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批判叶新田掌控下的“董教总路线”
我国华教运动从1950年代以来，从未停止过反对政府在各个阶段出台的旨在消灭华校的报告书（如《1951年巴恩报告书》、《1954年教育白皮报告》、《1956年拉萨报告书》、《1960年拉曼达立报告书》、《1969年阿兹报告书》、《1979年内阁教育报告》），以及反对政府在各个时期实施的旨在落实“最终目标”的单元教育法令（如《1952年教育法令》、《1957年教育法令》、《1961年教育法令》以及现行的《1996年教育法令》）。
在马来亚独立前，英殖民政府虽排斥华文教育，但没有确立消灭华文教育的“最终目标”。但在独立后，由国内以巫统为主导的联盟政府则明目张胆地确立消灭华文教育的“最终目标”。马来西亚成立后，特别是1969年“5.13”事件之后，由联盟政府扩大为国阵政府，除了出台对各族人民进行更大经济掠夺的新经济政策，更加顽强地落实其消灭各民族语文（主要是华文教育）的“最终目标”。
1970年代的独中复兴运动成功地使60所独中保存下来，也就是政府全面变质以至消灭华文中学的政策遭遇挫折和失败。
政府把其中一些“华文中学”，改制为只读1本华文的“国民型中学，最后变为只读马来文的“国民中学”（我国现行立法, 已判国民型中學死刑, 因为在现行的 《1996年教育法令》下, 只有国民中學, 沒有国民型中學; 国民型中學已不复存在）。这个过程，让华人社会清楚看到政府消灭华文教育、实现“最终目标”的决心，担心华小也难逃变质的厄运。维护华小不变质，成为董教总和华人社会更为重要的使命。这是因为，没有华小，就没有独中。
1977年董教总全国发展华文小学工委会（简称华小工委会）成立，它的宗旨是：（1）维护母语教育，发扬中华文化；（2）维护和发展全国华文小学；（3）争取母语教育平等。这表明，董教总对维护华小不变质的重视。这也表明，反对《1961年教育法令》的21(2)条文，成了董教总和华人社会的长期斗争。
进入1980年代，政府企图采取变质华小的行政措施，如（1）1982年3M课程安排——在这制度下，除华语数学用华文，其他科目用马来语；（2）1984年华小集会用语事件——联邦直辖区教育局通令区内华小举行一切集会都必须用国语进行；（3）1985年综合学校建议——教育局拟选18所学校推行“综合学校”试验计划，将华印小学并入马来小学；（4）1987年华小高职事件——教育局派不谙华语的教师担任华小高职。
上述事件的不断发生，特别是教育局派不谙华语的教师担任华小高职事件，引起华教人士强烈反对，展开坚决斗争。1987年10月11日，全国各地3,000多名华人社团和华基政党代表，聚集吉隆坡天后宫召开抗议大会，要求合理解决有关问题。次日，一些家长发动罢课支持抗议行动。10月27—28日，政府援引《內部安全法令》，逮捕了林晃昇、沈慕羽、柯嘉逊与庄迪君4名华教领导人及百多名其他民权运动者，令国内人民震惊，让国外舆论哗然。这就是政府的所谓“茅草行动”（下图）。
这次“茅草行动”，是政府继褫夺林连玉公民权并取消其教师注册证和逼迫马华开除沈慕羽党籍之后，对华教运动领导的全面、残酷的镇压，也是政府继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大逮捕之后，对各族人民的民族民主运动的另一次全面、残酷的镇压。这次的镇压并没有动摇华教领袖的斗志，也没有改变华教运动的方向。
1990年代到现阶段董教总、华团和华教人士的主要任务
1990年代的董教总，还是延续前辈们的路线和方针，联合华团坚决反对《1996年教育法令》从草案的提出到它的通过。七大华团认为：
（2）虽然《1961年教育法令》第21（2）及26（A）条文，未出现在《1996年教育法令》内，然而，却由《1996年教育法令》17条（1）所取代 （即所有教育机构都必须以国语作为主要教學媒介）；华教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却受到更大的钳制和威胁；
（3）部长对华小和独中所作的保证并未明文列入《1996年教育法令》内。
因此，董教总和华教人士的主要任务是：
（一）要求政府放弃排他性的单元同化教育政策，廢除《1996年教育法令》17条(1), 实行包容性的多元融合教育政策；
（五）全力支持董教总教育中心的建设工作，并确保董教总教育中心能作为华教运动有效的最高领导核心。（见莫泰熙《从当前华教处境谈到其发展方向》一文，发表于1994年12月18日《华教导报》，又载于《董总50年》，2004年出版，页1239）。
总之，50多年来反对单元教育、反对民族同化的华教运动，无疑是一场极其艰苦的斗争。
反对单元教育、反对民族同化既然是我国华教运动50多年来的主要斗争任务，那么，我国华教运动的主要斗争对象或主要敌人，究竟是谁呢？
理所当然，就是昔日称为“联盟”（ALLIANCE）而今扩大并改称“国民阵线”（BARISAN NASIONAL）简称“国阵”（BN）的统治集团。因为，正是他们二者：（1）先是“联盟”统治集团，从马来亚独立前后到（沙巴、砂拉越加入联邦）组成马来西亚，一直到1969年“5.13”事件发生，顽固实行单元教育与民族同化政策；（2）后扩大为“国阵”统治集团，从“5.13”事件发生之后，配合着实施“马来人至上”的“新经济政策”的需要，变本加厉推行单元教育与民族同化政策，以巩固他们的政权，加强对各族人民的压迫和剥削。
