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唐•吉诃德式精神分裂华教
叶新田、邹寿汉，该当何罪
作者：刘锡通（资深华教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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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新田和邹寿汉 四面楚歌想什么 （资料图）
叶氏上述的这些话，说起来铿锵有声，大义凛然，为了华教，为了董总，他可以牺牲自己，忍辱负重，矢志完成其未竟的宏图大业，即使得罪人、受人中伤，也不退缩。颇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救世主精神，实令人动容。就因为他表达的宏愿本身也只是一个未来式，我们不能凭他几句春秋大义之言而为他预先挂匾额、立牌坊以旌表其气节。我们只能从他过去的行径深入观察和认识，才能比较准确地评估他未来的承诺是否靠得住。古人说“德以旌贤”只允许我们先验证和确定他的言行举止是符合了道德规范，才给他推崇和表彰；若一个人没有这种德操，即使他更有才华，他不但会利用他的才华蒙蔽世人、危害团体，也会把他口口声声矢言维护的团体带进死胡同，摧毁殆尽。所以古人才会说“德不称其祸必酷”的原因。除了情操之外，古人对领导人的另一个基本要求就是才能。因此，他们又说“能不称其殃必大”，所以领导人必须“德”与“能”兼备，才能称其位、缺一不行。
古人的要求确实高一点，非一般的现代领导人可以有如此高的标准。不过，如果领导人既有了缺德之前科，又连审时度势、鉴别真伪虚实的思辨能力都没有，那就大有问题了，怎能以身作则去领导社会走向正道呢？
假博士头衔受人质疑 叶新田采取回避态度
数年前，叶新田在两年内共获得了三个博士头衔，一时引起了社会的惊动和质疑，认为都有含水量，不可靠，甚至有弄虚造假的行为。抨击他的人，为了慎重，也花了一些时间，广集资料以作为抨击的根据。最先发现问题的是前董总财政、现任循人中学的董事长黄仕寿先生。他到美国旅游时，特地到叶氏获得（博士）学位的大学参观，证明了该大学实际上是一间毫无学术价值的学店，于是引起了社会人士的关注，觉得这是一件与董总领导人诚信有关的严重问题。我当时是董教总教育中心理事会成员之一，窃思为何叶氏对坊间有关他的议论一概置之不理，反而围绕在他身边的一些博士比他还急，出面替他涂脂抹粉，为他辩护。我于是在当时的一次理事会上提出讨论这件事情，以将真相抖出水面，免得坊间作种种的揣测和议论，可是我的建议却得不到目前卷入恶斗的双方支持，而叶氏本人也不敢面对考验。他这种回避问题的态度，说明了坊间对他的抨击并非一定是空穴来风。恰好当时新纪元学院正在申请将学院升格为大学，一时苦无足够具有学术资格的博士来壮大行列以符合教育部的要求。因此我说，若叶氏的博士头衔真具有学术价值，新院不妨敦请他在新院开办博士班，现身说法，用他的经验培训博士生，只要在三五年内，新院所遇到的难题就可以引刃而解了。这不但可使新院享誉国际，还可以为新院增加学费收入，真是一举数得，何乐而不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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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充满封建意识言论 叶新田想将教总边缘化
