罗毗荼人运动的出现却给印裔族群的团结带来某种程度的困扰。
后者指的就是由萨瓦尔（G.V. Thaver）领导的马来亚印度人协会[ Malayan Indian Association (MIA)]。有数据显示，估计在1921年至1931年期间，出生在马来亚半岛的印度人占马来亚半岛印度人口的25% [见Mahajani, Usha.著作：《The role of Indian minorities in Burma and Malaya》第112页，1960年出版]。他们大部分视马来亚为他们的祖国。或许是因为他们在马来亚半岛的生活条件不允许他们回去印度，有的甚至基于劳碌的工作关系而没能与印度的亲戚保持紧密联系。久而久之，他们对印度所发生的政治问题漠不关心或认为与他们在马来亚半岛的生活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因此，他们便对那些还有和印度的政治领袖联系的马来亚半岛印裔领袖，或借用印度的政治局势的发展来推动马来亚印度人运动的领袖们，采取疏远的态度。他们甚至认为那些领袖并不能代表出生在马来亚半岛的印度人的心声，因此，坚持所有出生在马来亚半岛的印度人的命运理应由马来亚印度人协会去捍卫。有鉴于此，马来亚印度人协会的立场是反对马来亚半岛的印度人参与或支持印度民族主义运动，因为，若不是这样做的话他们担心会导致其他在马来亚半岛的族群对他们对这个“国家”的忠诚度产生质疑。因此，马来亚印度人协会的斗争方式就是与英殖民政府协商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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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图是1931年马来联邦州属联邦州议会理事会（Federal Legislative council of the Federated Malay states）成员的合影。右一是S.N. Veerasamy律师。 |
无论如何，如果说达罗毗荼人运动坚持本身的种姓和语言而导致印裔族群的分裂，那么马来亚印度人协会以出生地点将印裔族群加以区分，也造成印裔族群的分裂。事实是，两方面都没有认识到马来亚半岛印度人共同面对的问题是英殖民政府对劳动人民的经济压迫才是本质的问题。由于这些种种因素，使得纳姆比亚尔欲成立中央协会来捍卫印度人的福利和经济的愿望无法实现。这种情况随着1930年代的经济衰退才促使印裔社群重新思考成立中央协会的迫切性。1936年9月，由12个社会团体和部分印裔商会举办的研讨会最终催生了马来亚印度人
[注: 威拉沙米作为印中央协会的领导，不能摆脱本身的中产阶级立场，不敢抵抗英殖民政府的压迫，不愿捍卫劳动阶层的利益，很快辞掉印中央协会主席职（见Stenson, M.R. 著作： 《Class, Race and Colonialism in West Malaysia: The Indian Case.》第4页，1980年出版）]。印中央协会在短短五年的时间里，就从城市发展到郊区，并在1939年至1941年期间，在郊区就一共成立了21个新的印度人协会。印中央协会的会员高达6000至7000人。据说会员的人数相对于1937年的时候已经增加了10倍那么多
[见Stenson, M.R. 著作： 《Class, Race and Colonialism in West Malaysia: The Indian Case.》第58-59页，1980年出版]。
中央协会[Central Indian Associations Of Malaya （CIAM简称“印中央协会”）]的成立。此协会的目的就是要代表全体马来亚印裔族群发声，其第一任主席是威拉沙米（Veerasamy）
印中央协会在成立初期，大部分的工委和会员都是受英文教育的马拉亚利人，只有少部分是淡米尔人。印中央协会无法真正走进最广大、最底层的淡米尔族群里面，不能代表整个印裔族群。这是因为大部分的印中央协会领导不是受淡米尔文教育，他们无法接近以淡米尔语为主要沟通语言的最底层印裔劳工。印中央协会确实曾面对马来亚政府（英殖民政府）以印中央协会不代表大部分的印裔族群为由而不愿聆听或与印中央协会商讨印裔族群所面对的问题。尽管如此，这也不完全阻碍印中央协会争取印裔劳工阶层的利益。印中央协会通过直接向印度政府施压，迫使印度政府制定政策制止非技术劳工输入马来亚半岛。印中央协会也或多或少曾通过向印度政府施压的方式为劳工阶层争取合理的工资、改善工友的工作和居住环境等。
印中央协会也曾谴责马来亚政府（英殖民政府）的政策旨在剥削印裔劳工，为了英殖民统治者和英国人雇主的经济利益。当印中央协会将矛头指向英殖民政府的时候，却使印中央协会陷入内部纠纷而无法发挥预期作用。部分印中央协会的工委表示他们并不太适应印中央协会过于“政治化”的表现，就连印中央协会主席威拉沙米也是这么认为，甚至因为这个理由而辞去印中央协会主席职位。
其实，只要我们从印中央协会领导人的阶级立场来分析，就能够明白他们为何更倾向于“温和的方式”即在不违背自己阶级利益的情况下，与统治集团通过和平协商，为印裔族群争取一点可以改善他们的生活与工作条件就已经很好了。这当中的原因不外乎他们担心太过“激烈”批评马来亚政府或英殖民政府最终只会给他们本身带来无穷的烦恼。尽管印中央协会捍卫印裔劳工的基本权益以失败告终，但是，从面对阻碍到最终成立的印中央协会的例子来看，印裔族群已经意识到必须通过一个更广泛而且必须敢于向英殖民政府抗衡的组织或团体，来处理和解决他们所面对的共同问题。
