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丁贤<星洲网>专栏评论:巫统大会的赢家和输家

郑丁贤<星洲网>专栏评论:

巫统大会的赢家和输家

来源： sinchwww.nt_2451672.html

 

经过再三展延的2020年度巫统代表大会，终于在3月27日与28日两天在吉隆坡太子世界贸易中心举行了。这是巫统在第14届大选中丧失政权以后首次仅召开两天的代表大会。基于新冠肺炎疫情依然严重，这次的大会采用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召开，限制了前往现场出席大会的代表人数，因此显得格外冷清。根据记者观察，出席巫统三臂膀代表大会的人数约有300人罢了。

本文是郑丁贤2021年3月30日发表在<星洲网>言论版的专栏评论，原标题：巫统大会的赢家和输家。全文如下（以上主图与说明以及几个重要人物插图为<人民之友>编者所加）——

 

  赢家：

1. 阿末扎希 ──

作为党主席，他成功利用这一次的党大会，推动自己的议程，也掩盖了自己的问题。

阿末扎希的主要议程是促成巫统和土团的决裂。在他的主席演说中，他用了大概80%的篇幅来抨击国盟、土团，以及亲土团的巫统领袖。相对而言，针对巫统改革和发展，以及国家人民课题的谈话，明显苍白。

这让人产生错觉，会以为是一次批判土团大会，而不是巫统代表大会。

而且，阿末扎希的措辞强烈，有时近乎苛刻，似乎把他个人对土团的不满和愤恨，尽情的宣泄。平心而论，这相当不符合一个主流政党主席的身分和形象。

不过，反土团、反国盟的情绪，已经在巫统党内酝酿了一段时间；出席巫统大会的区部代表，他们和土团更有着利益上的矛盾；因此，党主席的谈话，契合了他们的需要和意愿。

所以，当阿末扎希声称要退出国盟政府时，代表们集体站立表达支持。

到此，阿末扎希已经达到目的。即使没有马上退出国盟，然而，他已经获得了代表大会的令旗。至于什么时候要和慕尤丁摊牌，决定权已经在手中。

在党代表敌忾同仇，集中对付土团的氛围中，大家也忽略了巫统本身的问题，包括阿末扎希官司缠身，领导无力，缺乏方向，党内斗 争激烈。

短期来看，阿末扎希掌握优势，但是，长期而言，他曝露了自己的弱点。

 

2. 莫哈末哈山──

末哈山以署理主席身分，为青年团和妇女组的开幕的演讲，似乎更像是主席的演讲。他提出巫统应该走的路向，以及重振国阵的意向。

尽管他也批评土团，但是，他没有使用情绪化的言词，而是理性的提出要分手的理由。

Tok Mat的表现，不仅得到代表们的掌声，也获得大会之外，包括来自基层和一般人民的认可。

虽然派系不同，纳吉却在Bossku脸书赞扬Tok Mat的表现，并获得数万粉丝按赞，可见Tok Mat气势看涨。

如果说阿末扎希像是马来节庆上，表演马来武术silat pulut的演出者，花拳绣腿，装腔作势；而Tok Mat才是silat武者，功夫在身，一出手就知道有没有。

如果说阿末扎希赢了现在，末哈山或许会赢得未来。

   输家：

 

1. 安努亚慕沙──

安努亚自己可能也没想到，他在巫统大会上如此孤立无助，还成为集体围剿的对象，甚至把他定位为“叛徒”。

客观而言，安努亚只是提出不同的路线，主张和国盟合作，共存共赢。但是，在反土团的浪潮下，他的声音被压过，没有作用，反而为他带来负面的冲击。

安努亚在阿末扎希演讲之后，静悄悄的离开会场，显然已经知道时不我予，无须再战。

和安努亚站在同一阵线的沙希旦，在演说时甚至被代表们喝倒采，回以嘘声。

巫统的亲土团派，经此一击，彻底溃败，以后党内不会再有和土团呼应的声音；安努亚和沙希旦等已经浮出水面的亲土派，以后也很难在巫统生存。

  2. 巫统部长和副部长们──

希山慕丁、凯里、依斯迈沙比利、诺莱妮、阿汉峇峇、哈丽玛、马利肯等现任巫统部长和副部长，陷入尴尬状态；而他们的职位，不是握在首相手上，而是悬在党主席一念之间。

他们并不是巫统主席所委任，但是，随着大会的议决，只要最高理事会或阿末扎希动念，就可以要他们退出内阁。

到时，如果他们不愿意辞职，就是违反巫统，前途堪虞。

据悉，已经有多名巫统部长产生辞意，认为再做下去已经没有意思。他们和慕尤丁的会面，也表达了这项意愿。

 

3. 慕尤丁──

巫统对首相撒下的网，从“支持到国会解散”，收窄到“由最高理事会和主席决定何时退出国盟政府”。

之前，慕尤丁还有主导权，怎么说都可以撑到国会解散，而且可以决定什么时候解散；但是，现在巫统要抢过主导，一旦它退出政府，国盟就难以为继。

只是，老慕的姿态更为强硬，摆明架势，准备和巫统硬战，必要时大选全面开打。

不愿受巫统予取予求，不看巫统脸色过活，老慕展现了领导人的骨气。不过，形势比人弱，现实毕竟残酷，今后的日子会更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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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清"禁用新疆棉"黑手,揭穿西方的"反华套路"

   认清"禁用新疆棉"黑手,

   揭穿西方的"反华套路"

来源：https://user.guancha.cn/main/content?id=486692

 

美国政府是想利用新疆棉花事件在中国煽动“颜色革命”

本文是<观察者网>风闻版2021年3月30日刊出、由专栏作者戴雨潇撰写的评论文章，原标题：通过新疆棉事件揭秘西方的反华套路。<观察者网>介绍，戴雨潇是纽约大学研究生、思想与文明观察者。

以下是<观察者网>刊出的全文内容和原来插图(以上主图和说明为<人民之友>编者所加)——

日前，瑞典服装品牌 H&M 在发布声明，高调表示“对中国新疆少数民族遭受的宗教歧视和强迫劳动深感担忧”，随即撇清关系、宣布品牌“不与位于新疆的任何服装制造工厂合作，也不从该地区采购产品”，并且声称“公司已经开展调查，确保所有合作的中国工厂没有通过转移就业等项目雇佣来自新疆的工人” [1]。

在声明的最后，H&M 提到其供应商“过去曾经从新疆‘良好棉花发展协会’（Better Cotton Initiative, 缩称BCI）认证农场采购棉花。但是由于在新疆进行可信的审计调查变得越来越困难，BCI 已经决定不在新疆发放BCI 棉花认证”。由于 H&M 是 BCI 的加盟品牌，所以该公司产品所需的棉花将不再从中国新疆地区获得。

