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砂共战士黄昭发(于东)撰文:
砂拉越武装斗争反思和探索
[ 上篇 ]
作者 / 来源：于东 / 人民之友网站
作者决定在出版本书之前，交由<人民之友>网站全文发表，为的是让更广泛的对这个课题有兴趣的国内外网民或学者有机会阅读到它，并希望互相交换意见。
全文篇幅颇长（正文6万字左右），由10个章节组成。本编辑部决定全文分上、下篇发表如下（本文插图与说明为<人民之友>编者所加），读者可以分段点击有下划线的章节浏览）——
[上篇]
• 一、 导言——漫长的“征途”
• 二、 社会革命动因
• 三、 砂拉越社会概况分析
• 四、 斗争形式和道路的选择
• 五、 对砂拉越革命武装斗争路线的探究
[下篇]
• 六、 和谈结束武装斗争是必然的结局
• 七、 最后“17年”斗争意义的探讨
• 八、 对内奸问题的考究
• 九、 试论文铭权的历史地位和责任
• 十、 结语——左翼力量黯然淡出历史舞台
• 跋——点滴寄语
作者简介：
于东，原名黄昭发（又名招发）。祖籍福建省闽请县，塔庄溪东村。1945年10月出生于砂拉越拉让江(Rajang)上游的加帛(Kapit) 小镇。小学在诗巫市对岸荣光小学毕业；中学在光民中学(独中)完成；2015年从职场上退休后，与夫人黄玉芳寓居古晋（Kuching）。
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受国内外政治局势冲击，在反英殖民主义思潮和左翼意识影响而感染下，积极投入左翼运动行列。1961年加入地下秘密组织——砂拉越解放同盟（Sarawak Liberation League）的外围组织砂拉越先进青年会（Sarawak Advanced Youth Association） ，担负学运工作 。1968年中因被警方政治部追捕而转入地下（隐蔽）活动。
1970年中被上级领导黄理生介绍加入北加里曼丹共产党；同时被委为拉让江下游军区第四军分区党支部副书记兼人民军军分区指挥员。1973年10月和平谈判后，受命留守武装部队坚持武装活动至1980年9月。
离开北加里曼丹共产党共武装部队后，先后在砂州华团组织和报社服务；较后转入寿险业30余年至2015年初退休。作者早期（上世纪末）在业余出版了几本关于砂拉越华文教育的著作，2000年后致力于探索砂拉越当代史（重点在左翼运动）课题，主要著作有：
- <五十年风雨路——记光民中学创校50周年>2002年6月出版；
- <风雷激荡的岁月>2003年9月出版；
- <砂拉越华教百年坎坷路>2004年10月出版；
- <探索革命运动的败因>2007年11月出版；
- <砂拉越左翼运动史>2009年5月出版；
- <历史的痕迹>2011年8月出版；
- <命运的拐点>2012年8月出版；
- <砂拉越独立之谜>（与友人合著）2017年3月出版；
- <往事岂能灰飞烟灭>2020年3月出版；
- <回眸·省思·探究——砂拉越左翼运动（斗争）史探究>和<人民日报与北加里曼丹革命汇编>（与友人合编）——尚未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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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省思•探究
——砂拉越左翼运动史探究
（上篇）
作者：于东（砂拉越）
上图的黄圈内为砂拉越位置图
本文所述的“砂拉越“”，目前是马来西亚联邦的一个组成部分。目前的马来西亚联邦是由位于马来亚半岛的9个州即玻璃市州、吉打州、霹雳州、吉兰丹州、丁加奴州、彭亨州、雪兰莪州、森美兰州、柔佛州、槟榔屿与马六甲州（共11州），和隔着南中国海、位于加里曼丹（岛）北部的砂拉越州与沙巴州组成。
砂拉越和沙巴在1963年并入马来西亚之前，长时期是英国统治的殖民地。英国殖民统治者在撤退之前，为了保持他们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就串通他们的代理人通过宪制安排，在1963年将这两个殖民地强行并入马来西亚，把他们对这两个地区劳动人民奴役、剥削的统治权力付托给他们所扶植起来的代表马来封建权贵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而且奉行种族主义政策的马来统治集团。
一、 导言——漫长的“征途”
发生在1950 年代至1980 年代末砂拉越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注1），经历了几翻跌宕起伏后，于1990 年正式终结而落幕。
公元1990 年后(特别是2000 年后)，社会上不时有人提出了一些具有争议性的问题，诸如：1963 年改变斗争方式是否适宜（和平宪制斗争完全被堵塞了吗）？武装斗争失败，是否可以说明当年开展武装斗争是错误的？砂拉越革命运动应走什么道路才是符合当时社会现况和社会背景？如何评价1973 年的和平谈判及其与1990 年和平谈判的异同、1973 年和平行动后继续坚持17 年的武装斗争有意义吗？革命党内部（高层中）有内奸吗？等等。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笔者从1980 年代开始 (注2)，从酝酿到探索，反复思索、挣扎，琢磨了漫长35 年时光，直到2015 年才揭开“尘封”，终有勇气提笔撰写本拙作。
历史经验是人类的老师。砂拉越独立（革命）运动，始于我们这一代人（除了少数人为1930 年代出生者外，多数都是1940 年代后出生者），同样，斗争失败至终结，也是发生在这一代人身上(时代)。对这场运动的失败进行总结，找出失败原因，取得历史经验等，责任也应该是这一代人（何况现今还有许多人仍健在，记忆尚好，思路仍清晰）。若将责任推到下一代人去作，是不负责任或逃避责任的态度。笔者曾在2009 年前后多次向某团体和领导人（前革命运动组织的领 .人和主要干部）提出建议，组织一组关心历史者进行探讨研究；同时，我还尝试列出一单探讨提纲分发给有关人士，可是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与此同时，社会上亦未见有文教团体和个人(文史工作者)，投入这项历史研究工作。如今随着时光流逝，精力、体力、视力等等不断在衰退中，如若再不把握时机恐怕往后就无能为力了。所以（我想），身为这一历史（时代）进程的见证人之一，似乎不能逃避这个责任的。
或许有人不理解，为什么要写一本历史探究的书要经过如此漫长的“征程”？一句话，因要面对“后意识形态的对抗和挑战”。所谓的“后意识形态”，仍指盛行于1950 年代至1970 年代受大时代背景圈定的思想意识。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冷战时期的两种意识形态对立抗争，形成的社会思想理论体系的延续。
众所周知，时局发展到1980 年代后，冷战意识逐渐消退；1990 年代始，谋求和平和社会稳定已是大势所趋。对曾参与或曾被卷入时代风雨抗争者而言，必然会不断的回忆当年风风雨雨的经历和是非曲直。进而在讨论历史，对历史展开研究时，自然会（必定要）针对历史进程中有关组织的领导人所制定而颁布及执行的路线、政策的正确与错误进行剖析研究。这样必然涉及到不同时期领导人或领导层决策（路线与政策是由领导人决定的）的正确或错误。如此，在一部分固守后意识形态的“过来者”难以接受，甚至还做出一些令人感到惊讶“对抗”举措。如果认为有关路线和政策是正确的，那么就“风平浪静”了，还会使一部分人，特别是有关领导人感到高兴；若认为是错误的，或对某项决策的否定，将会涉及到某部分人的“神经线”，反应是激烈的；有时还要面对某几位前领导人和其一群支持者的无情“鞭挞”（这也是造成许多人不愿意对历史是非问题表态或干脆闭口不谈的主要原因）。
可是，人生经历或过程不能采排，对史事的研究更不能按自己的喜恶去篡改。各种是是非非的史事，只有让它暴露在阳光下去剖解、辨别、考究。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关系去判定。
鉴于上述原因，是勇于面对或选择逃避？是选择晚年做多一些益于后代子孙的事或虚度岁月而走完人生之路？如此，“进”与“退”，两种思想在时空间搏弈了35 年。
《吕氏春秋·自知》曰：“百姓有钟者，欲负而走，则钟大不可负；以椎毁之，钟况然有声，恐人闻之而夺已也，遽掩其耳”。“山高路远坑深，”纵横跨越乎？《论语》有言（子曰）：“……七十而从所欲，不逾矩”。终究“人间正道是沧桑”！“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注3）。
[ 注释 一]
（1）1950 年代初到1980 年代末，砂拉越所发生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性质，包括两个方面含义：即，狭义而言，是民族独立运动，寻求砂拉越脱离殖民统治。这除了早期砂拉越解放同盟领导的革命运动外，还包括1970 年前，砂拉越人民联合党、各民间公开合法团体等所推动的公开群众运动。但，广义而言，是世界共产主义主义运动的组成部分。这从砂拉越解放同盟的组织纲领、理论指导思想、斗争最终目标以及在1965年改组成北加里曼丹共产党等，无疑而明显的是追寻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所以运动的整体而言，是共产主义运动。
砂拉越解放同盟（简称“盟”或“砂盟”）是于1953 年7月在张荣任和文铭权组织、推动、领导和主持下秘密成立，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论指导的革命（地下）组织(详情请参阅：于东著《往事岂能灰飞烟灭》一书第三章，2020年3月出版)。
（2）笔者在经过相当时日的思索、挣扎后，在1980年3 月间拿定主意，决心放弃武装斗争。
期间就向直属上司和中央二局提呈个人意见书，并表白要脱队和解除武装。意见书申述了对砂拉越革命斗争的看法，并特地提出例举了武装斗争已日趋走向孤立和脱离群众的根据。
同年8月末，接获上司批准，9月初，从一个相对“封闭世界”走入另一个相对“开放世界”后，即萌生了武装斗争道路是否适合砂拉越国情的探索(有关笔者决心离队下山的过程，可参阅于东编著：《历史的痕迹》笫80—87页。2011年8月出版。
（3）摘取苏轼（1037—1101）的《定风波》词。见《宋词三百首》，2005年1月，北京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
二、 社会革命的动因
研究一个国家的社会革命斗争手段（形式、方式）和应走的革命道路时，必须先认知发生社会革命动因。因为一个国家会发生社会革命运动，取决于该国家的社会基础（社会因素）；“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类的经济活动决定着一切社会现象和社会运动”（注1）。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怎样的社会现况，就会发生怎么样的意识或社会运动。因此，社会发展进程和社会运动应走的道路，就是要顾及到社会现况，即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群众愿望与要求；人口、民族结构与地理环境等。所以今天要研究砂拉越当年的革命斗争形式和道路时，首先要弄清砂拉越发生社会革命运动的动因。
