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砂共战士黄昭发(于东)撰文:
砂拉越武装斗争反思和探索
[ 下篇 ]
作者 / 来源：于东 / 人民之友网站
本文为前砂共战士[现为砂拉越现代史(重点在于左翼运动)研究者）黄昭发（又名招发，笔名于东，上图左）最新完成并打算出版的书稿，原标题：回眸•省思•探究——砂拉越左翼运动（斗争）史探究。全文主要内容是作者就本身在上世纪60年代初—80年代初参与的森林游击和地下活动的亲身经历和体会，对砂拉越解放同盟以及后来转为北加里曼丹共产党所展开的武装斗争的反思和探索。
作者决定在出版本书之前，交由<人民之友>网站全文发表，为的是让更广泛的对这个课题有兴趣的国内外网民或学者有机会阅读到它，并希望互相交换意见。
全文篇幅颇长（正文6万字左右），由10个章节组成。本编辑部决定全文分上、下篇发表如下（本文插图与说明为<人民之友>编者所加），读者可以分段点击有下划线的章节浏览）——
[上篇]
一、 导言——漫长的“征途”
二、 社会革命动因
三、 砂拉越社会概况分析
四、 斗争形式和道路的选择
五、 对砂拉越革命武装斗争路线的探究
[下篇]
八、 对内奸问题的考究
跋——点滴寄语
作者简介：
于东，原名黄昭发（又名招发）。祖籍福建省闽请县，塔庄溪东村。1945年10月出生于砂拉越拉让江(Rajang)上游的加帛(Kapit)小镇。小学在诗巫市对岸荣光小学毕业；中学在光民中学(独中)完成；2015年从职场上退休后，与夫人黄玉芳寓居古晋（Kuching）。
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受国内外政治局势冲击，在反英殖民主义思潮和左翼意识影响而感染下，积极投入左翼运动行列。1961年加入地下秘密组织——砂拉越解放同盟（Sarawak Liberation League）的外围组织砂拉越先进青年会（Sarawak Advanced Youth Association） ，担负学运工作。1968年中因被警方政治部追捕而转入地下（隐蔽）活动。
1970年中被上级领导黄理生介绍加入北加里曼丹共产党；同时被委为拉让江下游军区第四军分区党支部副书记兼人民军军分区指挥员。1973年10月和平谈判后，受命留守武装部队坚持武装活动至1980年9月。
离开北加里曼丹共产党共武装部队后，先后在砂州华团组织和报社服务；较后转入寿险业30余年至2015年初退休。作者早期（上世纪末）在业余出版了几本关于砂拉越华文教育的著作，2000年后致力于探索砂拉越当代史（重点在左翼运动）课题，主要著作有：
- <五十年风雨路——记光民中学创校50周年>2002年6月出版；
- <风雷激荡的岁月>2003年9月出版；
- <砂拉越华教百年坎坷路>2004年10月出版；
- <探索革命运动的败因>2007年11月出版；
- <砂拉越左翼运动史>2009年5月出版；
- <历史的痕迹>2011年8月出版；
- <命运的拐点>2012年8月出版；
- <砂拉越独立之谜>（与友人合著）2017年3月出版；
- <往事岂能灰飞烟灭>2020年3月出版；
- <回眸·省思·探究——砂拉越左翼运动（斗争）史探究>和<人民日报与北加里曼丹革命汇编> （与友人合编）——尚未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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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省思•探究
——砂拉越左翼运动史探究
（下篇）
作者：于东（砂拉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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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里阿曼和谈协议签署 |
| 斯里阿曼和谈协议是北加里曼丹人民军总部主任兼政委黄纪作（右边伏案签字者）与当时砂拉越首席部长阿都拉曼耶谷（左边戴宋谷者）联合签下的合约。斯里阿曼行动起初是秘密进行的，没有公开。公开发表是在1974年3月4日。北加里曼丹共产党主席文銘权在3月9日签发一项声明批判黄纪作“走上向敌人屈膝投降的道路”——据砂共人士反映，这项声明是通过设在中国湖南四方山的马来亚革命之声电台播发出来的。 |
六、 和谈结束武装斗争是必然的结局
砂拉越革命组织（砂盟）在开展武装斗争时，对武装斗争只是一个主观概念，也没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为指导（只教条式搬用外国的——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对于武装斗争和军事斗争没有经验，一切在模索中进行。
但照理经过5年或若干年实践后，就要及时总结实践经验的同时，也要探讨武装斗争路线可行性或必要性。可是，北加里曼丹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当局，却没有这样做。同时更大的缺陷是，没有统一的中央领导机构，东、西部领导层各自为政（西部中心领导人有自己的“隐议程”，始终不与东部领导人配合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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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尼西加里曼丹与砂拉越边界图 |
1963 年初，开始投入武装斗争准备工作，到了1965 年9 月19 日砂盟中央扩大会议前后，建立了独立自主的武装部队。1968 年，第一、二、三省（国内）先后正式开展武装斗争；1971 年武装斗争一度出现小“高涨”；1972 年第二省武装斗争开始走向困难，到了1973 年已陷入困境。
关键是，1972 年8 月（或7 月）间，东、西部领导人在今沙玛拉汉省（Samarahan）之海口区（阿沙再也Asajaya）某丛林中临时营地开会，因西部一方之中心领导人林和贵持不合作态度，却不能抓住“机遇”好好进行探讨和总结实践经验，以便在取得实践经验基础上，制定出新的斗争方略。
会议不但无成果，反而产生和扩大消极面；与此同时，会后不久颁布了第四项革命总方针（这个总方针出于谁之手？令人疑惑，黄纪作说，他不知情、也没见过；林和贵沉默；洪楚庭说，他记不起）。这项总方针显然是左倾和脱离社会实况的主观主义盲动路线(注1)。
在海口区会议消极情绪影响下，无形中加速了第二省武装斗争的崩溃。
资料显示，1973 年10 月的和平谈判，是与此消极因素有直接关系(注2)。
1973 年10
月该不该举行和平谈判？进行和谈必要性和可行性存在吗？谈论这些问题，在前革命运动参与者中争议性很大，存有严重的分歧意见。
我觉得，要讨论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分清两方面不同性质问题。一是和谈的主、客条件和必要性；二是黄纪作推行和谈的指导思想与立场。如果将两个问题加以混淆，肯定是不能谈清和讨论出较正确结论；更不能客观地对历史开展研究工作。
然而，本命题是研究1973 年10
月和谈行动的主、客观条件和必要性（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目的是达到总结历史经验，却不在于追究个人责任与“罪责”（主要领导人个人责任自然在历史运动中影响力不容忽视）。
和谈是否必要？任何时代或任何形式政治斗争，都会产生和谈行动，是敌我双方斗争的一种手段。然砂拉越当年武装斗争经过十年实践，特别是在国内开展武装斗争五年实践后，取得什么成效和经验，以及敌我双方关系等历史背景下，是否需要开展和谈。要分析这些问题，要从两个面着手，即：一要看敌我双方内在问题；二是看外部环境与形势。
第一、敌我双方情况。
1. 统治集团方面情况：1962 年汶莱“12.8”事件后，砂盟宣布进入武装斗争阶段，英殖民者采用了军事高压为主，和平安抚与欺骗为辅手段对付反殖革命斗争。经过十年实践后，利弊基本分明。而最大的获利是保住政权，马来西亚计划如期实现，邻国印尼由对抗与反马转变为联马反共，并结成可靠联盟，共同抗击革命武装力量；通过“5.13”事件之后，巫统掌控统治集团核心权力获得巩固；与此同时，砂拉越联合政府成立，胜利的化解了左派统一战线，分裂和削弱华族群众抗马势力。总之，尽管内部反叛力量威胁未减，但，已经实现了政治与军事战略目标。
不利方面，军费开支宠大，伤害了英国战后经济复苏和在国际关系相对孤立情况下，英国被迫在1970 年开始逐步从苏伊士运河以东撒军，放弃在远东（东南亚）驻军，将星、马等地行政权和军权移交给由他一手扶植起来的代理人。
马来西亚当局在英国全面撒退之后，独当一面而负起面对马共与北加共的军事压力，颇为吃力，特别是军费开支宠大，地方上政治动荡，不能从事经济建设与发展。所以早在1972 年间，通过砂拉越州长儿子传口讯(注3)，建议举行和谈结束武装对抗。此可印证了当局有和谈解决问题的意愿。
另一方面，英殖民主义者在1960 年代初为了压制和扑灭反殖革命力量，经过煽风而点火了；但到了1970 年代其政治战略目的已达到，若继续或无限期的处于战争状态，就严重伤害国家建设、经济发展和动摇或威胁到政权巩固。所以极需恢复和平和社会稳定，通过和谈结束战争状态，显示了其必要性（所以时任首长阿都拉曼耶谷一接到黄纪作的信件，迫不及待在深夜立即从中央医院出来会见黄纪作的联络人，并第一时间承诺欢迎双方谈判和解）。
2. 北加共方面情况：自从1968 年始，砂拉越境内的第一、二、三省先后开展了武装斗争（之前的武装活动都在边界印尼境内）。当武装斗争开展后，一方面鼓舞了华族群众，吸引了一批华裔青年参军，促成了武装斗争向三个省份内许多地区发展，形成一股革命斗争新浪潮。
另一方面，引发了执政当局不断扩充军警力量，加强了武器装备，不断升级武装镇压行动。然而，在革命胜败关键性的土著民族工作上，北加共产党始终无法取得较好效果，促使斗争一直趋于单一民族的斗争，而显得相对孤立境界，造成十分不利局面。这样在政府军警不断加强和重点进攻下，内部困难不但不能逐一克服，而且出现信心（军心）动摇现象。再加上牺牲损失日益加重，促成了脱队投敌事件频频发生。
上述现象，首先在第二省发生。1970 年开始，政府军进攻重点放在第二省（偶而也在第三省和第一省搞些重点“围剿”，但基本点都在第二省），在强敌不断进攻下，连续发生牺牲、离队投敌事件。据统计，1969 年时，成员不少于百人，可是经过不到五年波折斗争后，到了1973 年10 月只剩下19 名，损失超过80%（有人提问：当年政府军为什么选择进攻重点首先在第二省，即由黄纪作直接率领的部队？当中有什么鲜为人知的秘密？一一笔者认为这是另一个可值得探讨问题）。
与此同时，在第一省和第三省革命武装力量虽然未遇政府军连续重点进攻，但也不断出现牺牲和投敌离队事件，这些客观存在的事实已显示，内部是不稳定的——1973 年6 月15 日朱子求致给子林的信件中，可看出第一省内部已出现不稳定现象(注4)。
