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智与虚无：华教运动的精神危机
作者：潘永强博士
作者：潘永强博士
本文是潘永强博士应柔佛州华校校友会联合会和柔佛州人民之友工委会邀请，在2009年9月26日新山举办的“新纪元·董教总·华教运动”讲座会上发表的讲稿 全文的初稿。讲座会主办者因要及时发表4名主讲人讲话全文，让那些无法出席该讲座会的关心华教课题人士和华教工作者，有机会详细阅读和准确了解当晚主讲人 的全部讲话内容。因此刊出本文初稿，潘博士日后或有修改补充。
数十年来，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运动最引以为傲的地方，就是长期以来都体现出进步的面向，以及许多正面的价值，使不少人愿意投身参与，使这个运动拥有为人所尊敬的道德力量，以及精神的感召。在国家政治转型的时刻，它应该发挥更大意义，为各族群社会提供值得分享的价值。
然则，近期的发展显然不是这么一回事，这个运动的内部竟然出现许多不可思议的荒谬、怪诞情节，使这个运动的一些成员无法有尊严地站出来示众。当前华教运动最令人感到困扰的现象，就是它正面临着精神上的危机与困境。
今 天我要谈的，就是一些精神层面的问题。我认为，当前华教运动失去了精神上的路标与指向，而陷进了思维上错乱和瘫痪的状态，以至于表现出诸多心理上和精神上 的荒唐言行。过去累积下来的精神资产，以及向来为人所信奉的内在价值，也有渐被掏空的迹象，以致某些言行和举止，似乎失去了应有的庄重和底线。对此，我们 可以称之为华教运动的精神危机。
这种精神和心灵上的危机，极须进行治疗，言外之意就是，如果华教运动没有经过一段长时期的精神治疗，或是拒绝接受“心灵辅导”，它是不容易重新痊愈或恢复正常。
本来，华教运动代表着我们社会上一股进步和正面的价值，而其精神本属可贵也值得珍惜，可是尔来的局面却使人惊讶的发现，这个运动却越来越走向反智与虚无，以至失去了过去拥有的从容、温厚和端庄，伤害了不少人的情感和信仰。
一 个有群众基础的社会运动，它必定拥有某些令人感动和认同的价值理想，才有人愿意长期追随与参与。换言之，华教运动具备一些核心价值和组织的使命，才能召唤 众人的加入。况且，早期人们参与这个运动，并非毫无风险，也甚少期待会有利益的回报，反而是一份道德责任与义务，才是他们坚持下去的推动力。
如今，华教运动面临着的精神危机，显然是与核心价值的流失，以及组织使命的丧失大有关系。至于为何会陷入当下的精神危机，我们没有明确的答案，必须大家一起去探寻，此处只能做一些背景的发掘。
从 五十年代以来，华教运动的本质乃是一种文化扺抗，目的是要在马来西亚建国过程中，塑造一个具有包容力的新兴国家，让各族群的文化和语言都不会受到歧视与排 斥。林连玉先生就是在那个艰难的时刻，负起文化救亡的使命。这样的说法在年青一代听起来，可能觉得很遥远，但其时实际情况的确如此。
所 以，华教运动作为一种抗争运动，是面向国家的压力，不屈抵抗。由于抗争的诉求集中在文化和语言，它就需要一股认同民族文化的热情和精神，没有这种文化情怀 (例如英文源流者)是很难坚持抗争下去。因此，文化抗争的精神可以发挥激励的作用，也扮演着指路的角色，让参与的群众知道为何而战，为谁而战。
七十年代后，华教运动有了一次飞跃和转化，经过了一段低潮，又重新复兴起来，其中以霹雳独中复兴运动为代表。但这波的运动复兴，背后的深层因素却不只是文化，反而是政治经济压力的体现，反映了五一三事件和新经济政策之后，华人政治的不满与反叛。
华教运动的社会基础，也随着华社政经压力的变化，而有所扩大。一群华资中小企业主、人权律师、知识分子加入了华教队伍，在社阵没落后，也有左翼人士投身华教工作，运动的领袖和干部都有质量上的提升。这时华教运动还形成一个共识，就是不分左中右，团结起来面对国家霸权。
这 股社会力把政经压力的抗议，投射在华教运动上，是比较早期的集体动员。如果有人把当时的华教运动看成有种族色彩的沙文主义行为，是不正确的，因为忽略了政 治经济因素所起的作用。这时期，华教运动的精神面貌更加清晰和丰富，就是文化抗争加上政治抗议，董教总几乎成为一个没有政党名字的政党，是华人政治思潮的 发动机。