 

有趣的是，几天后 BCI 上海代表处发表了一则和 H&M 上述说法相互矛盾的声明，称其在新疆“从未发现一例有关强迫劳动的事件”。代表处的工作人员称 H&M 等品牌禁用新疆棉的决定与 BCI 无关 [2]。

一、抹黑新疆棉花的推手和背后组织

“良好棉花发展协会”（BCI）是一家总部位于瑞士日内瓦的跨国非政府非盈利组织，目前是全世界最主要的棉花标准制定和认证机构。BCI 目前有上千个加盟会员，包括多达487家中国企业，以及阿迪达斯、耐克、H&M和李维斯等世界著名服装和鞋类品牌。以 BCI 标准出产的所谓“良好棉花”占到了全球棉花总产量的 22% [3]。

BCI 前几个大会员

我们通过简单的搜索就可以发现，BCI 官网上挂着一则题目为《BCI 将停止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所有现场活动》的官方声明。网站显示这则声明发布于去年10月21日，而且在今年3月（本月）更新过，显然可以代表 BCI 目前的官方立场。

在声明中，BCI 称“在中国新疆持续存在的关于强迫劳动和其他侵犯人权行为的指控以及农场层面不断增加的强迫劳动风险导致了日益恶化的运营环境，BCI 因此决定立即停止该地区的所有现场活动，包括人员培训以及数据监控和报告”，并且明确说明“在2020年3月，BCI已经停止了在新疆的全部许可和保证活动。因此 BCI（自那以后）没有在该地区再许可‘良好棉花’（Better Cotton）”[4]。

 

“良好棉花发展协会”（BCI）关于新疆的声明

这意味着最迟从去年开始，BCI 就已经不认新疆棉了。

这则声明中 BCI 从始至终没有拿出任何证据、没有指出具体在新疆什么地方什么时间发生了所谓“强迫劳动”的情况、也没有列出指控新疆存在“强迫劳动”的是什么组织，只是说存在“指控”和“风险”。因此 BCI 依据所谓的“负责任的脱离接触”原则，不再认证新疆棉。

这就是典型的“莫须有”——我们没有发现岳飞谋反的证据，但是“存在这种指控和风险”，因此我们决定杀了他。

这么一看，BCI 上海代表处的那条声明就非常狡猾了。他只说了一半的真相——“没有发现强迫劳动”，但没有说另一半——即便没发现新疆存在“强迫劳动”的证据，BCI 还是决定不认新疆棉了。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 BCI 宣布禁新疆棉的一个月前，美国国会通过了所谓的《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法案规定“全面禁止进口所有来自新疆的产品，除非企业提供明确和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其供应链中没有’强迫劳动’，才可获准进口”。

而根据 BCI 公布的年报，至少到 2019 年，美国联邦政府机构“国际开发署”（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缩称USAID）是其秘书处（相当于执委会）成员及重要金主。仅在2016年，BCI 就得到了100万美元来自 USAID 的捐款。在随后的三年时间里，USAID 又捐赠了100万美元  [5]。

 

BCI 执委会成员，美国政府机构“国际开发署”赫然在列（BCI 2019 Annual Report） 

美国国际开发署是承担美国大部分对外非军事援助的联邦政府机构，其宗旨为“通过促进广泛的人类进步来执行美国的外交政策，同时扩大稳定、自由的社会，为美国创造了市场和贸易伙伴”[6]。该组织自成立之初，目的就是在海外推销资本主义、削弱共产主义的影响。可以说 USAID 和中央情报局（CIA）这些暴力组织共同构成美国外交政策不可或缺的组成成分。

近几十年来，USAID 以“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为借口干涉他国内政的情况比比皆是。根据2014年的曝光，USAID 曾在古巴秘密建立类似推特的社交平台，并以此煽动当地民众示威。连《华盛顿邮报》和《外交政策》等美国主流媒体都不得不承认，USAID 事实上就是中央情报局（CIA）等特务机构的掩护组织（front organization）[7-9]。

 

USAID用假“推特”破坏古巴政府的计划最终失败（Washington Post）

有美国政府在背后撑腰，BCI 这类所谓的“国际非政府组织”造谣抹黑我国新疆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散播新疆谣言以反华的险恶用心

事实上，这些机构所谓关于新疆的指控大部分就来自美国政府和其资助的傀儡机构。

西方媒体关于新疆存在“普遍的强迫劳动”的指控最主要的来源就是臭名昭著的“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de, 缩称ASPI）。这家智库曾经一手炮制“中国高级间谍王立强潜逃澳大利亚”的有关报道，事后证明这个王立强不过是个江湖骗子。

ASPI 号称“独立、无党派倾向的智库”，但根据其官网公布的收入来源，这家智库有超过三分之二的资金来自澳大利亚国防部和其他政府机构，其余还有来自国外的财政收入——北约、美国国防部、美国国务院、以色列大使馆、日本大使馆甚至洛克希德马丁等军火公司都是 ASPI 的金主 [10]。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财政收入来源

进一步深挖该组织的财务往来我们发现，该组织在美国国务院几十万美元的资金支持下，监视和追踪澳大利亚各大学同中国的研究合作与学术往来 [11]。澳大利亚国会参议员金 •卡尔直指 ASPI 此举是在污名化澳大利亚的学者，破坏他们的学术研究。

而根据 ASPI 自己公布的2019年度财报，由其一手捏造、被无数西方主流媒体频繁援引的抹黑新疆的著名报告——《出售维吾尔：再教育、强迫劳动和超出新疆的监视》[12]，竟然是英国驻华大使馆用18334美元花钱买出来的 [13]。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2019-2020年财报，海外政府机构出资部分

这份“报告”中充斥着对中国国内新闻的恶意曲解和来自逃亡海外反华分子的道听途说 [14]，将南疆贫困群众前往内地务工就业、脱贫增收的自发性行为歪曲为“强迫劳动”、将政府反恐和去极端化工作污蔑为剥夺宗教自由 [15]、将随便在网上找到的新疆建筑的卫星图片称作是“集中营”、甚至拿百度贴吧上的帖子当做论据 [16] 等等。对于这些无端的指责和诋毁，国内相关部门和媒体已经进行了较为充分的驳斥 [17-19]，笔者在此毋庸赘言。

ASPI 极端偏执的反华言行在澳大利亚国内也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和抗议。澳大利亚前外交部长鲍勃•卡尔认为 ASPI 一直在鼓吹“片面的、亲美的价值观”；澳大利亚参议员金•卡尔指责 ASPI 的鹰派“执意打响一场新冷战”。