这两个不同阶段（或者说是不同时代）的统治集团，究竟他们是谁？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的呢？
马来亚（在自治、独立以前），与在北婆罗州的沙巴和砂拉越，都是英国政府的殖民地。英殖民政府在1950年代面对汹涌澎湃的世界反帝反殖浪潮，不得不在1957年让马来亚宣布“独立”，又不得不在1963年推动沙巴和砂拉越加入“马来西亚”组成一个更大的联邦国家。英殖民政府在转移其政权的过程中，与当时的所谓“人民领袖”（实际上是英殖民政府所培养的代理人或所扶植的傀儡，先后订立马来亚和马来西亚的宪法制度，而后通过国会选举让他们所培植的政党及其领袖掌握政权，继续对各族人民的压迫和剥削。
（右图为我国自独立以来的统治集团历任首脑，下图为现任首脑纳吉）
首个掌握政权的统治集团，就是“联盟”，是由巫统、马华和国大党3个政党共同组成的政党联盟。他们打着巫、华、印3大民族政治代表的旗号，宣称为各族人民利益说话和做事，但实际上，他们是国内封建地主、买办官僚资产阶级与大资产阶级以及他们所培植的统治阶层的政治代表，他们是与广大各族人民的利益相对立的。
实践证明,“巫华印联盟”的3大政党，不是平起平坐，而是巫统“一党独大”，马华与印度国大党“惟命是从”。联盟领袖不能不为外国资本家及国内封建地主、买办官僚和大资本家服务，巫统领袖放弃走民族主义路线的选择，而走上马来种族主义路线的不归路，最终走到“5.13”的结局：制造种族冲突，转移人民不满。在联盟时代，尽管马华公会出现过像陈祯禄、朱运兴、和林苍佑等曾经想为华人权益和华文教育请命的个别领袖，但是在巫统领袖的霸权下或由于马华领导层的奴性，他们终于无功戚戚然退下。
1974年成立、改名为“国民阵线”（简称国阵）的统治集团，其实就是联盟组织的扩大，其成员除了原联盟的3党之外，进而扩大包容了回教党、民政党、人民进步党、砂拉越人民联合党以及砂拉越联盟和沙巴联盟各党，成为一个涵盖马来半岛、砂拉越和沙巴地区的政治联盟。其成员党众多，且一些地方政党（尤其是砂、沙两州的国阵成员党）常有“进出”国阵的举动，造成其成员党的数目一直变动。
实践证明，无论如何，国阵还是像联盟一样由巫统一党独大，并肆无忌惮地展现它的霸权主义政治，其他政党如马华、国大党、民政党、人民联合党以及砂拉越和沙巴的地方性政党及其领袖，只能表露对巫统霸权主义政治绝对服从的奴性。巫统领袖利用了“5.13”种族冲突事件，更加突出种族主义政治？将马来人的特权地位加以制度化，具体表现就是，他们极力推行的“新经济政策”，表面说是扶助马来人，实质却是培植朋党鱼肉人民，最终造成马来人贫富两极分化，贫者愈贫，富者愈富，以及造成其他各族人民同样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顽固实施一道又一道的教育相关法令，表面说是发展国家语文（马来文）教育，实质却是摧残民族语文教育（特别是华印语文教育），最终达到强制同化其他民族，进而巩固其政权的目的。
昔日的联盟和今日的国阵统治集团，就是我国华教运动的斗争对象。
我国华教运动的斗争盟友，又是谁呢？
我国华教运动的敌人经常指责华教人士或华教组织争取华文教育的合法地位，是种族主义，是沙文主义。这是彻头彻尾的诬蔑！我国华教运动从来就不认同也不主张种族主义或是沙文主义。
早在独立前，林连玉应《马来前锋报》（UTUSAN MELAYU）邀请，写了一篇开斋节献词，这么说，“马来亚独立建国的事业中，顶重要的工作，就是心理上的建设。第一要培养共存共荣的观念。我们知道马来亚是民族复杂的地区，每个民族对这一地区的开发，都有他们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们必须把所有的民族，当作一家人看待，权利与义务一律平等，使大家都相信有福可以同享，然后，可以希望他们有难同当，把国家建设得完整而稳固。第二要培养以马来亚为第一家乡的观念。这是对外来民族说的。须知道他们虽有祖国，但是他们的子孙，已经是马来亚的儿女了，马来亚才是他们的祖国，才是他们永久的家乡。只有马来亚的利害，才是他们切身的利害，马来亚以外的国家，充其量只能算作朋友罢了。”（见《心理的建设》——代序，载于林连玉著《华文教育呼吁录》，1986年出版）。
后来林晃昇反驳对华教运动的诬蔑，明确指出，沙文主义指的是宣扬本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煽动民族仇恨，主张征服和奴役其他民族的思想行为。我们从来没有要求我们的语文和文化占有支配地位或是给予特殊的优待。我们不曾强迫其他民族去学习和接受我们的语文和文化。我们只要求给予平等的对待，允许保存和发展我们的语文和文化，完全符合我国《宪法》的精神（见林晃昇《母语教育与基本人权》一文，载于1987年3月15日《董总会讯》与《董总50年》，2004年出版，页1221）。
因此，我国华教运动是国内华裔族群争取华文教育合理权益和合法地位的正义斗争，除了从昔日的联盟扩大到今日的国阵的统治集团，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全球化资本集团、国内封建地主、买办和大资本集团之外，所有反对巫统霸权主义集团和国阵政府的所有党团和各族人民，都是我国华教运动的斗争盟友。换句话说，现阶段华教运动的斗争盟友，就是所有反对巫统霸权主义集团和国阵政府的所有党团和各族人民，不包括国阵及其组织的政府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全球化资本集团、国内封建地主、买办和大资本集团。