在华族群众方面，群众面对连续不断白色恐怖镇压下，惶惶不可终日，超过半数以上的群众（一些地区达三份之二或更多），宁愿放弃数十年（甚至两代人）辛苦创立的家园， 走避而涌向城镇、外地或北部民都鲁（Bintulu）、美里（Miri）、林梦（Limbang），更有者迁到远方的沙巴（Sabah）。不少地区出现无人烟地带，例如：拉让江流域两岸，特别是诗巫下游地区许多华人居住区，除邻近江岸（边）外，处处都是空(荒)屋连片，荒无人烟（举凡拉让江左岸的下新芭、巴拉当、南村、合春园、丹章公集、丹章板等；右岸的罗马安、木桂兰、百花河、黄士莱、顺溪达山、顺溪沙碟、英其罗、木杰而姑、德洛邦河、邦拉术等），如此，造成了革命军粮食供应和情报来源等困难。上述现象被外界称为“农村濒临破产”困境（依据笔者当时长期搞群众工作的观察、经历，感觉到，当初华族群众对武装斗争的支持是出于民族意识的同时，对武装斗争长期性、挫折性和残酷性没有认识和心理准备。所以武装斗争在他们周围发生后，面对的种种折磨、考验、牺牲，多数人接受不了。因而在1969 至1973 年和谈前会有许许多多人不惜一切放弃大半辈子建立起来的家园，远走他地，避开遭受“战火”影响中的家乡。
据悉，这种现象在第一、二省农村且有类似情况。
在土著群众方面，经过各地方武工队和民运组多年努力经营，付出了巨大牺牲代价。但所取得成绩小而令人失望，革命力量始终不能依靠土著民族支持而生存(注5)。
第二、外部（国际）情况：
1973 年正值中南半岛的越南、柬埔寨和老挝人民革命斗争向胜利道路。
前进的时刻。若从单方面看，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可是若从实质上看，整个国际关系新格局已雏型。这些变化主要是美国战略部署转移和对华政策的微妙改变，并着手部署放弃中南半岛(注6)。
1969 年初，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后，开始调整对外关系政策。首先回复中断多年的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1970 年1 月20 日至2 月20 日举行的中美华沙会谈首次历史性取得突破性进展。3 月21 日，美国通过巴基斯坦领导人传口讯：“尼克松总统准备开辟一条白宫通往北京的直接渠道。”
1970 年6 月末，美军开始从柬埔寨撤军；7 月10 日，美国媒体报导，尼克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赞成在外交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0 月下旬，尼克松先后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和罗马尼亚总统向中国领导人传话，“希望派特使秘密访问北京”。
1971 年4 月，中国乘第十三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之际，邀请美国乒乓球队在比赛结束后访问中国。4 月10 日，美国乒乓球队抵达北京。这一事件突然出现，立即引起世界舆论界轰动，让人们意识到中美关系和世界形势正在变化。
1971 年7 月9 日，美国总统特使纪辛格秘密访问北京。同年10 月，纪辛格再次到北京。
1971 年10 月25 日，第廿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多数票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1 月15 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率团出席联合国大会，改变了中国在世界的地位，促进了国际关系新格局的形成。
1972 年2 月21 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抵达北京，28 日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发表，标志着中美关系改变走上极为重要第一步。
在美国主动打开白宫直趟中南海之路的大门的同时，加速部署从中南半岛（印支三国）撤军。美国这样改变立即转变了越南、柬埔寨和老挝战场形势，很快导致三国反动政权的覆灭。
另一方面，在当时国际形势和各国关系微妙变化下，中国为了摆脱从1966 年文化大革命极左外交政策影响下，造成的国际相对孤立局面，特别是为了应付来自北方苏联大军压境的威胁，急需改善东部、南部和西部和平安定局面，积极调整外交政策。从1970 年初开始，中国逐渐改善与西方、西亚、南亚和东亚许多国家的关系和建立外交正常的国与国之间关系。诸如：
1970 年和71 年先后与加拿大、意大利、奥地利建交；1972 年与日本建立外交关系；1973，74 年先后与土耳其、伊朗、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埃塞俄比亚、比利时、秘鲁、阿根廷、墨西哥、巴西等40 多个国家建交和改善关系。
中美关系解冻，中国调整对外政策，特别是与东南亚国家建交和签定友好关系协定。谈判当中隐含着：中国须停止支持这些国家内的共产党斗争（文铭权于1973 年初通过特别渠道寄给黄纪晓的：《目前形势和我们任务》一文已明显说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要调整斗争策略）。这些事实已经不是个别国家或个人意志为转移的由小气候到大气候的逐渐改变之中(注7)。
今天我们回顾当年国内外情况来看，1973 年10 月，开展和平谈判的主客观条件是存在着的。但，当年和谈却发生在局部地区（单位）陷入困境下产生，由黄纪作主动和仅获得身边为数甚少的干部和同伴同意支持下的行动，这自然引起众多争议性。
如果我们要考究黄纪作为什么会在如此被动下而擅自启动和谈行动，这就涉及到组织内部领导体制和结构问题，以及长期处于游击不稳定和无后方作战等因素。我以为这不是个别领导人的问题（如果只扯到个人立场上去考虑，是永远无实质性结论；且对研究历史没有实质性意义）。但从研究历史的角度而言，黄纪作启动的和平谈判是由砂盟到北加共斗争史中，前人没有走过之路的情况下，披荆斩棘中走出的一条路来。此路不管正确与否，都是历史的先行者。
1973 年11 月和12 月间，和平行动消息先后向第一省和第三省传递开来后，各单位领导人首先认同和支持和平协议，在贯彻执行有关行动过程中，不论是高、中级干部或基层干部，以及到全体成员，没有几个人对和平行动或对结束武装斗争提出疑问或持不同意见；即使有个别人提出反对意见或质疑，可是较后却不愿意留下坚持武装斗争，反而是接受和乐意跟随并执行和平协议（例如：西部领导人，中央第一分局书记林和贵，在接到消息和通知说，东部众多成员在和平协议下，开始分批解除武装走出森林的初期，就开展了批判行动。然而较后却无保留的在有关协议下率众走出森林，即无条件的接受了东部领导人黄纪作与政府达成的和平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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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纪作从第二省带出来的一批前北加里曼丹人民军队员（此图取自网络，注明由张和云提供） |
这些事实存在的情况，足以说明了潜意识中存有对坚持武装斗争信心和信念早已动摇。
所以会出现上述问题，是各级干部、成员、民运工作者，经过数年武装斗争实践、考验，以及所见所闻后（包括社会现况、群众表现、分化、对前途感受、恶劣环境体验等等），各有不同程度领悟的结果。尽管期间，特别事后，有一些人对黄纪作的和平谈判提出这样或那样的异议和质疑。但是这些人却同意在黄纪作和政府签署的协议下，解除武装走和平之路。
我们从贯彻执行和平行动过程中，内部呈现出的实况，以及事后几年间的时局发展和人们的感情变化，都足以说明了通过和谈结束武装斗争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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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图为早年的洪楚廷，右图为晚年的洪楚廷 |
| 洪楚廷，1938年出生于中国广东潮安，11岁随父母南来落户砂州诗巫。1954年就读古晋中华中学并参加沙盟，1957年受命在诗巫发展组织，为第三省省委中心。后转学诗巫中华中学到高中毕业，在第三省成立先进青年会。1962年转入地下从事第三省工运工作。1965年之后，他被吸纳为砂盟中委。1969年，他受委为北加里曼丹共产党第二政治局的第三书记，并领导北加里曼丹人民军。在1973年斯里阿曼和谈期间，他采取了“出多留少”策略，仍然领导100多名留守战士继续战斗，直到1990年决定解散北加共和武装部队并回归社会。 |
洪楚廷在1980 年2 月10 日写了一篇题为《我对1973 年右倾投降路线的交代》中说及当年接受黄纪作的和解路线理由，说到：“（a）武装斗争暂时是趋向低潮，而公开合法斗争逐步出现高涨，这是不可避免的趋向。（b）武装斗争不改变政策的坚持下去，势必遭来敌人的一次严重的削弱，这样对华区革命阵地的破坏可能更大。当时情况下，边区基地已放弃，民族区由于粮食问题也难大量保存武装力量，因此，为了坚持长期的武装斗争，对华区革命阵地的保存不能不给予特别重视。（c）我们主动留下精干坚持武装斗争，把没有条件坚持武装斗争的放出，武装斗争不但有可能坚持，又能更好利用公开合法斗争的形势。这在当时的情况下，就意味着必须妥协，必须利用《谅解备忘录》，必须采取“出多留少”的政策。“（此文当年以手抄本供当时尚留在森林中坚持武装活动的成员阅读）。
洪楚廷是当年拉让江流域最高领导人，统率砂拉越中区三个军区。他在文铭权“3.9”声明影响下，于1976 年从原先支持黄纪作和解路线而转为将之批判为“右倾投降路线”后，在1980 年2 月撰写了《交代》一文。人们从这《交代》中可窥视了当年坚持武装斗争面对的困境。
可以预想到，若没有在1973 年末出现的和平行动，第一省和第三省（可能先第三省）必在当局基本扑灭第二省革命武装力量后（和谈开开始，第二省只剩下19 名，若没开展和谈，在军警不断追剿下，肯定会出现更多人脱队投降和牺牲，完全被扑灭是可预料的），就集中力量进攻拉让江区域革命武装力量，这样第三省必定出现大量分化和牺牲以及华区阵地将受到严重摧残。
我们知道，在左倾思想指导下，1973 年年中，第三省战斗队已组建，紧锣密鼓的在泗里街部署开展战役。如此，战役一打响；又在第二省追剿已进入尾声，大军压境是必然的结果。
另一方面，我们早已有消息说，当局已计划在拉让江华人区建立数个“新村”(注8)。这样，第三省会不会重演第二省的困境？一旦华区被摧毁，民族区就陷入无援境地，后果可以想象。
今天我们或可这样说，“斯里阿曼行动”的出现，“凑巧”和“适时”的避免了一场针对拉让江区域（华区）的“浩劫”。
在第一省方面，从1966 年（或更早于1959 年）内部高层出现内奸后，就显示不稳定和每当革命势力有新发展时就会遭受一轮又一轮打击和较大破坏损失，如：1970 年2 月海口区事件造成近百人牺牲和大批革命群众被逮捕；1971 年3 月的青山事件，造成十多位干部牺牲，等等。可以想象，特别在“内奸”配合下，政府当局要摧毁革命力量何难！？
假若1972 年8 月的东、西部领导人会议取得相对好结果，特别是总结过去十年武装斗争经验基础上，统一领导机构，建立相对健全领导机制，制定统一和相应策略，产生积极因素（避免了消极影响），那么1973 年单独开展和谈局面就可能避免之。