革命动因产生于社会基础（社会存在）。所谓社会基础？是指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整体；也称社会形态。以“基础”而言，是构成一个物体的分子（物质）。社会基础就是社会的基本物质，即构成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并由此组成的经济基础和由此决定的上层建筑。
上层建筑就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政治、法律、文化和宗教等意识形态。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映经济基础。
所谓经济基础，是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各社会阶层或集团的生产地位和彼此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产品分配方式。
生产方式，是社会存在的基本内容，是人们取得物质资料的方式，其中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
生产方式是在一定的社会生活环境下，由一定的生产方式制约的人生价值的双方面指导下的各种生活活动形式的总体。
人的生活方式是受生活环境、生产方式和人生价值观的制约（注2）。
上述所言，即是社会基础，亦称社会存在。
那为什么说，社会革命动因是来自社会存在呢？
首先要弄清社会革命不同于社会改革。因为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变革运动。社会革命是要推翻一个旧制度，创立一个新制度的斗争，是社会制度的改变。社会改革是在同一个社会制度下推行某些具体制度和政策的改变，或说是社会量变过程中的部分改变。
当年砂拉越革命运动是推翻英殖民地社会制度的斗争，是属于社会革命性质的斗争；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组成一部分。
发生社会革命运动是在社会基本矛盾发展到不能妥协的阶段。也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已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
列宁在谈到一个国家所以发生革命的条件时说：“统治阶级已经不可能照旧不变的维持自己的统治，上层这种或那种危机，以及在政治上危机给被压迫阶级的愤慨迸发造成突破口。要使革命到来单是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通常是不够，还需要上层不能照旧生活下去”（注3）。马克思在谈到政治与经济关系时说：“生产关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起其上层，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注4）。例如：在中国，20世纪上半叶所以会发生社会革命，是因为农民做为当时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主要生产力，社会的基层力量，占全人口80%以上，而广大农民只能付出劳动力和出卖劳动力，其生产资料几乎都是地主阶级和封建买办阶级所拥有；生产出来的东西分配权全在地主和买办主手上。在这样生产关系下，严重阻碍了生产力发展，产生了尖锐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在这样现况下，农民已陷入了不能生活下去的困境。与此同时，在国民党统治下，封建官僚买办集团之间的倾扎和各军阀集团代表着不同国内外势力之间的利益斗争，以及他们的堕落腐朽极其严重，引发了一轮又一轮的统治集团的政治危机。所以在这样现状下，革命星火必然燎原。
1950 年代初，砂拉越开始了单一族群和局部单位和地区的革命运动，
这些运动从学生开始，逐渐向工、农各阶层和各地区发展，特别是1959 年公开政党成立后走向较广泛层面发展。
砂拉越为什么会有革命活动开始？根本原因是殖民地社会使然。
可是在当时殖民地社会基础下，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十分落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只体现在华族农民身上。然而，这些矛盾显得十分微弱（小），群众是乎不自我感觉到。但是，华族（主要是知识青年和学生）所以会发起和推动革命运动，原因不外是：
1. 民族情结和民族意识
华族都是来自中国移民，当时除了第一代移民外，就是第二代移民，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有很浓厚的民族情结（注5）。
1949 年10 月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给砂拉越华族带来极大鼓舞和启迪，对于殖民地的居住地者而言，感觉到必须组织起来，发动人民反对殖民统治和争取独立。
在单纯的民族意识驱使下，认为砂拉越人民要走中国人民的解放道路。
所以华族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很快接受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为此展开了宣传和传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活动。
2.受国际形势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出现两大阵营的大拼搏。
1940 年代末和1950 年代初，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殖民地人民纷纷起来争取独立斗争，许多殖民地相继独立；特别是邻邦印尼的独立和新马两地人民抗英斗争汹涌澎湃的开展，因而受到鼓舞和激励。在这样国际环境下，华族青年和知识分子，自然产生了要求开展反殖斗争的欲望。
1950 年华侨青年会成立，开始在学生中传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1951 年10 月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成立，步入了以砂拉越人的身份开展独立运动的序幕。
1953 年砂拉越解放同盟成立，有了明确目标和斗争纲领地开展社会革命运动。
1959 年具备了一定的华族群众基础和干部条件，并成功的推动了公开政党的成立。在公开政党领导号召下，社会运动开始推向各阶层和各族群中去。
1959年，砂拉越人民联合党（简称“人联党）成立。第一次喊着“砂拉越人的砂拉越”口号，反对外来者殖民。人民联合党创党的宗旨是：（1）以宪制手段谋取砂拉越人民的政治进展以期最后获得独立；（2）争取建立与维持基于议会民主制建立起来的政府；（3）促进与保证各民族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尤其是改善劳动者和经济落后者的经济条件；（4）维持各民族的和谐与团结，并给予砂拉越人民一种自信与奋勉的精神。由此看来，当时的人民联合党无疑就是一个以左翼的姿态出现在砂拉越政治舞台的政党。
总而言之，砂拉越华族所以会起来推动和参与社会革命运动，主要原因是在殖民地社会客观状况下所驱使的。即通过外部环境影响和认知到内部感觉（内部社会现实是决定作用），产生了革命动力。1962 年后，斗争走向暴力的形式，促成了敌我矛盾激发，斗争陷入你死我活局面。
砂拉越革命运动掀起的动力不是如同中国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那样，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激化冲突而产生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都不能照旧生活下去的后果。
[ 注释 二]
（1）李慎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主编：《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2011-201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2012年3 月。
（2）参考和引用自：➀中国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院与政治工作室组编：《唯物史观通论》——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2001年1月；➁陶德麟、石云霞主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2005年10月；➂朱本源著：《历史学理论与方法》——中国人民出版社出版，2006年12月；➃赵家祥等主编：《历史唯物主义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1999年1月。
（3）《列宁选集》第二卷。
（4）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5）砂拉越华族青年、知识分子、学生的左翼思潮和要求反殖民主义的欲望源于中国现代革命运动的爱国民族情结。
1927 年中国第一次大革命运动失败后，广东省南部有一群革命者流落东南亚一带（包括砂拉越古晋、石隆门一带）。他们带来了革命“种子”，特别是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那些流落砂拉越的左派人士纷纷走上社会各层面，发动民众支援中国抗日战争。抗日战争胜利后转为支持中共反抗国民党的战争。
1949年末中共建国后，这些左派人士掀起支援国内（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运动。
1950年代初，由于中国对华侨政策的变动，影响了海外爱国青年对居住地（国）观念变化，促进了要在居住国开展革命活动的想法（详情参阅，于东：《往事岂能灰飞烟灭》，第二章，左翼运动萌芽期，2020年3月30日出版）。
三、 砂拉越社会概况分析
了解和认识1950 年代至1970 年代砂拉越社会状况，是研究社会革命运动动因的首要条件。
当年的社会性质是半原始的殖民地社会。说是半原始，主要是指占主要人口的土著民族社会基础而言。因为人口结构，语言文化和生产方式，决定了社会性质。
