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大学等待平反
创办人陈六使公民权何时恢复?
作者/来源：林友顺、王建安 / <亚洲周刊>
陈六使与南洋大学牌坊：可歌可泣的南洋华教史——陈六使在新加坡创办南洋大学对东南亚华人社会作出巨大贡献，却被李光耀当作眼中钉，而褫夺了他的公民权，并关闭了南大。
本文是<亚洲周刊>2020年48期（2020/11/30-12/6）的封面专题文章。原标题：南洋大学等待平反创办人陈六使公民权何时恢复？以下是全文内容和原文插图（插图的部分文字和文内小标题为<人民之友>编者所加）——
南洋大学曾是东南亚华文教育最高殿堂——图中所示很有华族风格特色的建筑，南洋大学曾辟为图书馆和阅览室，李光耀政府关闭南大之后，很快将它改为华裔馆。（图:《海峡时报》）
南洋理工大学内之陈六使径——有些南大人和民众质问：如此这般纪念陈六使，究竟是对陈六使创办南大的褒奖，抑或是对陈六使“不识抬爱”的嘲弄？
南洋大学仅存在了24年、培养了12,000名毕业生，实体校园虽已不存，但其为华文教育奋斗不懈的精神却永存，无形的校园一直深烙在校友与华社心中。许多现已年华老去的校友，当年都曾参与和新加坡李光耀政府关于南大的博弈，甚至因组织或参与学运而被逮捕或驱逐出境，可歌可泣。遍布全球的南大校友在各领域发光发热，有的多年来争取复校，有的则认为南洋大学已完成光荣的使命。
1953年，当时新加坡福建会馆主席陈六使倡议创办一所以华文为主的大学，并率先捐出500万新元，消息一出，东南亚各地华人社会纷纷响应。福建会馆同时慷慨地将位于新加坡西部的一块200公顷土地捐出来做校址。
在华文媒体的宣传与持续报道下，新马各界泉涌而来的捐献，涓滴成河海，尤其是新加坡本地，除了商家，无数市井小民、三轮车夫、舞女、小贩、洗衣妇，都为了一所完全属于民间的华文大学，默默献出自己的劳力和血汗，换成微不足道的捐款。
陈六使本身受教育不多，甚至被一些人视为大老粗，与政权主流的英文派作风格格不入，但他对创办南洋大学这件事，却是始终如一的义无反顾，要为南洋学子提供在家乡就学的便利，将之视为一番义举来办，却在后来与英殖民者和李光耀的矛盾中被政治化，以致遭李光耀视为眼中钉，在独立之前就以“曾经积极与反国家共党分子合作”、对“南大在治安上成为马来亚之严重问题应负其责”为由，褫夺他的公民权，直到他1972年去世为止，未予以平反。
直到2019年，第四代政治领袖才将翻新后的南洋理工大学校园“云南园”内的标志建筑、前南大行政大楼前的一条路，重新命名为“陈六使径”（Tan Lark Sye Walk）。然而官方对此举完全不谈陈六使名誉是否恢复的问题，还有一些人议论的是，以陈六使对南大与华社的贡献之巨与气魄之大，路名却仅仅是一个微不足道的“Walk」，既不匹配也显得小器。
南大24年培养了12,000毕业生
南洋大学在1956年正式开课，到1980年举行第21届毕业典礼为止，共培养毕业生约12,000人，校友包括新加坡执政党政治人物蔡崇语、何家良、庄日坤、柯新治、陈原生、流亡政治人物谢太宝、何元泰、邓亮洪、反对派政治人物刘程强、艺术家陈瑞献、著名作家尤今、资深媒体人林任君、杜南发、潘正镭、澳洲历史学者杨进发、大马前内阁部长刘贤镇、企业家与社团领袖林源德、颜清文、历史学者李业霖、资深媒体人谢诗坚、评论人李万千、香港学者郑赤琰、财经专家曾渊沧、印尼出生的学者廖建裕等，都是南大校友。南大毕业生不像以英文为主流的新加坡大学毕业生，容易进入公务员体系或与官方相关的大企业，很多人在私人企业界闯荡或出洋深造，不少人成就斐然。