种植工联并不维护工人利益
主要为了杜绝共产主义滋长
3.2、全国种植工友联合会（NUPW）与印裔族群的政治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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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图是泛马职工联合会领袖S.A. Ganapathy；下图是职工会联合会领袖P. Veerasenan |
我国的经济策划单位【Unit Perancangan Ekonomi - UPE】于1983年的调查显示，全国种植工友联合会（以下简称“种植工联”）对提高园丘工人的社会经济水平是失败的。这里或许可以以两个原因来说明导致种植工联失败的原因。其一、种植工联是按照英殖民政府的指示而成立的；其二、种植工联的中产阶级领导层无法摆脱其阶级立场与工人阶级同在，而最终遭到劳工阶层唾弃。
种植工联的成立与英殖民政府在马来亚受到共产主义思想威胁是有关联的，或者说，种植工联的成立是英殖民政府对付共产主义思想不断扩大的一种对策 [见Stenson, M.R. 《Industrial Conflict in Malaya: Prelude to the Communist Revolt of 1948》第38-53页，1970年出版]。这点必须从两个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即泛马职工联合会[Persekutuan Kesatuan Sekerja Se-Malaya (Pan Malayan Federal of Trade Union, PMFTU) ]和职工会联合会 [ The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FTU) ] 开始说起。普遍认为，这两个工会是受到共产主义思想领导的工会。这些工会体现出敢于斗争、不怕牺牲的精神确实带给英殖民政府很大的困扰。
在1930至1940年代是风起云涌的年代。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以及遭受帝国主义侵袭的各国人民，其反抗殖民主义以及民族主义意识普遍上都特别高涨。我们基本上可以这么说，在1930年代，就新马两地而言，共产主义思想是广受劳动群众欢迎和接受的一种政治思想。在1948年，新马各族人民反抗殖民主义的运动已经到了巅峰，使英殖民政府面临巨大的压力。
[注：著名东南亚历史与大英帝国历史研究的历史学家——哈柏（T.N. Harper）以“政治话语”（political discourse）的视角分析了新马（主要还是以新加坡为中心）民族主义崛起的过程，以至它如何影响新马各个族群争取独立斗争的运动。哈柏在《林清祥与他的年代》（上册）一书发表题为《林清祥与“新加坡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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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图是马来亚人民抗日军（MPAJA）。它是马来亚共产党（CPM）在日本侵略马来亚半岛和新加坡以及占领期间缔造和领导的游击队，它是马来亚人民在3年8个月的日军占领时期的最大和最有组织的武装反抗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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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柏把新马在1945至1948年这段时期形容为“马来亚之春”，也就是说这段时期是左翼运动与统治集团相互冲突和较劲的重要时期。英殖民政府重返新马的那段时期从初期的附有条件的宽松对待当时的政治活动，到后期对左翼的态度转趋强硬，确实显示了英殖民政府非常担心反殖运动最终会损害他们的根本利益和统治地位。英殖民政府终于在1948年6月宣布新马进入紧急状况。由于1947年和1948年的经济状况仍然恶劣，左翼总工会在新加坡和马来亚半岛掀起罢工浪潮。我们可以从工人罢工事件所提出的诉求内容去证实。工人罢工是因为他们不满雇主的剥削而组织起来要求合理的工资，但是当时的工人诉求不限于提升工资而已，他们甚至要求雇主把权力归还给本地劳工。总而言之，无论在马来亚（包括新加坡）或其他殖民地的民族主义意识都相当高涨，这带给英殖民统治者的威胁是非常大的。另一方面，在马来亚共产党（以下简称：“马共”）
[注：马来亚共产党于1930年4月30日在马来亚森美兰州瓜拉比拉的乡村成立。] 的影响之下，各族人民（包括印、华、巫裔劳动人民）可以团结在一起联合行动甚至有足够的力量成立一个强大的统一阵线来对抗英殖民地政府。各族劳动人民在马共的影响下确实可以打破种族隔膜。英殖民政府和那些由英殖民政府掌控的工会非常担忧由马共主导的类似联合阵线或统一阵线的斗争形势最终破坏英殖民统治者欲通过分而治之的手段来永久性统治马来亚。
