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 “警察扣留期间死亡事件”

杨培根

[作者按: 2009年10月25日, 柔佛州人民之友工委会为纪念成立8周年 (2001-2009), 举办了讲座会, 主题是: “从警察扣留期间死亡事件谈开去”. 我应邀主讲. 这是我的讲稿.]


<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和不人道待遇公约>任择书

2002年12月18日, 联合国通过<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和不人道待遇公约>任择书
[Optional Protocol to the UN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and Unusual Treatment]. (简称<禁止酷刑公约>)

“任择书”是联合国的特殊机制, 其主要目的是规定: 签署择书的国家, 必须允许国际的和本国的人权专家们检查国內的扣留犯的扣留条件, 以及他们所所遭受的待遇. 人权专家们还可向相关国家建议, 改善扣留者的待遇, 以符合<禁止酷刑公约>及人道主义.

表決任择书 - 大马弃权

2002年, “<禁止酷刑公约>任择书” 在联合国付诸表決时.结果情形如下:

• 127个国家 … 支持
• 42个国家 … 弃权　
• 4 个国家 … 反对

马來西亚竟然是42个弃权国家之一, 不投票支持任择书. 我国不投票 “背书” “任择书”, 意味着, 我国不欢迎联合国和我国人权专家到我国來, 检验扣留所 (或扣留营) 內的扣留者的扣留条件, 以及扣留者是否遭受到的恶劣待遇.

大马弃权不投票, 类似 “此地无銀三百两” 的作法, 不得不让人作出一个结论, 那就是, 我国不准备根据 <禁止酷刑公约>的准则, 來维护我国人民的基本人权.


亚洲人权委员会: 我国人权差劲

針对我国所持的立场, “亚洲人权委员会”指出, 那是不会令人感到意外的. 他们举出的理由是: 长期以來, 大马警察在逮捕嫌犯或对证人进行盤问等调查工作时, 经常对他们施以一般国家所不能容忍的暴力行为. “亚洲人权委员会” 是经过仔细调查后, 才对我国作出不利的评价. [见 “亚洲人权委员会” 近年來, 对马來西亚所做的人权报告] .


“亚洲人权委员会” 也指出了下列几点:

1. <联邦宪法> 虽保障聘请辩護律师权利, 但警方却自认为, 有权拒绝律师会见嫌犯, 因为我国 <宪法> 沒写明会见律师的时间. “亚洲人权委员会”认为, 警方这项绝对权力是不合理的.

2. 许多嫌犯家境贫困, 又沒受过多少教育, 又无法 “拉关系” 和警方搞好关系, 以 避免不受折磨.

3. 我国 警方人员举止粗暴, 贪污, 使用暴力, 采用高压手段的事件, 时有所闻.
警方人员权力似为超然于法律, 不根据法律行事. 有时只靠 “怀疑”, 就 “先拘捕, 后调查”. 正常的程序应该是 “先调查, 才拘捕” .

4 以警察扣留期间死亡案件來说, 警方经常提出的理由是: 嫌犯死于”自杀”、 “心脏病忽发”、“胃溃疡”、 或 “自然死亡” 等.

5 当局提控违纪的警方人员时, 所提出的控狀, 总是 “避重就轻”. 有时, 当局只提控低级警方人员,不提控高级警官. “亚洲人权委员会” 举出了一个例子: 轰动一时的 “李月良死亡案件”. 在此案中, 验尸庭确认: 有11名警官, 包括高级警长, 涉及此案. 但是, 结果只有两名低级警方人员被提控.

上述这段文字, 是亚洲人权委员会在他们最近发表的一份关于马來西亚人权报告书所透露的情況.


我国扣留所死亡人数 沒准确数据

我国监狱和扣留所死亡人数究竟有多少, 似乎无法找到准确答案. 官方数据和民间数据相差其遠. 下面举出一些例子:


(1) 2009年7月２３日, 大马人民之声 发表了最新的<2008年人权报告> , 显示的数据如下:

2003 – 2007 (4 年间) 全国死亡人数... 1535人.
2008 (一年內) 监牢死亡人数 … 255人
警察扣留所死亡人数 … 13人

(2) 2009年3月间,行动党国会议员刘鎮东在国会, 向內政部长所獲取的答案是:

1999 – 2009 [10年] 监狱、 改造所、非法劳工扣留所死亡人数: 2,571人
医院就医期间死亡人数 : (总死亡人数的98.7%) 2,536人
送医院途中死亡人数 : 22人
监牢內死亡人数 : 13人


人民之声最新的 2008年人权报告

“大马人民之声” 每年都发表一份关于我国公民与政治权利的 <人权报告>. 根据大马人民之声最新的一份<2008>, 在2008年 ,內政部长发表了警察扣留期间, 嫌犯或犯人死亡的统计数据。(上面已谈过)

据內政部长还透露: 2000年－2006年期间，共有108人于警察扣留期间死亡。在柔佛州新邦令金扣留中心，在2000 - 2007间，有95人死亡。　


警方踐踏人权由來已久

早在13年前 (1996年), 非政府组织发表了我国第一份<人权报告>, 就提到了我国警察扣留期间屡屡发生扣留者离奇死亡的事件. (这是继1994年<大马人权宪章>出台后, 所发表的报告),

1991年7月18日, 国会透露的官方数据如下:
1980 – 1990 [10年间] … 151名扣留者死亡

从上述官方和民间数据看來, 不容易看出我国警察扣留期间（in police custody）死亡人数, 以及扣留所死亡(deaths in lockups)人数。


较突出的警察扣留所死亡案件

政府沒透露详情 (如: 扣留者死因以及过后所采取的措施). 显然, 政府并沒很好监管警察, 在扣留期间导致扣留者的死亡事件.

早在1995 -1997年间, 大众媒体就曾报道过警察扣留期间的死亡事件. 下面是几宗较为突出的案件. 从这些案件, 可以看出警方滥权的程度.

1. 1995年李国良(Lee Quat Leong) 案

一名42岁的技工, 因涉嫌参与打抢銀行而被逮捕. 但是, 1995年5月12日, 他在警方扣留期间被打死. 验尸庭经过调查, 发现有11名警官涉及此案 (其中有4 名高级警官) 得负刑事责任. 1995年12月14日<远东经济评论> 报道说, 验尸结果, 发现死者身上有45處外伤, 7支肋骨折断. 可是, 11名警官中, 只有2名警察被提控, 坐监18个月而已.

2. 2002 年 拉古巴廸案

2002年7月, 一伙年轻人踫上一辆在执行廵逻任务的警车. 警官怀疑他们和一起罪案有关. 一伙人都被逮捕, 其中一人拉古巴迪, 曾进行过心脏手朮. 他在扣留所时胸部感到疼痛,3天不能进食, 还呕吐. 警方却不理. 隔了几天, 警方才带他到政府诊疗所, 但沒有医生, 只有一名男护士给他一些气喘的药物. 病情是警员告诉他的.

隔天,病情恶化, 警员送他到布城医院. 第二天, 医院证实他已死亡. 过了2个月, 副內政部长在国会中说, 警方不必负起任何刑事责任.

3. 威华山努案

另一死者威华山努 (Vivasanu Pillay) 死亡情況更加离奇. 本來, 死者被警察扣留. 可是, 隔不了多久, 有人在一条河里发现他腐化的尸体. 警方说, 他是逃离吉隆坡Dang Wangi警署后, 失足溺毙于河中. 不过, 死者家属指出, 在警方扣留期间, 他就已离奇死亡, 然后, 尸体被丟入河中. 副內政部长在国会宣布, 他的死亡和警方人员无关.

4. 1995 原住民苏旦(Sudan a/l Lolam)案

1996年3月4日, 西马原住民协会 (非政府组织) 向彭亨州警察总监投诉, 有一名原住民9 个月前, 在警扣留期间死亡. 警方却说, 他在扣留所, 自己用背心上吊自杀.


5 1995 扣留中心45名外劳死亡

1995中, 经过非政府组织 Tenaganita调查, 发表报告, 副內政部长默卡朱尼也在国会证实: 共有46名外劳, 在几个外劳扣留中心死亡, 其中士毛月扣留中心, 就有42 名外劳死亡. 据说, 他们是死于一般疾病, 如: 脚气病, 胃病等. 政府沒发表任何验尸报告. 其实, 大马医药协会指出, 这些疾病都是能及时治好的. 至今, 沒有人被控以刑事疏忽罪行.

6. 2009年 苦根 (Kugan)案

2009年1月15日, 22岁的印籍青年苦根被逮捕后, 扣留在苏邦TAIPAN 警察局. 在警方扣留5天期间, 突然死亡. 他被指偷车. 受警方盤问期间, 他失去知觉, 后
往SERDANG医院, 被宣布死亡.

苦根家属发觉他身上有严重伤痕, 他们把两名印籍副部长召到验尸房. 但警方却怪两名副部长干预警方调查工作.

医院医生起初断定, 苦根死于 “肺积水”. 他家属不滿, 召來马大医院作第二次验尸. 检验结果, 证明除了 “肺积水”, 他还被粗大物件致伤. 卫生部设立的 “10 人调查委员会” 则证明, 死者身上的伤痕是用粗大物件 (如橡胶水喉管类) 重复殴打所致, 最后导致他死亡.

起初, 警方矢口否认苦根的死亡与警方暴行有关. 公众與论哗然. 总检察长不得不指令警方调查此案. 有11 名警方人员, 因而被调职. 但是, 根据电子邮报<今日大马>10月1日报道, 只有一名警察被提控. 控狀是: 他逼供致伤死者, 可能面对最高刑罚坐牢7年和罚款, 也可能被提控严重致伤死者, 刑罚10年监禁. 这显然是当局在社会與论压力下所作出的決定.

不过, 死者家属的代表律师科宾星则责问, 为什么不控告他谋罪, 然后由法官酙情減低控狀? 他还责问, 为什么不提控其他参与并涉及的警官?

据报道, 死者是被嫌犯用橡胶水喉管毒打致伤, 4天后就死亡. 但是, 总检察长解释说, 嫌犯并沒即刻致死者于死地， 是过了4天后他才死亡, 所以不能提控他谋杀罪。


7. 2009年赵明富死亡案件

反对党 DAP的一名政治助理离奇死亡. 他原本只是被反贪污委员会MACC [以前叫 反贪污局 ACA ] 传召为证人, 到反贪委会办公厅问话, 协助调查关于区区2000元马币的所谓贪污案. 但是, 隔天,他尸体橫陈在隔邻的另一建築物的屋顶上. 他是在反污委会扣留期间死亡的.

这宗离奇死亡案件受到全马人民的关注. 政府不得不特別處理. 起初, 反贪委会成员提出各种各样的解释但漏洞百出. 最后, 在社会與论压力下, 首相不得不宣布, 成立 “皇家调查委员会”, 但是, 不是为了调查死因, 而是为了调查反贪委会是否有根据合法程序进行调查工作, 但由验尸庭调查死因. 这是叠床架屋的作法.

后來, 为了平息公愤, 首相特地到死者家属, 告诉死者家属, 有必要的话, 將会由皇家调查委员会调查死因.


政府调查手法异乎寻常

政府處理此案手法异于寻常. 由皇家调委会调查反贪委会是否采用合法的调查程序. 另由验尸庭调查死因. 那是本末倒置的作法. 调查死因的重要工作本应由皇家委员会來进行, 而交由一个刚由法科毕业不久的低级司法官员(推事)來處理. 为什么不交给由德高望众學有所长的调委会成员(包括法律界人士和医學专才) 去處理呢?


前部长再益: 內阁企图 “掩盖事实”

前首相署部长再益.依布拉欣, 抨击政府內阁这个決定, 认为, 那纯粹是一种 企图 “掩盖事实的伎俩”. 他说: “我们的国家病了, 人民將不会从政府口中获得真相”. (见<独立新闻在线> 2009-7-24报道)


时评家金格: 凭空捏造死因

<今日大马> 也刊登了社会评论员金格 (Kim Quek) 的文章. 金格认为, 首相纳吉最后答应设立皇家委员会, 那是为了平息公愤. 但是令人失望的是, 这近乎是一种玩弄民众的伎俩, 因为调委会不调查死因, 而只调查反贪委会盤问程序是否合法.

金格形容调委会的设立, 好像學校调查某个學生被鞭打致死事件. 校方设立听政会只是调查校方纪律程序问题是否有差錯, 而不是调查这名學生如何死亡,为何会死亡.


有人建议: 警察传召时, 应采取步骤保護自己

这就导致有人最近在ALIRAN写文章, 提醒大家，万一被警方或反贪污局传召, 应采取步骤保护自己. (见近期ALIRAN, George Aeria的文章) 他认为, 当你被传召时, 为了保护自己, 最好能做到下列 几点:

1. 哪一间警署? 如果警方把你当作嫌犯, 或传召你当证人时, 必须弄清楚你得到哪一个警署去作口供. (如果是要你作证人, 你可选择对你本身适合的时间和地点, 为警方作口供. 例如: 你可要求在某一天, 几点钟, 在你的律师楼和警方见面和作口供. )
2. 律师或朋友陪同 传召后, 即刻到另一间警署去报案. 別只身前往, 应有朋友, 最好是律师陪同.
3. 身心都健康 到了这间警署报案时, 说:
• 目前, 你沒有任何问题 (指社会, 个人, 商业上, 或财务上的问题). 因此, 你完全沒有意思在警署自杀.
• 你的身体健康, 沒有什么病痛, 也沒有能导致你猝然死亡的伤痛.
• 你身上沒有伤痕,也沒有浮肿的迹象. 換句话说, 你的身体健康得很.
• 突然死亡? 万一我在警方扣留所,突然死亡, 这就意味着我已被杀害.
• 決定6点离开 扣留时间一超过下午6 点, 你決定离开警署. 如果到时还沒离开, 那就味着, 我已被迫留在警署, 警方还在逼供.
4. 报案纸副本交律师朋友 报案后, 应把一份报案纸副本交给你的律师朋友, 自己保留一份, 存在口袋里.
5. 应各自离开 你和朋友或律师离开报案的警署时, 应 “分道扬鑣”, 各自离开.
6. 过后才到警署接受”问话”
7. 报案纸交查案警官 见了 “问话” 官员, 即刻就把你口袋里的报案纸交给他, 同时, 告诉他, 副本在你律师手中. (必须确保这个时候, 你的律师朋友已不在场. 不然, 他可能也被 “问话”, 报案纸可能被沒收.)

这一切都是为了保障你的人身安全. 警官才不至于对你作出不法行为. 你也不至于变成一个大袋裝着的尸体, 或者得用担架抬到医院的紧急室里.


什么是 “皇家调查委员会” ?

“皇家调查委员会”, 有人译作 “皇家委员会” [Royal Commission of Inquiry – RCI]. 是由由国家元首委任的独立调查机构, 其成员由德高望众的社会人士所组成. 他们的职责就是调查国家发生的严重问题. 它是英国议会民主制度的产物.

从1830 年起, 皇家调委会开始流行. 其成员包括不同经历的人, 广泛收集证据和意见. 到了1948年, 英国已建立了100多个皇家委员会, 如: 司法改革委员会, 宗教改革委员会, 济贫法委员会等. 委员会的报告作为蓝皮书出版. 调委会报告旨在提高效率, 确定程序, 以及改良行政方法等. [见 <牛津法律大辞典>].

可是, 这些调委员有很多缺点, 如: 得消耗大量时间和钱财, 又不一定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倒成了政府的工具, 利用來缓和民众对一些丑闻的愤怒情绪.


