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壮璧叙述新加坡马共历史
作者/来源：新加坡文献馆
插图和小标题为《人民之友》编者所加
“方壮璧的这些记述，描绘出马共在组织遭遇彻底破坏之后的现实困境，也表达了个人作为散兵游勇的孤立无援，因而在工作上无所作为的无奈。
回顾历史，应该就是因为马共有了这些客观上的困难，所以方壮璧才会在反殖统一阵线的虚假承诺下，让李光耀占尽了便宜。”
《方壮璧回忆录》记述的历史资料，有助进一步认识当年该一时段的政治发展历程，其中也部分的解答了两个关键性问题：反英殖民运动是不是共产党革命？马共威胁论有没有现实基础？”
首先，以李光耀之历史论述为核心思想的新加坡主流历史观，是通过共产党威胁论来无限放大，共产党颠覆社会秩序的危害性，来抹黑与扭曲，左翼政治在反英殖民运动的努力与贡献。一个典型例子是李光耀的电台广播，把左翼政治的反英殖民运动，污蔑为：他们都想推动马来亚共产主义的革命。
那么，事情的本来真面目为何？
确实，马共的政治信仰是共产主义，但是，为此而硬是要把反英殖民运动等同推动共产主义的革命，却是一个不诚实的，居心叵测的说法。因此，历史有必要明确分辨，马共在推动共产主义，与在反英殖民运动的工作上，是持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根据方壮璧所说：入左不是南侨日报的影响，而是殖民统治的使然。追随共产党并不是为了什么共产主义，追随共产党，仅仅是对殖民地黑暗社会，对殖民地统治的一种挑战，追随共产党是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与和平，民主的唯一生路。
意思是说，方壮璧之所以加入马共是为了要参与反殖民运动，以结束英国人的殖民统治。在此，马共是一个政治平台，其目的与实际活动，是推翻英国人的殖民统治。
另外，方壮璧也针对李光耀所言，提出了进一步的解释：我还需要说明一下：李先生所说：‘…帮助推动马来亚的共产主义革命。’这类话，绝不是我说的。李先生应该承认，与他对话的人绝对不是白痴。为什么我要说那类蠢话？而事实上，当时的整个斗争，还远远的与‘共产主义革命’挂不上钩。…在那个时候，那种场合，我肯定不会说类似‘推动马来亚的共产主义革命’的话。不会在非共的头面人物面前…自讨没趣。…‘项庄舞剑’…有不少无辜的爱国者被咬定是在搞共产主义…。
方壮璧更是明确指出：有些人喜欢把事件和共产主义拉扯在一起，我合法，你非法。
在此，方壮璧除了批评李光耀凭空捏造的嫁祸陷害之外，更强调了反殖民运动的斗争，与共产主义革命挂不上钩。明显的，把反英殖民运动，捏造成是共产党革命的罪名，完全是李光耀用来打击竞争对手的政治工具。
诚然，方壮璧笔下的马共，无论是在武装与宪制内斗争，其主要的政治目的都是力图结束英国人对马来亚的殖民统治。因此，通过迷惑视听以误导马共的斗争目标，进而把整个左翼政治，描绘为推动马来亚的共产主义革命，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谎言；带有含血喷人的恶意。
其次，在新加坡主流历史论述里，左翼政治被定性为，是受到共产党支配与控制之反政府的非法颠覆活动。这一种具有预设立场的未审先判，并不考虑到历史事实上的凭据。这一类来自凭空想象的说法，很不适当的夸张了马共对左翼政治的影响力。
实际上，要了解马共威胁论有没有现实基础，是可以从方壮璧对马共在新加坡的实际处境记述中一探究竟。从史料看看当时的马共在新加坡的实况，究竟是一番什么样的光景？方壮璧作为在新加坡的唯一马共干部，他到底干了些什么革命活动？
