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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satu padu, mempertahankan reformasi demokrasi tulen, buangkan khayalan, menghalang pemulihan Mahathi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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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satu padu, mempertahankan reformasi demokrasi tulen, buangkan khayalan, menghalang pemulihan Mahathi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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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之友恭祝各界2019新年进步、万事如意!在新的一年里,联合起来,坚持真正的民主改革! 丢掉幻想,阻止马哈迪主义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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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加影州议席补选诉求 / Tuntutan-tuntutan Pilihan Raya Kecil Kajang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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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风波•宪法权利•宗教自由”论坛 / Forum "Krisis perkataan Allah • Hak berperlembagaan • Kebebasan berag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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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清祥《答问》遗稿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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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5•13学生运动” 有/没有马共领导的争论【之一】与【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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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民主改革的新阶段 / The New Phase of Democratic Reform in Malaysia / Fasa Baru Reformasi Demokratik di Malay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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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之友为庆祝15周年(2001—2016)纪念,在2016年9月上旬发表了最近5年(2011—2016)工作报告(华、巫、英3种语文),并在9月25日在新山举办一场主题为“认清斗争敌友,埋葬巫统霸权”的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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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之友16周年纪念,针对即将来临的全国大选发表专题文章,供给我国民间组织和民主人士参考,并接受我国各族人民民主改革实践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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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之友根据2017年9月24日发表的《人民之友 对我国第14届大选意见书 》的内容与精神以及半年来国内和国外的政治形势,对5月9日投票提出具体意见,供全国选民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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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之友》2019年国际劳动节发表对2007年兴权会游行示威的重要领袖乌达雅古玛(Uthayakumar)的专访(第一部分)。这次专访的主题是:兴权会的主要斗争对象乃是马来霸权统治集团。

Thursday, 30 May 2019

华教前辈刘锡通<星洲网>撰文, 嘲讽邹寿汉串通3名家长"乱吠"

华教前辈刘锡通<星洲网>撰文,
嘲讽邹寿汉串通3名家长"乱吠"

作者 / 来源:刘锡通 / <星洲日报>

图左为董总前署理主席邹寿汉,图右为华教前辈刘锡通。


原标题:吠错对象
小标题为<人民之友>编者所加


数年前,董总分裂成为A、B队,争夺董总的掌控权而展开一场史无前例的内斗,时任董总主席是叶新田,署理主席是邹寿汉。有时副手比正手发言更多,俨然兼任军师,出谋献策,大搞权谋。当内斗正酣时,邹氏绘制了数幅类属三级水平的漫画诋毁对方。一时引起许多社会人士的反感,但他却为自己的见报率上升,而自鸣得意。

最近,他突然转行,潜心研究法律,并特别对1996年教育法令情有独钟,洋洋洒洒地落笔千言,为3位独中家长辩护和撑腰。邹氏主要的论点是:“董总举办独中统考的限制是受了1996年教育法令69(1)条文约束,不对60所华文独中之外的任何学校开放”。邹氏不愧是一个奉公守法的顺民,他的心中就只有“法制”(Rule by Law),而不懂“法治”(Rule of Law)为何物?这类顺民越多,社会正义就越难伸张。人民就永远受统治者推行“种族主义”以及“征服主义”所制定的恶法所捆绑,沦为恶法下的牺牲品。

最近,律师公会看到希盟政府一而再地陷入巫伊两党频频设下的极端种族主义和宣教主义为号召的圈套,而乖离其大选前制定的竞选宣言里对人民许下的承诺,该公会特地提醒希盟政府,指出他们在第14届全国大选中曾信誓旦旦地说若当选执政,他们会废除前朝政府制订和使用的“压迫和专制的法律”。若希盟政府援用这些恶法,便是“对正义与法治原则的侮辱”。该公会同时也列举了这些恶法,包括煽动法令、SOSMA及通讯多媒体法令等。他们深信希盟政府会根据其“尊重平等、公正、自由、人权、自然正义原则”的承诺来治理这个国家。

1996年教育法令表面上展示“包容”的一面,让60所华文独中继续“存在”,可是“存在”并不等于让它顺自然发育和成长,保障它正常的“生存”。如果“存在”的实体被剥夺自然发育和成长,其实就是一个没有生机的实体,犹如博物馆里的一件历经沧桑、支离破碎的古玩被陈列在一个显眼和精美的窗橱里,让游客们欣赏罢了。

维护华教,理应向教育法令挑战

因此,不管从任何角度看,1996年教育法令对独中统考的束缚都违反自然正义的原则,同时也不符合尊重平等、公正、人权的精神。邹氏曾担任过尊孔独中董事长、董总署理主席以及一些华教团体的要职,本应为这些团体伸张正义。他若有良知,本应秉承先贤的遗志、坚定站稳立场,竭尽所能向恶法挑战,一劳永逸地从根本解决问题,而不是惺惺作态搞什么维护华教委员会等名堂来掩饰自己的懦弱和心虚。

再说,邹氏若真有心奉公守法当顺民,他就应该领导他的朋党遵守高庭先前的判决(董总有主权开放统考给任何人参加)。因为挪用普通法的国家,除了通过国会制定法律之外,也把高庭的判决视为先例,具有法律的地位。而且董总实际上已在过去两年让关中学生参加统考,当局也从未过问。这个既定事实加上高庭对董总主权的肯定,开放统考可说已有了稳定的基础。现在又何须劳动邹氏与这3位家长节外生枝,要求什么“国家审核”?其居心不就是蓄意在捅马蜂窝吗?累己又累人。我说“累己”是指3位家长须承受数十万令吉的诉讼费来打这场长命官司,即使他们胜了,也不能要求董总支付什么金钱赔偿,同时自己还须经过多次车马劳累折腾,可说是劳神又伤财。

邹寿汉却串通3位家长破坏华教

依常规看,世上哪有人像这3位家长活得那么无聊和愚蠢,无端地做这种赔本又不讨好的生意。莫非期间有一些不可告人的因素在作祟?从媒体提供的讯息,董总似乎已掌握了一些线索证实一个Chow姓的人与这3位家长有某种利益的输送。说不准他们还会面对帮诉罪的指控,受到法庭的惩罚。我说“累人”,就是指一旦不幸董总败诉了,独中统考就不能发展和成长,独中的活路生机就被堵死。而整个华教体制也就被腰斩,接着华社先贤百年来用血汗建立起来的华教基业就会动摇,以至于分崩离析,这个结局就是全拜邹氏等人及3位家长支持恶法和蓄意捅马蜂窝所致。

董总为了避免这些灾难和危机,唯有在这些官司中步步为营。首先他们不能存着妇人之心,让对方乘虚而入,那3位家长之所以能够以“有关利益者”的地位来起诉董总,就是他们的孩子被董总允许参加统考,董总暂时将孩子参加统考的资格撤销,就是一个釜底抽薪之做法。使这3位家长不能再利用“有关利益者”的地位来搅局,也避免以后再有独中家长受人以经济利益为饵而犯同样缺德的罪恶。

邹氏等人的言行令人疑惑且心寒

同时,今天还是未成年的孩子,当他们成年之后,有了独立成熟的思考能力,料他们也会不齿因受邹氏集团之唆使而坚持目前的诉讼。他们也应该会想到独中学生数以万计,这些学生和家长都能体谅董总在开拓独中统考以及建立国际地位之时,他们虽受到种种打压和阻扰,只要有人能掌握独中课程和华文程度,董总都会持着包容兼蓄欢迎他们参与统考,壮大阵容才能看到生机活力,证明统考的国际学术价值,而偏偏在这时候,只有3位家长离群出来搅局,有点血气的人会不感到以此为耻吗?

最令人心寒和费解的是,邹氏等人明知巫统与伊党和一些极端种族和宗教分子,一向来对华教都充满恶意,都是寻找事端和借口来合理化他们的排外思维和恶意。其中一项思维就是认为华教会影响马来文作为国语的地位,甚至马来人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地位。虽然以国家目前的政治结构来看,一切决策和行政权力都稳稳操控在巫裔手中。

他从乱吠之犬变为另类青蛙吗?

华教绝对不可能产生上述的影响,但是邹氏身为前任董总署理主席,为了私人利益竟然会诉诸伤天害理的手段,危言耸听炮制一个给人利用的口实,绘声绘影的编织一个毫无根据的假象来煽动,希望造成种族之间的矛盾更加严重。邹氏说“如果董总开放统考给关中,就会有超过100所的国际学校和2400所的国民中学参加统考”。邹氏这番说辞,不止是在捅马蜂窝,他简直就是埋下计时炸弹,想引起严重的种族冲突,若任由其得逞,绝非是国家各民族之福祉。

本文开始提起邹氏绘制了几幅三级水平的漫画来诋辱对手而自鸣得意,其漫画中有一幅是“水煮青蛙”。想必他心中只知有温水煮的青蛙,而不知森林中还有一种青蛙在遇到大蟒蛇张开血盘大口时,它就会顿时被威慑而六神无主,失去求生的本能。结果就心甘情愿率领团体一起跳进大蟒蛇的血口里。试想邹氏到底属于哪一类青蛙呢?#


<多维新闻>5月28日报道:土著商人要求承接20%外包工程,中资东铁项目考验馬哈蒂尔立场

<多维新闻>5月28日报道:
 土著商人要求承接20%外包工程,
中资东铁项目考验馬哈蒂尔立场

作者 / 来源:茅岳霖 / <多维新闻>


上图为<人民之友>编者所加。以下为刊载于<多维新闻>的原文插图。

原标题:

中资高铁让马哈蒂尔继续感受马来人的困境

当地时间5月28日前后,刚刚复工的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计划”已开始了外包工程的资格预审活动。该国的主要建筑工程单位为此纷纷递交投标材料,竞逐这条中资铁路40%的外包项目。

在中、马双方正遴选合适的企业,计划下一阶段的招标活动时,代表该国马来人群体的“大马土著承包商协会”突然向吉隆坡当局陈情,称当局应将20%的工程量按“配额”(又称“固打”,即英语quota)直接分配给“土著承包商”

据悉,该协会发言人一面强调马来人企业“很难与其他本地公司竞争或合作”,一面又称“土著承包商拥有东铁工程所需的高科技能力和专长”。该协会还以“开斋节将至”为由,希望吉隆坡当局将投标截止日从5月30日延长到6月20日

马哈蒂尔在探索治国理政的过程中走了弯路,其优待马来人的政策尤为突出(图源:新华社) 

不难想象,上述系列要求让此前认真参与工程竞标的其他企业有所不满。这种马来人事事讨要“配额”、“特权”的局面,也是刚刚前往日本参会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Mahathir Mohamad)最不愿意见到的。