沈观仰: 皇家调委会起制约均衡作用

时评家沈观仰认为, 皇家调委会在民主社会里, 能起着制约均衡的作用.长期好好利用, 能推进民主制度的发展. 皇家调委会一旦成立, 政府不能阻止它操作, 必须让它运作到结束为止. 因此, 政府都不大愿意设立皇家调委会. 赵明福的真正死因可能不会真相大白, 但是, 囯阵可能在下届大选, 付出昂贵的代价. [见沈观仰: <形同跛脚鸭的皇家委员会> (<当今大马> 2009-7-25 )]

什么是验尸庭?

所谓验尸庭, 其实并不是真正检验尸体的法庭. 它是普通的推事庭 (Magistrate’s Court). 推事是低级法官. 他得查出死者死因. 我国大众媒体都称呼这类推事庭为 “验尸庭”.

有人建议, 采用 “死因调查庭” , 以反映这类法庭的真正职责. 在香港, 这类法庭则称为 “死因裁判庭”. 调查的目的, 不是为了查出谁是罪犯, 而是为了查出死因. 他完全得依赖副检察司 (DPP) 的帮助, 才能进行调查死因. 而副检察司只能依赖警方所提供的证据, 传召证人出庭作证. 推事只能考虑警方所提呈的供词或证据.

其他国家 (如: 英国或澳洲) 想当验尸庭主, 必须由至少要有5年执业经验的律师或医生來担任.


人权律师西哇: 验尸庭因缺点多多

办刑事案富有经验的人权律师兼国会议员西哇拉沙 (Sivarasa), 曾在一篇文告中指出, 推事作为低级司法官员, 在 “司法与法律部门” 管辖下, 经常从司法部与主控官部门之间，互相调动, 存在偏袒或 “官官相护” 的现象.

更糟的是, 副检察司还是推事的上司! 上司在推事庭前办案, 推事能秉公處理案件吗?
这几年來, 不少调查工作常受阻挠, 因为推事, 副检察司和警方, 不太愿意认真合作. 结果, 沒有一个警官被查出有犯罪行为.

大部分死亡案件都性定为 “自然死亡” 或 “猝然死亡”, 或 “死因不明”. 早期, 也发生过, 调查的结论是: “死者被不明人士所杀”. 为什么会得出这类结论呢? 那全是因为, 推事调查死因范围, 只局限在警方所提供的证据. 他不能自行传召他需要的证人.

调查完毕, 推事把调查结果和证据, 呈交检察司. 嫌犯是否会被提控告, 全由总检察长決定, 推事无权过问. 英国则不同, 他们有另外特设的验尸官法庭 [coroner’s court], 而不是由推事担任这份调查死因的工作.


皇家调委会和验尸庭有什么不同?

皇家调委会和验尸庭两者之间, 有什么不同? 调委会的权力比验尸庭大得多. 首先, 调查庭有权传召任何人当证人, 出庭供证. 验尸庭则沒有这样的权力.

推事只能根据警方所提供的呈堂证据, 裁定死因. 推事只能裁定: 死者自杀，他杀, 被不知名人士所杀害, 死因不明, 或未能查明死因, 故裁決 “死因未详” 等.

另外一点, 调委会的成员是由法律界和医學界等學有所长的专才來胜任. 皇家调委会显得较为中立.


我国历年來共设立9 个皇家调查委员会

根据人权律师西哇的调查, 自建国以來, 我国共设立了9 次皇家调查委员会. 其中较为人们所关注的, 有下列4宗:


(1) 烟花厂爆炸案 Sungei Buloh

这慘案发生在20-30年前, 被人称为“明亮的烟花棒慘案” (Bright Sparklers Disaster). 事因在雪兰莪Sungei Buloh 的地方, 有一间存在已久的“明亮的烟花棒”制造烟花的工厂. 有一天, 不知何故, 工厂突然间发生了爆炸案, 导致6人死亡, 多名员工受伤, 引起全国关注. 为了平息众怒, 政府随即成立了皇家委员会, 调查工厂发生爆炸事件的原因.

过了好多年, 都不见调查报告书出炉. 后來, 有传言, 这个烟花厂是属于巫统某个重要部长的. 不过, 公司是注冊在他亲戚名份下. 工厂生产烟花已整整10年了, 但是这厂并沒有合法的执照! 可是, 它却一直都在生产烟花. 在众人的印象中, 政府似乎沒公开发表过什么调查报告书. 整个案件似乎也就这么不了了之.


(2) 监督警察滥权委员会(IPCMC)

2004年尾, 鉴于我国警察滥权现象丛生, 时任首相阿都拉成立了皇家委员会, 调查公众人士对警察部队不滿的情況, 并寻求对策. 2005年5月16日, 前最高法院院长再丁为首的皇家调查委员会，花了不少心血，发表了一本厚达433页的皇家委员会报告书, 提出125项建议, 似乎准备大事改革大马警察部队. 前首相甚至订下了成立　“监督警察滥权委员会” (IPCMC - Independent Police Complaints and Misconduct Commission) 的日期。

但是, 一直都沒有成立IPCMC. 政府后來却采用 “偷龍转凤“的手法, 把另一类毫无实质效果的委员会 - “特別投诉委员会” [SCC - Special Complaints Commission]，塞进国会以取代IPCMC. 据报载, 这个月(2009年10月) SCC 法案將交由国会辩论通过.

其实, SCC并不是我们所期待的IPCMC. 它被人形容为一个邮箱, 最终警察滥权事件还是由反贪委会處理. 非政府组织等众人都反对。 <当今大马>最近报道, 前警察总长哈聂夫也要政府确保, SCC 必须含有IPCMC的主要內容 (核心的组成部分)。[见2009年10月7日的youtube] 到目前为止，政府并沒有意愿成立IPCMC.


(3) 重新举行地方议会选举

1965年前，我国原本有地方议会选举。但是，1964年，发生了印尼对抗马來西亚的事件。政府以这事件做为理由或借口，取消了在1965年和1966年的全国地方议会选举。

４年后（1968年）政府成立了皇家调委会 (以阿迪那哈本律师/上议员为首), 进行调查, 是否应恢复地方议会选举. 经过详细调查, 他建议: 全国应恢复地方议会选举。可是，过了３年，政府仍然沒有动静。1971年，这份报告书转由首相署的一个小小的行政单位研究。结果，这个行政单位竟擬就另一份报告书，推翻了皇家委员会恢复地方议会选举的建议。从此，我国就不再有民选地方议会，地方议员全由执政党委任。到了今天，我们的地方议员, 都是官委的, 不是民选的。实质上,民主制度的倒退. 地方议会应人民选出,而不应由执政党 “官委”。官委地方议员不可能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只能听命于执政党, 为执政党服务。　　　　　　　　　　　　

其实，1964年 “印尼对抗” 和1969年“５13事件”, 只是当权者用來廢除民选地方议会的借口。真正的原因是, 当时有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阵线（社阵）, 具有优良的群众根基。当时越來越多的地方议会、市议会，都由社阵执政和掌控下，这对当时的联盟政府非常不利。为了鞏固政权,所以, 当权者不愿意恢复地方议会选举.　

　
(4) 林甘司法丑闻 [Lingam Tape]

林甘律师公然介入委任法官事. 政府成立皇家调查委员会, 針对林甘司法丑闻一案, 出版了一份很厚的报告书, 列出犯罪证据, 显示林甘律师和多名法官, 政治人物和商业大亨互相勾结的事实. 可是, 后來却不见总检察署采取任何行动. 前总理署部长再益最近提起林甘司法丑闻一事, 指出, 政府處理这问题的手法, 暴露了总检察署不敢进一步跟进林甘案件.

皇家调委会调查结果显示, 我国司法制度出现了不可思议的极不健康的怪现象. 但是, 沒有任何人因此而被提控. 不过, 这个司法丑闻影响了去年308大选成绩; 许多选民转投反对党, 使国阵受到很大的挫折.


我国为什么频频发生扣留期间死亡事件?

我国频频发生扣留所死亡事件, 主要原因是: 我国人民起码的基本人权不受尊重. 警方并不重视宝贵的生命, 只一味进行严格的问话和盤问, 只求达到目的, 不择手段.

就如杜乾煥博士最近所说的, 当权者对 “良好施政” 并沒多大兴趣. 因此, 对监管’警察滥权的行为, 提不起劲. 皇家调查委员会所建议的 “监督警察滥权委员会”　(IPCMC), 至今仍束之高阁. 为了掩人耳目, 蒙混过关, 政府將在国会通过 <特殊投诉委员会> [SCC], 以取代IPCMC.


结语: 警察应是人民公仆

我国是奉行民主的国家. 但是, 我国警察作为公务员, 就是人民的公仆, 应保獲人民在宪法下所享有的基本人权. 对待人民, 举止应温文尔雅, 而不应采取粗暴的态度. 人民才是老板, 警察是公务员, 也就是人民公仆. 所以, 警察应抱着为民服务的态度. 这才能体现我国是一个民主社会.

可是, 在我国, 情形并不是这样. 警察部队和反贪委会官员, 在对待证人和嫌犯采取粗暴态度, 不像是人民公仆, 更像是人民的主人. 这就导致, 在警方扣留期间, 扣留者离奇死亡事件, 层出不穷.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赵明福离奇死亡案件. 沒有人愿意对此案负起责任. 人人都在推搪责任, 提出完全不成理由的理由. 他们这么做, 其实是在侮辱我国人民的智慧.


警察沦为统治集团鎮压异己分子的工具

上面已说过, 警察部队是用纳稅人的钱建立起來的, 应是一支为人民服务的队伍. 他们应该为人民服务的公仆, 维持社会治安, 保卫国家和人民的财产.

但是, 看來, 当权者对良好施政沒多大兴趣, 只是在想方设法夺取民联的州政权, 好继续维持其统治, 以及维护统治集团及其朋党的利益. 他们无心把警察部队训练成为一支为人民服务的队伍, 反把警察部队当作鎮压反对党和异己分子的工具.


当权者动用国家机噐, 以维护政权

最近发生的赵明富离奇死亡事件, 更进一步说明了, 当权者为了保住其政权, 不惜动用了另一副国家机噐 - 反贪委会, 打击雪州民联政府, 希望把民联雪州政府搞跨.

试想, 反贪委会要调查的只是区区所谓马币2000元的贪污舞弊案, 竟使到反对党干部赵明富莫名其妙地死去. 反观巫统州务大臣基尔花了不明不白的2,400万马币, 建起了“宫殿” (被人称为“基宫”). 不见警方和反贪委会向人民交代, 他们如何进行过认真的调查.

这些件事说明, 为了夺取政权, 为了维持政权, 当权者可以动用任何可使用的国家机噐來对付异己分子, 甚至把他们置于死地. 難怪 有人认为, 国家主要是一个维持政权的暴力机噐, 而警察, 军队等只是这副机噐的一部分. 只要统治集团认为政权已受到威胁, 他们就会动用这副机噐來鎮压和排除异己. 对他们來说, 政权高于一切.只要能维持政权, 他们就能为所欲为, 继续搞其金钱政治, 朋党主义, 裙带风主义, 以及贪污舞弊行为, 但却又能消遙法外.

我国人民基本人权和民主权利必须得到尊重. 目前, 对良好施政无多大兴趣的当权者, 是不会认真尊重人民的基本人权的. 只有靠众人的力量去争取, 要分清敌友, 设法建立起一个比较能照顾人民利益的政权. 只有这样, 我国人民的基本人权和民主权利, 才能得到保障.

(完)



附录:


扣留期间死亡人数的各类数据


(1) 2005年2月27日, <当今大马> 透露了下列数据:
1990 – 2004 年9月〔即14年间〕 监牢犯人死亡人数 1,583 人
　　　　〔注：全国有28所监牢〕
警察扣留期间死亡人数: 150人


(2) 2008年7月8日, 政府在国会发表的官方数据(马新社新闻报道)显示:
　 2003 – 2007 (4年间) 扣留期间死亡人数 : 1,535人
　 警察扣留所死亡人数: 85人


(3) 2007年4 月23日, <当今大马>报道, 前首相阿都拉透露:
2000 – 2006 (6年间) 警察扣留期间死亡人数: 85人



(4) 警务改革皇家委员会的报告指出:

2000 – 2004 年9月, 扣留期间死亡人数 … 80人
2009 年间 警局扣留所死亡人数 … 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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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佛州人民之友工委会成立八周年纪念

“腐败政权 => 警察滥权 => 践踏人权

— 从警方滥权及扣留期间死亡案件看巫统霸权滥用国家机器”

日期： 2009年10月25日（星期日）
时间： 下午2时 至 5时
地点： 新山人民之友联络所（JH1）8A,Jln Ronggeng 11, Tmn Skudai Baru, 81300 Skudai, Johor.（好运酒店（GoodHope Hotel）旁）

人民之友工委会成立于2001年9月9日，但由于在刚过的9月份忙于工委会与柔州校友联联办的“新纪元∙董教总∙华教运动”讲座会，因此将8周年纪念活动挪至10月25日才进行。此次讲座会的主题为“腐败政权 => 警察滥权 => 践踏人权——从警方滥权及扣留期间死亡案件看巫统霸权滥用国家机器”。工委会欢迎各党团代表与各界人士出席。入场免费。

自国阵执政52年以来，主导国阵的巫统集团便不断滥用如警队、联邦后备队甚至反贪污局等国家机器来打压人民，至今已发展到践踏人权、草菅人命的地步。根据警察皇家委员会的报告，在2000年至2004年之间，警察扣留所死亡案件多达80宗，但遗憾的是仅有6宗案件被公开审讯，其中就有备受瞩目的古甘（Kugan Ananthan）在梳邦大班警局扣留所死亡的案件。据大马人民之声（新山支会）2007至2008年期间的资料收集，柔佛州也发生了至少6宗扣留期间死亡的个案，这些案件也只是冰山一角而已。因此，工委会决定举办此讲座会，从警方滥权及扣留期间死亡案件分析巫统霸权如何滥用国家机器以巩固其政权。

工委会决定由杨培根律师，发表关于此次纪念活动的专题演讲。人权教育小组也将反映一些工委会近年来所处理的柔佛州扣留所死亡案件及警察暴力案件，还特别邀请下列两个柔州警方滥权案件的受害者的家属现身说法。

案件一：一名疑涉及藏炸弹的嫌犯——吴炎标（40岁）在昔加末警察局扣留所离奇死亡，警方以‘上厕所跌倒而死亡’为解释而草草了事，第二次的公开听证会共展延了六次，至今还未开审；

案件二：一名印裔青年Augustine被警方开了6枪，警方以自卫为理由皆射中他的要害如胸口及肚子，而当场死亡。当死者家属质疑警方为何不是射向死者的手或脚，而是要害时，警方却只回应说因为没有瞄准。

此外，在２００９年７月，雪州行政议员欧阳捍华的政治秘书赵明福，在反贪污局盘问期间，却离奇坠楼死亡，引起全国人民震惊。柔佛州人民之友工委会联合柔佛州各大党团成立“还明福公道”行动委员会。行动委员会拟定“还明福公道”诉求备忘录并开展收集“一万个签名”运动。工委会已邀请了峇吉里区国会议员余德华先生于当天莅临活动现场接收备忘录及近7千个柔佛州人民签名，并由其转交首相。余德华国会议员将发表演讲。

工委会欢迎各方人士对此活动提出的课题，发表有针对性的意见，让所有关心国家前途的党团或个人，作为推动我国社会运动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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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永远的华教园丁’眼中——