这24年间的南大学生，最年轻的都已进入退休阶段，最年长已经80多，或早已离世，对南大的关爱，很多人已经透露出犹如一场“梦”般的心情，不堪回首。特别是当关闭南大的主角李光耀去世之后，南大人对他的恩恩怨怨彷彿也平息不少。相较于过去几个关键阶段的情绪沸腾，例如当年关于南大前途的各种报告和建议的推出，到正式宣告与新加坡大学合併，以及后来有关迁册、复名（让后来的南洋理工大学恢复南洋大学名称），每一个阶段都刺痛人心。如今的平静，也似乎说明新加坡这个岛国，并不甚在意一段曾经辉煌的历史所经历的细节与真相。
新加坡70岁以下的人早已对南大开幕时的盛况不复记忆。据文史学者周维介的研究，南大兴建计划前数年捐款的个人与机构行号，“不会少于10万8万”，1958年3月30日落成典礼当天，更是“10万嘉宾共庆落成”的盛况。前往校园的一条裕廊路塞车长达16公里，出席主宾总督顾德爵士都为此迟到两个多小时，首席部长林有福困在车龙中数小时后决定打道回府，放弃观礼，市长王永元则是迟到了3小时，拥堵情况一直持续到午夜过后。除了政界，工商界、教育界、外交界、媒体界几乎齐齐汇聚，媒体连日大篇幅报道。
然而，居然短短两代人就对此一国家历史盛况不复记忆，甚至不愿提起，无疑不可思议。其中一个原因，正是李光耀在世前后的执政者都不愿去面对它，在野党领袖也不敢、不便或不屑去提起它。李光耀甚至在回忆录里试图隐晦自己在南大关闭事件中的角色，试图将倡导关闭的责任归属于南大毕业的几名内阁成员。同是南大毕业的当地作家潘正镭曾写道：“南大关闭前夕，停止招生，人气虚弱，原有宿舍让顿然变成过渡时期联合校园的学生入住，倒为云南园注入另一批新鲜人的活气，但青春雷同，神情迥异，无疑挟带著南洋大学在教育版图上逐渐消蚀，一幅残秋萧瑟叶落尽的寥落。怎任凭一人的偏执陷众志成城之城于狂澜既倒？”认定这是李光耀“一人之偏执”所致。
南大让贫穷华裔子弟有机会深造
南大是个时代的产物，也是冷战的牺牲品，从南大的创立到关闭，反映一个大时代的缩影。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奉行共产主义体制，它受到了西方奉行资本主义体制的国家的抵制与围堵，深受欧美影响、国内又面对左翼思潮挑战的东南亚国家也成为欧美围堵中国的冷战前线。为了杜绝国民深受红色中国的影响，东南亚国家禁止国民前往中国，这也意味著这之前前往中国深造之路已被切断，苦了无数大马与新加坡华裔学生。在上世纪50及60年代，马来亚仍然是个很落后的国家，虽然台湾当时为了统战对抗中国大陆欢迎东南亚前往留学，不过许多华裔子弟家境贫穷，连一张机票都买不起，以致望断大学路。为了解决马新华裔子弟深造问题、为了为华社及国家培养人才、为了提升华社的竞争力，华社领袖陈六使登高一呼，并在群情相拥之下，创办了两岸三地之外第一所华文大学，同时也为东南亚，尤其是马新两地华裔子弟开拓了一条重要的升学道路。
马中客家总商会会长谢诗坚透露，在上世纪60年代高中毕业后，因为程度不够高，也就想到外间闯荡。他当时的理想是当一名教授及研究学者，而报考大学是实现其梦想的第一步。他说，在当年，去台湾深造是其中一个途径，但飘洋过海也得一笔旅费和生活费，虽然其时台湾的大学收费相对来说是较便宜的，但对于家境欠佳的人来说，也是一个负担。他也曾想过到香港深造，但要参加入学考试，也就打消念头。此外，他也不敢想赴西方国家深造，因父亲在家乡霹雳州的小埠巴力当中医，收入有限，最后剩下的途径是进入南洋大学，不但学费低，而且生活费也不高。
