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枚回忆录：活着的人
作者：阿 枚 @ 刘秀春（柔佛州，振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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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2020年8月25日）逝世的作家彼岸在他2016年1月出版的《白鸽从这里起飞》（限量彩色珍藏本）一书，收集了阿枚的这篇《活着的人》和彼岸本身以悲愤情怀写下的读后感《我背上行装去远方》和一篇题为《1990年9月3日领导同志传达原机关警卫队同志关于张成杰同志平反问题的讲话》。彼岸的这本书，由于他自己出版非常少量的彩色珍藏本，鲜见流传。
最近有人著书立说，有人跟着帮腔，正在巧立名目拿“张成结是敌奸”来说事，这些人所为何事？知情人和明眼人是心知肚明和心照不宣的。另一方面，也有许多人希望能够看到阿枚的《活着的人》这篇文章在网络上张贴出来，让更多读者有机会阅读到它，从而对有关事件及其引起的相关问题，有着正确的了解并做出客观的判断。
这篇文章全文近22,000字，由以下7个章节组成（各章节小标题为《人民之友》编者所加。
由于篇幅较长，读者可点击以下章节，分段进行阅读）———
刊载于彼岸所出版的《白鸽从这里起飞》一书的这篇原文没有插图，让有些读者阅读时有着“欠缺了什么似的”感觉。在此刊出的两张图片为《人民之友》编者所加。
（一）高中毕业后走出家门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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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毕业歌又在学校回荡了，但每年的学子们却都是不同的人。1966年尾我阿枚登埸了。
毕业是喜是忧因人而异，家境好的可以上大学，再捧个四、五年的皇帝饭碗，或在父亲的关照下继承父业，这当然是个喜讯：但家境穷的就得走进社会的大染缸，自己找生活，这当然喜不起来。我阿枚处在小康之家，下有两个弟弟还在求学，上大学便是件奢侈之事了，可我不放弃一丁点的希望，最后鼓起巨大的勇气与父亲面对面摊牌。
“爸，我想上大学。”
“你想读大学？你爸我都几十岁了，两个弟弟还要念中学，我哪来这么多钱？女孩子能念完中学已很够用了，我看你还是帮忙我打理生意吧。“
我老爸一句话就破灭了我上大学的美梦。我想半工半读，可又怕太辛苦应付不来。就这样我挣扎了好一阵子，最后还是选择帮父亲打理生意，但要求老爸给我交朋友的权利和时间。
“爸，你要我帮家里也可以，你得给我在星期六傍晚出去找朋友，星期天我早早就回来帮你，可以吗？”
“嗯，你出去了我一个人很难应付得来呀！你毕业后我就得辞掉阿华，要不然开销太大会吃不消的。家里生意又不是很好。”
“我是年轻人，我有交朋友的权利。又不是不帮你。”
“每周六一个晚上就得了，第二天早上我马上回来。要不然我出外工作好了。
父亲一听我要出外工作，马上软了下来，勉强答应我的要求。在店里帮了三、四个月，父亲就违背了诺言，干涉我外出了。到了星期六傍晚，我不声不响地收拾了几件衣服偷偷地出走了。
我去找高我一年级的同学阿碧，表明来意，她说正巧她工作的那间玻璃厂要请人，于是第二天我便跟阿碧去见工。由于经理不在，辨公室的职员叫我先去工作，中午才回来登记。
我和阿碧来到工房，看见几位男工，手里拿着钳子，围着一个转动的的大铁炉，火红的玻璃瓶定形后，他们便用手里的钳子把玻璃瓶夹出来，放到一旁冷却。阿碧跟其中一个工人交谈起宋，我站在一旁观看，发现工人们的手臂上或多或少都有烫伤的疤痕，心想这又热又危险的工作可真不是好玩的呀！
“阿枚，走了！”正当我看得入神时，阿碧叫我了。阿碧的身旁站着一个女工，我们跟着她来到一个摆满玻璃瓶的工房里，那里的玻璃瓶有大有小，形状也不一，只有两、三个女工在工作。带我们来的女工拿了几张砂纸给我，叫我用砂纸把玻璃瓶口磨一磨，只要玻璃瓶口不再锋利割手就行了，这就是我的工作。
工作很单调，没人和你交谈，时间就这样在磨来磨去中消磨了。中午，阿碧带我去吃午饭。她问我工作辛苦吗，我说还可以，只是一个人工作有点闷。
吃完午饭，我们去办公室见经理，经理竟然说工厂不要请人了。
“经理，你昨天不是说要请人的吗？今天我带朋友来见工，刚好你不在。管工已经分配工作给她做了，而且已做了半天工了，为什么你说话不算话？”
阿碧气愤地跟经理评理，我也傻了。经理那一付傲慢不讲理的样子，也使我非常反感。天呀！这是什么世界，为什么课堂上从来没教过这些?
为什么这个社会是这样的不公平？我第一次踏入社会寻找工作竟是这般的无奈！
“你不要请人就早讲嘛，现在人家已做了半天，才讲不要请人，这是什么道理！”阿碧与经理争吵起来，我一气之下拉了阿碧就往外走，我想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
我暂时住在阿碧租的房子，那里住着很多来自各地的大哥大姐，有做建筑的，有做鞋厂的，有做饼厂的，有些是校友，有些是工友。晚上校友教工友读书识字，有时唱歌跳舞，其乐融融，大家住在一起就好像一个大家庭，既亲切又热闹。
不久，我找到我踏入社会的第二份工作，我和阿碧在一间小型饼厂工作。饼厂老板娘为人刻薄，听说她请女工是要替儿子找媳妇。老板儿子是厂房的工头，老是色眯眯的瞄着女工看。另一个搅拌面团的中年男工也是色眯眯的，此外还有四个马来女工和两个马来男工。我的工钱是日薪一元八角，加班另算。
开始我的工作是洗面粉袋，后来就安排我看机器打模，这份工作只是将机模印成的四方面块涂上一层苏打水，然后排在大铁盘送入电炉烘烤，烤熟了就是苏打饼。当时的饼厂实在不讲究卫生，那中年男子把撒在地上的面粉扫起来又倒回搅拌机里，把面粉搓成面团送入机模。打模过后多馀的面团旁边就会黏到一些机器的机油，老板儿子又捡起来掺进面粉里再搅拌，我看了都不敢吃。阿碧则被叫去排货和将饼干装进桶。有一天，在工作时突然听到阿碧的尖叫声，我赶过去一看，天啊！原来那个中年男子正从后面非礼她，看见有人来就马上溜走了。
有一天早晨，马来女工偷吃饼干被老板娘看见了，老板娘就狠狠地责骂她：“喂！吃饼干？你们在家里不吃，来我这裡吃！饼干都被你们吃光了，以后再让我看到就扣你们的薪水！”当时我想，这裡的工资又不多，人家吃你几片饼干就会吃穷你吗？还要扣工钱，实在太刻薄了。自那天起，我们便和马来工友联合起来，一发现老板娘母子就相互通水。原先不敢偷吃的我，现在也偷他一两块来吃。
我还发现老板娘的秘密，那就是她早上常把厂钟调快半小时，下午又调慢半小时，老板娘明打明地剥削我们呀，可谁敢去理论昵！
有一晚我们加班加到很晚，本来九点多就提出要回家了，无奈老板娘就是不肯放人。
“老板娘，太迟了就没有巴士回家了！
“哪里会没有巴士，十二点不是还有一趟吗？”
结果那晚我们加班到十一点多，老板娘才肯放人。我们刚走出厂门不远，后面就有几个马来男青年跟了上来，口里还叫着“阿妹、阿妹”的。当时只有我、阿碧和两个马来女工，看到那两个男人跟着我们走，都被吓坏了。马来女工向前拔腿就跑，我和阿碧则往工厂奔去，差不多要到工厂大门时，那两个马来女工才大声叫我们不要怕，说那些男人是她们的朋友。真是活见鬼了，原来是她们的朋友作弄人，却吓死我们了。到了巴士站，有一大群马来青年也在等巴士，当巴士来到时，他们故意和我们挤着上车，乘机揩油，当巴士要开动时，就一窝蜂地全都下车了。天啊，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社会呀！我和阿碧都被今晚的事情吓怕了，我们都不敢再回工厂工作，就这样我们又失业了。