我国华教运动的过去与未来景观

莫泰熙主讲，洪佩玲整理

[本文是根据莫泰熙在2009年9月26日新山“新纪元·董教总·华教运动”讲座会讲话现场录音，由洪佩玲整理，再经莫泰熙补充修定，并加上小标题]

1．前言

我很高兴柔佛州华校校友会联合会和柔佛州人民之友工委会的邀请，参与今晚的主题为“新纪元·董教总·华教运动”讲座会。我在讲座会之前，因为忙于协助沙巴和 砂拉越一些华校进行筹款和招生的宣教活动，无法应主办单位的要求，像其他主讲人一样，事先提供讲稿全文。我只能给讲座会提供我的讲话提纲和讲话题目。谨此 表示我的歉意。

我今晚的 讲话题目是，“一个‘永远的华教园丁’眼中——我国华教运动的过去与未来景观”。园丁照顾花草树木，其实就是尊重生命、呵护着生命。我一路来把自己当作 一个华教园丁，哪里需要浇水，我去浇水；哪里有害虫，我去捉虫。作为华教园丁，就是要尊重及呵护我们下一代的珍贵生命。我有机会从事教育工作几十年，觉得 很自豪。能为下一代付出，虽然辛苦，不过值得，感到不枉此生。

2. 四个问题

我原来有个提纲，但今晚前面三名主讲人已经谈了许多。我不再重复3名主讲人已经谈论或涉及的课题，我想在有限的（30分钟）时间内，跟大家共同思考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如果董总垮下来，我们怎么办？

如果叶新田领导的董总垮下来，我们怎么办？华小、独中及新纪元学院，将何去何从？我们还能依靠什么？“叶新田领导的董总垮下来”的含义，有不同的层次： （1）有一天大家认为叶新田已经没有办法领导了，那么谁来领导？接下来的领导人将会具备什么样的素质、能力、诚信、理念及思维？潘永强博士刚才提出的“精 神危机”，这个病症必须加以治疗。但是治疗“精神危机“这种病症，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过程，就像一个心灵创伤的人要接受心理辅导，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过程一 样；（2）精神创伤无法痊愈而趋向更加严重，也就是说，董总或明或暗，直接或间接由一个政党来掌控和支配的时候，我们将怎么办？我们现在就要做些什么准 备？简言之，有一天董总这个金字招牌不再那么“光亮”的时候，我国的华教运动该何去何从？

第二个问题：这个运动究竟还存在吗？

十多年前，有一名年轻学者, 曾庆豹，銮中毕业生，曾提出：我国华教运动还存在吗？“动，还是不动？”（见曾庆豹著《华教运动，动或不动？——谈董、教总的边缘化》一文，原载于1996年4月21日南洋商报C3页）。当时这篇文章没有引起华教人士（包括我及我周围的一些同道）应有的关注。今天，这个华教运动，是静止不动像一潭死水呢，还是还在动或“反动”了？我认为，目 前我们应该严加思考、广泛讨论这个问题。刚才潘永强博士所提的这个运动的“精神危机”，也是我们应该严加思考、广泛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总体来说，我们要思 考及讨论：今天我国的华教运动究竟是处在什么状况？如何让这个运动变革或发展的更有生命力和影响力？

第三个问题：华校及华教机构有没有变质或质变的问题？

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机构、一个运动有没有变质或质变，首先要弄清的是：它的本质是什么？它的核心价值又是什么？此外，也要深入思考：究竟董教总为什么要存在？新纪元学院为什么要存在？独中为什么要存在？华小为什么要存在？我们这些人（华教工作者）为什么要存在？

第四个问题：独中和统考的前途，令人担忧吗？

对于独中和统考的前途，我是“提心吊胆”的。

有句俗话：“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当局者是谁？旁观者又是谁？我曾在董总这个机构服务，可以说，我曾经是当局者，也许许多时候是“迷者”。但是，现在我是“局外人”。一个曾经是“局内人”的“局外人”，也许 我看到的和感受到的与许多“局外人”，不论是深度与广度都不太一样吧。许多人谈这个问题，评论董教总。我以为那是因为大家觉得董教总这个机构太重要了。如 果没有董教总这个机构的领导，一路来坚决为推动华教运动而努力奋斗，就不会有今天的华文教育和华人社会。

有人担忧，万一独中统考的水平或诚信或公信力有一天出现了问题，怎么办？我今天提出一些我所担心的问题。主办统考是一项非常专业的学术工作。目前谁在主持研 发统考的工作？谁能确保这个考试制度能与时俱进，永远维持有公信力的高水平，让独中生与全世界的中学生相比时，能展现他们具备更强的学习能力和竞争能力？ 要做到这一点，董教总独中工委会行政部必须拥有一批有心有力，即有奉献精神、有教育素养、有专业能力的学术团队。目前这个团队在哪里？我看不到这个团队， 因此我担忧。

以下就上面四个问题，再谈谈我的一些想法。

3. 仍然面对存亡与发展的问题

各位，你知道为什么会有华教运动？因为我们的华文教育一开始就被当权者判了死刑。要怎么让他们活下去？要依靠群众的力量和智慧。长期宣教、呼号、觉醒、保 护、救亡、发展，自然形成了一个社会运动。独立５０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华教面对什么问题？除了发展，仍然要面对存亡的问题。几十年来，华文教育不断受到当 权者的破坏，这种破坏至今仍然存在。我们这个运动最主要的目标是争取各民族母语教育有一个合理的、公平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基于这个运动的正义性和群众性， 这个运动有价值，有永续的生命力。

4. 如何确保华小与独中不变质

各位，你说现在华小有没有变质？独中有没有变质？华文教育开宗明义就是用华文作为主要教学媒介语文、行政语文、考试语文的学校。在这学校进行的教育才是名副 其实的华文教育。如不是这样定位，而有读一科华文，就叫作“华文教育”，那么，新加坡也有华文教育，马来小学也有华文教育。泰国、印尼华文教育也遍地开花 了。

从上述角度来看，华小有 没有变质？早就变质了。1987年，两个老前辈，林晃生与沈慕羽在“茅草行动”下被扣留。因为当时政府委派一些不谙华文、不懂华语的老师到华小当行政主 任、副校长等行政高职。我们动员全国大大小小的力量，全力以赴，结合党团力量，据理抗争，召开抗议大会，保护华小本质不变，结果当局进行大逮捕全面镇压。 今天，这种不谙华文华语的老师在华小已经多到没人能管了。当越来越多华小老师不懂华文华语，没有扎根在中华文化这块土壤时，华小还是华小吗？当华小的数理 可用英文或华、英文来学习或让家长选择可用英文或华文来考试时，华小还是华小吗？

现在有些独中的数理，商科都用英文课本了。有人说是为了适应时代的需求。如果要适应时代，60年代政府叫我们改制成为国民型中学时就应该改了。我们的老前辈 林连玉老师付出惨痛代价，保护华文中学成为独立中学。可是有些人忘了这个本质，倾向于把独中课程英化（如主张与实施英语教数理等科目），甚至有人主张和实 施，把独中转变为英文中学，因为这样的中学受欢迎，有市场。砂劳越就有一间独中，其董事长公开指责董教总搞母语教育害死下一代，已经全面采用英文课本，转 变成英文中学了。但是，他们仍然挂着“华文独中”招牌，不断向华社筹款。各位，你说这样的独中有没有变质？我认为已经变质了。如何确保华小与独中不变质， 这是董教总、各校董事会及支持华教人士要去面对和寻求解决方案的问题。

5. 董总领导层北移

我国独中发展比较好的多数在半岛的中、南部地区（下称中南马）。中南马是独中运动、华教运动的一个大本营、一个坚强的堡垒。东部马来西亚（下称东马，即沙巴 和砂拉越两州），半岛北部地区（下称北马）大部分的独中状况起起落落，办学方针非常不稳定。可是，现在董总的主要领导层却北移了，总务在吉打，财政在没有 独中的关丹，副主席在槟城、霹雳及砂州。董总的主要领导层向北移，标志着华教的领导层（如果说董总在领导华教）向北移。北马独中领导人怎样办独中？那些用 马来文（向国中靠拢）、用英文（向私立商业学校靠拢）、不符教育理论的“双轨制”，办学方针反反复复的独中，说到底，其实就是对母语教育没有足够的信心， 同时忘了为何办独中。这批董总的新领导层，尤其是那些没有担任独中主要职位的董总领导人对独中教育的理念是什么？他们将带领独中往何方？

6. 反对教育政策的“最终目标”

各位，我国的华文教育从过去到现在，已经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但坚持办华教的宗旨不变。当权者落实教育政策的“最终目标”的策略，是采取“慢慢蚕食”的方式。 因为慢，没有马上死，你感觉还可以接受。目前，英语教学有市场，英文回流时让有些人更加理直气壮。于是有人主张小学数理科可以用英文，在中学当然更加可以 用英文教学。这是华小和独中要面对变质与存亡的大问题。

上个世纪50年代，新加坡、马来亚以及沙巴和砂拉越，都还是英国的殖民地。那个时候，华文教育蓬勃发展，正是南洋大学（简称南大）创办时期。可是，新加坡的 李光耀政权，在南大刚生出还未满周岁时，就盼望它死掉。经过李光耀政权实施改制，南洋大学被消灭以后，我们坚持在马来西亚这块土地上，继续维护华小和发展 独中，继续争取建设华文高等学府。在马来西亚或东南亚华教运动都是深入民间、深得民心的。为什么呢？倒不是因为这些地区的华人没有受教育的机会，而是因为 民族受到歧视和压迫，受到不公平、不合理对待。当权者一心一意要消灭华文教育，可是终究消灭不了，因为华人社会通过群众运动，团结各阶层、各党团的人民， 建立一个坚固的共识：一定要办华文教育，让下一代有一片可以扎根的中华文化土壤，让子孙后代做一个有民族自信和尊严的堂堂正正的人。

7. 母语教育没有地位

从 1961年教育法令到1996年教育法令，“母语教育”根本没有地位。在60年代，当权者通过教育法令要将华文教育连根拔起。1961年教育法令取消华文 中学，改制成为国民（型）中学。好在林连玉老师带领众人顶住，结果还有一些学校不改，保留为华文独中。当年也要对付华文小学。1961年教育法令 21(2)，让教育部长有权随时宣布把华文小学改制成国民小学。可是这项法令无法执行，因为群众发挥了团结的力量，领导人坚守了正确原则和立场，向当权者 展开不妥协的斗争。我们希望未来的某一天，会有一个新的政府，能将尊重各民族母语教育享有公平合理的生存和发展地位的条文，列入教育政策内。

8. 保持独立性而不是中立

我同意杜乾焕博士的看法：董教总面对政治问题不能够保持中立。华教运动其实就是一项群众性的政治运动。作为华教工作者，就是要关心政治、要干涉政治、要左右 政治、要引导政治。华教运动是不能够离开政治运动的。我们遭遇不公平、不合理对待的根源就是来自政府的教育政策。有关教育权益的问题，应该向谁争取？当然 是向当权者！作为华教领导组织，应该站在社会运动的前面，发动舆论、带领各族人民改变这个不合理的民族压迫的政治现况。林连玉老师在1956年就提出各族 人民共存共荣这个观点，同时说大家都是一家人，大家都需要心理的建设。目前这个目标尚未达到，大家还须加倍的努力。董教总领导的华教运动应该保持独立性， 不受左右，而不是“中立”。每次大选来到，应该集中民意，提出大选诉求，参与引导社会运动。这是华教工作者的社会责任之一。

9. 发展有特色的独中教育

董教总是为了发展华文教育而存在的教育团体，因此处理教育问题责无旁贷。华小已纳入国家教育体系，校务和教务归政府官员管理。对于华小的教育，董教总或董事会能管的不多。可是独中这一块是我们华教的重要堡垒，我们有主动权，由董事会决定办学方针。

我们通过自力更生，编课本、办考试，争取全世界几百所大专院校认可了独中的学术成绩和地位。我们这条路是用血汗闯出来的。因为独中生有出路、独中有成绩、独中受到世界各地大专院校的肯定，所以家长对独中有信心，因此让华小毕业生继续升读独中。

那么，独中要靠什么取胜别人？靠独中的特色。我们有许多特色，但还没有很好的发挥出来。这些特色包括强调六育并重，学生要全面发展，学生要先成人后成材等。 董教总曾经用了多年的时间，考察国内国外教育，结合独中具体情况，经过各层次的讨论，于2005年发表了《独中教育改革纲领》。这份文件，三种语文（华 文、英文、马来文）印制分发。2006年，董教总独中工委会及行政部，成立了多个单位和工作小组依《纲领》来策划与推动独中教育的改革， 希望独中在未来10年、20年能培养出更多有能力走向全世界的独中生。可是在叶新田改组独中工委会学务委员会及行政部的定位与人员编制后，这份纲领性文件 便束之高阁了。董总目前还有领导独中的教育改革吗？若有，它以什么具体的计划去领导？

10. 谁在领导独中教育的改革工作？

独中教育改革要靠教育人才，从２０００年起独中工委会及一些独中就执行储备教育人才计划。我们认为，独中教育要依靠独中的教育工作者去研究，去总结经验。

本来董教总独中工委会一路走来，都用心用力于创造一个产生独中校长、行政人员及教师的机制，于是有了新纪元学院的“教育系”及《独中教育改革纲领》。目前怎 样了？谁在领导，谁在策划与执行这些工作？我的观察，目前没有人在领导这些工作。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认为每所独中要自强不息、自力更生。我建议独中校长成 立独中校长联谊会或理事会，专门研究独中教育问题 ，研究独中校长怎样办好独中的教育。独中老师也要组织起来，研究独中的教学、交换心得、互相提升 。独中董事也要组织起来，成立区域性的独中教育联盟，共同提升及发展独中。有共识、有条件的要先主动联系起来。我知道吉隆坡有3间独中有了共识，于是每个 学校成立一个教师成长中心，由专人帮忙老师改进教学、提高专业能力和教育素养，希望有成绩后就可以跟其他独中分享。

董总这么多年来举办独中统考，办得严谨、有水准、与时并进、有公信力。谁在确保统考的水准？是一批有理想又有专业知识的学术人员。董教总独中工委会经过了多 年辛苦的努力，凝集了一批学术人才，新纪元学院也有一批。这些学术人员有很多是自费去念教育研究所，专门研究中等教育和独中教育。他们原是准备回来董教总 或新院继续为独中教育事业服务的，但是目前这批人已被打散得七零八落了，人心散了，精神也散了，所造成的伤害是无法弥补的。

11. 结语

华教的生命力是顽强的。华小与独中仍然有很多人关心和支持着，这股力量还是很大的。我希望各个独中要下定决心，有计划、有步骤地建立机制，继续凝集一批有抱 负、有理想的人，在各校建立一个个新的教育专业团队，不断地去发展和推广包括教育、文化、民主、人权的华教运动。这条路漫长，不易走，但值得所有有心、有 理想的华教同道共同努力，一起去奋斗。



作者简介

莫泰熙

毕业于南洋大学化学系，毕业后在芙蓉中华中学任教职（1968-1975）。1975-1980 內安法令下被扣留，限制居留于波德申。1981-2006 马来西亚华校董事会联合会“董总”，担任首席行政主任，同期也担任东南亚华文教学研讨会秘书处秘书长。2007年1月1日起自任“永远的华教园丁”职， 2007-2008赴吉兰丹中华独立中学任代校长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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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智与虚无：华教运动的精神危机

