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振豪《东方网》专栏评论:
马来政治的拉力跟张力
本文是自由撰稿人冯振豪2021年10月31日发表于《东方网》的专栏评论,原标题:马来政治的拉力跟张力。作者为台湾国立嘉义大学应用历史系学士,目前于台湾东吴大学政治所进修硕士。
作者虽是年轻学者,他的立论是很有个人见地的。以下是冯氏评论全文内容(以上说明和文内小标题为《人民之友》编者所加)——
回顾马来西亚历史,各个族群的民族主义有著不同的发展轨迹,例如,华人的民族主义思潮一直受到中国政情左右,印裔社群的民族主义论述则由泰米尔人主导,当中充斥种姓、阶级、地方和语言的差异,而马来民族主义也有相当独特的一面。
按宪法定义解读马来社会显然不当
在了解马来民族主义之前,必先检视“马来人”的定义。目前官方是根据联邦宪法规范马来人,包括信奉伊斯兰,常用马来语,采用马来习俗和祖籍在马来亚或新加坡。但按照联邦宪法的内容去追溯马来人是不全面的,毕竟联邦宪法是马来亚1957年独立时才产生,因此使用宪法的定义解读独立前的马来社会显然不当,尤其是忽略马来社会内部既存的分歧,例如教育、阶级、城乡、地缘等等,而这些分歧甚至内化为今天的各个马来穆斯林政党之中。
相对而言,华人社会的政治分歧相对简单,向来政治分歧是中国政局动态的延烧,而且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华社的政治态度渐渐从关注中国过渡到关切在地事务,尽管仍有人对中国抱持幻想,惟,这种幻想仅停留在仰慕层面,不会对个人的政治支持构成影响,例如,大马华裔不会根据两岸关系作为票投马华或行动党的参考(如中国因素确实成立,华裔选民就不会在2018年大选否决竞选海报贴有习近平头像的马华候选人)。
反马来亚联盟运动与巫统的诞生
马来社会的情况则不然,我们从探讨马来民族主义的拉力(向心力)说起。凡了解研究马来民族主义者都清楚,1946年反马来亚联盟(Malaya Union)运动是一项目重大变革,因为这场以反非马来人(当时主要是华人)获公民权为核心的斗争,促成马来民族主义的“大汇流”,左倾、右倾和伊斯兰主义者纷纷放下分歧,共同抵制英国的马来亚联盟计划。后续诞生的巫统更壮大这场运动的声势,也令马来民族主义的组织性更强。
马来民族主义展现的拉力源自对外来移民的恐惧与焦虑。战前,华印移民在马来亚的人口比例不断增加,非马来人(不包括欧亚裔和欧洲人)从1921年的49.4%到1937年的53.5%,导致马来亚族群比例失衡。二战结束不久,马来半岛频频发生华人为主的抗日军跟马来村民发生冲突的事件,除此之外,华人的经济地位趋于显著,华印移民的政治参与日渐抬头,从以往的廉价劳工转变为各邦行政议会的代表之一,这些发展都使马来社会的危机意识日益加深。
后来,英国殖民当局计划放宽移民归化的措施,对土地拥有权非常重视的马来人,突然被强制跟“非我族类”分享土地,以及共享一切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收获,让他们的忧虑顿时转换成愤怒,遂而促成1946年的反马来亚联盟运动。
进言之,对于他者的恐惧是促成马来民族主义者短暂放下分歧、团结一致的燃点,在很多国家都有相同的情形,惟,大部分的案例是从排斥特定群体期间产生政治自主的意识,以印尼为例,苏卡诺的“共和国”集团跟荷兰对峙期间,于1945年提出建国五原则(Pancsila),撤除族群、宗教和地方的藩篱,逐步型塑“印尼民族”(bangsa Indonesia)以拉拢各个族群参与驱赶荷兰殖民者的战争。此种情形并没有在1946年的反马来亚联盟运动后发生,即便是巫统也是到1950年代才产生建立国家的观念。
马来社会1946年拉力5年后分离
马来社会未能在排斥华印移民中生出更高层次的共识,未能发展出更进一步的政治论述和诉求,以致1946年的热情在不到五年时间内分崩离析。首先是马来亚国民党离开巫统,坚持左翼和“与印尼合并”的抗争路线。1951年巫统宗教司理事会退党,另外组织伊斯兰党跟巫统对抗,接著是翁嘉化将巫统改造成多元政党的想法不受党内欢迎,随即建立新的马来亚独立党,在英国人的协助下尝试取代巫统在马来社会的地位。
顶替翁嘉化的东姑转带领巫统跟马华、国大党等“外来者”的政党结为联盟党,于各次选举应付各路马来穆斯林政党的挑战。由此可见,马来民族主义的凝聚力相当短暂和脆弱,尤其从巫统分裂出来的若干政党足以支持这项推论。
伊斯兰教也是促成马来政治的拉力
另一个促成马来政治团结的拉力是伊斯兰教。一种说法认为,由于英国殖民者在19世纪末蚕食马来统治者的实权,马来王室只在宗教和民俗事务保留自主权,马来社会从上而下对仅有的这项权力赋予高度重视,因此,伊斯兰教反为马来人身份认同的基础。
事到如今,不管马来穆斯林政党之间的厮杀再怎么激烈,一旦触及伊斯兰的议题促成他们短暂的团结,例如,在巴勒斯坦课题上,虽然强度有别,巫统、伊党,土团党、公正党、诚信党和斗士党皆异口同声地谴责以色列。
"马来民族主义",基本上分为3类
当然,我国马来民族主义不如印尼般具备高度凝聚力和包容力,主因乃在于英殖民时代累积下来的社会分歧。基本上马来民族主义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王室贵族组成为主的上流菁英,他们的生活圈在半岛各大城市,长期接受西式教育,该群体在马来社会中享有最优待遇,是英属马来亚公务员体系的主力军,因而在政治态度上相对亲英,且较容易跟同样教育背景的华印菁英沟通,但却排斥不同源流的非马来人,他们也是后来主导巫统及右倾路线的民族主义者。
第二类是以马来语源流和技职教育为主、多出生内陆乡区的农家子弟,因为马来语教材大部分来自印尼,他们从了解印尼中得到政治启蒙,遂而产生相对左倾(希望建构跨越种族、宗教和地缘的政治认同“马来民族”(kebangsaan Melayu))、挑战英殖民权威,以及跟印尼合并为“大马来国”的意识形态。
第三股势力则是由宗教力量所支配,这股力量是以宗教师和伊斯兰学者为核心,其思路受到19世纪初中东伊斯兰思潮影响,在东海岸和北马的马来村落相当活跃, 他们企图在马来亚建立伊斯兰国,同时视英国人和华印移民为不共戴天的“异教徒”(kafir)。
马来政治张力早已内化为路线歧异
持平而论,这三股民族主义的组成和发展都叙说著马来政治的基本面貌,教育、阶级、城乡、地方的张力早已内化为民族主义之路线歧异。
不过,拉力和张力之间却保持着暧昧的链接,例如,左倾和右倾的马来民族主义者,相比于伊斯兰民族主义者较能接纳非马来人以及新事物、新观念;伊斯兰民族主义和左倾民族主义活跃于在东海岸的马来村落;对“马来人”的定义,右倾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民族主义坚守族群、宗教的基础,左倾路线则倾向后天建构的政治认同。
拉力、张力的相互交汇也是导致今时今日马来政治时分时合的现象,造成马来穆斯林政党仅可维持短暂整合、未能形成长久大团结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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