叶氏除了上述假博士问题的困扰还未消弭之外，最近又向媒体发表了一则充满封建权位意识的言论，把自己当成老爷子，只有老爷子说了算，那轮到儿孙来发言。他发表这种言论的目的是在排斥教总在独中工委会的话语权，认为该工委会没有决定关中可否参加统考的法定权力。叶氏显然是在扭曲历史事实，想将教总边缘化。因此立刻引起教总的不满和反弹，指出该工委会是由董总和教总联合在1973年成立的，并在1975年开办统考，至今从未间断过。一切有关独中的事务，均由该工委会去策划与落实。若工委会出现意见分歧，就交由董教总联合会进行讨论作最后决定。教总的声明是在表达了历史事实，任何参与独中运动的华教工作者都会知道，不由任何人否认。可是，叶氏却故意明眼说瞎话，只对历史事实说一半，另一半则不讲，这无疑是说谎，应合了西方人说的”Half truth is no truth”的格言。叶氏对教总的声明至今还在装聋作哑，不但没有反应，也不知悔过。似此而往，今后还有谁会相信他“讲事实，说真话”呢？他这样一再重复地失去诚信，恰恰正是他须要付出代价的唯一原因。他不能以其他原因为借口，怪罪于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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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邹入主董总草木皆兵 开始朋党政治没完没了
叶氏的所谓“会得罪人的，要付出代价的”慷慨说词，原是建立在他已肯定“讲事实，说真话”的基础上的。如果没有了这个基础，他和他的同伙还会得罪人而付出代价的话，他们就得自我反省一下自己的“德行”是否出了问题。叶新田与他的同伙共有的通病就是在自己的幻觉里相信自己是在“讲事实，说真话”，所以就以这幻觉为标准去判断别人，要别人相信他们、顺从他们。如果有违他们的意愿，他们就会疑神疑鬼当你是敌人，与你闹翻。过去不少的例子俯拾皆是。八年前，叶氏说莫泰熙当他是高级邮差，柯嘉逊有抗令犯上之罪，嗣后又与校友联总、增江北区华小、校长职工会以及教总发生争执，无一不是由于他们的幻觉过度而引起的。由于常与别人惹是生非，他们心理上就不踏实，以为大家都在对付他们、要他们的命，在草木皆兵的幻觉下，他们连影子也当成敌人。这种心理状态就好似西班牙文豪赛凡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 1547年－1616年）笔下的唐•吉诃德一样，连田园里的风车也当成潜在的威胁，屋内的一切东西都是恶魔妖怪，非得清除不可。他想成为一名勇敢的骑士，发挥它的“骑士精神”以便替天行道、匡时救世，于是他就穿上骑士装，骑上一匹老马，提出一支长矛，到处找影子敌人，行伪善，仗假义，惹得自己伤痕累累。这种扭曲了的“骑士精神”也让他养成一种特性，专长于欺善怕恶，面对强敌时，只会摇旗呐喊，到别人的城外叫阵，但却没有勇气采取实际和具体的行动去攻关陷城，让人家看穿了他们那银样镴枪头的本质。数年前，叶新田蓦然发现政府将华小分类为全津与半津型，是“法外立法”有违宪之嫌，于是召集了董总律师团向政府挑战。在新闻发布会上，律师们似模似样的排排坐，让媒体拍照，看起来颇有声势。可是，直到今天，声势还是停留在声势，久久不能化为行动。反过来，八年前，有一个血气方刚的年青新院学生，因叶氏拒绝与学生及家长对话以解决新院的风波，一怒之下就趁着叶氏在毕业典礼讲话时，趋前向叶氏脸上赏以一拳，导致叶氏鼻子受伤流血，叶氏就立即恼羞成怒，不肯放过这位年青人，不肯宽恕他，还报警立案，非以刑事法将他置于死地不可，蓄意毁其前途，而一位女老师出于爱心，想为学生申辩，也受到叶氏恫言以法律对付。其实，鼻子流血本是一种皮外伤，只要第一时间用任何董事的车把他送到附近的私人医务所或医院治疗更为合理。可是，叶氏及其同伙却选择要医院的救伤车虎啸龙吟地奔驰而来，把他送往医院。如果叶氏伤势严重，流血不止，这种时间久的耽搁将使他伤情恶化，可见叶氏及其同伙是如何的工于心计，过后叶氏还选择留院观察 ，拒见访客。