反智与虚无：华教运动的精神危机
作者：潘永强博士

本文是潘永强博士应柔佛州华校校友会联合会和柔佛州人民之友工委会邀请，在2009年9月26日新山举办的“新纪元·董教总·华教运动”讲座会上发表的讲稿 全文的初稿。讲座会主办者因要及时发表4名主讲人讲话全文，让那些无法出席该讲座会的关心华教课题人士和华教工作者，有机会详细阅读和准确了解当晚主讲人 的全部讲话内容。因此刊出本文初稿，潘博士日后或有修改补充。

数十年来，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运动最引以为傲的地方，就是长期以来都体现出进步的面向，以及许多正面的价值，使不少人愿意投身参与，使这个运动拥有为人所尊敬的道德力量，以及精神的感召。在国家政治转型的时刻，它应该发挥更大意义，为各族群社会提供值得分享的价值。

然则，近期的发展显然不是这么一回事，这个运动的内部竟然出现许多不可思议的荒谬、怪诞情节，使这个运动的一些成员无法有尊严地站出来示众。当前华教运动最令人感到困扰的现象，就是它正面临着精神上的危机与困境。

今 天我要谈的，就是一些精神层面的问题。我认为，当前华教运动失去了精神上的路标与指向，而陷进了思维上错乱和瘫痪的状态，以至于表现出诸多心理上和精神上 的荒唐言行。过去累积下来的精神资产，以及向来为人所信奉的内在价值，也有渐被掏空的迹象，以致某些言行和举止，似乎失去了应有的庄重和底线。对此，我们 可以称之为华教运动的精神危机。

这种精神和心灵上的危机，极须进行治疗，言外之意就是，如果华教运动没有经过一段长时期的精神治疗，或是拒绝接受“心灵辅导”，它是不容易重新痊愈或恢复正常。

本来，华教运动代表着我们社会上一股进步和正面的价值，而其精神本属可贵也值得珍惜，可是尔来的局面却使人惊讶的发现，这个运动却越来越走向反智与虚无，以至失去了过去拥有的从容、温厚和端庄，伤害了不少人的情感和信仰。

一 个有群众基础的社会运动，它必定拥有某些令人感动和认同的价值理想，才有人愿意长期追随与参与。换言之，华教运动具备一些核心价值和组织的使命，才能召唤 众人的加入。况且，早期人们参与这个运动，并非毫无风险，也甚少期待会有利益的回报，反而是一份道德责任与义务，才是他们坚持下去的推动力。

如今，华教运动面临着的精神危机，显然是与核心价值的流失，以及组织使命的丧失大有关系。至于为何会陷入当下的精神危机，我们没有明确的答案，必须大家一起去探寻，此处只能做一些背景的发掘。

从 五十年代以来，华教运动的本质乃是一种文化扺抗，目的是要在马来西亚建国过程中，塑造一个具有包容力的新兴国家，让各族群的文化和语言都不会受到歧视与排 斥。林连玉先生就是在那个艰难的时刻，负起文化救亡的使命。这样的说法在年青一代听起来，可能觉得很遥远，但其时实际情况的确如此。

所 以，华教运动作为一种抗争运动，是面向国家的压力，不屈抵抗。由于抗争的诉求集中在文化和语言，它就需要一股认同民族文化的热情和精神，没有这种文化情怀 (例如英文源流者)是很难坚持抗争下去。因此，文化抗争的精神可以发挥激励的作用，也扮演着指路的角色，让参与的群众知道为何而战，为谁而战。

七十年代后，华教运动有了一次飞跃和转化，经过了一段低潮，又重新复兴起来，其中以霹雳独中复兴运动为代表。但这波的运动复兴，背后的深层因素却不只是文化，反而是政治经济压力的体现，反映了五一三事件和新经济政策之后，华人政治的不满与反叛。

华教运动的社会基础，也随着华社政经压力的变化，而有所扩大。一群华资中小企业主、人权律师、知识分子加入了华教队伍，在社阵没落后，也有左翼人士投身华教工作，运动的领袖和干部都有质量上的提升。这时华教运动还形成一个共识，就是不分左中右，团结起来面对国家霸权。

这 股社会力把政经压力的抗议，投射在华教运动上，是比较早期的集体动员。如果有人把当时的华教运动看成有种族色彩的沙文主义行为，是不正确的，因为忽略了政 治经济因素所起的作用。这时期，华教运动的精神面貌更加清晰和丰富，就是文化抗争加上政治抗议，董教总几乎成为一个没有政党名字的政党，是华人政治思潮的 发动机。

在这种情况下，文化抵抗上升为政治抗争，这个社会运动的高度和广度就进一步提高，抗争的目标就不再只停留在语言和教育的平等，而升华到民主人权和政治改革。

这个状态一直延续到九十年代中期，华教运动经历了一段精神亢奋和充实的高峰时期，目标清楚，战略清晰，精神饱满，而且人材辈出，不断有新进人员，满天都是星星。由于“敌人”的面貌很清楚，华教运动当然也知道抗争的动机与目标。

然 而，也就在此时刻，国内政治经济条件开始出现变化，过去巫统对文化和教育上的系统性歧视，开始舒缓，包括新纪元学院也获准成立，私立大专蓬勃发展。而在经 济管理上，马哈迪则强调新自由主义的模式，略有松绑的空间，满足了部分中产阶级的追求。一时之间，有些人误认为政经压力有了变化，开始作出乐观的判断，本 来清晰一致的思想逐渐受到干扰。华教领导团队在这个时候也相继换班，自然受到这股风潮的影响。种种因素，造成过去已有的共识开始松动，运动的抗争色彩逐渐 消退。

通常，任何社会抗争都很难会长久持续下来，除非不断获得更新。如果运动诉求得到满足，运动当然就可以结束或是消失，要是斗争久攻不下，也会因衰竭而陷入低潮。最尴尬的是，如果长期既没有突破，内部成员又陷于纷争和路线分歧，就会触发团体内部的质变(而非变质)。

九 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华教运动内部就产生两种变化。一方面，它变得制度化和组织化，本来是草根和同道的肝胆相照，逐渐让位给专业和精英。另一方面，就是它的 社会群众基础，也变得日益老化和退化，这两方面的变化同步出现，彼此就产生了拉扯和张力。同时，华教机构也越来越讲究辈分，令青壮力量有上升的瓶颈，结果 运动的语言和论述也跟着没有更新与突破。

换句话说，当华教运动走过它的抗争性和批判性高峰期之后，外在环境在变化，国家的政治经济结构也 出现改变，华教内部也不知不觉的发生质变，它由过去充满进步色彩和道德价值的运动，逐渐走向保守化和封建化。这个过程是缓慢的、长期累积而成的，埋下了今 天精神危机的种子，2008年的华教内战就是长期内外交困下的一次总体爆发。

一个运动长期走下来，自然会有瓶颈和矛盾，但如果有良好的领 导能力，不是不可以调节的。问题是，当华教运动正需要处理如何转型和重新定位的时刻，此时的领导精英竟然是一群反智与虚无的分子，使华教运动原本面临挑战 的核心价值，进一步空洞化，而原本备受信仰的精神，也日形萎缩，以至出现当前的精神危机，华教整体坠入一种不知为谁而战，不知为何而战的窘境。

当 前的华教精神危机最令人惊讶的是，它赤裸裸地流露出反智、虚无与毫不成熟的一面。说它反智，是指在论争和角力过程中，不只暴露出缺乏理性和负责的风度，也 对事实、常识和证据，一贯地采取践踏与漠视的姿态，更不具备说理和辩论的能力，以至处处流露出粗暴、任性和野蛮的非理性立场。

至于虚无的 部分，就是做甚么都可以，没有甚么是不可以破坏和牺牲的，也没有甚么价值和精神是必须维护和坚守的。为达目的，只讲求策略与权谋，一切都无所谓，结果毫无 底线和界限，没有甚么是比斗争胜利来得更加重要，任何曾经被视为崇高和珍贵价值，都可以粉碎和埋葬。虚无到极点，就是庸俗，以庸俗的眼光看世界，庸俗成了 最大的罪恶。

作为一个有长期光荣历史的母语教育运动，华教阵营内部目前正面临有史以来最大的分裂，内部也处于保守和封建的状态，连带丧失 过去曾经引以为傲的进步批判力和道德正当性。在这种反智和虚无的气氛包围下，今日的华教运动面临空前的精神崩溃危机，而各色各样的人等，又把社会上存在已 久的精神创伤，一并带到这场风波中，使局面更加难以收拾。

社会运动需要精神领袖，但是如果领袖缺乏精神，那么，麻烦的不只是领袖，而是整个运动。在这场惨烈的华教内战中，人们把一部分矛头指向叶XX，可是我们不能忽略，叶XX固然是问题，但他最多只是问题的一环，甚至是那个巨大问题的代名词而已。根本的原因，应该是近十余年来华教运动累积了许多精神忧郁，没有适当的治疗，最终演变至核心价值的流失，以及组织使命的涣散，才是今日华教运动的困境所在。

作者简介：
潘永强博士
政 治评论作者，台湾政治大学政治系学士、东亚研究所硕士、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曾任华社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及《人文杂志》执行编辑。自2000年起，先后在国 内主要媒体撰写评论或专栏文章，并常受邀公开讲评政治时事。著有《马华政治散论》；编有《旧政权新政府：马来西亚2004年大选与政治走 向》（2004）；合编“民间评论”系列共4种：《解构媒体权力》（2002）、 《华人政治思潮》（2003）、《再见马哈迪》（2003）、《走近回教政治》（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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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院”两条变质之路蟊测

“新院”两条变质之路蟊测
作者：林风

本文是林风应邀在2009年9月26日新山“ 新纪元·董教总·华教运动”讲座会上发表的讲稿全文。林风因有急事未克莅临主讲，由人民之友吴振宇代为宣读。林风并委托吴振宇在宣读其讲稿之后，重申他在今年7月29日《 东方日报 》名家版“ 说三道四”栏《新院变质不可挡》一文所表达的意见和期许（参阅本文附件）。

受 华社热心华教人士给予金钱与精神支持的新纪元学院（新院），一路走来（发展）皆被视为“独立大学“（独大）的“化身”。没有创办独大的意愿和热诚就不会有 今天的新纪元学院；简言之，它必须保留和坚持独大的理念与精神，所有华裔社群具有责任监督这所“民办”高等学府不变质、不被出卖、更不被N政党“觊觎”和 心怀不轨占有，独大有限公司就担负监督的责任。

上 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华裔热烈捐献、筹款建立起来的“南洋大学“（南大），最终“易手”而失去创办目标，无法继续为我国华校生（主要是独中生）提供深造之 路。目睹或曾参与建设南大的华裔社群，看到今天的南大在政治力量介入下已经变质的惨痛教训，自然会对新院的变质产生同样的忧虑，难免兔死狐悲的情怀。

今 天的新纪元学院，自前院长柯嘉逊被很有“心思”策划离去以后，以董总主席叶新田为主的领导班底，以招兵买马手段，拉拢一批具有个人图谋和利益的人“加盟 ”，然后以会议上的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程序”决定一切，让人无从置评，从而达到“为所欲为”的境地，而且无视於华社悠悠之口。这可从“巧妙”召开特大不 续聘柯氏、藐视沈幕羽（已故）、张雅山等建议留任柯院长一年的作为，可见一二。
2009年6月董总改选大会，充分发挥叶新田团队的凝聚力，几乎完全掌控全国各州董联会（仅甲州例外，终被排除出局），势力之庞大，已经足以把新纪元学院任意“宰割”的地步。

叶新田团队公开与执政集团之一的N政党领袖挂钩
董总历届领导层，为华教前途计，皆站在执政集团的对立面，代表华裔社群力争华教权益。今天的叶新田团队，完全改变这个立场，公开与执政集团之一的N政党领袖过从甚密，完全丧失七、八十年代董教总为华教前途的斗争精神。

尤 令人痛心的，董总各州联委会（不管有意还是无意）已“吸收”Ｎ政党的领袖为领导人（霹雳与吉打），已抵触“超越政党”的原则。这股基层Ｎ党成员的势力，一 旦伸延至全国董联会而与叶团队结合，可在任何会议上，以“漂亮”的少数服从多数民主方式决定一切，没有人可以表达异议。更甚的，也无法在法律诉讼上反击任 何不合理、损害及新纪元学院的议决。到时只有眼巴巴看着“新院”像“南大”一样不再是华教人士的“宠儿”，而是Ｎ政党的另一种“联号”学院（合并）或董总 团队成功“上市”的公共挂牌企业。
在 下《东方日报》专栏多次提及新院变质的“警告”（可参阅旧报有关材料）， 其中触及“雪邦新校地”的发展工程（与丰隆集团的谈判在秘密进行中），拥有大量“发财”商机，足以招揽更多人“团结”在董教总教育中心董事会、理事会等组 织之下，以壮大叶新田团队的实力。连一个小小的庶务主任职，也凭着“捍卫董总及叶新田”“有功”而“上位”受聘为董总职员。

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当下朝向利益挂钩集团，以及政（官）教（企业）连锁的方式向变质之路迈进。
这项警告虽纯属臆测，但有明显迹象可循，迄今逾一年没有看到有关单位及人士否认，越发令人相信，这种变质隐忧是存在的。华社热心捐款的新院，最终可能沦为他人“发财”的工具。

独大有限公司主席胡万铎在2009年4月，曾提醒：

“注意华教领袖言行，避免前程被典当。华教已有稳固基础，惟面对内部组织与领导道德和操守问题。有一些个人或小团队受集团诱惑与渗透，可能涉及庞大利益议程。”

胡 氏曾担任全国董总主席一届，霹雳董联会主席，更是“独中复兴运动”的先行者。近期受到与董总有“关系”的一批人质问独大捐款、加入会员受拒等枝节小事，最 终目的是要独大有限公司将租赁予新院的８亩校地转“捐”给新院。在下曾预示，新院一旦获得这块“捐地”，等于为新院申请挂牌而增值，新院趋向企业化的变质 欲盖弥彰。

至 于“雪邦新校地”秘密谈判无人知晓，但有理由相信，丰隆集团捐出这块地须耗巨资发展，董总与新院董事、理事会、赞助人恐无能力承担；因此，与董总叶新田班 底“关系”很好的Ｎ政党，在协助新院科系认证，未来升格为大学学院的“回报”下，很可能与Ｎ党的大学联合发展这块校地，推动一向盛行的“官商”合作模式， 为变质的第二个“南大”在我国上演提供机制。
新院的发展已很明显走向两条变质之路
作为时评人，具有怀疑、分析与透视的态度与能力无可厚非。新院的发展已很明显走向两条变质之路：
（一）、“新院”朝“学店”发展，配合区域教育中心的教学语文优惠条例，最终实现挂牌上市的目的。
（二）、 与Ｎ政党所办学院建立“姐妹学院”共同发展，最后发展成为党校“共同体”，完全脱离华社办“独大”的意愿，是有可能发生的事。

近 期，董教总教育中心维持低调，专心处理“白小救校工委会基金”处理余款的疑云。叶新田指“判５２３赞助人大会不合法，是由董总常务会议决定。”那种“一锤 定音”、“我说了算”的霸气，彻底丧失华教人士“同僚”、“同志”的融洽关系，亦是董教总营运、管理新院的模式，造成学术人员流失、新生源无法增加的关 键。
以“独大捐款人行动委员会主席”张光明，先是率领一批怀有图谋的人申请加入独大为会员（结果受拒），意图“招兵买马”控制独大有限公司，到时以“民主”投票方式通过把校地捐给董教总教育中心营运的“新院”便水到渠成。

