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大马》专栏作者潘永杰：
希盟右倾转向的代价
作者 / 来源：潘永杰 /《当今大马》
发表于 2018年2月21日早上7点42分
希望联盟领袖惟马哈迪“马首是瞻”
“随着安华入狱，伊党出走，民联瓦解，在野势力溃不成军。此时，马哈迪成为在野势力的救命稻草，让在野势力不至于在选前崩盘。在野势力“与马共舞”，诚有其不得不然的现实妥协，惟“马首是瞻”，则暴露政治家族的权谋和私心，旨在卡位压制党内其他冒起的力量，以便沿续家天下。”
本文作者潘永杰，台湾政治大学哲学系硕士，现任职民间教育机构 。
《当今大马》注明：本文内容是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当今大马》立场。
《人民之友》认为，作者对希望联盟的右倾转向的批判颇为中肯。但对希盟右倾转向而造成我国民主改革运动所付出的“代价”，还欠缺较为周详的说明。
505大选后，随着政党轮替无功而返，反对阵营内部的路线争论也开始加剧。于是有人以香港社运为师，认为徒靠选举不足以推翻国阵政权，痛批议会抗争软弱，主张辅以群众路线，推崇勇武抗争；也有人以跨族群为掩饰，实质上是向保守势力妥协，鼓吹走讨好保守马来选民的“大爱”路线，才能埋葬巫统霸权。
前者我们可以视左倾激进主义，当中不乏死道友不死贫道之辈，惟随着淨选盟的反纳吉集会，皆无法撼动纳吉政权，此论在言论市场开始沉静下来。后者则可以称为右倾机会主义，以“务实”、“大局”为缘饰，实质是抱持着“有奶便是娘，半路可认爹”的态度处事，坚信只有用巫统的办法，才能推翻巫统。
随着希盟“马”首是瞻，此论近期日益炽热，亦频频诉诸“恶魔制衡”、“两害取其轻”、“大局为重”等论调，向群众喊话说项。
究其实，眼下主流在野党的右倾机会主义，反映了一种焦虑，就是认定支持政改的选民在505大选已经触顶了，认为单凭政改的诉求和号召，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无法凝聚足够的支持力量推翻国阵政权，故放弃或淡化原先所持的若干进步的政治社会改革立场，选择向右倾，向马来保守选民靠拢，以期扩大社会支持面。
事实上，在野阵营虽然在505大选已经囊括过半的选票，然而既无自信也无坚持，持续经营新的政治论述和政治领导风格，以便将其打造成为政治主流价值。反之选后迅速转向右倾路线，暴露出在野阵营缺乏政治自主意识，只能附骥于巫统的政治价值，以求取得政治突破。
希盟的右倾转向，若处理失当，会让希盟陷入类似日本社会党崩盘的危机：二次大战以后，在日本55年体制下，日本社会党一直是日本最大的在野党，长期与执政的自民党对峙。1993年，日本社会党联合其他在野党，组成由日本新党细川护熙为首相的八党联合政府，成为日本近40年来的首个非自民党政权，实现日本自1955年以来的首次政党轮替。
惟隔年，日本社会党则从联合政府走出，选择和长期政敌自民党结盟，组成联合政府。当时两党的政治交易是：自民党虽然在众议院拥有较社会党为多的席位，但愿意拱手让出首相职，由社会党的村山富市出任，而日本社会党则为此放弃过去反安保、反核、捍卫和平宪法的立场，向自民党的保守路线靠拢。
日本社会党的算盘，是透过政治路线的调整，以为可以开拓右派保守选民的选票。日本社会党一心以为可以左右逢源，结果则是两面不讨好，传统左派支持者认为日本社会党背叛他们，纷纷唾弃日本社会党，而右派保守选民对于日本社会党转向，也兴趣缺缺，导致日本社会党在1996年在日本众议院的选举，从改选前的70席掉落仅剩15席，从此一蹶不振。