根据方壮璧的回忆：1950年初，进入南侨日报，两三个月后，余柱业也进入报社，两人由此相识。通过中介表白加入马共意愿，之后，余成为方的组织上司。任务是为马共英文战讯翻译华文资讯为英文稿件、稍后，又负责战讯华文版的编辑工作。
1950年9月某夜，警方进入南侨日报拘捕了好些职员，方是新兵所以不在情报的逮捕名单上。余与方从此转入地下活动。不久之后，被安排负责自由报的出版事宜。但是，随即自由报的工作室也被偵破。
1950年代初，地下市委被彻底破坏，书记变节投降成为对付共产党的政府特务，其他成员或被逮捕，驱逐出境，或叛变投降。当时新加坡的党组织已经根本瓦解，不复存在。其他各个区的组织单位，也遭到摧残而崩溃。
在新加坡的主要活动是由学委会干部领导，不过其成员要不是被捕就已经逃亡。学生委员在余离星后联系方。方是原市委的唯一干部；我的这个组织关系，是一个人对一个人的单线关系，断线之后，是离队的散兵游勇。
1952年起，由地下学委遗留下来的单位协助。一人负责自由报的出版。到这个时候为止，我从没有参加过正式的组织会议，我主持或参加的都是部门的工作会议。我不属于任何组织集体小组。我实际上是组织单独的个人。自由报社的其他三人是同事。我对马共地下组织的活动没多大了解，所谓马共地下组织只是各组分散独立活动的学生委员会属下的单位。
这些年来的公开群众运动，主要是由学方面的基层干部同志们领导和发动起来的。而其实，学生委员会本身的成员，也近乎损失殆尽，个别幸存的学委也已流亡国外。
1957年在印尼被任命为工作三人组一员，负责领导新加坡。这时的马共组织己被打散。马来亚的武装夺权斗争也已失败。从形式来说，党的组织巳经被破坏瓦解。直至工作组成立为止。传统的党组织形式，包括党章所规定的党组织活动，都已经停止了。我自已是从未参加过党组织生活的干部。
在这之前，虽然我被通缉，被追捕，接着有全面主持市党组织的宣传机关，但我从未参加过集体活动，没有参加过党和其他地下组织的会议。我对新加坡党或地下组织的情况一无所知，我并不了解新加坡党组织内干部人才配备的具体情况，但我能够清楚意识到，这项工作是由于没有别人负责，才由我硬顶起来的。
出席印尼会议者对新加坡的现场认识不多，大多不是参与现场斗争的干部或领导。我是现场唯一干部，但实际上我与具体斗争几乎绝缘，也无从了解斗争的内部情况。而与第一线工作有联系的干部，得到的也仅仅是久不久来一封信，或者，偶尔有人过来，反映个别单位的一些内部状况。
由于对具体情况了解不足，又由于参加者社会接触面不广以及知识水平和斗争经验的局限，会议对局势就不可能有全面，深刻的认识和剖析。这是非法地下党领导工作上的先天不足现象。
另外，方壮璧也记述了当时的客观环境之恶劣：地方小人口少，藏匿的地方有限，招收新人的机会更少，人力资源不足，可以回旋余地极为局限。时间越长困难越大。战斗力无法补充，恢复，只能日益衰竭。经验断层，联系困难，人员局限，资源短缺。绝对弱势。
方壮璧的这些记述，描绘出马共在组织遭遇彻底破坏之后的现实困境，也表达了个人作为散兵游勇的孤立无援，因而在工作上无所作为的无奈。回顾历史，应该就是因为马共有了这些客观上的困难，所以方壮璧才会在反殖统一阵线的虚假承诺下，让李光耀占尽了便宜。
浅而易见，一个已经频临崩溃边缘的弱势马共，岂能会有必要的庞大资源：金钱，物力，人力，去从事推动马来亚共产主义的革命，并且造成足以颠覆社会的威胁？
毋庸置疑，李光耀提出之左翼政治是共产主义革命说，是脱离现实的谎言，同样的，马共威胁论，或者说，共产党阴谋论，也完全是没有现实基础的政治标签。