以就事论事而言，黄纪作在1973 年10 月，在未与中央第一分局和东部的拉让江（区域）单位领导人取得联系和商谈后(注9)，才启动和平谈判，而仅与当时身边为数不多的干部讨论后，就做出和谈的决定，这是相悖于民主集中制的领导方式。这就是后来不少人做为理由和根据来批判和攻击黄纪作和谈行动的重要原因之一，并以这个缺陷做为“武器”来判断和平行动是错误的。
我觉得在讨论和研探这个问题时，首先要了解这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
1965 年9 月19 日中央扩大会议上决定成立西部（中央第一分局即第一省边区与国内）和东部（中央第二分局即第二省和以东地区）两个领导机构。
会后立即按会议决定执行和落实。东部领导机构成员黄纪作、贝文对和蔡瑞庆即时动身前往东部边区部署和展开工作，唯独重要领导人林和贵却不执行中央会议决定而没到东部去，反而去了西部领导机关所在地（林和贵原是西部领导核心人物，在没有安排组织关系转移手续下，乃是西部权力掌控人）。由于林和贵出现在西部党军总部，造成领导机构的尴尬局面，较后引发了领导层的矛盾冲突。上述这些情况出现，造成了后来领导机构的混乱和缺陷(注10)。
1968 年末，东部地区形成为两大块来经营，即第二省（现在的斯里阿曼省和木中省）和第三省（现在的诗巫省、泗里街省、加帛省和木胶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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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图为早年的黄纪作 | 右图为晚年的黄纪作 |
| 黄纪作，1936年出生于砂州古晋农民家庭，祖籍河婆。他和文銘权在古晋中华中学的同班同学，也是学运活跃份子。他也是砂盟的发起人。1959年，他被选为砂拉越人民联合党中委。到第二届时，他担任中委会助理秘书长。1962年与文銘权一起被逮捕，在他们同意下一起被当局遣送到中国。1963年又与文銘权一起到印尼西加里曼丹。1963年末前往爪哇接受军训之后领导武装斗争。当时他成为北加里曼达共产党第二政治局（东部）代理书记及北加里曼丹人民军政委兼司令。1973年10月他跟当时的砂州首长阿都拉曼雅谷签署和谈协议，率队回归社会，自己从商去了。 | |
黄纪作为了要与西部领导人林和贵联络，争取召开中央领导机关会议，急须寻求解决中央在1965 年9.19 会议和印尼1965 年9.30 军事政变后遗留下来许多重要问题。于是率领一部分队伍离开第三省边界营地向西转移至第二省流动（活动），设法打通与第一省领导机关联络。这样东部领导成员就一分为二：黄纪作和蔡瑞庆为第二省领导人，贝文对和洪楚廷为第三省领导人。
然而，蔡瑞庆却不幸于1970 年1 月17 日中伏牺牲，这样第二省领导人只剩下黄纪作一人（另外原第二省重要干部范子香和杨传兴先后牺牲和被敌人逮捕）。
从1969 年初到1972 年中3 年半中，为了实现召开中央会议，黄纪作历经各种困难和阻扰（面对西部领导人林和贵不配合和设置困难），付出了许多牺牲代价，才于1972 年8 月“实现”召开会议，即所谓的“海口区会议”。
然而经过重重困难才实现的“会议”，由于林和贵不合作，会议不但无成果，反受沉重打击，扩大了消极面。黄纪作在失望之际只好班师回东部时，一路摆脱不了政府军的尾追堵截，造成牺牲和逃走投敌事件频频发生，特别是主要干部黄某和范某投敌后，让敌方撑握了全部计划与动向（向第三省转移，寻求与洪楚廷会合）。这样续往东部移动之路被切断了。这时，内部面临信心崩溃的生死关头之刻，于是黄纪作召开了干部会议，最后决定启动和谈，寻求新出路(注11)。
在上述历史背景下，产生的领导机制是无中心制，东、西部长期分隔，各自为政（中心领导人文铭权长期流亡国外，国内没有无线电通讯器材和设备，难以联络，对国内情况不易了解，无从发挥领导地位及影响力，）。根据1965 年9 月19 日中央会议的部署，林和贵是东部领导中心，似乎在排位上高过黄纪作，所以当第一把手长期在国外时，理所当然，第二把手就顶上。
可是不但没有，却有意在西部自搞“独立王国”，对东部的党军存在（生死存亡）不屑一顾。此其一。
其二，长期来没建立中央集体领导制，东、西部领导机构，没有正常的党委制。据当年西部领导机构成员反映：西部（党第一分局和军队司令部）领导制特点是，大事小事一人说了算。在东部，黄纪作在第二省，洪楚廷在第三省拉让江下游华区，而贝文对长期逗留在拉让江上游遍远土著区，彼此联络困难，久久一次靠书信来往互通讯息，大事小事决策，那有“几次”有机会碰面会商！就以“斯里阿曼行动”下的“出多留少”政策而言，亦没有先召开第三省省委会议商议和先与第二分局委员贝文对讨论后才决定；而是洪楚廷提出意见，征得黄纪作同意就决定了。
从砂盟到北加共，形成历史性的领导机制原因有二：首先是长期处于地下活动状态，分散流动而讲究高度严密制度，军事活动处于力量对比极为悬殊，而无后方的游击活动，再加上没有无线电通讯器材设备。其次，领导层对建立健全集体领导制的忽视，习惯于个人领导与个人负责（尽管一些政策和决策个别领导有与自己所在地或单位之身边干部讨论后才颁布实施，但这毕竟只限于一般干部，而非中委会或省委会）。
在上述组织制度和领导机制下，很自然产生了个别领导人领导个别单位，大事小事都是个别单位领导人决策而先在个别单位推行，而后才向其他单位推进。所以和平谈判进程也类似如此。和平行动启动了，其他单位要否跟进，则看各单位领导人判断和决择了。
话说回来，黄纪作在未启动和谈之前，有条件按计划先到第三省与洪楚廷等会合后再议吗？事实情况已明示，东移之路已被切断(注12)后，除非转移边界做长期潜伏（可是给养问题将是巨大挑战），待机而动。可是依据队伍内部情绪和坚持信心（据当年有关人士反映）而言，却缺乏这个条件。经过事前一系列牺牲逃走之后，整个队伍仅剩19
名，信心与情绪历遭打击下，
在这当中似乎无人可预测谁可坚持到最后？所以说，启动和谈之前要“先与第三省领导人会商”，仅是一项“美好的理想”。因而，若不先启动和谈（和谈后其他单位跟进否，是后话），上下将士唯有走“杀身成仁”之路！
说“不成功，便成仁”——这句儒学古老“学说”，不同年代有不同的解读，不一而足，或不可同日而语。“智者顺时而谋，愚者逆理而动”。可谓：“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
至于说，黄纪作启动和谈这重大事件时，是否涉及到个人立场和思想动摇等因素。我认为：只有当事人才知道和当时其身边的干部，战士才能较准确地判断。其他人最多只能依据当事人说词和其身边者对情况反映来判断；
如果只自我想象或用个人感情喜恶来定论，必患主观主义错误，对讨论或研究历史是有害无益的（我想若有条件，将后可以考虑展开对这个问题作专题调究）。
纵横历史实践与其现实情况分析来看，砂拉越（北加里曼丹共产党）的革命武装斗争，经过若干年月实践后，显示了武装斗争已不能实现革命目标。
决定性的因素是大多数群众不能跟随，已经走向被多数群众孤立之困境，若再继续坚持斗争，已毫无意义，所以适时的结束武装斗争是必然的结局。然而，事隔40 年后，有人假设性提出探讨，若1973 年10 月黄纪作没有启动和平谈判，较后会发生和谈和寻求结束武装斗争吗？答案是肯定的。其根据如下：
1. 1969 年“5.13” 种族暴乱事件发生后，当局实行紧急法令，封建保守统治集团被新兴资产阶级推翻；巫统少壮派掌控政权后，英殖民者影响力日渐没落，英国宣布从苏伊士运河以东撒军，将国内原先仍掌控的重要部门，逐步移交给本地由他扶植起来代理人接班。这样马来西亚开始步入相对独立自主国家。
1960 年代末，马来西亚政府提出东南亚中立化倡议，促成较后成立了东南亚合作联盟。1974 年在东南亚国家中，率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年4 月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当年首相拉萨这项决定被传媒称为“果断”。其实背后有国内外形势变化的推动力使然。据本地传媒分析：“国际上，虽然冷战形势依然，但是，苏联是西方更大威胁。美国为了对抗苏联而拉拢中国，促使美国总统尼克松在1972 年访问中国。这是破冰之旅，让中国和西方的冰冻关系，出现暖化。在国内方面，马共的威胁在70 年代以后已经缓和，马共的武装斗争已是强弩之末，这使到大马政府放下对中国的对抗心态”（见于星洲日报2014 年5 月27 日评马中建交《从40 年前到未来40 年》）。
与此同时，在调整对外关系的同时，对内实行某些改良措施，扶植民族工商业发展，开放外国投资，大力发展经济，创造就业机会，改善民生，安抚民困，缓和国内矛盾，适当放宽公开活动条件（促成七十年代中后期华团组织兴起和活跃活动，并带动独中复兴运动和创办独大斗争等）；对革命武装力量开展“心理攻势”和实行“招安”政策。
2. 北加里曼丹共产党通过十馀年武装斗争实践，一不能发动土著民族支持和参与斗争，更突不破单一民族斗争的“笼罩”和“魔咒”(注13)；二不能带动社会各阶层群众运动发展，反而失去了公开统一战线（人民联合党）力量的支持与配合。由于中产阶级形成和扩大（华族而言），以及群众觉醒跟不上日趋残酷的武装斗争形势，因而，武装斗争开始逐渐走向脱离群众，进而陷入相对孤立局面。
另一方面，由于国内局势的变化，国民阵线的成立，一定程度促成了统治集团的团结与巩固，利于缓和国内民族矛盾和利益冲突。武装斗争虽然进行了十多年，却改变不了双方悬殊力量对比。
在国际上，如上述所言，中美两国为了各自利益，调整了对外政策。
1974 年初，中马建交，已显示了寄望中国支持已落空（当时国际环境除了中国，就没有什么国家可提供支持了。实际上，砂拉越革命武装斗争从始至终都未获得中国物质和金钱支持）。
所以要适时的结束武装斗争是必然的结果。所谓“修正主义”、“右倾投降主义”等等，皆在不可逆转的历史滚滚巨浪中所淹没（历史事实是，在和平协议下，由洪楚廷倡导的折衷方案——“出多留少”而留下的一小股武装力量坚持武装活动，已不能有什么影响力或作为——仅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插曲）。
[注释 六]
（1）请参阅：于东著《砂拉越左翼运动史》116-117 页和215-220页。
（2）冬华(蔡爱友)著《和谈前后的点滴回忆》--晋汉省友谊俱乐部20 周年纪念特辑90-96页。
蔡爱友古晋客家籍。1963年初越界到印尼西加，接受军训成为北加人民军一员，长期任黄纪作身边的警卫员和警卫队队长。1973年11月与黄纪作同时期“下山”。“下山”后数十年在古晋郊区务农为生。
（3）当年的砂拉越州元首的儿子，通过诗巫一位许x新前“政治犯”传口讯，向地下党领导人献议举行和谈，结束战争(此口讯曾传达给洪楚廷——洪氏在一次会议上向笔者和郑秋台透露过。郑氏是当年拉让江下游第三军分区领导人）。
（4）朱子求与子林，分别是林和贵和黄纪晓通信喑名。此信全文请阅黄纪晓著《烈焰中追梦》——策略研究中心出版，2012年10月。
（5）有史书和文章叙述说，当年武装斗争的形势仍然很好……。笔者认为这是表面现象，实际上当时无论华区和民族区已显露“危机”，一些第一线民运工作者已略有感觉到。根据笔者记忆，于1973年初（上半年），我们在拉让江下游第三军分区的民丹莪县东南坡，在领导中心驻扎地（森林营地）开会时，洪楚廷领导向我们介绍了第二省形势和“海口区会议”情况后，分析了第三省内外斗争形势，与会者认同斗争形势将面对严峻挑战；领导人要求我们立即投入相关准备工作，包括活动严密性（预计内部分化“淘汰”严重性）、政治思想工作、粮食储备、长期隐蔽点等。