华教运动内部竟有代表人物发表敌友不分的谬论
从去年开始，华教运动内部有个代表人物突然以指导的姿态，对新纪元学院事件发表敌友不分的谬论，说什么，“事物没有绝对的‘是’与‘非’，但务实路线在建构民办高等教育体系的现阶段，有其合理性和生命力，能够发挥的作用其中包括，争取朝野各种力量（包括来自执政的国阵、民联，在野党，非政府组织 ，友族人士）的支持。”还说什么，“在华教运动中发展高等教育，是在多元公民社会中，争取与捍卫族群的基本权利。因此，它有需在不与各族所磨合认同的现有体制（不一定完全合理）相对抗之下，尽量减少阻力，积极争取扩大办学的活动空间，创立高水平一流大学，才不会辜负华社总体的热望。”（见方山《平息风波，迎接华教发展新时期》一文，为《独立新闻在线》2008年12月9日特约评论。点击http://www.merdekareview.com/news/n/8290.html）
上述谬论，分明就是，企图迷惑华教人士、引领华教运动走上“适应现有体制”、“争取国阵支持”的主张，为华教运动近几年来出现一些准备投靠马华、投靠政府、官商合作经营高等院校的所谓“务实路线”提供理论根据，为潜伏在华教领导组织的一些别有居心者提供分裂华教运动的思想武器。
曾经自诩为“民间文史工作者”而今遭人视为“要饭文棍”的万家安，在他所编撰的新纪元学院事件《怎么看？》（第三集）的《序言》， 特别吹捧方山的上述文章，说什么“对于过去特别是1980年代以来的华教运动的历史经验作了很好的概括和总结，具有相当高的理论深度，对今后华教的工作方向问题提出了不少建设性的见解”，还说什么“可以引发深一层的探讨和研究，希望得到重视”云云。
这种敌友不分、趋炎附势、放弃立场、惟利是图的思想，正在毒害我国现阶段的华教运动，是不容忽视的。
为了华教运动的发展，必须认清谁是我们的斗争对象？谁是我们的斗争盟友。如果领导人或战友们敌友不分，那么华教运动的前途就不堪设想了。在战斗中，如果敌友不分，把敌人当战友或把战友当敌人，其后果只能是：堡垒不保，全军覆灭。难道我国历史会再出现一次“光荣和解”的“奇迹”吗？难道我国华教运动改变成所谓“关心政治、超越政党”的“务实路线”以后，就可以和敌人“光荣和解”、“让大家为迎接华教发展的新时期，为创建一流高等学府的目标而共同奋斗”了吗？请全国华教工作者和关心华教前途人士慎重思考吧！
尽管英殖民统治者和联盟或国阵政府处心积虑、想方设法，使我国人民争取民族教育的生存和发展的斗争，脱离广大人民反压迫、反剥削的整体社会运动而孤立起来，但是我国华教运动从上个世纪中到世纪末，50年来在林连玉、沈慕羽和林晃昇杰出领袖领导下，就跟我国各族人民争取民主人权的政治运动紧密结合、从不分离，跟广大各族人民站在同一阵线，共同反抗英殖民政府和国内反动政权的统治。
林连玉在1901年中国原籍（福建永春）出生。1924年毕业于福建集美师范学院。1925年来到马来亚长期在数间华校任教之后，他决定居留在这块土地上。在马来亚独立前那个时代，许多华族领袖尤其是受华文教育者，对本身的政治认同摇摆不定，他们之中有些人受到中国共产党政权或台湾国民党政权的招徕而感到困惑之时，林连玉明确而坚定认为，马来亚华人和他们的子孙会继续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下去、发展起来。他在1951年成为马来亚公民后，极力主张居留在马来亚的华人把这块土地和各族人民当作自己的故乡和效忠的对象。
也许受到误导或认识不清，有些人只把林连玉视为我国华教运动的杰出领袖，而实际上，林连玉也是我国政治运动的杰出领袖。林连玉为争取华文教育的合法地位和合理权益而奋斗的同时，认识到华文教育的解决方案和未来前途，完全决定在华人的政治力量。他认为争取政治权利是（当时）我国华人社会极为重要的问题，华人投票率的提高将增加华人的政治实力。
林连玉坚定主张华人争取公民权，他幕后推动1956年4月27日在吉隆坡召开的全马注册华人社团的大会，成功表达了华人对公民权的意见和对马来亚宪制的基本要求。大会通过4项重要决议：（一）凡在本邦出生的男女均成为当然公民；（二）外地人在本邦居住满足5年的有权申请为公民；（三）凡属本邦的公民，其权利与义务一律平等； （四）各民族的教育与文化平等，列华、巫、印文为官方语文（见《全国华人注册社团代表争取公民权大会宣言》，载于林连玉著《华文教育呼吁录》，1986年出版，页76）。
林连玉1960年8月20日针对《1960年教育检讨报告书》的书面谈话指出，这个教育政策，以消灭华文教育为目标，如果接受下来，就有下列后果（一）华文中学眼前被消灭；（二）华文小学将来被消灭。他不忘提醒大众，教育政策所以这样悖谬，都是由于官方语文的作怪，官方语文已被利用为压迫的武器，但是依照本邦人口的比例，或是依照本邦国民精神粮食的日常供给数量，抑或依照国民应享的权利来说，华文都极有资格被列为本邦官方语文之一，我们为求文化自卫，除掉争取列华、巫、印文为官方语文，是不是还有第二条路可走呢？（同上一书，页92）。
沈慕羽原是出身于中国国民党政治和孔孟书香世家。他为华文教育和中华文化以及他的政治理想而艰苦奋斗一生一世，无疑是民族意识坚定的华教领袖，也曾经是马华以及国阵的政治领袖和盟友。只因为沈慕羽始终如一跟林连玉站在一起，坚定不移推展争取公民权、争取列华印语文为官方语文的运动，而被联盟领袖迫使马华开除他的党籍，并视他为国阵的敌人，企图断绝他对马华、对国阵以及对全国人民尤其是华人社会的政治影响。
