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格森案件引发骚乱已扩散 CNN: 美国，我们出问题了

弗格森案件引发骚乱已扩散

CNN: 美国，我们出问题了

原标题：弗格森骚乱冲击美国社会 外媒反思美国人权体制问题

 

来源：《观察者网》2014年11月27日报道

guancha.cn/america/2014_11_27_301722_s.shtml



25日，纽约抗议者与警察对峙



纽约时代广场，示威者高举口号，警察局长被掷血浆

“这就是一个种族歧视的国家”，今年8月死在白人警员枪下的黑人青年布朗的父亲26日说，大陪审团裁定不起诉涉案警员威尔逊，改变了他对美国这个国家的看法。此前一天，美国密苏里州州长尼克松宣布增派1500名国民警卫队员到弗格森和其他地区，以控制局面。44人在骚乱第二夜被捕的结果说明形势似乎比前一夜平静了一些。然而从华盛顿到纽约，从洛杉矶到奥克兰，美国东西海岸多座大城市都出现“黑人的命很重要”的呼喊，当地时间25日，弗格森案件引发的骚乱已经扩散至美国170多个城市。幸运的是，大多数抗议者选择和平示威，未像弗格森般出现暴力与抢掠。当天，美国总统奥巴马强烈谴责弗格森出现的“犯罪行为”，同时承认事件暴露“美国的问题”。在美国之外，人们也罕见地品评起“美国的人权”。一些美国媒体开始了反思，而问题自然被锁定在“白与黑”之间。

弗格森增兵控制局面

“你有没有其他任何选择，可以不开枪解决这件事？”“没有”；“如果他是名白人，事情还会一模一样地发展？”“是的，毫无疑问”。25日，在美国广播公司(ABC)播出的专访画面中，24日被判“免予起诉”的白人警员威尔逊坚称枪杀黑人青年布朗是“照所训练的方式做事”，“问心无愧”。据《观察者网》此前报道，威尔逊称，如果一切重来，他还是会开枪。专访播出这天，据CNN统计，抗议“司法不公”的示威在全美37个州的170座城市出现。

“他们不给我们公正，我们就不给他们和平”，在亚特兰大，抗议者聚集在当地一座大型购物中心前高喊这样的口号。《纽约时报》称，在波士顿、巴尔的摩、华盛顿和纽约，抗议者走上街头，封锁街区以抗议威尔逊“躲过制裁”。洛杉矶市内101号高速路双向车道25日晚被示威者封锁，示威者还包围了当地警察局；在奥巴马的家乡芝加哥，100名二十出头的示威者在市长办公室前静坐28小时，抗议“每隔28小时就有一名黑人青年死在警察或其他武装执法人员枪下”。

在动乱的“风暴眼”小镇弗格森，局势远未平息。警方与前来协助控制事态的国民警卫队当日共拘捕44人，少于骚乱首日的61人。法新社称，弗格森25日的局势比前日稍好，但仍有蒙面煽动者与警方冲突，向警察投掷石块。CNN则称，25日的弗格森与24日一样，“时间每过一秒，紧张就升级一分”。

25日，密苏里州州长尼克松下令，将派驻圣路易斯地区国民警卫队的人数从700人增加至2200人。“我们正在把更多资源部署到弗格森，防止前一晚的暴力事件重演。”州长强调，“生命和财产必须受到保护，这个社会值得拥有和平。”警方宣布抗议示威是“非法集会”，警告参与的示威者和记者都面临被逮捕的风险。《纽约时报》称，执法人员使用武力的程度比前一天更强硬。



涉案警察威尔逊称他是“照所训练的方式做事”，“问心无愧”

“他们竟然就这样丢下了我们”，25日，有弗格森当地商户批评警方和国民警卫队24日夜未能履行保护公民财产免受伤害的指责。在尼克松宣布“增兵”前，弗格森市长诺尔斯三世刚刚批评这位州长应对骚乱不力，在判决结果宣布后没有及时部署国民警卫队保护当地商户。或者这样的指令会令尼克松感到委屈，因为《纽约时报》透露，圣路易斯县检察官麦克卡洛24日晚宣布“不起诉”威尔逊前没有和任何人打过招呼，他独自决定一直等到当晚8点30分天色已黑才对外宣布。文章称，外界不清楚他为何选择在夜幕降临，更容易引发骚乱的时间宣布“不起诉”，但显然，他宣布的时机“并不好”。

25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芝加哥发表言辞激烈的讲话，批评24日晚出现在弗格森的 “犯罪行为”。奥巴马说，“烧毁建筑，点燃汽车，破坏财物、危及他人安全，任何暴力行为都没有借口”。作为美国首位黑人总统，他对那些感到遭遇司法不公的少数族裔感到“同情”，还说已派司法部长霍尔德对全美国的政策执行体系展开审查，一个社区一个社区地采取措施，确保执法对于这个国家的每一个公民都是公平的。奥巴马承认，事件凸显“美国的问题”，呼吁弗格森事件各当事方“用和平方式争取变革”。　　

CNN说，奥巴马当年有句名言，“根本没有什么黑人总统或白人总统”，但现在，一个枪杀黑人青年的白人警察“免予起诉”让种族矛盾成了他必须面对的问题，他25日做出“同情黑人经历的同时维护司法”的姿态，是在黑人与白人族群间玩儿平衡术。文章称，2012年美国黑人青年马丁死于警察枪下时，奥巴马的反应是极力表现出“感同身受”，称自己当上参议员前也有过被无辜盘查的经历。但这一次，他表现得比两年前谨慎了许多。

26日一早，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分别播出了对遇害青年布朗家人的采访。布朗的母亲批评威尔逊的话“一个字也不会信”。布朗的母亲批评威尔逊为自己辩解的话是“往伤口上撒盐”，对死者“如此不尊重”。她对威尔逊的话“一个字也不会信”。布朗的父亲也在接受MSNBC采访时对判决表示“悲伤和不解”。

 

布朗的母亲称，涉案警察的话她“一个字也不信”

“美国，我们出问题了”

“弗格森宣判后，愤怒为何会徘徊？”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5日以此为题的社论对美国面临的问题进行了反思。该社论称，奥巴马在骚乱爆发后所做的，实际上是让一个已经分裂的美国尊重法治。为什么人们的愤怒迟迟不散？答案也许该从美国的“体系”中寻找。《华尔街日报》与美国全国广播公司11月 一项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认为“这个国家的经济政治体系对像我这样的人不利” ，这种情绪已不受种族和政治立场的限制，人们因不满白人警察在弗格森枪杀手无寸铁的黑人青年且不被起诉而抗议，或许正是对这种“体系对我不利”的全国性情绪的反应，而奥巴马所要做的，正是处理这种越来越流行的疏离感。

“美国，我们出问题了”，美国黑人评论家格兰德尔森25日在CNN网站撰写的文章中描述了这样的场景，一个脆弱的黑人老头站在距离警察不远的弗格森街头，手里拿着本皮革包装的《圣经》，街道上曾经弥漫的催泪瓦斯的烟雾渐渐散去，但浓烈的味道仍在，“我们本该彼此关爱”，老人一边咳嗽一边说，“本应去爱的”。距离他不远的地方，圣诞彩灯已被挂起，再过几天就是当地的彩灯节了”。格兰德尔森说，又一名无辜少年枉死在白人警察枪下凸显出美国出了“问题”，而不是有了什么“误会”。美国司法体系已经太多次告诉美国黑人，你们的命一点也不重要。这解释了为什么愤怒会冲出弗格森，蔓延到全美。他说，《今日美国报》一项调查显示，全美70个城市的警察局抓捕黑人嫌疑犯的几率是抓捕非黑人嫌犯的10倍，受调查的3538个警察局中只有173个黑人被捕比率比其他族裔低或差不多。

《纽约时报》25日题为“弗格森骚乱的意义”的社论指责陪审团讨论案件的过程不透明，认为黑人青年被杀是压在弗格森镇黑人居民心中的最后一根稻草，他们已受够了当地执法人员的“虐待”。文章称，从某种意义上说，警察被视做外人，等同于受国家支持对他们实施虐待的“占领军”。一项调查显示，近几年，美国黑人青年遭警察枪杀的几率比白人青年大21倍。愤怒蔓延到全美这么多大城市，再次凸显对执法部门的不信任已对美国的公民结构构成巨大威胁。

英国《经济学家》题为“白与黑”的文章说（点击查看观察者网全文翻译），威尔逊被免责加剧了美国黑人对“体制对他们不公正”的质疑。如何解决此问题？办法不多。也许可以要求所有警察随身佩戴摄像头（执法记录仪）执法，但社会出现的疾病仅靠科技无法治愈。文章说，所有美国人必须承认，美国黑人不信任警察是天经地义的，警察时而过度使用暴力，时而在没有充足理由的情况下杀死黑人，他们几乎从未对此负责。这更难令一个公民去相信，正义在这个社会可以得到伸张。

 