根据1960 年砂拉越人口普查报告，总人口是744,391 名。华族为222,096 名，约占30.9%；马来族（包括马兰诺族）为175,715 名，约占23.5%；达雅族和其他山地民族有331,305 名，约占44.5%。所以约近70%者为土著民族。
1961 年至1970 年10 年间，各族人口平均年增长3%左右（1970 年总人口为975918 名），各民族比例基本没有改变。
由此，从人口结构而言，华族是少数民族，仅占全人口三分之一。所以断定社会性质，是要考虑占多数民族（三分之二）的文化、经济生活（生产方式）状况。
另一方面（以殖民地社会制度而言），从1840 年英国人詹姆士·布律克入侵砂拉越到1946 年正式成为英国殖民地，再到1963 年9 月16 日强行成立马来西亚至1970 年代初，殖民地社会性质未曾改变过（1963 年后实际上成了次殖民地社会——至少在1970 年代中期之前是如此）。
下面是（尝试）对各民族的社会结构、经济、文化、教育状况等社会现实的点滴分析：
1. 达雅民族和其他山地民族
达雅族（Dayak），就是一般上所说的包括伊班族（是非伊斯兰教教徒最多的土著民族）和其他山地民族，其包括：毕达由（Bidayuh）、加央（Kayan）、加拉毕（Kalapit）、肯雅（Kenyak）、巴拉湾（（Berauans）、姆律（Mulut）、普南（Puanang）、本南（Penan）、比沙耶（Pisaya）等等20多个民族一一总称为达雅民族（注1)。
这些民族数百年来，生活在各内陆河流的中上游的森林和半森林中或其边缘地带；少数人是居住在华区边缘区。
在1970 年代前后，他们几乎都还是过“刀耕火种” （注2) 和采集野生果子与狩猎为生。生活方式简单，甚少与外界来往，一般上只与在各河流中的流动经营小生意之小型商船进行物物交换（以土产换取生活必需品）而已（只有极少数者往城镇谋生）。
也就是说，他们拥有大量祖传习俗地轮翻耕种和依赖于大自然界丰绕原生态的热带雨林来谋生（1980 年代后，森林大量被陆续砍伐，破坏原生态，许多山地土著为了生存，逐渐改变谋生之路）。
历史上，达雅民族只有历代口传历史和传统俗习的文化，没有本身文字。
到了1960 年代后，才由官方和文教界依据口音用拉丁字母拼音而创造了伊班文字。可是文字出现后，在国家单元文化教育政策下，不受扶持与推广，伊班文始终未获得发展与使用。
只有有限的口传历史以及在那年代里，他们居住区绝大多数无设立学校情况下，这个民族基本上是文盲一族（只有少数人有受教育机会）。
在20世纪中叶，达雅民族社会却处于文明世纪中的半原始简单生产方式下的文盲与半文盲，过自然型经济生活。
生活环境封闭，生产方式简单，和文化低落情况下，所谓“剥削，自由或民主”，对他们来说，陌生而无感觉。
在19世纪中叶发生的抗税斗争，在经过拉者布律克政权镇压后，特别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在统治者采用软化政策下，彼此矛盾淡化。另在20世纪中叶，殖民者与反殖地革命运动力量争夺民心中，采用民族分化和施于一些“小恩小惠”下，起了对革命武装力量之戒心与对抗心理。
2. 处于文明边缘的民族
马来族，包括马兰诺族（Melanau），除了少部分从事渔猎生活外，多数人都是政府公务员。举凡政府各部门文员、军人、警察、保安守卫，、劳工杂役等等，大多数都是马来族。
这个民族多居住在城镇周边和沿河地带。1950 年初，反让渡斗争被镇压下去后，逐渐被统治阶级分化收编。自此，多依附于和支持统治集团。
马来族有一定文化背景，主要是依斯兰教和阿拉伯系文化，宗教神权观念浓厚。由于多数人依权（势）生活和加上民族历史背景，多不求自我创业发展。所以在统治当局所设的“特权”框架下，一般上都满足予现状。
3. 半原始社会中先进一族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南方省份（主要是广东、海南、福建三省）的移民开始向砂拉越迁徙。首先是在古晋、石隆门和西连等地；较后到拉让江流域；再较后扩大到北砂一带。
直至1940 年代，华人主要聚居在古晋市镇周边，石隆门镇周边，古晋一一西连路周边，诗巫市镇周边，拉让江中、下游沿岸，美里镇周边，及一些小市镇中。
华人南来目的是垦荒谋生（少数在城镇中经商），所以超越80%人是务农，加上当时拉者政府开放土地，免费供人申请开垦，因而大多数华人都拥有各类农耕地（包括胶园）；另约10%人经商和10%人是各行业工人。
华人迁徙带来了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勤俭克苦，重视子女教育，自筹自办学校，普及教育。所以成了一群有文化与文明的先进族群（注3）。
4. 文化教育状况
1950 年代至1960 年代，教育普遍落后，尤其是农村地区。
在三大民族中，华族是较有文化和受教育较普及的族群。但在农村多数人只受到小学教育程度而已；在城镇只有古晋、诗巫、美里有中学（部）设立（注4），其余地区只有小学；至于有机会出国升学者，更是凤毛麟角（砂拉越境内没有大专院校；1960 年代先后在古晋、诗巫和美里设立师训学院，培训教师）。
马来族由于多居住在城镇周边，加上政府的照顾，受教育者较普及，但也限定于中学程度为止。然而，马兰诺族多居住于沿海一带，教育水平一般只限定于小学而已。
达雅等山地民族，居住区多数没有学校设立，因而，大多数人处于文盲状态。
5. 工商农业状况
当年砂拉越除了在美里的石油开采业外，几乎没有什么工业，只有少数小型家庭手工业，以及一些小规模锯木厂、木材加工厂、小型家庭型制（打）铁厂（店）和小型造船和维修厂等。
根据一些资料记载（当年报章报导）的工业投资数据：1969 年—400万元，员工565 名；1972 年—1,000万元，员工738 名；1975 年—2,500万，员工1599 名。
另据《1961 年砂拉越政府年报》报告各行业人民一天收入：
胶农：2.5 一7 元（雨天无收入），
木匠：4.5 一14 元，
锯木工人：3 一14 元，
建筑工人：4 一14 元，
码工：8 一10 元，
店员月薪：100 一150 元（包三餐），
教师月薪：170 一260 元；
生活费（1 人）：三餐伙食费（市镇）一个月为45 元；
农村生活费（米粮、蔬菜自植）以一家七口计（成人小孩）：140 元。
从上述报告显示当年的一般平民百姓生活水平。
在文明世界中，当时砂拉越仍是一个半闭塞的，以自然型经济为主的落后社会。商业活动仅限于家庭式个体商业活动（买卖商品，供应民生必需品和土产贸易）。贸易往来主要是与新加坡商家建立关系(少数华商有限度的与香港商家往来从事中国商品贸易)，迟到七十年代后才逐渐扩大至马来半岛，中国之港台等直接贸易。
在农业方面，全是个体农民谋生需求的劳力手工作业，诸如橡胶业和胡椒种植业。但由生产力落后，农民虽占总人口的2/3，然平均年度只占生产总值的20%-30%左右（上下）例如：1976 年为28%。
国家，社会经济命脉有：石油和木材，两者是最多外汇产业者，尤其是石油；木桐，即圆木产量在70年代前开采产量不大，大规模开采由1975 年后）；其次是橡胶和胡椒等；再次是硕莪和树枳。此外，其他农产品产量极少。
依据官方统计各主要出口产品数据如下：
木材：1953 年—圆木1,202 立方米，木材加工产品1,700 立方米；1963年—圆木945,235 立方米，加工产品6,723 立方米；1973 年—圆木180,325 立方米，加工产品6,174 立方米。
胡椒：1963 年—白椒8,326 吨，黑椒3,115 吨；1973 年—白椒10,370 吨，黑椒12,100 吨。
橡胶：1953 年—23,952 吨；1963 年—44,834 吨；1973 年—41,337吨。
黄金：1953 年—442 盎司；1963 年—2,771 盎司；1973 年—939 盎司。
出口总值（叻币/马币计）：1953 年—424,000,000元；1960 年—448 ,000,000元；1963 年—373,000,000 元；1970 年—672,000,000元。
上述出口总值中各类产品比例约：原油（石油）50 一60%，木材15 一20%，农产品（橡胶、胡椒等）20 一25%。1975 年后，特别是1980 年后木材出口大增，1983 年出口超过10,000,000 平方米。
1973 年和平谈判成功，社会趋向稳定，1982 年出口总值为4，960,000,000 元：
石油（原油和油产品）占62%，木材业占27%，农产品和其他产品仅占11%。
6. 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注5）
生产总值（GDP）：1962 年—501,000,000元；1963 年—527,000,000 元；1978 年—1458,000,000 元。
人均收入：1963 年—688 元；1967 年—794 元；1970 年—843 元；1978年—1227 元。
劳动力比例：1960 年劳动人口294,000人，其中81.4%从事农业活动，制造业3.9%，服务业3.5%，其他11.2%。
1970 年劳动人口364,000人，务农73.3%，制造业5.3%，服务业11.7%，其他9.7%。
7. 交通与资讯传播
境内外交通落后，省与省之间，城镇往来，城乡联系，全靠水路。诸如：砂拉越河（包括左与右支流）、巴当鲁巴河（Batang Lupar）、沙里玛士（Saribas）、拉让江（Rajang）、民都鲁河（Bintulu）、巴南河（Baram）、林梦（Limbang）河、老越（Lawas）等都是人民往来的唯一交通要道。
陆路交通仅限于城镇内；全砂唯一干路迟至70年代初才建成（注6），但多数路段是泥土路。根据报告统计全砂公路：1953 年一95 英里、1965 年—1000 英里、1967 年—古晋一成邦江一泗里街一诗巫公路全长287 英里通车（多数路段为泥土路）。
民航往来稀罕，且机票昂贵，平民百姓不胜负荷。民航服务迟至1970年代才逐渐普及化（即来往于古晋、诗巫、美里间）。
由于上述原因，往来不便，加上通讯设备落后，对于民间而言，信息仅靠来自民间自营的报纸有限报导。但是，报纸主要是在城镇中流通（古晋、诗巫、美里），对于乡镇和农村来说，报纸却是稀有物。
在华族农村，到了60年代，拥有收音机可收听砂拉越官方电台广播者，仍然是少数人，直到到70年后才逐渐普及；至于有黑白电视传播，却迟于70年代中才出现。
资讯落后，文化水平低，直接影响到人们的视野。因而人民生活简单，要求低，有工作（劳作生产），多满足于现状。7
[ 注释 三]
（1）根据蔡宗祥先生的《伊班族历史与民俗》一书对伊班族定义的解释（1992年5月出版）是：海达雅人即伊班人。从达雅到伊班的称呼是经过一段很长的历史演变。
所谓海达雅，仍是西方人将达雅人与海盗相提并论，就称之为海达雅（这是“海”达雅族称谓由来），此实对伊班人的侮辱。
达雅一般是指毕达由族和居住在内陆的民族总称。
另据，达雅国民协会章程第四节（2）对达雅民族的解释是指伊班族、毕达由族、加央族、加拉毕族、肯雅族、鲁顺族、姆鲁族、比沙雅族、巴拉湾族等非伊斯兰教教徒土著。
（2）所谓“刀耕火种”，是指通过轮番砍伐一小片森林和放火焚烧后，进行播种农作物。这种耕种法是历代传授下来，即选择多片土地，轮番（间隔数年）耕作。全靠草木焚烧而形成火灰为“肥料”，以助长短期农作物生长，如稻谷和木薯等。
（3）参考自：田英成《砂拉越华人社会史研究》。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出版，2011年。