马华领袖鉴于1969年大选以及“5.13”事件之后，马华状况被巫统领袖讥笑为“半生不死”而企图振作起来，由李孝式出面发起华人团结运动，在1971年2月7日在吉隆坡联邦酒店，召开全马华人领袖座谈会，讨论华人大团结的问题。陈修信知道沈慕羽在华人社会的影响很大，只得厚颜求助沈慕羽。沈慕羽胸怀坦荡，不计前嫌，毅然赴会，慷慨陈词，提出7点反建议：（1）各族一律平等，不宜分土著非土著；（2）不宜强制实行一种语文；（3）不宜擅改教学媒介语；（4）各族人民教育机会均等；（5）救穷应不分种族；（6）禁谈敏感及修宪乃不智之举；（7）议长不应制止代议士发言。接着又在2月18日怡保举行的全霹雳华人团结大会上，发表精辟演说，而遭受政府援引《煽动法令》加以拘捕提控。政府唯恐对沈定罪引起华族示威、产生严重后果，打算委任他为上议员，然后撤销控状。面对政府的招安行动，沈慕羽大义凛然地说，“撤销与否由当局决定，我不能出卖民族利益，我不能让人拉着鼻子走。”
以上所述林连玉遭遇或沈慕羽遭遇在在说明：我国华教运动是整个社会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华教运动局部来看，或者是从社会运动整体来看，核心问题只有一个，即同样是政权问题：当前阶段，只有埋葬巫统霸权集团掌控的政权，才能推进各族人民争取民主人权的政治运动，也只有遵循这条向巫统政权及其帮凶展开不妥协斗争的道路，才能使我国华教运动摆脱种族主义的打击和压迫。
1980年代华教运动和民主人权运动相结合的主要因素
我国华教运动进入1980年代，就明确提出“母语教育是基本人权”、“维护母语教育的斗争是我国民主运动不可或缺的一环”的思想和主张，主要因素是：
（三）李万千、莫泰熙、柯嘉逊等一批具有强烈改革愿望和民权思想的知识人加入董总，并在林晃昇领导下陆续组织阵容强大的团队，在维护民族教育和基本人权的斗争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从而对董总与教总联合全国13州中华大会堂组成的“15华团”所展开的民权运动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四）董教总联合华团完成以下重要工作：（1）1983年提呈对“国家文化政策”批判的《国家文化政策备忘录》；（2）1985年成立“华社资料研究中心”作为华社民权运动的智慧库；（3）1985年发表《全国华团联合宣言》提出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教育领域的诉求；（4）1986年成立“全国华团民权委员会”以便贯彻上述《宣言》的诉求工作。
民权运动刚刚开展，还未深入发展，却在1987年10月遭遇所谓“茅草行动”的镇压，国阵政府就援引《内安法令》将林晃昇、沈慕羽、柯嘉逊、庄迪君4名华教领袖以及102名各族社会运动者加以逮捕拘留。除了对华教领袖直接镇压之外，国阵政府还对华团领袖进行收编软化行动，迫使民权委员会无法展开工作，民权运动于是陷入低潮。
林晃昇对1980年代及以后的华教运动，曾经做出这样的总结：我们不能只是从华族的角度来看待华文教育，而必须从维护以及发展各族母语教育的全民角度来处理这个问题。在争取友族开明人士的支持时，这样的处理方式是特别重要的。而应该是积极争取实现我们作为公民所应享有的民主权利和基本人权。必须强调的是我们也必须放弃只单纯维护母语学校的生存、只求保持现状的保守作法，，维护和发展母语教育的权利是人类基本权利和民主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维护和发展母语教育的斗争是我国社会民主运动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林晃昇特别强调，为了民主和人权，我们必须坚决抗拒种族主义者攻击母语教育的言论和措施，使他们的同化阴谋不能得逞！我们也将联合所有热爱民主、尊重人权的人士和团体，包括各族开明人士，集合一切可以集合的力量，通过各种有效的方法来促使当局废除不合理的教育法令条文以及放弃“一种语文，一个源流”的错误思想，改而推行“共同课程纲要，多种语文源流”的正确民主政策。（见林晃昇《母语教育与基本人权》一文，载于1987年3月15日《董总会讯》，收集于《董总50年》，2004年出版，页1222）
1990年代，国阵的华基政党（主要是马华）开始有计划的 进行“打进董教总，纠正董教总”策略，渗透全国华教组织，首先在1994年4月成功推出王超群入主教总，控制了华教组织的半壁江山，从而削弱了董教总作为全国非政府组织的领导地位和积极作用。时任董总主席郭全强无法继承林连玉、沈慕羽、林晃昇3名前辈的为民族权益和民主人权而奋斗不懈不怕牺牲的伟大精神，终于由于1999年发表11个华团领导机构提出《全国华团大选诉求》，在大选之后2000年9月遭受“秋后算帐”，屈服于巫青团的种族主义叫嚣和巫统霸权集团的威胁，而宣布“搁置”（实际上等于“收回”）其中7项诉求如下——
（三）必须公平及合理地分配土地給急需耕地的各族农民。
（四）废除“种族固打制”，代之以按能力分配制度。
（五）推行学生助学金与贷款制度，并不分种族地以按能力分配制度加以分配。
（六）废除大学收生固打制。
这份《全国华团大选诉求》基本上是延续1985年已经提出的《华团宣言》的社会公正主张。它得到2,098个华团的签署及朝野政党全面支持，甚至巫统在大选前也不敢出面反对，绝对是一份合情合理合法的诉求。
郭全强在大敌当前，放弃董教总“向来据理力争”的理念，违反当时诉求工委会 “不收回、不道歉”的议决，独自采取软化妥协立场而令全国各族人民尤其是华人蒙羞的这个事件，在我国华教运动和民权运动历史上都写下令人痛心疾首的一页。