当这项图谋曝光而失败后，矛头转向要胡万铎交待独大公司捐款。这是几十年前账款，早已发表征信录，亦可到独大办事处秘书处查阅。如此，公开抨击胡氏造势，无非为召开所谓“独大赞助人大会”，通过罢免主席胡万铎，夺取领导权，完成捐地目的，也完成新院“增值”上市的目标。
另一边厢，叶新田领导的董总正为“救救白小基金”纠纷洗脱“烦恼”，将新院事务交由院长潘永忠发布消息。

从潘院长发布的消息中，更可证明“新院”变质的取向，走向企业化学店之途昭然若揭。例如：
（一）、 与台湾师大联办心理课程、物色大厦充校舍、多语教学、办中英并重课 程、申请更多课程认证 ；
（二）、与目前国内企业化学院办学方针不谋而合。今后在新生来源（国内独中生）与南院、韩江等竞相争取下，将以新生不足为由转向接受外国学生。

有朝一日，这所“独大”化身，华社族群出钱出力创办的高等学府，将沦为外国学生就读的“温床”，彻底丧失为华教、为家长培育子女成材的角色，纯粹为一 小撮人提供创造个人或集团财富的学院，悲乎！
（作者注：本文是总结过去一年来，在《东方日报》名家版“说三道四”／“风言风语”专栏发表的文稿写成。）

本文附件：首　页 :: 龙门阵 :: <说三道四>

新院变质不可挡 林风（2009年7月29日）
近日接到柔州华校校友会与柔州人民之友工委会去年举办「新纪元学会否变质？」论坛的论文集，感受到对华教发展历程的热心和关注，尤对新院会否变质忧心忡忡，深恐当年坚持「华教完整体系」受到破坏，更出钱出力举办论坛吁请热爱民族教育人士协同维护新院，力保前人申办宗旨。
在下撰文多次质疑新院朝向企业化的私人学院之路，已经越来越明显，叶新田以「会否变质问题根本不存在」为由而拒绝出席「论坛」说分明。
所有董联会（各州属会）及教总力挺叶新田领导新院营运决策，必须对「变质」负上道德的责任，让后代子孙与历史来验证。
外在热爱母语教育力量已不能改变和扭转新院变质之路，因为董教总深谙民主「少数必须服从多数」的规则，早招兵买马，任何会议的议案皆可顺利通过，让人无可置喙。
在 下认为，新院以「招收国际学生为升格大学必须条件之一」，已清楚看到企业化私人学院盈利手法，没人敢反对新院升格为大学前提下，新院更顺利变质。 一所私立大专院校蕴含「财源」处处，建校发展、文具书籍供应、基本设施工程招标、高薪教职员聘用、董事、CEO薪酬等利好因素俯拾皆是，当前领导层全力支 持董总主席叶新田由来有因。
柔州华校校友会联合会与柔州人民之友工委会应该转向斗争目标，放眼在
董教总「外围」一股有所图的势力。这股势力正进行为新纪元学院取得所租赁的土地拥有权，运用申请成为独大有限公司会员途径，重操「民主程序」，以实现将独大校地转赠予新院的「最终目标」。
如果获得独大有限公司「转赠」校地，新纪元的估值「超标」，更有利于通过招股上市，不仅是一所私立学院，更是一家挂牌公共公司。届时可将「非盈利」字眼删除，已不再需要华社热心华教的财团以及个人捐款支持。

显然新院变质之路不可挡，热爱华教人士更应团结一致，阻止「有心人」通过种种手段强迫独大有限公司「转赠」地段予新院。

此 外，华社热爱民族教育之士应重新思考是否要再申办华文的「独大」，将目光与支持申办一所推动华教运动的高等学府从新院转向独大。如果民意是认同的，那么， 独大有限公司就可正式致函新院对有关2012年到期的租约期限重新检讨续约30年的条文，准备收回自用，并预早通知新院 。

作者简介 ：

林风，原名林克双，祖籍海南。出生于霹雳州宜力贫苦家庭，发奋勤学半工半读，在江沙崇华中学初中毕业后转到槟城钟灵中学，修完高中文科课程。因成绩优越而获保送到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由于母亲担心当年台海炮战，不愿违母命而放弃深造，引为生平憾事。

1960 年担任《虎报》槟城记者，并为当地《建国日报》提供法庭新闻。1961年进入《南洋商报》先后担任北马各区记者。1964年从外勤转到内勤，担任霹雳地方 版新闻编辑兼副刊编辑。1979年调升吉隆坡总社担任编辑，随后调升高级编辑。1990年代任执行主编、编务经理，直到副总编辑而退休，服务《南洋商报》 凡30多年，诚为资深报人。

1999年出任砂拉越《美里日报》总编辑。因大胆主持社会舆论，针砭当时美里一所大型的国民（型）中学校长的不当行为，名噪北砂和文莱。 现居怡保。经常在《东方日报》名家版发表专栏文章，深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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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華文教育面临危机
——在迅速政治变更中的母语教育


作者：杜乾焕博士


本文是杜乾焕博士在2009年9月26日新山“新纪元•董教总•华教运动”讲座会上发表的讲稿全文——


前言

首先,我要感谢主办单位- 柔佛州华校校友会联合会和柔佛州人民之友工委会 - 邀请我出席今晚的讲座会并发表谈话。很高兴能回到这里和老朋友见面。今晚讲座的主题“新纪元•董教总•华教运动”, 可以说是相当广泛，并涵盖了三个不同的层面。

今晚谈话的主要内容

我 不会全方位阐述这三个层面的课题，也不会平均地加以阐述。我将着重讨论其中一个层面的课题。那就是华教运动及其核心目标、以及华教运动未来应该选择的方向 及其斗争模式。当然，在谈及华教运动的未来，无可避免地，我必须讨论关于董教总的角色与方向。众所周知，董总和教总是华教运动中的主干。任何人要讨论我国 华教运动都无法不谈及董教总。

无论如何， 我必须事先说明，我并不是讨论这个课题的最佳人选。我本身是受英文教育的。我参与华教运动也只是近年来的事，远远比不上在座的前辈，其中有许多已经参与运 动多年、为此运动付出过巨大牺牲。因此，我将在这些拥有更多斗争经验的前辈面前演讲。 其实, 他们远比我更了解华教运动的精神及面对的困难。尽管如此，我将尽我所能尝试讨论这个课题。或许，我是从一名受英文教育者的观点出发，來关心多元文化主义能 不能持续发展并保持其穏固性。

今晚， 我的演讲内容如下：
首 先，我会阐述我所理解的华教运动与董教总的核心目标。接下来，我将讨论目前华教运动与董教总所置身的社会政治背景。我选择这个方式来说明问题，那是因为任 何一个社会运动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在特定社会政治背景下进行的。董教总的斗争曾经是，也将继续受到我国特定社会政治背景所制约。这个斗争能不能成功，將取 决于社会政治环境的条件优劣。因此，我们无法把董教总的斗争从宏观的社会政治背景中孤立起来看。这短期和中期 （即未来的２年到５年）的社会政治背景，將对董教总以及华教运动的斗争策略，具有深远的影响。

董教总和华教运动的核心目标

自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董教总一直站在我国多元文化和多元语文运动的最前线。后来加入战斗队伍的各地校友会以及许多会馆和社团，在董总和教总长期领导 下对抗巫统，因为巫统企图把马来语言与文化霸权和主导权强加在非马来人身上。巫统这种企图的具体表现，就是他们的语文和教育政策，其最终目标是要建立一个 以马来语作为唯一的教学媒介语的教育体系。

董 教总的教育政策恰恰相反。自成立以来，董教总一贯主张多元语文政策，完全尊重各民族使用母语母文教学的权利。董教总斗争的基本理念是：维护民族文化特征有 助于增强对民族文化的认同，从而建立起民族自尊和自信。从教育的角度来看，采用母语或学童的第一语言教学，是最有效的学习方式。如果马来西亚能够实施完整 的母语教育，将有助于其子民发挥最大的潜能。如果各民族都能采用母语或第一语文教学，也能避免少数民族被边缘化的问题。

社群热烈支持母语教育

在 董教总领导下，华教运动的核心价值或目标，长期获得大部分华社的热烈支持。渐渐地，也獲得其他民族的认同。这可从马来或印度裔教育工作者，政治领袖与文化 界人士反对小学英语教授数理的运动得到证明。 无可否认，有些人，特别是那些以英文为第一语文的家长们，会支持英文教数理。对他们來说，英语就等同于他们的母语。有鉴于此，整体而言，以学生的第一语言 来教学，可以说是得到广泛的支持和肯定。

就 因为董教总坚定不移的立场获得了广泛支持，而迫使以巫统为首的国阵政府，在某个程度上，为我国华裔子弟提供小学6年华文教育的选择。公众对多元文化和多种 语文立场的支持，迫使政府最终宣布，自2012年起，全面废除英语教数理政策。我认为，政府只是满足了华社要接受母语教育的部分愿望。我们都知道，国家教 育制度下的中学都是以国语教学。没有一间政府津贴的中学是以华文作为教学媒介语。当然，也没有大学以华文教学。

虽 然如此，由于华社对母语教育的热爱与执著　(已伸展到对多元文化的热爱与执著)，所以，他们慷慨捐献土地与金钱，以支持60间独中的运作。换句话说，政府 拒绝支持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的做法，并不能成为华社实现完整教育体系的绊脚石。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数年前，董教总创办新纪元学院时，受到那么热烈的支持。

拥 有一间使用华语华文为教学媒介语文的大学，一直以来都是华社的梦想。不必多说，巫统主导的国阵政府是不会支持这项计划的。它连父母让孩子在中学时期以中文 学习的机会都不给，更不用谈在大学阶段以母语接受教育了。最近，副首相兼教育部长重申，中央政府不会承认统考文凭。这足以证明以上的说法。尽管华文小学是 国家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他们却常面对学生人数过度拥挤、师资缺乏、在拨款方面遭到不公平待遇等问题。

社会政治气候

这 一切显示，华教运动与董教总正身处于一个热衷于推行单元文化与语言的政权统治下。人民为了坚持实现多元文化与语言的目标，坚决对以巫统为首的统治集团的语 文霸权，进行斗争，因而使单元文化政策无法在我国全面实施和贯彻。然而，巫统暂时受挫败，但这并不能阻止巫统坚持其最终目标，即：建立一个以马来语为唯一 教学媒介语的国民教育体系。自上个世纪６０年代起，每一份官方发表的教育政策文件，都不断强调这“最终目标”。换句话说，巫统仍然执著于国家教育政策的最 终目标，而排斥多元文化。

近来的政治形势 发展令人关注和担忧。众所周知，公共机关如警察、司法、反贪污委员会等的不公正、偏袒、甚至残暴的處理事件的手法，不断在侵蚀着这些机关的公信力与合法 性。本来应该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公共机关，实际上却服务于一小撮特别是来自巫统的政治精英。民众对于公平、公正、无私与有诚信的公共机关的期望落空 了。

難怪目前公众对这些公共机关信心大 跌。我国容纳政治异己的空间，也不断的在受到限制。这种专制的政权，不择手段滥用公共权力机关以达致私自的目的，并且是那么执著地推行单元文化。在这种情 況下，要真正、全面地推行教育改革，实现多种语文教育制度，以满足全民母语教育的需求，那是不可能的。朝令夕改的教育政策造成混乱与不安定，因而导致我国 整体的教育水平下滑，那是可以理解的。

对董教总和华教运动的影响

任 何形式的社会运动 (例如: 致力于寻求改革国家教育体系, 使它成为真正的多种语言, 多元文化的教育体系的華教运动) 必须参与宏观的政治变革运动，才能取得成功。现在是我们面对殘酷现实的时候了。一个具有正确的模式、范畴、和规模的教育改革方案，只能在一个有能力和执著 于良好施政的政权下才能实现。换句话说，教育制度的转型，是不可能在真空中发生的。除非领导華教运动的组织，即董教总，参与各层次的真正改革活动，不然， 想达致其核心目标，即：在教育体系中实现多元文化的理念，那是不可能成功的。说得具体些， 独中统考文凭将不可能受政府承认、以華语作为教學媒介语的大学將不能獲得批准、华小也不可能在国家教育体系中, 得到与国民小学同等的待遇。

为 了实现这些期望, 在未来几年里, 董教总必须参与各民族的广大群众一同展开的社会政治运动。它必须扮演重要角色，打造一个新的社会政治环境，致力于爭取各方面的平等，更广泛和更实质的民 主，加强族群间的合作，巩固国民团结。它也必须和一切其他进步力量合作，达致政权的轮替。在下届大选中，它必须努力促使更具有竞争性的两线制的出现。对我 來说，董教总只有通过这个途径，推动更宏观的政治改革，才能在我国完成使命，实现完整的母语教育体系。

再 过几年，我们将迎来马来西亚第13届大选，同时华教运动也將步入关键时期。这个时期，志在扩张和促进人权空间（包括行享有母语教育的权利）的各种进步势 力，和热衷于削減全面伸张人权空间的反动势力，将会展开激烈的斗争。这不会是一个顺利和稳定的过渡时期，它将面对重重阻碍、艰难和危险。

但 是，随着人们要求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大，以及改革运动支持者的队伍日渐壮大，改革运动所面对的困难和危机必将一一化解。虽然结果还是一个未知数，这个斗争必 将全方位地改变马来西亚人民的生活和未来，也带给华教运动重要的启示。进步力量如果能够在政改运动中取得胜利，华教则还有希望；反之，華教前途将暗淡无 光。面临如此严峻的未来，我认为，董教总绝对有必要像以往那样，成为进步力量的一员，积极地跟压制自由和异议的反动势力进行抗争，让母语教育享有更广阔的 发展空间。

为了进行这场斗争，董教总应该作好哪些准备？

董 教总必须加强自身的组织，为达成这一项重要任务做好准备。首先，它必须加强内部联系，领导人和支持者必须更紧密地团结起来。进行斗争以达致广泛的政治民主 （这是董教总完成其使命的必要条件），就是促进团结强有力的基础。其次，在实踐纲领和采取行动时，董教总必须更具包容性。在争取广泛的改革基础上，它可以 和其他公民社会团体，特别是以马来人和印度人为主的非政府组织，通力合作。

结语

总 结今晚的讲话，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在专制的政治环境下，华教运动要争取教育改革，是不可能实现的。当前的政治现实是：统治精英对良好施政沒兴趣，并且已经 完全丧失良知。统治集团滥用警察、司法和反贪污委员会（MACC）等权力机关，以谋取私自的利益。华文教育运动的目标，只有在这样的政体下（即：具有广泛 且深厚的民主空间、权力机关主持公正、公平及维护人民利益，并拥有良好施政的政体下），才有实现的可能。

华教运动和董教总必须首先协助改变目前这种缺乏良好施政的政治环境。它必须尽其所能团结一切进步力量，共同争取改革宏观的政治环境。它必须和公民社会共同努力，加强人民力量，成为监督政府施政的机关。

一旦实现了上述几点，改进了的宏观政治环境，將有利于华教运动争取真正的，和较为全面的教育改革。只有到了那个时候，经历了极大牺牲的华教运动，才能完成它长期以來所肩负起的使命。〔全文完〕


作者简介：

杜 乾焕博士，1944年5月21日在槟城出生。1971年获马来亚大学经济（荣誉）学士，1973年获英国利斯大学文科（经济系）硕士，1982年获马大经 济学博士学位。先后在马来西亚国民大学（1973-1993），吉隆坡HELP私人学院（1993-1995）担任学术人员，并写了近50部著作。曾为数 个国际机构担任咨询顾问，如曼谷的粮食与农业组织、曼谷的亚太经济与社会委员会（ESCAP）、雅加达的东盟秘书处等。