[注：“……“马来亚之春”为激进政治运动开了一个短暂的窗口，使当地多民族共同参与的初生激进政治在思想和组织上趋于定型。泛马行动委员会——人民力量中心（AMCJA-PUTERA）即为最重要表现。这个为期短暂的政治同盟在1947年成立，对企图重建战前英国与马来贵族联盟的马来亚联合邦方案提出挑战。它的主导力量是马来亚民主同盟和激进的马来国民党，他们明确发表声明，宣告他们共同服膺马来亚民族主义和倾向社会主义的反殖民地主义……”参考资料：哈柏(T.N. Harper)撰写的《林清祥与“新加坡的故事”》第44页，2002年]
英殖民政府无法改变大趋势
通过法令控制工会组织的发展
英殖民统治集团认为有组织性的工人运动在那个时候已经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英殖民统治集团认为应该成立由自己主导的工会，以便由他们直接控制工会的发展，让工会可以保护他们的利益不受损害。因此，英殖民统治者通过两项法令即Ceylonese Trade Union Ordinance 1935 和 United Kingdom Industrial Courts Act 1919 (Stenson 1970)，这两项法令最终成为制定马来亚（马来西亚）关于工会以及团体注册法令的基本原则，如：《1966年注册法令》、《1967年雇佣关系法令》、《1959工会法令》等等 [见T.N. Harper著作：《The End of Empire and the Making of Malaya》, 1999年]。这主要体现在英国在1945年后期重新占领新加坡（包括马来亚半岛）时，英国工党政府放松了战前对言论、集会、结社的诸多箝制，对政治活动的法律限制也比以前任何时候以及后来都比较宽松。但是，这并非英殖民政府的无私恩赐，而是英殖民政府为了重新控制一个重要的战略中心的计谋。[见哈柏(T.N. Harper)撰写的《林清祥与“新加坡的故事”》第44页，2002年]。
换言之，英殖民政府无法改变大趋势，便通过上述的法令钳制工会的发展。英国最高专员有权利控制所有社团、工会以及组织的注册。由英国最高专员认可的社团、工会或组织可以通过协商的方式让雇主和工友在和气的情况下进行谈判 [见Stenson, M.R. 《Industrial Conflict in Malaya: Prelude to the Communist Revolt of 1948》第38-53页，1970年出版]。此外，英殖民地政府也将权力下放给警方。警方有权力逮捕那些相信是领导罢工的幕后推手或将他们驱逐出境 [注：“……1946年后期和1947年，政府重新实施战前颁布的报章印刷管制工会和社团注册法令，并广泛运用驱逐出境权力，把“合法”参与当地政治的范围收窄了。英国对此时期迅速崛起的左翼力量深感震惊，随即采取措施翦除民族运动的政治锋芒……”参考资料：哈柏(T.N. Harper)撰写的《林清祥与“新加坡的故事”》第44页，2002年] 在那个时期，英殖民政府逮捕了许多工会的领导，其逮捕的理由只是怀疑他们企图唆使“政治仇恨”或指责他们思想倾向于共产主义或将他们与马共联系起来，就可以随意将他们逮捕监禁。其实，英殖民统治者必须通过野蛮强硬的手段镇压他们的政敌，这只是说明英殖民统治者非常恐惧共产主义思想普遍受到生活在底层的劳动人民的欢迎和接受。
种植工联由英殖民政府扶持成长
在改善园丘工人生活上无所作为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约翰﹒布拉西尔（John Brazier）作为英殖民政府工会的顾问建议成立全新的工会或亲英殖民统治者的工会。约翰﹒布拉西尔非常敬佩森美兰印度劳工工会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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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P.Narayanan |
那拉耶南（P.P.Narayanan）。当时，有一件让约翰﹒布拉西尔无法忘怀的事件，那就是森美兰印度劳工工会的组织虽然弱小，但是这个工会的领导却敢挺身而出与具有强大背景或受共产主义思想支配的泛马职工联合会进行谈判。当时领导这支工会的领袖就是那拉耶南和Choudry。如果说这两位领袖是当时响当当反抗共产主义的先锋也不为过。约翰﹒布拉西尔看中了那拉耶南的反共表现，因此，推荐由那拉耶南来领导全国种植工友联合会（种植工联）
[见Morais, J.V. 著作《P.P. Narayanan - The Asian Trade Union Leader》, 1975年出版; Ramachandran, S. 著作《Indian Plantation Labour in Malaysia》, 1994年出版]。种植工联在那拉耶南的领导不断壮大，最终这个庞大的工会支配了整个马来（西）亚职工总会【Malaysian Trade Unions Congress （MTUC）】以及其发展方向。