为此,马哈蒂尔仅强调“政府将确保本地承包商参与东铁工程”,对于“土著配额”一事则以“暂未敲定”加以搪塞。

马哈蒂尔曾是给马来人特权的始作俑者

的确,马哈蒂尔曾是给马来人发放特权的始作俑者,他在以往执政期间,曾依照其著作《马来人的困境》(The Malay Dilemma),认为“马来人应该接受政府援助”。其政府因此在1971年专门设置法令,要求非马来人创办的上市企业应保留30%股权给“土著”(即马来人),该法令至今仍然有效。

此外,马来西亚还在大学学位、奖学金发放、房屋安置以及公共工程等领域都设置了不同的配额。“土著”较之华人、印度人等群体具有较大优势。到2003年前后,这一系列配额、特权制度最终演变为“马来人至上”(ketuanan Melayu)的口号,并因此引发了一系列社会激烈动荡。

伊斯兰党以及落败的巫统仍然坚持保留种族配额制度,马哈蒂尔方面暂时也按兵不动(图源:VCG) 

面对自己的政策起到了适得其反的效果,马哈蒂尔和时任总理的巴达维(Ahmad Badawi)等人终于意识到“马来人必须学会丢掉拐杖生活”。前任副总理安瓦尔(Anwar bin Ibrahim)等人也在2008年大选期间旗帜鲜明地反对“马来人至上”。

 固打制和特权解决不了"马来人的困境"

目前,马来西亚当局针对“土著”的配额虽至今未能得到纠正,但吉隆坡方面已逐渐改正了以往的政治理念。

重新夺回政权的马哈蒂尔及其阁僚已多次批评马来人“享受政府提供各种形式援助的特权”却未能脱颖而出。他在2018年9月11日的一次演讲中还强调“马来人不努力工作”,其心智虽与华人等其他族群相差无几,但其文化却“没能促使马来人群体努力工作,秉持诚信”。马哈蒂尔对马来人群体“怒其不争”的心态也由此一目了然。

不可否认,马哈蒂尔麾下的“希望联盟”(Harapan)政府仍无法马上废除推行了近四十年的种族配额制,此前在地方选举中占据局部优势的反对党团巫统、伊斯兰党等会借此大做文章。

但总的来说,宦海沉浮一生的马哈蒂尔应该已经意识到马来人的困境单靠配额和特权是无法解决的,“东海岸铁路计划”的风波更将让他在晚年对这一点有更深刻的认识。#

Wednesday, 29 May 2019

马来西亚不做西方国家垃圾场, 遣送3000吨洋垃圾回来源国

 马来西亚不做西方国家垃圾场,
遣送 3,000 吨洋垃圾回来源国

作者 / 来源:陈蹊 / <多维新闻>

马来西亚能源、科技、气候变化与环境部长杨美盈(左1)形容非法进口“洋垃圾”的马来西亚公司为“叛国者”,并勒令相关公司必须在14天内送走进口的“洋垃圾”,否则公司经营者将被控上法庭,面对最多10万令吉(马币)罚款或两年以下监禁。(图源:Getty) 


马来西亚对“洋垃圾”说“不”

据马来西亚<马来邮报>当地时间5月28日报道称,马来西亚能源、科技、气候变化与环境部长杨美盈28日在巴生港表示,装在10个集装箱的450吨有毒塑料是从英美等发达国家非法进口的,当天将被“遣送”回其“母国”。截至2019年底,装在50个集装箱约3,000吨的“洋垃圾”也将陆续被送回来源地。

图为5月28日,装满塑料废物的集装箱将被送回来源国。杨美盈强调,“所有害群之马都应被列入黑名单,未来无法继续参与运输活动。”她说,政府也将以相同模式检查其他州属的港口。(图源:Getty)

杨美盈表示,发达国家经常把不可回收垃圾伪装为可回收垃圾,非法运到不发达国家。马来西亚敦促发达国家对他们的垃圾处理方法进行重新评估,不要再把垃圾运到其他国家。她还说,马来西亚政府4月成立专案小组调查非法外国垃圾的问题,而此次是吉隆坡打击“洋垃圾”入境的第一阶段行动。

杨美盈将非法进口“洋垃圾”的马来西亚公司称为“叛国者”,表示将对其进行调查,相关进口商必须在14天内送走“洋垃圾”,否则将面临最多10万马来西亚林吉特(1马来西亚林吉特约合0.239美元)的罚款或两年以下监禁。

杨美盈说,来自中国的集装箱里面的垃圾其实来自法国,相信这是中国拒绝洋垃圾入境后,有人将集装箱从中国转运到马来西亚。“我相信,中国禁止洋垃圾进入该国,因此商家把垃圾转运来马来西亚。”图为5月28日,杨美盈率队到港口处理“洋垃圾”。(图源:Getty)

菲律宾与加拿大爆发洋垃圾争端

此外,菲律宾与加拿大近日也陷入“垃圾争端”。2013年至2014年间,一家加拿大公司向菲律宾出口了103个集装箱的垃圾,集装箱外贴有可回收塑料的标签,菲律宾已处理了34个集装箱的垃圾,目前仍有69个集装箱滞留在菲港口。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4月宣布将5月15日设为最后期限。但由于加拿大未能按期运回垃圾,菲律宾外交部已于5月16日宣布召回包括大使在内的多名菲驻加拿大外交官。菲律宾总统府日前表示,鉴于加拿大一再拖延的态度,菲方已决定自行租用船只将这批垃圾送回加拿大。加方随后承诺将在6月底前运走滞留垃圾,但遭到菲律宾拒绝,菲方坚持要自行“遣返”这批垃圾。

另据菲律宾GMA新闻网报道称,最近在东米萨米斯省发现7个货柜的澳大利亚废弃物。受委托运送这批货柜的业者,是将51个货柜韩国垃圾送到菲律宾的同一家公司。绿色和平东南亚分部菲律宾办公室人员阿吉拉尔对此发布声明表示,将澳大利亚垃圾送到菲律宾令人无法接受、应受谴责且非常糟糕,“我们拒绝被当作富国的垃圾堆”。

中国坚决将“洋垃圾”挡在国门之外

洋垃圾在中国禁令下流向东南亚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2017年宣布停止进口塑料等垃圾后,西方国家就开始为本国的垃圾寻找“下家”。欧美媒体报道称,在欧美国家看来,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印尼等国由于进口法律松散、相关管控不严,是相当有吸引力的替代地。

“绿色和平组织”(GreenPeace)的报告说,每年约有300万吨垃圾被运往东南亚。马来西亚几乎一夜之间就成了“洋垃圾”的主要输入国。“绿色和平组织”的数据显示,2016年出口到马来西亚的垃圾有16.85万吨,而2018年前6个月,这一数字就上升到了45.6万吨,主要来自英国、德国、西班牙、法国、澳大利亚和美国。

从2018年开始,东南亚国家陆续立法,禁止进口  "洋垃圾"。泰国政府宣布2021年前将禁止进口塑料垃圾。印尼驻欧洲的领馆人员4月对<德国之声>表示,印尼已经立法停止进口来自西方国家的特定塑料垃圾。英国路透社称,越南政府2019年7月宣布,停止发放新的垃圾进口许可。菲律宾总统发言人5月22日更是直接表示,该国将自掏腰包租船将加拿大的垃圾送回去。

英国<卫报>称,很多人认为,把垃圾运回来源国是让西方国家面对自己垃圾问题的唯一方法。新加坡<海峡时报>称,全球180多个国家近日在瑞士开会,对<巴塞尔公约>做出修订,通过了“事先知情同意”制度,即所有塑料垃圾出口国都必须事先获得目的地国家的许可。不过“绿色和平组织”表示,最终的解决方案不在于改善回收,而是在全球范围内大幅削减塑料生产和消费。#


Sunday, 26 May 2019

印尼大选后"舆论战"席卷雅加达, 是谁在煽动新一轮印尼反华骚乱?

印尼大选后"舆论战"席卷雅加达,
是谁在煽动新一轮印尼反华骚乱?

作者 / 来源:茅岳霖 / <多维新闻>

2019年5月22日,印尼雅加达骚乱中出现“反华”标语,示威者不满总统当选人佐科•维多多对印尼华裔社群的“偏护”。


( 上图与文内小标题为<人民之友>编者所加  )


当地时间5月24日前后,在印度尼西亚军、警部队的全力行动下,自21日该国总统大选结束以来,就持续发生的针对华人的示威、骚乱等活动已被全面平息。

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Joko Widodo)为此专门发表讲话,称军警人员“可依照法律处置骚乱人员”,还强调“印尼不留寸土给国家的害虫(perosak negara)”。

未遂的骚乱显出了明晰的政治诉求

问题也随之而来。雅加达等地的信息分析人士已指出,风波爆发之前,即有大量煽动性消息迅速传播于脸谱(Facebook)、推特(Twitter)、即时电报(Instagram)等社交媒体上,其体量和严重性远超以往。

印尼军警虽已平息反华骚乱,但挑起事端的黑手至今仍不明朗(图源:视觉中国)

印尼92%人口使用脸谱,全球2%的推特推文也来自于印尼。印尼民众基于特殊国情还热衷使用信息加密程度较高的“黑莓”手机。外界由此可发现本次风波背后应存在幕后黑手;其掀起舆论战、酝酿民意进而煽动骚乱、制造紧张的思路也很突出。这次被粉碎的未遂反华骚乱也显出了明晰的政治诉求:佐科当局如处置不当,它就会转化成一场政变。

当然,刚刚粉碎阴谋的雅加达当局目前可能不想打草惊蛇,印尼军警方面至今没有对骚乱做出定性表态。雅加达警方还在5月23日称,在被抓捕的四百多名暴徒、无业游民以及专业示威者中,安全人员已甄别出两名“伊斯兰国”恐怖分子。但对外界来说,“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在此案中扮演的恐怕仍只是幌子。

骚乱可能与败选的普拉博沃将军有关

目前,已经有很多线索将骚乱的幕后黑手指向了刚刚败选的印尼军政强人,前总统苏哈托(Mohammad Suharto)的女婿,普拉博沃(Prabowo Subianto)将军。普拉博沃以11%的选票差距输给了佐科,但这并不妨碍他败选当日就声称选举舞弊,拒绝承认结果。

在雅加达的暴乱中,很多打砸抢烧的暴徒都领到了活动经费(图源:AP)

普拉博沃曾在1998年5月的排华事件中扮演过疑似“幕后主脑”角色。其竞选阵营中也有许多退役的印尼军方人士,当普拉博沃的支持者在抗议期间高呼“Usir Cina(赶走中国人)”和“Awas Asing(小心外国人)”等反华、排外口号时,雅加达等地的华人就嗅到了更大的危险。