在这种情况下，文化抵抗上升为政治抗争，这个社会运动的高度和广度就进一步提高，抗争的目标就不再只停留在语言和教育的平等，而升华到民主人权和政治改革。
这个状态一直延续到九十年代中期，华教运动经历了一段精神亢奋和充实的高峰时期，目标清楚，战略清晰，精神饱满，而且人材辈出，不断有新进人员，满天都是星星。由于“敌人”的面貌很清楚，华教运动当然也知道抗争的动机与目标。
然 而，也就在此时刻，国内政治经济条件开始出现变化，过去巫统对文化和教育上的系统性歧视，开始舒缓，包括新纪元学院也获准成立，私立大专蓬勃发展。而在经 济管理上，马哈迪则强调新自由主义的模式，略有松绑的空间，满足了部分中产阶级的追求。一时之间，有些人误认为政经压力有了变化，开始作出乐观的判断，本 来清晰一致的思想逐渐受到干扰。华教领导团队在这个时候也相继换班，自然受到这股风潮的影响。种种因素，造成过去已有的共识开始松动，运动的抗争色彩逐渐 消退。
通常，任何社会抗争都很难会长久持续下来，除非不断获得更新。如果运动诉求得到满足，运动当然就可以结束或是消失，要是斗争久攻不下，也会因衰竭而陷入低潮。最尴尬的是，如果长期既没有突破，内部成员又陷于纷争和路线分歧，就会触发团体内部的质变(而非变质)。
九 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华教运动内部就产生两种变化。一方面，它变得制度化和组织化，本来是草根和同道的肝胆相照，逐渐让位给专业和精英。另一方面，就是它的 社会群众基础，也变得日益老化和退化，这两方面的变化同步出现，彼此就产生了拉扯和张力。同时，华教机构也越来越讲究辈分，令青壮力量有上升的瓶颈，结果 运动的语言和论述也跟着没有更新与突破。
换句话说，当华教运动走过它的抗争性和批判性高峰期之后，外在环境在变化，国家的政治经济结构也 出现改变，华教内部也不知不觉的发生质变，它由过去充满进步色彩和道德价值的运动，逐渐走向保守化和封建化。这个过程是缓慢的、长期累积而成的，埋下了今 天精神危机的种子，2008年的华教内战就是长期内外交困下的一次总体爆发。
一个运动长期走下来，自然会有瓶颈和矛盾，但如果有良好的领 导能力，不是不可以调节的。问题是，当华教运动正需要处理如何转型和重新定位的时刻，此时的领导精英竟然是一群反智与虚无的分子，使华教运动原本面临挑战 的核心价值，进一步空洞化，而原本备受信仰的精神，也日形萎缩，以至出现当前的精神危机，华教整体坠入一种不知为谁而战，不知为何而战的窘境。
当 前的华教精神危机最令人惊讶的是，它赤裸裸地流露出反智、虚无与毫不成熟的一面。说它反智，是指在论争和角力过程中，不只暴露出缺乏理性和负责的风度，也 对事实、常识和证据，一贯地采取践踏与漠视的姿态，更不具备说理和辩论的能力，以至处处流露出粗暴、任性和野蛮的非理性立场。
至于虚无的 部分，就是做甚么都可以，没有甚么是不可以破坏和牺牲的，也没有甚么价值和精神是必须维护和坚守的。为达目的，只讲求策略与权谋，一切都无所谓，结果毫无 底线和界限，没有甚么是比斗争胜利来得更加重要，任何曾经被视为崇高和珍贵价值，都可以粉碎和埋葬。虚无到极点，就是庸俗，以庸俗的眼光看世界，庸俗成了 最大的罪恶。
作为一个有长期光荣历史的母语教育运动，华教阵营内部目前正面临有史以来最大的分裂，内部也处于保守和封建的状态，连带丧失 过去曾经引以为傲的进步批判力和道德正当性。在这种反智和虚无的气氛包围下，今日的华教运动面临空前的精神崩溃危机，而各色各样的人等，又把社会上存在已 久的精神创伤，一并带到这场风波中，使局面更加难以收拾。
社会运动需要精神领袖，但是如果领袖缺乏精神，那么，麻烦的不只是领袖，而是整个运动。在这场惨烈的华教内战中，人们把一部分矛头指向叶XX，可是我们不能忽略，叶XX固然是问题，但他最多只是问题的一环，甚至是那个巨大问题的代名词而已。根本的原因，应该是近十余年来华教运动累积了许多精神忧郁，没有适当的治疗，最终演变至核心价值的流失，以及组织使命的涣散，才是今日华教运动的困境所在。