这些所谓的智库和学者，明面上打着维护人权的幌子，实则是为了幕后金主的利益，无所不用其极地煽动反华，其用心险恶令人不齿。而某些西方国家和企业“抵制新疆棉”，口口声声是为了维吾尔“人权”，却在用行动损害了我国新疆人民劳动就业和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

三、认清西方政企学媒的"反华套路"

从上述的内容中我们可以梳理出一条西方政企学媒反华的清晰脉络。首先政府和军工复合体相互勾结，然后他们通过外交和情报机构资助和左右所谓的“智库”和非政府组织，最后由新闻媒体和企业作用和影响到广大人民群众。

 

这套洗脑机制在西方社会过于有效和普遍，甚至可以说到了一种“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地步——很多机构和个人甚至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所思所想和一言一行都在受到它的影响。

某些西方国家的政府和所谓的“智库”“非政府组织”对中国新疆近年来的持续发展与进步置若罔闻，根本上还是来源于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傲慢：他们认为自己无须调查和考证，随便编造出一些关于新疆的谎言，全世界也依然得接受。

中国人认为 H&M 等公司“一边抵制新疆棉花，一边在中国赚钱”完全是痴心妄想，但是对于这些生活“信息回音室”（echo chamber）里西方企业来说，他们可能都没有意识到新疆实际发生的事情和西方媒体的报道有着天壤之别，也不在乎伤害中国人民维护祖国统一和各族团结的天然情感。

如果这些机构和企业还愿意继续在中国运作下去，那么我们有必要点醒他们，让其意识到西方的闭环之外还存在一个新世界。目前我们看到已经有多位明星同抵制新疆棉的美国耐克公司终止合作、安踏正式宣布退出 BCI、李宁将“新疆棉”打在标签上，这些都是理智、负责任的传达信息的方式。

同时我们也应当注意到存在一些没有同流合污的外国企业，例如运动品牌斯凯奇发表声明称公司在注意到 ASPI等组织发布的涉疆“报告”后，聘请团队进行调查并未发现企业相关工厂存在“任何形式的雇佣童工或强制劳动行为”[20]。对于这类实事求是的企业，我们也应当给予肯定和支持。

[ 参考References ]

[1]https://hmgroup.com/content/dam/hmgroup/groupsite/documents/masterlanguage/CSR/Policies/2020/Xinjiang%20Statement.pdf

[2]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5859907.html

[3]https://bettercotton.org/about-bci/

[4]https://bettercotton.org/bci-to-cease-all-field-level-activities-in-the-xinjiang-uyghur-autonomous-region-of-china/

[5]https://stories.bettercotton.org/2019AnnualReport/index.html

[6]https://www.usaid.gov/who-we-are

[7]https://foreignpolicy.com/2014/04/03/cuban-twitter-and-other-times-usaid-pretended-to-be-an-intelligence-agency/

[8]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lifestyle/style/usaid-effort-to-undermine-cuban-government-with-fake-twitter-another-anti-castro-failure/2014/04/03/c0142cc0-bb75-11e3-9a05-c739f29ccb08_story.html

[9]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4/apr/03/us-cuban-twitter-zunzuneo-stir-unrest

[10]https://www.aspi.org.au/about-aspi/funding

[11]https://www.afr.com/policy/foreign-affairs/the-think-tank-behind-australia-s-changing-view-of-china-20200131-p53wgp

[12]https://www.aspi.org.au/report/uyghurs-sale

[13]ASPI.“Annual Report 2019-20”.aspi.org.au.https://www.aspi.org.au/annual-reports

[14]Darren Byler, ‘How companies profit from forced labour in Xinjiang’, supchina, 4 September 2019, online; Ye Ling, ‘Released from Camps, Uyghurs Subjected to Forced Labor’, Bitter Winter, 23 December 2019. https://bitterwinter.org/uyghurs-subjected-to-forced-labor/

[15]Nilka, Xinjiang: Multiple measures to explore for improving model of organised rural labour transfer employment outside of Xinjiang’, Xinjiang Public Employment Net, 25 June 2019.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00128215747/http:/222.82.215.217/2015_jyzx_jyxw/8a4ac4066b873576016b8cb385630f7f.html

[16]https://archive.fo/fYlV4

[17]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1/0324/c1002-32059604.html

[18]https://www.sohu.com/a/414525978_162758

[19]https://www.fmprc.gov.cn/ce/cgjed/chn/zt/xjfk/t1810442.htm

[20]https://about.skechers.com/wp-content/uploads/2021/03/SKECHERS-USA-STATEMENT-UYGHURS-March-202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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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路线改变不成而终止合约, 我国赔偿3.2亿令吉予新加坡

 高铁路线改变不成而终止合约,

我国赔偿3.2亿令吉予新加坡

来源：malaysiakini.com/news/568645

本文是<当今大马>2021年3月29日的报道，原标题：大马付款3.2亿予新加坡，作为取消HSR计划赔偿。全文如下（3张插图为<人民之友>编者所加）——

马新两国政府今年元旦宣布取消隆新高铁计划（HSR），经过将近三个月处理后续后，马来西亚已经赔偿3亿2027万零519令吉24仙给新加坡。

首相署部长慕斯达法与新加坡交通部长王乙康今午发表联合文告说，马新两国已经敲定赔偿额。

“马来西亚政府已赔偿新加坡1亿零281万5576新币（马币3亿2027万零519令吉24仙），作为发展与之前展延马新高铁计划的成本。”

慕斯达法与王乙康指出，马来西亚政府在鉴定赔偿金额后，最终与新加坡达成一个“和睦的协议”。

他们也强调，为了两国人民的好处，马新将继续维持友好关系及密切合作。

我国要求修改路线不成,

双方最终决定终止合约

今年1月1日，新加坡交通部率先发文告说，马来西亚要修改高铁路线，而经由两国政府讨论后，最终决定终止双方合约。

马新两国领袖之后相继发文告证实此事，并强调两国将维持良好关系。

两国是在2016年签署马新高铁计划双边协议，但工程却在2018年9月暂停。

前朝希盟政府曾预测，计划将耗资1000亿令吉。

计划暂停期限原定在去年12月31日到期，马来西亚数次要求延长暂停期限。

马来西亚原本要把高铁衔接到吉隆坡国际机场，但新加坡拒绝这项建议。

根据原有计划，马新高铁的站点（见下图）包括马来西亚的大马城、雪邦-布城、芙蓉、马六甲爱极乐、麻坡、峇株巴辖、依斯干达公主城，以及新加坡的裕廊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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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打击新疆棉花，真的打到七寸了吗？

西方打击新疆棉花,

真的打到七寸了吗?