1954年，种植工联底下就有350个单位，会员共5万6千人。在许多州属如森美兰、霹雳、马六甲和雪兰莪都有种植工联的分行。种植工联的会员也在1950年代直到1960年代底迅速提升。到了1970年代，种植工联的会员人数出现下降的趋势，这是因为我国在1970年代之后开始从依靠种植业转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经济发展。种植工联所关注的业务从橡胶种植业扩展到其他商业农作物如油棕、椰子、茶、可可和黄梨。英国最高专员Sir Donald Charles MacGillivray在种植工联的开幕仪式上公开表示，种植工联的成立标志着马来亚工会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所谓“新的阶段”基本上就是等于从广大工人阶级反抗英殖民主义的“旧形式”，转换为由英殖民统治集团操控下成立的种植工联，将在未来的日子继续扮演好维护殖民主义利益的“新形式”。这个新的阶段的做法显然与广大印裔族群以至各族人民反抗殖民主义的浪潮是背道而驰，因此，最终必将会彻底失败的。
那拉耶南从1954年种植工联成立开始就一直领导到他于1993年退休为止，前后领导了近40年之久。虽然那拉耶南的工作原则是要求同工同酬、更好的居住与工作环境、孩子们有机会上学、工人可以在失去工作、生病或退休之后还有能力维持他们自己和其家人的生活等等。但是，那拉耶南领导的种植工联却是与雇主或政府以协商的方式为工人请命。因此，种植工联成立迄今已有60年之久，园丘工人依然不停向雇主或政府要求最低薪金制、提升园丘基本设施、提升居住与工作环境等等。这雄辩地说明了种植工联作为最大的种植业工人的领导组织在园丘工人的生活素质和工作条件的改善上无所作为。园丘工人对于园丘种植业所带给国家的经济发展，跟他们现在所处在的悲惨困境的强烈对比，产生了极度失望和愤懑的情绪。
据Manickam的调查显示，种植工联的领导们曾利用会员们的绝对服从和软弱谋求私利。1989年4月29日，英文报The Star的一项报道揭露，5名种植工联的高级执行员的年收入是180名种植工联会员的年捐的四分之三。这暴露了种植工联的领导人常常利用组织的收入来津贴自己出席各种活动如国际论坛等等。但是，大部分的印裔园丘工人依然是在艰辛和贫苦的环境下生活着。另一个例子是，在2007年，种植工联领导人与政府在谈判关于合理的园丘工人的最低薪金制时，同意园丘工人的每月工资为RM350。这话说来是非常讽刺的，那是因为我国的第八大马计划显示马来西亚半岛平均每月家庭收入RM540为贫困家庭的收入水平。那就是说种植工联领导人竟然认同园丘工人的最低薪金制是低于贫困家庭的水平。 这只能说明种植工联的成立确实只是英殖民政府为了抵抗工人争取合理待遇的正义行动的一种手段。这是因为工人为了争取合理的待遇而被迫发动罢工，确实使到许多工厂的生产受到干扰，进而影响了雇主或政府的利益。种植工联成立了那么多年，劳动人民特别是印裔工人的生活与工作环境依然没有丝毫改善就是最好的证明）[见Manickam, J.R. 著作《The Malaysian Indian Dilemma》第245-254,2009年出版]。
总而言之，印裔族群特别是最底层的劳动人民从印中央协会到种植工联的斗争实践中觉悟到，依赖那些背后由英殖民统治集团直接或间接操控的工友联合会和那些不敢抵触英殖民统治地位的印裔领导人来改善他们的生活的幻想终归破灭了。广大的印裔劳工为了继续生存，他们唯有寻找其他的管道，尝试达成他们的愿望。
巫统统治集团利用国大党
粉饰其种族主义霸权统治
3.3、印度国大党与印裔族群的政治觉醒
日本投降后，英殖民政府卷土重来，先是提出“马来亚联邦”计划，由于当时的马来贵族和马来精英
[注：马来国民党开始的时候也支持马来联邦计划，认为此计划可统一各州行政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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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图是三方代表（英殖民地政府、苏丹及巫统）于1947年4月份召开的会议，讨论吉斯曼报告（Cheeseman Report），3个月后就发布了修订的《马来亚联邦宪法建议》。 |
而走向自治的道路，当获得更多的资讯之后才认清其计划的最终目的旨在使马来亚永远成为英殖民地政府的统治天下，而退出巫人统一机构（巫统），加入全马联合行动理事会（AMCJA）和马来人民联合阵线（PUTERA）继续反抗英殖民政府炮制的“马来亚联邦”计划] 担忧苏丹、伊斯兰教和马来人特权最终将在“马来亚联邦”计划下消失掉而大力反对这项计划，英殖民政府才退而求其次与各州苏丹和巫人统一机构（称之为“三方代表”）秘密磋商，提出新的计划即“马来亚联合邦”计划，指的就是马来亚将在英国保护下成立“马来亚联合邦”，这个包括9个马来州以及2个殖民地即槟城及马六甲（将新加坡与马来亚分割开来）的新计划，其马来亚联合邦则是根据各州协定（英殖民政府与各州苏丹缔结之协定）和联合邦协定（指的就是“马来亚联合邦”）的新政制办法。根据联合邦协定，联合邦中央政府，包括英皇委派的钦差大臣，主要主持联合邦行政会议以及联合邦立法议会，换言之，所有即将制定的法案必须事先获得英皇及各州苏丹的认可，才能提呈到联合邦立法议会。随后，三方代表组成了“制宪工作委员会”，拒绝征求其他团体的意见及不民主的情况下拟定了《马来亚联邦宪法建议》（以下简称《建议书》）作为马来亚联合邦获得独立之后的宪法建议书。
国大党拥护《 人民宪章 》
获得广大印裔族群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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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图是印度国大党第一任主席约翰迪威（John Thivy）;右图是1939年马来亚印度人中央协会主席拉加万（Raghavan）。 |