过后，我做过轮胎厂、鞋厂，在朋友的影响下，参加过工友发动的游行示威，以抗议老板剥削工人，也参加过抵制大选的游行示威。朋友们见我积极地参与他们的活动，就劝我加入劳工党或人民党。可是我这人比较喜欢独来独往，况且我觉得还没有看清这个社会的本来面目，所以当时我并没有加入任何党派。
离开家里大概有半年了，妈妈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她哭着叫我回家去，说老爸病得很厉害，一定要我回家去。我于心不忍，终于答应跟妈妈回家，但要求妈妈叫老爸不要管我管得太严。
回到家里，老爸真的病了，大弟连书也没读完就离家了，作为大姐的我心里很是过意不去，就留在家里帮忙。老爸暂时也不干涉我出去找朋友，就这样相安无事地过了三个多月。老爸的病也早就好了，慢慢地，老爸又开始干涉我出去找朋友。于是，我再度离家出走了。
我在新山鞋厂工作了两个月，过后又回到巴株，刚开始工作很不稳定，只好跟同学刷金银纸、做手提纸袋。工钱又少得可怜，有时工作一天只有几毛钱，没工作时连几毛钱都没有。不久，朋友介绍我到一间糕饼店工作，日薪每天两元，问我做不做。那时我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就一口答应了。过后就与工友住在一起。在糕饼店工作期间，很怕遇见熟人，怕他们笑我自家工不做却帮别人工作，于是老不敢抬头走路，怕给人认出来。
这时一个同学的朋友来找我，问我要不要找工作，他可以帮忙，不过是在怡保。哗！怡保离这裡好远呀，那边也没有朋友，到底去不去呢？我有些犹豫了。他看我有点迟疑，就鼓励我，叫我别怕，说他一定会照顾我的。我很信任这个朋友，心里想不会有问题吧，同时我也很想摆脱在糕饼店工作时所带来的心里上的障碍，于是我决定去怡保试试。
这个朋友就是老张，他在怡保的一间机械公司当营业代表（即推销员）。他和一个朋友合租一间房间，我到了怡保就暂时住在他那里。虽然我们同住在一间房，但各有各的床，而且他们都是正人君子，不是色狼的那种人。虽然很不方便，但还是安全的。
上来怡保已经一个星期多了，工作却还没着落，心里开始不安与焦急起来。老张劝我慢慢来，不用太心急，我却没什么耐性了。上来时我身上并没带多少钱，再这样拖下去，连回家的车费都会不够了，到时怎样回家昵？向老张借吗，我才不要呢。
终于，我找到一份在车手袋店当学徒的工作，工作时间是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星期一到星期六工作，星期天休息，工作时间老板包吃三餐，工钱每月二十元。当时我急着有工作做，于是毫不考虑就答应了，心想边做边找好了，好过坐吃山空。同时我也租到一间非常简陋的房间，每月只付八元租金。虽然只要区区八元，但也差不多占了我的薪水的一半了。在当时来讲，一个高中生只领这样的薪水是很不值钱的了。
当时很流行各式各样的珠子手袋、珠子荷包。我的工作就是利用绣好各种图案的珠子珠片布料，把它们做成手提袋或是荷包。老板是一对年轻的夫妻，还有一个男工，加上我整间店只有四个人。早上一到店里，我得先洗杯子泡咖啡，老板买四、五角钱的白面包条当我们的早餐，午餐晚餐则吃饭盒。老板夫妇经常吵架，所以我们的吃饭时间就很不准时，老板娘心情好时就早吃，心情不好时就饿到你半死，让你活受罪。有一次到了一点多两点了还没去打包午餐，早上那一两片薄薄的面包早就被消化得无影无踪了，肚子叽叽咕咕地叫了起来，我的胃也痛了起来。可是我们打工的那里敢出声，只好在那裡死顶。
放工回来后，我跟老张说，我不想干了，实在太辛苦了，从早做到晚没停的车，颈项都硬了，还吃不饱。老张又再劝我慢慢来，到时他会帮我找一份待遇比较好的工作。
我说，天下乌鸦一般黑，哪有白的？老板到处都是一样，只会剥削工人，填饱自己。
老张说，那就做满一个月再看吧！
我上来怡保时没多带几分钱，现在口袋里的钱也所剩无几了，房租还没交，只好咬紧牙关先捱过这个月。当时我觉得我自己真是好可怜啊！
星期天早上，老张找我喝咖啡，在咖啡店里他竟然向我表白，要进一步发展我们之间的关係。我吓了一跳，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那时我还很年轻，刚刚二十岁，而且我一向交朋友不管男女都只有友情，大家在一起才会开开心心，毫无顾忌。老张的表白太突然了，让我不知如何是好。
“老张，我们在一起的时间这么短，互相都还不了解……”
“阿枚，我了解！虽然认识的时间不长，可是我们都有共同的理想与奋斗目标，不是吗
?”
“不行，我不了解你！”说完我就走了。
我回到新山，我的同乡阿娥告诉我，老爸又生病了。我回到家看到父母苍老了许多，不忍心再离家到外面闯荡了。
（二）我跟着老张默默为组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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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张并没有因为我的拒绝而放弃对我的追求。不久，他从怡保南下，到新加坡工作，住在他姐姐家，每个星期天他就到我家来找我。老张是个很静的人，不大会跟老人家聊天，所以我父母并不喜欢我和他交往，我父母说他“嘴里含金”一一金口难开，不过我没法赶他走。由于他的坚持，我们渐渐地相互了解。他的思想是属于左派的，为人随便，有时随便到看起来变成了懒惰。但他对朋友很好，朋友有难时会很热心地给以帮助，人也蛮老实的。我们交往了一段时间后，他介绍我认识了阿莲、阿华、阿珍、阿英和阿德等人。后来他到吉隆坡工作去了。
一个星期天，他来到我家，告诉我有一对夫妇和他们的孩子想在我家附近找个地方住与工作，希望我帮忙。我说没有问题。两个星期后我们见面时，我告诉他我已帮忙找到了，他就叫一位女士带着一个小女孩来见我，并一同去看地方。不久，那对夫妇就搬到我帮他们找的地方住下来了，我还替那位女士找了一份车衣的工作，他的先生有病在身不能工作，只好在家看顾小孩。
在那之后不久，老张对我说组织要我们结婚（这时我已知道他是组织的地下成员了），我问他为什么这么急？他说组织要建立据点，叫我们做掩护。虽然我心里老大的不愿意，但我已被他感染了。离校后在社会上所碰到的种种不公平与被老板剥削的事情，使我更渴望自由平等，因此在老张的影响下我已经默默地在为组织工作了。所以当我听到结婚是组织的安排时，也就自然而然地接受了。于是我叫老张去向老爸提亲，老爸很不愿意，无奈女儿已长大成人了，就勉强答应了。
我们的婚礼是按华人习俗举行的，但一切从筒，不请酒席，当天婚礼一完毕，我们就赶上吉隆坡去了。我们的新房就在阿德阿珍夫妇的隔壁，新房也是由他们布置的，非常简单。
第二天我们去渡蜜月，大概玩了一个星期吧。渡蜜月回来后，我们去见阿德，他对我们说，以后你们这边就是一个据点了，经常会有人来联系。“阿枚，往后你不该知道的事情就不要过问，该你知道的就会通知你的。”哇，好神秘喔！我心里虽然很不高兴，但又能说什么呢，只好点点头。