然则，近期的发展显然不是这么一回事，这个运动的内部竟然出现许多不可思议的荒谬、怪诞情节，使这个运动的一些成员无法有尊严地站出来示众。当前华教运动最令人感到困扰的现象，就是它正面临着精神上的危机与困境。
今 天我要谈的，就是一些精神层面的问题。我认为，当前华教运动失去了精神上的路标与指向，而陷进了思维上错乱和瘫痪的状态，以至于表现出诸多心理上和精神上 的荒唐言行。过去累积下来的精神资产，以及向来为人所信奉的内在价值，也有渐被掏空的迹象，以致某些言行和举止，似乎失去了应有的庄重和底线。对此，我们 可以称之为华教运动的精神危机。
这种精神和心灵上的危机，极须进行治疗，言外之意就是，如果华教运动没有经过一段长时期的精神治疗，或是拒绝接受“心灵辅导”，它是不容易重新痊愈或恢复正常。
本来，华教运动代表着我们社会上一股进步和正面的价值，而其精神本属可贵也值得珍惜，可是尔来的局面却使人惊讶的发现，这个运动却越来越走向反智与虚无，以至失去了过去拥有的从容、温厚和端庄，伤害了不少人的情感和信仰。
一 个有群众基础的社会运动，它必定拥有某些令人感动和认同的价值理想，才有人愿意长期追随与参与。换言之，华教运动具备一些核心价值和组织的使命，才能召唤 众人的加入。况且，早期人们参与这个运动，并非毫无风险，也甚少期待会有利益的回报，反而是一份道德责任与义务，才是他们坚持下去的推动力。
如今，华教运动面临着的精神危机，显然是与核心价值的流失，以及组织使命的丧失大有关系。至于为何会陷入当下的精神危机，我们没有明确的答案，必须大家一起去探寻，此处只能做一些背景的发掘。
从 五十年代以来，华教运动的本质乃是一种文化扺抗，目的是要在马来西亚建国过程中，塑造一个具有包容力的新兴国家，让各族群的文化和语言都不会受到歧视与排 斥。林连玉先生就是在那个艰难的时刻，负起文化救亡的使命。这样的说法在年青一代听起来，可能觉得很遥远，但其时实际情况的确如此。
所 以，华教运动作为一种抗争运动，是面向国家的压力，不屈抵抗。由于抗争的诉求集中在文化和语言，它就需要一股认同民族文化的热情和精神，没有这种文化情怀 (例如英文源流者)是很难坚持抗争下去。因此，文化抗争的精神可以发挥激励的作用，也扮演着指路的角色，让参与的群众知道为何而战，为谁而战。
七十年代后，华教运动有了一次飞跃和转化，经过了一段低潮，又重新复兴起来，其中以霹雳独中复兴运动为代表。但这波的运动复兴，背后的深层因素却不只是文化，反而是政治经济压力的体现，反映了五一三事件和新经济政策之后，华人政治的不满与反叛。
华教运动的社会基础，也随着华社政经压力的变化，而有所扩大。一群华资中小企业主、人权律师、知识分子加入了华教队伍，在社阵没落后，也有左翼人士投身华教工作，运动的领袖和干部都有质量上的提升。这时华教运动还形成一个共识，就是不分左中右，团结起来面对国家霸权。
这 股社会力把政经压力的抗议，投射在华教运动上，是比较早期的集体动员。如果有人把当时的华教运动看成有种族色彩的沙文主义行为，是不正确的，因为忽略了政 治经济因素所起的作用。这时期，华教运动的精神面貌更加清晰和丰富，就是文化抗争加上政治抗议，董教总几乎成为一个没有政党名字的政党，是华人政治思潮的 发动机。
在这种情况下，文化抵抗上升为政治抗争，这个社会运动的高度和广度就进一步提高，抗争的目标就不再只停留在语言和教育的平等，而升华到民主人权和政治改革。
这个状态一直延续到九十年代中期，华教运动经历了一段精神亢奋和充实的高峰时期，目标清楚，战略清晰，精神饱满，而且人材辈出，不断有新进人员，满天都是星星。由于“敌人”的面貌很清楚，华教运动当然也知道抗争的动机与目标。
然 而，也就在此时刻，国内政治经济条件开始出现变化，过去巫统对文化和教育上的系统性歧视，开始舒缓，包括新纪元学院也获准成立，私立大专蓬勃发展。而在经 济管理上，马哈迪则强调新自由主义的模式，略有松绑的空间，满足了部分中产阶级的追求。一时之间，有些人误认为政经压力有了变化，开始作出乐观的判断，本 来清晰一致的思想逐渐受到干扰。华教领导团队在这个时候也相继换班，自然受到这股风潮的影响。种种因素，造成过去已有的共识开始松动，运动的抗争色彩逐渐 消退。