（6）有人（同上注5）在分析国际形势时，因缺乏资料参考，主观片面的仅根据一般表面现象，往往“误判”了国际形势。例如，对中南半岛三国（越南，柬埔寨和寮国）战场形势转变，却没透过现象看到美中关系转变，特别是美国正在部署放弃中南半岛，以求摆脱内外困境。他们反而认为东南亚武装斗争形势一片大好，非常利于砂拉越武装斗争的坚持与发展。
（7）资料参考自，江明武主编：《周恩来生平纪录》——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2003年12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2011年1 月；陈敦德：《新中国外交照片解读》——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2012年2月。
（8）1972年末或1973年初（时日已久，具体时间只凭记忆而不确定），笔者已从诗巫下游百花河老革命群众许文志（乡村议员兼坡长）处获讯，当局在与地方领袖对话会上透露，政府已计划在某些华人地区建立“新村”(这讯息曾反映给洪楚廷、黄理森知道)。这个讯息在我下山后获得证实。即顺溪美禄乡村议员江纯勤告诉笔者：当年政府已经划定一块约600多英亩土地，即从顺溪美禄的福民路至全丰路之间沿伊干江畔建立“新村”。这个计划尚未正式启动时，恰遇“斯里阿曼行动”而取消。
（9）砂拉越地下党和革命军由始至终没有现代通讯设备（器材），一切通讯联络都须靠交通员两条腿传递书信。当交通线（群众关系）一旦被叛徒出卖，交通联络就中断。中断后再建立新交通线是十分费时的。
（10）1965年9月19日中央会议是在中央主席文铭权主持下在印尼西加里曼丹省会坤甸秘密举行。会后文铬权就去椰加达与汶莱人民党主席阿查哈里等人会合飞赴北京，参加国际会议。较后由于印尼发生军事政变（9.30 事件），极右军人上台掌控政权，这样文铭权长期滞留外国回不了，形成了只是名义上的领导人。
（11）黄纪作从1968年末开始，就启动对第一省（西部）的联络，希望早日实现召开东部与西部高层会议，寻求解决“9.19”会议后遗留下来等问题。先后派出辛择标，杨传兴（重要干部），精干小组通过边界进入第一省国内，最后又派出警卫队长蔡爱友化白冒险去联络。四年间先后牺牲六位战士和一位重要干部（杨传兴）被敌军逮捕。据有关人士透露，期间，林和贵却不给予配合支持，造成单方面的努力，增加了联络上的困难。
据当年黄纪作警卫队队长蔡爱友透露：1968年9月间，黄纪作收到由集中营的地下领导人写信通过第三省“政治犯”家属传递而来的密信。密信说，他们获知（怀疑）第一省领导层中有内奸，因而不接受第一省领导，并决定接受第三省领导。当黄纪作获讯后，更觉得他必须即刻转移去第二省，设法与第一省领导人取得联系，争取召开中央会议，挽救处在危机中的党组织（第一省领导层中可能暗藏有内奸）。
蔡氏进一步说，1972年初，与第一省联系屡遭遇失败后，黄纪作再派出他（蔡氏），再次冒险以便衣化白方式突闯到晋连路15哩，通过群众联系到当地民运工作者，民运工作者将他带到石角与黄纪晓会面。通过黄纪晓以书信联系在马当山区的林和贵，表示要会见林氏讨论召开东、西部领导人（中央）会议。可是林和贵却回信说，不须见面，叫他（蔡氏）与纪晓讨论就好了（吊诡的是，人家已经走了曲里拐弯的千里路，然从石角再去马当山区只区区数十里路，并不困难，为何不要会面了解和关心一下东部多年来情况？）。
通过这次联系安排后，在是年年中，蔡爱友带领黄纪作一行人历经个把月行军抵达晋连路15哩时，通过交通员联系林和贵来15哩会晤。可是林氏却复讯要求黄氏等去到海口区，黄氏无奈说：好了，我们都跑了千里路，就再跑百里吧！因而，他们到了海口区，即林氏指定地点。
据悉，会后黄纪作从海口区返回第二省的路上，走走停停，一路上看上去心事重重，酝酿着下一步路如何走。曾对身边人说：走去第三省……。显然，在思索前途中已考虑到武装斗争打不下去的他途。在1980年中，黄纪作在一次接受报界记者访问时说：和平谈判不是一时突然的想法，而是经过反复思虑决定的。
（12）参阅冬华：《和谈前后点滴回忆》--晋汉省友谊俱乐部20
周年纪念特辑90-96页。
（13）英政府派驻砂拉越的警方政治部主任Tim Hardy针对砂盟发起武装斗争时，用蔑视的口吻说：“盲目追随毛泽东信条的驱使下，无可避免的砂共拿起武器……很少华人会真正为他们理想献身，也没有马来人和其他土著会给予支持，……本已脆弱的群众支持，华人将是输家，因为武装斗争将成为一场个别种族的斗争，而华人作为砂共唯一支持者，将须为随着而来的流血负责”。
砂拉越是一个多元民族组成的国家，搞了十多年（1963一1973年）武装斗争，仍然局限于单一民族（三份之一中的部分）的斗争，能够坚持和生存，算是历史奇迹。适时宣告结束斗争是主客观历史进程的必然结果。
七、 最后“17年斗争意义”的探讨
所谓“最后17年斗争”，是指“斯里阿曼（和平）行动”后，即从1974 年至1990 年的前后而言。实际时间是从1974 年7 月4 日当局宣布“斯里阿曼行动”结束至1990 年10 月20 日第二次“和平协议”签署期间的16年又3个月（另一种计算法是从1973 年10 月的第一次和平谈判日到1990 年10 月的和平协议签署日而言）。
历史上所以会产生“最后17年”，是因为1973 年10 月20 日，时任北加里曼丹人民军总部主任黄纪作与时任砂拉越政府首席部长阿都拉曼耶谷联合签署“和平协议”而产生的和平行动（俗称为“斯里阿曼行动”，Sri Aman，马来语和平之意）下，武装人员自我解甲“下山”时，在拉让江区域的北加里曼丹人民军领导人洪楚廷在执行和平行动过程中，特别挑选和安排约25%成员留下坚持武装斗争。这样这批留下继续搞武装斗争者迟至之1990 年10 月第二次“和平协议”签署后，方才全部“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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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加里曼丹人民军于1990年下山前合影 |
这部分留下的25%武装人员坚持在拉让江流域的有122 名，坚持在第一省（晋汉省）有51 名。拉让江区域者经过17年斗争后仅剩下52 名，其中还包括这期间先后吸收约12 名新成员（包括4 名于1976 年8 月22 日在斯里阿曼行动下“下山”的重返者）。这就是说，原先留下的122 名，到了1990 年只馀下40 名（32.7%），另82 名中，除了25 名牺牲外，其他之57 名（46.7%）在不同时期内先后离队，放弃武装斗争而“下山”。在第一省方面，51 名中有16 名牺牲，中途离队“下山”者有17 名，最后剩余的19 名于1986 年与印尼政府达成和平协议后在印尼西加里曼丹坤甸“下山”。
砂拉越革命武装斗争的全面结束，是在党和军队自我宣布解散后，取得执政当局认可和谅解下，所有成员恢复了一般平民一样回归社会谋生。
党军解散，销毁武器和武装斗争结束，标志着近半个世纪的砂拉越左翼运动结束；砂拉越解放同盟和北加里曼丹共产党的斗争目标落空。与此同时，放弃武装斗争和武装斗争失败，说明了在那个年代，在砂拉越搞武装斗争是不符合砂拉越社会实况；或说，在不成熟的社会条件下搞武装斗争的后果。
武装斗争经过头10年实践后，出现了第一次和平谈判；再经17年实践后，武装斗争全面结束。当中过程（由于有了第一次和谈）就发生了一个争议性问题：“最后17年斗争有需要或有意义吗？”多17年的武装斗争对社会发展与进步有什么影响？给人民带来的利弊关系如何？多造成41 位砂拉越优秀儿女的牺牲值得吗？
讨论和研究这些问题可很有挑战性，争议性很大和很尖锐。但不能避讳，因为避讳，只会给历史留下一个缺憾。
针对此项问题，长期来存在有两个对立意见而未能取得共识。即，第一种意见：多坚持17年斗争具（很）有意义，不能抹杀。坚持这种意见者，主要是来自一部分1990 年“下山”者，当中有者十分不满第二种意见的。将这些不同意见者，抨击为“立场有问题”、“反动论调”、“别有叵测的用心”等等(注1)。
第二种意见：多坚持17年斗争无实质性意义，浪费宝贵时光和人生，对人民争取权益感觉不到有帮助，多造成41 名优秀儿女牺牲不值得。持这种意见者主要是来自一部分第一次和平行动“下山”者和社会上一些人之评论。
然而，上述两种意见者，至今（到截稿为止）未见有具体分析和有根据的、或有说服力的说明。特别是持第一种意见者，只笼统罗列了许多点提纲式之抽象“条目”(注2)，因此无法使人理解，更无法使人认同。
任何理由或理论，需要有根据的分析、论述，否则，不能使人相信。历史是非问题，着重点是依据历史背景，历史现实来判断。
历史的无情就在于可鉴别真伪和是非。在此让我们先回顾一下历史吧。即1974 年至1990
年社会状况，包括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演变、发展，特别是多数平民百姓对政治斗争和社会运动等方面态度、意见和反应；与此同时，也考察一下，武装斗争对社会发展、人民生活等方面之利弊和影响，以及平民百姓对武装斗争的态度、支持率和支持程度等。这样才能定夺其斗争之价值和意义。
1973 年10 月，第一次和平协议签署后，第一、二、三省武装人员分批“下山”，1974 年3 月4 日，和平谈判成功消息和双方签约的《谅解备忘录》公布，砂拉越社会和平初露暑光。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社会舆论的反应是一面倒的：欢迎和赞赏（当然不排除有者是为了讨好当局而言）；另一方面，乡镇华族群众除了欢迎外，仅有少数者表示疑虑或当心“下山”者会否被受骗；但未见有明显和明确反对者（当然，也有少数者感到失望）。
在此，笔者试图将1974 年至1990 年之社会概况和演变作个概略的分析：
1. 1974 年是砂拉越被并入马来西亚联邦的第11个年头；是发生“5.13”种族暴乱事件后第5年；是英国势力撒出和由本地人掌握军政权力的第4年。
1974 年4 月首相拉萨出访中国，与周恩来总理会谈，与毛泽东握手言欢，一笑泯恩仇，宣布马中相互承认和建立正常外交关系；6 月砂拉越举行第二届州议会选举，国民党(当时是唯一在野党)一跃而成最大反对党（在48 议席中独取18 席）。
期间联邦政府明显的在调整内外关系政策，对外主张东南亚中立化；改善与周边国家关系；对内建立了相对巩固的统治集团，成立国民阵线（拉拢、收编和安抚许多大小政党及各派政治势力）来取代原先的联盟机构，松绑国内合法活动条件。
砂拉越在较有利和平安定环境下，工商业获得推动发展空间。诸如：开放木山开采、发展基础建设，鼓励和扶持城郊屋业和小型工业、制造业和种植业发展等等。
2. 1975 年后，古晋与诗巫等地的民间华人社团在1963 年（特别是1968年）走向沉静冬眠状态后，开始出现活跃局面。诗巫出现了三大机构（即中华商会，留台同学会和南大校友会）联合推动社会民权运动(注3)，从而带动了全砂许多华人社团从新开始投入并开展利于民权、民生的社会政经、文教活动（期间中华商会除了关注商贸利益和经济活动外，带头发起关注政治、教育、民权等课题；配合和推动全国独中复兴运动，支持创办统考、创办独立大学）；各地先后成立董联会、各省先后成立华人社团联合会等。与此同时，公开政党(人民联合党)许多支分部恢复活动；美里成立了左翼砂拉越人民阵线(砂婆党)，等等。