1982年加入马来西亚民政党。1993年受委担任国会上议员。1995年中选槟城州立法议会马樟武莫选区议员，并受委州行政议员。1999年再次中选，并再次受委州行政议员。2004年仍然成功蝉联。 2008年3月8日大选前宣布不参与竞选，脱离选举政治。

1999年获槟城州元首册封为拿督。2007年获林连玉精神奖。最近获得日本基金会颁发2008/2009高级研究员资格。2009年9月众望所归上任林连玉基金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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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马来西亚华教运动与杰出领袖 —批判叶新田掌控下的“董教总路线” (下）

第二部分：

批判叶新田掌控下的“董教总路线”

（五）我国华教运动50多年来反对单元教育、反对民族同化的艰苦奋斗

我国华教运动从1950年代以来，从未停止过反对政府在各个阶段出台的旨在消灭华校的报告书（如《1951年巴恩报告书》、《1954年教育白皮报告》、《1956年拉萨报告书》、《1960年拉曼达立报告书》、《1969年阿兹报告书》、《1979年内阁教育报告》），以及反对政府在各个时期实施的旨在落实“最终目标”的单元教育法令（如《1952年教育法令》、《1957年教育法令》、《1961年教育法令》以及现行的《1996年教育法令》）。

在马来亚独立前，英殖民政府虽排斥华文教育，但没有确立消灭华文教育的“最终目标”。但在独立后，由国内以巫统为主导的联盟政府则明目张胆地确立消灭华文教育的“最终目标”。马来西亚成立后，特别是1969年“5.13”事件之后，由联盟政府扩大为国阵政府，除了出台对各族人民进行更大经济掠夺的新经济政策，更加顽强地落实其消灭各民族语文（主要是华文教育）的“最终目标”。

1970年代的独中复兴运动成功地使60所独中保存下来，也就是政府全面变质以至消灭华文中学的政策遭遇挫折和失败。

政府把其中一些“华文中学”，改制为只读1本华文的“国民型中学，最后变为只读马来文的“国民中学”（我国现行立法, 已判国民型中學死刑, 因为在现行的 《1996年教育法令》下, 只有国民中學, 沒有国民型中學; 国民型中學已不复存在）。这个过程，让华人社会清楚看到政府消灭华文教育、实现“最终目标”的决心，担心华小也难逃变质的厄运。维护华小不变质，成为董教总和华人社会更为重要的使命。这是因为，没有华小，就没有独中。

1977年董教总全国发展华文小学工委会（简称华小工委会）成立，它的宗旨是：（1）维护母语教育，发扬中华文化；（2）维护和发展全国华文小学；（3）争取母语教育平等。这表明，董教总对维护华小不变质的重视。这也表明，反对《1961年教育法令》的21(2)条文，成了董教总和华人社会的长期斗争。

进入1980年代，政府企图采取变质华小的行政措施，如（1）1982年3M课程安排——在这制度下，除华语数学用华文，其他科目用马来语；（2）1984年华小集会用语事件——联邦直辖区教育局通令区内华小举行一切集会都必须用国语进行；（3）1985年综合学校建议——教育局拟选18所学校推行“综合学校”试验计划，将华印小学并入马来小学；（4）1987年华小高职事件——教育局派不谙华语的教师担任华小高职。

上述事件的不断发生，特别是教育局派不谙华语的教师担任华小高职事件，引起华教人士强烈反对，展开坚决斗争。1987年10月11日，全国各地3,000多名华人社团和华基政党代表，聚集吉隆坡天后宫召开抗议大会，要求合理解决有关问题。次日，一些家长发动罢课支持抗议行动。10月27—28日，政府援引《內部安全法令》，逮捕了林晃昇、沈慕羽、柯嘉逊与庄迪君4名华教领导人及百多名其他民权运动者，令国内人民震惊，让国外舆论哗然。这就是政府的所谓“茅草行动”（下图）。

这次“茅草行动”，是政府继褫夺林连玉公民权并取消其教师注册证和逼迫马华开除沈慕羽党籍之后，对华教运动领导的全面、残酷的镇压，也是政府继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大逮捕之后，对各族人民的民族民主运动的另一次全面、残酷的镇压。这次的镇压并没有动摇华教领袖的斗志，也没有改变华教运动的方向。

1990年代到现阶段董教总、华团和华教人士的主要任务

1990年代的董教总，还是延续前辈们的路线和方针，联合华团坚决反对《1996年教育法令》从草案的提出到它的通过。七大华团认为：

（1）《1996年教育法令》依然有许多令人深感担忧的条文，有些比《1961年教育法令》更严峻；

（2）虽然《1961年教育法令》第21（2）及26（A）条文，未出现在《1996年教育法令》内，然而，却由《1996年教育法令》17条（1）所取代 （即所有教育机构都必须以国语作为主要教學媒介）；华教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却受到更大的钳制和威胁；

（3）部长对华小和独中所作的保证并未明文列入《1996年教育法令》内。

因此，董教总和华教人士的主要任务是：

（一）要求政府放弃排他性的单元同化教育政策，廢除《1996年教育法令》17条(1), 实行包容性的多元融合教育政策；

（二）继续要求政府公平合理的对待华校（华小和独中）的师资培训、经费拨款及增建学校等；

（三）健全和强化华教运动的各个层次的领导核心，具体的说就是要有能力有效操作的董事会、董联会和董教总；

（四）除了要确保上述领导核心的有效性外，更重要的是，确保领导核心的独立性、民族性、和群众性。

（五）全力支持董教总教育中心的建设工作，并确保董教总教育中心能作为华教运动有效的最高领导核心。（见莫泰熙《从当前华教处境谈到其发展方向》一文，发表于1994年12月18日《华教导报》，又载于《董总50年》，2004年出版，页1239）。

总之，50多年来反对单元教育、反对民族同化的华教运动，无疑是一场极其艰苦的斗争。

（六）昔日的“联盟”与今日的“国阵”统治集团是我国华教运动的斗争对象

反对单元教育、反对民族同化既然是我国华教运动50多年来的主要斗争任务，那么，我国华教运动的主要斗争对象或主要敌人，究竟是谁呢？

理所当然，就是昔日称为“联盟”（ALLIANCE）而今扩大并改称“国民阵线”（BARISAN NASIONAL）简称“国阵”（BN）的统治集团。因为，正是他们二者：（1）先是“联盟”统治集团，从马来亚独立前后到（沙巴、砂拉越加入联邦）组成马来西亚，一直到1969年“5.13”事件发生，顽固实行单元教育与民族同化政策；（2）后扩大为“国阵”统治集团，从“5.13”事件发生之后，配合着实施“马来人至上”的“新经济政策”的需要，变本加厉推行单元教育与民族同化政策，以巩固他们的政权，加强对各族人民的压迫和剥削。

这两个不同阶段（或者说是不同时代）的统治集团，究竟他们是谁？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的呢？

马来亚（在自治、独立以前），与在北婆罗州的沙巴和砂拉越，都是英国政府的殖民地。英殖民政府在1950年代面对汹涌澎湃的世界反帝反殖浪潮，不得不在1957年让马来亚宣布“独立”，又不得不在1963年推动沙巴和砂拉越加入“马来西亚”组成一个更大的联邦国家。英殖民政府在转移其政权的过程中，与当时的所谓“人民领袖”（实际上是英殖民政府所培养的代理人或所扶植的傀儡，先后订立马来亚和马来西亚的宪法制度，而后通过国会选举让他们所培植的政党及其领袖掌握政权，继续对各族人民的压迫和剥削。

（右图为我国自独立以来的统治集团历任首脑，下图为现任首脑纳吉）

首个掌握政权的统治集团，就是“联盟”，是由巫统、马华和国大党3个政党共同组成的政党联盟。他们打着巫、华、印3大民族政治代表的旗号，宣称为各族人民利益说话和做事，但实际上，他们是国内封建地主、买办官僚资产阶级与大资产阶级以及他们所培植的统治阶层的政治代表，他们是与广大各族人民的利益相对立的。

实践证明,“巫华印联盟”的3大政党，不是平起平坐，而是巫统“一党独大”，马华与印度国大党“惟命是从”。联盟领袖不能不为外国资本家及国内封建地主、买办官僚和大资本家服务，巫统领袖放弃走民族主义路线的选择，而走上马来种族主义路线的不归路，最终走到“5.13”的结局：制造种族冲突，转移人民不满。在联盟时代，尽管马华公会出现过像陈祯禄、朱运兴、和林苍佑等曾经想为华人权益和华文教育请命的个别领袖，但是在巫统领袖的霸权下或由于马华领导层的奴性，他们终于无功戚戚然退下。

1974年成立、改名为“国民阵线”（简称国阵）的统治集团，其实就是联盟组织的扩大，其成员除了原联盟的3党之外，进而扩大包容了回教党、民政党、人民进步党、砂拉越人民联合党以及砂拉越联盟和沙巴联盟各党，成为一个涵盖马来半岛、砂拉越和沙巴地区的政治联盟。其成员党众多，且一些地方政党（尤其是砂、沙两州的国阵成员党）常有“进出”国阵的举动，造成其成员党的数目一直变动。

实践证明，无论如何，国阵还是像联盟一样由巫统一党独大，并肆无忌惮地展现它的霸权主义政治，其他政党如马华、国大党、民政党、人民联合党以及砂拉越和沙巴的地方性政党及其领袖，只能表露对巫统霸权主义政治绝对服从的奴性。巫统领袖利用了“5.13”种族冲突事件，更加突出种族主义政治？将马来人的特权地位加以制度化，具体表现就是，他们极力推行的“新经济政策”，表面说是扶助马来人，实质却是培植朋党鱼肉人民，最终造成马来人贫富两极分化，贫者愈贫，富者愈富，以及造成其他各族人民同样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顽固实施一道又一道的教育相关法令，表面说是发展国家语文（马来文）教育，实质却是摧残民族语文教育（特别是华印语文教育），最终达到强制同化其他民族，进而巩固其政权的目的。

昔日的联盟和今日的国阵统治集团，就是我国华教运动的斗争对象。

（七）反对巫统霸权主义集团和国阵政府的所有党团和各族人民，都是我国华教运动的斗争盟友

我国华教运动的斗争盟友，又是谁呢？

我国华教运动的敌人经常指责华教人士或华教组织争取华文教育的合法地位，是种族主义，是沙文主义。这是彻头彻尾的诬蔑！我国华教运动从来就不认同也不主张种族主义或是沙文主义。

早在独立前，林连玉应《马来前锋报》（UTUSAN MELAYU）邀请，写了一篇开斋节献词，这么说，“马来亚独立建国的事业中，顶重要的工作，就是心理上的建设。第一要培养共存共荣的观念。我们知道马来亚是民族复杂的地区，每个民族对这一地区的开发，都有他们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们必须把所有的民族，当作一家人看待，权利与义务一律平等，使大家都相信有福可以同享，然后，可以希望他们有难同当，把国家建设得完整而稳固。第二要培养以马来亚为第一家乡的观念。这是对外来民族说的。须知道他们虽有祖国，但是他们的子孙，已经是马来亚的儿女了，马来亚才是他们的祖国，才是他们永久的家乡。只有马来亚的利害，才是他们切身的利害，马来亚以外的国家，充其量只能算作朋友罢了。”（见《心理的建设》——代序，载于林连玉著《华文教育呼吁录》，1986年出版）。

后来林晃昇反驳对华教运动的诬蔑，明确指出，沙文主义指的是宣扬本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煽动民族仇恨，主张征服和奴役其他民族的思想行为。我们从来没有要求我们的语文和文化占有支配地位或是给予特殊的优待。我们不曾强迫其他民族去学习和接受我们的语文和文化。我们只要求给予平等的对待，允许保存和发展我们的语文和文化，完全符合我国《宪法》的精神（见林晃昇《母语教育与基本人权》一文，载于1987年3月15日《董总会讯》与《董总50年》，2004年出版，页1221）。

因此，我国华教运动是国内华裔族群争取华文教育合理权益和合法地位的正义斗争，除了从昔日的联盟扩大到今日的国阵的统治集团，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全球化资本集团、国内封建地主、买办和大资本集团之外，所有反对巫统霸权主义集团和国阵政府的所有党团和各族人民，都是我国华教运动的斗争盟友。换句话说，现阶段华教运动的斗争盟友，就是所有反对巫统霸权主义集团和国阵政府的所有党团和各族人民，不包括国阵及其组织的政府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全球化资本集团、国内封建地主、买办和大资本集团。

华教运动内部竟有代表人物发表敌友不分的谬论

从去年开始，华教运动内部有个代表人物突然以指导的姿态，对新纪元学院事件发表敌友不分的谬论，说什么，“事物没有绝对的‘是’与‘非’，但务实路线在建构民办高等教育体系的现阶段，有其合理性和生命力，能够发挥的作用其中包括，争取朝野各种力量（包括来自执政的国阵、民联，在野党，非政府组织 ，友族人士）的支持。”还说什么，“在华教运动中发展高等教育，是在多元公民社会中，争取与捍卫族群的基本权利。因此，它有需在不与各族所磨合认同的现有体制（不一定完全合理）相对抗之下，尽量减少阻力，积极争取扩大办学的活动空间，创立高水平一流大学，才不会辜负华社总体的热望。”（见方山《平息风波，迎接华教发展新时期》一文，为《独立新闻在线》2008年12月9日特约评论。点击http://www.merdekareview.com/news/n/8290.html）

上述谬论，分明就是，企图迷惑华教人士、引领华教运动走上“适应现有体制”、“争取国阵支持”的主张，为华教运动近几年来出现一些准备投靠马华、投靠政府、官商合作经营高等院校的所谓“务实路线”提供理论根据，为潜伏在华教领导组织的一些别有居心者提供分裂华教运动的思想武器。

曾经自诩为“民间文史工作者”而今遭人视为“要饭文棍”的万家安，在他所编撰的新纪元学院事件《怎么看？》（第三集）的《序言》， 特别吹捧方山的上述文章，说什么“对于过去特别是1980年代以来的华教运动的历史经验作了很好的概括和总结，具有相当高的理论深度，对今后华教的工作方向问题提出了不少建设性的见解”，还说什么“可以引发深一层的探讨和研究，希望得到重视”云云。

这种敌友不分、趋炎附势、放弃立场、惟利是图的思想，正在毒害我国现阶段的华教运动，是不容忽视的。

为了华教运动的发展，必须认清谁是我们的斗争对象？谁是我们的斗争盟友。如果领导人或战友们敌友不分，那么华教运动的前途就不堪设想了。在战斗中，如果敌友不分，把敌人当战友或把战友当敌人，其后果只能是：堡垒不保，全军覆灭。难道我国历史会再出现一次“光荣和解”的“奇迹”吗？难道我国华教运动改变成所谓“关心政治、超越政党”的“务实路线”以后，就可以和敌人“光荣和解”、“让大家为迎接华教发展的新时期，为创建一流高等学府的目标而共同奋斗”了吗？请全国华教工作者和关心华教前途人士慎重思考吧！

（八）我国华教运动是我国各族人民争取民主人权的政治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尽管英殖民统治者和联盟或国阵政府处心积虑、想方设法，使我国人民争取民族教育的生存和发展的斗争，脱离广大人民反压迫、反剥削的整体社会运动而孤立起来，但是我国华教运动从上个世纪中到世纪末，50年来在林连玉、沈慕羽和林晃昇杰出领袖领导下，就跟我国各族人民争取民主人权的政治运动紧密结合、从不分离，跟广大各族人民站在同一阵线，共同反抗英殖民政府和国内反动政权的统治。