刚开始老张还有在家，不到半个月他就说要出门去办事，一去就两三天后才回家。他走后，一个人在家无所事事，无聊的很，我去隔壁找阿珍也没有人在。老张回来后，我跟他说一个人在家很闷，想去学车衣或是找份工作来做。他说要跟阿德商量一下，但阿德没同意，却拿一架收音机给我，叫我整理北京电台的新闻和革命之声的报导，我只有照做。
整理电台新闻并非易事，因为我不曾学过速记，而且电台的播报速度很快，要马上记下来真不容易，还好有些新闻会重播，就这样也还是不能记全。
大概过了三、四个月，我们另外租了一间大房子。阿德说要开一间养鸡场，他们先过去安排工作，等上了轨道后才来接我们过去。就这样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了，而我能见到的人就只有老张一个人，但他经常不在家。白天说是去工作，傍晚才回到家，有时晚上也有事要出门，一出门就是三几天甚至半个月也不定，一大间房子空荡荡的就只有我一个人，真闷死我了。虽然有整理电台新闻的工作，但只有我一个人，没人和我聊天讲话，做到我枯燥乏味死了，好想出去找份工作做，但又不被批准，真无奈。我开始埋怨起来了。
不知不觉地过了几个月，我怀孕了。想到自己就要当妈妈了，又兴奋又紧张。由于是第一胎，很担心生产。我告诉老张，他叫我不要担心，到时阿珍会来陪月，我这才比较安心。
临产期到了。一天早上在厕所时突然来红，虽然是第一次当妈妈，看到一大堆血也知道不妙，还好老张在家，忙把他叫醒送我去医院。到了医院，我把情况告诉医生，医生检查后跟我说，婴儿的头没有转下来，要马上动手术。老张辨理住院手续后就走了，剩下我一人孤伶伶地躺在产房的病床上，无助的我心想是死是活只有听天由命了。大概早上九点多十点的时间吧，我才被推进手术房，一个护士拿着一条面巾掩着我的鼻子，叫我数一二三，我也不知数到多少就失去知觉了。
不知过了多久，我迷迷糊糊地听到有人叫我“阿嫂!阿嫂!”还拍打着我。等我醒来时已是下午两点多了，张开眼床边只有医生护士，却看不到老张，当时我真的好失望。逭么辛苦把孩子生下来，老公却不在身边，心里真不是滋味。医生告诉我生了一个男孩。不记得那天老张是几点了才来看我，还以为阿珍会煮一些吃的叫老张带过来，谁知他空着手来，只好叫他打包饭给我。因为医院的伙食是咖哩鸡饭，我听说动过手术的人是不可以吃鸡肉的，否则伤口将很难愈合，所以不敢吃医院里的伙食。我又再一次感到失望的是阿珍由始至终都没有来看过我，问老张，他说阿珍没空来，我听了很生气，还说要帮我陪月，到时却连人影都没看见。后来只有一个小我几年的女同学来看过我，其他的人就像消失了一样无影无踪。
可能是我的身体太虚弱了，我的伤口一直很难愈合，所以住医院就住了九天，看着慢来的都比我先出院了，我好羡慕她们。我很怕打针，每次打针我都痛得眼泪直流。另一方面看到其他的产妇都有一大群亲朋好友来看望她们，分享身为人母的喜悦和辛酸，还带来好多好多的食品补品，还有家人细心关心照料，再看看自己孤零零冷清清的一个人，心里好不难受。
当医生告诉我可以出院那一刻，我好高兴，赶紧叫老张接我回家。谁知回到家，什么都得自己动手，产妇坐月子时最怕动到冷水和吹到风的呀！本来阿珍说好要帮我陪月的，她不到医院看我也就算了，回到家连人影都看不见。朋友！？算了吧！没有辨法，我只有回娘家坐月子，再怎么说，父母还是自己的好。父母见到我和他们的外孙回来，都很开心。在他们的照料下，我和孩子慢慢地好了起来。
在娘家住了一个多月，老张就接我们母子俩上吉隆坡，并把我们安排在养鸡场工作。一到那裡我就碰见阿莲，她曾在我家乡住了十多天，但身份曝光后就到养鸡场来了。这里大概有七、八个人，我想这下可有伴了。老张跟我说我是来代替阿莲的位置的。几天后，阿莲就被调走了，接下来我就要接过阿莲的工作。可是阿莲的工作并不轻鬆，我很害怕自己挑不起这个重担。每天一大早四点多五点我就得起床，煮开水杀鸡，七点做早餐和洗所有人的衣服，然后帮忙喂鸡洗鸡笼。当时我们用的水不是自来水，要一桶一桶地从水井打上来。对于我这个刚动过手术的产妇来说，打水是十分吃力的工作，往往牵拉到伤口而隐隐作痛。工作是如此的繁重，连孩子也无法好好地照看了，只有在喂奶时才抱他一下，其他的时间只好任他躺在床上。由于劳累，晚上七点钟我就想睡觉了。老张老是处出送货，根本没办法帮我。他不但不体贴我，还让组织安排这么繁重的工作给我做，也没问过我是否能够应付得来。繁重的工作像大山一样压在我的肩上，使我的背都直不起来了。由于伤口还没有痊愈，只要一挺腰，就痛得要命，所以我只好鸵着背走路，就像一个七老八十的老太婆一样。当时我常常心想，难道这样就算是革命？
不久，来了一位女帮手，样子蛮清秀的，中等身材，叫阿花。不久就病倒了。养鸡场里除了老张就是我年纪比较大，所以养鸡场里大大小小的事我都得管起来。现在阿花病了，除了工作我还得照顾她。阿花吃了很多药都不能好，总是发烧，退了又烧回来，反反复复。邻居说这是出“朱毛丹”，就带阿花去洗“朱毛丹”，也不见有起色；人家又教我用黑鸭毛来洗，还是不好。我又到街上去请中医师来看病，中医师看了阿花后一句话都不说就走了，这下可把我吓愣了，怎么办好？该不会出人命吧。全都没法子了！最后我只好到药店买了一大堆毛丹散回来，又吃又擦的，奇迹出现了，阿花慢慢地好了起来，我们这时才松了一口气，阿德也买了葡萄来看望阿花。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上级关心我们这些下属。
接著又来了一对夫妇和两个小女孩，听老张说他们是对假夫妻，小女孩是那个女人的女儿。组织太神秘了，有时是真是假我也分不出来了，而且很多事你都不可以随便乱问，管他真假，都由他们说了算。一个叫阿帅的被调走了，这样一来，就只剩下五个人可以工作，一对兄妹、阿花、老张和我了。那对夫妻没住几天就留下孩子出门去了，有时三五天才回来一次。老张是主外的，送鸡和接订单的工作是他负责的，所以老不在家。老张一不在，我就是最大的了，自然而然就当起了管家婆。
不久，老张告诉我，阿德找到另一个地点准备开多一个新农场，叫阿花过去帮忙。开始阿花早去晚归，后来就有时有回，有时没回的了。我问老张怎么回事，他说那边已经有房子住了，有时太忙就在那里过夜，这样比较方便。老实税，对于阿花被调过去帮忙这件事，我心里一直犯嘀咕，为什么叫一个刚病好的人去帮忙？为什么叫阿花一个女孩子去帮忙呢？我总觉得这事有古怪。
明天就是八月十五中秋节了，我们大家正在商量怎样渡过这个大家庭的第一个中秋节，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着：月饼可不能少；杀一只鸡吧；别忘了买蜡烛香纸拜拜，好保佑我们出入平安……
第二天一早，大家快手快脚地把工作做好，就去准备过节的东西。大约十点老张急急忙忙地赶回来，一回来就走进阿海夫妇的房间，不久阿海夫妇就匆匆忙忙地出门去了。这时老张才告诉我们，不好了，昨晚阿德强奸了阿花，大家马上收拾东西去别处躲躲吧。说完他就走了。当时养鸡场只剩下我和孩子、那两兄妹与两个小女孩了。怎么办好，我当时心慌意乱，六神无主了。在吉隆坡又无亲无戚，真急死人了。还好那两兄妹说他们有一个姐姐住在附近，先去那边躲躲吧。于是我们只收拾了一些衣服，连午饭都没吃，桌上的锅里的东西都不管了，就连拖带抱地赶到那两兄妹的姐姐家。那大姐一看到我们这副狼狈的样子，就数落了我们一顿，我们只有静静地忍着，谁也不敢出声。第二天早上我出去与约好的老张会面，老张告诉我，据他调查，养鸡场没有出事，于是我们才搬回去。可是那两兄妹就与我们分道扬镳了，再也没有回去养鸡场了。