印尼军警、情报部门也发现了类似的动向。在5月21日到22日的围捕行动中,警方发现数百名前往雅加达多地闹事的暴徒预先领到了价值25万印尼盾(约合17美元)到50万印尼盾(约合34美元)不等的“工资”,部分前往重要场所打砸抢烧的暴徒甚至拿到了价值600万印尼盾(约合417美元)的“赏金”。

雅加达本地的每日最低工资仅为13万印尼盾(约合9美元),印尼军警如未能提前采取行动,本次风波就很可能在雅加达的贫民窟地区进一步扩大事态,乃至不可收拾。佐科此前讲话中谈及的“国家的害虫”也显得似有所指。

对印尼来说,打赢舆论战并不像军警平叛那样简单(图源:AP)

但也有分析认为,普拉博沃本为军人出身,此人长于特种作战,习惯突然袭击。譬如在1998年5月的印尼暴乱中,他曾亲自指挥特种部队(Kopassus)快速辗转于印尼各大城市,并多次在毫无预警的前提下展开袭击。

普拉博沃即便有关,终究不是核心角色

相比之下,本次由“舆论战”展开的“反华骚乱”就具备了较为明显的铺垫,这或许意味着普拉博沃即便与本次风波有关,但他可能终究不是其中最为老谋深算的核心角色。

事实上,印尼等国的分析人士也发现了此番“舆论战”的信息攻势和2011年时的“阿拉伯之春”具备相似的操作方式。

在骚乱进程展开时,所有的反政府宣传和集会号召也都是通过推特、脸谱和即时电报等工具进行的。发帖者借几张“浅色皮肤的蒙面警察”照片,就宣传“中国已派安全部队伪装成外国工人前往印尼”,“中国警察打死示威者”。当舆论战的具体攻击目标已经从印尼内政转向中国时,这一风波也逐渐从印尼国内问题上升到周边国际问题。

因此,当佐科粉碎本次骚乱时,这并不意味着印尼境内的问题已经结束了。相反,一场针对印尼,也同样针对中国的“新型战争”可能才刚刚开始。#

Saturday, 25 May 2019

31民间组织联合声明: 尊重原住民习俗地权, 即刻提控霹雳州政府 / Joint Statement by 31 NGOs: Respect Orang Asli Customary Land Rights, Sue the Perak State Government Now!

31民间组织联合声明:
尊重原住民习俗地权,
即刻提控霹雳州政府

2019年5月24日

(图片来源:《当今大马》

我们,以下联署的公民社会组织,谴责霹雳州政府拆除宜力甘榜古聂(Kampung Cunex)原住民架设的反伐木路障及允许伐木公司侵入原住民习俗地。

5月13日,霹雳州政府指非政府组织阻碍该州的发展,因为霹雳州亟需伐木带来的收入。但受影响最大的原住民,往往没参与伐木和发展活动的决策过程,包括此次甘榜古聂的原住民。

许多在霹雳州原住民祖传地(包括半岛其它州属)进行的发展计划,并没有获得原住民的知情同意权,他们也没获得公平的赔偿,这显示霹雳州政府并不承认原住民的基本人权。

马来西亚政府于2007年的联合国大会上支持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在国际上承诺保障与尊重原住民的权利,包括宣言中阐明的“自由、事先与知情同意(Free, Prior, Informed Consent)”的原则。

希盟政府也在第十四届大选宣言中再次承诺保障原住民的基本人权,2019年4月22日的布特拉再也原住民大会上也通过136个议决,提出一个捍卫原住民人权的全面架构。

2019年1月,总检察长汤米.汤姆斯前所未有地起诉吉兰丹州政府,限制伊斯兰党领导的州政府为了商业利益破坏原住民的土地。他强调,内阁致力于保护原住民的土地权和福利。

因此,我们促请联邦政府保持政策的一贯性,不应对侵犯吉兰丹州和霹雳州原住民祖传地的做法采取双重标准。总检察长必须即刻起诉霹雳州政府,将人民利益置于利益之上。

我们也要求所有州政府冻结所有现有的伐木执照,在批准任何可影响他们祖传地的发展计划前,邀请原住民参与 “自由、事先与知情同意”的评估。

最后,我们吁请政府全面落实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落实保护和尊重原住民权利的责任,保存原住民家园的生物多元性和自然环境。



Joint Statement by 31 NGOs:
Respect Orang Asli Customary Land Rights,
Sue the Perak State Government Now!

24 May 2019

We, the undersigned civil society organisations, condemn the act of Perak State Government for taking down the anti-logging blockade set up by the Orang Asli of Kampung Cunex, Gerik, Perak and encroached into their native customary lands.

On the 13th May, the Perak state government gave a statement that they are facing obstacles from NGO with regards to state development which requires logging to channel income for the state, brushing over the fact that many of these logging and development activities were decided without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communities that were affected, in this case, the Orang Asli of Kampung Cunex, Gerik, Perak.

Many developments in the ancestral territories of the Orang Asli in Perak (and also other states across Peninsular) were carried out without the free, prior, informed consent (FPIC) of the communities and often, they were not compensated fairly – an indicator showing the Perak State Government not recognizing the human rights of the Orang Asli.

These principles are enshrined in the United Nations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UNDRIP) which Malaysia has agreed to at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in 2007, expressing her commitment to protect and respect the rights of the indigenous peoples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Pakatan Harapan government has reaffirmed its commitment on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the Orang Asli in the GE14 Manifesto and an overarching framework for the 136 resolutions that were enlisted during the Orang Asli Convention in Putrajaya on 22 April 2019.

In January 2019, the Attorney General Tommy Thomas has also taken an unprecedented move to sue the Kelantan government to restrain the PAS-led state government for destroying indigenous people’s lands for commercial profits. He emphasised that the cabinet was resolved to protect the indigenous people’s land rights and their welfare.

Hence, we urge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o be consistent in policy decision and should not practice double standard in the encroachment of indigenous people’s native lands in Kelantan and Perak. The AG must sue the Perak state government immediately, putting the human rights of people over profits.

We also demand all state government to freeze current logging license and conduct FPIC assessment with the indigenous people prior to any activities and actions that will affect their rights to their native customary lands.

Ultimately, we seek the full implement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UNDRIP) by the government to fulfil their fiduciary duty of respecting and protecting the rights of the Orang Asli in tandem with protecting and preserving the rich biodiversity inhabiting in these natural environments which many of the Orang Asli call home.

发起单位:赵明福民主基金会
Initiated by Teoh Beng Hock Trust for Democracy

联署单位
Endorsed by:

1. Agora Society 群议社

2. Baramkini 当今巴南

3. Community Development Centre (CDC)

4. Gabungan Pembebasan Akademik (GPA)

5. G25

6. Happy Learning Books 学乐书苑

7. Jaringan Rakyat Tertindas (JERIT)

8. Jaringan Orang Asal Malaysia (JOAS)

9. Jawatankuasa Bertindak Kuala Lumpur Tak Nak Insinerator

10. Johor Yellow Flame (JYF) 柔南黄色小组

11. LLG Foundation Perak Liaison Committee 林連玉基金霹靂聯委會

12. Malaysian CARE

13.Malaysia Muda

14. MADPET(Malaysians Against Death Penalty and Torture)

15. Melaka Chinese Assembly Hall Youth Section 马六甲华堂青

16. North South Initiatives

17. NTFP-EP Malaysia

18. Oriental Hearts and Minds Study Institute(OHMSI)

19. Parti Sosialis Malaysia 社会主义党

20. Perak Civic Forum 霹雳公民论坛

21. Persatuan Komuniti Prihatin KL & Selangor 雪隆社区关怀协会

22. Persatuan Sahabat Wanita Selangor

23. Persatuan Kesedaran Komuniti Selangor (EMPOWER)

24. Pertubuhan Pelindungan Khazanah Alam Malaysia (PEKA Malaysia)

25.Sahabat Rakyat 人民之友 மக்கள் தோழர்கள்

26. Sunflower Electoral Education Movement (SEED) 向日葵选举教育运动

27. Suara Rakyat Malaysia (SUARAM) 人民之声

28. Teoh Beng Hock Trust for Democracy 赵明福民主基金会

29. Treat Every Environment Special

30. University of Malaya Association of New Youth 马大新青年

31. Youth section Kuala Lumpur and Selangor Chinese Assembly Hall 隆雪华堂青年团





监听整个地球情报机构: 美国国家安全局 (NSA)

监听整个地球情报机构:
美国国家安全局 (NSA)

作者 / 来源:  克劳德•德莱斯 /  经济导刊

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它低调、隐秘,却手眼通天


原标题:世界超隐秘情报机构
——美国国家安全局


虽然名义上美国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NSA)是国防部下属的一个部门,但实际上则是一个直属于总统,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供情报的组织,在美国政府每天收到的秘密情报中,几乎近90%都是由NSA提供的,因此该局也有世界上最大的情报机构之称。与中情局相比,它的雇员更多,预算更高,而斩获的情报也更多,可以说是美国保密等级最高的超级情报机构,也是美国所有情报部门的中枢。为了达到侦听世界的目的,NSA不惜成本地将自己打造成世界上雇佣国别专家、人工智能专家、计算机工程师和数学家最多的情报单位。 

江湖上一直流传着情报界“四大门派”——克格勃(KGB),中情局(CIA),军情六局(MI6)和摩萨德(以色列情报及特别行动局)的传说。多少经典的荧幕故事都脱胎于“四大门派”之间的“恩怨情仇”,主角们传奇的经历成为大众茶余饭后的谈资。

不过,还有一位山外之人,它低调、隐秘,却手眼通天。

它是美国所有情报部门中枢

在美国巴尔的摩和华盛顿之间,马里兰州一片森林的中心地带,一座“情报之城”藏身于米德堡的西边,它占地数百公顷,林立着数十座建筑物,这里隐居着本文的主角——美国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NSA)。

1952年11月4日,美国总统杜鲁门裁撤了武装部队安全局,组建了国家安全局。新成立的NSA属机密单位,在暗战前沿,密码技术超前,大权在握,享有超乎其他情报机构的地位。但它行事却异常低调,情报界人士戏称NSA为“查无此局” (No Such Agency)。

NSA是“一套班子,三块牌子”。虽然名义上它是国防部下属的一个部门,但实际上则是一个直属于总统,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供情报的组织,在美国政府每天收到的秘密情报中,几乎近90%都是由NSA提供的,因此该局也有世界上最大的情报机构之称。

不同于中央情报局名声在外,NSA在整个冷战时期都不为公众所知,但其实它的雇员更多,预算更高,而斩获的情报也更多,可以说是美国保密等级最高的超级情报机构,也是美国所有情报部门的中枢。