1980 年9 月笔者“下山”(注4)后，于1981 年2 月正式进入社会自自食其力谋生；同年3 月加入第三省华人社团联合会（华总）工作（受薪职员），出任执行秘书；不久亦参加校友会活动，并被指派代表校友会入母校董事会任董事会副秘书；与此同时，且兼任建筑商公会和土木公会执行秘书。因此，有机会参与各种社会活动，接触社会各界人士；加上许多人知道我刚从革命武装队伍返回社会，他们很有兴趣了解有关情况，往往（私下）主动询问和了解相关情况。这样给我创造了一个好条件与他们交流和征询来自各界（政、商、工、文）对武装斗争之意见和看法。他们意见简要归纳起来有三点：
| 一， | 黄纪作决定结束武装斗争是适宜的，是识时务者。因为从1970 年起英国开始撒走了，形势变了，这样先结束武装斗争后，再论如何去推动社会改革工作（不少人鼓励我参加政党工作）。和平年代应采取和平手段去搞政治斗争。 |
| 二， | 1963 年发动武装斗争，或可以说是形势所逼（他们不要评论正确与否），但，经过十多年后，国家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特别是政治活动逐渐走向开放，再坚持搞武装斗争已没必要了，且对工、商、农业发展不利。因为社会没有和平环境，投资者不敢放手斥资各领域以予发展。有人劝我，争取与前同伴联络，劝说他们早日放弃武装斗争（例如：郑元石、罗梯云、黄和顺、周经武、赖汉儒、钱惠光等），回归社会谋生。 |
| 三， | 彼等（主要商人）认为，没有相对稳定社会环境，若还是1974 年前的动乱社会，不敢也缺少信心投资工商业活动，亦也无心情于参加和推动社会团体和政治活动（他们经历过惶恐不安日子，几时会遭逮捕，几时要被逼流离失所或离乡背景或妻离子散，无法预知）。 |
3. 1978 年继1975，76
年砂拉越华人社团掀起活跃之后，诗巫出现了一群社团话跃人士，跃跃欲试参加政党政治活动，希望通过政党政治活动来争取实现自己政治理念。当他们发现现有政党不符合他们政治理念时，曾计划筹建新政党，后却高调引入西马的民主行动党(注5)。民主行动党登陆砂拉越，政坛上即刻热闹起来，马上改变了“5.13”事件后政党政治活动“沉闷”现象。无可置疑的是，这一行动，揭开了砂拉越政治活动新气氛。
依据当年社会政治气氛和政治环境来看，推动公开政党政治活动的时机已成熟，1977 年美里出现一群左倾青年知识分子筹建砂拉越人民阵线(砂婆)党，并于1978 年3 月成功注册成立。1978 年7 月，该党秘书长司徒美堂律师参加美里国会选举，一举击败老树盘根的国阵(人联党)候选人谢晋新，一时震撼政坛（十分惋惜，当时没有从狱中和森林出来的左派人士，特别是原中、高层干部，借机参入砂婆党活动——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开拓公开政党活动新局面。但，1982 年后，由于该党领导层一一知识分子的软弱性等缺点，而让砂婆在1985 年在砂拉越政坛上消失——针对此事，笔者曾经分别于1982 年间和2000 年代初，先后询问原第三省省委黄理森和原北加人民军政委黄纪作，为什么“下山”后不参与政党政治活动。他俩回答大同小异说，主因是受文铭权和洪楚廷公开批判为“背叛”、“投降分子”所打击一一彼等身心深受打击，再涉足政治工作，已无勇气面对广大人民群众)。
4. 1981 年2 月诗巫独中董联会成立和1983 年华小董联会成立，较后带动全砂独中董联会诞生，为开拓砂拉越捍卫和维护华教运动新时代。
5. “斯里阿曼行动”“下山”者约570 名；同时期跨出牢门者约有数百人，两者合计超过千名。这一千多人都经过一定的斗争磨练和考验，具有一定程度的政治觉悟，当中还有相当数量的各级干部（包括省委级领导干部）。
可是当他们溶入社会生活后，没几个人还惦记着或顾及到仍在森林中坚持武装活动（斗争）的“战友”；有者甚至畏惧或有意避免与森林中“同志”联系（这是笔者曾于1975一1978 年间通过群众关系渠道去接触一些人所得的感觉；就是较后回到社会谋生期间，偶尔与一些前战友说及有关上述课题时，他们都显得不关心）。
这些现象真实反映了他们思想感情的转变。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呢？
显然，他们在现实社会生活环境下，不想或不要再继续（搞武装）革命了。
6. 农村、城郊华族群众对武装斗争的态度改变由相对积极（热情）支持，逐渐转变为勉强、冷淡，再发展到避开或不支持。造成后期十多年的斗争仅依赖于少数群众的支持。这点，我想凡是坚持在华区活动者，都深有体会（除非不承认客观事实）。
社会运动（革命斗争）是为大多数人民利益为依归，其运动必须获得多数人民认同和支持才有意义。可是当革命斗争进行一定时期后，群众态度却逐渐改变了，改变成畏惧、逃避、冷淡、不关心和不支持。此时，再继续坚持斗争还有什么意义？
一个社会的建设，发展与进步，是与安定和平环境息息相关。诸如：1990 年代亚洲四小龙兴起；30 年来，特别是近30 年来中国崛起，以及近年来(2015)大家看好“金砖四国”(2020 年五国)未来，等等，无一例外（说社会革命运动或暴力革命是推动社会发展与进步动力。此乃指要打破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而言）。
从社会的历史现况来看，我们是难以或无从理解到，从1974 年到1990年间的17 年坚持武装斗争，对社会进步、发展和人民利益是利多于弊的。
笔者经过多年的多方思索，感觉凡事要一分为二，有弊必有利，有利且有弊。问题是弊大于利，或利多于弊。所以，我对17年斗争的评价是：弊大于利。
说利是指：
- 隐约中或可影响统治者制定治国政策。因为有存在着一股（虽然微小）反对力量，为了避免其某种影响力冲击统治者利益，自然在治国决策和推行行政措施时，需要做考量的(实际上，在和平年代，若有相对强大的反对党存在，亦可牵制执政党施政)
- 促使当局多重视于某些边远区土著生活福利，免受或减少被共产党游击队影响和稳住选票（保证州或国会选举时选票不会流失）。
再说弊端方面：
- 经过多次挫折和反复实践后证明，武装斗争已经不能为多数各族人民所接受，在国内外环境不停滞变化下，明示武装斗争无前途了，再坚持斗争不仅无意义且浪费人生价值（这些损失无予以估量的）；
- 造成多41 位保贵生命牺牲，甚为不值；
- 影响人民正常作业生产，特别是不利于社会经济生产与建设（如本章节前面所叙述的社会人士反应的意见）；
- 增加国家军费开支，影响社会建设等。
如果我们将1973 年和1990 年先后两次在不同历史时期下所进行的和平谈判所得结果来做比较的话，从协议的本质上看没有任何差别（尽管谈判的过程、经历、历史背景不一样，但所得结果是一样的）。两次谈判目的都是要结束武装斗争，在自我解除武装和双方见证下焚毁武器，走出森林，恢复平民生活（获得政府当局谅解）；凡愿意接受和执行“和平协议”者，政府都不追究其在武装斗争期间所涉及的任何活动；原是公民者都无条件的恢复公民身份和社会地位。
然而，在面对两次和谈历史背景不一下，却存有一项涉及历史责任问题，即，1990
年的“协议”中列明：解散党和军队(注6)。但1973 年“协议”中就没有这项问题。
另一方面，政府当局在处理“下山”者时，对最后（1990 年）放下武器者相对比较早时“下山”者放心和较宽容些。原因很简单，时代不同了，森林中没有武装分子，对国家（统治者）安全没有了威胁，无须再设防范了。
总之，时代历史背景不同，谈判方式有异，但结果一样（本质无异）(注7)。
笔者斗胆说：多坚持17 年斗争，付出许许多多代价，仅仅是给“自我”留下一个“气节”。有了这个“气节”，或是自认为比早前放弃斗争者“胜高一级”的精神安慰。但，这个“气节”最终却在无情历史现实面前也得放弃而消失——这就是历史的结局。
如果有1990 年“下山”者瞧不起1970 年代和1980 年代“下山”者，则是“百步笑五十步”。
在全面结束社会革命运动后（即1990 年后），在这些前“革命者”中另隐约衍生一种议论：即“真假革命”论下的“叛徒”贬义词和谴责词来形容或打击1990 年前离队“下山”或1973 年和平行动协议“下山”者。这部分人自认为自己是“彻底革命者”，其他人都是叛徒或逃兵。
议论者除了有偏见外，就是混淆了叛变和放弃两者间的本质区别。
背叛、叛变是指其离开原组织、团体（政党）后，采取敌对行动或投入敌方阵营，干出卖、破坏、污蔑原组织、团体（政党）的举措和言论等。这种人可以不存有异议的称为叛徒。
放弃、丢弃、舍弃是指放弃和离开（退出）原组织、团体（政党）；舍弃原有立场、主张、信仰、理想等。但始终没有暗中或公开去破坏、污蔑、陷害前组织、团体（政党）或前同伴（战友、同志）。
评论（议论）某人、某部分人是否是叛徒，就要考察其言论、举措（行动）。
一个人生活在社会大家庭里，有他自己的基本权利，有自由选择生活方式，如：学习、职业、爱好、志向、理想、立场、人生目标等。但是，前提是不能危害他人、群体利益；尊重他人权益，遵守公共秩序和道德基本规范。
在漫长数十年的社会革命运动中，在革命组织（党、军队）中，不时有成员选择中途离队或退出，放弃革命运动的信念，都是“叛徒”吗？
历史事件，要站在历史角度去判断，可不能依个人感情、喜恶去定论。
对人、对事的历史定位不能含糊、随意不负责任的对有关者人格污蔑、污辱是要不得的。人们说尊重历史，就是尊重事实和尊重人格。
在结束本章节之际，笔者要特别重申：我们不认同砂拉越在廿世纪反对殖民主义独立运动中走武装斗争道路，不是要诋毁武装斗争参与者和其爱国爱民的人格和形象；他们斗争勇气是与史长存的！
[注释 七]
（1）《再见风雨二十年》一书第126和128页。编者（根据编后话一文署名）为鹏翔（笔名）。该书未标明出版社（人），出版日期或负责人。但根据推论和相关人士反映，该书是1990年和平协议“下山”者编写和出版（令人纳闷，公开出版书籍为何不注明作者或编者和出版人一一连印刷公司也没标明）。
（2）《再见风雨二十年》，同上。第126 页：+“多坚持十七年武装斗争的意义”一文中列出11点，即（概要）：
- 革命更早失败，失去更大革命尊严。
- 为挽救革命进行了种种试验和奋斗。
- 保留一股革命力量，迎接新的革命形势。
- 保护“下山”和狱中同志。
- 给反动统治起威慑作用。
- 配合和促进公开合法斗争。
- 扼制民族屠杀发生。
- 迫使敌人集中主要力量对付革命武装力量。
- 对东南亚革命武装斗争起着鼓舞作用。
- 更深入了解社会。
- 发扬不屈服斗争精神。
（3）参阅《第三华人社团联合会成立四周年纪念特刊（1978—1981）》。第三省华人社团联合会，1982年出版，主编：黄招发。
（4）笔者在执行《斯里阿曼行动》时，接受党组织领导安排，为留下的一部分人中之一。即《斯里阿曼行动》结束后，仍坚持在弱小武装部队中活动。1974—1980 年间担负一个军分区（华族群众区）民运工作，常年走动于群众区，亲身经历和感受民众感情、情绪的变化；并通过联系群众直接和间接掌握外部社会的政经等局势发展变化。时光进入1978年后，特别是1980年初，深为感受到“继续革命形势（前途）大势已去”，应该认真考虑“放弃武装斗争”或改变斗争方式。于是在1980 年2—3月的“巡回”群众区活动后，在回程（回森林营地）途中，下了最后决心：放弃武装斗争。4月中旬回到营地就向上级领导（拉让江下游军区领导人杨学军，即杨祖华）表白了意愿和书写一长信给中央第二分局领导洪楚廷书记和温贤定委员。直到同年8月底获上级领导批准和作具体安排下，于是年9月1日离队“下山”。9月3日隐居一亲戚家，约见胞兄。通过胞兄联系警方第三省政治部主任刘锦成，通过数日谈判，获得共识：1、不发表自白书；2、不公开“下山+”消息至少一年（警方认为须要公布消息时，要隐姓埋名）；3、不参与警方任何公开活动；4、不涉及、不损害群众利益（不提供会损害到群众利益的情报）；5、过渡生活为5个月，满5个月后，恢复自由谋生，生活（五点获得警方遵守）。