过了两三天，阿花回到养鸡场，收拾好东西就这样走了。后来听说由于这件事，她受了太大的刺激因而精神失常了。那两个小女孩的母亲也将她们带走了。养鸡场一下子变得冷冷清清起来，就只剩下我们夫妻和小孩了。老张说要收掉养鸡场搬到别处去。上头来了个叫小鸟（“小鸟”即林雏鹤的昵称——《人民之友》注），见过两三次面，又了个叫高佬的帮忙我们拆鸡寮，拆完鸡寮我们就搬走了。就这样，养鸡场倒闭了。
新年就要到了，我好想回家过年，可是组织却不允许我们与家人联络。我向上头申请要求回家一趟，得到批准。回家后，妈妈苦苦哀求，要送我回去，我又哪里忍心拒绝，就让妈妈送我。妈妈看到我住在那么偏僻简陋的地方，心疼自己的女儿，苦口婆心地劝我回家。我能回家吗?我已无法回头也没得选择了！老张一看到我妈，就脸黑黑地训我，说我不该把妈妈带过来，说这样会绐我们惹来麻烦的。听到老张这么毫不讲理冷漠无情的话，我十分生气地说，又不是我要妈妈过来的，我是我妈的女儿啊！
后来我们又搬到怡保住了几个月，我第二个孩子就要出世了，怎么办？我们没钱请人陪月，也没人帮忙，最省钱的方法就是回娘家。老张把我送回娘家待产，我很不好意思又要麻烦父母，但没法子，只好厚着脸皮回去。
我的第二个孩子是女儿，她顺利地来到这个世界。女儿满月后，老爸希望我和孩子们留下来，他说他们可以帮我照看孩子，叫我去学中医，留在店里帮忙，这样我既可以圆我读书的梦想，又可以安心照顾孩子。但是老张一来，我又只好忍心离开父母，跟老张走了。
这回我们来到了一间漆厂，这间漆厂是一个朋友出钱投资创办的，厂里有六、七个工人。他们来自各地，有新加坡的、有吉隆坡的、也有本地人。小岛常在这里出现。我在这里帮忙煮饭洗衣，有空时还要帮忙搥“打麻”。我每个月有十五元的零用钱（也许这就是我的工钱了），另外每个月只给我两百元的伙食费，叫我包下整间厂人员的伙食，还包括孩子的奶粉费。想想看，七、八条大汉每天三餐，这区区的两百元哪里够用！我向老张埋怨钱太少了，他只会叫我省、省、省！到月底手头紧时只好连自己那十五元也贴进去了。就这样在漆厂呆了半年多吧，有人来换班，我们就离开了漆厂到别的据点去了。
这次和高佬住在一起，没什么工作好做，人也不多。可是老张和高佬老是不在家，有时一出门就是一个星期或更长，甚至三更半夜被叫到就得马上出门。老张从来都没有抱怨过，只要组织需要他去哪里他就去哪里，也不管我们母子是否安全。反而，我老是提心吊胆的怕他会出事。我不知道他们一天到晚地出门是去哪里，去干什么，只能和两个孩子相依为命。还好，孩子们都没什么大病痛。
离开了漆厂，起初以为不用再忙忙碌碌地工作了，可是在这里没有工作做，老张他们又常不在，又开始觉得很无聊了，所以常常会不知不觉地想起漆厂的朋友们。有时候我会向老张打听他们的消息，朋友们怎样了，还好吗？漆厂工作顺利吗?
老张为了敷衍我，有时简单地说他们都很好，有时就有问没答的。
1974年中，老张匆匆忙忙地赶回来对我说，农场和漆厂出事了，你赶快收拾东西，两天后就走。我问他去哪里？他说就回你妈家吧。天啊！又叫我回娘家，我娘家成了避难所了。上次我妈跟我上来时，老张给我妈脸色看，我心里就十分难受。现在出事了，又叫我回去，我担心父母兄弟骂我，说我有事才回来，平时连个地址都不让他们知道，过年时连一声问候都没有。虽然我很想念父母，可一想到这些我的心里真的很不好受呀！还好，父母看见我和孩子回来都很开心，对他们的外孙更是疼爱有加。父母就是父母呀！不管自己的孩子多么的不听话，只要看到孩子平平安安，就再也不会去计较过去的事了。他们就像大海，永远能够包容孩子们年少不懂事的愚蠢。
父亲又劝我留下来，除了帮我照看孩子和送我去学医，还说，连这间店都给我，只要我留下来！我能吗?我已经是一个嫁出去的女儿了，更重要的是，组织已经替我安排好我要走的路了，我已经身不由己了！
不久，有人来把我和孩子带到关丹，在那里我们开了一个小小的豆腐坊，同时认识了方明（即李晳全@李锡泉，见文末照片）
（三）我上队了, 最后到机关队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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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全国大逮捕左派份子。坏消息不断地传来，弄得我们提心吊胆。最后老张说我们不能再呆下去了，上头指示我们尽快上队，孩子留下来给家里人照顾吧。老张的父母已经过世了，兄弟姐妹都有自己的家庭和孩子了，我不放心。自己的父母要做生意，哪有时间照顾，而且他们也有三个孙子了，年纪都很小，我也不放心。我对老张说，孩子还这么小，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我实在不放心留下他们。就算留下他们，孩子没有父母在身边会受人歧视的，而且长大后也不会认得我们了。我不忍心丢下孩子不管呀！
老张把我的意见反映给上头，最后组织同意我们带着孩子一起上队，并答应会将孩子送到中国去学习。我听说在中国那边也有我们的人，学习环境会比较好，我想这是最好的解决方法了。
我们要走，也不能说走就走，要先结束豆腐坊的生意，况且豆腐坊还欠人一笔债，我们不能一走了之。我和老张商量，他说组织没给我们钱，只有靠自己了。于是他写了一张字条，叫我回家去找他妹妹拿钱，拿了钱我也顺路去看我的父母，并在家里过了一夜。
回到关丹不到三天，老张就告诉我，我家里出事了！政治部到我娘家找我，找不到我，便把我大弟夫妇抓走了。事情越来越糟糕了。报纸上刊登了我老爸的寻入启事，要叫我回家去。我心裡既着急又无奈，怎么办？最后老张叫我写一封信回家，向老爸说明一切。于是我写信给老爸，叫他不用为我担心，也不要找我，请他们原谅我这个不孝女，不能在身边照顾他们了，人各有志，只要不去做伤天害理的事，总有一天我会回家的。
终于，我们被通知上队了，还有一个叫阿发的和我们同行。阿发说我们比其他人幸运，不用走山路而是坐车的。第一晚我们在吉兰丹过夜，阿发去找联络人，可是他回来说找不到联络人了。这里可能出事了。没有办法，我们只好连夜赶路，继续北上。来到泰国勿洞，我们在旅馆过了一夜。第二天去找另一个联络人，终于找到了，并通知我们明天傍晚才能上路。就这样我们在勿洞逗留了两天三夜。
傍晚，联络人依约来了，把我们带到一间小屋旁，那里停着三辆摩托车，有三个人在等着我们。老张和阿发各乘一辆，行李都由他们携带。我和两个孩子共乘一辆，儿子坐最前面，接著是驾驶员、女儿和我，我得把手伸到最前面扶住儿子，这样子两个孩子才能被我和驾驶员夹紧，不会掉下来。路越来越难走了，经过一段弯弯曲曲的山路，一面是陡峭的石壁，一面是深邃的山谷。险峻的地形让我心惊胆跳，但驾驶员驾轻就熟，安稳前行；有几段路非常难走，路面上全是烂泥，只用圆木铺著，我感觉如果一不小心就会掉下山崖去了。驾驶员叫我把孩子抱紧，不要乱动，然后信心十足地控制着摩托车，慢慢向前行使。看到他小心翼翼模样，我也不由自主地提心吊胆起来，吓得我魂飞魄散。夜越来越深了，风越来越冷了，再也看不见四周的风景了，我的手也越来越麻痹，冷冰冰的手像再也抓不住儿子。我真的很害怕，害怕这黑夜，也担心着那看不见的未来。不知过了多久，摩托车终于停下来了，驾驶员跟我们说到了。