NSA结构图

情报系统的数据向来不为人知,自称“无可奉告局”的NSA更是如此。关于该局的预算规模,外界仅能凭几点信息推算个大概。

2016年,NSA总监詹姆斯•克拉珀以国家情报计划的名义,提交了539亿美元的预算申请,而国防部以军事情报计划为由又为其申报了179亿美元的预算(也就是说NSA一家的预算就是全美34家情报机构的3倍之多)。

估算NSA实际雇员人数也并非易事。据2013年美国预算草案透漏出的数据得知,NSA拥有雇员约有2.1万人。仅就在编人数而言,NSA相当于美国其他15家情报机构人员的总和。

监听,一直是NSA的老本行。为了达到侦听世界的目的,NSA不惜成本地将自己打造成世界上雇佣国别专家、人工智能专家、计算机工程师和数学家最多的情报单位。

在“9·11事件”之后,美国国会通过了《爱国者法案》,这个法案打着反恐的大旗,将监听范围大大扩展。虽然在“斯诺登事件”后,参议院在2015年通过了《美国自由法案》,但美国政府仅仅是对美国境内的信息收集进行了约束,对NSA在国外开展的监视行动继续放任无视。这也让NSA的权力大到几乎可以摆脱任何规章的约束。

监听整个地球秘密被揭开了

NSA的秘密一直被精心守护着,小心翼翼地躲避着公众的好奇心,但这个秘密被爱德华•斯诺登“粗暴地”揭开了。

据斯诺登提供的资料,NSA是一个全球监视系统的主导者,且是数据挖掘方面最领先的组织之一。该局拦截了大量的电话数据和电子邮件,监视了“数千万美国人”。

为达成该目的,它向AT&T、威瑞森、贝尔南方(Bell South) 等美国大型电话运营商寻求合作,向这些公司施压,要求它们最大限度地转发途经美国的通信数据。

监听器下无盟友,监控器前都平等,最亲密的盟友也没能躲过绰号“大耳朵” (big ears) 的“梯队系统”。数十个国家受到大规模监控,法国、巴西、印度、德国等盟国也未能躲过美国的“隔墙有耳”。比如,美国始终监视着英国这个“最亲密”盟友的通信——美国驻伦敦大使馆一直在收集着伦敦白厅街的数据,而白厅街是英国众多军政部门的所在地。

美国“监控门”事件引发“海啸”,华盛顿民众走向美国国会,对NSA的监控行为表示抗议

2013年10月,欧洲乃至国际舞台的紧张氛围因一份2006年备忘录的曝光而升级。该备忘录明确提到,NSA的情报部要求白宫、国务院、五角大楼等政府机构挖掘各自的通讯录,向其提供外国政要的电话号码。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巴西总统迪尔玛·罗塞夫、墨西哥总统培尼亚•涅托等35位政要受到了来自NSA的系统性监听。默克尔总理对自己私人电话被窃听十余年一事深感震怒,《南德意志报》一篇文章的标题——《好友冰凉的心》很能说明德国人心里的不是滋味。

默克尔是手机控,攻击德国总理的手机就像攻击德国政治心脏。

根据斯诺登泄露的信息,中国通信系统也受到美国的监视。NSA曾渗透到中国大型科技公司的总部计算机系统,并窃听其公司高层信息。2013年6月,中国大唐和中兴等公司发现,NSA入侵他们的互联网路由器并访问了数千台电脑。不久之后,中国移动(7.35亿用户)、中国联通(2.58亿用户)和中国电信(1.72亿用户)获悉,NSA监听了他们的电话通信并窃取了短信数据。

一直以来,中国常常被美国指责开展网络间谍活动,而美国则公开宣称不搜集经济情报,俨然一副受害者形象,而斯诺登事件及其后续一连串的曝光,使山姆大叔在国际社会上的信誉瞬间崩塌。

美国在监视整个世界,敌友均不例外。

利用一切手段监控所有目标

爱德华•斯诺登入侵了世界上最大的间谍系统,并在两位严谨的职业记者协助下,将窃取的信息公之于世,使得世人终于认识到了这个行动不受限制、透明度几乎为零的监控系统。

全世界人民一片惊愕,他们没想到美国的监视规模竟是如此庞大,更没想到自己也是目标之一。战场已经蔓延到网络空间,NSA处于暗战的最前沿,“斯诺登事件”并未使其存在的必要性受到质疑。NSA在国际通信传输基础设施上安装监听设备,将经由网络传输的信息引向自己的存储站点,收集互联网公司和电话运营商提供的用户信息。人们发现监视项目无处不在, 它们吞噬着海量的数据和元数据,然后加以存储、揉碎分析。

德国《明镜》周刊网站的短片显示,美国在全球约80个地点设有特殊情报搜集部,香港、北京、上海、成都与台北也在其中。

“大规模”和“无针对性”数据收集,也称为“钓鱼式”数据采集,是指大量采集数据, 然后手动或自动搜索和检查可能相关或有用的信息。NSA主要采取两种技术操作:一是监控基础设施(上游监听系统);二是直接从运营商的服务器上收集数据(“棱镜”监听系统)。

与上游监控系统相比,“棱镜”计划更像是巨大的下游数据收集系统。它通过与联邦调查局合作,进行实时监控和采集网络电话(IP)语音信息。“棱镜”监听计划直接从9家美国科技公司的服务器上收集数据。这些公司或是自愿或是被迫,包括微软、雅虎、谷歌、脸书、网络聊天服务软件PalTalk、视频网络YouTube、通信软件Skype、美国在线和苹果公司。

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是目标,所有的手段都可以利用,包括在最不起眼的产品上动手脚,如魔兽世界或Xbox Live等网络游戏。NSA可以访问联系人列表、通话记录、短信流、短信草稿,以及IOS、安卓、蓝莓等移动平台的定位数据,只有你没想到的,没有他们监控不到的。

除大规模监视方法外,国家安全局还采取黑客手段,开展“计算机网络刺探”,侵入并在运营商的计算机系统中植入恶意软件,从而提取大量数据。

在这点上,比利时电信事件堪称教学案例。NSA和英国情报部门联手,以监视欧洲乃至全球时局为目标在比利时电信(Belgacom)的系统中植入恶意软件。2013年6月,这个恶意软件被识别出来,但此前,比利时电信公司对用户系统被入侵一事毫不知情,要知道,这家比利时最大电信运营商的用户包括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欧洲理事会等重要机构。

2014年秋,恶意软件已经感染了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墨西哥、爱尔兰和伊朗的企业、行政部门和研究机构。根据斯诺登泄露的文件,美英情报部门使用了一种极其复杂的恶意软件——“雷金”(Regin),“雷金”伪装成微软软件,对受感染的系统实施高级网络攻击并窃取数据。

霸权而偏执的NSA除了监听手机外,当然也不能放过社交网络。它每天兢兢业业地在全球范围内拦截近50亿个社交网络上的地理位置数据。要知道,全球约有69亿移动手机用户,约30亿人连接互联网。NSA的机器人、存储器和分析软件面对如此庞杂的连接与通信,需要处理的字节数量简直无法估量。


每天进行这么多的信号情报收集、数据挖掘、监视、侦察、分析和反情报系统,当然也需要越来越强大的计算机。于是,NSA与能源部联合创建了一个研究中心———先进架构研究所。自2012年以来,这个研究所一直是具有惊人计算能力“泰坦”超级计算机的所在地。不过在2013年,中国超级计算机“天河二号”打败“泰坦”成为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

网络刺探,狩猎黑客,窃取数据,战场已经蔓延至网络空间,NSA有一群逐渐深入“无声战争”战场的网络战士,为了打赢未来的数字战争,不断武装自我,希望控制第五个空间——网络空间。然后日子不再如过去一样容易,斯诺登事件后,它再也无法在暗处悄然发展壮大。

斯诺登事件将作为一场危机被情报界揭穿了的历史记录,但也仅是其中的一场而已。

NSA身披坚硬的铠甲,它是美国政府的武器,其存在的必要性并未受到美国民众的质疑。自1952年成立至今,60多年来,NSA为美国军政部门的决策提供了重要支撑。在此期间,NSA参与了朝鲜、越南、阿富汗、伊拉克等地战争及打击“基地”组织,“伊斯兰国”组织等重大行动。

但这样一个权力滔天的情报机构如果失控会怎么样呢?且不说NSA的政治目的,就说其实它是由机器大军统治的,在NSA里,人工智能优于人类智慧。随着NSA的发展壮大,“技术奇点”或许将不是一个空想。人类社会是否已做好接受这一事实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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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摘编自《美国国家安全局》,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3月出版,熊文芳摘编,刊发于《经济导刊》2019年4月刊。中信出版社授权察网发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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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23 May 2019

重新回到第三世界国际主义之路上,今日之中国是亚洲乃至世界之中国!

重新回到第三世界国际主义之路上,
今日之中国是亚洲乃至世界之中国!

作者/来源:殷之光 / 经略网刊、观察者网

5月1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 

原标题:亚洲的世界意义
作者:殷之光
(文内小标题为<人民之友>编者所加)

2019年5月15日,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开幕式上,习近平在致辞中描述了一副“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的图景。这与近些年来流行的零和“文明冲突”论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世界秩序究竟是零和冲突为主潮还是以合作交流为主潮,两种对未来的想象方法直接左右了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秩序的发展进程。一方面,是来自霸权主义国家对绝对安全的狂热追求;另一方面,则是来自广大第三世界反霸权的努力。他们通过合作互助,在世界事务中谋求空间,反抗霸权主义者在经济、政治与文化等诸多层面压迫。1955年的万隆会议便是这种合作互助世界秩序观的公开宣言。

随着冷战的结束,那个曾经超越种族、阶级、与身份,鼓舞了地球上几代人的理想,那种对新世界平等秩序的理想,那种可以超越霸权政治的理想,也逐渐被我们从历史记忆中抹去。就在1986年津巴布韦召开的不结盟运动大会上,大会主席、坦桑尼亚首任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Julius Nyerere)无不伤感地用“发展与希望——然后幻灭”总结了曾经轰轰烈烈的第三世界运动。21世纪的世界似乎也正在不断印证这种无奈。

人类命运共同体问题重新摆到世人面前

然而,我们发现,这种面向第三世界,在反抗霸权与寻求平等的共同命运中诞生的现代世界秩序观并未像不少人怀疑的那样,已经随着冷战时代的结束而被中国遗忘。就在万隆会议六十周年的纪念大会上,习近平还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的提法,将新时期的平等与互助问题,重新摆在了世界面前。

今天,我们重新去梳理“第三世界国际主义”这个已经被尘封许久,且充满着沉重历史包袱的观念,尝试从非西方世界反抗运动的角度出发,重新去理解20世纪秩序的构成历史,实际上是希望能够回应一个21世纪的问题,即在这个时代如何去理解并叙述作为普遍性的世界与作为特殊性的中国之间的关系。并在这个基础上重新梳理我们对于过去世纪的认识,同时想象一切可以用时间衡量的未来。