（4）设立有中学城镇仅限于古晋、诗巫和美里。其他城镇迟至1970年代中期后才有政府中学（马来文中学/国民中学或称官立中学）建立。
（5）部分数据参考：杨曜远的《砂拉越50年变化》一文，发表于《砂拉越中华商会50周年纪念刊》，2016年。
（6）蔡增聪主编：《砂拉越华人研究译集》，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2003年6月出版。
四、 斗争形式和道路的选择
革命斗争形式和道路的选择是依据本国具体情况来决定。
马克思和毛泽东关于革命形式和道路的理论，只是一般的指导性原则，各国不能教条式照搬照抄外国模式和外国经验。外国经验，是解决各自国家革命斗争的具体形式和道路，其他国家只能做为一种参考的经验(注1)。
历史上的东南亚各国革命斗争，除了越南、老挝和柬埔寨这中南半岛三国外，各国都经过数十年浴血奋战，结果都无成效，都以失败而告终。《当代社会主义新论》一书之第十二章，各国共产党概论中说：“这类共产党也有两类型：一类如印度共产党和委内瑞拉争取社会主义运动等，主张用和平方式通过议会斗争和群众运动夺取政权。这类共产党在这方面是卓有成效的。
另一类共产党虽然主张武装斗争，但没有多大成效，在国内受孤立，与群众缺乏广泛联系。”“主张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承认中国革命经验的普遍意义和借鉴作用；表面上强调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本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强调要建设一个真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先锋队，实际上是照搬中国以往极左做法，这很难取得良好的效果（注2）。马克斯主义向来强调革命的原则和灵活性的统一，从来没有把暴力革命绝对化。
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具体形式是多样化的，包括暴力的、和平的、非法的、合法的等各种斗争形式。在不同年代，不同国家采取什么样的革命手段是要视情况而定”（注3）。
我们回顾从1950 年代开始的砂拉越革命运动的动因，是殖民地社会使然，革命对象是英国殖民者及其代理人。在当年殖民地社会现实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十分落后。但呈现在华族身上，虽有矛盾，但不剧烈，不发生严重的利益冲突现象。
所以会如此，因为砂拉越仍是一个十分落后的半原始之自然型经济社会状况。作为有政治觉悟的华族，约80%人是从事农业生产。他们的务农活动主要是割橡胶和种植业，而且大部分人是小园主，即自己拥有足够的橡胶园或土地使用（注4），只有少部分人需租用他人土地耕种。另外约20%的华族是居住在城镇而从事小型或家庭型商业活动或是店员，搬运工人和各种运输工人等。
当年社会环境单纯，生活水平低，人们要求也低，小商人与员工关系良9好，彼此矛盾不明显，或易于调和。
大部分的农业人口，在简单扑素的生活环境下，与统治者之间利益冲突，难以令人们意识和感觉到。
在对外联系和建立关系方面，除了华商与新、马、港（主要是新加坡）
商界有往来外；只有少数马来人由于历史渊源关系与汶莱及印尼的马来人有来往而已。但，作为大族群的达雅族，几乎与外界无联系。
虽然说，1940 年代末，马来社群曾掀起反让渡斗争（实际上是“保皇行动”，要拉者王朝继续执政），但到了1950 年初及以后，这股势力已被分化和收编，加上这个民族多数为公务人员，无论从高级行政官，还是低级劳役或军警等，几乎都是马来族。如此，生活资料安排下，不仅不易参与或同情革命，反而，多倾向于统治集团。
达雅族、内陆民族和马来族等皆称为土著民族，在这样社会历史背景下，生产力极为落后，生产方式自供自给（尤为是内陆山地土著依靠的是原始大森林的自然环境为生）；或与华商进行物物交换，解决生活必需品。这样发生不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
唯有华族是砂拉越革命运动发动组织者与领导者和有局限性地参与者。
虽然华族在其文化背景，民族情结和在世界及周边国家政治环境影响下，有革命意识和要求。但是，生活却没有列宁所说的，“不能照旧生活下去”的现实，所以要求革命欲望不强，一般上只能接受有限度之付出于革命行动（当然，少数人除外）。这点非常明显体现在武装斗争时期，多数群众在面对统治当局高压下，就畏缩，逃避或放弃对革命支持等（注5）。例如：1973 年底和平谈判成功后，局势出现缓和，多数群众就不希望再出现动乱与战争环境；希望过安定和平生活日子。
显然，在现实社会基础下，革命运动目标是国家独立，摆脱殖民统治。同时，在民族人口结构、文化历史背景下，斗争形式必须是低级的，合法与半合法相结合的斗争形式，才能为大多数的各民族各阶层大众接受。另一方面，保留有合法斗争手段，才能最广泛、最大限度的接触和团结各阶层、各民族群众，1959 一1962 年公开政党合法斗争形式可深入到内陆长屋和马来干榜活动，就是例证。
总之，革命道路必须是和平，渐进发展过程。
[ 注释 四]
（1）从砂盟到北共，从始至终都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做为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指导原则和理论根据。所以笔者在研究斗争史时，多引用相关论据进行分析、考究、判断。
（2）《当代社会主义新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一一当代社会主义研究室编写，1998年初版，2002年6月经修订再版。
（3）李慎明主编：《世界社会主义跟踪报告（2011-2012）》，中国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出版。
（4）当中国移民来到砂拉越时，砂拉越各地仍是荒芜草丛、树林和森林。为了发展砂拉越，
当年拉者政权和较后的英殖民政府（1960年代前），都鼓励华族移民开荒种植，每一壮丁或一户都可申请而获拨地若干英亩（5至10亩或更多）土地开拓耕种；这些被开垦土地，就属于开垦者所拥有。所以华族农民绝大多数都拥有自已农地（橡胶园，椒园和农耕地）；除了那些较后移民（1960年后）来到，或原先是居住在城镇里和从商者，较后转向农村谋生者，则无拥有自己的农耕地，但这些毕竟是少数人。
（5）参阅本书第六章节：“和谈结束武装斗争是必然的结局”的相关叙述。
五、 对砂拉越革命武装斗争路线之探究
上文第二章节中，谈到砂拉越革命运动是由华族发起，由华族带动。当公开合法斗争在1962 年发展卓有成效时，达雅族等山地土著这个最大族群仍尚未被（广泛深入）发动起来。
文銘权(上图是他在早年的摄像)，1932年出生于砂州古晋一个客籍农民家庭。他就读于古晋中华中学时，是一名学运活跃份子。1954年，他与张荣任共同发起组织砂拉越解放同盟的地下组织，他也是1959年成立的砂拉越人民联合党的创始人。他在1962年被捕前，他是人民联合党全职的助理秘书长。他在被捕后主动要求当局把他遣送到中国。1963年，他从中国来到印尼西坤甸加里曼丹，与越境的砂盟同志会合，主持武装革命活动。1965年印尼“9•30政变”前，他完成了砂盟改组为北加里曼丹共产党（简称“北加共”）的工作，随即前往中国。此后，他未曾回过砂拉越。
文铭权在1962 年4 月或5 月间与汶莱人民党领袖在美里会晤时说：“武装斗争要有群众基础，要得到广泛群众支持，特别是占人口多数的山区民族支持，没有占大多数人口的山区民族作为可靠的同盟军，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注1)
然而，间隔仅6 个月，即同年12 月初汶莱武装斗争发生，以及在砂拉越发生大逮捕后，就要开展武装斗争，其时机显然是不成熟的。
当时发动武装斗争面对的客观现实是：
1. 汶莱武装斗争已爆发了（但在三几天内就被镇压下去和一星期内被消灭）；
2. 英殖民者已在开展大逮捕行动；
3. 东南亚一些国家，如越南南方已燃起武装斗争烈火；
4. 印尼在对抗马来西亚计划。
可是主观条件仍然缺乏，特别是山区民族未觉醒，革命阶级未能形成足以摧毁反动政权的强大革命力量。所以单靠客观（外部）条件，是不能足以改变主观条件而促成革命成功的（有一种观点是，主观条件虽不足，但可以通过边打边搞来促成主观条件成熟。但实践已证明，这一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大多数群众，特别是山区土著不会因武装斗争的开展和发展而跟上武装斗争形势发展）。
社会运动的客观条件必须通过主观条件才能起作用。毛泽东在谈到外部与内部条件关系时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只是开创了俄国历史新纪元，而且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影响世界各国内部的变化，同样地，而且特别深刻地影响到中国内部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是通过各国内部和中国内部自己的规律而起的。……外因是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注2)
当年砂拉越发生革命运动，是在战后世界出现新形势，特别是中国革命胜利而直接触及了砂拉越华族青年和知识分子的思维和情绪，在砂拉越殖民地社会内在环境下，促成了革命组织产生和推动革命运动。若没有内部殖民地社会实况，外部因素就不能通过内部因素起作用。然而，单纯的依靠外因，而内部条件不足下，勉强发动武装斗争，除非出现非常有利形势突变，否则是不可能在残酷战争中促成内部现实从量到质变转化和谋求战争的胜利。
显然，砂拉越革命武装斗争从不成熟条件下发起，经过反复挫折、坚持、再挫折，最终以失败而收场。就是在内部条件不足下，当初主要依靠印尼抗马有利条件下带动。但是，在短期不到三年内印尼变天，这样在人力资源素质尚弱小，虽然作了许多工作，一遇到挫折，就损失不菲；与此同时，再经过顽强的六、七年浴血奋战，在面对强敌阵阵袭击，就难以招架。
27 年奋战历程，虽然从弱小开始，经过反复挫折，再发展，再挫折，
始终未能有效的突破单一民族斗争困境，这就印证了较早时文铭权所说的：“没有占人口大多数的山区民族参与，是不能胜利的。” (注3)
在27 年里，特别是前半段时日里，砂盟和北共在组织发动山区土著民族工作是历尽千辛万苦，洒下数百人热血，却感动不了这群“上帝”，原因就是当年现实社会环境使然。
另一方面，就较文明先进的华族，在尖锐残酷战争现状面前，多数表现的怯弱，畏缩和逃避现象(注4)，而且这场斗争的主战场，仅限于砂拉越的南部和中部，即第一省（今古晋省和沙玛拉汉省）、第二省（今成邦江省和木中省）、第三省（今诗巫省、泗里街省、加帛省和木胶省），另外半壁江山（北砂的民都鲁省、美里省和林梦省）却处于静止状态。
相反的，敌对一方，从始至终，不断扩充力量，强化装备，在加强军力外，又重视开展软势力建设，如：强化情报网组织，增强渗透活动力（通过拉出来，再打进去手段），化解和收编或打压公开统一战线（特别是对人民联合党），等等。
在敌强我弱对峙状态下，呈现长期的弱势一方与强势一方的对抗中，一直处于被挨打的、被动的局面。弱方不但无法转化双方势力对比，而且弱者越弱，强者越强，最终必然是强者的胜利而告终。