CNN刊登评论文章《美国，我们出问题了》

“美国的人权”受到关注

同样是因为打死黑人的白人警察被以白人为主的陪审团判决“无罪”，同样是黑人发生严重骚乱，小镇弗格森的动荡被媒体拿来与1992年的洛杉矶黑人骚乱作对比。德国《世界报》说，黑人罗德尼•金在那起事件中几乎被打死，引发全美大讨论。然而在那之后，美国警察却日益“武装化”。弗格森之乱提醒美国，种族问题远未解决，这个国家被称为拥有地球上最公平的司法制度，但美国人忽略了自己的问题。

俄罗斯《观点报》26日题为“美国种族主义是个黑色标记”的文章称，弗格森事件让国际社会体会到，美国在应对骚乱时对国内和其他国家实施双重标准。他国发生骚乱时，美国以保护人权等为借口施加外交压力、经济制裁，干涉他国事务，发动“颜色革命”，甚至直接发动军事入侵。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亚的行动就是例证。但这次，美国却动用国民警卫队镇压本国民众。

“弗格森及其他美国城市发生的事件表明，美国社会以及美国的稳定都出了问题，我们只能希望美国严肃对待自己的问题以及在人权领域面临的挑战，停止他们一直在做的事——以一个激进导师的角色批评他国人权不达标。”25日， 俄罗斯外交部负责人权、民主和法治问题的全权代表多尔戈夫在接受俄罗斯国内电视台采访时这样说美国。美联社将他的话解读为，莫斯科似乎想扭转总被美国批评人权的局面。美联社此文还注意到国际上其他人对“美国人权”的关注。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对多名美国黑人死于警方枪下以及美国监狱中黑人囚犯比例过高表示关注，他在呼吁人们克制的同时也说，很明显，人们对美国司法体系的公正性缺乏信心。与此同时，弗格森事件还给了恐怖组织话柄。一名身在叙利亚的荷兰籍“圣战者”在推特上说，“走上街头反对暴政吧，武装起来反对这个时代真正的恐怖分子——美国政府”。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5日被问及弗格森事件时称，“这是美国内部事务，我不予置评。但你提到的有关情况恰恰证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权状况是十全十美的。在人权问题上，各国应该通过对话、交流和合作，相互促进、共同提高，而不是相互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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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十大最繁忙港口： 上海取代新加坡成第一

全球十大最繁忙港口：

上海取代新加坡成第一

来源：《新华网》、《国际在线 》

全球10大港口，7个座落在中国

据《福布斯》中文网报道，这可能算不得一个惊人的消息：全球最大的几个港口都座落在中国。多年来，新加坡一直是众所周知的全球最大集装箱港口，在亚洲穿梭的船舶几乎没有不经停新加坡港的。如今，新加坡港已经约连续两年被上海港超越。中国大陆的港口在全球十大港口中占到70%。相比之下，美国在榜单上的排名远远落在后面。

美国或许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以及主要的进口国，但是从美国航运港口却无法看出这一点。事实上，按照货运集装箱的数量计算，美国位于加州和纽约的两个最大港口去年的货物吞吐量总计为1,400万TEU（二十英尺当量单位，俗称标准集装箱）。而仅是一个中国广州港的吞吐量就超过了这个数字。

在全球二十大集装箱港口当中，只有一个位于美国，三个位于欧洲，其余都位于新兴市场国家。其中，中国和整个亚洲在全球集装箱航运中占据主导地位。

以下是根据世界航运理事会（World Shipping Council）2013年的底数据选出的全球十大港口——

（点击以下各标题，进入图片与说明）

第1. 中国上海港
第2. 新加坡港
第3. 中国深圳港
第4. 中国香港
第5. 韩国釜山港
第6. 中国宁波-舟山港
第7. 中国青岛港
第8. 中国广州港
第9. 阿联尤迪拜杰贝阿里港（Jebel Ali Port）
第10. 中国天津港

美国最大的集装箱港口

 无法跻身全球十大之列　

美国最大的集装箱港口——洛杉矶港

洛杉矶港是美国最大的集装箱港口，卡车运输的大量货物都是经由洛杉矶港进入美国。尽管美国是全球最大的进口国，但是美国的港口无法跻身全球最大的港口之列。2013年洛杉矶集装箱港口码头的吞吐量为780万TEU，与2011年的790万TEU和2012年的800万TEU相比有所下降。欲知全球50大港口，请参阅世界航运理事会网站，获取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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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狐2014与新加坡

猎狐2014与新加坡

作者/来源：商丘羊 /《南洋大学校友业余网站》

www.nandazhan.com/zb/liehu2014.htm

“猎狐2014”是中国公安机关自今年7月开始的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的专项行动。

——以上资料图为《人民之友》编者所加。

第22届 APEC 会议结束了，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也偿心所愿，见着了习近平，还握了手。习近平与他进行了面对面会谈，李显龙在中国急于表态，在第三个工业园选址、亚洲基础设 施投资银行、反贪反腐等方面处处顺从。对于中国提出的亚太自贸区（FTAAP）计划，尽管奥巴马在身旁，李显龙也不敢表示丝毫异议，只能学他老爸，对着自己的小记者大谈美国撑腰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骨子里对亚太自贸区很不是味道。 

说来很有意思，李显龙对《北京晚报》记者说他很佩服习近平打老虎和打苍蝇。他说这话是自我解嘲，我们只要看他对中国记者说高薪养廉不完全是解决贪腐的办法就可以明白，此话何解？李显龙和李光耀、吴作栋、陈庆炎几个，月薪都在38万新币，其他部长、议员，高级公务员都是属于高薪阶层，但新加坡仍然 发生公务员贪污腐败案件，也许这就是他所要表达的意思，但却说不出口，于是转移到了法治管理方面去。李显龙为什么说佩服习近平反贪反腐呢？前面说这是自我解嘲，因为这正是中国与新加坡之间还未能解开的一个死结。自今年中国展开“猎狐2014”行动，已经在加拿大、美国、澳洲紧锣密鼓引渡数批贪污分子回国。新加坡早已是榜上有名，而中国对它还未采取行动。李显龙对此无可避免而必将面对的事实心知肚明，嘴上说佩服习近平，心中却七上八下。人家在大会上把反贪反腐都提上议程，甚至要提上20国峰会议程，自己不说几句自我解嘲的话显得十分尴尬，难以下台。

中国贪污分子36年来带给新加坡无数黑钱

中国改革开放36年，贪污分子席卷国家资产逃离中国，最早的落脚点并非美国或加拿大，而是新加坡。这些贪污分子中的一部分人以新加坡为跳板，又逃到各地去。36年给新加坡带来无数的黑钱，漂白后在当地投资，购买房地产，股票、债券、金银首饰，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而所谓“裸官”的家属，在新加坡更是比比皆是。新加坡早已看好中国的贪官污吏一切贪腐分子，在改革开放之初，将入住新加坡成为公民的款项从100万元提高至200万元。表面上是投资新加坡200万元可以让直属三代人同时获得公民权，即夫妻、子女、父母。200万元在三年之内不可移出新加坡，可以动用，但必须用在政府指定的投资项目，所得盈利三年内也不可移出。新加坡政府通过设在中国各地的实际上是黑钱掮客的所谓商业资询公司，替贪腐分子制定金钱与人身的移出国外的管道，一般上人未到而钱已先到，最常见的办法是将人民币注入某些“公司”，新加坡方面把新币存入银行。大大小小的贪腐之财进入新加坡，第一个反应是刺激了房地产市场。新加坡人民已经被捆绑在政府组屋的计划中，提升居住环境是一种奢望，四层楼以上的优质房子，绝大部分是被这些外来的贪腐分子所购买，新加坡政府从来不敢公布全国房地产拥有者的外国人和本国人的比例。新加坡政府敢于包庇贪腐分子，是一种十分短视的做法，它自恃中国与新加坡之间没有引渡条例，也根本没有预料到今天在经济上必须依赖中国，在沙斯流行与李显龙访问台湾期间，双方关系陷入僵局时此种活动特别活跃。

黑钱流入新加坡，也刺激了银行业，银行忙着贮存不敢公开的存款，与贪腐分子有着同样的犯罪心理，战战兢兢，不过却是撈得盘满钵满。新加坡政府心里明白，拿这些贪腐分子的钱财去投资，比起动用本国人民的公积金来得妥当，因为这些近乎死水的不义之财不像公积金那样具有冒险性，还得挂上储备金的名堂才可应用。

中国猎狐行动队已来到了门口令新加坡头痛

李显龙知道，中国的猎狐行动队已经到了门口，在反腐反贪的国际压力下，新加坡很快就要举起白旗，让贪腐分子一一曝光，让世人看到经济繁荣背后的阴暗面。自1967年香港暴动以及印尼数次排华，新加坡看到天外飞来的滚滚财源，食髓知味，无本生意大有可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的贪腐现象，更使得新加坡乐不可支，以为可以藉此大做生意。然而世事难料，微小的新加坡最终还得借助中国的经济列车前行，因小失大还是因大弃小，现在是摆在李显龙面前的选择，吃进肚子里的肥肉怎样吐出来！中国已经知会新加坡有关猎狐行动的目的，要如何应对是新加坡头疼的问题。APEC 会议与亚细安及中美日韩会议刚过去，在会上，新加坡不像以往，没有争着发表关于南中国海问题意见，对中国创议的 FTAAP 计划也不敢说三道四。看看李显龙在习近平面前不敢随意置喙，对于第三个工业园合作计划唯唯诺诺，不像过去一面自己争着出风头，一面替美国人当啦啦队。加上在此时刻派遣国防部长黄永宏到中国进行军事交流，回来后大赞中国的合作精神，也许外人觉得新加坡有点学乖了，也有点识时务了。然而这些都是新加坡为了应付猎狐2014的缓兵之计，台面上我们看到了这些现象，台面下如何较劲，那就要等待真相浮出水面才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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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格瓦拉被杀害47年后 其遗体彩色照片首次曝光 / 47年前美国政府直接下令杀害切•格瓦拉