所以，希盟将希望押在马哈迪身上，这次豪赌，会不会因此一铺清底，付出惨痛代价，从最近掀起的投废票热论，恐非杞人忧天，日本社会党的经验，可为殷鉴。
早有论者指出，308大选后，巫统以固守马来乡效基本盘自保，选择在重大的政经改革议题虚与委蛇，让民联无需在改革议题上和政敌较量，也谈不上任何深耕。
诚然，民联州政府上台后，州政府的行政效率变好。惟对推动制度结构改革诸如地方选举、公职财产公开、预算与行政透明、官联公司管理专业化等，不是雷大雨小，虎头蛇尾，就是缺乏推动的诚意，敷衍了事，有者更延续前朝的待从政治陋规，结党营私，党公职恩庇化、家族世袭化屡有所闻。
部份领袖民主素养欠佳，表现出来的权力傲慢、集权和专横，丝毫不亚于前朝政府。走过近十年的民主转型摸索道路，这些尝到权力甜头的在野政治人物似乎并未从过去权力压迫的苦难中有所狱炼，在运用权力时变得更持重、谦卑和克制，更愿意聆听不同的意见。
与其同时，在野阵营在掌握地方政治资源后，并未把握契机，为地方政治注入制度改革的动能，透过活络公共参与，开放公民监督，从而培植社会进步力量，以树立新的政治范例，为松动威权统治储备能源。相反地，汲汲营营打造以领袖为核心的权力寻租圈，政媒交媾网，蓄养扈从，巩固权位。
随着安华入狱，伊党出走，民联瓦解，在野势力溃不成军。此时，马哈迪成为在野势力的救命稻草，让在野势力不至于在选前崩盘。在野势力“与马共舞”，诚有其不得不然的现实妥协，惟“马首是瞻”，则暴露政治家族的权谋和私心，旨在卡位压制党内其他冒起的力量，以便沿续家天下。
所谓“马旺配”既有旧政权复辟之虞，又无法唤起进步的政治价值和憧憬，更坐实一种感观:两线制下的选举充其量只是“选主”，决定政治人物谁掌握政治权力，无法为政治创造进步的价值、愿景和能量。
“马旺配”出台后，挺马者不时以政治现实主义者自居，斥反“马”者为政治幼稚、天真，他们相信历史是少数高端政治人物所创造的，只要国家领导级的政坛人物幡然转向，登高一呼，就能掀起政治版图大转移。
惟我们知道政治大佬出走，能否带走群众，其过去资望和群众魅力皆为次要，实质取决于所属社会基层和支持力量是否分裂，因此大佬出走，党内政治菁英的权斗，是否会往下延烧，愈演愈烈，导致党的社会基层支持力量分裂才是关键。
所以，倘若党内大佬权斗，仅起因于个人利益分赃不均，失势后走出，非关政治路线和理念的分歧，亦无涉党内新兴阶级集团与原旧有的势力间的矛盾，更不反映社会基层不同力量的角力，仅靠个人的群众号召，能否在全国掀动基层的走出潮，尚待观察。
诚然，对马哈迪来说，土著团结党成立的用意，不在于倒巫统，而在于倒纳吉，所以马哈迪在来届大选的如意算盘，不用推翻巫统政权，只要能削弱巫统在议会的多数议席优势或多掉失一两个州政权，让巫统党内诸侯在选后向纳吉逼宫，迫使纳吉下台，土著团结党的任务完成，马哈迪就可以率旧属回归巫统。
面对右倾路线，成为朝野主流政党选前的政治“默契”，一则需认清选举政治的现实和局限，因为选举政治究其实就是政党取得政权的手段，当中运作的逻辑更多着眼的是现实利益和资源争夺。
二则是当主流反对论述，聚焦在“反国阵”、“政党轮替”，任何议题和主张的提出，都必须服膺和配合主流在野党的“夺取政权”这个政治目标，严重压缩其他重大政治改革议题的讨论空间。三则目前社会进步力量尚无法绕过主流在野政党，直接透过自身的力量直接推动落实各项政治改革政策。