两名曾遭英殖民政府逮捕的印裔族群领袖约翰迪威（John Thivy）和拉加万（Raghavan）于1946年4月期间获得释放之后，便积极提出他们对整个由英殖民地政府炮制的马来亚联邦计划和《建议书》的看法，同时广泛收集印裔社会对这项计划的看法。他们的努力催生了印度国大党（于1946年8月2日）成立
[注：印度国大党在第一任主席迪威（1946-1947年）和第二任主席巴特星（Budh Singh）（1947-1950年）领导时期较为进步，反抗英殖民统治立场较为鲜明。印度国大党转为支持英殖民统治并与英殖民统治者合作就是在第三任主席拉马那旦（K.Ramanthan）（1950-1951年）领导时期开始的。随后，印度国大党在第四任主席迪华沙（K.L.Devaser）（1951-1955年）的领导下加入联盟政府，直至现在为止，印度国大党依然是昔日联盟政府今日国阵政府的忠诚伙伴]。印度国大党成立初期也引起印裔社群的分歧。比如总工会 [ General Labour Union （GLU）] 就不同意印度国大党在党内成立劳工部，认为关于劳资纠纷的问题应该由总工会来领导。此外，部分印裔精英不同意迪威关于马来人特权的立场
[注: 迪威警告印裔族群，不可提出与马来人相左的意见，免得让马来人对印度人的忠诚度产生质疑。见：K. Anbalakan著作：《Identiti India di Malaysia》第91页，2008年出版]。无论如何，这也不阻碍印度国大党与其他政党如马来亚马来国民党（PKMM）、马来亚民主同盟 [ Malayan Democratic Union（MDU）] 等联合反对英殖民政府拟定的《建议书》。其中，印度国大党主要对这项新的宪法感到担忧的是它限制非马来人获得联邦公民的条件。
各族人民为了反对马来亚联邦计划和《建议书》，决定站在统一战线上，并先后成立了全马联合行动理事会（AMCJA）（于1946年12月22日）和马来人民联合阵线（PUTERA）（于1947年2月2日）。最终，“全马联合行动理事会——马来人民联合阵线”(AMCJA — PUTERA) 根据民主讨论的原则，以包容及能够体现马来亚多元民族文化的性质的前提下，共同拟定了《马来亚人民宪章草案》（以下简称《人民宪章》）作为取代《建议书》的建议。所有团结在“全马联合行动理事会——马来人民联合阵线”的政党都充分发挥了民主的基本原则和可以相对比较包容各族人民的基本权利，以争取一个统一的马来亚（包括新加坡）和争取马来亚走向民主自治的道路。
为了向英殖民政府展示《人民宪章》是得到广大人民支持的，“全马联合行动理事会——马来人民联合阵线”于是在全国各地举行集会、群众大会和示威。但是，英殖民政府对《人民宪章》依然置之不理。于是，“全马联合行动理事会——马来人民联合阵线”于1947年10月20 日展开了称为“Hartal”的大罢市即在全国停止一切经济活动，作为引起英殖民政府关注这件事的重要行动。在大罢市的示威事件上，大约90%来自印裔劳工阶级响应“全马联合行动理事会——马来人民联合阵线”的号召，印度国大党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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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图是《新加坡自由日报》对HARTAL事件的报道。 |
全马大罢市虽然成功导致全国经济几乎瘫痪，但是，英殖民政府始终不接受《人民宪章》，反而在1948年2月1日接受了《建议书》。随着马共于1948年6月间展开武装斗争而英殖民政府宣布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
[注：对于马共当时候是否有必要或有条件展开武装斗争的问题，以及英国政府为何甘愿备受千夫所指也不得不宣布取缔马共的决策的问题，可以参考由张祖兴于2012年发表在《中国干部学习网》，题为《英国取缔马共的决策过程》的文章。张祖兴指出：前马共总书记陈平于1998年接受媒体访问，在回答“马共是不是接到共产国际指示而进行武装斗争”这个问题时，陈平说：“首先我要讲的是这决定并未受到任何方面指示，不管中共也好，国际共产情报局也好。莱特走了以后，1947年7月我去泰国和香港，见了泰共和越共领导人，都没提及要搞武装斗争。战后我们的纲领是通过和平途径争取自治。1948年1月，一位同志在政治局会议提出，我们这几年包括组织大罢市，也形成一个统一战线组织，但搞来搞去好像没有办法逼英国人让步。我们要争取的是自治，英国人也不接受。当时英国人通过工会法令，一步步加紧控制，总的趋势是要恢复战前的情况；我们估计，接下去一定会控制政党。看来我们要想新的办法，不是搞武装，只是多些激烈行动。”因此，张祖兴就陈平的上述访问内容分析，马共一直试图用和平的、合法的方式争取实现马来亚自治，但英国无意放弃对马来亚的殖民统治，并加紧对合法政治活动的镇压，这引起马共的严重不满。同时还可以看出，虽然马共有意更多地进行“激烈行动”，但无意“搞武装”。从后来的情况看，马共显然并没有做好全面武装斗争的准备。关于第二个问题，张祖兴指出：英国政府是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做出取缔马共的决策，实属无奈之举。