切•格瓦拉被杀害47年后

其遗体彩色照片首次曝光

来源：《观察者网》 guancha.cn/culture/2014_11_15_286793_s.shtml

玻利维亚军人与切•格瓦拉的遗体

据英国《每日邮报》11月13日报道，一名西班牙男子对法新社披露了一组切•格瓦拉遗体的彩色照片，这组照片是其叔父——一位传教士所藏有。这一名为Imanol Arteaga的男子称，当年法新社摄影记者Marc Hutten将这些照片交给了他的叔叔Luis Cartero，他们一直保守秘密至今。这是切•格瓦拉被美国政府支持下玻利维亚军队杀害47年后，遗体彩色照片的首度披露。

切•格瓦拉，1928年6月14日生于阿根廷，是阿根廷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医师、作家、游击队队长、军事理论家、国际政治家及古巴革命的核心人物。后离开古巴，是古巴共产党、古巴共和国和古巴革命武装力量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1959年起任古巴政府高级领导人,后离开古巴后到第三世界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游击战争。1967年在玻利维亚被捕，继而被杀。自他死后，切•格瓦拉的肖像已成为反主流文化的普遍象征、全球流行文化的标志，同时也是第三世界共产革命运动中的英雄和西方左翼运动的象征。《时代》杂志将切•格瓦拉选入二十世纪百大影响力人物。

切•格瓦拉遗容

切•格瓦拉遗容

Arteaga称这些照片是其叔父所收藏

此前披露的切•格瓦拉遗体照片

此前披露的切•格瓦拉遗容

在切•格瓦拉被杀后，玻利维亚军队将他的双手剁下，按指纹以进一步确认身份

1958年11月，切•格瓦拉在古巴

战斗在刚果的切•格瓦拉

47年前美国政府直接下令

杀害切•格瓦拉

作者/来源：西尔维纳•弗里拉   魏文编译(华文)/《环球视野》

globalview.cn/ReadNews.asp?NewsID=39033

反对操纵新闻、掩盖和伪造还在继续。现在通过米歇尔 •拉特内和米歇尔•斯蒂芬•斯密特在《谁杀害了切》一书中提供的令人惶惑的文件可以证实（美国）“干净的手”沾满了鲜血。“控制过去的人控制未来。控制现在的人控制过去”，乔治•奥威尔的这句话说明了“可以接受的否认”的实践，这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信守的使谎言系统化的方式，目的是想与1967年10月9日在玻利维亚杀害切•格瓦拉脱离干系。

关于格瓦死亡开始的说法如玻利维亚的军人提出的，说他是“在战斗中被打死的”。后来得知他曾经被俘， 是被枪杀的。林登•约翰逊总统断言杀害格瓦拉的命令是由玻利维亚政府的最高指挥部发出的，而不是由美国发出的。没有赢利目的支持人权诉讼的宪法权利中心成员、纽约的律师斯密特提出，“包括在该书中的文件表明是美国政府直接下令杀害切•格瓦拉”。

很多年前专业的人权律师、宪法权利中心的前主任拉特内曾要求美国政府根据信息自由法提供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国防部和白宫保存的所有关于切•格瓦拉的文件。一些年以后，他收到联邦调查局的一个大箱子。斯密特和拉特内一起阅读了所有这些材料，于1997年发表了《切•格瓦拉和联邦调查局：美国政治警察关于拉丁美洲革命者的调查》。斯密特对阿根廷《十二页报》记者说，“在我们觉得希望不大的时候，10年以后又一次收到一个大箱子，提供了更多的中央情报局、白宫和国防部的文件。我们能够证实切•格瓦拉是在美国的仆从国玻利维亚雷内•巴连托斯军事独裁的合作下，由中央情报局杀害的。在60年代，玻利维亚军队的领导人曾在巴拿马美洲学校接受训练，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该学校被称为‘政变的学校’”。

斯密特热情揭露的不是一宗普通的和常见的犯罪，而是一件重大的罪行。“古巴革命在取得控制的经济时，是人民的一个胜利；是切•格瓦拉写出了《土地改革法》。在古巴大部分土地曾经是美国的公司所有。古巴人民根据国际法将这些土地国有化，向美国人支付了他们宣称根据所说付了税的这些土地的价值。但是美国人说不，作为炼油厂的所有者他们拒绝炼油，造成古巴人民没有能源，这威胁古巴经济的稳定。因此古巴政府将炼油厂、镍矿和电话公司国有化，这就是古巴革命所做的事情。美国政府企图孤立古巴，那些抵抗美国的拉丁美洲国家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在切•格瓦拉被杀害的1967年10月9日，这位生活在纽约的律师（斯密特）只有25岁，正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学法律。他说，“我过去和现在都支持古巴革命。与传统的站在莫斯科一边的共产党不同，那些党与帝国主义实行和平共处与合作。切•格瓦拉是一个国际主义者，他理解帝国主义必然受到抵抗和被打败。他的榜样对很多希望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的年轻人继续是一种启迪”。

弗里拉问：那些试图抵抗美国的政策的拉丁美洲国家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斯密特答：1964年玻利维亚维克多•帕斯•埃斯登索罗的民主政府被雷内•巴连托斯发动的政变推翻；之后在巴西、乌拉圭和智利相继发生政变，最后是1976 年阿根廷的政变。古巴政府在扩大古巴革命时试图保卫自己。这正是切 •格瓦拉当时在玻利维亚所做的事情。由于马埃斯特拉山的游击队打败了美国支持的巴蒂斯塔独裁政权，切•格瓦拉想到安第斯山将是玻利维亚的马埃斯特拉山，革命将相继扩散到智利和阿根廷。切•格瓦拉选择玻利维亚，因为那里有拉丁美洲最稳定的政府，有一支很弱和没有情报服务的军队。中央情报局一直在追踪切•格瓦拉，到1967年5月得知他所在的地方。中央情报局的特工古斯塔沃•维略尔多飞到拉巴斯（玻利维亚首都），会晤了巴连托斯，对他说：“当你抓住切•格瓦拉时，我们想杀死他。”巴连托斯回答维略尔多：“当我们抓住他时，我们将处死他。”在 60年代末的历史环境中暗杀切•格瓦拉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项重大交易。

弗里拉问：为什么？
斯密特答：美国曾参与暗杀或试图暗杀韩国反对派的领导人金炯求；印度尼西亚的总统苏加诺；埃及总统加马尔•纳赛尔（1957年）；哥斯达黎加总统何塞•菲格雷斯（50和60年代）； 刚果总理帕特里斯•卢蒙巴等等。它也想暗杀切•格瓦拉，当然也想暗杀菲德尔•卡斯特罗。1962年中央情报局与芝加哥黑社会的头目之一约翰尼•罗塞利做出安排，想要毒死切•格瓦拉。曾向在迈阿密的一名古巴反革命分子提供有毒的药丸，但是那次图谋失败了。
 
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之一弗利克斯•罗德里格斯曾经接受美国国会的质询，国会向他出的问题是：“你确实曾企图用用一根爆炸的雪茄暗杀菲德尔•卡斯特罗吗？”罗德里格斯回答说：“不，我曾企图用一支大口径手枪杀死那个‘婊子养的’。”当得知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时，不仅古斯塔沃•维略尔多会见了巴连托斯，而且美国许多高级官员也到了玻利维亚，以便安排训练玻利维亚的军人，事实上他们签署了一份名为“谅解备忘录”的文件，后被列入一本书。合同需要玻利维亚提供一个地方训练士兵，美国必须做其余的事情。19名有在越南反对起义经验的绿贝蕾士兵到了玻利维亚，目的是训练玻利维亚陆军第二特种作战营，47年前正是这个营负责包围和抓捕切•格瓦拉。罗德里格斯高兴地说，是他发现了切•格瓦拉，他和古斯塔沃•维略尔多会见了玻利维亚陆军的士兵，他们和这些士兵一起追捕切•格瓦拉。当切•格瓦拉受伤和被收缴武器后，被带到拉伊盖拉村的一所小学。罗德里格斯试图审问他，但是切•格瓦拉不愿意。第二天巴连托斯对维略尔多做出处死切•格瓦拉的决定。