来源：dwnews.com/E4B8ADE59BBD/60234737/ 

舆论开始煞有其事的谈论，“抵制新疆棉花”背后是棉花定价权、供应链，甚至是新疆“就业问题”，这被视为是欧美抓住了新疆的“七寸”。 真的是这样吗？数据会说话！

以下是<多维新闻>2021年3月29日刊出、由陆一撰写的评论的全文内容和原来插图（上图为<人民之友>编者所加）：

随着抵制新疆棉花事件的发酵，舆论开始煞有其事的谈论，抵制新疆棉花背后是棉花定价权、供应链，甚至是新疆就业问题，这被视为是欧美抓住了新疆的“七寸”。乍看上去，似乎是这样，但细品之下，其实欧美並没有打到“七寸”，而内地舆论在民族主义浪潮之下，也不够冷静分析。

那么，分别从定价权、产业链、就业三个方面展开。

 

中国棉花产量和新疆棉产量。（多维新闻制作）

美国害怕丢失"棉花定价权"

首先，需要明确。中国国家发改委在2020年发文称，为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神，经国务院批准，2020年起在新疆完善棉花目标价格政策，目标价格水平为每吨18,600元人民币，每三年评估一次，根据评估结果视情况调整目标价格水平。再翻查过往记录，在2017年发改委会议上，棉花目标价格由试点期间的一年一定改为三年一定，2017年至2019年新疆棉花目标价格为每吨18,600元人民币。

这表示什么，中央政府为了维护新疆产业，从来都是国家定价。并不随市场价格波动。也就是即便棉花作为大宗商品，在大宗商品期货市场受各种因素水深火热的时候，新疆棉花价格都是稳定的。

全世界目前棉花的竞争格局，中国、印度、美国分别占据棉花产量前三位，包揽了约70%的总产量。出口是美国为首、印度次之。这里还存在一条关系线：中国庞大的服装行业需求，是棉花的进口国，进口棉花一半来自美国，剩下的主要来自巴西和印度。而美国衣服主要MADE IN CHINA，80%的棉花都进行了出口，主要目的地自然就是中国。

什么意思呢？要知道，比较棉花产业链结构来看，上游棉花在产业链中有一定的定价权，而中下游分散，话语权偏弱。所以，美国要牢牢的将上游棉花定价权掌握在手里，他才可以赚取更多利润。

对棉花这种大宗商品来说，产量很重要，定价权更重要。棉花的国际定价权，原本就掌握在美国手里。美国纽约商品交易所是世界最主要的棉花期货期权交易所，也是棉花贸易的定价中心。美国80%的棉花都用于出口，所以掌握定价权，自然有利于本国棉花出口，在理论上方便其控制棉花产业链，收割其他国家。从全球范围内看，能够与美国争夺国际棉花定价权的，只有中国。

 

新疆棉花播种面积。（多维新闻制作）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棉花生产国、棉花消费国和最大的棉花进口国，同时还是世界上最大的棉纺织品生产国，这是中国在产业链上的话语权。而2004年6月1日，郑州商品交易所推出棉花期货交易。2017年，郑州商品交易所将棉花期货基准地调整至新疆，极大地便利了新疆棉花加工企业利用期货套保，稳定棉农收益，巩固新疆棉花主产区地位。近两年，中国三分之一的棉花产量已经在郑商所期货市场流通。郑商所棉花价格已经被纳入全球报价体系，“郑商所价格”成为全球棉花价格的重要指标和参考标准。可以说，中国在国际棉花定价权上的话语权越来越大，美国自然是如鲠在喉欲除之而后快。

整理一遍：原本中国而言，一方面对于产量最大的新疆棉，基于民族产业保护，原本就有国家统一定价；另一方面，2011年9月1日，中国正式实施国家棉花收储计划，对棉花进口实行关税配额制，抑制外国低价棉花的倾销，保护本国棉花产业。所以，业内人士非常直白的说，“我们有自己的小天地，外界风吹雨打都不怕”。也就是不论是否抵制新疆棉，都不会影响到新疆棉价格和市场。而另一方面，郑州商品交易所已经越来越大规模的开始做期货市场流通。在郑棉未上市及上市初期，美棉在全球棉花市场具有绝对的定价权。棉价分析的核心地区在美国，美棉的供需决定全球棉价的走向。不过，这种局面目前已经发生变化。这对美国当然是有最直接影响的，他是最大棉花出口国。

很多论坛上发帖写，“打击新疆棉花，就能绞断中国棉纺织产业链，扼杀中国棉花定价权”。这是无稽之谈。首先，中国现在也不具备国际棉花定价权，中国是自成体系。要不要有定价权？当然有更好，对于整个产业链是利好的，但是会否绞断？中国棉纺织产业链的构建，实际上也没有受之影响。

 

2016年11月1日，新疆自治区棉麻公司乌鲁木齐棉麻站的工人正在往货运列车站台转运棉花，等待装车出疆。（视觉中国）

中国纺织业正在"升级换代"

这就进入第二个关键词，中国棉纺织产业链会否被绞断？

首先，需要清楚，全球纺织业的转移可以划分为6个阶段：近代纺织工业化生产起源于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美国在20世纪初接力英国成为新的纺织制造中心，二战后全球纺织制造中心转向日本，1970年代后又逐步转移到韩国、台湾和香港；随后，中国在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目标后开放程度提高，2001年加入WTO后对外贸易迅猛发展，顺利成为全球纺织制造中心。近年来，东南亚国家由于劳动力成本等方面的优势开始逐步承接其他国家部分低端制造产能，纺织品制造和出口贸易快速增长，纺织制造中心有向东南亚国家转移的趋势。

主要是两方面，其一，近年来，随着中国工资水平、人力社保、福利等方面的提升，导致中国人力成本持续上升，制造业低成本优势逐步消失，企业利润空间逐渐收窄。其二，内地环保政策的趋严也增加了纺织企业的生产成本，进一步压缩了企业的利润空间。从中国纺织行业的毛利率来看，2012年至今，行业毛利率总体呈明显下滑趋势，表明行业的盈利空间不断收窄。

此时，东南亚以及非洲一些国家却在人力成本端表现出明显优势，中国纺织业龙头鲁泰A、联发股份、百隆东方、华孚时尚、天虹纺织、成衣制造龙头申洲国际以及袜类龙头健盛集团等公司纷纷在这些地区进行产能扩张，部分企业的海外产能占比已经接近了40%，并仍在积极布局。可见，纺织产业相关的企业布局东南亚等海外地区已是大势所趋，全球纺织制造中心将继续向东南亚等海外地区迁移。