有人将革命武装斗争失败归罪以1973 年10 月的和平谈判一一“斯里阿曼行动”(注5)。认为由于该行动造成75%武装力量消失，而留下的25%力量再也不能有力量再去发展新生力量了。历史事实是这样吗？
一个国家的社会运动时机若已成熟，必然会出现前仆后继力量，革命运动出现挫折，只是暂时的，经过一段时间重整，必然再涌现新局面。例如，中国现代革命史就是实例。
中国在1927 年第一次革命运动大失败，百万人头落地，革命力量损失超过90%。可是，经过重整，吸取经验教训，1930 年到1933 年间，革命武装力量很快就发展到8万多人，加上地方赤卫队和民兵，武装力量达10多万名；建立了从江西省南部到福建省西部、北部连成一大片解放区；建立以瑞金为中心的苏维埃政权；解放区人口数百万名和数十个城镇（当中包括城镇有：龙岩、长汀、永定、永安、瑞金、赣州、于都、宁都、会昌、信丰、宁冈、吉安等等）。正当红色政权日益巩固，解放区正在扩大之际，遭遇到了左倾机会主义破坏，迫使红军在1934 年10 月进行战略大转移，解放区丧失殆尽。到了1935 年10 月，红军长征到陕北时，仅剩下万馀名，若扣除去长征沿途中（不断）吸收的新兵，损失又超越了90%。可是，就是中国社会存在的条件，革命星火又很快的如烈火烧干柴般地，更旺烧向神洲大地东西南北。
反观砂拉越革命在“斯里阿曼行动”后，仍保存有25%力量，但却一蹶不振了！那些声称另一条战线“有生”力量的近千人“队伍”，包括“久经考验”的高、中级领导干部，当他们走出牢门后，却无一人投身于武装斗争行列（当时还有武装部队在第一省和第三省活动）。与此同时，1976 年8月拉让江地区发动与号召在1973、1974 年和平行动下解除武装“下山者”重返部队运动，结果响应者廖廖无几。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一一这是马克思主义精髓。“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人们只能按事实的本来面貌去认识它的政治意义，而不能按主观的需要任意去解释，利用，甚至捏造事实。”“只有社会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注6) 历史实践证明，武装斗争在先天不足条件下爆发，虽然拥有坚定革命党人领导和不屈于困难的革命战士奋战，终究改变不了社会现实，最后只有收拾“包袱下山”了。
尽管至今（2019 年）仍有一部分当年参与和领导武装斗争者坚持认为，当年发动和搞武装斗争是正确的，但历史却是无情的，不能按自己的喜恶去篡改。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说：“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毛泽东在中国大跃进失败后的1961 年1 月，中共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说：“不合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要垮掉，人为的维持不垮不可能。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的解散也是办不到。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注7)。
除外，要不要稿武装斗争，在落后或弱小的革命力量的国家中，还要顾及到地理环境。因为要推翻相对强大敌人，是不可能通过武装起义而一瞬间推翻旧政权的，而要通过长期游击战争去不断地消耗敌人力量；在持续长期游击战中消灭敌人，壮大自已，以逐渐转化敌我力量对比，最后达致夺取政权。所以要不要搞武装斗争，在考虑民情等外，地理环境（包括周边国家、交通、地形等）显然也是必需条件。就武装斗争搞起来，这弱小力量可以利用民情和有利地理环境，与敌人周旋，不断打击和消灭敌人以达保存发展壮大自己。
毛泽东在《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指出：“有利于作战的地势是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条件之一。”另在《论持久战》中说：“有利的地理环境是建立抗日根据地的依托之一。还有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详述了中国搞武装斗争的条件：“1.很好的群众基础；2.很好（正确）的党；3.有相当力量的红军；4.有利作战地势；5.有足够给养的经济能力。”
1948 年，马共发动武装斗争时，马共驻新加坡代表张明今曾征求中共驻海外代表胡愈之意见。胡愈之说：“中马两国具体情况和人民条件情况不同，中国人民赤贫，长期挨饿，拼死求生决心与勇气特强，且中国版图辽阔，交通不发达，没有种族问题，有很多地区可建立稳固根据地。而马来亚情况特殊，只是狭小半岛，交通方便，不易建立根据地，难以长期保持革命决心，在这样情况下，要发动武装斗争是冒险的。” (注8)
砂拉越国土面积12,000平方公里，地势狭长，东西走向(东偏北和西偏南)，两头小，中间大。北面是长约800 多公里的海岸线，大部分沿海区是沼泽地；东部与东北部与沙巴和汶莱为邻；南面与西南面与印尼接壤；边疆与广泛山区是无人烟森林区。这些无人烟森林区虽是弱小游击队隐蔽好地方，可是远离群众区；没有给养条件。要是自行在森林中搞生产，敌人通过空中侦察立即就被发现，在没有任何防空和打退来犯敌军的能力下，即刻被破坏（几经实践已被证明）加上印尼苏哈多右翼军人政权极端反共，游击队没有任何中间地带可利用（没有丝亳有如马共那样可利用马泰边界有利条件一一泰国军政当局的宽容态度）。
致于靠近群众区的森林地带和边缘区，都是达雅族和其他土著生活区，地理条件虽好，可是群众基础薄弱，武装部队难以保存和解决给养问题，所以更谈不上发展和消灭敌人。另一方面，虽然陆上交通不方便（无公路通行），但河流众多，水上交通方便而畅通，同时，离城镇不远，敌军运输快速，无论水路或空路（船只与直升飞机来往快捷）。
因此，在砂拉越国情与中国国情有异下，各自通过实践，结果证明：通过“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理论），在中国是真理；在砂拉越则相反。这就所谓的：“理论源泉是实践，发展依据是实践，检验真理标准也是实践。”国情不同，各有特殊性（社会性质、社会状况、文化与民族结构差异）。
“实现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坚持独立自主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革命道路，是推动自身事业不断向前发展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世界性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是对世界历史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的科学把握。但是，由于历史发展不平衡性，客观世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以及各民族，各国家实际情况和历史条件的特殊性，马克思主义不可能为某个国家或某个地区的革命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它提供人们的只是最基本的原理以及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各国人民在各自斗争中，要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同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探索自己的道路。”……“在教条主义盛行的60年代和70年代（指廿世纪），大多数国家的共产党不同程度处于受中苏两党影响。” (注9)
说武装斗争不适合砂拉越国情(注10)，那么要坚持独立运动只能走和平宪制斗争道路。可是，1962 年后一1963 年至1970 年代和平宪制斗争有完全被堵塞吗？现在就让我们回顾这一段历史吧。
黄纪作在1961年，在砂拉越人民联合党的党代上发言的神情，他当时是该党的中常委及中央组织秘书。
砂盟于1959 年积极参与筹组砂拉越第一个公开政党一一砂拉越人民联合党（Sarawak United People`s Party—SUPP，缩称“人联党”）。在人民联合党成立后，仅用短短三年时间，组织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独立运动浪潮，取得反殖斗争很大成绩。
这种合法和平斗争形式，显然为各族人民所接受。这段期间的群众运动由华族少数精英领导，由华族群众带动，影响了不少达雅群众和一部分马来族群众响应支持和参与。可是，进入武装斗争时期后，情况有了很大改变，即马来族不仅不支持，反而投向于敌对阵营（绝大多数）；同样，达雅族逐渐被分化或“收编”。
1968—1973 年前后5 年间，第三省（即今诗巫省Sibu、加帛省Kapit、泗里街省Serikei 和木胶省Mukah）武工队和武装民运组，在艰苦岁月中，坚持在土著民族区（国内）开展群众工作，虽有些成效，但不能巩固，每每遭遇敌方镇压、收买下，在动摇中倒戈了。
另一面，就是在武装斗争（1990 年）全面结束22 年后的2013 年5 月5日第13届国会选举的结果亦可进一步显示，土著民族要求改变现状的欲望仍尚低。事实上，从5 年前（2008 年3 月）的第12届国会选举和2 年前（2011 年4 月）的州选已经十分明显的体现出华裔族群求变的欲望日趋增强中。这样许多人都看好这种求变局势将会影响到土著区。与此同时，各政党，尤其是民联（反对党）都开始并重视土著区的群众工作，甚至他们都看好在第13届国会选举中会有突破。可是令人意料之外，投票结果，反对党在土著占多数的选区全军皆墨（相反，在华裔占多数区全胜，而且有一半选区是大比数胜出）。在选前几年中，民联在一些土著区，例如：西连（Serian），玛士加汀（Mas Gading），加拿逸（Kanowit）等，做了大量工作。
这些地区还是武装斗争时期算是较有群众基础的地方。选前民联是被看好的，可是选后成绩却令人“大跌眼镜”，例如：西连区总选民33，764 中仅得票6,343（18.8%）；玛士加汀区总选民25,821，只得票5,293（20.5%）；加拿逸区总选民19,433，也只得票5,004（25.75%），这些得票中且包括介于数百至千馀名的华人票。
会出现上述情况，是再度显示，土著民族在21世纪初的国内形势下，由于其民族性、经济结构和文化基础等因素，就是在接受低层次的议会合法斗争上还未能根本性觉醒；何况在40 年前面对剧烈的武装斗争期间，敌我矛盾尖锐，斗争现况残酷，统治者对革命力量和支持革命群众镇压手段残暴，自然就会出现畏缩、屈服和在物质利诱下投靠统治者阵营的。
可是，有人质疑：在英殖民者不断地逮捕行动下，不改变斗争形式，和平宪制斗争可以坚持吗？
我们从1963 年到1970 年的和平宪制斗争情况来看，答案是肯定的。
