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锡通对华教民权课题的叮嘱
是他留给华社的宝贵政治遗产
——悼念锡通同道所遭遇事物与思考
作者:严居汉
10月12日傍晚收到刘锡通律师逝世的消息,心情也随之沉重了许久……当下,我脑海里浮现出我和几个人民之友工委一起,与刘锡通同道恳切交流的片段。他的神态、幽默久久不能抹去。在与工委们讨论后,在疫情仍然严峻之下,决定由我们(我和陈成兴@陈辛)作为代表,于10月15日(星期五)早上9点正从柔佛新山开车前往吉隆坡富贵生命馆 (NIRVANA 2),祭拜锡通同道表示对他的敬意,并慰问其家属。这趟悼念锡通之行后,一股压抑不住的冲动,驱使我提笔记录下前去祭拜锡通同道所遇事物与我的思考。
刘锡通同道留下了什么宝贵政治遗产?
首先,锡通同道的逝世,让我想起了卡巴星逝世的时候,他大半辈子奉献给民主行动党,但是在整个丧礼只是在宣传诸如“缅怀一代‘政治巨人’”、“他是‘日落洞之虎’”、“我们将会继续他的精神和斗争”等等不提具体内容的口号。至于卡巴星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坚持什么东西,以至我们后人值得永久缅怀他的具体内容统统悬空。卡巴星一生都在与马来种族主义霸权统治进行对抗与斗争,甚至誓言“若要把马来西亚变成伊斯兰国,先跨过我的尸体”,他誓死捍卫马来西亚是一个世俗国的坚定立场就是他留下的宝贵政治遗产。这是需要加以宣传才能彰显卡巴星作为反对种族主义和反对种族歧视的英雄人物的伟大形象和实际意义。
同样的,锡通同道逝世了,他这一生奉献予许多华团组织,特别是董总与林连玉基金会,尽管他并非“领导群伦”或“临军对阵”的华教领袖,实际上他在这些队伍里面发挥了不可磨灭的引领作用。但是,在这些团体的悼文里面,我只是看到一种形式化的表达,即对刘锡通逝世表示惋惜,至于刘锡通的什么斗争精神,有哪些东西值得我们后人敬仰的,也都悬空,这确实让人感到相当失望。他敢怒敢言,为真理正义说真话,即使冲撞华教华团里沽名钓誉的“领袖人物”也在所不惜。他经常提起,华文教育和华团组织都是我国华裔维护母语教育和华族文化的产物,无论华教或华团的领袖人物都只是受广大华裔群众的委托出来管理而已。凡是关乎母语教育和民族权益的事,不能由几个“领袖人物”和“知识精英”说了算,都必须回到广大群众里去讨论和决定。根据广大人民的意愿,依靠广大人民的力量,扛起维护民族权益旗帜奋勇前进是刘锡通坚定不移的斗争立场和斗争精神。
他们两位都是在马来西亚民主改革运动奋斗一生的重要领袖,难道他们俩的昔日同道们都没有人愿意或敢于提出这两位领袖到底有什么具体内容的政治遗产值得后人敬仰吗?这确实让人匪夷所思。因此,我个人认为,它更值得我们多加思考的。
我想其中主要的原因在于我们的国家正弥漫着一股“只要改朝换代,人民就被拯救就会幸福”的政治歪风。这种迷惑人的政治宣传,是想要我们毫无保留接受那些旨在攀登权贵地位的“政治领袖”或“华团领袖”的领导和指示。但是,广大人民绝对不会被这样的政治宣传所蒙蔽,他们看得很清楚,那些“政治领袖”或“华团领袖”变得越来越猖狂与毫无廉耻,只要能让他们获得个人官位和荣华富贵,他们就不择手段,把广大人民的利益踏在他们的脚底下。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下,华教运动又面临着什么挑战呢?