这是不是中国棉纺织产业链会否被绞断？这就好像不断炒作中国制造业“外流”是一个道理。现象是有的，但这并不表示产业链的断裂，而是产业升级的过程。原本，中国纺织业也在做升级换代。对于此，不再累述。

 

2019年10月21日，新疆沙雅县古勒巴格镇棉农采摘棉花画面。沙雅县是中国国家级优质商品棉生产基地，2019年棉花种植面积达185万亩。 （视觉中国）

会造成新疆大面积失业吗？

会因为限制新疆棉造成新疆大面积下岗失业，甚至引发社会动乱吗？再说一次，一方面对于产量最大的新疆棉，基于民族产业保护，原本就有国家统一定价；另一方面，2011年9月1日，中国正式实施国家棉花收储计划，对棉花进口实行关税配额制，抑制外国低价棉花的倾销，保护本国棉花产业。从市场需求和价格看，新疆棉都受到保护。更别说，在今天中国社会氛围之下，会更多国潮品牌是很可能下单新疆棉的，这只会对新疆棉构成利好。所谓，外国品牌减少订单，造成生产线萎缩，从而打击新疆棉花产业链，从而导致下岗失业的推论就是不成立的。这是经济面的角度。而从政治面的角度，中国政府对于少数民族产业长期都有保护政策，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更不可能出现意外。看前述对于价格和收储的处理就很明白。

认为打击新疆就业是“七寸”，绝对是过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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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再对美、加实施制裁, 专家：或将考虑制裁BCI ／ 中国民间的愤怒和呼声：把BCI放在太阳底下晒晒! [ 报道 / 视频 ]

中国再对美、加实施制裁,

专家：或将考虑制裁BCI

来源：world.huanqiu.com/article/42TvN9u9vMk

 

[环球时报-环球网记者 郭媛丹、刘彩玉、李艾鑫3月28日报道] 

3 月27日，继欧盟、英国之后，中国再度出手，对美国、加拿大有关人员和实体实施制裁。相关专家当日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表示，如果相关国家、机构人员依旧不收手，继续上演国际闹剧，那么中方还会持续对相关领域采取进一步制裁措施，不排除将对“抵制中国新疆棉花”的国际非政府组织BCI(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纳入制裁名单。

这一轮被制裁的"上榜人员"都是谁？

27日中国外交部网站发布消息(见下图)称，中方决定对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曼钦、副主席伯金斯，加拿大联邦众议员庄文浩、众议院外委会国际人权小组委员会实施制裁，禁止上述人员入境中国内地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禁止中国公民及机构同上述人员交易或同上述实体往来。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USCIRF）自称是一个“跨党派的独立运作机构”，其主要职能是“监督观察世界各国的宗教自由现况”，该机构于每年7月发布《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并向美国总统、国务院和国会提出政策建议。2019年USCIRF在年度报告中呼吁美国政府和全球其他国家制裁中国机构和官员，其理由是“他们在严重侵犯宗教自由的行为中发挥了作用”。

2020年7月下旬，担任USCIRF主席曼钦在一次听证会上称：“中国政府利用科技手段限制宗教自由和基本人权，尤其是利用监控、人工智能技术和面部识别技术达到对宗教团体进行打压的目的。”同场合副主席托尼·伯金斯说，技术革命是美国为人类文明作出的巨大贡献，美国有责任确保创新成果不被滥用。公开报道显示，曼钦在担任USCIRF副主席时就曾对中国宗教自由进行恶意指责。

稍早前，USCIRF还曾发表一份声明，赞同美国、加、英国和欧盟对中国的制裁。

来自加拿大的华裔议员庄文浩履历看起来很优秀，但在本届政府任职期间擅长炒作中国议题。庄文浩曾是哈珀内阁中最年轻的部长，负责政府间事务。在此届政府中庄文浩任保守党影子内阁的外交事务评论员，对中国态度恶劣。作为发起人，庄文浩力推在国会通过“将中国对待维吾尔人的行为定为‘种族灭绝’”的法案。此外，庄文浩还在华为能否参与建设加拿大5G网络；打击中国政府在加拿大的“干预活动”和中国对加拿大境内的加拿大公民“日益嚣张的恫吓威胁”制定一个“强有力的”计划提出过动议。

在最近媒体采访中，庄文浩甚至呼吁加拿大政府抵制明年的北京冬奥，并要求加拿大政府鼓励其它盟友仿效。庄文浩还要求政府考虑采取新措施——禁止从新疆地区进口“强迫劳动”产品。

此次上榜的加拿大众议院外交事务与国际发展委员会国际人权小组委员会在涉疆议题上是反华“急先锋”。2020年10月该委员会就涉疆问题发表所谓声明，诬称中国对维吾尔族穆斯林实施“种族灭绝”，呼吁加政府对中方官员实施所谓“马格尼茨基”式的“制裁”。

此次中国出手有两特点:

范围扩大、捆绑式制裁

就涉疆议题，这是中方第二次对美方实施制裁。2020年7月9日，美国发动制裁后，中方宣布就涉疆议题反击制裁美国4名个人，包括“国会-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以及美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布朗巴克、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克鲁兹、联邦众议员史密斯。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李海东27日对《环球时报》表示，此次中方制裁显示出制裁范围有所扩大，“以往是政府官员，国会议员，现在涵盖了宗教人员。这些所谓的宗教人员实际上是“以宗教为马甲配合美政府实施对华围堵政策的政治煽动者。他们在美国政策和社会领域影响力较大，对中国宗教自由的指责一方面迎合美政府口味，一方面又在事实上怂恿其它国家对华采取强硬制裁举措，其对西方社会对华展开涉疆议题的大围剿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其次，此次中方的制裁是将美、加进行捆绑式制裁，这是因为加拿大缺乏独立性，一味配合美国在国际社会上就涉疆议题对中国进行污名化，对中国人权问题进行抹黑。“此次中方对加是第一波制裁，在未来双方这种制裁可能还会有。”

中国社科院香港中国学术研究院研究部主任吕祥对《环球时报》表示，如果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继续在该议题上对中方实施制裁，不停止用这样的方式来干涉中国内政的话，就会造成一个恶性循环；而从中方的制裁行动上看出中国不会做出任何妥协。