李光耀之所以会无中生有的编造虚构理论，纯粹是为了要以涉嫌共产党活动的罪名，来动用内部安全法令下的无需提供证据，不经法庭审讯的情况下，随时与任意的拘捕与囚禁，政党政治上的竞争对手。
李光耀刻意无限放大“马共威胁论”有其目的
首先，以李光耀之历史论述为核心思想的新加坡主流历史观，是通过共产党威胁论来无限放大，共产党颠覆社会秩序的危害性，来抹黑与扭曲，左翼政治在反英殖民运动的努力与贡献。一个典型例子是李光耀的电台广播，把左翼政治的反英殖民运动，污蔑为：他们都想推动马来亚共产主义的革命。
那么，事情的本来真面目为何？
确实，马共的政治信仰是共产主义，但是，为此而硬是要把反英殖民运动等同推动共产主义的革命，却是一个不诚实的，居心叵测的说法。因此，历史有必要明确分辨，马共在推动共产主义，与在反英殖民运动的工作上，是持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根据方壮璧所说：入左不是南侨日报的影响，而是殖民统治的使然。追随共产党并不是为了什么共产主义，追随共产党，仅仅是对殖民地黑暗社会，对殖民地统治的一种挑战，追随共产党是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与和平，民主的唯一生路。
意思是说，方壮璧之所以加入马共是为了要参与反殖民运动，以结束英国人的殖民统治。在此，马共是一个政治平台，其目的与实际活动，是推翻英国人的殖民统治。
马共的实际活动与‘共产主义革命’远远挂不上钩
另外，方壮璧也针对李光耀所言，提出了进一步的解释：我还需要说明一下：李先生所说：‘…帮助推动马来亚的共产主义革命。’这类话，绝不是我说的。李先生应该承认，与他对话的人绝对不是白痴。为什么我要说那类蠢话？而事实上，当时的整个斗争，还远远的与‘共产主义革命’挂不上钩。…在那个时候，那种场合，我肯定不会说类似‘推动马来亚的共产主义革命’的话。不会在非共的头面人物面前…自讨没趣。…‘项庄舞剑’…有不少无辜的爱国者被咬定是在搞共产主义…。
方壮璧更是明确指出：有些人喜欢把事件和共产主义拉扯在一起，我合法，你非法。
在此，方壮璧除了批评李光耀凭空捏造的嫁祸陷害之外，更强调了反殖民运动的斗争，与共产主义革命挂不上钩。明显的，把反英殖民运动，捏造成是共产党革命的罪名，完全是李光耀用来打击竞争对手的政治工具。
诚然，方壮璧笔下的马共，无论是在武装与宪制内斗争，其主要的政治目的都是力图结束英国人对马来亚的殖民统治。因此，通过迷惑视听以误导马共的斗争目标，进而把整个左翼政治，描绘为推动马来亚的共产主义革命，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谎言；带有含血喷人的恶意。
马共在新加坡的实况是一番什么样的光景？
实际上，要了解马共威胁论有没有现实基础，是可以从方壮璧对马共在新加坡的实际处境记述中一探究竟。从史料看看当时的马共在新加坡的实况，究竟是一番什么样的光景？方壮璧作为在新加坡的唯一马共干部，他到底干了些什么革命活动？
根据方壮璧的回忆：1950年初，进入南侨日报，两三个月后，余柱业也进入报社，两人由此相识。通过中介表白加入马共意愿，之后，余成为方的组织上司。任务是为马共英文战讯翻译华文资讯为英文稿件、稍后，又负责战讯华文版的编辑工作。
1950年9月某夜，警方进入南侨日报拘捕了好些职员，方是新兵所以不在情报的逮捕名单上。余与方从此转入地下活动。不久之后，被安排负责自由报的出版事宜。但是，随即自由报的工作室也被偵破。
在`50年代新加坡的马共组织已根本瓦解