郭全强在1999年和2004年大选前，宣布董总保持中立，放弃董总一贯领导社会的地位和责任，放弃为各族人民应该享有合法权利和平等地位而据理力争。
2005年郭全强退位，叶新田继任董总主席之后，公然以“维护董总主权”、“进行制度改革”为名，在2006年迫使已把半生时间和精力献给华教的时任董总首席行政主任莫泰熙离退，造成董总和独中工委会一批行政主任和学科秘书相继离职而人心涣散。接着，叶新田在2008年悄悄推行他与官商挂钩的雪邦校园发展计划，被媒体曝光之后引起广泛关注，关心和热爱华教人士更是震惊不已。叶新田因此利用邹寿汉炮制了“新纪元学院发生令人不安的财务状况”事件，误导董联会代表通过特大决议，解除柯嘉逊担任的院长职务。叶新田尚且一意孤行，同时逼走柯嘉逊费了10年心血建设起来的学术与行政团队的主要成员。
笔者在今年1月6日发表《董总应回到华教运动的正确道路上来》一文，对叶新田入主董总以后的所作所为，已有详细说明（若未曾阅读上述拙作的同道，点击http://chenxin5588.blogspot.com/2009/01/blog-post.html，可了解其中内容）。为了节省篇幅，这里就不再赘述了。笔者在前述文章已列举事实加以论证，叶新田等人背离华社办学的路线方针，集中表现在：（一）强调“学术认证”，迎合政府制定的政策和法律；（二）凸显“功利思想”，促成新纪元学院走向商业化。笔者接下来，就是根据上述华教运动所总结的历史经验和杰出领袖所表现的伟大思想来评定，叶新田掌控下的“董教总路线”，是什么样的货色？
叶新田掌控下的“董教总路线”，是什么样的货色？
笔者认为，借用一个在华人社会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水浒》领袖人物宋江和他“替天行道”的故事，来比喻和说明叶新田入主董教总之后对华教运动的所作所为，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鲁迅说的好：“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三闲集*流氓的变迁》，《鲁迅全集》第四卷，页123 ）
《水浒》这部书，写的是中国北宋末年一支农民起义军发生、发展、失败的“全过程”。在封建时代的中国，皇帝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是封建官吏的总后台。农民起义就是反抗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就非反皇帝不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是无法动摇地主阶级统治的。108名好汉聚集山东梁山泊，由于领袖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结果让人招安了。在受招安之后，从“替天行道”的“强盗”，摇身一变成为官兵，去打方腊这个不“替天行道”的“强盗”了。方腊的起义军，确实是一支不“替天行道”的反皇帝的农民起义队伍。宋江为了尽忠报国，对消灭方腊起义军，绝不手软，对俘获的起义军将领，“剖腹剜心”，无所不用其极。他的反动面目何等狰狞！
叶新田在2008年大选之前，宣布董总不会表态及不提出任何诉求，又应招到马华总部，与时任马华总会长黄家定、丰隆集团总裁郭令灿、时任巫统雪州大臣基尔等一起高调宣布重新启动新纪元雪邦校地发展计划，并宣布三个月内签署新的雪邦校地发展协议书（下图）。若嫌查阅旧报麻烦费事，可以登录马华网站，浏览2008年2月20日关于“马华丰隆将筹款300万，新纪元新校年内动工”的报导（点击http://www.mca.org.my/CHINESE/INTHENEWS/Pages/200208lk04.aspx），便知有关详情。作为董总主席的他，竟然超越郭全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不但不提华社诉求，还公开与官商勾结，叶新田图谋些什么？难道还不清楚吗？显然是背离华社、投靠国阵去了。
一些思想糊涂的人或许难以相信，一个曾为甲洞木屋区居民请命，为华教工作奋斗而蹲过大牢，带上“左翼”光环入主董教总的叶新田，偏偏在人民要求改革风暴猛烈吹袭统治集团的关键时刻，向当权派摇尾乞怜、等待收编去了。
上述铁板钉钉无法改变的事实，难道还不足以证明，叶新田维护封建地主、买办官僚以及大资产阶级，维护巫统霸权主义支配的国阵统治集团，奴颜婢膝期待收编吗？叶新田一心一意期待收编，难道不是一种为了个人荣华富贵而破坏华教运动、危害人民利益的出卖行为吗？
叶新田实行的是《水浒》宋江接受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
在《水浒》中，晁盖是梁山泊农民起义造反事业的奠基人，他坚持“要和大宋皇帝对着干”的斗争路线。但是，宋江却是钻进队伍的另一种人，“吟反诗”只是烟幕。“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才是宋江酒后吐真言。他的“凌云志”，决不是起义造反，而是升官封爵，留名青史。他“笑黄巢”，就是笑晁盖，表明他对晁盖起义造反行为不以为然，不愿认同合流。