1963—1970 年间，人民联合党在不断遭受干扰，破坏时，砂盟工作的着重点是放在于搞武装斗争（不可否认的事实，由于武装斗争的开展，增加了人民联合党开展党务工作的困难和来自执政当局藉口对付武装“恐怖分子”的压力），砂盟干部或成员甚少于或完全没有协助推动人民联合党党务工作。
然而，从中央到地方，几乎只靠少数干部自觉性在维持党务工作和坚持于和平宪制斗争，并领导和参加了1963 年和1970 年大选，并取得可观成绩（如承认这一事实和认同的话，当时砂盟若采取积极性的低要求去协助党务工作的话，两次大选必取得更好成绩。两届大选成绩请参阅2020 年3 月出版的笔者拙作《往事岂能灰飞烟灭》一第14章226-228 页和230-232 页。或2009 年出版的《砂拉越左翼运动史》，第175-177 页和180-181 页）。
不搞武装斗争的话，就坚持和平宪制斗争。但在这非常时期里如何可以坚持和平宪制斗争？显然面对困难不小。但，我认为策略的灵活性是关键，如，随机应变，暂时退却，偃旗息豉，或采取低形式、低要求斗争方式等，并在实践斗争过程中不断地总结局经验，吸取教训，调整斗争策略等（南非曼德拉的斗争策略，是成功例子；面对的敌人同样是英国及其傀儡政权），这样不但可坚持，或可取得议会斗争之成果。
当局不断采取逮捕行动，造成大量人员入狱，对统治者来说，绝不是好事，必然迎来内外压力。另在我方相应退却后，局势得到缓和，我方则可“养精蓄锐”，培养新生力量，待机而动。
1963 年砂盟斗争路线改变，从上到下，单方面宣传贯彻武装斗争是唯一正确道路，贬低与批判和平道路是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思维。这样完全否定了坚持和平斗争的必要性；几乎放弃或忽视利用和平斗争的机会(注11)，使公开斗争战线上左派势力大大削弱，制造了机会，让机会主义分子和投机或右倾政客占领人民联合党这个公开统一战线阵地，最后导至倒向巫统和土保党“沙笼”底下(注12)。
坚持和平议会斗争，就要低要求和低标准，在只求独立基础上，先实现第一步目标，如许多英属殖民地一样（非洲的南非、坦桑尼亚；亚洲的印度、斯里兰卡等）。实现了第一个目标之后，再争取实现第二个目标。退一步说，就是第二个目标达不到，总比如今之次殖民地地位为好（其次而言，公元2010 年后标榜着第三势力的政党、非政府组织等所发起的维护主权运动，是如此也)。
行文至此，且让我们也参考一下当年英殖民者是如何评论武装斗争的：1.Tim Hardy(注13)说：“……在盲目追随毛泽东信条的驱使下，无可避免的砂共将拿起武器……”“……很少华人会真正为他们理想献身，也没马来人或其他土著会给予支持，……本已脆弱的群众支持，华人将是输家，因为武装斗争将成为一场个别种族的斗争，而华人作为SCO (Sarawak Communist Organisation-SCO即砂拉越共产组织之英文缩写)唯一的支持者，将被认为须为随着而来流血负 ...”。
2.槟城理科大学退休教授柯林·亚伯拉罕(注14) 从事研究英国与马共战争之后，著书中引用英国有关方面评论，当谈到利用种族时说：“英国人联合马来人去对付马共反抗权威的大传统，可以追迹到1891 年及1895 年之间（在彭亨）对抗英国人发动的起义，…...而能够激励他们（马来人反抗者）去面对英国武装军队是一则神话，即相信他们不会被炮火所伤，而唯有‘银弹’能够‘杀死’他们。”“……一个死去马来恐怖分子比七或八个华裔更有价值。”
另在谈到英国人看待马共武装斗争时说：“我有很多证明紧急法令是为了保护殖民统治本体而不是形式。同时宣布紧急法令是能够逼使马共措手不及的拿起武器去打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跟他们并肩作战的英国人。我们可以说，英国人完全了解马共军备上的局限，而认为马共要成功取代或打败英国人几乎不可能。英国最终将马共打败。”“ ……英国人认为要打败马共及摧毁民主主义运动，最有效方法就有宣传后者（马共）受到国际共产主义直接控制及运作的共产党。……1948 年6 月16 日发生的和丰事件可以提供了英国人一个绝佳的‘借口’去宣布紧急状态，更重要的是其提供了英国人一个‘合法性’突然去对付马共。”
我们可以从上述点滴评论，是乎可以从另一侧面去理解或认识推行武装斗争的后果。
另一方面，且让我们（不妨）简略回顾与参考一下同时期的新加坡和马来亚公开和平宪制斗争的情况（两邻邦一样与我们面对同一个殖民者，统治者对五邦人民运动镇压手段大同小异和如出一辙）。
李光耀在1990 年代未出版回忆录，在其回忆录第129 页中说道：“李绍祖不但使共产党统一战线变得无能，他实际上也把宪制舞台让给了人民行动党。那是个代价很高的错误，它使人民行动党在之后的30 年在国会未受到挑战，尽占支配地位。”李光耀这段话很耐人寻味，这或可解开，李光耀在几轮逮捕行动中，唯独不动李绍祖一根毫毛的重要原因。
事缘1963 年9 月新加坡大选，社阵（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受挫后，以李绍祖为首的社阵在极左思潮影响下萌芽了放弃“议会斗争”的念头。1966 年在马共武装斗争感召和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下，社阵宣布放弃议会斗争，指令该党国会议员全体辞职，声称执行“正确政治路线”，抵制大选，否定林清祥较早时制定的：“只要和平宪制斗争条件还存在，就必须坚持和平宪制斗争。”与此同时，仿效中国文化大革命手段，掀起批判“右倾机会主义”运动，打击、排斥和开除不同意见者。(注15)
1967 年在反对“社团修正法令”下，开展抵制“呈报年报”行动，结果许多左翼团体，如校友会、文化团体和工会等一间一间被吊销注册；同样，社阵也在拒绝“呈报年报”行动下被吊销注册，自我退出历史舞台一一这就是李光耀“尽量诱使社阵采取非宪制行动”……而所乐见的：“使人民行动党在之后30 年在国会未受挑战，尽占支配地位” (注16)。
英国历史学家哈伯（T.N. Harper）从英国档案局的解密文件中发现：“李光耀挑拨社阵采取超越合法范围的行动。”(注17)新加坡前政治扣留者陈仁贵也从英国和澳洲档案局解密文件获知：1962 年4 月李光耀在伦敦与英殖民大臣Sandy 讨论安全问题时研究如何的“挑衅林清祥采取违反宪制斗争行动……”。然林清祥清醒地看到了李光耀和英国人的阴谋，一再强调：“1. 只要和平宪制斗争条还存在，就必须坚持和平宪制斗争；2. 加强搞好民族团结工作；3. 在以工农阶级为基础上团结大多数人民的斗争路线” (注18)。
李光耀和英国人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去挑衅反对派采取超越和平斗争手段（策略）？显然是要让反对党和左派运动上当而陷入错误斗争方向。
所谓“超越宪法”、“超越合法”行动？言外之意，即取“暴力手段”。
在马来亚半岛，1964 年劳工党参加大选受挫后，在极左思潮影响下，开始了酝酿以非宪制斗争手段来取代和平宪制斗争形式（手段）。 1965 年2月13 日开展全半岛大规模游行示威运动。
1965 年7 月劳工党中央发布十三周年创党纪念刊中刊出一文《2•13斗争精神永垂不朽 》。文中指出“在斗争方法上开始逐步放弃以往的合法主义手段。”接着劳工党的文告，文章开始出现大量（引用）马克斯、列宁和毛泽东著作中的词句、语录等。随后仿效了中国文革斗争手段，诸如：开展斗、批、改两条路线斗争，开展夺权斗争等等，引发内部思想路线混乱，分裂和离心现象。1967 年雪州分部公开发表了《一定要把领导权从右倾顽固派手中夺回来！》文告，公开推动所谓“夺权”运动，公开指名道姓批判和打击中央一些领导人。
1968 年6 月劳工党中央秘书处发表了措辞极左的文告，题为《高举正确斗争路线红旗奋勇前进！ 》。1969 年中央秘书处再发表题为《坚决抵制伪‘大选’，打倒美英帝国主义、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和拉、李反动集团 》文告（此为正式宣布抵制1969 年5 月的全国大选），并宣称：“以革命暴力还击反革命暴力”。
1969 年5 月10 日第三届大选在劳工党抵制下举行，结果在104 席国会
议席中（半岛），联盟取得66 席（其中包括巫统51 席，马华13 席和国大党 2 席），反对党方面，民主行动党13 席，回教党（今伊斯兰教党）12 席，民政党8 席，进步党4 席（民政党和进步党当时皆是反对党），共获38 席。在州议席方面，联盟在槟城，一败涂地，仅得4 席（4：30），吉兰丹回教党取得执政权（19：11）；其他州虽由联盟执政，但都以少数（微差）多数席执政，例如：吉打14：10，丁加奴（登嘉楼）13：11，雪兰莪14：14（平席），霹雳24：19。但是，联盟在许多议席中仅靠反对党多角战而分散反对票而取胜。显然，从大选成绩和民意倾向来看（多数选民意愿），若反对党连成一气或劳工党参与大选的话，局面必将不同。与此同时，从大选投票情况与结果看，劳工党的抵制大选，不获得多数群众认同（大多数选民仍然参加了投票）。
1972 年6 月26 日，社团注册官宣布：由于劳工党多年没有呈报常年报告，因而吊销该党注册证(注19)。这样劳工党从此退出（消失）马来亚半岛政治舞台。
“左派运动的领导组织的错误决策，是促成左派运动走上左倾激进道路而脱离群众而最后崩溃”(注20)。
话说回来，人们或许会问：砂拉越武装斗争虽然在不适宜社会背景下产生，但为什么当时可以在各级砂盟干部及其外围组织中“畅通无阻”地执行？
1962 年12 月，砂盟在“一人中央”(注21) 的历史背景下发出武装斗争“决策”。这项“决策”可以在短时间内在砂盟各级组织中贯彻推行，有两方面重要因素：
• 一是砂盟是地下(秘密)组织，长期极为重视严密制度的教育，对上级和中央组织结构和成员组成一无所知（各级成员根本不知道，也不可以知道上级党委，以至省委或中央成员是谁或有那几个人组成）；同时在长期组织纪律教育下，对上级领导绝对服从和忠诚。再加上扑素感情以及认识水平和对政策觉悟所限等等，从不对组织（政策）有怀疑；且认为组织是英明正确的（文件上宣传：“英明的组织”，一般成员，包括笔者都深信不疑）。
• 二是时代背景和受国际环境影响，特别是深受中国公开对武装斗争宣传和“极左”思潮的影响；当时“巧遇”中苏分歧公开化当儿，中国大肆批判修正主义和苏联的“和平论”，鼓吹马克思主义和真正的共产党人在反对殖民主义斗争中必须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等等。在这样背景下，邻邦汶莱发生了武装斗争，马共新方针推出，本地又发生了大逮捕事件。面对这些状况，武装斗争政策出台，自然易于为一般干部和成员所接受。
1960 年代初，砂盟各级领导和基层干部，及外围组织成员都是十几廿来岁年轻人，政治热情高涨，思想感情朴素，但理论水平不高，政治觉悟尚低，实践斗争经验短浅，对组织政策的理解与判断水平几乎接近于“零知识”（一般基层干部，成员和支持者而言）。所以在成功的组织纪律教育下，从不对组织政策和组织领导有不信任之感。在上述等等历史背景下，武装斗争政策“出笼”就自然“畅通无阻”贯彻执行了(当武装斗争决定颁布时，文铭权、黄纪作等在北京，林永伦在狱中，不知情。主要省委洪楚庭、陈李生等听从林和贵的指示)。