弗里拉问：如何解释美国政府从来没有公开承认杀害了切•格瓦拉？
斯密特答：美国利用的借口是在公众舆论的眼中它的两手应当是“干净的”，没有任何类型的责任。美国不希望被认为是一个实践和实施暗杀的政府。当中央情报局首次在1947年成立时，它的使命是向总统提供情报服务。第二年，它变成了一个破坏法律的准军事组织，但是它必须无声息地去做。他们实践了一个被称作“可以 接受的否认”的观念，一种奥威尔式的语言。试图调查中同情报局进行暗杀的“丘奇委员会”曾质问中央情报局的前领导人理查德•赫尔姆斯是否在某一次曾向总统 报告过他们做的事情。赫尔姆斯回答说没有，从来没有，他们不想让总统处于使人为难的境地。像杀害切•格瓦拉的罪行是一种战争罪，这没有失效。与其他的非法 行动不同，一名杀人犯可能受到审判没有时间的限制；根据法律杀人犯不是唯一的责任者。下令杀害切•格瓦拉和掩盖暗杀的人也是有责任的。如果履行美国的法律，古斯塔沃•维略尔多和费利克斯•罗德里格斯应当受到审判，如果宣判他们有罪，就应当坐牢。中央情报局对此保守秘密。现在正好不是这种情况。

弗里拉问：这指的是什么？
斯密特答：中同情报局公开声称它暗杀的人是他们所说的“恐怖分子”。有时用无人机进行其他的暗杀；在拉斯维加斯郊外的一个基地有爱玩视频游戏的青年人用摇控操纵这些飞机。每个星期二，中央情报局局长在白宫与贝拉克•奥巴马总统见面，审查他们认为应当进行暗杀的人士的名单。他们有一些写着每个人名字、照片和简 历的卡片。这些会见被称为“恐怖的星期二”。宪法权利中心这个组织开始以安瓦尔•奥拉基的名义审理一个案件，奥拉基是出身穆斯林的美国公民，是美国中央情 报局的目标人物，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他。我们开始审理是为了限制中央情报局，不要杀害他的儿子，法官不懂得这个案件，中央情报局杀害了他的儿子。这表 明美国在违反“法律的帝国”时走得多么远。

弗里拉问：在何种程度上你认为切•格瓦拉继续是一种启示？
斯密特答：切•格瓦拉继续活在拉丁美洲独立和团结的新政治当中。最新的情况发生在日内瓦，当（阿根廷）埃克多•蒂梅曼外长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表演说时，谴责美国在秃鹰基金问题上掠夺成性的活动。在该理事会35个国家中有30个支持阿根廷。蒂梅曼外长说，这是一件人权的事情，因为秃鹰基金正在打击学校和医院，正在制造不稳定和暴力。美国的代表说，人权与主权债务没有任何关系。我有一个故事说明美国的傲慢是多么可笑。在古巴革命之前，美国中央情报局自从切•格瓦拉身在危地马拉时起就跟踪他。当他们开始调查时，这就变成了中央情报局历史是最大的案件，他们从墨西哥到古巴跟踪切•格瓦拉，一直跟到玻利维亚。

1956 年当切•格瓦拉在马埃斯特拉山的时候，中央情报局的一名特工就混入他的营地，和他睡在同一个帐蓬里，观察他一个星期之久。我们有他为中央情报局写的文件。 美国特工报告切•格瓦拉气味难闻，抽雪茄烟，每天晚上对他手下的人读文学书籍，看来“作为拉丁人他相当聪明”……

弗里拉问：在你的国家历届政府系统地违反人权的时候，你在美国维护人权？
斯密特答：是的，非常困难。从2001年9月11日以来，法律的帝国已经服从于作为军队负责人的总统的命令。美国没有任何类型的法律在（古巴的）关塔那摩建 立了一个地区（监狱），关在那里的人没有被指控犯任何罪行，也没有对他们进行任何类型的审判。宪法权利中心为了恢复“法律的帝国”开始进行的所有审判都失 败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美国继续利用人权的前提，将自己说成是世界上唯一维护人权的国家，尽管它一直不断违反人权。在六年的时间里奥巴马总统卷入第七场战 争，其中没有任何一场战争是经过美国国会投票的，反对阿富汗的战争可能是个例外。但是事情正在改变。

弗里拉问：正在发生什么改变？
斯密特答：“资本主义是唯一能够提供最好的生活质量的制度和唯一与民主可以共存的制度”的理论是不真实的，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注意到这一点。最新的证明是皮尤研究中心三年前进行的一项公众舆论的调查，表明49 % 30岁以下的年轻人对于社会主义一词做出支持的反应。他们开始懂得对他们来说资本主义不起作用。只对 1%最富有的居民起作用，但对其他的居民不起作用。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678期，摘译自2014年10月16日西班牙《起义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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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學聯”絕地虛招 “占领中环”強弩之末

“香港學聯”絕地虛招

“占领中环”強弩之末

来源：中国评论新闻社（香港）

http://hk.crntt.com/crn-webapp/touch/detail.jsp?coluid=5&kindid=0&docid=103480376

被多方回絕及勸諭後，學聯代表明知结果，依然堅持上京。

香港學聯三名代表昨午（15日）前往北京，聲稱向中央官員表達對政制改革的訴求，但在登機前，回鄉證遭內地部門註銷，終無法成行。對出現這種情況，多數人（包括學聯代表自己）都不感意外，因為中央絕不會受違法群眾行動的要脅，而與其組織者進行任何形式的談判；更重要是對方提出的要求，完全超越中央的底线，違反了國策與《基本法》原則，已沒有甚麼可談。學聯代表明知結果，仍然營造一幕“風蕭蕭兮易水寒”的虎山行悲壯場面，只不過是瀕臨絕境的一記虛招，更加顯示他們已騎虎難下，欲罷不能。 

運動不進不退，自陷窘境

香港《星島日報》今天（16日）社論指出，學聯早前挾“萬人佔領”之勢，促使政府接受公開對話，代表們因勝出這回合大為亢奮，參與的群眾也情緒高漲，運動至此升到高峰。但失敗往往藏於勝利之中，學聯代表頭腦發熱，貪勝不知輸，“主戰”路线壓倒一切，激情取代了理性思維，“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的傳統智慧全拋腦後，讓運動陷於不進不退的窘境。 

政府吸取教訓後變得精明，既採“拖”字訣，不進行第二輪對話；又按兵不動，暫不清場，用時間消耗佔領者的鬥志。“不談不打”的策略，成功令運動失去動力，相信學聯代表亦心知形勢逆轉，惟有挖空心思，不斷耍出新招，希望維持群眾的熱情。今次闖京見領導人，便是這麼一種招數，但正如前述，中央拒見是必然結果，大家都心知這次行動只是一場戲，草草上演然後草草收場，無助掀起運動新高潮。 

到這階段，學聯代表們應該冷靜下來，理性務實思考佔領行動何去何從，在全盤皆落索之前，宣布光榮撤離，因為他們即使堅持下去，運動也會因失去三個支持因素，而自行分崩離析。

損公義、失民心、無目標

•	首先，政治運動必須立於道德高地，才可贏得社會支持。在前一階段，佔領組織者憑“爭取真普選”口號，無疑佔據有利的道德陣地，但示威者長時間違法堵路，對公眾損害日大，連法庭都加以譴責，頒發命令要求他們還路於民，公眾愈來愈多聲音質疑運動是否違反“社會公義”，是否破壞香港核心價值，其道德立足點已漸失。
•	第二，曠日持久的佔領，已逐漸失去民意支持，惹來更多市民反感。據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十一月中進行的民調，支持佔領的市民大幅下跌，由上月的百分之三十七點八，減至只有百分之三十三，反對佔領的市民則由百分之三十五點五，急升至百分之四十四。結果顯示，不論市民是否認同他們的訴求，愈來愈多人對繼續堵路不表贊同。
•	第三，任何政治運動要延續下去，必須有一套可達到的目標，經過與政府爭持和議價，最後取得實質成果，否則群眾將因為到頭來一無所有，變得失落、消沉，結果黯然星散。今次佔領行動開始時叫價太高，全無還價之餘地，結果對方堅決企硬，運動至今一無所得，終墮入“漫無目的”的虛無狀態。

事到如今，佔領行動已成強弩之末，瀕臨崩散，此刻學聯與佔中三子應該從雲端走下來，敢於接受現實，為香港也為民主運動長遠發展，盡早號召退場，讓鬥爭平息，社會重回和平理性，這才是真心愛港的人應有的胸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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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60年代“马来西亚”计划 所引发五邦及印尼左翼的互动

上世纪60年代“马来西亚”计划

所引发五邦及印尼左翼的互动

作者：陈剑（新马左翼运动独立研究员）

【《人民之友》编辑部按语】本文是专注研究新马左翼运动学者陈剑最近发表于马来西亚出版的《东方日报》龙门阵（言论版）的一篇论文。文章长约13,000余字，该报采用“分成几篇、连续发表”的办法刊出。作者为了方便更多读者得以一览全文内容，并更好捕捉他在本文所传达的中心思想，在日前将它发给《人民之友》编辑部。