这些例子以及邹寿汉在某一时候诬指柯嘉逊博士在主持新院时，账目令人担心及扣压高教部信件的例子，早已足够要求叶、邹两人引退了。可是当年，目前卷入炽烈内斗的两派关系犹如蚁附膻，亲密到无以复加。叶、邹两人的丑行却被掩盖了。这是董总有史以来第一次看到朋党政治在董总内部发酵。原因是两派都在觊觎权位，双方都得虚表合作，互相支持，互相追捧。这是出于权宜之计，但也埋下了矛盾分裂的种子。我当时与吴建成校长等人，身为被委任的董事，因不屑于搞朋党，都纷纷自我引退。我当时还引用宋朝欧阳修在《朋党论》里的 “同利相朋，利尽交疏” 一句名言，来预测搞朋党政治的人士必然会有“利尽交疏”的一天，而且也说过，自朋党政治被带进董总开始，其后董总将永无安宁，内斗将没完没了。这些现象目前已一一浮现了。华社若想解决董总今天的纷乱局面，就得首先铲除叶邹两人带来的朋党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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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最近《星报》上的言论 叶新田噤若寒蝉无反应
最近星报集团董事经理兼首席执行员黄振威在《星报》上大谈中庸之道，在其论述中，三番几次将董总与土权组织相提并论，双双被标签为种族主义组织。这对董总来说是一个很有侮辱性的批评，比起拿督李典和劝告叶氏勿把董总视为自己私人的财产更为严重百倍。可是，叶氏在媒体上只对李典和恫言要以法律对付，对黄振威至今还是噤若寒蝉，没有反应。一个是对叶氏私人的批评，另一个则是对整个华教组织的破坏，孰轻孰重？明眼人一看便知，为何只是叶氏不知？董总领导人的这种表现到底是在说明什么？是勇于内斗，懼于外侮？抑是欺善怕恶？抑是郁郁于自己的无能？只有叶氏自己心知肚明。反而是土权组织先声夺人把黄某告上法庭。不管如何，我在此这样指出，并不是鼓励大家动不动就恫言以法律对付别人的批评或指出自己的过错。这是有违中华传统文化“闻过则喜“的训诲，也不是华教工作者应有的态度。因为正如叶氏说的“华教正面对着单元教育政策的冲击，在重重的危机下”，董总对外工作的繁重，已使叶氏分身乏术，那还有多余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来搞内斗，他若是一个负责任的领导，他应该会权衡轻重。即使要内斗，也要把外来的危机优先处理好才是。
《星报》此次除了以大版位宣扬中庸之道外，也提供一个平台让各方人士和团体发表不同的意见和论述。最先是由25位马来社会的精英在媒体宣布他们的立场，不再对我国各族群间的关系日趋极化的现象保持沉默，他们认为解决族群关系恶化的唯一途径就是推行中庸之道，而中庸之路并非一蹴而就，须让各族代表通过理性的对话和论述来促进互相了解和信任，努力在一些重要的课题上达致共识；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各族人民才能向团结和谐的社会迈进。这25位人士的立场受到不少人的支持，但也同时受到另一组33位有同样社会地位和知名度的马来领袖的质疑和反驳。之外，还有一些知识份子零星的在该报发表言论，如“如何发动一场启蒙运动”等文章。看样子《星报》是准备提供一个平台，让各方人士和团体有机会参与和发挥他们各自的话语权严肃地、有理性地和有涵养地进行交流和对话。我认为华社的一些主要团体，在这场类似“百家争鸣“的盛会中，绝对不应该缺席，平白放弃自己的话语权。因为这群马来精英都具有不可小觑的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他们的论述含金量甚高，执政者绝对不会忽视它的重要性，甚至作为执政的参考。如果华社一概置之不理，放弃了话语权，最终吃亏的还是华社。尤其是董总，被黄某公开指名道姓地点出来批判，董总领导人更应及时作出理性的回应，勿继续沉沦于个人权位之争，而把华教事业置于万劫不复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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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邹两人恋栈不肯退位 恰是加剧危机的主要导因