两个理由是：一、英国不能放弃马来亚。从经济上看，马来亚对英帝国具有重要意义。当时在英国本土面临严重贸易逆差、美元严重短缺的情况下，马来亚作为英镑区内对美（及美元区）主要的出口地，对于调整英镑区贸易平衡、支持英镑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从政治上看，英国不能轻易放弃对马来亚的殖民统治，即使不得不放弃的话，也要把政权交给亲英的政治派别，保证马来亚继续留在英镑区内，为英帝国的经济利益服务；二、英国不能无限期地打一场没有对手的战争。同时，在冷战的背景下，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把自己在东南亚的行动包装成一场反对共产主义的斗争，也是最有利的。所以，在商界和马来亚殖民当局的强烈要求下，英国政府不得不做出这个决策。伦敦方面所能做的只是公开表明，取缔马共的要求是地方当局提出的，证据是地方当局提供的，这不过是为逃避历史责任准备的一个台阶而已]，全马联合行动理事会——马来人民联合阵线宣告分崩离析，参与各民族大联盟的组织或团体大部分被查封，其他没被查封的组织或团体，则自动解散。印度国大党并没有因此而消失无踪，只是决定暂时停止一切政治活动。但是，印度国大党还是很关注《建议书》的发展。另外，印度国大党还指示他们的党员拒绝接受提名成为联邦州议会的印裔代表，以表示该党支持《人民宪章》，反对《建议书》的立场
[注：印度国大党在反对宪制（或《建议书》）的立场上，党内当时面对两种不同的斗争形式即：有些人认为参加新宪制（指的是《建议书》下产生的议会里去，从里面来反对宪法会比较容易；有些人则认为应该完全加以抵制。这是因为各会议的组成不是基于普选原则进行，而是由英政府自己决定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进步分子便没有办法参加到议会里，更不用说能从内部来制造宪制的僵局。最终，印度国大党以第二种斗争路线的方式反对《建议书》，即采用全部抵制的形式，集中广大群众的意志和力量，从外部来击破该宪制。史料取自于由马来亚印度国大党总秘书拉特南于1948年1月1日发表题为《一九四八年将如何》刊登在《民声报新年特刊》的文章。参考资料：朱齐英主编《马来民族史料选辑（下册）（1945年8月-1948年6月）》第172-175页,2009年出版]。
有部分印裔专业人士和印裔商人一开始就不赞同印度国大党参与全马联合行动理事会的行动或接受任何指示。他们的其中一项分歧就是在关于是否可获得双重国籍的问题上。当时在马来亚的著名律师——R.Ramani就呈交了一份报告书给印度政府，希望印度政府重新考虑让那些在马来亚工作的印度同胞随着马来亚独立后依然可拥有双重国籍的建议。但是，印度政府并不赞同那些在马来亚获得公民权的印度人同时享有印度国籍。眼看由“三方代表”在不民主的情况下推出的《建议书》已将要强压在各族人民的头上来，而“全马联合行动理事会——马来人民联合阵线”的力量尽管强大也不敌马来亚统治集团的高压手段，在新的政治局势下，各族人民也确实陷入了是否应该申请成为马来亚联邦公民或是直接回去他们的祖国印度的思想斗争。印度国大党当时的立场是支持所有符合资格的马来亚半岛印裔族群把握机会申请成为马来亚联邦公民。因此，印度国大党广泛呼吁印裔族群申请成为马来亚联合邦公民的重要性已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展开。印度国大党也提供支援协助印度人申请成为公民、鼓励印度人掌握马来文和督促政府提供各种马来文书籍及要求所有淡米尔学校务必教马来文科。
印度国大党从左转向右
最终遭其印裔群众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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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图是国大党第三任主席拉马那旦（K.Ramanthan）；右图是国大党第四任主席迪华沙（K.L.Devaser）。 |
1950年，当拉马那旦获选为印度国大党第三任主席的时候就将印度国大党的斗争路线转变为和英殖民政府合作并收回印度国大党早前反对《建议书》的立场。他的政治转变，也显示了印度国大党往后的斗争方向的转变。1951年，印度国大党在第四任主席迪华沙的领导下，于1955年4月正式加入联盟（马来文称为“PERIKATAN”、英文则称为“ALLIANCE”）
[注：联盟是1951年成立于马来亚联合邦的政党联盟，由巫统、马华公会所组成，印度国大党在1955年才加入。这个巫华印联盟即现在的马来西亚国阵阵线（国阵）的前身。]与巫统和马华公会联合应对1955年的全国大选。最终，联盟横扫全国52席的51席，其中两席就由印度国大党派出的代表胜选。当时，和丰州议席的三班丹（V.T.Sambantan）被委为内阁成员。自1955年之后，印度国大党一直都是昔日联盟和今日国阵的忠实伙伴。换言之，印度国大党曾在英殖民统治时期确实为马来亚民族民主运动扮演着积极的角色，然而，在它加入联盟之后，自马来亚于1957年获得独立之后的57年以来，印度国大党不论是在反抗新殖民主义统治和巫统种族霸权统治方面，都没有什么显著的案例来支撑印度国大党在这方面的积极贡献。总而言之，印度国大党的成立初期确实带给印裔族群一些希望，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广大的印裔族群对印度国大党的期望几乎破灭。印度国大党作为联盟（今日国阵）的第三大亲密政治伙伴，却无法带给印裔族群在社会经济上的帮助或提升，是导致广大印裔劳动人民对印度国大党极度失望以至愤懑的原因。