编辑部决定贴出陈剑的这篇文章，是考虑到以下3点：

（一）陈剑在此文中论证了马来西亚计划是“英美帝国主义者为遏制东南亚共产主义的蔓延、为阻遏东南亚地区民族民主独立运动、扶植其代理人或傀儡政权，继续掌控东南亚地区的经政与军事，继续其对东南亚地区资源的掠夺，在上个世纪60年代实施的一项不折不扣的新殖民主义统治。”这篇文章，对在上世纪50年代后出生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中生代和新生代来说，无疑是认识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这两个国家的建国史实和政权性质、值得重视的一份参考材料。

（二）陈剑在此文中提到了印尼人民在上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拥戴的苏卡诺政权极其崇尚的“纳沙贡”思想（ NASAKOM 就是融合 NASionalisme (nationalism民族主义), Agama (religion宗教), and KOMunisme (communism共产主义)三种思想于一体的联合执政理念）在对抗英美帝国主义者推行马来西亚这项新殖民主义统治的作用和影响。他也提到了美国中情局在1965年策动“印尼9•30政变”、扶植了苏哈多军人政权，不仅破坏了印尼共产党和印尼人民所进行的民主革命斗争，而且对北婆三邦、汶莱和新马人民正在进行的民族自决和国家独立运动，产生了反动作用和影响。这对东南亚各国特别是新马两国人民，是非常宝贵的经验教训。这是探讨新马左翼运动历史的一般论述很少提到的。

（三）《人民之友》是一个宣扬国内外的民主人权思想的平台，我们不能因为有些人怀疑他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背景而排斥他努力探索新马左翼运动历史问题的心得和成果。我们相信广大读者具有认识真理、批判谬误的精神和能力。或许读者对作者在本文的论述和结语，持不同见解或不尽相同的见解，可以提出来讨论，以促进本地区民主人权运动的发展。我们希望《人民之友》可以成为国内外民主人权工作者交流思想见解的平台；我们欢迎任何人以其真实姓名及其真实身份在《人民之友》这个平台上发表他对国内外的民主人权课题的一家之言或独到见解。

以下是全文内容——

前言

1945-1970年代，新马、印尼及北婆三邦正进行着炽热的民族民主反殖解放运动并先后独立。这些地区的左翼都打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旗帜，声气相投，互相支援。进入1960年代，英美帝国主义于1961年抛出“马来西亚计划”，意图阻遏共产主义在东南亚的蔓延，引发新马、印尼及北婆三邦左翼的全面抵制，印尼苏卡诺政权则采取对抗、军事干预行动。1962年底，汶莱人民党起义，英殖民主义政权藉机抆平汶莱起义，在砂拉越、及新马进行大逮捕，摧毁这些地区左翼的有生力量，为马来西亚的成立铲除障碍。砂拉越地下组织砂盟于是发起武装斗争并获得印尼在军事上的扶持。1965年印尼9.30政变，苏哈多政权全面反共，并掀起对印尼共产党的大屠杀，砂拉越武装革命从此面对两面受敌的境地。本文旨在研讨与剖析这些地区左翼与英美集团及其当地代理人在此段冷战炽热时期的博弈与成败。

二战后东南亚政治局面概况

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随着世界各地殖民地风起云涌地展开反殖独立运动，东南亚好几个殖民地如缅甸、越南、印尼等也为了独立建国发动了武装起义。其他如马来亚、菲律宾等则纷纷建立民族民主政党采取和平的宪制斗争。无论是从事武装革命、还是主张非暴力宪制路线的东南亚政党，大部分都倾向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阵营，打起左翼意识形态的大旗，向殖民当局宣战。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印尼民族主义者苏卡诺等人也随即于8月17日宣布独立并发动武装起义，驱逐荷兰殖民当局；1945年9月2日，日军向胡志明领导的越盟投降，数小时后，胡志明宣布越南独立，法国殖民当局掀起第一次越南战争；缅甸昂山将军于1945年6月扯起反殖大旗，调转枪头，开始其反法西斯对日斗争，日降后，立即与英国谈判，获得英国同意于1948年1月4日独立。马来亚共产党是当时马来亚唯一政党，其所领导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是当时东南亚实力最强、武器也相对精良，但马共却因与联军曾订立“美罗协议”，故于日降后立即设立人民委员会，代为接管治安，等待英军于9月2日登陆，马来亚错失独立的良机。

1950年代，印尼早已成为东南亚岛屿部分最早独立的民族国家。新加坡、马来半岛、以及北婆三邦（即砂拉越、沙巴与汶莱），都还是英国的殖民地。这几个殖民地，左翼习惯上统称之为五邦。从1945至1963年之间。这些地区也都先后掀起反殖反帝的民族民主解放独立运动。这些地区的左翼也大多打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旗帜，声气相投，互相支援。马来半岛于1957年8月获得独立，两个海峡殖民地，马六甲与槟城连同九个马来属邦共同建立马来亚联合邦。新加坡则在1959年5月获得自治，正在寻求与马来亚联合邦合并的途径。北婆三邦则仍在争取独立的进程中。

1961年，英殖民宗主国抛出“马来西亚计划”，获得美国的支持，意图阻遏共产主义在东南亚的蔓延，引发新、马及北婆共五邦左翼人民以及一些民主派别全面反对与抵制。他们团结一致，订立共同斗争纲领，并组织五邦社会主义政党团结大会，发动全民签名运动、示威游行等一系列抗议以抵制“马来西亚计划“。印尼苏卡诺政权认定“马来西亚计划”为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阴谋而采取对抗政策，除掀起国际政治、外交攻势、并积极采取军事干预行动。

汶莱原已成为英帝国保护邦，也在争取全面独立。其左翼政党汶莱人民党，在1962年底的大选中大获全胜，意欲宣布独立，但却遭遇英殖民当局与苏丹诸多阻拦而未克组织立法议会，愤而起义，并得到五邦左翼的积极支持。英殖民主义政权抆平汶莱起义后，立即在砂拉越及新马进行大扫荡逮捕行动，基本摧毁了这些地区的左翼有生力量，为马来西亚的成立铲除了障碍。砂拉越地下组织——砂盟于是发起武装斗争并获得印尼在军事上的扶持。1965年，在美国中情局策反下，印尼发生了“9.30（或称10.1）政变”，受美国扶持的右翼军人苏哈多夺取政权，实行全面反共政策与残暴镇压，掀起对印尼共产党及左翼的全国大屠杀，横尸遍野、血流成河。刚站稳脚跟的砂拉越革命武装，不仅立即失去了印尼方面的军事与其他支持，更从此陷入两面受敌的危险境地，不得不逐步退回砂境，自力更生。

二战后至1959年代末蓬勃的左翼独立运动，进入1960年代后，则连续遭遇英美帝国主义与当地右翼政权联手的残酷镇压和摧残，民族民主独立反殖运动被全面卷入了国际冷战斗争之中，印尼与五邦左翼分别遭遇被瓦解的命运。

二战后至1960—70年代是国际冷战炽热时期

二战后，面对意识形态的严重分裂，世界分为帝国主义与共产主义或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全世界形成泾渭分明、势不两立的政治集团。大多数殖民地人民基本崇尚共产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因而自然倾向以中苏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集团。而少部分既得利益者或崇尚资本主义者则倾向于英美为代表的资本主义集团。因而，不管因意识形态的分歧而形成的人民内部的分裂，还是因应国际意识形态斗争而形成壁垒分明的结集和对抗，在在都造成殖民地政治上的强烈分化，进而形成为地区性武装斗争。国际冷战在亚洲、特别在东南亚，事实上，斗争进行式却是如火如荼的热战。

在东南亚两大阵营意识形态的斗争，除了炮火互相轰击之外，在各领域也都全方位在进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都在在体现争斗的激烈程度。殖民当局一方面刻意和积极培育、扶持当地代理人和它们的组织，一方面采取极其严酷的镇压手段对付一切反帝反殖的左翼力量、摧毁它们在社会各层面的相关组织。英美还以其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器，如英国文化协会、美国新闻处等以各种传媒手段进行全方位的反共宣传活动，不惜工本印制各类反共宣传印刷品如报章、海报、传单、杂志、图书等，铺天盖地在民众中间、各大专与中小学校免费分发；并设立电台、巡回电影队等传媒手段，以图达致引导、改变、固化人们精神与思想的“洗脑”效应。反抗或抵制这种在左翼看来是“毒害”的反共文化宣传活动，左翼则采取细胞形式的小组，联系和团结左倾的学生与青年，灌输反帝反殖革命思想，一方面抵制与杯葛右翼的文化腐蚀攻势，一方面强化革命思想的传播与鼓励革命的实践，让他们投身到左翼的公开的（或宪制斗争）、半地下的（秘密组织的外围组织）或地下（秘密组织）的斗争中来。

早年东南亚各地区左翼的联系与互动

东南亚地区的左翼，其实大都是早年流落南洋的国民党左翼或中国共产党人，以及由他们所发展和培养的当地华人，以及由印尼共产党所发展和培养的由印尼迁移过来的印尼人、当地马来人及印度人所构成。当地左翼组织与中国共产党、印尼共产党等早在1920年代便有联系。

1925年前后，派遣过来或流落在新马的中国共产党人，便成立了南洋临时委员会（简称南洋临委），后来更进一步建立了南洋共产党，主要目的在于领导南洋海员工会等工人组织，推动南洋工人运动，传播共产主义。在1930年，马来亚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协助和监督下成立。