我努力地寻找着，看看四周是否有房子，但是太黑了，什么也看不清楚，只见到处都是树木。联络人发出信号，路旁突然跳出几个穿着军装的人，领头的个子非常高大，他向我们敬礼，和我们握手，他叫阿平。那三个驾驶员没多久就跟我们道别，从此再也没见过面了，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们姓什名谁。阿平把我们带到一个露营地，在地势平坦的地上铺上原子布，就这样过了一夜。这是我第一次在大自然中无遮拦下过夜。
第二天一早醒来，发现我们在一座山丘上，四周都是树木竹林。孩子蹦蹦跳跳地在玩闹着，他们早已忘了昨晚的冰冷和疲倦，那些叔叔阿姨很喜欢他们，两下半就混熟了。来接我门的大概有十多个人，每人手上一把长枪，腰间系着子弹袋，头戴军帽，好不威风，阿平腰上还插着一把短枪，看上去炯炯有神。一路上他们轮流背孩子，我们的行李也由他们帮忙背着，我们夹在他们中间，像列队似的一个接着一个地走着，他们说这是“行军列队”。
翻山越岭了好几天，好不容易才来到一个营地。那里的战士男男女女几十人列队欢迎我们的到来。我们好高舆，心想终于摆脱了敌人的追捕，来到了我们梦想的地方，我们有回到家的感觉。
我们在这里的第一个家是民运队。它属于队伍最外面那一层，任务是与外面的地下组组织联络，把粮食和必需品供应给山里的军队，并将地下组织提供的敌情传送给内部。在民运队里，如果早上没有被派到出外背粮或执行其他任务，所有的人都得练操。所谓练操也叫打野操，不管男女老少手里都拿着木枪，在一定的范围内捉迷藏，看谁先发现对方就用口发出兵兵乓乓的枪声，如果符合规则就算把对方“打死”，那被“打死”的人就得出局，你只能在一旁观看或做评判员了。这种练操对我们这些新兵来说是很新鲜的，孩子们更是高兴，他们漫山遍野地乱跑乱窜。
在这里我们看到小鸟夫妇和他们的女儿，后来又来了一个小男孩和他的母亲，他们是小鸟的妹妹和外甥，我们很高兴能在这里再次见面。小鸟关心地问我上队时有没有带什么药品，我说只有普通的一些外伤用的胶布。他分了三、四条高丽参给我，叫我放在身上留着备用，又将一台小型收音机卖给我，我把身上仅有的五十元给了他。
过了一个月左右，组织就安排把孩子们送走了，我和老张也被调到另一个较大的队伍去学习。这个队伍叫“三中”。到了那里，学习班早已开课了，我们算是插班生。所谓学习班是把从各地上队的新兵集中在一起加以训练，让我们对革命有更深一层的认识。所以不管你是年轻还是年老，文盲还是大学生，只要是新上队的新兵都得上这一课，只有接受训练后才能成为队伍的一份子。学习班为期三个月。
我在三中这里遇到了阿德-——就是在养鸡埸强奸阿花的那个傢伙，他还能当个小队长呢！我心里想这种傢伙可真有能耐。老张告诉我他的两个亲戚也在这里。
学习班一结束，敌人就向我们发动进攻，我们只好搬走了，就连辛辛苦苦挖好的篮球埸都还没用上。由于地势不平，山丘多，要挖掉泥土才能铺平地面，所以说篮球场是挖出来的。学习班里有的人被派往南下背粮支援突击队，有的人留在三中，而我和老张则被调到更深入山里的机关队。这可羡慕死许多人了，老同志说如果被挑到机关队的可算是幸福极了，在那里会得到众多领导的关怀与照顾。真是这样吗？
我们出发了，在行军的路上，护送的同志一路跟我们介绍，这是什么山，那是什么河，应该怎样认路，怎样路过不留痕迹。当我们登上一座山峰的时候，山上的空气既寒冷又潮湿，我的牙齿被冻得格格直响，不听使唤。来到一块石碑，我们停下来休息和吃午餐。同志们说这块石碑就是马泰边境的标志了。我走过去看个清楚，果然那石碑上刻着马来文和泰文。再向四周眺望，真有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凡尘俗世被踩在脚下，蓝天白云却触手可摸。
记不得走了多少天，同志们跟我们说明天就要接头了。所谓“接头”’是指换另一边的同志来接我们，而原先的队伍就往回走，算是完成任务了。第二天下午两队人马接头了，意外地碰上了方明的老婆和女儿，我们大家都很高兴。晚上就地开了个联欢会，每人分到一包金蛋快熟面。哗，好久没有看到这种东西了，在深山里这算是很珍贵的干粮，没有特别的日子是见不到的。我和老张都舍不得吃，把它送给了方明那六、七岁的女儿。由于连日的行军，我们都太累了，没有聊多久就各自去睡了。
早晨天朦朦亮就被叫醒，吃过早点收拾好行装，两支队伍相互握手道别，我们与方明的妻子女儿擦肩而过。大约又经过四五天的翻山越岭，终于来到机关队。同样的仪式，机关队的同志们百多两百人列队欢迎我们的到来。
我被分配到第六女小队，老张被分配到第三男队，我们的工作是整理抄写文件，有时也得站岗放哨，或去背粮。这里有四个领导人，其中有一个掌管军事，名字叫阿和；其他的则掌管行政，叫阿苏、阿秀和老谢。有一对是夫妻，女领导叫阿秀，大约五六十岁，我刚到时她还不属于领导层，只是总书记，但是她的权力似乎同其他领导人一样没有分别，甚至还要大，她讲的话就是革命。那里每个人都叫她“阿嬷”，背地里却叫她做“老妈子”。阿苏和老谢很少在四周走动，整天都在自己的小屋里工作，只有在节日和开会时才出来。而每天都有两男两女的勤务员料理他们的生活起居。有时其他部队的领导人也会来机关队开会。
到机关队不久，老妈子就叫我到她那里，问我身体好不好，工作习不习惯。当时我好感动，对她说一切都好，也习惯了。她又问我要学些什么吗？我告诉她我想学一些医药常识。最后她要我写一份关于地下活动的报告。我老实地照实写了，关于阿德强奸阿花的事也照实写了进去。过后我被安排学习医务课程。这里的医生和人员很多，我学习后也没有多少实习的机会，不大能派上用埸。
不久，老妈子又叫我去。她说看了我的报告，写得很好。我顺便问起阿德强奸阿花的事，她的回答让我十分讶异和失望，她平淡地说这只不过是私人问题上的一点小错罢了。我当时心想，一个女孩的终身幸福就这样被毁了，况且我们是追求理想、自由、平等的革命工作者，这种败怀道德与损害妇女身心的行为，难道只是个小错误小问题吗？那我们妇女参与革命是为了什么呢？当时我很失望，也不敢将我自己的想法讲出来，只能在心里留下了许多的疑问和想法。
在机关队里有一对夫妇，先生应该算是领导层的人物，可是却没有领导的尊严也没有得到尊重。他的泰文很好，每天都在整理泰文电台和泰文报的消息，却从来没有在大会上讲过话。听说他太太以前是一个医务员。起初我很奇怪，他太太为什么一直被人排挤和鄙视？她的工作是被派去砍猪菜，同时老爱跟别人吵架。一吵架就召开临时特别会议，党委级的和个别小组级的都会参加。然后大家一齐声讨他太太，同时她的先生也跟着遭殃，大家也责怪他没有管好他的太太。他太太与人吵架，不去问吵架的原因，反而去责备她先生，我真的不会形容其中的怪异。他太太也毫不畏惧地在会上大声争吵。久了，我才知道，原来他太太在马来队期间不小心打错针导致对方死于非命，因为那次意外她才被调到机关队的。
（四）老张:他们不是人!我要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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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老张各自住在不同的小队里，平峙也比较少接触。我以为已经逃离了敌人的追捕，来到队伍上，不用再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了，所以平时并没有怎样过问老张的工作和生活。就这样过了一年多的时间吧，不知为什么，老张越来越不对劲了，精神恍惚。而机关队里也仿佛透出一股不安的气氛，好像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似的。