下一个呢？专家：可考虑制裁BCI

欧盟、英国、美国和加拿大之后，中国的下一个制裁对象会是谁？西南政法大学人权法教授朱颖27日对《环球时报》表示，中方是按照国际法和国际惯例通过正当程序和原则实施制裁的，从发布的情况看，决策机关是根据国际形势变化和发展情况，针对污蔑中国新疆的这场国际闹剧的相关人员和实体进行有计划、分步走的制裁。如果相关国家，相关机构和相关人员依旧不收手，继续上演国际闹剧，那么中方还会持续对相关领域采取进一步制裁措施。

朱颖认为，目前制裁处于一个单、双边或者对区域性组织的范围内，未来不排除会向多边制裁发展，以及联合制裁；甚至在联合国机构或相关专业机构中提出反制裁的议案或动议，让更多的国家在涉疆议题上支持中国。他进一步介绍，从专业角度上，首先，中方可以发布有关涉疆议题的国别报告；其次中方可以联合相关国家发布涉疆议题的联合声明；第三，对于相关国际组织的国际诉讼也做好应对准备，比如对“抵制中国新疆产品”的国际非政府组织BCI(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中国也可以将其纳入制裁名单，在该组织的注册地国家对其进行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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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间的愤怒和呼声:

   把BCI放在太阳底下晒晒!  

[ 报道 / 视频 ]

来源： zq519.com/a/article/225.html

  

[GOG平台新闻]  想必大家从前都有买过H&M的衣服，作为一个瑞典的知名品牌竟然一边在中国市场挣钱，一边抵制咱们新疆的棉花产品，这是一边吃着中国的饭，一边还砸着中国的锅啊！这么臭不要脸的事都能干的出来！另外，这可不止H&M这一家，现在被曝出知名运动品牌Nike，Adidas也抵制新疆棉花。好哇，干脆点，都撕破脸也挺好的。

抵制新疆棉花的背后推手是“BCI”

现在很多网友都说要抵制这些品牌，要GOG平台新闻小编说啊，要抵制他们还不够，我们要把他们背后的推手也挖出来，放在太阳底下晒一晒。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这些品牌背后的推手是一个叫做“BCI”的组织，它的全名叫做“Bettor Cotton Initiative”，意思是更好的棉花倡议。这个组织一开始是监督棉花生产环节对环境和劳工的影响。但是后来随着美国开发署和瑞士基金的介入，这个组织迅速发展壮大并且有奶便是娘啊，谁给钱不就开始为谁服务了吗。现在它已经有80多个全球合作品牌,1039个合作工厂，能够给全球130万棉农生产的330万吨棉花发布认证。

这个组织本身其实没有任何的技术和产能，但是它就是通过打分评审认证这样的方式对全球的棉花产业的工业体系也能产生巨大影响，任何企业要想加入它们需要交钱，出货需要它们提供的证书还要再交钱。去年，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咱们国家新疆的棉花番茄实施禁令，BIC马上就出来跟风，在去年的10月21日就宣布暂停在新疆发布BCI棉花许可证。而包括H&M在内的很多家参加了BCI的外国企业因此也就跟着抵制新疆棉花制品。就这样本来是一个在美国国家内部执行的决定，现在通过BCI这个组织把对新疆棉花的禁令一下扩展到了全球了。

BCI的矛头指向整个中国棉纺织产业

要知道我们国家是世界纺织制造中心，所以BCI这样做针对的是新疆所谓的劳动问题吗？根本就不是，他是把矛头指向了整个中国的棉纺织产业。所以我们去抵制包括H&M在内的一个一个的那些单个品牌有用吗？当然可以把这些品牌搞的很难受，但是还无法彻底解决问题。有行业从业者建议应该擒贼先擒王，直接在国内宣布BCI这个组织在我们境内非法，中国境内所生产和销售的的服装产品以及中国服装生产企业零售品牌以及销售渠道都不得参与和使用BCI的相关认证。也就是说我们从源头上另起炉灶，自己来制作标准，你想参与中国市场来挣钱是吧？可以！但是要按照我们定的规矩和标准来办事。说白了一句话，你有什么资格当我们的老师，给我们发证啊？您算老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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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int Statement of 69 CSOs on the universal use of Allah Government should withdraw appeal. Let’s accept the lift of Allah ban and move on. / Kenyataan Bersama 69 Organisasi-organisasi Masyarakat Sivil (CSOs) atas penggunaan sejagat kalimah Allah : Kerajaan diseru tarik balik rayuan. Semua pihak diseru terima keputusan Mahkamah Tinggi dan beranjak ke depan. / 69社会团体对阿拉名号公用的联合声明 : 政府应该撤回上诉, 各方应接受法庭对阿拉案判决并往前走

Joint Statement of 69 CSOs on the universal use of Allah: 

Government should withdraw appeal

Let’s accept the lift of Allah ban and move on

18 March 2021 (updated on 20 March 2021) 

We the undersigned Civil Society Organisations (CSOs) urge Prime Minister Tan Sri Muhyiddin Yassin to withdraw the Government’s appeal against the High Court’s decision on 30 March to allow all Malaysians to use the word Allah, the Arabic word for the God borrowed by Bahasa Malaysia, Bahasa Iban, Bahasa Bidayuh, Bahasa Lun Bawang/Lun Dayeh/Kelabit and Bahasa Punjabi. 

We call upon the Government and People of Malaysia to seize the High Court’s decision as the closure of the 35-year-old polemic since the Federal Cabinet’s decision to ban its universal use. All political parties should not exploit the High Court’s decision for narrow political mileage.  

Many Peninsular Muslims suspect that Christians praying in Bahasa Malaysia and to Allah, a phenomenon increasingly noticeable since 1980s, is a deliberate attempt to convert Muslims. 

In reality, Christians who recite Allah in prayers are predominantly Sabahans, Sarawakians and Orang Asli. Muslims in Sabah and Sarawak, many of whom have Christians families and friends, are comfortable and not alarmed by Christians praying to Allah, just like Muslims in Indonesia and the Arab world. 

That suspicion against Christians praying to Allah is actually a cultural shock experienced by Peninsular Muslims and the natural outcome of two phenomena, first, the success of the National Language Policy which reversed the decline of Bahasa Malaysia amongst natives in Borneo; and, second, the closer integration of East and West Malaysia as more Sabahans and Sarawakians migrate to the Peninsula for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As a response of the cultural shock, the ban on universal use of Allah by the Federal Cabinet in 1986 stemmed from concern of the Muslim community fearing itself becoming the target of aggressive proselytization, incidentally a common concern of all other religious communities.  

Underlying such cultural shock is the ignorance that Christians in Nusantara have been praying to Allah in Bahasa Melayu, Bahasa Iban, Bahasa Bidayuh, Bahasa Lun Bawang/Lun Dayeh/Kelabit and some other regional languages for as long as 476 years.  