（5）笔者于1981年3月到1984年初，在参与华团工作期间，与当年一部分政党和社团活跃人士有联络和互动，亦一起合作搞社团活动，对他们政治理念有一定了解；且与一些人有深交。如：林世铭、赖汉儒、黄和顺、钱惠光、林广民、许乃泉、周经武、罗梯云、郑元石、许庆轩、倪可文、严建安等。
（6）《马来西亚政府与北加里曼丹共产党——第二分局就所有在砂拉越内结束武装活动和平协议书》中第一条：解散北共第二分局……。我们发觉到，当时（第二次和谈），洪楚廷是以党领导身份与政府和谈。然而，第一次和谈时，黄纪作是以军队首长身份与政府和谈，“巧妙”避开党组织身份（黄氏时任北加里曼丹中央第二分局书记），但协议书中完全没提及党组织字眼。
（7）第一次和谈和第二次和谈“下山”者，过渡期生活待遇等略有差异。如：生活津贴金为3.5元（日）到4.5元（日）——17年间社会生活费膨胀之故。过渡期内（恢复自由前），普通成员和基层干部，前者需写历史交代，而后则无须一一明显原因，时代（环境）不同：1974年森林中仍存有武装力量，对当局而言，须防范未然；1990年后，武装分子威胁完全消失。
八、 对内奸问题的考究
当时光进入公元2000 年后，即各方开始启动修史（当代革命史）工作时，有人提出了砂盟或北加共产党内高层领导人中可能潜藏有内奸（嫌疑）。
接着笔者在2004 年开始搜集探索有关史料，并计划撰写《砂拉越左翼运动史》时，在其几年工作中不少人提出内奸嫌疑问题，甚至有些人相当肯定中央领导人林某是内奸（他们也提出了一些理由和根据）。与此同时，笔者在调研探索时，更引起了笔者关注和反思。
但是，这些怀疑终究还是怀疑，没有确凿证据（物证或人证）。同时，所有这些怀疑仅在一部分人中私下“秘密”议论，从不公开谈论。可是时至2012 年10 月20 日，砂拉越晋汉省友谊俱乐部出版《20 周年纪念特辑》中刊载一篇由6 名人士署名的文章：《我们对林某某是否是内奸的看法》（原文公开指名道姓，但笔者慎重起见，姑且隐名）。从此，是乎让人们打破忌讳，引起众多人关注，人们开始公开议论。较后相继有人先后发表了《告白越告越不白》、《无心之过吗？》、《还有更大内奸？》等等文章。
基于止，促使笔者公开下面是几年来在调研工作中所获取的资料，综合数点供读者参阅(本文为了尊重“揭密者”要求，现阶段先埋名；待将来时期成熟后，依情才公开)：
一、1959 年，林某被古晋（当年）警方政治部秘密逮捕和秘密释放（此事获得，当年率领警队采取逮捕行动的高级警官王启疆确认）。释放后不久，就到第三省诗巫与省工作组开会。会后，却去砂拉越中、北部许多地方“考察”和“游山玩水”，包括去到木胶、民都鲁、美里和汶莱等地（洪某提供）。
可以肯定，警方所以会逮捕他，对他身份有所怀疑，不然，不会秘密逮捕他（特别那个时期敌我斗争尚不尖锐）。被捕后，说是“警方找不到证据”，将之释放。然而，根据敌我斗争实践经验，释放后，特警不可能不进一步追踪和暗中监视。可是，他仍然可以自由、公开走动，不作任何防备（据当年共事者，如：沈友贵、赖锦玉、洪楚廷等反映）。
1990 年代末和2008 年间先后有两位人士（余氏和陈氏）向王启疆高官询问林某当年被捕和被警方收买当内奸事。但，两次回答基本一致，既不否认，也不承认，而都以耐人寻味说：“我的老板（指英国人）要利用他。”
与此同时，1959 年与林某同时期被捕过的沈钦炎，同样，警方无证据，将之释放，但特警却没有放弃追踪活动。1962 年6 月22 日，与文铭权、黄纪作等再度被逮捕了。
同样的情况，一个重新被捕，一个可以逍遥自在过没有隐蔽的生活。
二、6•22 事件后（即1962 年6 月22 日文铭权与黄纪作等7 人被捕），林某先在石隆门短廊住一小段时间后，就一直在晋连路12 哩老人院对面（面临大路的赖锦玉家背后建一木屋）建立“领导中心”一直活动到1963年5 月间乘船去印尼为止。期间，第一省领导机关也设在此地，省委开会，第二、三、四省委前来开会也在此处，来往的人众多、频繁，用他自己的话说，“来往人超过两百人次以上”（在其回忆录《告白》中第103 页言）。另方面，他出外活动，多数以车代步，走公路。然而，其他干部来往，却是走山路，暗里来，暗里去。可是他的活动，出入都平安。
同样，第三省省委在他直接领导下，也在诗巫甘榜南甲华人居住区（即六区）设立领导中心，1961 年，林某前来主持开会不久，9 月18 日就出事了（造成三位干部和一位省委被捕）。
令人们反思，晋连路12 哩为何那么安全？
三、为什么警方在6•22、7•21（即1962 年6 月22 日和7 月21 日的逮捕行动）和12•11（1962 年12 月11 日）的大逮捕行动，都抓的很准确？唯独漏了林某（这点外国学者韦杰夫Geoff Wade 特别重视）。据说，他的活动没有特别隐蔽，何况早在1959 年曾被怀疑而逮捕过。
连续三次的逮捕行动，从中央到地方，除了公开干部外，地下领导干部也抓得十分准确（包括省委级干部；而中央领导人仅留下林某一人，此举与马共中央莱特极为相似一一制造一人中央）。
四、1962 年12 月8 日汶莱武装事件一发生，林某可以在极短时间内（不到半个月内，而未先与各级领导讨论过有关武装斗争的事宜），一个人无悬念的“大胆”向下发布武装斗争的决议（当年他也仅是一个廿多岁年轻人，特别是担任第一把手未及6 个月，与其他省委干部水平差距不远）。可是，这么重大的问题，除了他所说，“曾与组织部成员讨论过”外，却没有征求第一、二、三、四省省委意见（第二省省委李玉兰、第三省省委洪楚廷、第四省省委陈李森曾分别先后在1962 年12 月末或1963 年1 月初被召到晋连路12 哩“领导中心”授命武装斗争决策），却迫不及待的发动人员越界去印尼搞武装斗争。
然而，根据当年被他指定为“组织部成员”，今健在者（李玉兰、赖锦玉、贝文对）说，所谓“与组织部成员讨论”，没这回事，当被召见时都是听取指示和被要求积极准备发动武装斗争，动员人马越界参军。
笔者于2008 年底在一次走访林某时，曾谈及1962 年12
月决定走武装斗争道路时，他说：当时局势紧迫，没时间，也没条件召集全体组织部成员开会，只进行“个别征求意见”(注1)。
从多方情况反映，现在可以确定，武装斗争是一个人决定的。
由于当时处在高度严密制度下活动环境，没人知道，革命组织上决定，是由几个人做的决定；高层领导是那些人和有几个人组成。更没人会想到这是“一个人的决定”（有人讽刺性说：“武装斗争由一个人决定；结束武装斗争也是一个人决定”——这是砂盟与北加共革命运动与斗争特点）。
这里有一个重要而必须思考的问题，有历史迹象显示，汶莱的武装起事很可能是英国特工有蓄谋的挑衅和刻意安排的(注2)。因此，做为邻邦和面对同一敌人，且在同一时期的砂拉越可以在“一人中央下”，且在极短时间内也搞武装斗争；而且林某在其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一一我的告白》第118一120 页提出的6 点的根据和理由，至少有3 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特别是时间不符而差距太远，诸如印尼宣布对抗和阿末再迪去印尼的日期），显然是在写《告白》时硬套上去的“理由”！
今天令人们联想，林某当年决定发动武装斗争有否存有背后未有人知的隐议程？
有一种推测意见：英国人唆使你搞武装斗争，目的让数百名革命精英走出国门（到印尼去），大大减少国内反抗力量，顺利推行“马来西亚计划”。
与此同时，如果不是文铬权和黄纪作及时来到印尼，五、六百滞留印尼的砂拉越当年越界者，将在印尼“9.30”事件后很可能困死他乡。
文铭权到印尼时曾对个别负责人说，他对众多人到印尼来有所担心。五、六百名到印尼的砂方人员维持生活和住宿安全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因为印尼社会极为复杂，真正支持砂拉越革命（印尼政府）只有一部分势力，右派势力强而活跃，特别是军方；自始至终，有机会接受军方武装训练的只有一百人左右。
另一方面，具有讽刺性的，身为武装斗争发起策动、鼓动者的林某却始终没有接受武装（军事）训练，也不参与组织、领导成立自己的武装部队。
五、1968 年边区人民游击队在印军大举进攻下，处境越来越困难。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二支队为了寻求出路，派人回国寻求国内领导给予指示和伸出援手。可是回国者安全抵达林某身边，却不给予指示、援助，却要让回国联络者长住在其身边，而不顾第二支战友“困”在边疆的死活。
当1969 年6 月，第二支队政委沈友贵亲自带小组回国，联络到地方民运工作者而引领到林某驻地时，林却表现得十分冷淡。按理，这些同志身经枪林弹雨回来，应是展开双臂热烈欢迎、关怀，但林的态度却冷酷无情(注3)。
沈友贵回来后，要求及时派人去边区接回尚在边区滞留的同志。林某回答说已派人去接了，沈氏信以为真。可是后来才知道，林某是骗他，其实没安排人去接应，而是派去搞地方群众工作。结果还是滞留在边区同志自行探路到国内，联络到地方工作者而被带到海口区会合。
同一个时期，黄纪晓带回火焰山部队和人民游击队第一支队部分成员到国内海口区群众区，林某却要等几天才与黄纪晓见面；见面后还要黄纪晓等在群众家在没有任何交代下痴痴等一个月，才安排进入“领导中心”（和平后，一位在林某身边的前省委级干部透露说，所以要让黄纪晓在群众家等一个月后才进入“领导中心”，是因为林某需要时间考虑要或不要对黄氏一行人进行缴械）。
这样态度对待“同呼吸，共命运”战友，反映了什么问题？
六、1967 年末，陈传淦等奉林某指令到山口洋会面。众所周知，当林某在1963 年5 月乘船去印尼之后，将第一省省委会交给陈传淦领导，同时林某与其他省份领导人之间的联系也是通过第一省省委传递书信。这意味着林某不在国内期间，陈传淦是第一号人物。对于这样一个“重量级领导人”，为什么林某会同意或安排，又是刚自国内来不久，对山口洋地区人地生疏，又不谙印尼话的陈传淦去群众家站岗放哨？（一位外来陌生人却在群众家放哨，不可思议！）如此“凑巧”一去“放哨”就出事了。可是印尼军警只是到群众家“突击”，逮捕了包括陈传淦在内的几位群众，胡乱了开枪扫一排子弹后就离开了。
可是就是这件事后，陈传淦是内奸被“揭发”了（见林某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一一我的告白》203 页和206 页中的叙述）。
林某在回忆录中说，是与陈传淦同时被捕的陈君从敌人魔掌中逃脱回来时揭露陈传淦是内奸的。可是，事情经过调查完全不是这样的：
1. 陈君当时只是一个支持革命群众，并非林某身边和队伍中的人员，当天有事巧合到该地一群众家拿东西而遭遇军警而被同时逮捕的；
2. 陈君被监禁约7 个月时，越狱逃走后，大约两星期才找到林某一行人时，才从林某口中得知陈传淦是内奸；
3. 林某早在陈君回到前，就已经筹备回海口区。陈君说，若他慢些找到林等，他就不能随队到海口区了。(注4)
如此，当事人的反映，说明了林某在《告白》中的说辞显然是捏造的，是编造故事企图骗人。因而，当中必有内情。
七、杨传兴于1969 年下（下半年），在黄纪作委派下来西部（第一省）联络，要与林某会面。与林某派来的交通员一起坐汽车载到晋连路18 哩警署前被拦截而遭逮捕（众多车辆往来，却唯一被拦截之车）。
事前，林某要沈友贵写信给杨传兴，指定说明“持信者可靠，可跟随来”。沈氏写好信后，交由林某安排送出。杨传兴就是相信“持信者可靠”而上了车，被送入虎口。