叶氏与邹氏两人坚持不肯退位的主要理由是因为大蓝图的单元教育政策给华教带来重重的冲击和危机，他们仍须保留原职，忍辱负重去面对它，可是却没有自省一下，看看自己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和才华负担这样的重任，他们应该了解“能不称其殃必大”的道理。大蓝图已经公布了三年多，同时也被逐步的推行，米已将被煮成饭，但是董总的领导人还在原地踏步，停滞不前，跟进不力，说来说去都是那三句，举办汇报会，进行签名运动，投诉到联合国一些不管用的老套。其实，他们现在所推行的”华教汇报会“已变成讨伐异己的场合；签名运动搞了几年，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还迟迟达不到原定一百万人的目标，暴露了自己虚弱的一面还不自知。如今即便是取到一百万人的签名又如何？君不见上届大选反对党联盟不是已经取得51%选民的支持吗？选民支持反对党联盟的人数是以千万计，以这样的声势，国阵仍然不为所动，继续组织他们的政府去。明乎此，你的一百万人在政府眼里，又能算是什么？说到投诉到联合国去，董总领导人的工作至今还是八字没有一撇，连投诉程序还未搞通之前，副首相兼教育部长早已到巴黎与联合国教科文组进行沟通了，并为国家争取在联合国内担任重要职位。董总领导人为了内斗，则一再拖延认真处理维护母语教育的工作，这行为实际上就是浪费大家的时间。鲁迅说”生命是以时间作为单位的，浪费别人的时间就等于是谋杀，浪费自己的时间就等于在自杀“那么，叶、邹两人在浪费董总以及华教的时间，又该当何罪呢？
至于叶新田说，他并不恋栈董总主席职位的问题，这个富有禅意的洒脱说法，我们可以姑妄听之，但不可认真。年前，董总为了跟上潮流，认为主席在位太久会逐渐出现僵化和腐朽的现象，同时也会堵塞新人晋升的机会——这绝非好事，因此才会修改章程把主席任期设限为两届。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当他完成了两届任期时，纵然宪法没有明文规定他必须卸任，他却自动请辞，交棒给新人，其风度是坦荡荡的，不带走一片云，才会令后人敬仰。可是，反观叶氏，为了权位却是扭扭捏捏地死赖不走，总要确保自己的职位不受修改后的章程影响才罢休。这行径难道不像是恋栈职位的征兆吗？
大家皆知华教受害于国阵政府的单元封闭文教政策凡数十年，首当其冲的是董教总。董总领导人既矢言“站稳立场，坚决反对这种政策“，就必须以实际和具体的行动来证明，以前因为国阵的老大巫统一党独大，施政偏激，也有足够的本钱倒行逆施，使林连玉先生鼓吹的”母语教育平等、多姿多彩、共存共荣“的理念处处受挫。这是出于无奈。可是近年来，两线制已现出端倪，我们本应趁此机会联合各方开明的力量以促其成才对。即使在策略上要搞圆融外交，也不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可是，董总偏偏选择在大选前夕宣布中立，让人们以为天下已经太平。同时又搞什么新年团拜来逢迎国阵，不知潮流已经逆转，51%的选民已经唾弃了国阵，董总领导人好像还在睡梦中，跟不上潮流，其投机本质让人一览无遗，而这本质恰恰就决定了他们在处事上优柔寡断作风，不知如何拿捏，也不知何去何从。一时反对政府不公平政策的制约，另一时又自投罗网大谈法律的制约是不可逾越的。他们这样的游离不定就好像盲人带路，失去方向，而举国上下的华人也被搞得糊涂迷茫了。这种领导人即使想忍辱负重搞大事业，也会被重担压扁，原因就是明知无能也还要死扛不放。如果说政府对华教制造了重重危机，董总领导人的这种素质、这种性格，恰恰好又是加剧危机的导因。
无论如何，政府根据大蓝图已经开船走了。董总领导人还在沉迷于权位之争，而且内斗越演越烈。正如李白诗句曰：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2015年2月15日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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