国大党成立自救合作社
掩饰统治集团压迫印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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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是1959年联邦州议会理事会（Federal Legislative Council）成员的合影。前排左起：Abdul Aziz Ishak, V.T. Sambanthan, Dato’ Abdul Razak Hussein, Tunku Abdul Rahman Putra Al-Haj, H.S. Lee, Sulaiman Dato’ Abdul Rahman and Sardon Hj. Zubir. 后排左起：Ong Yoke Lin, Abdul Rahman Talib, Mohamed Khir Johari, Tan Siew Sin, and Bahaman Shamsuddin （来源：Arkib Negara Malay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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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印裔劳动人民对印度国大党的失望始终为两个原因。其一、印度国大党的核心领导人并非争取实施一劳永逸提升印裔族群的社会经济水平的政策方案，而只是奴颜婢膝地向联盟或国阵政府乞求一点一滴的施舍而已。其二、印度国大党的最高领导层经常陷入内部纷争，其目的是继续蒙骗他们的群众，让自己可以利用印度国大党的代表身份，要求巫统精英分一杯羹。由于印度国大党并没有从政策上对抗巫统的种族主义霸权统治，而选择以自救的方式即成立合作社，鼓励党员和园丘工人购买合作社或控股的股票，以便政府在大量开发园丘地的同时，不被分割大园丘的举措所影响。其实，由印度国大党领袖推动下成立的合作社最终只是他们为了安抚与蒙骗他们的支持者来巩固自己在印度国大党的地位的工具而已。其中的合作社如：全国土地融资合作社 [ National Land Finance and Cooperation Society （NLFCS）]、Syarikat Kerjasama Nesa Pelbagai （Nesa）、Koperasi Belia Majujaya （Majujaya）、Koperasi Pekerja Jaya （KPJ）、麦加控股公司（Maika Holdings Bhd.）
[K. Anbalakan著作：《Identiti India di Malaysia》第157-197页，2008年出版]。
大园丘分割的措施是自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之后就已经开始了。这项措施随着马来亚独立之后变得越来越严重。有数据显示，在1950年直到1967年期间，共324,931英亩的园丘就受到分割大园丘举措的影响，而导致28,363劳工遭殃 [见Stenson, M.R. 著作： 《Class, Race and Colonialism in West Malaysia: The Indian Case.》第202页，1980年出版]。随着分割大园丘的举措，也导致大量的劳工特别是园丘工人失去工作。由于政府不理会印度国大党和全国园丘工友联合会的诉求，印度国大党不得不挺身而出，自寻求办法协助受影响的园丘工人购买遭分割的园丘。于是，印度国大党第五任主席三班丹便于1960年5月成立了全国土地融资合作社，合作社旨在鼓励园丘工人通过买股票，累积基金购买胶园。每位社员得购买RM100股票，每个月只需摊还RM10。全国土地融资合作社于1961年8月以RM330万购买位于吉打州近3千英亩的园丘地Ladang Bukit Sidim，提高了园丘工人对该合作社的信心 [K. Anbalakan著作：《Identiti India di Malaysia》第162-163页，2008年出版]。随后，全国土地融资合作社的会员增加至2万9千人，累积的控股（资金）于1963年高达RM700万[见Gomez, E.T. 著作《Political Business: Corporate Involvement of Malaysian Political System》第249页，1994年出版]。有数据显示，全国土地融资合作社在1961年至1969年短短8年期间已购买了18片不同地点的园丘地。有的学者甚至嘲讽若不是全国土地融资合作社的努力下，极大可能印裔族群在马来西亚企业股权连1%的水平都无法达到 [K. Anbalakan著作：《Identiti India di Malaysia》第163, 195页，2008年出版]。
国大党领袖利用合作社
吞噬印裔族群的血汗钱