印尼共产党在共产国际荷兰人马林的推动下，则更早于1920年成立。印尼共的主要领导人如主席斯玛翁（Semaun）在1922年便前来新加坡开展联系。1924年，印尼共另一领导阿里明（Mas Alimin）在新加坡与许多著名的马来人与印度人往返交接，有密切的接触，并培植了一些印尼共的代理人。当时在新加坡设立的拥有12万名会员的印尼海员工会，与阿里明所领导的印尼共外围组织 - 印尼人民党建立起密切的关系。共产国际负责人丹马六甲（Tan Malaka）肩负发展印尼、新马地区的共产主义运动的职责，派遣柯岳斯诺（Koesno）前来新加坡与柔佛州，在马来人当中推广共产主义并取得成功。1926年，印尼共还为在印尼发动武装起义而把新加坡作为其运作中心。

1938年，在吡叻州一批左翼马来人成立了马来青年同盟（Kesatuan Melayu Muda简称KMM）。这是马来亚第一个马来左翼政治团体，是由一批曾经在1920年代于埃及开罗深造而受到中东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影响的马来青年所组成。后来他们与印尼民族主义左翼与印尼共过从甚密。

在马来亚，1930年马共成立后，马来亚与泰国的共产主义传播与发展便成了马共的主要任务，这包括培植马来人加入马来亚共产党。印尼共在1926年起义失败后，遭遇空前的镇压而隐蔽起来，其对新马的影响也因此渐次式微。

1937年后，由于日本侵华，南洋各地纷纷发动抗日运动，支援中国抗战。南洋各地左翼，都积极投入到抗日运动中，各地共产党及其外围组织获得群众的大力支持而蓬勃发展起来，党员及支持者人数激增。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南侵，新、马、北婆三邦与印尼皆沦陷，各地共产党及左翼组织均纷纷进行武装抗日。由于战事的阻隔，各地左翼无从联系。

战后，印尼立即发动民族独立运动，武装抗荷。北婆三邦则各有实际情况，并无成气候的民族主义独立运动的诉求。基本上，沙巴人民右倾，没有左翼组织，抗日时的神山游击队是由亲国民党的右翼人士组成。日降后，砂拉越与北婆罗洲自然回归英国怀抱，还原为英国殖民地。二战时，砂拉越虽然有左翼的抗法西斯同盟的存在，但人单势孤，不成气候。汶莱原本是个历史悠久的苏丹王国，1888年已沦为英国殖民地，战前，已经是英国最重要的石油基地。战后，英国第一时间便继续掌控汶莱，使之成为英属保护国，实则上仍然是英国殖民地。马来亚情况则甚为不同，马来亚共产党在抗日时期便培养人数众多的党员和同情者，在日军入侵前后得到英军的协助成立了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与联军合作，进行了3年8个月的武装抗战，在日降时，军队人数已多达1万5千多人，在当时东南亚，马共是唯一拥有人数众多、配备相对精良部队的共产组织。由于党中央控制在英国特务（指莱特——《人民之友》注）手中，并在战时与英国联军签订了“美罗协定”，日降后，主动解甲归田。虽则在英军在1945年9月2日回马前一段时间，马共实际上掌管新马的政权，组织人民委员会，主理新马各城镇、乡村的治安与行政事务，但却错失独立自主的机会。

进入1940年代末和1950年代，砂拉越与汶莱的左翼运动有了长足进展。汶莱方面，卡达亚安族深受印尼共的影响，成立了左倾的汶莱人民党。砂拉越方面，受中国南来的教师共产主义者伍禅影响的左翼青年成立了数个左翼文娱团体，同时在华校中建立了学运组织。左翼青年张荣任当时想归国（当时的祖国认同仍然是中国）学习并参加祖国建设，途经新加坡时，受到已加入星洲抗英同盟的友人的劝阻，改变了祖国认同而愿意留下来，并接受了抗英同盟的指示，回到砂拉越从事革命。他与文铭权等人于是建立起砂拉越解放同盟（简称砂盟），当时砂盟是作为马来亚共产党的一个附属组织而存在，一切听命于马共的指示办事。但不久，张荣任经受不了从事地下工作的压力而逃往印尼雅加达，而文铭权则与抗英同盟失却联系，从此砂盟便独立运作。一直到1963年以后，作为砂盟主要领导的文铭权才在雅加达与马共地下组织、马共南马局中心余柱业会面，希望恢复组织关系，余柱业代表马共告知，十多年来，砂盟独立运作并颇有成就，而马共对砂拉越情势并不了解，因此无需恢复上下级关系，而作为独当一面的砂拉越革命组织，则可建立兄弟党关系。

位处东南亚中心、扼太平洋与印度洋航运枢纽、亦为东南亚贸易最大都会的新加坡，由于交通与通讯的方便，一直以来便是东南亚各地左翼组织的联络中心，其作用一如曼谷之对中印半岛，使中印半岛革命运动的联系中心。新加坡在二战前后，不仅一直是主导马来亚共产主义和左翼运动的重要城市，也是印尼共产主义与左翼运动的联络中心和“大后方”。

可以说，战后的新加坡具有东南亚反帝反殖的中心地位。马来亚共产党在新加坡在工运、农运、学运、妇运、文运等领域设立了众多的左翼公开团体。特别在紧急法令实施后，还成立了星洲人民抗英同盟这个外围地下组织，开展和领导各条战线的反帝反殖斗争，并建立起与马来半岛、泰国及印尼左翼团体各条战线的联系和互动。

1950年代新、马、北婆三邦及印尼左翼的互动

在整个五十年代，东南亚各地左翼主要集中力量在其本身的反殖、独立运动与斗争之中，除了在舆论与宣传方面互相支援之外，实质上的互动与支援并不密切。主要原因在于各地左翼必须面对来自殖民地政权的镇压和破坏，也更多必须专注于本身的组织与斗争任务。

是故，当时各地区左翼的互动主要基于共同的意识形态而产生的相互支援和互动。特别在学运方面，受到亚非拉世界学运的影响，东南亚学生组织相对频繁进行相互联系与互访。

政治上比较卓著的互动便是由印尼苏卡诺印度尼赫鲁倡议的“不结盟运动”所引发的各殖民地一连串的互动效应。那是一个第三世界主导的左翼大互动。中国积极以予支持，并提出“和平共存五大原则”这个划时代的政治与外交战略，并获得第三世界与各地民族主义政党的支持。

“不结盟运动”是以在印尼万隆举行“亚非团结会议”的胜利召开奠定了第三世界的势力范畴。新、马及砂拉越等东南亚殖民地区的左翼政党和其基层组织从万隆会议获取灵感和力量，极大地鼓舞了殖民地人民的斗争士气、坚定了争取独立自主的意志。

虽然，英殖民政府出于镇压马来亚共产党而颁布全马（包括新加坡）进入紧急状态，马共则被迫采取武装对抗，打响武装革命第一枪、目的在于推翻英殖民主义、建立马来亚民主共和国。

情势不允许公开宪制斗争的进行。在新加坡，马共成立了“星洲人民抗英同盟”（简称抗盟）这个外围组织，以地下斗争的形势进行反殖运动。抗盟成员一度达到三千多人，遍布在政党、工运、农运、学运、妇运、文化团体之中，组织群众与领导各条战线的斗争。1954年成立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其实便是马共支持的左翼与费边社会主义者所形成的统一战线。当时的新加坡工人党、新加坡人民党也都掌控在抗盟成员的手中。上百个工团组织、五个农民组织、上百个中、小学校友会、数十个音乐、舞蹈等文化团体、妇女协会大都牢牢由左翼掌控。新加坡左翼运动的活跃形成对周边地区，特别是砂拉越以及马来半岛强烈的影响，鼓舞着这些地区的左翼士气，新、马、北婆地区左翼的互访频繁，特别在文化活动方面更显密切。 

在马来半岛则除了马来亚人民抗英军（1949年2月1日改称马来亚民族解放军）的武装斗争之外，马共另成立了一个总称为“马来亚民族解放同盟”（简称解盟）的外围组织，但在各州却以州属命名并独立活动。这外围组织的作用在于为解放军提供粮食、各类物资、情报、组织群众、开展地下或半公开活动、组织或渗透公开团体等革命支援性行动。解盟成员与新加坡抗盟成员在秘密的情况下互有联系和互动。例如，新加坡1954年全星学生5.13反服役斗争，对马来半岛华校学生的影响深远。5.13斗争之后，新马学生学运领导频繁互访。马来半岛1957年全马大罢课多少借鉴5.13 的经验。

新马左翼的互动还体现在彼此提供政治上的支援。无论那一方不论在那一条战线上因行踪暴露或遭遇追捕状况，一般都逃往对方所在，由对方左翼提供庇护、生活照顾、工作安排、与财务资助等协助。马来半岛在1950年代常年进行大逮捕，脱逃者常躲藏于新加坡，并转入新加坡左翼团体的工作之中。反之亦然。