这时方明夫妇来到机关队，我很高兴见到他们。方明是我在地下活动时期的上司，可算是老朋友了，所以一见面我就向他诉苦。他也告诉我他妻子身体不太好，我马上想到小鸟在民运时给我的高丽参，于是拿出来送给他们，但他们没有接受。他们来机关队住了一个多月，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来，也不知道老张是否有跟他们见面。他也没跟我说起，但他的精神状况却越来越糟糕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好。
不久，机关队里有个叫金凤的女同志被抓了，说她身上暗藏着毒药，要毒害领导人。于是开大会把她定罪，然后判她死刑。我当时就有点怀疑，金凰很少到别的地方去，整天都在自己的小屋里抄抄写写，她的毒药是从那里来的呢？她真的要下毒吗？让我最觉得费解的，她丈夫一向在民运队工作，开大会时他才回来，他平静得不近人情，难道他们早就没有夫妻感情了吗？这太可怕了！
老张似乎清楚地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问我，金凤是不是被干掉了？我趁机想知道他到底是怎么了，就对他说，你到底有什么事情，可以跟我讲嘛。
他却答非所问，说：“他们不是人！我们回家吧！”
他的话让我摸不着头脑，怎么劝他，他就是不肯说为什么他会变成这样，只是反复地说他们不是人。那时候老张已被监视了。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他的雄心壮志哪里去了？老张说：“他们到底是哪来的妖魔？他是在队里还是在地狱呢？”我想，他的理想又哪里去了？我什么都不知道，只觉得脑子里空空的，不知该如何是好，只知道大难临头了，心里泛起一阵阵的恐惧感。
老张的“心病”越来越严重了。起初他还在营地四周走走，后来老妈子告新我他在小队里磨刀。其实他的武器早就被没收了，他哪里来的刀子呢？磨刀做什么呢？又有谁看到呢？一连串的疑问在我的脑海里，但是我不知道真假，因为没有人告诉我真相是什么！
老张被软禁了，上头叫我去看守他，我多想知道这是为什么呀！我好乱，不知该怎么办才好。问老张他死都不肯说，只是反复地说“他们不是人，我要回家！”
老张的个性倔强，有时在工作上会坚持已见，和上头顶撞外，其实很少得罪别人。他的原则性也很强，从不把工作上的秘密对其他人乱讲，甚至连我——他最亲近的妻子也从不例外。我实在想不出他到底做了什么让上头觉得他十恶不赦，我实在想不通！
金凤的事也太过蹊跷了，那晚老妈子还炖补给她吃，半夜还站岗放哨，一切都很正常。可是第二天就把她五花大绑，说她要毒害领导人。三天后开大会就被干掉了。这里是否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内情！
在森林里，在军队里，我们的性命都不可能有保证的，可以说是拧著头颅干革命，谁想造反或是逃走，机会都十分渺茫。同志们都是自愿参加革命，忠于革命的，为了追求共同的理想才到这里来的，所以绝不允许背叛者的存在，平时大家都互相监视，打小报告的也特别的多。再说，森林四周到处都埋有地雷，不同的地区由不同的人负责埋地雷，没有人完全知道地雷的正碓位置。我们又才刚上队不久，大多数时间都在营地里，很少有外出的任务，走进大森林里，连东西南北都分辨不出，怎么逃也逃不出去。
几天之后，上头就不准我接近老张了。我求老妈子让我去见他，可是不准。他的四周都是荷枪实弹的看守，任何人都不可以接近他。可是我住的地方却离他被看守的地方不远，不到三十尺，而我却要若无其事地工作休息、站岗放哨，我的心情可想而知，脑子一片空白、一片混乱。
这是老张的最后一天。老妈子把我叫去，要我写一份报告检举老张！要我怎么写呢？我根本不知道他到底犯了什么罪，要求见他问个清楚也不被批准。在我脑里，他总是那么积极地为组织工作，从没怨言。上头要他半夜出门，二话不说说走就走；新婚不久要出门也没有抱怨；上队的时候，没钱还债就自己贴补；又是老婆孩子一家子一起上队。不可能写这些吧！如果这样写我是否也会像老张一样，性命难保！到时孩子们怎么办，他们还在组织的手上，不能让他们被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背黑锅。我考虑了很久，只好写老张平时比较懒散的一面，我想这些小毛病不可能成为死罪的证据吧！不管怎样，我与老张就这样诀别了，连最后一面也没让见上！
上头放了我两天假，那两天我脑子空空的，不敢哭，也不敢想，无法向人倾诉，也无人可以分担我的痛苦，到现在我都法想像那两天我是怎样渡过的。第三天，我又得打起精神继续被分派的工作，继续活下去。老妈子叫我过去，向我训话，劈头第一句就是“陈平已经知道了，孩子还是你的。”当时我强忍伤心，还得赔上笑脸，我想我的笑比哭还要难看，只可惜当时没有镜子让我看到自己的模样。接着老妈子吩咐我要多接近某某，不要跟某某讲太多话。这又是为什么呢？
回到小队，我苦苦思考，老妈子在暗示我什么呢？是不是一不小心也会像老张那样死于非命呢？满脑子的疑问就像一堆乱麻，怎样解也解不开，巨大的压力就快把我压得承受不住了。最后我只好用工作来麻痹自己，我拚命地工作，就算没被分配到也争着去做，好让我的脑子没有思考的时间。可是我的脑子还是不停地在转动，想了很多很多。我想到死，用枪自轰，用绳子上吊，背粮时跳下山崖。可是死了又能解脱吗？我死了孩子们又怎么办好呢？难道要他们永远被人在背后指着骂“叛徒的孩子”吗？难道要他们永远抬不起头来，被别人骂他们的父母是出卖同志的叛徒、反革命份子吗？不，不能，我不能死，不能让别人误解那是畏罪自杀，我是清白的！老张是冤枉的！孩子们是无辜的！我要活着，要好好地活下去！当时我还不到三十岁，我想我不能就这样死掉，这样太不值得了。我的青春都奉献给革命了，我们毫无私心地毫无保留地奉献，竟然落到如此下埸，生命又是如此的短暂，我很不甘心，我想总有一天真相是会水落石出的，总会有人还我们一个清白的。
要活下去，就必须面对各式各样的人和他们那些可怕的眼光。深夜里我常常难以入眠，常常一个人偷偷哭泣，又不敢哭出声来，怕被人听到，白天还得装作开心的样子积极地工作。没有人过问也没有人敢过问，什么事只有放在心里，那滋味比吃黄莲还要苦上千百倍，而所有的痛苦我只有独自默默地承受着。
时间久了，伤口也慢慢地愈合了。也许上头看我工作表现得还不错，对我的熊度也稍微有所好转。老妈子向我透露了小鸟的行踪，由于他的脚不能适应森林里的气候，所以出去了，他的妻子和妹妹也跟着走了，还有方明夫妇也走了。这些人都是我的上司。我想，难道这些人都有脚病吗？还是这些娇生贯养的大学生吃不起苦呢？他们可真有办法，我听说上了队后就休想出去了，而他们却如此法力无边地说走就走，像鸟儿一样飞出了大森林。
老妈子还替我作主，帮我凑合了另一段婚姻。那人的年龄相当大了，足够当我的父亲。他是个老粗，没进过学校，只有一股蛮劲和对上头的忠心，个子虽然矮小却可背百来公斤的东西上下山，速度比较慢但很有耐力。可是队伍里很多人并不尊敬他，都说他又聋又蠢。老妈子替他讲了很多动听的好话，说他年青时还背过她上下山。总之，无非是要我答应这门婚事。其实不管我愿不愿意，我能不答应吗？当时我的处境是多么的无奈呀！
婚是结了，可我的内心是千百个不愿意，又有谁能了解我的感受呢。涙已流干了，现实还是要去面对，而且那些怪样的眼光还不时地射向我。没辨法，我只好抱着做一日和尚敲一日钟的态度，努力地活下去。我的工怍除了抄写、放哨、背粮外，后来还被派去走交通、藏粮、开芭，最后还成了装雷组的成员。过后还学打电报，也帮指挥部编排同志们的日常工作。我想这是靠我的毅力与出色的工作表现换来的信任吧。