新马和北婆三邦面对的敌人是老奸巨猾的老牌殖民者，其拥有百年统治、奴役和愚蒙各殖民地人民的丰富经验，并拥有非常成功的掌握对付与压制各殖民地人民反抗运动各种应变手段和策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组织相继出台一些国际关系和战争法，作为老牌殖民者而言，懂得如何绕过国际法约束和避受国际舆论监督或谴责，“巧妙”采用“隐秘杀手锏”的手法来维护其殖民地统治利益的。
和平欺骗与暴力镇压，交替和“巧妙”使用是历来统治者贯用手段。可是要明目张胆地使用暴力行动在战后新的新形势下是会受国际国内压力的，会颇受国际法和国内相关法律之约束。所以，没有“合理、合情理由”是难以应对的。
工业革命后，英国步入了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所谓“民主法制”国家。特别是战后一再声称“是个法制健全，以法治国，自由平等民主国家。”
所以对殖民地人民施行军事暴力镇压，更须要讲究“巧妙”了。
在上述因素下，自然采用暴力行动之前，先要部署“掩人耳目”策略，尽量刺激（诱使）殖民地人民采取非宪制或超越合法范围的行动，这样其在动用武力手段时就可冠以“对付、制止叛乱或暴乱”或美其名曰：“维护治安，保护人民利益”为幌子，并粉饰和包装其手段之“合理性”。
基于此，在马来亚巧妙使用“和丰事件” (注22) 而颁布紧急法令；在汶莱唆使汶莱人民党发动“武装政变”(注23) ，同时借机在砂拉越开展大逮捕行动而刺激（诱使）砂盟情绪而采用暴力行动等。这样英殖民者在动用暴力（军事）手段时，可达到下述好处（参考自陈剑：《与陈平对话一马来亚共产党新解》增订版，中文版序“历史的话语权”相关论述）：
• 第一，军事镇压行动是为“敉乱”，这样名义上是非战争行动。如此，一来无须经过英国国会批准，殖民大臣可自行决定；二来可避免受国际法约束，避开国内外政治舆论的围攻和压力。
• 第二，既然不是战争，军费开支无须国会审批，可自由调兵遣将；
• 第三，“既然非战争行为，不受国际战争法之影响和约束”（宽待战俘），英军可肆无忌惮，以不人道手段对付逮捕者，如，可任意捕人，严刑拷打，任意监禁等。
• 第四，既然是敉平内部叛匪暴乱，就是一个国家内政问题，除了可任意捕人外，还可以“为了保卫人民安全”为由，任意使用逼迁、驱逐、搜查、制居、限粮等措施。
上述这些“好处”狡猾的英殖民者充分予以使用了，而其继承人（由他扶植起来傀儡政府），也如法“炮制”，最后胜利而“卸鞍”了。
如今有一些人对当时的武装斗争之认识上存在有两个盲点：
1. 武装斗争是殖民地人民求得独立的必要或唯一道路；
2. 当年（1963）砂拉越反殖斗争不走武装斗争道路就别有他途。
针对这两个盲点，笔者早年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是认同武装斗争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且是武装斗争路线追随者和执行者。原因是：一是认识上犯了错误，主观和客观相分离，理论与实际相脱离；社会状况与矛盾、演变及其规律的认识在许多方面还知之不多，知之不深。二是深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束缚；盲目的、教条性的信仰马克思主义。但经过漫长数十年社会运动实践，连续不断和反复地进行调研、学习和思索，特别学习“理论与实践统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1978 一1979 年中国掀起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论战”的启迪）等相关书籍和文章，并结合社会历史状况反复思索研究，开始逐渐有了新的醒悟，进而打开探索之门，启迪了新思路。
■1. 武装斗争是否适合所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独立斗争的形式（道路）？
我认为不能一概而论，是要依据各国具体情况而定，绝对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论断，并不完全符合战后东南亚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独立运动的斗争形式。在各国革命斗争当代历史上实践经验已明显予以证明。例如：（在东方）这些落后的殖民地国家中，通过武装斗争取得胜利的仅有中南半岛三个国家(注24)；而失败的却有，泰国、马来亚、缅甸、菲律宾、砂拉越和汶莱。所以会胜利或失败，就是各国具体情况（国情）不同。
■2. 武装斗争不适合于砂拉越，其根据和理由，笔者已在本章前面作了阐述，此不重复。从实事求是而言，斗争经过长期实践而最终失败，也足以证明，武装斗争道路不适合于砂拉越（国情）社会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的标准。”“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 (注25)
■3. 有一种意见说：“砂拉越武装斗争所以失败，是因为革命党领导层素质差”。如果这样意见会成立，可试想，为什么领导层素质差？那就是社会基础问题（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的思想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生活决定思想，思想反映生活，有什么样的社会经济组织，就有什么样的思想形态。”领袖是在群众运动中产生、成长而造就的，并非偶然而成。因此，若说领导层素质差，那就是社会现实的反映。
■4. 另有一种意见说：“有条件开展武装斗争，没条件取得胜利”。这种论点主要根据是：武装斗争开展起来后，可以争取一部分华族群众支持而坚持了27 年；但，长期斗争中不能突破种族性限制而不能取得胜利，而最终暗然“卸鞍”。显然，这种意见是似而非，一方面肯定武装斗争有条件；另一方面，承认武装斗争是得不到人民支持，所以不能胜利。
我们可试想，做一件事，你有能力或有条件去做，可是做不成，不成功而失败了，说明什么？岂不是说明能力或条件不足，或能力或条件是不符合客观存在的要求，是脱离现实的执行主观路线、政策的结果。不承认这点，是主观主义认识论者；或放不下历史包袱者心态。
1963 年不搞武装斗争没有他途吗？
反殖群众运动在英殖民者破坏和不断挑衅追捕下，自然受到损失和打击，但不意味着和平宪制斗争完全被堵塞，1963-1970 年人民联合党仅靠很少数左翼人士自觉地（不受地下党或个别单位间接地接受而极微弱的联系指导下）坚持斗争和参加1963 年4 月和1970 年7 月大选，并取得不逊成绩。
人民联合党（简称联合党或人联党）在1963 年4-6 月多层次议会选举中仅在民丹莪县议会一席之差下错失了当年与国家统一党联合执政的机会(注26)。
1970 年7 月大选是1969 年大选之“延期（续）”，因为在砂拉越于1969年5 月选举投票进行期间（当时投票分地区分阶段进行），西马发生了“5•13 种族暴动”事件，当局宣布“紧急状态”和中止投票，因而延期1970 年7 月重新提名与投票。这次选举人联党是在非常不利，相对孤立无援局面下进行。原因是：1. 期间革命武装斗争在激烈地开展着，到处进行军事行动，广大城乡群众处于惶恐不安心理压力下参加投票，一定程度影响了投票取向；2. 不少原是人联党支持者和志愿工作者却投入了武装斗争队伍，造成助选人员严重短缺。同时，在地下党采取消极态度和个别地方民运工作者采用了干扰破坏策略下，一定程度影响了选民情绪和不去投票或投废票现象；3. 在过去五，六年间当局以“参与和嫌疑涉及共党恐怖活动”为由下连续而不定时的展开逮捕行动，不少党员干部，特别是有活力的干部遭受逮捕和监禁，造成人联党人力资源短缺，竞选工作受到不小困难。
尽管在上述种种不利局面下进行，但选举成绩揭晓后，仍显示在所有参选政党中，人联党得票率却居冠，取得28.9%；其次为国民党取得24.5%，两个反对党联合取得53.4%。原执政联盟（国阵前身）之三党组合（土著党，保守党和砂华）仅取得39.1%（另外7.5%为独立人士取得）。在州议席方面（共48 席）：人联党12 席，国民党12 席，土著党12 席，保守党8 席，砂华3 席，独立人士1 席(注27)。
1963年8月16日联合国调查团抵诗巫时，人民群众沿着机场路以和平示威方式表达“反对马来西亚计划”的意愿和决心。当年在英国殖民统治者授意下由他们所扶植起来的马来亚联合邦首相东姑阿都拉曼提出的“马来西亚计划”，对砂拉越人民来说，显然是对他们的政治前途的自决权的否定和剥夺！
换句话说，马来西亚计划的实施，无疑就是对砂拉越（以及沙巴）人民的一项新型的殖民统治——英国殖民主义者通过宪制安排，把他们的直接统治的权力，掩人耳目地转移到他们所扶植的代表马来封建权贵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统治集团手中，继续并加强他们对砂拉越（以及沙巴）人民的奴役和剥削。
从过去50年（1963-2013 年）历史来看，1969 年或1970 年之大选是左派通过议会选举夺取砂拉越政权的最好时机（机会）。可是左派党团（特别是北加里曼丹共产党，砂盟前身）领导层却没有把握机会，就由于缺乏政治嗅觉和受历史因素影响下，在过左偏激思维指导下，迷信而偏向于暴力手段，因而错失了历史机遇。
我们知道，1963 年联盟在英殖民者扶植下执政砂拉越。联盟组合包括国民党、土著党（时称国民阵线）、保守党和砂拉越华人公会；但国民党势力最强。可是国民党是以达雅族和毕达由族为主的政党（领导层有反联邦情绪者）。这些现象使马来族为主的土著党领导人和其背后支柱巫统不快而存心要搞掉首席部长加隆宁甘（伊班族）。因而联盟政府组成一开始，就隐藏了内斗和分裂因子。
有各种历史迹象显示，以加隆宁甘为首的国民党领导人具有本土意识，当“马来西亚计划”抛出初期，国民党多次表示反对这种不平等之合并计划。
宁甘出任首席部长期间，不断强调砂拉越主权，特别是移民、教育、土地、天然资源主权等。这些主张和坚持，对巫统为首的联邦政府而言，却被视为一项挑战和威胁（控制与反控制斗争）。1966 年以土著党的工程兼交通部长泰益玛目为首的集团发起倒宁甘阴谋，激起宁甘将泰益革除部长行动。泰益被革除的第二天（6 月13 日），土著党和保守党所有内阁成员集体辞职的同时，两党所有州议员飞赴吉隆坡，企图通过联邦压力迫宁甘辞职而自我下台。
6 月14 日，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在吉隆坡宣布，他已和砂拉越州长“讨论”了此事，要解除宁甘首长职。17 日，州长宣布终止宁甘职务，委任东姑指定者达威斯里接任首长职。
9 月7 日，宁甘在古晋高等法庭胜诉。法庭认为，依据州宪法中止宁甘首长职位不合法，违反州宪法。可是联邦政府通过高压不文明手段，首相东姑通过最高元首颁布砂拉越进入紧急状态的同时，于9 月19 日在联邦国会提出一项宪法修正案，赋予砂拉越州长有权革除首席部长。这项修正案是联邦国会粗暴干涉州宪法下，在联盟全体议员支持下通过。
由于在砂拉越实施紧急法是首相“劝告”最高元首“批准”而颁布，因而州长在宪法赋予权力下，于9 月22 日召开砂拉越州立法议会，以25 票勉强微弱多数票（立法议会共有48 席）通过革除宁甘首长职。