谢诗坚成功进入南大历史系，因家庭拮据凑集不足所需的1,000马元，他还是勇往直前，与同学连夜坐火车直奔新加坡。回溯南大关闭40年，他对1980年新加坡政府决定关闭南大感到“震惊与愕然”，如今南大与李光耀已不在，遍布世界各地的南大校友也有不少学长“随风而逝”，活著的仍具有顽强的斗志在缅怀和追思中为南大呐喊，为南大招魂。他说，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南大校友依然不能忘记云南园之美，那“山山皆秀色，树树尽相思”的相思树整齐地排列在南大校内的公路两旁。在微风吹起树叶摇曳时，学子们都会一边散步，一边高谈阔论或一边默默沉思。那种情景，永远难以忘怀，更不会让南大人心中的“文化圣殿”变成模糊的影像。
靠自身打拼而创立本身建筑公司的南大人朱华联表示，40年是一个漫长岁的岁月，至今他都不曾忘记南大被关闭的伤痛。他感到欣慰的是，南大被关闭后，南大儿女奔向海外，尤其在美国和加拿大，勤奋上进，学术有成，为母校争光。朱华联也撰写不少文章，追述当年他南大刻苦半工读生活及被开除学籍后，如何从一个一穷二白及没有一技在身的年轻人，度过艰苦的磨练取得今天的成就。
由于当年出国深造不容易，南大因而成为马新两地华社的人才培育基地，大马早年的华校、华文报人才，许多都是南大生，这对华文报及华校的生存及日后的壮大贡献巨大。相对于教育及媒体领域，大马的南大人参政不多，当年砂劳越人联党领袖刘贤镇是少数当上部长的南大人，然而，可能是受到左翼思潮的薰陶及上世纪60年代大马思潮汹涌澎湃，不少南大人，尤其是被开除的南大人离开校园后投入工运，李万千当年就参与著名的亚沙汉工潮，曾荣盛则参与黄梨园工人大罢工。李万千追述当年的经历时豪气的说：“当年就是哪里有需要就到哪里去！”
"复办南大"和"南大复名"之争议
南大被关闭16年后，全球南大校友于1996年首次相聚在加拿大多伦多，出席“第一届全球南大校友联欢会”（随后南大人每两年相约在不同国家和城市相聚，今年原定在大马怡保举行，不过因新冠肺炎疫情而被迫展期）。第一届全球南大校友联欢会邀得国际知名作家、前南大讲师韩素音当演讲嘉宾，她在大会上建议南大校友考虑在某一个地方兴办一所“华文、技术并重，也与科学连起来的”新的南洋大学；韩素音并不主张在大马或新加坡办大学，因为这些地方太小了。她建议南大人应该把“南大2.0”设立在加拿大，因为这个国家可以自由进出，方便外国学生来这里念书。韩素音的建议引起马新华人社会和教育团体的热情响应，不过至今仍未见成果。
南洋理工大学校址为原南洋大学校园——有些对李光耀关闭南大愤愤不平的南大人和民众，对此喻为“鸠佔鹊巢”。
朱华联曾在南大网站曾建议“仿製一所模拟的云南园（可在世界任何一地），让世人重温南大旧梦”。现年79岁的朱华联虽然因被开除无法顺利在南大毕业，他对南大的情感却是既深且痛，他认为南大人在有生之年，应该集中精力，诉诸法律，替那些为了保校而牺牲的同学、师长、校长和董事长讨回公道，追究赔赏；他说：“鸠佔鹊巢，原壁归赵”他在南大站写了一篇小说《风凄凄》，描述南大人採取法律行动的描述。他坚持，“南大只有一个，复名是骗剧，鱼目混珠，我们根本不屑一顾。”
曾任《星槟日报》总编辑的谢诗坚则认为，当前国际形势已经变化，中国的开放与强大，外国生前往中国深造已不是幻梦，因此重建南大是否有必要，值得深思。他指出，南大消失后，来自马新的学生都有本身的出路，或留学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纽澳或西方国家。同时在80年代，大马开放教育政策以致众多私立大学及大学学院涌现，学生升学之路已不是一个大问题。此外，他说，除了南大既存的一代在坚持南大精神及勿忘南大外，也不可能创造回到新加坡重建南大的奇蹟。再者，建单纯的华文大学已不实际，也不许可，因为马新政府都不允许非英语的大学出现。他说：“即便身为南大人，对新加坡政府的封闭南大很不认同，也表达抗议，但事过境迁后，唯独不变的是南大人心中的文化圣殿已化成一座丰碑，对已进入年老阶段的南大人来说，也只能靠夕阳下的晚霞映照南大精神万古长青。”