新加坡作为东南亚地区经贸、教育中心，也是左翼运动的中心，马来半岛、砂拉越、北婆罗洲（沙巴）及印尼，许多青年都到新加坡求学。他们同时也把新加坡左翼运动的经验带回本土，作为本土左翼运动的借鉴。砂盟的成立便是最佳例证。印尼，特别是其主要都会如椰加达、泗水、棉兰、以及廖内群岛的左翼，除从来自中国的影响之外，主要资源却是取自新加坡。

1960年代马来西亚计划与五邦及印尼左翼互动

1960年代是东南亚冷战炽热的年代。中印半岛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取得长足的进展，法国殖民政权自奠边府一役惨败后已全面败退。作为国际宪兵的美帝国主义肩负起抵抗共产主义延蔓的战斗任务，直接卷入抵御中印半岛的民族解放战争。在北越劳动党的支援下，老挝、柬埔寨、越南南方（或称南越）则掀起迅猛的反帝反殖解放战争。泰国与缅甸也分别开展各自的共产主义革命运动，采取武装斗争，冲击亲美的右翼政府。

印尼苏卡诺总统则采取亲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并实行左倾民族主义政策，印尼共产党获得空前的机遇，不仅发展成为世界第三大共产党，也成为苏卡诺创导的指导民主政体及其“纳沙贡”体制的一员。[“纳沙贡” NASAKOM -- NASionalisme (nationalism民族主义), Agama (religion宗教), and KOMunisme (communism共产主义) ，三位一体的大团结执政理念，简称（NASAKOM）政体]。印尼共产党受容纳进入人民协商会，成为印尼政治的三大支柱之一。印尼共产党受邀入阁，并与中苏建立密切的外交关系，接受中苏的经政与军事援助。印尼共此时已发展成为亚洲第二大共产党，仅次于中共，党员达百万人，在军队中，特别在空军方面有较强的势力。

在新加坡，左翼与人民行动党的统一战线因一系列的政策纲领的分歧，逐渐走向分裂。当马来西亚计划提出后，由于李光耀为代表的费边集团积极主张加入马来西亚，最终导致两者分道扬镳。深受马来亚共产党支持和影响的左翼分子脱离了人民行动党，另组社会主义阵线（简称社阵）这个全新的左翼政党，导致工运、农运、学运、妇运、文运全线分裂。社阵正式与人民行动党分庭抗礼，并采取一系列政治与外交行动，全力抵御和反对马来西亚计划。社阵拥有强大的群众基础，几乎掌握着新加坡工运、农运、学运、妇运与文化战线，人民行动党25个支部，超过半数倒向社阵。原先组织的新加坡职工总会（Singapore Trade Union Congress）因之解散。受左翼控制的红色工会82个领导人，与社阵秘书长林清祥商讨后，组织起新加坡职工会联合总会（Singapore Association of Trade Union 简称SATU），形成强大的工人运动。行动党则另行组织全国职工总会（National Trades Union Congress。简称职总NTUC）团结数量有限的工会。两个依靠政府资源建立的机构，人民协会与建国队，掌控在左翼手中，政府采取雷厉手段夺回这两个组织的掌控权。大分裂后的一年多期间，新加坡罢工次数达153多起，创下战后历史新高。

马来亚联合邦方面，马来亚劳工党、马来亚人民党、社会主义青年同盟以及人民进步党早在1957年8月31日，也就是在马来亚独立、成立马来亚联合邦政府那一天，便联合起来成立马来亚社会主义阵线，作为所有民主社会主义组织的联合阵线，倡议建立马来亚社会主义国度。

砂拉越方面，1960年初期，砂盟已经成功地建立了民族民主统一战线，成立了由各民族组成的砂拉越人民联合党（简称人联党）而开展了如火如荼的独立运动。最初，砂盟或人联党并未与其他地区的左翼建立更密切的联系。

1961年5月 ，由于马来西亚计划的提出，凡受影响的地区的人民都纷纷起而抗争，继而与声气相同的各地区政党取得联系，遥相呼应、相互支持，以壮声势。

可以说，马来西亚计划这个冷战产物的出现，促成了各地区左翼政党的全面合作，也加强了整个地区左翼力量的声势。对马来西亚计划的提出，这地区的左翼对马来西亚计划的看法是：

•	它纯粹为英美帝国主义遏制东南亚共产主义的蔓延而设；
•	它是不折不扣的新殖民主义产物；
•	它旨在阻遏各地区民族民主独立运动；
•	通过其代理人或傀儡政权，继续掌控地区的经政与军事，继续其对各地区资源的掠夺。

而左翼所推动的政治运动，目的是：

1、	摆脱和推翻殖民地统治，争取独立自主；
2、	通过和平宪制斗争途径，建立民主政权；
3、	进行民族民主解放运动，建立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
4、	人民当家作主，掌控祖国资源。

马来西亚计划与地区左翼的政治理想针锋相对、水火不相容。地区左翼自然群起反对、抗争。五邦左翼于是有以下动作：

（1）发起五邦社会主义政党大会

巫统主席东姑鸭都拉曼于1961年5月底颁布了马来西亚计划，立即遭遇五邦左翼政党的激烈反对，马来亚社会主义阵线主席布斯达曼于1961年7月倡议五邦社会主义政党大会，以声讨马来西亚计划的提出。经过多次协调，会议终于在1962年1月26 - 28日在吉隆坡正式举行。参加的政党有：

政党	主要代表
马来亚方面：
马来亚社会主义阵线——
马来亚人民党 .................................	布斯达曼、祝俊雄等
马来亚劳工党 .................................	依沙• 穆哈默、林建寿等
新加坡方面：
星加坡社会主义阵线 ....................	李绍祖、林清祥等
星加坡人民党 .................................	华合、汤永钊等
星加坡工人党 .................................	马绍尔、岑忠民等
星加坡人民行动党 ........................	蒂凡那、易润堂等
砂拉越方面：
砂拉越人民联合党 ........................	杨国斯、田绍熙等
汶莱方面：
汶莱人民党 .....................................	哈必芝• 拉斯曼、乌玛达明等
沙巴方面：......................................	（沙巴无左翼政党）

大会总共通过了十七项议决案，主要反对马来西亚计划的议案共七项，支持北婆三邦自决的议案共三项，其他关于新闻自由、职工运动、团结合作、民主大选、支持印尼等一般性议案共六项，最后一项则是开除星加坡人民行动党。

大会并成立临时委员会以处理如何执行大会议案，临时委员会成员如下：

主席：	布斯达曼	（马人民党）
秘书：	林建寿	（马劳工党）
委员：	（各党各派一名代表）：
	傅树楷医生	（星社阵）
	田绍熙	（砂人联党）
	维拉班	（马劳工党）
	华合	（星人民党）
	岑忠民	（星工人党）
	莫因 • 阿末	（汶人民党）
	达朱丁• 达哈	（马人民党）

其实星加坡人民行动党清楚这个社会主义大会必然全力反对马来西亚计划，但仍然出席这个会议，并在会上企图提出支持马来西亚计划的建议和提案，但遭到其他成员的抵制与指责，最终，各党一致建议并付诸表决，把星人民行动党从社会主义大会开除出去。

（2）全面开展五邦群众抗议、示威、签名请愿运动

英殖民政府在马来西亚计划于1961年5月27日由马来亚联合邦政府首相东姑鸭都拉曼提出后，遭遇众多方面、特别是北婆三邦的强烈反对而成立的民意调查团，由英格兰银行前总监柯普勃德爵士（Lord Cobbold）担任主席，由英国政府及马来亚联合邦政府各委派两名成员组成。他们是槟城首席部长王保尼（Wong Pow Nee）、马来亚联合邦外交部常任秘书、莫哈默•嘉查里•沙菲 （Mohammed Ghazali Shafie）, 前砂拉越总督安东尼• 艾贝尔（Anthony Abell）、前马来亚辅政司大卫•瓦德尔斯顿（David Watherston）。调查团于1962年1月成立。于2月19日抵古晋，作为期两个月的调查。

五邦社会主义政党大会声势浩大，大会的跟进便是各邦左翼政党展开轰轰烈烈的后续行动：如扩大对人民的宣传揭示大马计划的本质、针对英殖民政府与马来联邦政府所推崇的柯波调查团等，组织民众的抗议游行示威、发起签名运动向英政府请愿、向联合国陈词并提呈五党致联合国备忘录等活动。

报告书以柯普勃德（Cobbold）命名，于1962年8月1 日出炉。调查团及其报告书完全无视民意，只字不提由人民联合党及其他团体共同提呈的112,000签名上书。人联党除举行群众大会与发动示威游行外，并提呈一份古晋2万人签名的反大马意见书。此外，各地区也提呈一份共11万4千人签名的反大马意见书。可是，调查团最后竟于7月宣布“大部分人支持大马计划，只有30%的人反对”。8月22日，北婆三邦主要政党砂拉越人民联合党、汶莱人民党及沙巴卡达山民族统一机构议决组团前往联合国向其殖民地委员会申诉并提呈反大马备忘录，反映北婆三邦人民独立的意愿。此举获得联合国秘书处的正面答复，允准出席。三邦代表团原定于12月9日在马尼拉会合后启程前往联合国纽约总部。不料，于12月8日，汶莱人民党发动武装起义，砂沙两地移民厅马上禁止代表团出境，而美国也取消代表团入境签证，北婆三邦人民向联合国申诉计划告吹。