中国在上世纪提出的“第三世界“概念

1963年9月30日,新中国成立14周年招待会前的几个小时,毛泽东在审阅周恩来当晚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稿时,加了这么一段话:“我们向全世界一切愿意同我们建立和加强友好关系的国家、政府、党派、团体和个人,表示敬意!”同时,毛泽东还对讲话最后的祝酒词做出了修改。原文中,周恩来提出要“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的同志和人民的伟大团结干杯”。而毛泽东则在这句话之后,又加上了“为欧洲、北美洲和大洋洲的同志和朋友的伟大团结”的表述。除了外交礼节性的考虑,这个修改同时也体现了新中国从建国,到抗美援朝,再到中苏论战的展开以及美苏、美欧以及美国和中东关系的变化而产生的对于世界和平与解放进程,以及自身社会主义建设诉求这一整体战略眼光的发展变化。

同年10月,当毛泽东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第一次正式提到了“第三世界”的概念。他提到,西方报纸上有两种“第三世界”的说法,一种指亚非拉,另一种是指西欧共同市场。这与毛泽东1958年在读了宦乡针对西欧自由贸易区谈判破裂问题的报告后表示“西方世界的破裂”这一判断相结合,突出强调了在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过程中,美国那种霸权式和平状态的不稳定。

对霸权秩序不稳定的认识,也伴随着新中国希望通过在广大被压迫民族中间建立起反抗霸权,寻求平等政治的外交努力。这种外交努力不仅包含了一个新生国家对保障自身生存与发展而进行的现实主义政治选择,也延续了从革命时期便开始的对新世界平等秩序的想象与追求。正如新中国一样,冷战时期,不少新独立的国家也都在进行着这项伟大的工作。他们一方面试图找到一条使自己国家实现物质现代化的道路,另一方面,也在尝试在这个过程中寻找一种对现代世界的描述方式。

第三世界民族独立运动与“求同存异”

第三世界民族独立运动潜在的政治理想,是通过国家内部的民族独立行动,刺激并促进社会结构变迁,培养人民政治意识,进而成为世界范畴内现代化实践的铺路石。强调中国革命经验的特殊性,恰恰从逻辑上奠定了中国第三世界世界观叙事的普遍性基础。这种互相团结,以“自己为主,外国援助为辅”,“要靠人民”的独立经验与对未来世界秩序的理解,也被新中国的缔造者们认为是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

作为新中国对如何达到新世界平等秩序所进行的设想,1955年万隆会议上周恩来讲话中所强调的“求同存异”也能被看作是中国革命经验中所浮现的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经验。“求同存异”实际上概括了一个独立与联合之间的辩证关系。


今天无论是从西方右翼民粹主义政治的再次兴起,还是从恐怖组织的政治宣传里,我们都能看到一个19世纪的幽灵。这个幽灵将20世纪革命进程中建立起的世界主义理想打碎,并将19世纪那种狭隘的自我中心主义请出坟墓,并让它戴上了族裔民族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的面纱。它用反帝、反殖民的语言伪装自己那种虚假的身份政治,用“国家安全”的谎言来掩盖少数人希望“赢者通吃”的野心。它带给世界一种毫无止境的碎片化前景。我们必须将这种虚假的“解放”与20世纪革命历史中的“解放”区别开来。

新自由主义秩序观露出了霸权者的獠牙

在过去的二十余年里,我们耳濡目染的是一种新自由主义秩序观。这种包装在经济全球化外表下的秩序观,其内里是美国中心的霸权主义政治。这种新自由主义秩序观构建的是一个在全球流动的由商人、资本家与政治精英组成的网络。这个网络依附在美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军事霸权机器上,一面用枪炮,在亚洲、拉美与非洲构筑着他们“赢者通吃”的堡垒。一面却又赞颂并实践着民族国家主权衰落、世界“大同”、市场自主的自由主义全球化乌托邦。虽然在他们身上,这种对自由的乌托邦已经或是正在变成现实。而对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来说,这种发展模式下所描绘的全球化乌托邦却永远只能是可望不可及的梦想。建立在这种零和逻辑基础上的霸权是脆弱的,这种霸权建立起的世界秩序也是不平等的。

在实用主义零和逻辑上构想的世界秩序非但没能将世界带入和平,相反却使得我们的时代越来越碎片化。这种意识形态政治包含了两种内在矛盾。首先,这一原则对一切非西方的、具有普遍主义特色的政治想象持敌视态度。然而这种零和秩序观本身的全球化过程,则体现了以美国为中心的霸权政治原则。

其次,这种政治意识形态叙述试图以经济发展原则领导、甚至取代政治话语及政治行动。由此创造的政治意识形态真空,却恰恰成为了包括民粹主义、宗派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等意识形态,以反霸权主义的姿态,重新浮现出来。出于对于这一系列散乱全球的极端主义运动的回应,美国的新自由主义全球霸权政治也逐渐开始收缩,并在奥巴马任期内,开始出现明显的内卷化色彩。而到了特朗普时代,新自由主义秩序观迅速去掉了它自由主义全球化乌托邦的面具,开始露出了它霸权者的獠牙。


"万隆精神"是对付霸权者的最有力武器

万隆的精神,则是我们在霸权者獠牙面前最有力的武器。与其将万隆作为一个转瞬即逝的“时刻”,不如将其视为一个绵延的过程。在霸权与反霸权斗争这一漫长的全球史进程中,万隆及其背后第三世界国家的国际主义政治实践,才真正将二十世纪的反抗与十九世纪的反抗区别开。这种在民族独立运动运动中形成,但却试图超越民族国家界限、朝向普遍主义世界新秩序的政治主体意识,才真正赋予了二十世纪以独特的历史意义,并更能帮助我们来想象一个不同以往的、二十一世纪的未来。

“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是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这是今天中国对过去百年从去殖民独立历史进程中总结出的世界观的呼应,也是对万隆精神的呼应,更是对高悬在天安门城楼上那两句人们耳熟能详的宣言的呼应。这是中国对今天自我的认识与鞭策,更是对未来世界的期许与信念。#

Tuesday, 21 May 2019

重温<东方网>对茜蒂卡欣专访, 对思考新政府动向或有启示意义

  重温<东方网>对茜蒂卡欣专访,
   对思考新政府动向或有启示意义

作者 / 来源: 谢秀婷 / 马来西亚<东方网>


[<人民之友>编者按语] 本文是马来西亚<东方日报>/<东方网>发表于2018年1月9日的对茜蒂卡欣(Siti Kasim)的专访文章。原标题是:无惧非议坚持溯流,西蒂卡欣:错不在信仰。作者是谢秀婷。

也就是说,这是一篇在“509”全国大选4个月前,国内一家重要的华文媒体对这名身为穆斯林却作风大胆前卫、思想开明进步、敢于针对保守伊斯兰的思想政策以及马来主流社会的落后弊端,进行毫不留情批判的人权律师的介绍。

在那次的专访中,茜蒂卡欣表示她特别忧心在“伊斯兰风”吹袭下马来年轻人被洗脑成“保守份子”。他批判,这股“伊斯兰风”正是马哈迪在1980年代首次上台当首相,扶植安华起来出任教育部长的时候所推行的一套以“伊斯兰”为号召而以“马来人至上”和“马来人主宰”为实质的政策和思想。

她在“509”全国大选之前提出的这种看法和说法,不仅不会受到任何党团、族群或个人的关注和反应,反而遭受排斥和打击。这是因为:

(1)全国各族人民长期饱受种族霸权贪污腐败统治的痛苦,已经忍无可忍,都渴望推翻巫统国阵霸权统治集团,由民联演变而来希盟原3党(即人民公正党、民主行动党和国家诚信党)组成的政治联盟入主布城,改朝换代;

(2)国内民主党团和民主人士面对着即将来临的第14届全国大选,由于希盟(原3党)中带着“烈火莫熄”领军人物光环的安华还被囚禁,无法推选出一名具有权威、众望所归的领袖,而让马哈迪成为希盟的统帅,并赢得大选而上台执政。

茜蒂卡欣在作出上述评论时,当然没有想到马哈迪会领导希盟赢得大选当回锅首相,也当然没有想到马哈迪在组织内阁时还想要兼任教育部长(马哈迪是在希盟领袖强烈反对下才被迫放弃兼任教长的做法而改派他所属意的马智礼出台),也当然没有想到马哈迪还有机会重温他所坚持的“年轻人在学校时就被洗脑成保守派份子”(借用茜蒂卡欣在专访中的用语)的美梦。

茜蒂卡欣如今或许会想到马智礼当了教长的所作所为,就像安华在1980年代的表现完全一样,她或许也会想到马哈迪委任马智礼当教长的目的就是要他(马智礼)比安华在此前当教长时期,更深入、更彻底贯彻以马哈迪思想为特色的以“伊斯兰”为号召而以“马来人至上”和“马来人主宰”为实质的政策和思想(我们称之为“马哈迪主义”)。

阅读了茜蒂卡欣日前批判马智礼的脸书贴文,重温<东方网>在一年前对她的专访的这篇报道,除了对马来社会出现像茜蒂卡欣这样的反叛人物,会有更深理解,对思考执政了一年的希盟政府的动向,或有启示意义。



人权律师兼社运分子西蒂卡欣,在公开场合不戴头巾,顶著一头漂染过的长发,不时发表一些批判性的言论。在非穆斯林的眼中,她是个开明、前卫、大胆的穆斯林,然而却被马来主流社会视作异端分子,备受马来保守派人士的攻击。

2016年,西蒂卡欣(Siti Kasim)在一夕之间爆红。那一年,伊刑法在国内仍旧炒得沸沸扬扬。这名女律师在一场有关修改1965年伊斯兰法庭(刑事权限)法令的座谈会上,批评伊党的伊刑法,还向一些不认同她言论的出席者大比中指,因而声名大噪。

西蒂卡欣漂染一头长发,她表示:“很多人攻击我的外表,因为这是最容易的,”然而,她染发不是为了前卫,而是遮盖少年白发。

她在早前接受Malay Mail Online的访问时,强调可兰经没有规定穆斯林女性必须戴头巾,因为上苍只阐明禁止露出胸部。

她忧心年轻人被洗脑成保守份子

“我以作为开明派为傲。”她说。尽管饱受“自己人”的攻击,她并不会为此感到不开心,“因为我清楚知道我是谁,我的信仰是什么。相反的,我为那些人感到悲哀,因为他们当中很大一部分的人甚至不了解他们的宗教,以及宗教机构葫芦里卖什么药,直到有一天影响到他们了,他们才会觉醒其中的不正义。”