No party should provoke and spread unfounded fear that Christians praying to Allah would lead to Muslims’ apostasy. The undisputed fact is that Muslims constitute near or more than 90% of population in Arab countries and Indonesia, even though Muslims and Christians have shared the word Allah and other religious terms for 1,442 and 476 years respectively.  

The High Court’s decision is but restoring the pre-1986 status quo and undoing a restriction on Sabah, Sarawak and Orang Asli Christians on an unfounded threat felt by many Peninsular Muslims but not shared by Sabah and Sarawak Muslims.

 

The High Court’s decision should be viewed positively for two grounds. First, it would strengthen Malaysia when Christians in Sabah and Sarawak can freely pray to Allah as their Christian cousins in Indonesian Kalimantan do. Second, it is reaffirming the status of Bahasa Malaysia as the national language for all. 

Initiated by Engage and Pusat KOMAS (KOMAS), this statement is endorsed by a total of 69 civil society organisations representing different states, communities and se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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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yataan Bersama 69 Organisasi-organisasi Masyarakat Sivil  

(CSO) atas penggunaan sejagat kalimah Allah : 

Kerajaan diseru tarik balik rayuan. Semua pihak diseru 

terima keputusan Mahkamah Tinggi & beranjak ke depan

18 Mac 2021 (dikemaskini 20 Mac 2021) 

Kami, organisasi-organisasi masyarakat sivil (CSOs) yang bertandatangan di bawah menyeru Perdana Menteri Tan Sri Muhyiddin Yassin untuk menarik balik rayuan Kerajaan terhadap keputusan Mahkamah Tinggi pada 10 Mac untuk membenarkan semua anak Malaysia untuk menggunakan kalimah Allah, perkataan bermakna Yang Maha Esa yang dipinjam daripada bahasa Arab oleh Bahasa Malaysia, Bahasa Iban, Bahasa Bidayuh, Bahasa Lun Bawang/Lun Dayeh/Kelabit dan Bahasa Punjabi. 

Kami menyeru Kerajaan dan Rakyat Malaysia untuk mengambil keputusan Mahkamah Tinggi ini sebagai peluang untuk menamatkan satu polemik yang telah berlanjut selama 35 tahun sejak keputusan Kabinet Persekutuan untuk mengharamkan penggunaan sejagat kalimah Allah. Semua parti politik tidak harus menangguk di air keruh untuk meraih populariti politik dengan isu ini. 

Ramai orang Muslim di Semenanjung mensyaki Kristian berdoa dalam Bahasa Malaysia dan kepada Allah, satu fenomena yang semakin nampak sejak 1980an, adalah helah sengaja untuk memurtadkan orang Muslim. 

Realitinya, kebanyakan Kristian yang berdoa kepada Allah adalah orang Sabah, orang Sarawak dan Orang Asli. Muslim di Sabah dan Sarawak, yang ramai antara mereka mempunyai saudara-mara dan sahabat handal Kristian, rasa senang dan tidak terancam dengan Kristian berdoa kepada Allah, sepertimana juga Muslim di Indonesia dan dunia Arab. 

Syak wasangka terhadap fenomena Kristian berdoa kepada Allah sebenarnya satu kejutan budaya yang dialami oleh Muslim di Semenanjung dan akibat semulajadi dua perkembangan, pertama, kejayaan Dasar Bahasa Kebangsaan yang memulihkan populariti Bahasa Malaysia di kalangan Bumiputera Sabah dan Sarawak; kedua, integrasi antara Malaysia Timur dan Malaysia Barat yang meningkat dengan bertambahnya anak Sabah dan Sarawak berhijrah ke Semenanjung. 

Sebagai reaksi susuran kejutan budaya itu, pengharaman oleh Kabinet Persekutuan pada tahun 1986 atas penggunaan sejagat kalimah Allah berpunca daripada ketakutan komuniti Muslim menjadi sasaran kepada pendakwahan agresif, yang sememangnya ditakuti oleh semua komuniti agama yang lain. 

Di sebalik kejutan budaya ialah kejahilan tentang fakta bahawa Kristian di Nusantara sudahpun berdoa kepada Allah dalam Bahasa Melayu, Bahasa Iban (‘Allah Taala’), Bahasa Bidayuh (Tuhan Alla), Bahasa Lun Bawang/Lun Dayeh/Kelabit (Tuhan Allah) dan bahasa-bahasa serumpun yang lain secara keseluruhannya sudah selama 476 tahun.  

Tiada pihak harus memprokovasi dan menyebarkan ketakutan tidak berasas bahawa Muslim akan murtad dengan Kristian berdoa kepada Allah. Fakta yang tidak dapat dipertikaikan ialah hampir atau lebih daripada 90% penduduk di negara-negara Arab dan Indonesia adalah Muslim sungguhpun Muslim dan Kristian telah berkongsi kalimah Allah dan istilah-istilaha keagamaan yang lain selama 1,442 dan 476 tahun.  

Keputusan Mahkamah Tinggi sekadar memulihkan status kuo sebelum tahun 1986 dan mematahkan satu sekatan ke atas Kristian Sabah, Sarawak dan Orang Asli atas ancaman tidak berasas yang terasa oleh Muslim Semenanjung tetapi langsung tidak dikongsi oleh Muslim Sabah dan Sarawak.  

Keputusan Mahkamah Tinggi seharusnya dilihat positif atas dua asas. Pertama, ia mengukuhkan Malaysia apabila Kristian di Sabah dan Sarawak dapat berdoa kepada Allah sebebas sepupu Kristian mereka di Kalimantan, Indonesia. Kedua, ia mengukuhkan kedudukan Bahasa Malaysia sebagai Bahasa Kebangsaan untuk semua.  