杨传兴等被捕后，立即被押送到古晋中央警署。到中央警署时，时任砂拉越政治部主任古传光早已在此等候；并亲自出来“迎接”杨传兴。然而，古传光却用较早时，林某通过手下与杨传兴约定的联络暗号“对话”（欢迎来到我家做客）。
此事引发我们疑惑的是，第一，为什么林某要叫没有组织关系的沈友贵写信给杨传兴，自己不写（之前的联络信件却是自己写，唯这次例外）？第二，处理交通和持信者、开车者都是林某叫其亲信廖某处理安排；第三，联络暗号为什么古传光会知道？第四，当时古传光是高官，砂拉越警察总监，却亲自到场等候，没有确实情报，是不可能亲自到场的。
杨传兴遭逮捕，不仅东部黄纪作等未接到西部方面之解释和说明；同样，也未在西部领导层和相关同志中要求进行调查等工作，因而，后来引起许多人怀疑和提出种种猜测。
就是因为此，2008 年底某日，我与林某交谈时，乘此机会当面向林某询问杨传兴出事情况，林某却说，“不知道”。又说，杨传兴来西部做什么，为什么要来，事前都不知道。同时又说，处理联络事是沈友贵安排的，沈友贵可能会知道。这岂不是企图嫁祸于沈友贵来洗脱自己的责任和转移人们视线？
试想，杨传兴要来西部前，早已与林某通信若干次，杨氏前来目的就是要与林某会面商量召开东西部领导人会议事件做准备。林某却说不知道！
另一方面，去晋成路54 里接杨传兴者确认，是接受廖某指令与安排的，开车的杨姓青年也是廖某安排的。可是，廖某却不承认之，还说去接杨传兴和其被捕事件，都不知道，事后才听说有人被捕（这活是廖某亲口对笔者说的）。可是奉命去接应者，一向是廖某直属领导下城郊民运工作者；廖的上级领导是林某，且是众人公认的是他的心腹(注5)。
这事件怎不引起人们高度警觉？特别林某与其下属廖某都异口同声说：“不知道”（这似乎他们间早已有了沟通和准备）！！
除外，1970 年底，在西巴岸地方，林某召开一项“批判黄纪作”会议。林某说：黄纪作来信追究杨传兴被捕事件“诬指”沈友贵是出卖杨传兴的内奸。和平后，有人去责问黄纪作对沈友贵的“诬枉”，黄氏说，他都不知道沈友贵有写信给杨传兴，怎么会说及到友贵？而当时他是有写信给林某要求对杨传兴被捕事进行调查和作出解释，可是林某始终无回应。
此事，林某为什么要这样胡说而还要开会批判黄纪作对沈友贵的所谓“冤枉”？
八、1969 年8、9 月间，林某在海口区主持出版一份刊物，专供狱中同志阅读的《冲》。主张，坐穿牢底是消极的，要冲出去，才是积极的。
1974 年“和谈”后，从狱中回来的朋友们透露，1972 年中秋节前夕，牢内同志得到消息，要在中秋节当晚劫狱；与此同时，被监禁在西加坤旬牢狱的同志也同样接到这项“指示”（有人透露将“指示”转递去西加的是林某通过第二中队的某人）。
然而，就在中秋节当晚，监狱当局明显加强了戒备。幸好，牢内难友们对劫狱消息抱有怀疑，没有冒然行动。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注6)。
另有扑朔迷离事，林某为什么要黄纪晓写信给狱中没有组织关系的丘立基(注7)，又那来丘立基的求证信，这事与中秋节劫狱有关系吗（此事让我们联想起要沈友贵写信给杨传兴和杨被逮捕事）？
九、海口区事件留下的迷惘：
第一、1968 年6 月林某一行从印尼回到国内（古晋）后，便落脚于海口区。海口区即怒诺半岛。北面是海，东、西两面分别是三马拉汉河和砂隆河，唯有南面与陆地相连（狭窄处阔度只有20 多公里）。
长期驻扎在海口区，活动频繁，来往人众多，特别是连续办了几期大型学习班，学员来自各地、各方人士。这样长期活动，大批的购买粮食（从古晋运往海口区），大批人员乘船来来去去，肯定会有风声走漏。可是，长期久驻，却没有准备可能面对的敌军“围剿”，包括政治思想、军事准备、粮食准备和撤退方向等等（资料来自《告白》中自述和有关人士回忆）。
第二、一位学员（贝某），参加学习班后，返回工作地区而被捕，有得知在敌人的逼迫下，有出卖情报的可能性。但这事发生已有一个多月。不但不立即转移出海口区，也不将学习班成员紧急疏散，反而继续办学习班，一切活动照旧进行，仅做近距离的更换地点（步行约半小时）。这似乎在等待敌对一方来进攻！
当年敌我斗争如此尖锐，每当军警一收到情报，即立即行动。为什么对海口区则例外，难道需要一，两个多月的准备吗？
试看，在同一时期，在拉让江下游，伊干江西岸地区，仅仅一封信件落入军警手中而显示一名省委领导人在该地区的可能性，军方与警方就在一天半内调集数千名兵力开展有史以来最大规模（以第三省而言）的，最持久的围攻。可是，海口区却长时间“隐藏”着中央级一或二号人物和其司令部，警方却可忍耐许久才行动！不可思议！
第三、据一位当年在古晋警方政治部任职的蔡某之胞兄蔡君于2010 年10 月20 日告诉笔者，据其胞弟说，当林某一回到海口区不久，政治部就知道了。当局却等了近两年才进攻！
第四、当政府军进攻开始时，林某就挑选了一部分人（约30多名）向南面转移而对大队人马（200多人）不但不做安全转移指示，私下反而交代被留下主要干部要与大家留在“围剿”区内等候他突围后才派人回头联络和给指示。后留下者只好自行寻找出路7。
自己先走却留下大队人马而不顾其安全生死，这那是一个领导人的态度！
十、队伍集聚在海口区期间，办了几期学习班。这些学员来自各地方的工、农、学单位成员。可是林某却要来参加学习班者要进行拍照，写履历表（包括真姓名，住址，职业等）做为挡案保留。此举对处于地下活动环境是反常的，不可思议的。而且这些资料据说被收存在被指定者背包里。后被传说，背包在一次遭敌军突击中丢了，全落到敌人手中（据称，这些名单被警察政治部拿获后，就按名单到学校抓人）。
我们对上述违反常规举措只能视为“别有用心”！
十一、1982 年间，诗巫一位斯里阿曼行动出来者黄氏，在去林梦工作时，专程取道古晋，携带第三省一位领导人的信件（据说是洪楚廷写给张亚华的），去到古晋万福码头小贩中心找林某，希望通过林某，与张亚华取得联系。然，林某借口说不能联络，拒绝接受委托。联络者只好将信毁掉，前往林梦。
约过了一个月左右，古晋一位政治部刘述康高级警官专程来到林梦找黄氏，对此事进行盘问。
据黄氏说，此事他没有透露任何人知道。为何政治部会知道？只有林某是唯一可疑者。
十二、在社会上流传着未公开出版一些个人回忆录，例如，程石群的
《历史点滴》，林孙会的《回顾》等等中诸多内容涉及到了林某令人可疑的种种表述。无疑增添了证实林是内奸的成份。
十三、依据当年古晋郊区一民运工作者（干部）张氏透露：1968 年6 月林某回到国内后，曾发生的三件严重破坏革命事件。这些事件恐与林某有密切关系。第一件事，1970 年2 月海口区事件，造成近百名年轻学生，工农积极分子牺牲（贝某已经被逮捕超过一个月，并有迹象显示已屈服于警方，可是在当地百名参加学习班学员不做疏散，而继留营地内学习，当“围剿”到来时，自已只挑选一部分人安全撒出海口区，留下大部分人员滞留在“围剿”区内，后来这一大批年轻有生力量大部分成了无谓“牺牲者”。牺牲人数有说60多名；有说70多名；有说近百名。第二件事，1970 年底，林某在七哩老港（下）召开各区民运干部会议后，再召集各地农运群众基层干部（农会村委）会议。会后约一星期（林某离开后），这个陆路不通，仅靠可水路通行的亚答丛中隐蔽点就遭军警进攻，随后多数农委（参加会议者）约30多人遭被捕。第三件事，1971 年3 月，林某在青山召集各地方民运干部会议，会议结束后，发生了军事“围剿”事件，林某等大队人员安全撒离，但参加会议的大部分民运干部被军警追击而牺牲（13 名牺牲，2 名遭逮捕）。
上述连续发生的三件事，有人解读为：第一次是毁掉整个西部革命有生力量（接班人）；第二次是搞垮郊区和农村群众组织与力量；第三次是将地方民运力量消灭掉。三次行动是联系一起的，有计划，有蓄谋的战略目的。
上述十三点，笔者感觉，点点都是疑案。但为慎重起见，不要冤枉无辜，是非曲直(真相)，尚待历史与读者们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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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年的林和贵 |
| 林和贵，原名林严华，1936年出生于砂州古晋的一个福建移民家庭。就读于古晋中华中学，1954年参加沙盟，为一名活跃学运份子。1957年受委为砂盟中央委员及砂拉越第一省省委中心。之后，又受委为第三省省委中心。1959年，他被当局秘密逮捕而随即释放。砂拉越当局在1962年汶莱“12•8事变”后的连番大逮捕，几乎抓光在境内所谓砂盟中央委员，唯独林和贵一人幸免于难，形成砂盟“一人即中央”的怪异状况。林和贵于是立即下令全面展开武装斗争，反击当局的镇压行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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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砂拉越友谊俱乐部所举办的新春联欢会，林和贵夫妇是座上宾。 |
[注释 八]
（1）2008年11月9日笔者与林某谈历史记录(笔者所以要重视和特定走访林某，是因为他是武装斗争发起人，北共中央第一分局书记，革命组织、革命军内部重要情报知情者)。
（2）于东：《命运的拐点》，2012年出版及《砂拉越独立之谜》附录七、八，2017年3月出版。
（3）张德文（沈友贵）回忆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二支队始末文章（未公开发表）。
（4）笔者曾先后访问陈君和被廖某派去接头陈传兴的黄氏（女）交通员，了解到的实况一一为尊重受访者陈君、黄女士要求，在他们健在时，不公开其真姓名。
杨传兴古晋人氏，1950年代中期参加革命工作。1960 年代升为省委级干部，曾任第二省边区工作委员会主任，北加里曼丹人民军第二支队指导员等职。1969年末肩负联系西部重任遭陷害被敌军被捕投入黑牢，直至1974 年初在“斯里阿曼行动”下出狱。获释后在晋连路17 哩务农为生，2004年病逝。
（5）陈剑主编《砂拉越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对话》372--373 页。
（6）同上（5）。
（7）程石群（沈友贵一一原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二支队政委）：《历史点滴》（未公开发表）和黄纪晓《烈焰中追梦》。
九、 试论文铭权的历史地位和责任
1953 年文铭权接受张荣任(注1)的指示筹建和成立砂拉越解放同盟（简称砂盟）。从此砂拉越人民步入有组织、有纲领（明确目标）、有统一领导的，前所未有的历史性革命运动。因此，可以说，文铭权是砂盟的主要缔造者之一；是砂拉越革命运动的先驱之一。
1955 一1962 年，即砂盟的初创、起步期，在文氏领导下，革命运动（民族民主运动）蓬勃发展。1961 一1962 年是砂拉越反对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统治和独立运动最高峰期。因此，可以说，文铭权在这时期为砂拉越摆脱殖民统治，争取独立做出了卓著贡献。
1962 年6 月文氏等人遭到殖民地政府逮捕，革命运动遇到挫折，1962年12 月邻邦汶莱发生武装事变，紧接着砂盟在一人中央下改变斗争方式，走上武装斗争道路，整个革命运动出现大逆转。
据黄纪作说，1963 年初，他与文铭在北京接到中共对外联络部官员提供消息说，“有千名”砂拉越青年越界到印尼接受军事训练，发起武装斗争。