西蒂卡欣批判,这股“伊斯兰风”的始作俑者正是公正党实权领袖拿督斯里安华。她指出,当年安华出任教育部长时,利用政治之便,逐一在各个领域把开明人士替换成一批批保守主义教育人士,在历经数十载后,保守风气在大马蔚然成风。

“我向来关注国家的宗教进程,我看见国家走向越来越糟糕的方向,那些所谓的宗教机构做了很多荒唐的事,但是没有人,包括政治人物敢站出来说些什么。”

她感到十分担忧,“尤其现在的年轻人在学校时被洗脑成保守派分子。”她说:“作为一个马来人,我感觉到自己首当其冲,但是没有人站出来拨乱反正,既然如此,我必须为自己发声。”

作为一名律师,她一直不断地强调,伊斯兰党主席拿督斯里哈迪阿旺提呈的修改355法案,对马来人而言是不折不扣的恶法,“可是很多马来人还是看不清这一点。他们认为没有做坏事,何必担心受罚——这种看法太过天真了,一旦落实了,男女在同一个办公室工作都是一个问题。”


西蒂卡欣与阿兹兰阿都拉萨(AzlanAbdul Razak)律师,皆积极为社会议题发声,成为好友。

我国80年代开始输入保守主义教育

站在风口浪尖上,兄弟姐妹一开始很不谅解西蒂卡欣,他们可能在社交群组中看到关于她的一些流言蜚语,而感到丢脸。

谈及家人,她语气缓了下来,“我的家人是普通的马来人,他们在其他群组里看到那些散播我是‘叛教徒’的讯息,我能够理解他们的心情。我弟弟发了一则讯息给我,他说我诬蔑马来人及伊斯兰教,他觉得我的做法不好。”

她试著跟家人解释,她并不是要反抗伊斯兰教,相反,她要让人们知道,伊斯兰教并不是宗教司诠释的那样,“最后他们也都接受了。”

大马政府允许那些宗教司、宗教师的诠释撑起国家的主流,让她觉得很悲哀。“我国从1980年代开始输入保守主义教育,现代的年轻人就是成果!如果我们从现在从教育体系开始拨乱反正,也要至少20年才能够恢复过来。”

“老一派的马来人不会那么‘保守’,你去看看30岁的马来青年,他们才是最‘保守’的一代!以前在我念书的年代才一堂宗教课,内容是伊斯兰教的历史,不像现在一大堆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

“没有人可以凌驾于联邦宪法之上”

开明派穆斯林是不是会越来越辛苦?她说:“作为一个律师,目睹了法律的演变,任何碰触到宗教的案件,现在都不能够在伊斯兰法庭以外谈。我深感如果我们的大法官没有朝对的方向诠释宪法,这个国家迟早会完蛋!我们可以继续观察‘bin Abdullah案件’,看看联邦法院会不会推翻上诉庭的裁决。”

全国伊斯兰裁决(Fatwa)规定在父母结婚后6个月内(回历)诞生的小朋友,不能跟随父亲名字,即使有生父生母,仍不予承认法律地位。国民登记局会在这些被指为“非婚生子”的婴儿报生纸上,注明bin或binti阿都拉(Abdullah),引起舆论。

没有人可以凌驾在宪法之上。她呼吁,马来人应该要觉醒,通过法律的途径,把这些议题带进法院里面辩论,并且挑战宗教机构执法的宪法正当性。

2016年,她不满联邦直辖区宗教局(Jawi)闯入变性人私人晚宴逮捕她,因此决定起诉当局,“我这么做,不光是要挑战他们执法的正当性,同时要让马来人知道,他们也可以挑战不合理的事。我国是法治社会,任何宗教机构都不能以宗教之名,剥夺他人的自由。” 

她30岁报读法律,42岁回家维权

1987年,25岁新婚的西蒂卡欣陪同第一任丈夫到伦敦深造。30岁的时候,她跑去报读法学院,“我小时候的成绩不怎么样,有天我去好朋友的家,他爸爸得知我考不上好学校,那个势利的表情我一直记在心里,就是那一口气,让我实现当律师的梦想。”

当年,她一边打工,一边念书,还有一个女儿要照顾,“一天能睡上三四个小时已经很好。”日子虽苦,但她言语中丝毫完全没有抱怨苦水。

在英国定居17年后,她于2004年选择回流大马,她说:“是因为私人原因,我的白人前夫很喜欢亚洲的生活方式,所以我随他回来,不然我是很乐意继续在伦敦生活。”然而本地的官僚文化,层层的繁文缛节,曾一度让她无所适从。尽管如此,她说“回家”并不是一个艰难的决定。

2007年,西蒂卡欣加入大马律师公会人权委员会,看见了许多滥权事件,她开始以律师身份,积极地为原住民、妇女、同性恋、双性恋及跨性别(LGBT)社群争取权益,尤其活跃于原住民权益运动。


采访过程中,她的手机数度响起,谈话内容都是关乎原住民的案件。她说当初是误打误撞开始关注起原住民议题,“净选盟前主席拿督安美嘉成立了马来西亚律师公会原住民权利委员会,她把我拉进委员会里,就是这么开始的。”

她亲睹原住民生活型态的急遽改变

2010年,她首次进入森林里视察原住民的情况,让她大感吃惊,“这都什么年代了,居然还有人住在森林里,在最基本的条件下生存著。他们因森林滥伐而无法有干净的水源;外出打猎或在河里打鱼的收获都大不如前,有些地方甚至没有鱼。”

亲睹原住民生活型态的急遽改变,她积极投入为他们争取权益,“他们面对更急迫的还是土地问题。”

她说自己来自普通家庭,爸妈都是乡下人,“我觉得自己敢怒敢言的个性遗传自妈妈,她虽然学历不高,但是她很厉害!”

西蒂卡欣敢怒敢言,她大笑地说:“很多人都在议论我的后台很硬。”她也不多作澄清,“任由他们猜测吧,这样更好,他们就不敢惹我了!”#

茜蒂卡欣(Siti Kasim)批马智礼言论:固打制是为巩固执政权位,侮辱不依靠政府马来群体! / ON MASZLEE AND QUOTA IN EDUCATION - Race-based affirmative action is failing poor Malaysians

 茜蒂卡欣(Siti Kasim)批马智礼言论:
   固打制是为巩固执政权位,
 侮辱不依靠政府马来群体!

综合《星洲日报》报道与茜蒂脸书帖文

茜蒂卡欣(Siti Kasim)昨日在脸书抨击马智礼关于必须保持固打制的言论,并质问马智礼“非土著即使成绩比土著更优秀,但因固打制而无法进入政府大学,除了到国内私立大学或国外大学深造,还能去哪里呢?”

[ 八打灵再也20日讯 ] 人权律师兼社运分子茜蒂卡欣认为,教育部长马智礼有关必须保持固打制的言论,不只侮辱很多努力工作不靠政府的马来人家长,也侮辱依据本身优势竞争的马来群体。

“你(马智礼)讲到好像所有非土著都很富有所以必须保持固打制,你举例政府及私人大学的分别。你说私人大学多数是非土著学生,因为他们比马来人更好,我无法相信这番话从教育部长口中说出。”

她在脸书帖文表示,2015年国会书面回答的数据显示,在20%高收入群体(T20)中,土著家庭占53.81%、华裔占37.05%、印裔占8.80%和其他群体占0.34% 。
她说,如果只是以土著群体内部作为比较,T20只占16.34%、中等收入M40群体占38.96%,低收入B40群体占多数,即44.7%。

茜蒂卡欣指出,华裔群体的内部比较为,T20占29.66%、M40占42.32%,B40占28.02%;而印裔群体的内部比较为,T20占21.98%、M40占41.31%,B40占38.71%。

“为何如此?你应该调查这方面的差距,而不是将矛头指向其他不依靠政府,努力提升自己的其他大马人。”

非土著省俭送孩子到私立或国外大学

她说,私人大学有很多非土著学生基于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即非土著无法负担将孩子送到国外的大学的费用,因为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奖学金都给土著。

“他们因为固打制而无法进入政府大学,即使成绩比土著更优秀;那马智礼你希望他们去哪里?”

她表示,她知道有很多非土著省吃俭用以确保可以将孩子送到本地或海外大学深造;很多非土著生育较少孩子,因为他们知道未来需要承担孩子的教育费用。

非土著家长无法获得政府的任何资助

她以本身为例子表示,很多非土著家长带孩子到社团、银行等寻求教育费用方面协助,因为他们无法获得政府的任何资助。

“我就是其中一个家长,将我的女儿送到本地的国际大学,我需要贷款来缴付我女儿的学费,我很幸运因为我有一个慷慨的华裔客户,他怜悯我,并提供我免利息贷款来缴付我女儿的教育费用。”

利于巫裔的计划是获取选票可靠方式

茜蒂卡欣说,利于巫裔的计划曾被视为改善大马最不富裕的种族群体的必要条件,但可以看出,这些计划只让巫裔群体内的富裕群体受惠,贫困群体仍然一无所获。

她认为,这些计划依然存在,因为政治人物认为这是可以获得选票的可靠方式。



  茜蒂卡欣脸书上的原文(全文)

ON MASZLEE AND QUOTA IN EDUCATION
 - Race-based affirmative action is failing poor Malaysians

By  Siti  Kasim

Maszlee,

I am shocked to see this video clip of you.  You speak as if all of the non-bumis are rich therefore the quota must remain.  You gave exampl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universities.  You said the private universities are mostly filled with non-bumis because they are better off than the Malays. I can't believe this is coming out from our Education Minister!!!

It is not true all non-bumis are rich therefore the quotas must remain to enable the Bumis to compete on an equal footing.  Not only you are insulting the many hard-working Malay parents who do not rely on government handouts but also to the Malays in general to compete on their own merit.  

Figures provided by Parliament in 2015, showed that Bumiputera households make up the majority of the country's top 20 percent income earners (T20), but the community also sees the widest intra-group income disparity.  According to data from a parliamentary written reply, the bumiputera make up 53.81 percent of the T20 category, followed by Chinese at 37.05 percent, Indians at 8.80 percent and others at 0.34 percent.

However, when the comparison is made within the bumiputera group itself, T20 earners only comprise 16.34 percent.  The remaining comprises the middle 40 percent income earners (M40) at 38.96 percent and the bottom 40 percent income earners (B40) making up the majority at 44.7 percent.  Why is this?  You should look into this disparity instead of pointing fingers to other Malaysians who work hard to uplift themselves without any help from their own government.

This is in contrast with the Chinese and Indian communities, where the M40 group makes up the majority.  With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the T20 group makes up 29.66 percent, followed by the M40 group at 42.32 percent and B40 at 28.02 percent.  As for the Indian community, the T40 group stands at 19.98 percent, followed by the M40 income earners at 41.31 percent and the B40 at 38.71 percent.