Diusahadayakan oleh Engage dan Pusat Komunikasi Masyarakat (KOMAS), kenyataan ini ditandatangai oleh sebanyak 69 organisasi masyarakat sivil (CSO) yang mewakili pelbagai negeri, komuniti dan sek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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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社会团体对阿拉名号公用的联合声明 :

政府应该撤回上诉, 各方应接受

法庭对阿拉案判决并往前走

2021 年 3 月 18 日 (2021 年 3 月 20 日更新) 

我们，以下联署的公民社会团体，呼吁首相丹斯里慕尤丁雅新撤回政府提出的上诉，不寻求推翻高等法庭允准所有国人使用阿拉名号的判决。阿拉作为“独一之神”的名号，源自阿拉伯语，被国 语、伊班语、比达友语、伦巴旺-伦大业-科拉比语（Lun Bawang/Lun Dayeh/Kelabit）、旁遮普语借用。 

我们呼吁马来西亚政府与人民抓住高庭判决的良机，为这自 1986 年联邦内阁颁布禁令后纠缠至今 35 年的难题解套。所有政党都不应利用高庭判决捞取狭隘的政治利益。 

基督徒以马来西亚语祈祷并向阿拉祷告的情景，自 1980 年开始在半岛为人注意，并让许多半岛穆斯林视为特意要诱导穆斯林改教的阴谋。 

事实上，绝大多数向阿拉祷告的基督徒是沙巴人、砂拉越人和半岛原住民。沙巴与砂拉越的穆斯 林多有基督徒亲友，对基督徒向阿拉祷告完全不以为意，就如印尼和阿拉伯国家的穆斯林一样。 

半岛穆斯林对基督徒向阿拉祷告的疑虑，其实是两个事态发展无心插柳造成的文化冲击。第一， 国语政策成功让马来西亚语在东马土著中转衰为盛。第二，越来越多沙巴与砂拉越民众因为求学 谋生西渡半岛，加强了东西马的联系。 

联邦政府在 1986 年颁布的非穆斯林不得使用阿拉名号的禁令，其实是穆斯林社群对这文化冲击的 反弹，担心本身成为强势宣教的对象，而这也是其他宗教社群人同此心的忧患。 

这文化冲击背后是对马来-印尼群岛基督教社群的无知。他们以马来语、伊班语、比达友语、伦巴 旺-伦大业-科拉比语等本区域语言向阿拉祷告，总计有 476 年之久。 

任何方面都不应无中生有，制造恐慌，使人以为基督徒向阿拉祷告就会导致穆斯林脱教。一个无 可争议的事实是：尽管阿拉伯国家和印尼的穆斯林和基督徒已经共同阿拉名号和其他宗教词语分 别超过 1,442 年和 476 年，穆斯林仍然占了两地人口近或逾九成的比率。 

高庭的判决不过是恢复 1986 年前的现状，扭转了对沙巴、砂拉越与西马原住民基督徒的限制。这 限制的根源是一个虚幻无据的威胁，让许多半岛穆斯林恐慌不已，而沙巴、砂拉越穆斯林却浑然 不觉。 

高庭的判决，有两个应该被正面肯定的理由。第一，当沙巴、砂拉越的基督徒能够和他们在马印边界外加里曼丹的基督徒族人一样自由地朝拜阿拉，马来西亚就会更加巩固。第二，它也增强了马来西亚语作为全民皆可通用国语的地位。

本声明由愿景工程(Engage)与社会传播中心 (KOMAS)发起，并获得代表各州属、各社群、各领域 的 69 个团体联署: 

Endorsing groups / Ditandatangani oleh / 联署单位：

1. Advancing Knowledge in Democracy and Law initiative (AKDL) 

2. Advocates for Non-Discrimination and Access to Knowledge (ANAK) 

3. Agora Society Malaysia 群议社 

4. Aliran Kesedaran Negara (ALIRAN) 

5. All Women Action Society (AWAM) 

6. Association of Women Lawyers 

7. Belia di Bawah Bayu, Sabah 

8. Beyond Borders Malaysia 

9. Centre for Independent Journalism (CIJ) 

10. Childline Foundation 

11. Community Action Network (CAN) 

12. Engage 愿景工程 

13. Freedom Film Network (FFN) 

14. G25 

15. Gerakan Mahasiswa Maju UPM 

16. Global Organisation of People of Indian Origin (GOPIO Malaysia) 

17. Good Samaritan Kuala Lumpur 

18. Growing and Emerging Leaders (GEL)  

19. Jagoi Area Development Committee (JADC) 

20. Jaringan Kampung Orang Asli Semenanjung Malaysia (JKOASM) 半岛原住民乡村网络 21. Jaringan Orang Asal SeMalaysia (JOAS) 全马原住民网络 

22. Justice for Sisters 

23. Kuala Lumpur & Selangor Chinese Assembly Hall (KLSCAH) 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 24. LLG Cultural Development Centre (LLG) 林连玉基金 

25. Malaysian Action for Justice and Unity (MAJU) 

26. Malaysia First 

27. Merdeka University Berhad 独大有限公司 

28. Muslim Professional Forum (MPF) 穆斯林专业人士论坛 

29. New Student Movement Alliance of Malaysia 

30. North South Initiative 

31. Oriental Hearts and Mind Study Institute (OHMSI) 

32. Our Journey 

33. PACOS Trust 

34. Pasukan Pembela Hak Rakyat Sabah (PEMBELA) 

35. People Like Us Support Ourselves (PLUsos) 

36. Pergerakan Tenaga Akademik Malaysia (GERAK) 

37. Persatuan Dayak Sarawak (PEDAS) 

38. Persatuan Masyarakat Tering Miri (PMTM) 

39. Persatuan Pemangkin Daya Masyarakat (R. O. S. E) 

40. Persatuan Penduduk Galing Besar Kuantan 

41. Persatuan Promosi Hak Asasi Manusia (Proham) 

42. Persatuan Sahabat Wanita Selangor 

43. Persatuan Wanita Desa Sarawak (WADESA) 

44. Persekutuan Persatuan-Persatuan Lembaga Pengurus Sekolah Cina Malaysia (Dong Zong) 45. Pertubuhan Paradigma Wanita Sabah (AWAS) 

46. Pertubuhan Solidariti Hijau Kuantan 

47. Protect & Save the Children 

48. Pusat KOMAS (KOMAS) 社会传播中心 

49. Sabah Human Rights Centre 

50. Sabah Reform Initiative (SARI) 

51. Sabah Women's Action-Resource Group (SAWO) 

52. Sahabat Rakyat 人民之友 மக்கள் தோழர்கள்

53. Sarawak Association for Peoples Aspirations (SAPA) 

54. Sarawak Women for Women Society 

55. Saudara Socio-Cultural Research 

56. SAVE Rivers 

57. SCRIPS Malaysia 

58. Sisters in Islam (SIS) 

59. Society for Equality, Respect And Trust for All Sabah (SERATA) 

60. SUARAM (Suara Rakyat Malaysia) 马来西亚人民之声 

61. TENAGANITA 

62. Teoh Beng Hock Trust for Democracy 赵明福民主基金 

63. To Earth with Love, Sabah 

64. Undi Sabah 

65. University of Malaya Association of New Youth (UMANY) 

66. Voice of Youtharian 

67. Voice Your Choice 

68. WISDOM Foundation, Sabah 智慧基金会 

69. Women Aid Organisation (W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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