通常，任何社会抗争都很难会长久持续下来，除非不断获得更新。如果运动诉求得到满足，运动当然就可以结束或是消失，要是斗争久攻不下，也会因衰竭而陷入低潮。最尴尬的是，如果长期既没有突破，内部成员又陷于纷争和路线分歧，就会触发团体内部的质变(而非变质)。
九 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华教运动内部就产生两种变化。一方面，它变得制度化和组织化，本来是草根和同道的肝胆相照，逐渐让位给专业和精英。另一方面，就是它的 社会群众基础，也变得日益老化和退化，这两方面的变化同步出现，彼此就产生了拉扯和张力。同时，华教机构也越来越讲究辈分，令青壮力量有上升的瓶颈，结果 运动的语言和论述也跟着没有更新与突破。
换句话说，当华教运动走过它的抗争性和批判性高峰期之后，外在环境在变化，国家的政治经济结构也 出现改变，华教内部也不知不觉的发生质变，它由过去充满进步色彩和道德价值的运动，逐渐走向保守化和封建化。这个过程是缓慢的、长期累积而成的，埋下了今 天精神危机的种子，2008年的华教内战就是长期内外交困下的一次总体爆发。
一个运动长期走下来，自然会有瓶颈和矛盾，但如果有良好的领 导能力，不是不可以调节的。问题是，当华教运动正需要处理如何转型和重新定位的时刻，此时的领导精英竟然是一群反智与虚无的分子，使华教运动原本面临挑战 的核心价值，进一步空洞化，而原本备受信仰的精神，也日形萎缩，以至出现当前的精神危机，华教整体坠入一种不知为谁而战，不知为何而战的窘境。
当 前的华教精神危机最令人惊讶的是，它赤裸裸地流露出反智、虚无与毫不成熟的一面。说它反智，是指在论争和角力过程中，不只暴露出缺乏理性和负责的风度，也 对事实、常识和证据，一贯地采取践踏与漠视的姿态，更不具备说理和辩论的能力，以至处处流露出粗暴、任性和野蛮的非理性立场。
至于虚无的 部分，就是做甚么都可以，没有甚么是不可以破坏和牺牲的，也没有甚么价值和精神是必须维护和坚守的。为达目的，只讲求策略与权谋，一切都无所谓，结果毫无 底线和界限，没有甚么是比斗争胜利来得更加重要，任何曾经被视为崇高和珍贵价值，都可以粉碎和埋葬。虚无到极点，就是庸俗，以庸俗的眼光看世界，庸俗成了 最大的罪恶。
作为一个有长期光荣历史的母语教育运动，华教阵营内部目前正面临有史以来最大的分裂，内部也处于保守和封建的状态，连带丧失 过去曾经引以为傲的进步批判力和道德正当性。在这种反智和虚无的气氛包围下，今日的华教运动面临空前的精神崩溃危机，而各色各样的人等，又把社会上存在已 久的精神创伤，一并带到这场风波中，使局面更加难以收拾。
社会运动需要精神领袖，但是如果领袖缺乏精神，那么，麻烦的不只是领袖，而是整个运动。在这场惨烈的华教内战中，人们把一部分矛头指向叶XX，可是我们不能忽略，叶XX固然是问题，但他最多只是问题的一环，甚至是那个巨大问题的代名词而已。根本的原因，应该是近十余年来华教运动累积了许多精神忧郁，没有适当的治疗，最终演变至核心价值的流失，以及组织使命的涣散，才是今日华教运动的困境所在。
作者简介：
潘永强博士
政 治评论作者，台湾政治大学政治系学士、东亚研究所硕士、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曾任华社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及《人文杂志》执行编辑。自2000年起，先后在国 内主要媒体撰写评论或专栏文章，并常受邀公开讲评政治时事。著有《马华政治散论》；编有《旧政权新政府：马来西亚2004年大选与政治走 向》（2004）；合编“民间评论”系列共4种：《解构媒体权力》（2002）、 《华人政治思潮》（2003）、《再见马哈迪》（2003）、《走近回教政治》（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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