我们多位工委是在2008年新纪元学院风波开始接触锡通同道的,转眼间,13年过去了。我非常庆幸能够与其他工委们在他宝贵的那10多年的时光接触他、认识他、并且敬重他。我觉得除了他早年为华教运动做出的重要贡献以外,晚年的他对华教运动的洞察和提出的警示,是他留给华社宝贵的政治遗产。下面是我们与锡通同道曾对当下华教运动问题的一些思考。
(1)叶新田破坏了华教运动已成为历史事实
叶新田在掌控董总时期以及后来他分裂华教队伍的结果导致了华教运动今天处于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局面。在叶氏领导之前,华教队伍聚集四面八方有志之士,成功抵抗马来霸权统治集团一次又一次的压迫,华文教育也因此发展得越来越好。由于叶氏为了实现个人野心采取朋党路线,把所有“异己分子”赶尽杀绝,导致一大群华教生力军被迫离开董教总,目前散居到其他团体或独中。董教总半个世纪累计起来的集体力量,给叶氏打散了甚至濒临瓦解的阶段。当年的生力军虽然目前都在自己所属的各个领域发挥所长,但是,他们毕竟只是分散的个人力量。如今,没有了坚强的核心领导,想要汇集这群生力军继续对抗马来霸权统治自然也就变得越来越困难。
(2)目前华教队伍混进了立场可疑的野心家
叶氏虽然已经被华社给拉下台,但是10多年的耗竭确实十分累人。叶氏留下的空缺,虽然已经由陈大锦替代,看似风平浪静或雨过天晴的董总,其实华教队伍乃至华教运动埋伏着更大的挑战。我们常说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相互联系、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的。诚如黄金祥在哀悼刘锡通的悼文里面说的:“近日来,华社舆论充斥一股反中、反中华民族精神的歪风,很多所谓的学者、律师、博士等,仗着巧言诡辩之能,大放厥词,荼毒年轻一代的民族与文化认知。”确实需要广大人民警惕的。而我们更加相信,外部矛盾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条件(外因),内部矛盾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根据(内因),因此,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有鉴于此,关键是华教内部队伍必将决定华教运动的发展方向。锡通同道不久前发表《后门政府与后门华团》之言,必须视为他继“新纪元学院风波”之后,向华社再次敲响的警钟。我个人认为,被一些人誉为“富有强大潜能”的某个“华社领袖”正在积极推动“华教新路向”以及“新论述”的动机和目的是令人可疑的。用刘锡通的话:“什么是新的,什么是旧的?为什么非要否定所谓旧的东西,而去建立一个全新的所谓新的东西呢?” 锡通同道意有所指,华教运动的目标是争取母语母文教育的平等地位,既然目标还未达成,为何要抛弃旧目标,建立一个全新的呢?这就有些蹊跷了。
(3)华教运动依然是反对马来霸权统治的堡垒
我们看看从2018年509全国大选到现在短短四年的时间,广大人民是否真的因为换了三次政府而越来越幸福了?马来西亚的种族主义政权垮台了吗?我国实现了所谓的“政治转型”了吗?如果答案都是否定的话,那么华文教育乃至华教运动依旧是作为反对民族压迫、争取民族平等政治斗争的重要堡垒。当下,华教运动中出现的一股逆流,表面上鼓吹所谓“新论述”,实际上却是重新包装“放弃斗争,着重协商”的路线(用锡通同道的话来说,就是推行“比绥靖还要绥靖”的路线)。我们千万不能跌入另外一种屈服于马来霸权统治,委曲求全的往他们所谓的基于“政治转型”的到来,所以需要寻找“华教新路向”或“新论述”的错误方向。否则,最终就如政客所愿,让一些有野心的像叶新田、邹寿汉一样的人,以“华团领袖”的身份为自己捞取商业财富而讨好马来霸权统治集团,把华教先贤们留下的宝贵政治遗产逐渐清除掉。我个人认为,这或许只是“新路向”小组的行为。我们担忧的是华教运动虽然排除了叶新田一伙的干扰,董总领导核心却没有对“叶新田路线”进行肃清。肃清“叶新田路线”或者说是防止像叶新田、邹寿汉一样的人招摇撞骗,才是董总当前的迫切任务。
我斗胆提出以上见解和反思,并愿意与所有为争取真正民主人权而奋斗的人士交流与共勉!
严居汉
2021年10月24日
以下是10月15日拍摄的两张照片——
下图:严居汉与陈成兴@陈辛在锡通灵前献花祭拜之后,一同瞻仰锡通遗容之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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