正当巫统或国阵政府紧锣密鼓推行旨在提高马来人经济地位的新经济政策，这个关乎少数民族或非巫裔族群生死存活的关键时刻，印度国大党却陷入党争的纠纷。三班丹的强烈对手——玛尼卡华沙甘（Manikavasagam）开始质问党主席在任18年期间未曾提升印裔族群的经济水平。由于党争非常激烈，促使时任首相兼巫统主席阿都拉萨（Tun Abdul Razak）直接干预印度国大党的党争，最终迫使三班丹辞去主席，并由玛尼卡华沙甘取代三班丹成为第六任印度国大党主席。虽然如此，印裔族群的经济地位并没有随着党主席的变更而有所改善。广大的印裔族群依然对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感到担忧。由于玛尼卡华沙甘也无法改变巫统让它放弃推行马来人经济议程的各种措施，照旧以“自救的方式”于1974年成立了Nesa合作社以自行提高印裔族群的经济水平。紧接着的还是由各个印度国大党的主要领导人在不同时期，为了让自己能在党内站稳党职或更上一层楼而成立类似“自救合作社”的企业组织来捞取他们的政治资本。比如：1977年，时任副主席帕塔玛纳班（Pathamanaban）成立了Majujaya合作社、1978年，三美威鲁（Samy Vellu）也因为受到党内竞争对手的强烈挑战而成立KPJ合作社。之后，三美威鲁在1982年又成立了麦加控股公司（Maika Holdings Bhd.）。这个控股公司的成立主要是让三美威鲁可以随意指挥或由他指示他安插在其控股公司的信托人或代言人去决定其公司的各种商业投资项目。
无可否认，这些合作社和控股公司在成立初期都获得印裔社群的支持，同时，这些公司也在不同阶段推行了房屋计划、资助印裔青年参与小型企业如印刷业、旅游业、保险等、鼓励印裔社群购买股票、产业、为贫苦印裔同胞提供廉价房屋等等。至于广大印裔族群是否从这些计划里得利或是它其实只是利于某在位的党领袖的朋党，还是值得大家去思考的问题。但是，可以肯定的就是，无论合作社或控股公司，基本上都是与印度国大党的领袖有直接或间接挂钩的。因此，这些合作社和控股公司成为某个党领袖为了稳固党职或争取上位的工具，已引起印裔族群的普遍不满。这里提出一个非常凸显的例子来说明上述情况，即由在位最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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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位最久的第七任印度国大党主席三美威鲁（Sammy Vellu）。 |
的第七任印度国大党主席三美威鲁（在位共31年，即1979年至2010年）所支配的麦加控股公司就爆发了广为人知的贪污腐败丑闻，即党领袖如何利用本身支配控股公司的便利而将政府所分配的股份，分配给自己的朋党或亲戚。这件事发生在1990年，由于政府把电讯公司私营化，电讯股根据族群加以分配。同年10月4日，麦加控股公司收到财政部正式公函指该公司分得电讯公司1000万股。消息传开之后，三美威鲁马上否认并澄清此事，指麦加控股只是得到100万股。经过几个月的时间，最后才揭露由电讯公司分配给麦加控股确实是1000万股，但是随着三美威鲁的介入而最终麦加控股只是得到100万股，其余的900万股由三美威鲁分配给他的亲戚的公司即Clearway Sdn. Bhd.、SB Management Services Sdn. Bhd.和 Advance Personal Computers Sdn. Bhd.（前两间公司是“两令吉公司”，分别在1988年和1989年注册，该公司却从来没有运作或拥有任何资产或股票。但是，这两间公司的董事是三美威鲁的孩子和表弟；另外一间公司则是一家亏损公司）。让人疑惑的是不晓得为何三美威鲁会认为这些公司有能力获得麦加控股分配的900万股，更令人愤怒的是贪污局虽然调查此事，但是却为三美威鲁洗清罪名而让他免受法律的制裁。
麦加控股的事件只是一个爆发点，其实广大的印裔族群早已厌恶了印度国大党的历届领袖们并没有好好的发展合作社或控股公司的业务来造福或有计划的提升印裔族群的社会经济地位。他们看清了印度国大党领袖都只是在利用本身在政治岗位上的便利去控制合作社或控股公司的发展，然后由他们直接支配这些合作社或控股公司，欺骗他们的支持者和广大的印裔族群以为拥有这些合作社或控股公司的股份之后就可以使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有所提升。印度国大党领袖们竞相利用这些合作社或控股公司来达到他们能够继续成为党领导人而从中捞取私人利益。这不但导致印度国大党的内部分裂，同时，也给这些合作社或控股公司带来巨大亏损，把广大印裔族群劳苦工作赚来的血汗钱，统统被这些所谓代表广大印裔族群的领袖们吞噬了。事实证明印度国大党成立的自救合作社或控股公司无法提升印裔族群的社会经济地位，最终导致广大的印裔族群对印度国大党失去信心。
印裔族群亲身体会印度国大党领袖的自私无耻、贪婪腐败行为，提升了他们的政治觉悟，认清印度国大党没有具体的计划一劳永逸摆脱印裔族群的悲惨困境，只能以自我矮化的“自救的形式”成立所谓的合作社或控股公司。由于印度国大党终究沦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巫统种族主义霸权统治的工具，广大的印裔族群还是继续成为国家经济发展下的牺牲品，不断沦落到被压迫被奴役的最底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