为了受招安，宋江处心积虑排斥晁盖，小恩小惠收买人心，等到晁盖一死，就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以表示他对皇帝的耿耿忠心。
为了受招安，宋江想方设法排除起义造反派，网罗朝廷将领、土豪劣绅，委以重任，组成一支让他随心所欲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骨干队伍。
宋江终于篡改了晁盖的斗争路线。轰轰烈烈的梁山泊农民起义，就这样葬送在宋江一伙投降派的手里。
叶新田从2005年6月担任董总主席以后，排除异己，刚愎自用，违规操作，引狼入室，借刀杀人，盗名欺世等等，使我国华教运动的堡垒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从内部发动的严重破坏。叶新田正在大力鼓吹和实行“强调“学术认证”，迎合政府制定的政策和法律，以及凸显“功利思想”，促成新纪元学院走向商业化”（见拙作《董总应回到华教运动的正确道路上来》一文）。在叶新田和他的一伙跟班眼里，只有自己的权位和财富，什么民族权益，什么华文教育，根本就不当一回事！
有两件事，值得在这里特别说明——
第一件事是，两年前董教总与淡米尔教育团体联合展开要求废除小学数理英化政策，恢复母语教数理的全民签署明信片运动，收集到8万张回函。淡米尔教育团体满怀信心表示愿意各自组织1,000人以上群众队伍，双方联合起来到国会举行呈递仪式，但是董教总却不敢接受对方的献议——共同到国会展示意志和决心，而改为邮寄方式低调处理。不知淡米尔教育团体的同道有何感想？如此领导斗争，怎不令人笑话？
第二件事是，今年初马来知识分子领导的“废除英语教数理联盟”，也像淡米尔教育团体那样，满怀希望邀请董教总派人参加10万人皇宫大集会。董教总先是推说没有受到邀请而没有响应，后又说是不知该联盟提出什么主张而不便参与。于是，3月7日万人大集会，只见吴建成校长等10多名华教人士在那儿痛苦支撑场面。叶新田领导华校反对英语教数理斗争，喊喊口号罢了，也不怕人耻笑！
叶新田在事件之后感到“董总确实丢丑”，不得已再由他豢养的文棍们挖空心思炮制了一本名为《为什么我们不参与3月7日的大集会？》共44页的小册子，以董总名义出版，到处免费分发，用来遮羞盖丑、继续蒙骗。这就是叶新田掌控下的“董教总路线”吧？实际上是叶新田篡改了董教总路线！
叶新田“只喊口号，不反霸权—接受收编—破坏华教堡垒”，不正是《水浒》宣扬的梁山泊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接受招安—镇压农民起义”这样的投降主义路线三部曲在当今我国华教运动出现的一个新版本吗？ 叶新田一伙正在马华高教部长何国忠等人的唆使安排下，迎合巫统霸权主义集团和马华一小撮官僚的政治需要，在华教运动推行一条出卖民族利益的投降主义路线。叶新田的辩护士方山等人，为了宣扬投降主义路线，歌颂占据着华侨岗的叶新田、邹寿汉一伙“务实派”，兜售他们所谓“关心政治，超越政党”的腐朽思想，鼓吹他们那一套取消斗争的投降主义哲学和唯唯诺诺苟且偷生的奴才哲学。
（十）结论：董教总回到我国华教运动正确道路的决定因素
去年（2008年）年底，当新纪元学院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柔佛州也像霹雳和雪隆两州一样，冒出一些前老左，积极地在他们群体周围，口口相传，或发送手机短讯，说什么“今天华教斗争道路上面对一个共同的敌人。因此，我们一定要紧紧地团结在董教总为核心领导的周围，捍卫华小不变质，捍卫独中不被消灭。新纪元学院根本就不存在变质问题，而且很快就升格为大学，却有人出来否定董教总的核心领导，把董教总领导人当敌人来打倒。” 还向一些异议者说什么“你们叫嚷新纪元变质了，要救救新纪元，董教总也变质了，要救救董教总。难道各州董联会代表都是白痴吗？如果是，为什么你们不在代表大会推翻他们，而在外头大喊大叫，有什么好处？得利集团只有哈哈大笑。”这类人原是寥寥几个，因利用“组织”名义以遂其私欲，成为“害群之马”。
带着“左派”光环的前“反右英雄”李群熙带领柔佛州老友联谊会，与新山士都让巴鲁马青支团、新山士都让巴鲁马青支会与巴西古当马青区团拥抱在一起，联合马华渗透在新山华团和文教团体的当权派，在2008年12月7日炮制了一篇所谓“新山61个党团文教团体的联署文告”，表态支持董总特大通过“不续聘柯嘉逊为新院院长”的决议，表态支持新院董事会聘用潘永忠为新院长，表态各方不宜节外生枝或深化矛盾而加剧华教队伍的分裂。这些人仗着马华在新山社团的势力，为叶新田掌控董教总、推行投降主义路线敲锣打鼓；他们为叶新田重新获得各州董联会支持、继续进行官商勾结出卖民族利益的勾当，而兴高采烈。
这些柔佛州前老左，像他们过去一样，总是脱离现实、孤芳自赏，爱把他们所拥护的占据要津的“自己人”，说成是改革社会运动的“核心领导”，死心塌地拥护“核心领导”，结果一败涂地，还不深思反省。这些人今天随着他们心目中的“核心领导”的指挥棒，高喊“捍卫董教总路线”，却不下功夫独立思考，研究华教运动的历史，认认真真想一想，昔日英殖民统治者和当今巫统掌控下的霸权统治集团，如何处心积虑排斥和消灭华文教育？林连玉、沈慕羽和林晃昇等杰出领袖是如何从董教总、从华教运动涌现出来？这些杰出领袖如何敢于斗争、不怕牺牲领导董教总和华教运动？现今叶新田所宣称和执行的“董教总路线”，究竟跟已故的杰出领袖所领导的“董教总路线”，有何不同呢？