宁甘被革职后，明显促成朝野矛盾激发，无形中形成人联党和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的契机。1966-1970 年大选前，国民党与土著党紧张关系不仅无改善，而却持续恶化；面对社会民生问题或在立法议会中，与人联党往往不约而同的站在同一战线上。可是，在1970 年大选时，不知为什么人联党中（北共领导人和高中级干部毫无关心）没有人觉察到与国民党结盟的可行性，
反而各打各的，在一些选区中却相互“撕杀”，让共同敌人“渔翁得利”。
今天回头来看，当时若两党结盟很有机会夺得多几个议席，并获执政权。
与此同时，当时联盟组合中主要两党土著党和保守党自从宁甘被革职后，彼此明争喑斗，矛盾与日俱增（保守党为伊班族为主政党，而土著党是马来族和马兰诺族为骨干，并获巫统特别关照扶助的）。两党各怀鬼胎，各自为扩充势力往往触须磨擦，在大选前夕曾为争夺选区出战权斗得几乎要分道扬镳！所以当时若有反对党阵线存在与之较有战略眼光领导人的话，应可不失时机的利用现况矛盾，获取大选更好成绩（选举成绩是人联党、国民党各取12 席，仅差一席可联合执政）。
从历史实践而言，人联党左派人士凭着自己感觉和意愿，可以坚持搞和平宪制斗争。地下党人应可以凭着灵活机智，讲求隐蔽策略去影响和指导公开合法斗争，（只要在不超越宪法范围的活动），去争取公开和平宪制斗争获得最好成绩。
然而，根据当年地下党第一把手（领导人）林和贵在2008 年11 月9 日接受笔者访谈时透露：他自始至终没有指示或领导公开统战工作（或说完全不关心），包括1963 年前（文铭权被捕前）和1963 年后直至1974 年放弃革命止。这就是说，1963 年后，地下党人如果有与人民联合党左派人士接触，都是个别人士自我行动，与地下党无直接关系，那么，人联党古晋支部和党中央（总部）当时主要活跃人士，如：田绍熙、沈玉池、丁秋明、林金声等，都未正式在地下党领导或影响下工作。另一方面，据史料显示，1963 年后，在第三省仅有蔡存堆等极少数者在继续坚持领导公开合法工作。但，蔡存堆于1966 年12 月被捕；许保由等在1968 年6 月被捕后，已没有地下党人去影响（领导）公开工作了。据赖汉儒和黄和顺(注28) 在生前（于1980 年代初）对笔者透露：在许保由、卓玉春等在1968 被捕后，他们接任了人民联合党诗巫支部的领导职务。然他们都不是地下革命组织成员，只是偶而有地下组织人员找他们，要求给予金钱和物质支持，所以他们都是革命同情者；至于人联党党务和市议会或国会相关工作地下人员并未提供什么意见。
历史事实证明，1963 年后，和平宪制斗争在革命党人正式或非正式放弃下，由少数左派人士继续坚持着(注29)。由此可见，和平宪制斗争没有完全被堵塞（当然坚持斗争会面对许多困难，会遭遇挫折和不可避免的被逮捕损失，但这损失绝不大过于武装斗争。与此同时，如若我们亦看邻邦的新加坡和马来亚同时期，在同一个统治集团统治下的左翼政党一一社阵、劳工党的斗争，并不是尽量坚持和平宪制斗争，而是在极左思想和路线指导下自我放弃了和平宪制斗争）。可是当时光进入1970 年代后，人联党领导权逐渐落入资产阶级右倾机会主义者手中，促成了该党逐渐蜕变为右翼资产阶级政党一一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此与地下党长期忽视或自觉不自觉放弃公开和平斗争有密切关系的（公开阵线地盘左派不去占领，自然被投机分子和右派分子取而代之了）。
总之，砂拉越的独立斗争的失败，除了客观因素外，主观因素是决定原因。即北加里曼丹共产党的路线错误与其左倾政策脱离社会基础之故。
[ 注释 五]
（1）文铬权：《历史回忆片断》。根据雷浩明对笔者说，文铭权会见汶莱人民党领袖不是4月，就是5月。5月可能性比较大。雷浩明是当时会面的联络人兼翻译。
（2）毛泽东：《矛盾论》。
（3）1962年4月或5月间，砂拉越解放同盟（简称砂盟）中委会主席文铭权在雷浩明（砂盟美里省领导人）安排下在美里约见汶莱人民党代表。人民党人告诉文铭权，人民党计划发动武装斗争，希望砂盟给予配合。文氏明确回告汶莱朋友，发动武装斗争时期不成熟。
（4）卢友爱主编：《漫漫求索路]》——“武装斗争失败原因探讨”一文中说“华族支持也有一定限度，像这样的群众基础，当年采用武装斗争形式，去带领他们夺取政权是不可能的。”——这本书的内容观点和意见是数位至今仍认为武装斗争路线（形式）是正确者主持编写而成册出版。可是他们也承认“武装夺取政权是不可能的”。余清禄出版，2012年8月。
（5）“斯里阿曼行动”（Sri Aman 马来语）是官方说法，即“和平行动”，指的是1973 年10月19-21日由北加里曼丹人民军总部主任黄纪作和砂拉越政府首席部长阿都拉曼阿谷直接谈判而达成的和平协议下的“和平行动”。
（6）参阅：《中共党史》（第二卷下册）；另：《党报与真理标准大讨论》——蔡美华篇，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2011年6月。
（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献》第八册，第290页。
（8）朱可立著：《马来西亚华社之谜》——大汉山文化企业公司出版，2006年8月。胡愈之意见，经后来马共长达40年的斗争印证了。陈平在1999年于澳洲国立大学的对话会中说：“我们失败后，我们尝试，反复思考。……因为马来亚是个太小的国家，而交通系统发展得很完善，我们对手却拥有现代武器，可以派部队到任何地点，……中国是个大国，乡区广阔，非常广阔。如果要进去，得只能用两只脚走。……可是我们的情况…….都有发展完善的公路系统。”（见陈剑主编《与陈平对话》，增订版第160页）。
（9）苗光新（当代社会主义与国际政治研究员）：《印共（马）人民民主革命理论与实践研究》（168-169页）。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2010年9月。
（10）卢友爱主编：《漫漫求索路》，第324页中说：“我国的民情、敌情和当时国际形势来看，即使当年我们革命组织比较正确，少犯错误，还是不能取得那场武装斗争的胜利。”
（11）笔者在2008年11月初旬采访林和贵时，林和贵证实：1962年6月当文铭权和黄纪作遭逮捕后，他没有派人去领导公开合法斗争。这就意味着，从1962年6月后，砂盟中央已放弃了对公开统一战线指导工作；各领域或各地方的公开合法斗争没有了统一领导和策略指导。
1959年公开政党——人民联合党成立后，砂盟委派黄纪作专职负责领导、推动公开合法工作，并出任人民联合党中央党部执行秘书、中委会助理秘书和古晋支部秘书。
与此同时，在人民联合党地方工作方面，砂盟都派出干部直接参与地方领导工作，例如：第二省成邦江有陈宗明，第三省诗巫有张荣侨，第四省美里有雷皓明，等等。
林和贵于1957年提拔为砂盟中央委员，专职负责组织部工作，兼任第一省工运和领导第三省地下工作（见注释21）。
（12）《漫漫求索路]》作者也承认（第289页）：“到了70年代，民族资产阶级和中间派开始脱离我们，多数人倾向敌人阵营。”
（13）Tim Hartdy 是1962至1968年英国派驻砂拉越当任警察政治部（情报部）的高官，先后任政治部副主任和正主任。其回忆录：《The Memorrs Of Tim Hardy》。SCO 即Sarawak Communist Organisation，砂拉越共产组织之缩写。
（14）柯林.亚伯拉罕：《改变马来西亚政治发展的关键时刻》——策略资讯研究中心出版，2011年8月。
（15）庄明湖（新加坡）：《廿世纪六十年代新加坡左派工运遭遇问题探索》——纪念“二.二事件”五十周年》和《续篇》——《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柔佛州人民之友工委会，2013年2月2日及5月1日出版。
（16）《李光耀回忆录》129页，2000年版。
（17）哈伯著：《林清祥与新加坡故事》（中文版）——北方译，策略研究中心，2004年出版。
（18）陈仁贵著：《合并与摧毁新加坡左翼力量》，发表于2010 年《时代风云》第227页。
（19）《马来亚劳工党斗争史》（1952年—1972年），2001年1月马来亚劳工党党史工委会出版。
（20）庄明湖：《廿世纪六十年代新加坡左派工运遭遇问题探索（续篇）》。
（21）砂盟中委会原来是6人组成，其中4人即文铭权、黄纪作、王馥英和林永伦分别于1962年6月和12月遭英政府逮捕；另一名郭伟忠在较早前被派去北婆罗洲开展工作而中断联系，即自我脱离组织。这样中委会只剩下林和贵一人。由“一人拍板定夺革命胜败命运的武装斗争路线”。武装斗争结束后，特别是公元2000年后，当年参与革命斗争的一部分人，相续揭露林和贵可能是内奸（嫌疑）的说法。但，未有确凿证据可引证（另可见：《往事岂能灰飞烟灭》一书第155页，注释：1）。
（22）柯林.亚伯拉罕：《关键时刻》，华文译本144页；陈平口述，Lan Ward 和Norma Miraflor：《我方历史》第十四章。
（23）赛.扎哈利：《人间正道》华文译本（赖顺吉译）137页，149-150页；于东：《命运的拐点》40-51页。
（24）越南分别在1950年代初叶和1970年代初叶可以分别战胜法国殖民者和美国侵略军，若依据《外交核爆》（陈敦德著，2013年11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和《越南战争启示录》（胡海波编著，2009年2月济南黄河出版社出版）两本书所述显示，这两场战争所以会胜利，与中国的全力支援和直接参与决定性战略战役部署和指挥有关系。同时，美军在1970年后先后从印支三国撤军和决定放弃在三国的利益是直接原因。
（25）毛泽东：《实践论》。
（26）详情请参阅：于东《砂拉越左翼运动史》第十三章174-177页。
（27）李振源，林家昌和黄纪邻合著：《砂拉越历史回顾》第廿四章146页。
（28）赖汉儒于1968-1975年任人联党诗巫支部主席以及1963-1978 年任诗巫市议会议员，1972-1978 年任诗巫市议会主席。
黄和顺在1963-1978年为诗巫市议会议员，1972-1978 年任市议会副主席；1970年代初任人联党诗巫支部秘书，中央副秘书及为1970—1977年诗巫区国会议员。
笔者是在1981年任诗巫华人社团联合会执行秘书期间结识二人的，当时他俩都是华团（总）副主席；且与笔者关系良好。
（29）有一种似是而非的意见：1963-1967年，在拉让江流域（第三省）“没有及时开展武装斗争，造成1965-1966年地下革命组织内部大分化和成员大流失”。持这种意见者，有否去向当年组织者（大部分人今尚健在）做调查吗？到底他们脱离革命队伍（有者去升学，有者去外地工作或走出农村到市镇去谋生）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没有开展武装斗争”而丧失革命信心吗？
当社会革命时期成熟，一个有决心革命者，对革命具有信心者，是不会因为“没及时”开展武装斗争而脱离队伍的。就是脱离了，当武装斗争开展（1968年）后，应该就倒回来了吧（何况这些脱离者，大部分人都在本地区内，都可以取得联系）！
实事求是而言，社会现实是客观存在的。有的人（多数人）在现实面前走了，离开了组织；有的人（少数人）留着，各有不同原因。具体情况，必须具体分析。走的人不一定面对个人利益考验不过关。同样的，留的人不一定是革命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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