所以，在上述现实条件制约下，社会进步力量要么准备亲自下场，直接推派侯选人上阵或支持第三势力候选人，要么就承认选举政治的缺陷，接受政党政治的局限，在道德批判之馀，也要审时度势，非漫天开价，争取阶段性的政改成果，为下一阶段的政治改革累积社会能量。#
——潘永杰
《当今大马》注明：本文内容是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当今大马》立场。
《人民之友》认为，作者对希望联盟的右倾转向的批判颇为中肯。但对希盟右倾转向而造成我国民主改革运动所付出的“代价”，还欠缺较为周详的说明。
505大选后，随着政党轮替无功而返，反对阵营内部的路线争论也开始加剧。于是有人以香港社运为师，认为徒靠选举不足以推翻国阵政权，痛批议会抗争软弱，主张辅以群众路线，推崇勇武抗争；也有人以跨族群为掩饰，实质上是向保守势力妥协，鼓吹走讨好保守马来选民的“大爱”路线，才能埋葬巫统霸权。
前者我们可以视左倾激进主义，当中不乏死道友不死贫道之辈，惟随着淨选盟的反纳吉集会，皆无法撼动纳吉政权，此论在言论市场开始沉静下来。后者则可以称为右倾机会主义，以“务实”、“大局”为缘饰，实质是抱持着“有奶便是娘，半路可认爹”的态度处事，坚信只有用巫统的办法，才能推翻巫统。
随着希盟“马”首是瞻，此论近期日益炽热，亦频频诉诸“恶魔制衡”、“两害取其轻”、“大局为重”等论调，向群众喊话说项。
未持续经营新政治领导
究其实，眼下主流在野党的右倾机会主义，反映了一种焦虑，就是认定支持政改的选民在505大选已经触顶了，认为单凭政改的诉求和号召，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无法凝聚足够的支持力量推翻国阵政权，故放弃或淡化原先所持的若干进步的政治社会改革立场，选择向右倾，向马来保守选民靠拢，以期扩大社会支持面。
事实上，在野阵营虽然在505大选已经囊括过半的选票，然而既无自信也无坚持，持续经营新的政治论述和政治领导风格，以便将其打造成为政治主流价值。反之选后迅速转向右倾路线，暴露出在野阵营缺乏政治自主意识，只能附骥于巫统的政治价值，以求取得政治突破。
日本社会党崩盘的前例
希盟的右倾转向，若处理失当，会让希盟陷入类似日本社会党崩盘的危机：二次大战以后，在日本55年体制下，日本社会党一直是日本最大的在野党，长期与执政的自民党对峙。1993年，日本社会党联合其他在野党，组成由日本新党细川护熙为首相的八党联合政府，成为日本近40年来的首个非自民党政权，实现日本自1955年以来的首次政党轮替。
惟隔年，日本社会党则从联合政府走出，选择和长期政敌自民党结盟，组成联合政府。当时两党的政治交易是：自民党虽然在众议院拥有较社会党为多的席位，但愿意拱手让出首相职，由社会党的村山富市出任，而日本社会党则为此放弃过去反安保、反核、捍卫和平宪法的立场，向自民党的保守路线靠拢。
日本社会党的算盘，是透过政治路线的调整，以为可以开拓右派保守选民的选票。日本社会党一心以为可以左右逢源，结果则是两面不讨好，传统左派支持者认为日本社会党背叛他们，纷纷唾弃日本社会党，而右派保守选民对于日本社会党转向，也兴趣缺缺，导致日本社会党在1996年在日本众议院的选举，从改选前的70席掉落仅剩15席，从此一蹶不振。
所以，希盟将希望押在马哈迪身上，这次豪赌，会不会因此一铺清底，付出惨痛代价，从最近掀起的投废票热论，恐非杞人忧天，日本社会党的经验，可为殷鉴。
没有推动制度结构改革
早有论者指出，308大选后，巫统以固守马来乡效基本盘自保，选择在重大的政经改革议题虚与委蛇，让民联无需在改革议题上和政敌较量，也谈不上任何深耕。
