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惟诚《星洲网》专栏评论:
牵动多重利益与历史焦虑
的"政治再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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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族群政治仍然高度敏感的现实下，地方民主改革从来不是技术和枝节问题，而是一场牵动多重利益与历史焦虑的政治再谈判。❞
本文是学者兼时评人刘惟诚2026-02-07
06:06发表于《星洲日报》/《星洲网》的专栏评论。原标题：牵动多重利益与历史焦虑的政治再谈判。全文如下（文内小标题为《人民之友》编者所加）——
"市长直选可行性研究"引发强烈反弹
在有关统考、拉曼议题的争论甚嚣尘上之际，掌管联邦直辖区的首相署部长杨巧双突然宣布政府已委托国际伊斯兰大学（IIUM）展开吉隆坡市长直选的可行性研究。尽管杨巧双一再强调，这只是政策研究而非既定改革方向，主要是帮助政策制定者理解吉隆坡是否适合推进市长直选，所以人们不需要对这项研究感到恐惧，但消息一传出，还是迅速地在政坛与舆论场内引发保守穆斯林群体与部分政治人物的强烈反弹。
在这当中，巫青团长阿克马的反应最为激烈，其直接表明巫青团必会“挫败”政府要恢复地方选举的念想，更有一些政治人物担忧黑帮可能会透过地方选举渗透市议会，不过同时也有相当多的人觉得这确实是一个好主意。这种论述差异，有舆论觉得是政治立场问题，最起码杨巧双和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是这样认为的，因为他们就反对声浪做出的第一道回应是“非行动党主导”，这说明政府也觉得争议与政治立场有关，所以他们首先需要撇清党政关系。
争议反映深层政治焦虑与权力不安
毕竟，巫青团等一众保守的马来领袖本来就对行动党人掌管直辖区部很有意见，再加上阿克马与行动党的关系极差，所以他们“逢火箭必反”，还可以顺便争得民族英雄的口碑，何乐而不为？当然，如果我们撇除阿克马元素，进一步拆解反对声音，我们其实可以察觉这当中的核心可能并非政治立场，也不会是恢复地方选举的技术枝节问题，而是对现有体系的调整而产生一系列深层的政治焦虑与权力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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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焦虑有三层。其一，是族群结构与选举结果的高度可预期性。吉隆坡是全国华裔选民比例最高的地区之一，根据最新发布的2025年大马人口普查数据，目前隆市的华裔人口高达41.6%，而土著则是47.7%，两者没有悬殊差距，马来人不存在人口优势。这种人口结构，其实也真实地反映在隆市国会议员的分布上，这里总共有11名议员，华裔就占了5位，若不是因为蔡添强在2018年被选委会以被法庭罚款两千而阻止参选，华裔议员可能会再添一名。
此外，隆市的议员里有10位是希盟领袖，这些选区绝大部分是行动党的铁票区。在这样的选区结构之下，一旦恢复市长或地方议会直选，那么选举结果几乎可以预期：穆斯林候选人，尤其是来自巫统或伊斯兰取向政党的候选人胜算将会非常有限，甚至可能仅仅会集中在蒂蒂旺沙和斯迪亚旺沙的巫统老巢之内。这正是保守穆斯林群体最直接、也最直观的担忧，就是直选机制在形式上是民主的，但在结果上，却是可以预期的将排除穆斯林政治代表。
因此，对他们而言，这不是选举，而是对“谁能代表首都、谁能象征国家权力中心”的根本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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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第二层焦虑，即是市长权力结构与马来土地安全的想象性威胁。这个不安是更深层的。根据1982年联邦直辖区（规划）法令，吉隆坡市长在土地规划与城市发展事务上，拥有远高于其他地方议会领袖的行政裁量权，既是城市土地用途与发展方向的最终决策者，更是国家金融中心的行政象征，这是国内极少同时具备实权与象征性的地方管理职务。
而且，在这样的权力架构和制度背景下，保守阵营的担忧迅速聚焦到一个象征性极强的议题：甘榜峇鲁（Kampung
Baru）。甘榜峇鲁不仅是城市核心区内少数保留的马来人聚居地，更承载着族群记忆、政治象征与土地权属的高度敏感性。在反对者的论述中，“非穆斯林市长”不再只是一个政治身分，而被想象为可能威胁马来土地权益的关键变量。这种担忧未必建立在具体政策证据上，却在情绪与政治动员层面极具杀伤力。
这意味着，直选市长，等同于“把马来人的土地命运交到别人手中”，而这正是该议题难以理性化讨论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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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第三层焦虑，就是政治委任机制与权力再分配可能随着地方民主恢复而面对失控风险。根据1989年吉隆坡市政局咨询委员会规章，市政局须设立一个由市长担任主席的咨询委员会，5席为官方代表，其余10席则为政治委任。在现行制度下，委任席由执政联盟主导分配，既是政治平衡工具，也是联邦政府维持控制的重要手段。但一旦市长通过选举产生，问题随之而来：这些政治委任权，是否将实质转移到当选市长手中？
这很关键，因为保守阵营担忧民选市长可能会把咨委会变成政治酬庸的平台，将席位分配给竞选期间支持自己的政治人物或利益团体，进而导致地方权力过度集中。当然，前首相敦拉萨在废除地方选举，以及设立吉隆坡联邦直辖区，是有特殊政治考量的，即要瓦解当时活跃于基层的在野党的地方政治势力，换而言之，隆市的直辖区地位有浓烈的政治背景，但52年过去，这种以种族和委任架设起来的首都市政局，早已变成官商利益纠缠、种族背景缠绕的官场。
隆市长直选之争是一场"政治再谈判"
因此，隆市长直选之争，真正的阻力并不来自对民主原则的否定、对选举枝节的设定，而是来自对族群代表性、土地控制权，以及政治委任机制可能失衡的综合恐惧。在族群政治仍然高度敏感的现实下，地方民主改革从来不是技术和枝节问题，而是一场牵动多重利益与历史焦虑的政治再谈判。所以，要推介市长直选确实是好事一桩，但政府也需要认真审视反对者的焦虑，并且从中研究折衷或者能够说服他们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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