Why do the private universities are filled with non-bumis for a very simple reason because they can't afford to send their children to overseas universities.  Most if not all of the scholarships are given to Bumis.  They can't gain entry to public universities due to the quotas despite having better results than Bumis.  Where do you expect them to go then Maszlee?  I know of many non-bumis who are scraping their barrels to ensure they send their kids to further their studies either local or overseas.  Many of them have less children because they know they will have to pay for their kid's education in the future.  

I am one of the parent that send my daughter to study in the International local university.  I have to borrow money to pay for my daughter's university fees.  I am lucky I have a kind Chinese client who takes pity on me and gave me a loan without interest to pay for my daughter's education.  This is because he thinks education is important.   I struggled to ensure I keep up the payment and with God's will, I paid up the loan.  I am sure many non-bumi parents do the same as me through their Chinese associations, banks, etc... because they cannot get any help from their own government. 

In any event, I think my fellow non-Bumi Malaysians don't despair, Maszlee can stuff his matriculation quotas as doing STPM is equivalent to A-Level and more marketable to any local or overseas universities. 

By the way your claim that the foreign university branches in Malaysia is filled up by non-bumis as somehow the reason Malays need more places in public universities via matriculation is a boldface lie.  Monash was opened in KL in 1998 and Nottingham in 2000; matriculation as you said started in 1999. I cannot believe that you are the Minister of Education. Where did you learn to lie like this? Joseph Goebbels?

Schemes favouring Malays were once deemed essential to improve the lot of Malaysia’s least wealthy racial group; but as can be seen this scheme is to help the well-off within the Malay group, while failing the poor. Yet affirmative action persists because it is a reliable vote-winner for these politicians.  #

Sunday, 19 May 2019

Koleksi gambar Himpunan HINDRAF 2.0 pada 12-Mei - “Lawan Tetap Lawan” Merupakan Hala Tuju Tepat HINDRAF 2.0!

◆Koleksi gambar Himpunan HINDRAF 2.0 pada 12-Mei◆
“Lawan Tetap Lawan”
Merupakan Hala Tuju Tepat HINDRAF 2.0!



[Gambar 1] Selepas Sahabat Rakyat menerbitkan wawancara dengan P. Uthayakumar, pemimpin utama Himpunan Hindraf pada 25 November 2007 (Bahagian pertama), kami dimaklumkan bahawa beliau, dengan sokongan dari kader akar umbi Hindraf, akan mengadakan perhimpunan pada 12 Mei 2019, pukul 2 petang di Brickfields, satu kawasan himpunan budaya India di Kuala Lumpur, yang juga dikenali sebagai Little India. Tujuan perhimpunan itu adalah untuk meneliti prestasi dan tadbir urus kerajaan Pakatan Harapan (terhadap masyarakat India) sempena ulang tahun pertama pemerintahan PH, dan untuk menunjukkan perasaan dan seruan majoriti golongan miskin masyarakat India terhadap PH. Perhimpunan itu diadakan di bulatan air pancut Brickfields. Ia cukup menarik perhatian kenderaan yang berlalu-lalang dikawasan tersebut. 6 Ahli Jawatankuasa Kerja Sahabat Rakyat, iaitu Nyam Kee Han, Choo Shinn Chei, Ang Pei Shan, Yong Siew Lee, Choo Shinn Chien dan Tan Seng Hin (@ Chen Xin), bertolak dari Johor Bahru ke Kuala Lumpur untuk menghadiri perhimpunan ini untuk menunjukkan perhatian dan sokongan kami terhadap Hindraf 2.0 yang kini dipimpin oleh P. Uthyakumar.

[Gambar 2] Dua hari sebelum bertolak ke KL, kami telah menyediakan dua sepanduk. Satu sepanduk panjang dengan slogan Bahasa Melayu dan satu lagi sepanduk slogan Bahasa Cina yang lebih pendek. Sebelum perhimpunan bermula, kami cuba menyambungkan 2 batang kayu untuk menaikkan sepanduk bahasa Melayu. Massa kaum India yang hadir datang membantu kami secara sukarela tanpa diminta. Kami berasa amat gembira dengan semangat mereka.

[Gambar 3] Apabila kami menaikkan kedua-dua sepanduk yang betulis "Tolak pelanjutan diskriminasi kaum, geram dijadikan warga kelas kedua!" dan “反对延续‘种族歧视’,不满成为‘次等公民’!”, ia mendapat penghargaan dan sambutan meriah daripada kader Hindraf 2.0 dan khalayak ramai Kaum India. P. Uthayakumar, pemimpin Hindraf 2.0 turut berasa teruja dan memuji bahawa slogan kami menonjolkan tema perhimpunan tersebut. Lelaki dengan beg hitam dalam gambar di atas ialah Mahendran, pengacara majlis perhimpunan tersebut.

[Gambar 4] Sebelum perhimpunan bermula, P.Uthayakumar, Pemimpin Hindraf 2.0, datang untuk melihat lokasi sepanduk yang kami bawa. Rupa-rupanya beliau mahukan kedua-dua sepanduk ini ditempatkan tepat di belakang pentas (seperti dalam Gambar 3 di atas) untuk dijadikan sebagai latar belakang pentas dan dilengkapkan dengan beberapa sepanduk yang disediakan oleh penganjur. Perhimpunan bermula pada kira-kira 2 petang, orang pertama yang dijemput berucap ialah Uthaya Kumar, kader Hindraf 2.0 dari Seremban (penceramah di tengah-tengah gambar 4). Perhimpunan dijalankan dalam Bahasa Tamil sepenuhnya. Tujuan kami hadir ke perhimpunan adalah untuk memberikan sokongan moral kepada Hindraf 2.0 dan untuk menunjukkan aspirasi kami untuk bersatu dengan rakyat masyarakat India.

[Gambar 5] Penceramah seterusnya adalah P. Uthayakumar, pemimpin Hindraf 2.0 (tengah). Beliau melaporkan keputusan pemantauan prestasi kerajaan Pakatan Harapan selepas setahun memerintah. Mesej utama yang disampaikan dalam laporan dan sepanduk yang disediakan oleh Hindraf 2.0 menunjukkan bahawa dasar hegemoni dan perkauman (Melayu) yang dilaksanakan oleh parti pemerintah (dari Parti Perikatan / Barisan Nasional ke Pakatan Harapan) sejak kemerdekaan telah menindas komuniti B75 India. Menurut P. Uthayakumar, B75 adalah kumpulan lapisan bawahan yang membentuk 75% daripada jumlah penduduk etnik India di negara kita. P. Uthayakumar berkata bahawa PH berjanji dalam kempen pilihan raya mereka bahawa mereka akan menghapuskan semua diskriminasi kaum dan melindungi hak-hak dan kepentingan etnik India. Sekarang kerajaan PH telah berkuasa selama satu tahun, sudah tiba masanya untuk mereka mengkotakan semua janji-janji mereka. Dilema dan masalah yang dihadapi oleh kaum India termasuk masalah seperti tidak mendapat kewarganegaraan (tanpa kad pengenalan), peluang perniagaan dan peluang pendidikan yang tidak samarata dan sebagainya.

[Gambar 6] Lebih dari seratus massa Kaum India telah menyertai perhimpunan tersebut. Menurut salah seorang penganjur perhimpunan yang bernama Basgaran, target asal penganjur hanyalah 50 peserta (kami mendapat tahu bahawa P.Uthayakumar dan penyokongnya pada asalnya bercadang untuk mengadakan mesyuarat meja bulat tetapi kemudian memutuskan untuk mengadakan satu perhimpunan terbuka). Oleh itu kehadiran lebih daripada 100 peserta sememangnya satu galakan besar kepada pihak penganjur.


[Gambar 7] Selain daripada kader Hindraf 2.0, terdapat 8 penceramah lain pada hari perhimpunan tersebut. Semua penceramah ini mempunyai latar belakang yang berbeza, termasuk dari Parti Keadilan Rakyat, pertubuhan bukan kerajaan (NGO) atau individu demokrat lain. Tindakan penganjur menggalakkan peserta untuk berkongsi pendapat mereka atas pentas merupakan pendekatan terbuka dan harus dipuji. Ini menunjukkan bahawa P. Uthayakumar dan para pemimpin Hindraf 2.0 yang lain bersedia mendengar suara hati dan aspirasi massa etnik India, dan sanggup berjuang berdasarkan suara hati dan aspirasi umum khalayak ramai kaum India dan kaum lain. Hanya dengan pendekatan demikian, pemimpin Hindraf 2.0 boleh mendapat dukungan dan sokongan massa kaum India dan rakyat jelata semua bangsa.



[Gambar 8] Penganjur juga menjemput Sahabat Rakyat untuk berucap. Nyam Kee Han (kedua dari kiri), ahli Presidium Sahabat Rakyat, telah mewakili kami untuk menyampaikan ucapan. Dalam ucapannya, Nyam Kee Han menyampaikan mesaj bahawa kedua-dua masyarakat Cina dan masyarakat India merupakan mangsa kepada pemerintahan hegemoni perkauman Melayu. Perjuangan untuk membebaskan diri daripada terus menjadi mangsa, tidak kira masyarakat Cina atau masyarakat India, sukar untuk berjaya jika dilakukan secara terpencil. Oleh itu, masyarakat Cina dan masyarakat India mesti bersatu dan bekerjasama dengan masyarakat minoriti tertindas yang lain untuk membentuk satu kuasa yang kuat yang menentang pemerintahan hegemoni perkauman Melayu, sehingga dapat mengubah kedudukan kita yang dianiaya, didiskriminasi, dan ditindas. Janganlah kita lupa bahawa kedua-dua Masyarakat India dan Cina membentuk kekuatan lebih kurang 40% daripada jumlah rakyat Malaysia.


[Gambar 9] Nyam seterusnya menceritakan kisah tentang Lim Lian Geok dan perjuangan pendidikan Bahasa ibunda masyarakat Cina di Malaysia, dan menghadiahkan sebuah buku berjudul "LIM LIAN GEOK:JIWA BUDAYA CINA MALAYSIA" yang ditulis oleh Kua Kia Soong dalam bahasa Inggeris kepada P. Uthayakumar. Nyam dalam ucapannya menyatakan buku ini mencatatkan perjuangan tanpa kompromi yang dijalankan oleh "Jiwa" masyarakat Cina Malaysia, Lim Lian Geok, dalam perjuangan memastikan kelangsungan dan hak pembangunan pendidikan Bahasa Ibunda masyarakat Cina di negara kita sebelum dan selepas kemerdekaan. Kewarganegaraan Lim telah dilucutkan oleh klik pemerintah dan nama baik beliau tidak dipulihkan sehingga kini, 34 tahun selepas beliau meninggal dunia. Kami berharap barisan pimpinan dan kader Hindraf 2.0 dapat mengambil iktibar daripada tindakan dan pengalaman Lim Lian Geok dalam perjuangan memastikan kelangsungan dan pembangunan pendidikan Bahasa Ibunda Masyarakat Cina di negara kita, dan dengan itu dijadikan sebagai rujukan dalam perjuangan masyarakat India mempertahankan hak-hak asasi mereka di masa depan. Kami juga amat berharap tindakan ini dapat mendorong maju persefahaman dan perpaduan antara masyarakat India dan masyarakat Cina.