上面提过，1990年代马华开始有计划的进行“打进董教总，纠正董教总”策略，渗透全国华教组织，除了在1994年成功推出王超群入主教总，控制了华教组织的半壁江山，也通过全国地方领袖和党员打进各地华小、独中的董事会和各州的董联会，想方设法占据领导要职，从而削弱了董教总作为全国非政府组织的领导地位和积极作用。前任董总主席郭全强在1999年和2004年大选宣布董总保持中立，放弃董总作为非政府组织的地位和责任之后，情况尤为严重。
董教总属下各级组织是由华社4股主要力量构成
因此可以说，董教总在全国各地的华校（包括华小和独中）董事会和各州的华校董事会联合会/董教联合会，大体上是由以下4股主要力量构成：
- 马华的地方领袖和党员。这部分人数最多，大都身兼华团要职，力量也最庞大。除了极少数有正义感的党员勇于违反党纪而坚持维护华教的立场之外，敢于对抗巫统霸权和马华指令的领袖如沈慕羽者，可说是凤毛麟角；其中绝大多数人都以党（马华）的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为第一考量，在巫统霸权政治高涨而华教面对危机的严重时刻，都会唯马华中央领袖马首是瞻，放弃捍卫华教的责任。
（二）华校校友会成员和校友。这部分人比前者少，但也为数众多。一般的华校董事会，按照惯例或明文规定，校友会须委派若干代表参与学校董事会，作为学校与校友联系的桥梁，以及校友回馈母校的象征。此外，更多的校友由于事业有成，或已有经济基础，常为母校出钱出力，被推选成为学校董事。这些人大多是小商人、小园主等等。这些人大部分只顾赚钱，虽有政治倾向，有者倾向执政党，有者倾向反对党，即使他们是执政党或反对党党员，一般上党性不强。
（三）前老左和左倾民主人士。这部分人包括前学运和工运人士、前劳工党和人民党领袖或党员以及左倾民主人士，为数不多，却是华教队伍的斗争主力。这些人曾在1987年反对政府派不谙华文的教师担任华小高职、全国华小大罢课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曾在“华文教育”与“华人教育”论争中，在捍卫董总的独中办学方针的论争中，以及协助或参与林晃昇组成阵容强大的秘书处，从而建设起维护和发展华教的坚固堡垒等等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
其中以李万千、莫泰熙为代表的一些人，从杰出领袖林连玉和沈慕羽领导华教运动的历史经验中，总结出极其宝贵的教训：不可再听信马华领袖，不能依赖马华基层，摆脱控制独立自主，依靠群众发展华教。于是，自1980年代初他们为了适应社会发展和时代要求，便开始引进许多富有正义感的社会学者和民权主义者，不但给董教总注入新思想，也给华社添增新活力。
（四）进步学者和民权主义者。这批以柯嘉逊为代表的人权份子虽然人数不多，他们却是社会运动的精干人物，在华教运动与政治运动相结合过程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1985年《全国华团联合宣言》获得各地华团签盖认同；1986年1月9日，为了落实《华团宣言》，15华团决定设立全国民权委员会；8月30日，雪华堂更率先成立州级民权委员会，民权思想于是开始根植于华社。其后，雪华堂民权委员会因华团组织内部分化而被摧残，全国民权委员会也无法运作。但是，民权思想没有因此消失，反而成为华教运动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建设的新元素。华教斗争将母语教育纳入民主人权的范畴，显然是跟这些人的努力推动分不开的。
民主与人权是华社与华教运动最可靠的思想武器
1987年的全国华小生大罢课之后，马哈迪为首的国阵政府随即展开“茅草行动”，援引《内部安全法令》逮捕拘留共106人，对华教与民权运动进行大规模镇压。但是，华教队伍非但没有萎缩，反而更加团结和壮大，种族霸权集团担忧人民的更大不满将导致国阵丧失更多选票的严重后果。义正词严代表华社心声的《全国华团领导机构要求释放华裔领袖备忘录》在1988年3月11日呈给马哈迪之后，林晃昇、沈慕羽在1988年6月3日，而柯嘉逊、庄迪君则在1989年1月14日，获得有条件释放。
1990年大选前夕，辞卸董总主席的林晃昇毅然率领李万千、杨培根、柯嘉逊等27名华团人士加入行动党。对于华教人士和华教运动来说，这项行动的重大意义在于：（一）丢掉对国阵和华基执政党（马华和民政）的幻想，彻底与过去的“打入国阵，纠正国阵”错误决策划清界线；（二）贯彻由董总法律顾问刘锡通律师所提倡而为全国华团民权委员会所接受和推行的“加强反对党，促成两线制”政治理念。
这些加入行动党的民权人士，因与党领导层无法谋合，在5年内先后退出行动党，再回到非政府组织的民权斗争队伍中去了。“加强反对党，促成两线制”的政治理念虽然在第一次实践中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不过，它已经向华社，特别是华教运动指明了斗争的正确方向和目标，而民主与人权则是通往正确方向和目标的最可靠的思想武器。
从以上所述董教总的4股主要力量的状况来看，代表前老左和左倾民主人士的这股力量，理应与代表进步学者和民权主义者这股力量，团结起来，联合代表华校校友会成员和校友的这股力量，争取马华之中一些富有正义感、勇于坚持维护华教立场的领袖和党员，汇合成一个强大的统一阵线，经广大华社共同监督和推选，由一些信念执着、意志坚定、品格高尚、乐于奉献的人组成一个能够代表和实现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愿望的领导班子（这样形成的领导班子，才称得上是“核心领导）。这样的领导班子，才是名副其实的“核心领导”。