在70年代南大改制后才进入南大的陈再藩（小曼）表示，南大关闭对南大校友而言，是一代人巨大的无奈与遗憾。上世纪50年代，南洋大学的筹办，正如校名所示，是战后东南亚华社跨区域的民间兴学运动的结果，甚至早于马来亚独立与马来西亚的成立及新马分家。但其“关闭”却是80年代的岛国“内政”。这致使那20几年的南洋大学校友，成为东南亚一支“失根”（文化与精神家园）但拥有独特华教烙印的“文化族群”。这批南洋大学校友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不论是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甚至世界各地，都创造了一番事业与成就。“自强不息，力求上进”是南大校园朴实的口号，却深深内化为南大校友的精神力量。
升华南大精神和要求平反陈六使
虽然南大已经被关闭40年，当年反改制的南大人至今也六、七十岁，不少南大人心中仍然怀著复办南大的烈火。然而，陈再藩认为，当年南大成立时的社会与文化条件在新加坡早已不复存在，华文教育、华人教育与国民教育的时代条件，在新加坡早已今非昔比。随著老南大校友的年华老去，复办南大的声音，多年来在大马开始转化成对华社民办大专如南方大学学院及新纪元大学学院的实质支持。南大除了出现复办的讨论，也出现复名的争议。陈再藩认为，今之南洋理工大学与早期的南洋大学，是在两个截然迥异的社会与语言背景下的教育产物。他说，大时代的南洋（东南亚）社会情境已产生变化，如新加坡中小学教育生态已生巨变，即使南洋大学永续存在，也必然有顺应新加坡社会变迁的新面貌与体质。他表示，南大人，特别是大马南大校友，更可聚焦于民办教育与民间文化。他指出，时至今日，南大校友中掌握大资源者乃大有人在，若有人登高号召，汇聚组成基金会，则可聚沙成塔，继续在南洋永续性地发挥文化与教育方面的影响力。
陈再藩毕业后于新山加入一家日本跨国石油化学公司，至60岁时方以执行董事身份退休，又兼顾问两年才全撤。自70年代，他业馀开始画政治漫画即用笔名小曼。1988年他与陈徽崇联手创作的“二十四节令鼓”不仅成为大马华社的一个品牌，同时也在世界各地开枝散叶。陈再藩表示，旧南洋大学校友是被抽离出来的一代人，南大精神经由这批人在生命奋斗中提炼成和那民族兴学的大时代与伟大人物（如陈六使、如马来亚为南大筹款的市井小民）的精神遥遥呼应的基因特质。他认为，南大精神应昇华为南洋精神，才能超越这一代南大校友的生命，超越国界，成为东南亚勤奋上进的华人精神象徵。他指出，陈六使与林连玉在新马的历史命运有很大的相似度。他说：“平不平反，历史丹青皆不犹疑！”
对很多在新加坡的南大毕业生来说，不愿提起南大的原因，也是因为长期以来的政治气压，以及逐渐接受一种比较接近官方立场的论述，即独立后的国家必须制定国民教育政策，而弹丸小国的国民教育政策中，没有私人大学教育的位置与空间，尤其是华文的私人大学。然而也有论者认为，政治敏感应该随著李光耀等当事人的逝去而终结，南大事件应该放在新加坡国家历史之中去评析其是非，梳理其真相，而不能让少数人的恩怨情感，湮灭一段宝贵的历史大事，才更能健全国家的历史，凝聚国族的共识。
至今仍对南大“念念不忘”的朱华联希望有一天，他心中美丽的「云南园」可以重现，而在大学第二年就被开除的曾荣盛比较超脱，他表示，离开南大后他关注的课题焦点不在南大，如今南大关闭已40年，南大复办是老课题，他说，南洋大学已走进历史，完成光荣的使命。然而，他强调：“南大精神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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