我的这一段婚姻维系的并不长久，由于不是自愿的，婚后时常吵架。闹到老妈子那里去，这让我觉得是一种耻辱。就这样吵吵闹闹地维持了七、八年，我再也受不了了，于是向老妈子说我要离婚。起初老妈子一直劝我慢慢来，多想想人家的好处和优点。可是没有感情的婚姻怎样维持怎样强求都是没有用的。最后我索性不回小屋和他同住（在队伍里夫妻每三个月有一个月可以同住在一间小屋。由于山头地方狭小，不能建太多的小屋，所以小屋只好轮流共用。平时我们都住在小队里的），老妈子也拿我没辨法。在她病重到要死时才答应让我离婚，这也许是她临终前良心发现吧。
（五）我在机关队工作整整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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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队伍里，凡是节日都会庆祝一番，上头就要讲几句漂亮动听的话来鼓励大家，年终总结时也有一篇为了演讲而写的漂亮文章，这些讲稿多数会叫我抄写或校对。我进机关队整整十五年，那些文章几乎干篇一律：什么形势大好、形势有利、努力奋斗、不要固步自封、勇于自我批评、提高革命精神、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等等。可是在队伍里面，我们不能听收音机，也没有报纸可看，完全是一个封闭的环境，报纸只有上头和广播撰稿员才可以翻阅。所以上头说一，下属是不可以说二。在这样一个封闭的世界里，我们已经不能分辨是非黑白对错了，哪里还有什么判断能力，哪里会进步呢
?
在队伍里打小报告的人可真多，他们也因此得宠。如果你能让老妈子信任你，常在她面前说这说那的，那你要求什么老妈子都会给与安排，甚至自动给你一些甜头，如送你一些吃的东西，或者在小队开会和年终总结会上称赞你忠于革命，要其他同志向你学习和把你当做好榜样诸如此类。在队伍里做苦力没有好吃好穿的我并不怕，最怕在检讨会上被人无中生有地批评或被人打小报告，这真是有理也说不清，就好像被人在背后捅了一刀。还好不会因为这些事情判你死罪，要不然你又要死得不明不白了。我就因为讲福建话而被警告，叫我不准讲方言要讲华语。可是奇怪的是那些讲广西话的又可以照讲不误。
还有一种人，仗着微不足道的权势，就自以为是，瞧不起其他人。这种人自以为是老革命了，就处处瞧不起人，又特别针对女性，老把“查某查某不行的啦”的口头禅挂在嘴边，还常常无理地批评别人。队员的穿着是十分讲究的，可是他们却就光凭特权可以随便穿着。
还有一件事，我永远不会忘记。有一次，一个党委生病了，我看他吃了许多药都不好，于是大胆地向老妈子提议吃中药试试看。因为我是在药材店长大的，对草药多少了解一点，说不定用草药会有效。于是老妈子叫我开药方，我开好后拿去给主管药品的同志抓药。他看了我的药方后问我，“你的药有毒吗？”天啊！身为机关队主管药品的他连普通的药方都不懂，还怀疑是毒药。这实在是太可怕了。我开的药方不过是普通的伤风感冒药。也许他根本是敌视我吧，那我就可能会被他的话害死。
时间是治疗一切悲伤的灵丹妙药。时过境迁，我对人对事也没那么计较了，我的心情也渐渐开朗起来。我最开心的工作就是去执行装雷的任务，雎然装雷是非常危险的工作，稍微一不小心就会要你的命或是断手断脚的，但是我很乐意，因为我们这一组人很合作，大家也比较年轻，思想比较开通，彼此会互相关心。在去工作的路上，我们有说有笑，还时常开心地取笑对方。如“你的那位（指伴侣）怎样了，还不找一个伴来？”、“队伍里都是老查某、老头子“、“我是迟开的花朵”等等。大家常常这样无拘无束地开玩笑，没有人会回去打小报告，所以大家都没有顾虑，可以暂时把一切的烦恼和辛劳丢到一旁去。我们走到高山上看日出，看那变幻莫测的白云，眺望那远处的山庄，宛如神仙般地遨游在大自然之中。可惜好景不长，在敌人发动的一次战役中，上头指派我们小组的三位男同志去查雷，不幸壮烈牺牲了。我伤心难过了很久，也替他们惋惜。朋友们，同志们，安息吧！
（六）陈老总面对马共肃反的质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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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一些不寻常，平时很少出门的阿苏出门了，听说是去开一个重要的会议。上头也不时叫几个同志去开会，开会后回来就在一起悄悄地议论着什么，神秘得很，但没有人向我透露一点风声。几个月就在这样不寻常的气氛中过去了，队伍终于公布了爆炸性的消息，我们和马泰双方的谈判展开了！我作萝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有活着走出森林的那一天，我想也许我就快和我的孩子们见面了，我多么渴望这一天早点到来。但对一些老革命来说，他们这辈子会一直斗争到底，会把一身忠骨埋在大森林里，从没有想到会有下山的这一天，他们都不敢相信也不能接受。
老妈子病逝了。在谈判期间阿苏不幸患上癌症也过世了。后来阿石前往谈判。机关队里比较有份量的领导常常外出开会，各个部队也常派代表来往机关队。1989年年底谈判总算有结果了。
最先回到机关队的是阿焰，她来头不小，听说是阿和的前妻，相当泼辣的一个女人。她一到就为老妈子办追悼会。上头选到我去做花圈，可是我从没有做过，推又推不掉，怎么办好？我只好硬着头皮胡乱地把花圈做好，又照着上头的吩咐把挽联写上，阿焰看了一下也没什么意见。可是要去坟场了，她却破口大骂：“王八蛋，这花圈是谁负责的？”毫不顾忌自己的身份，就像一个泼妇一样。挽联不是她要求这样写的吗？为什么要当众破口大骂一顿，是不是要显示一下自己的威风，好叫别人怕她，不敢不服从她呢？
陈老总也回到机关队来了，这可是一件大事。虽然他是我们的最高领导，大部份的同志都没有见过他的卢山真面目。他到达那天，除了列队欢迎外，还有军队检阅仪式。第二天，布告栏张贴了一份特别醒目的告示，说明谁有什么问题想面见陈老总的，请登记。很快就有许多人的名字写在告示下，我也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可是还没有轮到我，就说他不会再约见其他的同志们了，可能时间对他来说是很宝贵的吧。不过，当晚开了个由他主持的大会，大会上却有些意想不到的收获。
大会开始，陈老总也免不了客套一番，讲了一些堂哉皇哉的动听话，他话锋一转，回顾起过去的历史，坐在后面的一个中年同志突然站起来向他提出质问，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文革期间，我们队伍受到中国影响而产生的肃反问题，那时他的亲人是怎样被肃反清理掉的？这个问题一提出，整个会埸就像炸了锅一样，憋在人们心里二十多年的怨气终于爆发出来。许多受过伤害的同志纷纷站起来追问亲人朋友是怎样被定罪的，定罪的理由证据又是什么？情绪都十分激动。这时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最近同志们老是在窃窃私语，特别是边区的同志，他们还不时私下开会，神秘兮兮的。可惜我还没来得及问老张的事，因为夜已深而宣布散会了。