1950年代初，地下市委被彻底破坏，书记变节投降成为对付共产党的政府特务，其他成员或被逮捕，驱逐出境，或叛变投降。当时新加坡的党组织已经根本瓦解，不复存在。其他各个区的组织单位，也遭到摧残而崩溃。
在新加坡的主要活动是由学委会干部领导，不过其成员要不是被捕就已经逃亡。学生委员在余离星后联系方。方是原市委的唯一干部；我的这个组织关系，是一个人对一个人的单线关系，断线之后，是离队的散兵游勇。
1952年起，由地下学委遗留下来的单位协助。一人负责自由报的出版。到这个时候为止，我从没有参加过正式的组织会议，我主持或参加的都是部门的工作会议。我不属于任何组织集体小组。我实际上是组织单独的个人。自由报社的其他三人是同事。我对马共地下组织的活动没多大了解，所谓马共地下组织只是各组分散独立活动的学生委员会属下的单位。
这些年来的公开群众运动，主要是由学方面的基层干部同志们领导和发动起来的。而其实，学生委员会本身的成员，也近乎损失殆尽，个别幸存的学委也已流亡国外。
马来亚的武装斗争在`50年代也已失败
1957年在印尼被任命为工作三人组一员，负责领导新加坡。这时的马共组织己被打散。马来亚的武装夺权斗争也已失败。从形式来说，党的组织巳经被破坏瓦解。直至工作组成立为止。传统的党组织形式，包括党章所规定的党组织活动，都已经停止了。我自已是从未参加过党组织生活的干部。
在这之前，虽然我被通缉，被追捕，接着有全面主持市党组织的宣传机关，但我从未参加过集体活动，没有参加过党和其他地下组织的会议。我对新加坡党或地下组织的情况一无所知，我并不了解新加坡党组织内干部人才配备的具体情况，但我能够清楚意识到，这项工作是由于没有别人负责，才由我硬顶起来的。
出席印尼会议者对新加坡的现场认识不多，大多不是参与现场斗争的干部或领导。我是现场唯一干部，但实际上我与具体斗争几乎绝缘，也无从了解斗争的内部情况。而与第一线工作有联系的干部，得到的也仅仅是久不久来一封信，或者，偶尔有人过来，反映个别单位的一些内部状况。
马共领导工作出现“先天不足”现象
由于对具体情况了解不足，又由于参加者社会接触面不广以及知识水平和斗争经验的局限，会议对局势就不可能有全面，深刻的认识和剖析。这是非法地下党领导工作上的先天不足现象。
另外，方壮璧也记述了当时的客观环境之恶劣：地方小人口少，藏匿的地方有限，招收新人的机会更少，人力资源不足，可以回旋余地极为局限。时间越长困难越大。战斗力无法补充，恢复，只能日益衰竭。经验断层，联系困难，人员局限，资源短缺。绝对弱势。
方壮璧的这些记述，描绘出马共在组织遭遇彻底破坏之后的现实困境，也表达了个人作为散兵游勇的孤立无援，因而在工作上无所作为的无奈。回顾历史，应该就是因为马共有了这些客观上的困难，所以方壮璧才会在反殖统一阵线的虚假承诺下，让李光耀占尽了便宜。
李光耀是借“马共威胁”以对付政治敌手
浅而易见，一个已经频临崩溃边缘的弱势马共，岂能会有必要的庞大资源：金钱，物力，人力，去从事推动马来亚共产主义的革命，并且造成足以颠覆社会的威胁？
毋庸置疑，李光耀提出之左翼政治是共产主义革命说，是脱离现实的谎言，同样的，马共威胁论，或者说，共产党阴谋论，也完全是没有现实基础的政治标签。
李光耀之所以会无中生有的编造虚构理论，纯粹是为了要以涉嫌共产党活动的罪名，来动用内部安全法令下的无需提供证据，不经法庭审讯的情况下，随时与任意的拘捕与囚禁，政党政治上的竞争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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