文、黄等感觉事态严重，因此立即决定设法去到印尼。1963 年中到1965 年9 月，文铭权频繁辗转于印尼椰加达与坤旬间，在印尼各派政治势力极为复杂环境下，做了许多有利于砂拉越革命斗争的事业。可是1965 年9 月后，由于印尼政局突变，就此长期滞留北京，远离砂拉越革命实践，成了一名有其名无其实的领袖。
1965 年10 月始，无论是初期在边界的武装斗争，还是较后国内武装斗争，或后期要通过和平谈判结束革命斗争的一整个过程；从砂拉越解放同盟到北加里曼丹共产党，文铭权都被视为最高领导人。1970
年代，在中国文化大革命影响下，北加共产党人从口头上到文字上，将文氏推崇为“英明领袖”；喊出：“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祝文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这都说明了文氏是被公认的革命领袖（尽管这反映当年革命者的“天真、幼稚”）。
在北京的文铭始终没有认为自己身居国外不能发挥领导核心的作用，而指定国内第一把手（代领导人）重要性和必要性。造成了国内党没有领导中心，中央第一分局和第二分局“自立领导中心”，各自为政；党、军不能统一领导。
由于历史原因，早在1957 年中委会由6人组成；1961 年6人中之一的郭伟中离职，1962 年林永伦在狱中、王馥英在中国。因此1963 一1965 年在职中委只有文铭权、黄纪作、林和贵三人（三人都在印尼境内）。1965 年10 月后在国内领导革命斗争的只有黄纪作和林和贵两人，当时为什么不重组中委会，令人不解。但林和贵在西部掌第一分局，黄纪作在东部掌第二分局，也始终没有指定谁为主，这样就各干各的，党没有统一领导；军队番号不统一，更不用说统一指挥了（文氏只是名义上主席，不能发挥其实实在在的领导中心。久久通信一次，不能有效指导国内革命斗争实际问题）。
笔者认为，实际上从1966 年起，文铭权所起的领导地位已基本结束。而黄纪作、林和贵已是各掌控砂拉越革命运动东、西两单位的命运。
人们质疑，既然文铭权已不能起着实际领导责任，又为什么不在国内另选一人为代领导人？文氏对此是怎么考虑？答案只能待文氏交代。
1974 年3 月30 日文铭权通过《马来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播出“三九声明”(注2)，首次以北加里曼丹共产党主席身份公开著称，之后多次同样做这样的著称直到1979 年10 月1 日致贺信给中国当局庆贺国庆后停止。后就改用北加里曼丹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名义发信，但在1982 年9 月4 日最后一次致贺信给中共第十二届党代大会召开后完全消失。据说，1982 年后也完全不再与国内领导人（东部领导人洪楚廷和西部领导人曾佩雄）的书信联络。
但，上述情况意味着什么呢？
这是否可以作这样的“推测”：
1. 中国在1977 年文革正式结束，1978 年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实行和平外交，逐步停止支持世界各国革命斗争。
2. 1980 年中国“训令”滞留在中国的各国共产党人和革命活动者停止在中国进行革命活动，并要求这些外国人作两项选择之一，一、返回原籍国；二、入籍中国。看来文铭权等人选择了后者。
1990 年洪楚廷等人决定启动第二次和平谈判时，要求文氏出面参与谈判。据雷皓莹(注3)告诉笔者：当时雷皓明致电在香港的皓莹，并通过皓莹联络在北京的文氏传达洪楚廷的要求。起初，文氏不愿意作任何回应，后经皓莹带有斥责性的劝告后，最后同意回一信给洪氏，表示离开太久，不了解情况，不便参与任何决定。此后，像断了线的风筝，没有了任何信息。
2000 年后，首先在诗巫，较后全砂拉越各地掀起写史活动。期间，先后有人通过各种途径，要求文氏对一些重要历史问题表态，或说明一些重要问题。可是始终不予回应（除了以匿名方式，通过非正常渠道发出一篇“革命历史回忆片段”外，再没有作任何表示。
我们甚感疑惑，为什么至今（2020 年），身为砂拉越革命运动和革命组织的中心（最高）领导人，在一些至关重要的历史问题上不出面说明？近20 年来，许多早年被遣送去中国的革命人物，都纷纷以旅客身份重返砂拉越，与亲人、前同志面晤，畅谈当年人与事，唯独文铭权夫妇例外。
我们看到邻邦，当年的兄弟党领袖陈平，不但参加了“合艾”和谈，还出版了回忆录——《我方的历史》和公开出席《与陈平对话》的历史对话会，公开接受诸位历史学者的提问和回答回题。反观文铭权仍保持“神秘”，给人感觉是不可捉摸的人物（一些人想尝试通过他亲人探听情况和获取通信地址，都被拒绝。另一方面，2008 年在新加坡举行的北加里曼丹共产党历史对话会的前期，主办方通过可行渠道发出邀请他出席对话会，若未克出席可用书面报告。可是始终不给予回应，如石沉大海，毫无音讯）。
就算是一位外国公民，与其他国籍国民来往通信、互访、讨论历史、书写历史等等都是很正常的。但，文铭权与砂拉越的当代革命运动关系如此密切者，却自我扮演成“极端神秘人物”，如此逃避历史责任，如何解读？
[注释 九]
（1）张荣任早年积极参与砂拉越革命活动，1952年想投奔新中国，乘船抵达新加坡稍作停留期间，巧遇参与抗英活动的友人，在其劝告下留下参加当地反英殖民者斗争。较后受新加坡抗英同盟委托在砂拉越开展和领导革命斗争，筹备成立砂拉越解放同盟。张氏通过密信联系在古晋的密友文铭权等人，并将成立砂拉越解放同盟的章程文件寄给文氏。
文氏等人在1953年7月成立了砂盟，积极推动发展工作。1954年3月张氏潜回古晋半年后又潜到印尼耶加达欲回中国，从此断绝了与砂盟关系。后因某种原因再次放弃去中国，留在印尼生活终老。
张荣任自行割断与砂拉越革命运动关系后，文铭权成为了砂盟领导核心人物。文氏1962年6月被英政府逮捕后遣送去中国，与中共对外联络部建立了关系。1963年3
月间从北京到印尼，利用印尼抗马局势，继续领导砂拉越革命斗争。1965年9月28日代表北加里曼丹革命政府代表团去到北京，参加国际活动。不料印尼发生右派军人政变，局势急速右转，从此长期滞留北京。
（2）文铭权3月9日(1974年)的声明，于1974年3月30 日通过设立在中国湖南的《马来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公开播出。声明措辞强烈的指责和批判和平谈判是投降主义，背叛行为。这项声明严重挫伤了“下山者”心灵。原先一些干部，有愿望“下山”后继续投入社会活动，包括参加公开政党政治活动。可是在“声明”沉重打击下，感觉人格受损，“无脸见江东父老”，从此选择默默无闻过平民生活一生。
（3）雷皓莹是雷皓明胞妹，1962年6月遭英殖民者逮捕。与文铭权、黄纪作等人被遣送去中国。1980年迁居香港至今。1990年初，洪楚廷要与政府当局展开和谈而结束武装斗争时，试图联系文铭权，征求参与和谈。因而通过雷皓明联系在香港的皓莹。皓莹依据早前的联系途径联系到文铭权。文氏婉拒出面参加和谈。
十、 结语——左翼力量黯然淡出历史舞台
砂拉越左翼力量滋生于战前，生根发芽于战后，蓬勃发展于1953 一1962 年；1962 年12 月在政治局势突变中“陷入盲点”而走入历史性“拐点”。
1965 年9 月30 日印尼政局右转，象征着武装斗争步上“苍茫”之路；1973 年10 月黄纪作的“大胆”和“划时代”的举措，摆明了武装斗争走不下去了；1990 年在不可逆转的国内小气候和国际大气候下，左翼力量黯然淡出砂拉越历史舞台。
砂拉越左翼力量和左翼运动是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同样的，作为历史产物，却因为在历史运动中未能适时调整符合历史时局演变的“步伐”，反却走上“歧途”，最终在不予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下，消失在历史烟灰中。
广州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研究生（2017 年）王悦，在其《北婆三邦的左翼运动与“大马来西亚计划”（1957一1963）》论文中说“文莱的左翼运动由于还处在初始发展阶段，较为激进，很容易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而忽略对全局的考虑，导致其所发动的‘起义’不仅危及到文莱人民党本身的状况，更严重影响了砂拉越左翼运动的持续发展”。“若将北婆三邦的左翼运动视为一个整体，那么它并非是‘大马计划’的阻碍，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为五邦合并的实现清扫了障碍。基于此，我们应当看到：虽然左翼运动本身是为了推翻殖民统治，但具体的情况来看，不同社会环境下孕育和产生的左翼运动具有不同的历史意义。而对于1957 一1963 年间北婆三邦的左翼运动，我们或许要更加务实地加以看待和分析，以更好地理解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马来西亚’”。简而言之：“北婆三邦的左翼运动由于本身的不成熟性、脆弱性和不一致性，在一定程度上反而推进了马来西亚联邦的形成”。马来西亚联邦成功成立和稳定存在；同时半个世纪来，右翼势力牢牢控制着国家机器，正是反映了砂拉越左翼运动（力量）失败与归零的结局。
或许有人会问：左翼力量何时复生？我想，没人可给明确答案！
跋——点滴寄语
本拙作从2015 年动笔到初稿完成后，交给(包括电邮)数位友人（同道）审阅、征求意见，经多次修正、补充、文句斟酌而定稿。因而，从实事而言，本拙作是吸取、汇集众人的意见、观点、智慧而成。
笔者建议，对那些不熟悉砂拉越当代史(另一面)——左翼运动史的国内外朋友、学者们，在研读本书时，争取同时阅读相关历史书籍，例如：陈剑：《砂拉越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对话》，2012 年10 月，吉隆坡策略研究中心出版；于东：《往事岂能灰飞烟灭》（原《砂拉越左翼运动史》增订版），2020 年3 月美里优胜印务出版和诗巫友协出版的《友谊丛书》系列，等等。这或有帮助理解、辨析本书观点、论据。
探索、探究历史所得出的观点、结论(论据)，出现不一致性、分歧或争论，都是正常的。但重要是，对持不同、甚至对立的观点者，取什么样态度。是尊重、冷静探讨、续作研究参考资料；或是冷嘲热讽、冷落（冷处置）、谩骂、攻（打）击，等等，都是反映个人或有关群体的智慧、史观和个人品德修养(世界观)。
数十年来，特别是公元2000 年来，笔者几乎将绝大部分的业余时间，都用来搜索史料、阅读、考核、研究、写作。近廿年来，先后出版了数本“不成文”的拙作；已发表或未发表的数十篇历史解读、阐述、评论文章一一这些等等，
自认为，在这有生之年，在治史工作上，算是对人民与历史，有了交代。
至今，笔者尚有自知之明，坚持自认为，我不是一个史学家、历史学者；更不是作家。只是对砂拉越当代史（治史）工作抱有使命感，而尽责笔耕。然，“长期积累，厚积薄发”一一读者和后人如何评价，可自由评判吧！
2015 年10 月初稿
2018 年2 月二稿
2020 年5 月三稿
2020 年腊月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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