诚然，民联州政府上台后，州政府的行政效率变好。惟对推动制度结构改革诸如地方选举、公职财产公开、预算与行政透明、官联公司管理专业化等，不是雷大雨小，虎头蛇尾，就是缺乏推动的诚意，敷衍了事，有者更延续前朝的待从政治陋规，结党营私，党公职恩庇化、家族世袭化屡有所闻。
部份领袖民主素养欠佳，表现出来的权力傲慢、集权和专横，丝毫不亚于前朝政府。走过近十年的民主转型摸索道路，这些尝到权力甜头的在野政治人物似乎并未从过去权力压迫的苦难中有所狱炼，在运用权力时变得更持重、谦卑和克制，更愿意聆听不同的意见。
与其同时，在野阵营在掌握地方政治资源后，并未把握契机，为地方政治注入制度改革的动能，透过活络公共参与，开放公民监督，从而培植社会进步力量，以树立新的政治范例，为松动威权统治储备能源。相反地，汲汲营营打造以领袖为核心的权力寻租圈，政媒交媾网，蓄养扈从，巩固权位。
选举充其量只是“选主”
随着安华入狱，伊党出走，民联瓦解，在野势力溃不成军。此时，马哈迪成为在野势力的救命稻草，让在野势力不至于在选前崩盘。在野势力“与马共舞”，诚有其不得不然的现实妥协，惟“马首是瞻”，则暴露政治家族的权谋和私心，旨在卡位压制党内其他冒起的力量，以便沿续家天下。
所谓“马旺配”既有旧政权复辟之虞，又无法唤起进步的政治价值和憧憬，更坐实一种感观:两线制下的选举充其量只是“选主”，决定政治人物谁掌握政治权力，无法为政治创造进步的价值、愿景和能量。
基层力量分裂才是关键
“马旺配”出台后，挺马者不时以政治现实主义者自居，斥反“马”者为政治幼稚、天真，他们相信历史是少数高端政治人物所创造的，只要国家领导级的政坛人物幡然转向，登高一呼，就能掀起政治版图大转移。
惟我们知道政治大佬出走，能否带走群众，其过去资望和群众魅力皆为次要，实质取决于所属社会基层和支持力量是否分裂，因此大佬出走，党内政治菁英的权斗，是否会往下延烧，愈演愈烈，导致党的社会基层支持力量分裂才是关键。
所以，倘若党内大佬权斗，仅起因于个人利益分赃不均，失势后走出，非关政治路线和理念的分歧，亦无涉党内新兴阶级集团与原旧有的势力间的矛盾，更不反映社会基层不同力量的角力，仅靠个人的群众号召，能否在全国掀动基层的走出潮，尚待观察。
诚然，对马哈迪来说，土著团结党成立的用意，不在于倒巫统，而在于倒纳吉，所以马哈迪在来届大选的如意算盘，不用推翻巫统政权，只要能削弱巫统在议会的多数议席优势或多掉失一两个州政权，让巫统党内诸侯在选后向纳吉逼宫，迫使纳吉下台，土著团结党的任务完成，马哈迪就可以率旧属回归巫统。
认清选举政治现实局限
面对右倾路线，成为朝野主流政党选前的政治“默契”，一则需认清选举政治的现实和局限，因为选举政治究其实就是政党取得政权的手段，当中运作的逻辑更多着眼的是现实利益和资源争夺。
二则是当主流反对论述，聚焦在“反国阵”、“政党轮替”，任何议题和主张的提出，都必须服膺和配合主流在野党的“夺取政权”这个政治目标，严重压缩其他重大政治改革议题的讨论空间。三则目前社会进步力量尚无法绕过主流在野政党，直接透过自身的力量直接推动落实各项政治改革政策。
所以，在上述现实条件制约下，社会进步力量要么准备亲自下场，直接推派侯选人上阵或支持第三势力候选人，要么就承认选举政治的缺陷，接受政党政治的局限，在道德批判之馀，也要审时度势，非漫天开价，争取阶段性的政改成果，为下一阶段的政治改革累积社会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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