这次的会议让许多后来才上队的同志感到十分震撼，尤其是我。没想到在革命队伍里竟然有如此可怕的事情发生，叫革命者和群众情何以堪，心何以安？其实斗争本身就是一埸残酷的游戏，不管在革命事业中或是在现实社会里，权力斗争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谁想当老大，就得排除异己，唯我独尊。而小人更是权力斗争中必然产物。现在回想起来，当年我只是凭着年青人的满腔热血，和对社会的不满，就以为自己可以成为争取自由平等的英雄好汉，完全没有冷静下来好好地想一想。
关于老张的事，虽然没有来得及询问陈老总，但是那次会议给了我前所未有的勇气，我去找了老谢。老谢对我说，老张被定罪是根据方明（李皙全）的报告的，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告发者居然是方明（李皙全）!我再问阿和，他也说是因为方明的报告，老张才被定罪的。我要求查看这份报告，上头却说“不知藏到哪里去了，找不到了！”好一句“不知藏到哪里去了”，就把所有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这就是（他们）对一条人命的交代，这就是（他们）对我的交代，好不轻鬆。这已经够了！我想我的疑惑终于要到被证实的时候了。
我好不容易找到机会见到陈老总，他人还好，没什么架子，还亲切地叫我坐下。我向他表明来意，并问他，关于战锋（老张的队名）的事，你知道吗？他到底犯了什么罪非死不可？
陈老总回答说，他略知一二，什么原因部队上不是讲过了吗？
我对陈老总说，战锋把妻子儿女一家带上队参加革命；在地下工作时组织钱不够用，他毫不吝啬地拿钱出来帮助革命，而且还不是小数目，是好几千块呀。如果他是叛徒反革命，你想他会把一家大小都带上队来送命吗？为什么连财产都不要，还拿钱出来支持革命呢？这是可能的事吗？杀入定罪要有证据，可是连证据都没有就杀人，这怎么能叫人信服呢？
陈老总叫我先回去，等他调查清楚后才给我一个明确的交代。终于，陈老总下令给老张平反，还他清白。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我想我能坚强地活着就是为了这一天到来吧！
和平谈判成功了，我们组织几十年的斗争也正式结束了，我们重新回到了社会。由于回返祖国的手续尚未办好，我们暂时居住在泰国的和平村里。
我碰到了阿德夫妇，他们也还活著。我很高具兴见到他们，我想他们和老张是上下级的关係，很了解老张的为人，应该会帮说句公道话吧。没想到他们竟然不敢面对我，对我的提问也支吾以对，或者干脆推说不知道。我好失望，现在已经不是动不动就给人扣帽子的时代了，他们好像害怕被连累一样，难道还怕死不成？我又不禁怀疑了起来，难道他们心中有鬼？所以再见面的时候，感觉非常的不自在。
（七）革命队伍竟有荒唐定罪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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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天早晨我碰到了阿焰，她正向我迎面走来，我们彼此打过招呼后，我问她对于战锋的事情有什么看法？她说她相信朋友所说，认为战锋是一个叛徒，而这个朋友就是方明。到现在为止所有的证据就只有方明的那份报告，只是偏听偏信一个人的片面之词，就可以将一个人定罪。我真的很难接受这么不公平的裁决。
方明回来了，这是最好的对质的机会，我绝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的。方明先以大富翁的姿态大手笔地捐款给和平村，于是村里贴了布告大肆宣传介绍。当他们两夫妇回来时，却装作不认识我。我看准时机在他们得空时去他们的住处找他，一看到我，他一脸尴尬，马上站起来，说没有空就走出门外，连起码的客套招呼都没有。第二次我写字条留言约他见面，去到他那里他又说没空要另约时间。好吧，另外约过时间就另约吧，我耐心地等待着。
我想他不是没有空没有时间，只是怕我责问他关于老张的事吧，这样的态度简直是不打自招了。
最后他找了老谢来，而我也叫了老张的一位亲人同来。我们面对面地坐着，我尽量压制自己的情绪，但毫不客气地向他质问：“方明，听说老张的事是你写报告告发的，是吗
?”
“我是听领导讲的才写报告的。”他辩白。
“老谢，你不是说是方明先写报告的吗？”
“当时处理这件事的是阿秀和阿和，他们是说根据报告来处理的。那份报告的内容我不记得了，报告也找不到了。”老谢回答。
“方明，老张到底做了什么对不起革命的事情，你根据什么理由说他是叛徒反革命？”
“领导说老张是叛徒，要我写报告揭发他，理由是对你很不好，生活散漫和懒惰。
天啊！这就是老张的“罪名”——对妻子不好、散漫、懒惰！我气极了，快要把持不住了。难道这样就可以干掉一条人命，难道看不顺眼就可以用莫须有的罪名来定罪吗？我自己本身都没有特别计较，夫妻间吵吵闹闹是极平常的事，难道这样就可以被定罪为叛徒反革命，那么全世界的人都是反革命了！
“老谢同志，你们领导层就是根据方明的报告，而方明又说是你们领导叫他写的报告，你们这样推来推去，就什么责任都不用承担了吗？”
老谢避而不答。方明也不正面回答这个问题，接着冒出一句没头没脑的话：“梁静说在行军路上你们对她很冷淡，不热情。梁静就是方明的老婆的队名。
老啊天爷！什么热情不热情的，当时我们要前往机关队在接头时意外遇见梁静。我们才上队不久，背上背着东西翻山越岭好几天了，已经筋疲力尽了。我记得梁静当时是两手空空的没有背东西，还有人专门照顾它们母女俩。由于疲劳我们没有和她聊太久，这就叫不热情？当晚发给我们的金蛋面，我们都不舍得吃，把它送给了他们的宝贝女儿。要知道，金蛋面在队伍里是难得一见的奢侈品。后来他们来机关队时，梁静告诉我她有病，我马上拿出珍藏的高丽参送给她，这样还叫不热情吗？这是哪门子的道理？
李晳全@李锡泉的早年（左）与晚年（右）照片
更绝的是最后方明说，“陈老总要平反，那是他的事，我是不会改变自己的看法的，除非你有本事就出书啦！”
这是多么面目可憎丑陋卑鄙的灵魂，欺负我一个女流之辈，叫天不应，唤地无门。天大的错误，死赖不认，又死无对证，将所有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良心。
李皙全呀李皙全，我们和你有什么深仇大恨，你非要置人死地而后快呢？堂堂一个大学生竟然如此毫无法纪，毫无队伍里的组织纪律，罗致一些生活上的芝麻绿豆小事，就随便给人定罪，而上头竟然偏听偏信，就这样要人一命。我该痛哭，还是狂笑好呢？哭老张就这样胡里胡涂的丢了一命，笑世界上竟有这样荒谬的闹剧。李皙全呀李皙全’你如此蛮横不讲道理，乱加罪名乱扣帽子，你是假革命，真割命呀！
胸怀壮志觅真理，茫茫前路谁指引？
孤魂独魄断深山，生死主宰是何人？
老张，安息吧，作为你妻子的我和孩子们永远怀念冤死九泉的你！让咱们，向革命，不是割命，鞠躬致敬，无怨无悔
（本文全文录自彼岸著《白鸽从这里起飞》一书，第160—181页。作者没有注明写作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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