林连玉在1901年中国原籍（福建永春）出生。1924年毕业于福建集美师范学院。1925年来到马来亚长期在数间华校任教之后，他决定居留在这块土地上。在马来亚独立前那个时代，许多华族领袖尤其是受华文教育者，对本身的政治认同摇摆不定，他们之中有些人受到中国共产党政权或台湾国民党政权的招徕而感到困惑之时，林连玉明确而坚定认为，马来亚华人和他们的子孙会继续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下去、发展起来。他在1951年成为马来亚公民后，极力主张居留在马来亚的华人把这块土地和各族人民当作自己的故乡和效忠的对象。

也许受到误导或认识不清，有些人只把林连玉视为我国华教运动的杰出领袖，而实际上，林连玉也是我国政治运动的杰出领袖。林连玉为争取华文教育的合法地位和合理权益而奋斗的同时，认识到华文教育的解决方案和未来前途，完全决定在华人的政治力量。他认为争取政治权利是（当时）我国华人社会极为重要的问题，华人投票率的提高将增加华人的政治实力。

林连玉坚定主张华人争取公民权，他幕后推动1956年4月27日在吉隆坡召开的全马注册华人社团的大会，成功表达了华人对公民权的意见和对马来亚宪制的基本要求。大会通过4项重要决议：（一）凡在本邦出生的男女均成为当然公民；（二）外地人在本邦居住满足5年的有权申请为公民；（三）凡属本邦的公民，其权利与义务一律平等； （四）各民族的教育与文化平等，列华、巫、印文为官方语文（见《全国华人注册社团代表争取公民权大会宣言》，载于林连玉著《华文教育呼吁录》，1986年出版，页76）。

林连玉1960年8月20日针对《1960年教育检讨报告书》的书面谈话指出，这个教育政策，以消灭华文教育为目标，如果接受下来，就有下列后果（一）华文中学眼前被消灭；（二）华文小学将来被消灭。他不忘提醒大众，教育政策所以这样悖谬，都是由于官方语文的作怪，官方语文已被利用为压迫的武器，但是依照本邦人口的比例，或是依照本邦国民精神粮食的日常供给数量，抑或依照国民应享的权利来说，华文都极有资格被列为本邦官方语文之一，我们为求文化自卫，除掉争取列华、巫、印文为官方语文，是不是还有第二条路可走呢？（同上一书，页92）。

沈慕羽原是出身于中国国民党政治和孔孟书香世家。他为华文教育和中华文化以及他的政治理想而艰苦奋斗一生一世，无疑是民族意识坚定的华教领袖，也曾经是马华以及国阵的政治领袖和盟友。只因为沈慕羽始终如一跟林连玉站在一起，坚定不移推展争取公民权、争取列华印语文为官方语文的运动，而被联盟领袖迫使马华开除他的党籍，并视他为国阵的敌人，企图断绝他对马华、对国阵以及对全国人民尤其是华人社会的政治影响。

马华领袖鉴于1969年大选以及“5.13”事件之后，马华状况被巫统领袖讥笑为“半生不死”而企图振作起来，由李孝式出面发起华人团结运动，在1971年2月7日在吉隆坡联邦酒店，召开全马华人领袖座谈会，讨论华人大团结的问题。陈修信知道沈慕羽在华人社会的影响很大，只得厚颜求助沈慕羽。沈慕羽胸怀坦荡，不计前嫌，毅然赴会，慷慨陈词，提出7点反建议：（1）各族一律平等，不宜分土著非土著；（2）不宜强制实行一种语文；（3）不宜擅改教学媒介语；（4）各族人民教育机会均等；（5）救穷应不分种族；（6）禁谈敏感及修宪乃不智之举；（7）议长不应制止代议士发言。接着又在2月18日怡保举行的全霹雳华人团结大会上，发表精辟演说，而遭受政府援引《煽动法令》加以拘捕提控。政府唯恐对沈定罪引起华族示威、产生严重后果，打算委任他为上议员，然后撤销控状。面对政府的招安行动，沈慕羽大义凛然地说，“撤销与否由当局决定，我不能出卖民族利益，我不能让人拉着鼻子走。”

以上所述林连玉遭遇或沈慕羽遭遇在在说明：我国华教运动是整个社会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华教运动局部来看，或者是从社会运动整体来看，核心问题只有一个，即同样是政权问题：当前阶段，只有埋葬巫统霸权集团掌控的政权，才能推进各族人民争取民主人权的政治运动，也只有遵循这条向巫统政权及其帮凶展开不妥协斗争的道路，才能使我国华教运动摆脱种族主义的打击和压迫。

1980年代华教运动和民主人权运动相结合的主要因素

我国华教运动进入1980年代，就明确提出“母语教育是基本人权”、“维护母语教育的斗争是我国民主运动不可或缺的一环”的思想和主张，主要因素是：

（一）国内由巫统主导的国阵统治集团，在“5.13”之后陆续推行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政策，而各族人民（尤其是华族）奋起抗争，出现了自独立以来未曾有过的愤怒浪潮和强烈呼声；

（二）当时华教领导的两个组织（教总和董总）正由两名立场坚定、高瞻远瞩的杰出人物（沈慕羽和林晃昇）挂帅，两者目标共同、合作无间，在华人社会起着领袖群伦的作用；

（三）李万千、莫泰熙、柯嘉逊等一批具有强烈改革愿望和民权思想的知识人加入董总，并在林晃昇领导下陆续组织阵容强大的团队，在维护民族教育和基本人权的斗争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从而对董总与教总联合全国13州中华大会堂组成的“15华团”所展开的民权运动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四）董教总联合华团完成以下重要工作：（1）1983年提呈对“国家文化政策”批判的《国家文化政策备忘录》；（2）1985年成立“华社资料研究中心”作为华社民权运动的智慧库；（3）1985年发表《全国华团联合宣言》提出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教育领域的诉求；（4）1986年成立“全国华团民权委员会”以便贯彻上述《宣言》的诉求工作。

民权运动刚刚开展，还未深入发展，却在1987年10月遭遇所谓“茅草行动”的镇压，国阵政府就援引《内安法令》将林晃昇、沈慕羽、柯嘉逊、庄迪君4名华教领袖以及102名各族社会运动者加以逮捕拘留。除了对华教领袖直接镇压之外，国阵政府还对华团领袖进行收编软化行动，迫使民权委员会无法展开工作，民权运动于是陷入低潮。

林晃昇对1980年代及以后的华教运动，曾经做出这样的总结：我们不能只是从华族的角度来看待华文教育，而必须从维护以及发展各族母语教育的全民角度来处理这个问题。在争取友族开明人士的支持时，这样的处理方式是特别重要的。而应该是积极争取实现我们作为公民所应享有的民主权利和基本人权。必须强调的是我们也必须放弃只单纯维护母语学校的生存、只求保持现状的保守作法，，维护和发展母语教育的权利是人类基本权利和民主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维护和发展母语教育的斗争是我国社会民主运动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林晃昇特别强调，为了民主和人权，我们必须坚决抗拒种族主义者攻击母语教育的言论和措施，使他们的同化阴谋不能得逞！我们也将联合所有热爱民主、尊重人权的人士和团体，包括各族开明人士，集合一切可以集合的力量，通过各种有效的方法来促使当局废除不合理的教育法令条文以及放弃“一种语文，一个源流”的错误思想，改而推行“共同课程纲要，多种语文源流”的正确民主政策。（见林晃昇《母语教育与基本人权》一文，载于1987年3月15日《董总会讯》，收集于《董总50年》，2004年出版，页1222）

1990年代，国阵的华基政党（主要是马华）开始有计划的 进行“打进董教总，纠正董教总”策略，渗透全国华教组织，首先在1994年4月成功推出王超群入主教总，控制了华教组织的半壁江山，从而削弱了董教总作为全国非政府组织的领导地位和积极作用。时任董总主席郭全强无法继承林连玉、沈慕羽、林晃昇3名前辈的为民族权益和民主人权而奋斗不懈不怕牺牲的伟大精神，终于由于1999年发表11个华团领导机构提出《全国华团大选诉求》，在大选之后2000年9月遭受“秋后算帐”，屈服于巫青团的种族主义叫嚣和巫统霸权集团的威胁，而宣布“搁置”（实际上等于“收回”）其中7项诉求如下——

（一）扶弱政策的实施，应以保护及提升社会的弱势阶层为出发点，而且不分肤色、出身及宗教信仰。

（二）采取步骤，废除一切领域的“土著／非土著”的区分。

（三）必须公平及合理地分配土地給急需耕地的各族农民。

（四）废除“种族固打制”，代之以按能力分配制度。

（五）推行学生助学金与贷款制度，并不分种族地以按能力分配制度加以分配。

（六）废除大学收生固打制。

（七）我国各宗教在传播、发展、享用官方资源以及媒体报道方面，应获得公平的对待。

这份《全国华团大选诉求》基本上是延续1985年已经提出的《华团宣言》的社会公正主张。它得到2,098个华团的签署及朝野政党全面支持，甚至巫统在大选前也不敢出面反对，绝对是一份合情合理合法的诉求。

郭全强在大敌当前，放弃董教总“向来据理力争”的理念，违反当时诉求工委会 “不收回、不道歉”的议决，独自采取软化妥协立场而令全国各族人民尤其是华人蒙羞的这个事件，在我国华教运动和民权运动历史上都写下令人痛心疾首的一页。

郭全强在1999年和2004年大选前，宣布董总保持中立，放弃董总一贯领导社会的地位和责任，放弃为各族人民应该享有合法权利和平等地位而据理力争。

（九）叶新田掌控下的“董教总路线”已经乖离了我国华教运动的正确道路

2005年郭全强退位，叶新田继任董总主席之后，公然以“维护董总主权”、“进行制度改革”为名，在2006年迫使已把半生时间和精力献给华教的时任董总首席行政主任莫泰熙离退，造成董总和独中工委会一批行政主任和学科秘书相继离职而人心涣散。接着，叶新田在2008年悄悄推行他与官商挂钩的雪邦校园发展计划，被媒体曝光之后引起广泛关注，关心和热爱华教人士更是震惊不已。叶新田因此利用邹寿汉炮制了“新纪元学院发生令人不安的财务状况”事件，误导董联会代表通过特大决议，解除柯嘉逊担任的院长职务。叶新田尚且一意孤行，同时逼走柯嘉逊费了10年心血建设起来的学术与行政团队的主要成员。

笔者在今年1月6日发表《董总应回到华教运动的正确道路上来》一文，对叶新田入主董总以后的所作所为，已有详细说明（若未曾阅读上述拙作的同道，点击http://chenxin5588.blogspot.com/2009/01/blog-post.html，可了解其中内容）。为了节省篇幅，这里就不再赘述了。笔者在前述文章已列举事实加以论证，叶新田等人背离华社办学的路线方针，集中表现在：（一）强调“学术认证”，迎合政府制定的政策和法律；（二）凸显“功利思想”，促成新纪元学院走向商业化。笔者接下来，就是根据上述华教运动所总结的历史经验和杰出领袖所表现的伟大思想来评定，叶新田掌控下的“董教总路线”，是什么样的货色？

叶新田掌控下的“董教总路线”，是什么样的货色？

笔者认为，借用一个在华人社会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水浒》领袖人物宋江和他“替天行道”的故事，来比喻和说明叶新田入主董教总之后对华教运动的所作所为，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鲁迅说的好：“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三闲集*流氓的变迁》，《鲁迅全集》第四卷，页123 ）

《水浒》这部书，写的是中国北宋末年一支农民起义军发生、发展、失败的“全过程”。在封建时代的中国，皇帝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是封建官吏的总后台。农民起义就是反抗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就非反皇帝不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是无法动摇地主阶级统治的。108名好汉聚集山东梁山泊，由于领袖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结果让人招安了。在受招安之后，从“替天行道”的“强盗”，摇身一变成为官兵，去打方腊这个不“替天行道”的“强盗”了。方腊的起义军，确实是一支不“替天行道”的反皇帝的农民起义队伍。宋江为了尽忠报国，对消灭方腊起义军，绝不手软，对俘获的起义军将领，“剖腹剜心”，无所不用其极。他的反动面目何等狰狞！

叶新田在2008年大选之前，宣布董总不会表态及不提出任何诉求，又应招到马华总部，与时任马华总会长黄家定、丰隆集团总裁郭令灿、时任巫统雪州大臣基尔等一起高调宣布重新启动新纪元雪邦校地发展计划，并宣布三个月内签署新的雪邦校地发展协议书（下图）。若嫌查阅旧报麻烦费事，可以登录马华网站，浏览2008年2月20日关于“马华丰隆将筹款300万，新纪元新校年内动工”的报导（点击http://www.mca.org.my/CHINESE/INTHENEWS/Pages/200208lk04.aspx），便知有关详情。作为董总主席的他，竟然超越郭全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不但不提华社诉求，还公开与官商勾结，叶新田图谋些什么？难道还不清楚吗？显然是背离华社、投靠国阵去了。

一些思想糊涂的人或许难以相信，一个曾为甲洞木屋区居民请命，为华教工作奋斗而蹲过大牢，带上“左翼”光环入主董教总的叶新田，偏偏在人民要求改革风暴猛烈吹袭统治集团的关键时刻，向当权派摇尾乞怜、等待收编去了。

上述铁板钉钉无法改变的事实，难道还不足以证明，叶新田维护封建地主、买办官僚以及大资产阶级，维护巫统霸权主义支配的国阵统治集团，奴颜婢膝期待收编吗？叶新田一心一意期待收编，难道不是一种为了个人荣华富贵而破坏华教运动、危害人民利益的出卖行为吗？

叶新田实行的是《水浒》宋江接受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

在《水浒》中，晁盖是梁山泊农民起义造反事业的奠基人，他坚持“要和大宋皇帝对着干”的斗争路线。但是，宋江却是钻进队伍的另一种人，“吟反诗”只是烟幕。“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才是宋江酒后吐真言。他的“凌云志”，决不是起义造反，而是升官封爵，留名青史。他“笑黄巢”，就是笑晁盖，表明他对晁盖起义造反行为不以为然，不愿认同合流。

为了受招安，宋江处心积虑排斥晁盖，小恩小惠收买人心，等到晁盖一死，就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以表示他对皇帝的耿耿忠心。

为了受招安，宋江想方设法排除起义造反派，网罗朝廷将领、土豪劣绅，委以重任，组成一支让他随心所欲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骨干队伍。

宋江终于篡改了晁盖的斗争路线。轰轰烈烈的梁山泊农民起义，就这样葬送在宋江一伙投降派的手里。

叶新田从2005年6月担任董总主席以后，排除异己，刚愎自用，违规操作，引狼入室，借刀杀人，盗名欺世等等，使我国华教运动的堡垒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从内部发动的严重破坏。叶新田正在大力鼓吹和实行“强调“学术认证”，迎合政府制定的政策和法律，以及凸显“功利思想”，促成新纪元学院走向商业化”（见拙作《董总应回到华教运动的正确道路上来》一文）。在叶新田和他的一伙跟班眼里，只有自己的权位和财富，什么民族权益，什么华文教育，根本就不当一回事！

有两件事，值得在这里特别说明——

第一件事是，两年前董教总与淡米尔教育团体联合展开要求废除小学数理英化政策，恢复母语教数理的全民签署明信片运动，收集到8万张回函。淡米尔教育团体满怀信心表示愿意各自组织1,000人以上群众队伍，双方联合起来到国会举行呈递仪式，但是董教总却不敢接受对方的献议——共同到国会展示意志和决心，而改为邮寄方式低调处理。不知淡米尔教育团体的同道有何感想？如此领导斗争，怎不令人笑话？