叶新田的“核心领导”不除，全国华社万家不安了
可是，叶新田在2005年入主董总以后，翌年（2006年）就逼走董总首席行政主任莫泰熙和独中工委会一批行政主任和学科秘书。接着，又在2008年逼走柯嘉逊以及他费了10年心血建设起来的学术与行政团队的主要成员。为了维持和巩固他作为董总主席的权力和地位，叶新田除了招揽他的跟班和朋党，以及接纳与马华有挂钩的行政和学术人员，进入董总或新纪元学院之外，便是明目张胆在全国各州董联会排除异己，加强马华势力。如果一定要把叶新田所组成的领导班子称为“核心领导”的话，只能说它就是从华教运动的核心领导，蜕化变成马华颠覆华教的“核心领导”。
叶新田组成的这个“核心领导”不除，巫统霸权统治集团实现他们消灭华文教育的“最终目标”——变质华小、变质独中、变质新纪元学院的日子很快就会来到，令全国华社万家不安（“万家不安”是著名年轻时评人杨善勇个人原创、别具含意的妙语，为华社与知识人所津津乐道）。
因此，必须齐心打倒叶新田，才能促使董教总回到华教运动的正确道路上来！这个目标的实现，取决于下列因素：
（一）前老左和左倾民主人士——必须认清叶新田的真正面目；必须消除分歧、共同对敌；必须认清我们的敌人就是统治广大各族人民的巫统霸权集团及其帮凶；必须认清谁才是我国华教斗争的盟友。如果依然主张与执政的国阵（主要是巫统、马华、民政和印度国大党）拥抱在一起，如果依然支持叶新田的“核心领导”，则无异为虎作伥。那就难怪柯嘉逊要说，“我国的左派有一页光辉的历史，不应该让一些糊涂的老左派把它玷污。”、“如果这些人还可配称为左派的话，我们哪里还需要右派呢？他们想要平息新纪元事件，但是，他们的做法却是为虎作伥，是对叶新田的姑息养奸，任由他为所欲为。”（见柯嘉逊著《新纪元学院事件：董教总的变质》（华文版）一书，2009年5月出版，页16）
（二）进步学者和民权主义者——必须一如既往为我国华教的生存和发展作出努力和贡献，尤其是在高等教育办学理念、路线和方针等方面作出建言和批评；必须一如既往为我国华人社会和华教运动作出更丰富更深入的理论建设和思想指导；必须继续为民主人权与华教斗争相结合、政治运动与华教运动相结合等等方面提供更多更好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建设；必须继续向华文教育和华教运动的内部和外部的敌人展开坚决的斗争。
（三）华校校友会成员和校友——必须认真学习和正确理解我国华教发展和华教运动的全部或重要历史；必须认真学习和正确理解华教先贤在华教发展和华教运动的艰苦奋斗和巨大贡献；必须认真学习和努力发扬我国华教运动杰出领袖如林连玉、沈慕羽和林晃昇的敢于斗争、不怕牺牲的高尚品格和伟大精神；必须身体力行，充分发挥华文教育者的优良传统，为华文教育在我国的发展，为我们后代子孙的长远利益，作出应有的努力和贡献。
（四）马华的地方领袖和党员——必须认清巫统霸权统治集团是对我国各族人民进行政治压迫、经济剥削的罪魁祸首；必须认清巫统霸权统治集团是消灭民族语文教育、实行强迫民族同化的主要根源；必须责成马华领袖坚决反对所有现行的消灭民族语文教育、实行强迫民族同化的法令和政策；必须联合其他党团和个人坚决反对所有现行的消灭民族语文教育、实行强迫民族同化的法令和政策；必须认清马华退出国阵、维护民族尊严，才能与华社同在，与人民同在。否则，必遭华社唾弃！必遭人民唾弃！
（五）全国的华团组织和群众——必须动员起来，团结起来，配合各族人民，为埋葬实行种族主义霸权统治的巫统集团及其帮凶而努力奋斗！为反掉所有消灭民族语文教育、实行强迫民族同化的法令和政策而努力奋斗！必须发挥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对华文教育和华教运动的现在状况和未来发展，进行紧密监督和严厉批判。口口相传，会议议决，发表言论，发布文告，集会游行等等，只要遵守《宪法》赋予公民权利的规定，什么方式都行。
总而言之，董教总回到我国华教运动的正确道路，取决于我国华人社会对霸权统治的政治觉醒以及对马华公会与其他华基执政党的厌恶和抛弃。华文教育（包括小学、中学以至大专院校）的美好前途，取决于我国各族人民所展开的“埋葬巫统霸权，伸张民主人权”政治运动时代的来临。
左派人士在运动中犯上错误，即便是严重的错误，原是无可避免的。但是，为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了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左派人士必须认真检讨本身的错误、勇于纠正本身的错误，虚心接受群众的意见，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否则，就不配称为左派，就不是真左派，而是假左派。真左派必须跟着人民走，必须跟着时代的步伐走，假左派背离人民、分裂运动，必将被人民抛弃到历史的垃圾堆中去！
谨以此文，献给出席新山“新纪元·董教总·华教运动”讲座会的同道以及全国关心华文教育前途的党团和人士。本文仅为个人见解，并不代表任何团体单位的意见；愿与同道共勉，欢迎批评指教。
陈成兴2009年9月26日发表于作者部落格(http://chenxin5588.blogsp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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