Nyam Kee Han menambah dalam temuramahnya dengan media selepas perhimpunan itu bahawa, walaupun Malaysia telah lama mencapai kemerdekaan, masih terdapat banyak dasar seperti dasar ekonomi baru, matrikulasi dan sistem kuota yang melayan rakyat bukan Melayu secara tidak samarata. Beliau juga bersetuju dengan pandangan Hindraf sebelum ini bahawa 'hak istimewa' orang Melayu yang dinyatakan dalam Perkara 153 Perlembagaan Persekutuan adalah teras kepada masalah ini. Peruntukan ini bertujuan untuk melindungi orang Melayu dengan mendiskriminasi kaum lain. Peruntukan yang tidak munasabah dan tidak adil perlu dikaji semula bahkan dimansuhkan.


[Gambar 10] Perhimpunan berakhir sejurus selepas pukul 4 petang. Beberapa ahli jawatankuasa kerja Sahabat Rakyat mengambil gambar kumpulan dengan kader dan penyokong Hindraf 2.0 sebagai kenangan.


[Gambar 11] Selepas perhimpunan itu, P. Uthayakumar dan beberapa kader mengundang kami untuk berehat dan minum di restoran berhampiran. Gambar di atas diambil bersama P. Uthayakumar. Barisan Kiri (dari kiri): Ahli Jawatankuasa Kerja Sahabat Rakyat Choo Shinn Chien, Tan Seng Hin dan Choo Shinn Chei, sukarelawan Pung Yee Yen, pemimpin Hindraf 2.0 P. Uthayakumar; barisan kanan (dari depan): Ahli Jawatankuasa Kerja Sahabat Rakyat Ang Pei Shan, Nyam Kee Han, Yong Siew Lee dan anak Nyam dan Yong, Nyam Li Jun. Uthayakumar memberitahu kami bahawa aktiviti hari ini sangat memberangsangkan beliau dan pasukannya. Mereka berharap dapat mengadakan aktiviti seperti ini selang beberapa bulan untuk terus menyuarakan masalah masyarakat India dan terus memperjuangkan hak dan kepentingan masyarakat India. Kami memberitahunya bahawa laluan "lawan tetap lawan" adalah pilihan yang tepat bagi Hindraf 2.0. Walau bagaimanapun, Hindraf 2.0 atau masyarakat India tidak boleh melakukannya secara terpencil. Mereka mesti bersatu dengan masyarakat tertindas yang lain dan bergabung dalam berjuang supaya dapat membebaskan diri daripada kedudukan tertindas.

解密513档案属政府权限,学者促掌权者勿推卸责任

   解密513档案属政府权限,
学者促掌权者勿推卸责任

作者 / 来源:黄凯荟 / <当今大马>

发表于 2019年5月18日上午11点26分  更新于同日下午1点32分 

今年是513事件50周年,我国民间再次出现“解密513文件”的呼声。公正党主席安华16日晚在雪州万宜出席活动后,接受记者访问时,回避记者所提(希盟政府)应否解密文件的问题,他把问题推给历史学者来回答。

(上图与说明和文内小标题为<人民之友>编者所加)

希盟“未来首相”安华宣称解密513文件一事应交给历史学家处理,惟学者认为,国家档案管理权仍在政治人物手上,不应推卸责任;再者从政者应勇于面对历史,惟有厘请真相,才能平复历史伤痕,迈向未来。

513事件今年走入第50周年,民间再呼吁政府解密513文件。惟首相马哈迪仅称“政府会探讨”;而安华则回避问题。

历史研究者强调,历史资料和档案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基础,若国家继续封锁资料,则513事件的历史研究及论述将难以出现新发展。

本土学者曾维龙、廖文辉有话说

拉曼大学中华研究员助理教授曾维龙(下图)接受《当今大马》访问时表示,国家档案的管理权力落在政治人物手中,解铃还须系铃人,政府不应将问题和责任推到学者身上。

“如果连历史学家都不能调阅档案,我们要怎么做历史研究呢?这(解密档案)完全是政治人物应该要处理的问题,反过来推到学者身上有点奇怪。”

“……政治人物可能把这(513事件相关档案)当成一个潘多拉的盒子,但对学者来说,这是一个必须要经过的过程。”

“政治人物应勇于面对历史的问题,用比较开放和前进的心态去处理历史上问题。转型正义很关键的程序,就是处理过去遗留的问题,以奠定社会共识,再往前进。”

曾维龙除了研究马华文学,也在马来西亚本土研究和口述历史耕耘多年。

不解密则本土历史研究将受局限

曾维龙指出,历史研究必须建立在实证的基础上,解密官方档案将有助于让学者重构过去,才能还原和重建历史现场。

他指出,马来西亚官方继续封锁513事件相关档案,本土历史研究将受到局限,难以出现新的历史观点;只有少数学者如柯嘉逊博士透过英国档案局资料,建构不同观点。

“我们做历史研究或本土研究的基本要求,首先必须建立在实证的基础之上。目前为止,我们唯有去到英国的档案局,才能掌握这些档案。

“如果没有新的档案能够调取和查阅,学者不可能再出现新的历史观点。”

必须建立历史共识才能往前迈进

曾维龙补充,虽然安华宣称应该放眼未来,但人民也必须在历史问题上建立共识,才能真正放下历史包袱往前迈进。

“安华说要放下过去、放眼未来。这讲起来是很理想,但是现实是,我们现在身处的体制就是过去遗留下来的东西呀,包括固打制。”

另一方面,历史学者廖文辉(下图)接受《当今大马》访问时也直言,“安华都说我们要向前看。但是当我们要向前看的时候,我们很难跨步向前,因为很多历史的事还不知道发生的情况,都还不透明。我们很难放开心胸,跨步向前。”

他强调,历史研究的基础即是“史料”,若所有资料都被封锁,则研究者难以做出精确判断。

“历史研究最重要的元素就是资料。我们有多少分史料,就说多少分话;没有史料,就不说话。这是研究历史最根本的原则。”

“如果所有资料被封锁的情况下,学者很难准确地做出判断。就像法官判案也是如此,他必须有充足的证据。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做出的推断未必准确,且常常会出现问题。”

当下学者根据零碎的资料来论述

廖文辉目前是新纪元学院马来西亚历史研究中心主任,著有《马来西亚史》一书。

他受访时说,513事件的历史涉及层面广泛,包括当时的社会局势、政治角力、族群关系等等,若官方资料不开放,则学者只能凭着民间说法或片段零碎的资料,拼凑历史。

“如果国家没有把最核心的材料开放,那我们学者也只能根据民间说法,或是事后推断的说道和片段零碎的资料来论述。”

廖文辉认为,倘若官方资料解密后,学者可以自由地查阅资料,历史学界可能顿时出现多种不同的论述。“经过整合与讨论后,最终会出现少数几个主流和关键的看法。”

他接着解释,当官方资料公开后,如果证据充足且明确,则无可争辩;若存有模棱两可的模糊地带,则可能出现几派不同的历史观点。

学者也应当谨慎对待"官方的资料"

惟他同时也提醒,官方资料其实也并非全然客观,且可能带有“官方的立场”。因此,当官方历史档案重见天日后,学者使用这些资料时也应当意识到这一点。

“历史学家都应该很清楚,即便在使用官方资料,我们都很清楚这是官方的资料,他可能代表的是官方的立场,它不一定是公正或客观的,而处理这些材料是也必须考虑这种种因素。”

“当时搜集和整理这些资料的人,可能也有他的局限和筛选过程,丢掉了很多东西。”

无论如何,他认为,既然513事件已经过了半世纪,且马来西亚已经历和平的政权轮替,加上年轻一辈以不再如老一辈害怕谈论513事件,此时已是公开这些官方资料的适当时机。

"513"事件与《官方机密法》出台

1969年513事件发生后,国会暂停运作,政府成立国家行动理事会(NOC),由时任副首相阿都拉萨领导。

1971年,国会重新召开会议时阿都拉萨出任首相,《官方机密法令》则是在隔年1972年设立。

现有的《国家档案局法令》第37条文规定,所有官方档案应在25年后供公众查询;惟第38条文则另行规范了机密文件的使用规则。

此外,《国家档案局法令》第8条文赋予“国家档案局总监”( Director General of National Archives)权力,惟他必须依据《官方机密法令》检讨、解密或重新加密某些文件。

《官方机密法令》第2条文则规定,负责相关部门的部长,或负责相关职务的官员,以及州务大臣或首席部长,可在任何时刻,解密特定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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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之友》发表对国内政局看法
马来文版已于9月23日刊出
英文版已于10月26日贴出


人民之友成立于2001年9月9日,2018年9月9日是人民之友成立17周年纪念的日子。我们在这一天发表了一篇题为< 联合起来,坚持真正的民主改革! 丢掉幻想,阻止马哈迪主义复辟!>的文章作为纪念。

我们一如既往选择在这一个对我们来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日子,对我国当前阶段(大选后新政府上台)的政治局势发表一些意见,与为推动我国和世界民主人权运动而奋斗的同道们,互相交流。

为了面向国内不谙华文的广大非华裔群体,也为了让我们对当前阶段的政治局势的意见能够更广泛地传播开去,工委会决定尽快把这篇纪念文章先后翻译成马来文和英文。马来文版已于9月23日刊出。英文版也已于10月26日贴出。点击以下链接即可阅读——



此外,现居新加坡的庄明湖已将他在《人民之友》发表的《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左派工运问题探索》(正篇)一文的英文译稿传送到编辑部,因原文中所述人物的姓名或者是党团工会组织的全称或简称,在译文中尚未解决或有待查证,需要一些时日来完成——人民之友工委都是自愿挤出时间来进行工作的,因而无法很快完成。经过一番努力,我们终于在9月30日刊出,为我们的17周年纪念增添光彩!

值得在此一提的是,庄文所述的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工运遭遇问题(除了遭受来自外部的镇压,还要遭遇来自内部的破坏)的见解,或许能为一些读者(特别是不谙华文和不懂新马历史的读者)思考马来西亚民主改革运动在当前阶段面临马哈迪主义复辟的问题,提供一个历史殷鉴,或者是一个新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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