第二件事是，今年初马来知识分子领导的“废除英语教数理联盟”，也像淡米尔教育团体那样，满怀希望邀请董教总派人参加10万人皇宫大集会。董教总先是推说没有受到邀请而没有响应，后又说是不知该联盟提出什么主张而不便参与。于是，3月7日万人大集会，只见吴建成校长等10多名华教人士在那儿痛苦支撑场面。叶新田领导华校反对英语教数理斗争，喊喊口号罢了，也不怕人耻笑！

叶新田在事件之后感到“董总确实丢丑”，不得已再由他豢养的文棍们挖空心思炮制了一本名为《为什么我们不参与3月7日的大集会？》共44页的小册子，以董总名义出版，到处免费分发，用来遮羞盖丑、继续蒙骗。这就是叶新田掌控下的“董教总路线”吧？实际上是叶新田篡改了董教总路线！

叶新田“只喊口号，不反霸权—接受收编—破坏华教堡垒”，不正是《水浒》宣扬的梁山泊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接受招安—镇压农民起义”这样的投降主义路线三部曲在当今我国华教运动出现的一个新版本吗？ 叶新田一伙正在马华高教部长何国忠等人的唆使安排下，迎合巫统霸权主义集团和马华一小撮官僚的政治需要，在华教运动推行一条出卖民族利益的投降主义路线。叶新田的辩护士方山等人，为了宣扬投降主义路线，歌颂占据着华侨岗的叶新田、邹寿汉一伙“务实派”，兜售他们所谓“关心政治，超越政党”的腐朽思想，鼓吹他们那一套取消斗争的投降主义哲学和唯唯诺诺苟且偷生的奴才哲学。

（十）结论：董教总回到我国华教运动正确道路的决定因素

去年（2008年）年底，当新纪元学院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柔佛州也像霹雳和雪隆两州一样，冒出一些前老左，积极地在他们群体周围，口口相传，或发送手机短讯，说什么“今天华教斗争道路上面对一个共同的敌人。因此，我们一定要紧紧地团结在董教总为核心领导的周围，捍卫华小不变质，捍卫独中不被消灭。新纪元学院根本就不存在变质问题，而且很快就升格为大学，却有人出来否定董教总的核心领导，把董教总领导人当敌人来打倒。” 还向一些异议者说什么“你们叫嚷新纪元变质了，要救救新纪元，董教总也变质了，要救救董教总。难道各州董联会代表都是白痴吗？如果是，为什么你们不在代表大会推翻他们，而在外头大喊大叫，有什么好处？得利集团只有哈哈大笑。”这类人原是寥寥几个，因利用“组织”名义以遂其私欲，成为“害群之马”。

带着“左派”光环的前“反右英雄”李群熙带领柔佛州老友联谊会，与新山士都让巴鲁马青支团、新山士都让巴鲁马青支会与巴西古当马青区团拥抱在一起，联合马华渗透在新山华团和文教团体的当权派，在2008年12月7日炮制了一篇所谓“新山61个党团文教团体的联署文告”，表态支持董总特大通过“不续聘柯嘉逊为新院院长”的决议，表态支持新院董事会聘用潘永忠为新院长，表态各方不宜节外生枝或深化矛盾而加剧华教队伍的分裂。这些人仗着马华在新山社团的势力，为叶新田掌控董教总、推行投降主义路线敲锣打鼓；他们为叶新田重新获得各州董联会支持、继续进行官商勾结出卖民族利益的勾当，而兴高采烈。

这些柔佛州前老左，像他们过去一样，总是脱离现实、孤芳自赏，爱把他们所拥护的占据要津的“自己人”，说成是改革社会运动的“核心领导”，死心塌地拥护“核心领导”，结果一败涂地，还不深思反省。这些人今天随着他们心目中的“核心领导”的指挥棒，高喊“捍卫董教总路线”，却不下功夫独立思考，研究华教运动的历史，认认真真想一想，昔日英殖民统治者和当今巫统掌控下的霸权统治集团，如何处心积虑排斥和消灭华文教育？林连玉、沈慕羽和林晃昇等杰出领袖是如何从董教总、从华教运动涌现出来？这些杰出领袖如何敢于斗争、不怕牺牲领导董教总和华教运动？现今叶新田所宣称和执行的“董教总路线”，究竟跟已故的杰出领袖所领导的“董教总路线”，有何不同呢？

上面提过，1990年代马华开始有计划的进行“打进董教总，纠正董教总”策略，渗透全国华教组织，除了在1994年成功推出王超群入主教总，控制了华教组织的半壁江山，也通过全国地方领袖和党员打进各地华小、独中的董事会和各州的董联会，想方设法占据领导要职，从而削弱了董教总作为全国非政府组织的领导地位和积极作用。前任董总主席郭全强在1999年和2004年大选宣布董总保持中立，放弃董总作为非政府组织的地位和责任之后，情况尤为严重。

董教总属下各级组织是由华社4股主要力量构成

因此可以说，董教总在全国各地的华校（包括华小和独中）董事会和各州的华校董事会联合会/董教联合会，大体上是由以下4股主要力量构成：

1. 马华的地方领袖和党员。这部分人数最多，大都身兼华团要职，力量也最庞大。除了极少数有正义感的党员勇于违反党纪而坚持维护华教的立场之外，敢于对抗巫统霸权和马华指令的领袖如沈慕羽者，可说是凤毛麟角；其中绝大多数人都以党（马华）的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为第一考量，在巫统霸权政治高涨而华教面对危机的严重时刻，都会唯马华中央领袖马首是瞻，放弃捍卫华教的责任。

1992年力行华小董事会主权事件引发马华与董总领袖在媒体的公开骂战，马华雪隆许多区会乘机发出“另起炉灶”的叫嚣。这项叫嚣绝非虚张声势，但被时任总会长林良实所制止。其力量之大，可见一斑。

（二）华校校友会成员和校友。这部分人比前者少，但也为数众多。一般的华校董事会，按照惯例或明文规定，校友会须委派若干代表参与学校董事会，作为学校与校友联系的桥梁，以及校友回馈母校的象征。此外，更多的校友由于事业有成，或已有经济基础，常为母校出钱出力，被推选成为学校董事。这些人大多是小商人、小园主等等。这些人大部分只顾赚钱，虽有政治倾向，有者倾向执政党，有者倾向反对党，即使他们是执政党或反对党党员，一般上党性不强。

（三）前老左和左倾民主人士。这部分人包括前学运和工运人士、前劳工党和人民党领袖或党员以及左倾民主人士，为数不多，却是华教队伍的斗争主力。这些人曾在1987年反对政府派不谙华文的教师担任华小高职、全国华小大罢课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曾在“华文教育”与“华人教育”论争中，在捍卫董总的独中办学方针的论争中，以及协助或参与林晃昇组成阵容强大的秘书处，从而建设起维护和发展华教的坚固堡垒等等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

其中以李万千、莫泰熙为代表的一些人，从杰出领袖林连玉和沈慕羽领导华教运动的历史经验中，总结出极其宝贵的教训：不可再听信马华领袖，不能依赖马华基层，摆脱控制独立自主，依靠群众发展华教。于是，自1980年代初他们为了适应社会发展和时代要求，便开始引进许多富有正义感的社会学者和民权主义者，不但给董教总注入新思想，也给华社添增新活力。

（四）进步学者和民权主义者。这批以柯嘉逊为代表的人权份子虽然人数不多，他们却是社会运动的精干人物，在华教运动与政治运动相结合过程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1985年《全国华团联合宣言》获得各地华团签盖认同；1986年1月9日，为了落实《华团宣言》，15华团决定设立全国民权委员会；8月30日，雪华堂更率先成立州级民权委员会，民权思想于是开始根植于华社。其后，雪华堂民权委员会因华团组织内部分化而被摧残，全国民权委员会也无法运作。但是，民权思想没有因此消失，反而成为华教运动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建设的新元素。华教斗争将母语教育纳入民主人权的范畴，显然是跟这些人的努力推动分不开的。

民主与人权是华社与华教运动最可靠的思想武器

1987年的全国华小生大罢课之后，马哈迪为首的国阵政府随即展开“茅草行动”，援引《内部安全法令》逮捕拘留共106人，对华教与民权运动进行大规模镇压。但是，华教队伍非但没有萎缩，反而更加团结和壮大，种族霸权集团担忧人民的更大不满将导致国阵丧失更多选票的严重后果。义正词严代表华社心声的《全国华团领导机构要求释放华裔领袖备忘录》在1988年3月11日呈给马哈迪之后，林晃昇、沈慕羽在1988年6月3日，而柯嘉逊、庄迪君则在1989年1月14日，获得有条件释放。

1990年大选前夕，辞卸董总主席的林晃昇毅然率领李万千、杨培根、柯嘉逊等27名华团人士加入行动党。对于华教人士和华教运动来说，这项行动的重大意义在于：（一）丢掉对国阵和华基执政党（马华和民政）的幻想，彻底与过去的“打入国阵，纠正国阵”错误决策划清界线；（二）贯彻由董总法律顾问刘锡通律师所提倡而为全国华团民权委员会所接受和推行的“加强反对党，促成两线制”政治理念。

这些加入行动党的民权人士，因与党领导层无法谋合，在5年内先后退出行动党，再回到非政府组织的民权斗争队伍中去了。“加强反对党，促成两线制”的政治理念虽然在第一次实践中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不过，它已经向华社，特别是华教运动指明了斗争的正确方向和目标，而民主与人权则是通往正确方向和目标的最可靠的思想武器。

从以上所述董教总的4股主要力量的状况来看，代表前老左和左倾民主人士的这股力量，理应与代表进步学者和民权主义者这股力量，团结起来，联合代表华校校友会成员和校友的这股力量，争取马华之中一些富有正义感、勇于坚持维护华教立场的领袖和党员，汇合成一个强大的统一阵线，经广大华社共同监督和推选，由一些信念执着、意志坚定、品格高尚、乐于奉献的人组成一个能够代表和实现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愿望的领导班子（这样形成的领导班子，才称得上是“核心领导）。这样的领导班子，才是名副其实的“核心领导”。

叶新田的“核心领导”不除，全国华社万家不安了

可是，叶新田在2005年入主董总以后，翌年（2006年）就逼走董总首席行政主任莫泰熙和独中工委会一批行政主任和学科秘书。接着，又在2008年逼走柯嘉逊以及他费了10年心血建设起来的学术与行政团队的主要成员。为了维持和巩固他作为董总主席的权力和地位，叶新田除了招揽他的跟班和朋党，以及接纳与马华有挂钩的行政和学术人员，进入董总或新纪元学院之外，便是明目张胆在全国各州董联会排除异己，加强马华势力。如果一定要把叶新田所组成的领导班子称为“核心领导”的话，只能说它就是从华教运动的核心领导，蜕化变成马华颠覆华教的“核心领导”。

叶新田组成的这个“核心领导”不除，巫统霸权统治集团实现他们消灭华文教育的“最终目标”——变质华小、变质独中、变质新纪元学院的日子很快就会来到，令全国华社万家不安（“万家不安”是著名年轻时评人杨善勇个人原创、别具含意的妙语，为华社与知识人所津津乐道）。

因此，必须齐心打倒叶新田，才能促使董教总回到华教运动的正确道路上来！这个目标的实现，取决于下列因素：

（一）前老左和左倾民主人士——必须认清叶新田的真正面目；必须消除分歧、共同对敌；必须认清我们的敌人就是统治广大各族人民的巫统霸权集团及其帮凶；必须认清谁才是我国华教斗争的盟友。如果依然主张与执政的国阵（主要是巫统、马华、民政和印度国大党）拥抱在一起，如果依然支持叶新田的“核心领导”，则无异为虎作伥。那就难怪柯嘉逊要说，“我国的左派有一页光辉的历史，不应该让一些糊涂的老左派把它玷污。”、“如果这些人还可配称为左派的话，我们哪里还需要右派呢？他们想要平息新纪元事件，但是，他们的做法却是为虎作伥，是对叶新田的姑息养奸，任由他为所欲为。”（见柯嘉逊著《新纪元学院事件：董教总的变质》（华文版）一书，2009年5月出版，页16）

（二）进步学者和民权主义者——必须一如既往为我国华教的生存和发展作出努力和贡献，尤其是在高等教育办学理念、路线和方针等方面作出建言和批评；必须一如既往为我国华人社会和华教运动作出更丰富更深入的理论建设和思想指导；必须继续为民主人权与华教斗争相结合、政治运动与华教运动相结合等等方面提供更多更好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建设；必须继续向华文教育和华教运动的内部和外部的敌人展开坚决的斗争。

（三）华校校友会成员和校友——必须认真学习和正确理解我国华教发展和华教运动的全部或重要历史；必须认真学习和正确理解华教先贤在华教发展和华教运动的艰苦奋斗和巨大贡献；必须认真学习和努力发扬我国华教运动杰出领袖如林连玉、沈慕羽和林晃昇的敢于斗争、不怕牺牲的高尚品格和伟大精神；必须身体力行，充分发挥华文教育者的优良传统，为华文教育在我国的发展，为我们后代子孙的长远利益，作出应有的努力和贡献。

（四）马华的地方领袖和党员——必须认清巫统霸权统治集团是对我国各族人民进行政治压迫、经济剥削的罪魁祸首；必须认清巫统霸权统治集团是消灭民族语文教育、实行强迫民族同化的主要根源；必须责成马华领袖坚决反对所有现行的消灭民族语文教育、实行强迫民族同化的法令和政策；必须联合其他党团和个人坚决反对所有现行的消灭民族语文教育、实行强迫民族同化的法令和政策；必须认清马华退出国阵、维护民族尊严，才能与华社同在，与人民同在。否则，必遭华社唾弃！必遭人民唾弃！

（五）全国的华团组织和群众——必须动员起来，团结起来，配合各族人民，为埋葬实行种族主义霸权统治的巫统集团及其帮凶而努力奋斗！为反掉所有消灭民族语文教育、实行强迫民族同化的法令和政策而努力奋斗！必须发挥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对华文教育和华教运动的现在状况和未来发展，进行紧密监督和严厉批判。口口相传，会议议决，发表言论，发布文告，集会游行等等，只要遵守《宪法》赋予公民权利的规定，什么方式都行。

总而言之，董教总回到我国华教运动的正确道路，取决于我国华人社会对霸权统治的政治觉醒以及对马华公会与其他华基执政党的厌恶和抛弃。华文教育（包括小学、中学以至大专院校）的美好前途，取决于我国各族人民所展开的“埋葬巫统霸权，伸张民主人权”政治运动时代的来临。

左派人士在运动中犯上错误，即便是严重的错误，原是无可避免的。但是，为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了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左派人士必须认真检讨本身的错误、勇于纠正本身的错误，虚心接受群众的意见，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否则，就不配称为左派，就不是真左派，而是假左派。真左派必须跟着人民走，必须跟着时代的步伐走，假左派背离人民、分裂运动，必将被人民抛弃到历史的垃圾堆中去！

谨以此文，献给出席新山“新纪元·董教总·华教运动”讲座会的同道以及全国关心华文教育前途的党团和人士。本文仅为个人见解，并不代表任何团体单位的意见；愿与同道共勉，欢迎批评指教。

陈成兴2009年9月26日发表于作者部落格(http://chenxin5588.blogsp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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