（3）汶莱人民党起义

汶莱人民党起义（西方称之为汶莱政变）是这地区左翼运动的一个高潮。汶莱人民党已经赢得大选，唯一的独立人士也已经同意加入人民党。由于英殖民政权与汶莱苏丹迟迟不让召开立法议会，汶莱人民党便迫不及待掀起武装起义，但却在三天内就让英军抆平，起义失败告终。详情大致如下：

1962年8月30至31日，汶莱举行地方议会选举，四个县共55个席位，汶莱人民党参加所有议席竞选。参与竞选的还有汶莱国民机构（6个议席）、汶莱联合党（一个议席）以及18位独立人士。汶莱人民党赢得54席（其中32个议席无对手），唯一获选的独立人士，最后也加入了汶莱人民党。根据1959 宪法，立法议会设33个议席，16个议席由议会选举任命，9位由汶莱苏丹委任，剩下8个议席，由当然委员充任。按大选结果，汶莱人民党获得全胜，理应占有立法议会16个议席。原定立法议会在12月5日召开，并准备授意阿查哈里组织第一届自治政府。汶莱人民党拟在议会通过要求英殖民政府归还砂拉越、英属北婆罗洲（沙巴）领土主权并成立称为婆罗洲联邦独立政府，不参与马来西亚计划而在1963年宣布独立。此议案遭到苏丹奥马•阿里•萨夫丁三世（Sultan Omar Ali Saifuddin III）反对，而延长开会日期至12月19日。

汶莱人民党事前早已作武装起义的准备，并在印尼军部的协助下，组织了北加里曼丹国民军（Tentera Nasional Kalimantan Utara 简称TNKU）。汶莱人民党原定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之时采取行动，面对英殖民政权与汶莱苏丹迟迟不召开立法议会，于是突然提前发动武装起义，攻打苏丹皇宫、总理住宅、发电厂、蚬标素里亚（SERIA）油田、全境各警署等处，砂拉越第五省林梦（Limbang）等地区卡达央族亦配合行动。英军远东军区司令部早有警戒，事前已经通令两个辜加步兵团48小时待命。此时立即派往前线应战。此外，再派遣第一营的两个连队、以及第99步兵旅的第二辜加来福兵团，由新加坡樟宜英空军基地运往汶莱，当天，辜加兵团救出苏丹。9日，英军发动巴拉姆河（Baram River）区数百名达雅族红羽毛战士、第五省巴里欧（Bario）高原地区的格拉比斯（Kelabit）族另数百名战士、加上当地英籍公职人员、油田技工等构成超过2000名非正规军参与战斗，达雅族及格拉比斯族熟悉山林，精于搜寻踪迹。10日，英精锐部队远东茅尖步兵营以及第99辜加步兵营均陆续到达，起义武装迅速被镇压下来，素里亚油田及砂拉越林梦地区虽为起义军占领，最终在三天内也被英军夺回。到12月17日，起义军基本上已全被瓦解。40名起义军战死，3400名被剿捕，少数逃往印尼西加里曼丹，起义军领袖雅辛•阿凡迪（Yassin Affandi）受伤被捕，起义以失败告终。汶莱人民党主席阿查哈里因身在国外，得以幸免被捕，后逃往椰加达受苏卡诺政权政治庇护，成立北加里曼丹合众国。接着，汶莱苏丹立即宣布关闭立法议会并提出退出大马计划。

新、马及砂拉越左翼政党给予汶莱人民党起义积极的道义支持，并同时对英殖民政府的镇压以予强烈的谴责。

事后，政界与史学界对汶莱人民党的起义真相颇有争议。咸认为汶莱人民党既已赢得大选，假以时日，英政府与苏丹势必非让人民党执政不可，无需发动武装斗争以夺取政权，何以竟匆匆甘冒被全面镇压而遭致失败？从而怀疑汶莱人民党起义是英国情报部所搞的有谋略、有计划的政治阴谋。一方面汶莱人民党大部分党要深受印尼共的影响，态度激进。另一方面，英殖民政府算计汶莱人民党不具军事实力，但却通过专人唆使、从旁协助，力诱人民党党要以武力解决政治纠结。

关于汶莱人民党起义因由一直以来便有不同论述。有人认为这起义纯粹是英国殖民政府的阴谋行动。近期有对前汶莱人民党淡布隆 (Temburong) 支部副财政干尼 • 宾 • 默都兴 (Ghani bin Metussin) 的访谈，他指出当时有英国自愿人士参与汶莱人民党的活动并致力鼓动汶莱人民党采取武装斗争形式夺取政权。近期有前砂拉越政治部主任逖姆 • 哈迪（Tim Hardy）揭露，当时他掌握了汶莱人民党准备武装起义的情报，亲自到汶莱与其政治部主任会面，却不料遭对方拒之门外，说是他们已知情况，无须砂拉越政治部插手。此外，逖姆 • 哈迪并成功策反和收编了北加里曼丹合众国（Unitary State of Kalimantan Utara，简称NKKU）影子内阁的国防部长阿穆德 • 再迪（Ahmad Zaidi Adruce bin Mohammad Noor，1924-2000）。 

汶莱起义既成事实，英军也在三天内便把“政变”抆平，接着，以新、马，特别是砂拉越左翼政党支持政变为由，采取一系列逮捕镇压行动，计有：

   

英殖民政权于1962年6月22日，先行采取逮捕行动，文铭权、黄纪作、王馥英、雷皓莹、陈绍棠、阮春涛、沈钦炎等一批砂盟中央领导和重要干部同时被捕。7月23日，英殖民政权又再逮捕了砂盟另外四位公开统一战线的重要干部，古晋工运领袖田文汉、人联党美里支部执行秘书雷皓明、诗巫支部秘书张荣侨、《民众报》主编陈景益等。

王馥英、陈绍棠、阮春涛、沈钦炎四人出生于中国，殖民当局以“不需要人士法令”将他们驱逐出境往中国。而文铭权、黄纪作、雷皓莹三人出生于砂拉越则以“限制居留地法令”拘留。在拘留期间，他们主动选择前往中国而获得批准，目的在于寻找机会再从中国经印尼潜回砂拉越。

1962年12月11日在砂拉越再次进行大逮捕，林永伦被捕。砂盟中央至此仅剩林和贵一人。除此，英殖民政权在全砂各省以“内安法令”另外逮捕了大批砂盟中层干部与公开左翼人士共49人。计第一省丘立诚等共12人、第二省陈宗明等共4人、第三省黄冠俊等共24人、第四省黄纪邻等共9人。

同时，封禁了砂盟喉舌：古晋的《新闻报》（为文铭权等人于1956年8月1日所创）、诗巫的《民众报》（则于1960年4月25日创刊）、美里的《砂民日报》、（于1961年2月11日创刊）古晋职工总会的机关报《向导》（于1961年9月创刊）。

从1962年3月4日、8月2日、8月12日、11月19日、11月21日、到11月30日、隔三差五连串逮捕了包括文德甲市议员林作栋在内的人、劳两党彭亨、雪兰莪、威省等地方支部及工运要员9人。继汶莱、砂拉越之后，12月16日，马来亚联合邦政府又再展开更大规模的逮捕行动，马来亚社会主义阵线柔佛、森美兰、雪兰莪等支部共9位领导人以及工联会、文化团体及个人共50多人被捕。

接着，英殖民政权更与新加坡自治政府、马来亚联合邦政府泡制的“内部安全理事会”（Internal Security Council）在新马策划另一次大逮捕行动，以期全面摧毁马共与左翼的所有反对势力，为1963年8月31日（后改为9月16日）“马来西亚”的成立排除障碍。1963年2月2日，以代号“冷藏行动”（Operation Coldstore）的镇压行动，实行对新加坡政党、工会、农会、学生、文化团体及个别左翼人士进行全面大逮捕。新加坡李光耀拟就的名单人数多达250人，而东姑所提呈的名单只有25人。英驻新总督认为新马两地政府所提呈名单人数过多，旨在打击反对党，并认为其中许多人其实进行的是合法的宪制斗争的左翼人士而非共产党人。讨价还价的结果，各方同意的名单减至110人，最终逮捕106人。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主要领导人如：林清祥、傅树楷、兀哈尔、曾超卓以及工运、农运、学运、文化团体、校友会等团体主要负责人和积极分子几乎悉数被捕。

面对英殖民政权及其属意的当地民选政府（左翼称为英殖民政权代理人）的残酷镇压和搜捕，新、马两地未遭逮捕的左翼积极分子和马共地下组织成员，在“冷藏行动”前后，纷纷转移到安全地点。马境左翼积极分子及马共地下成员则转移至苏门答腊北部的棉兰，或进入泰南边境，加入马共武装部队；新加坡的地下成员则转移至印尼廖内群岛或椰加达等处。

至此，新、马及砂拉越左翼政党及其各条战线基层组织的领导层极重要干部几乎已关进监狱，马来西亚成立所面对的左翼阻力已全面遭致瓦解，左翼无从再以宪制民主手段开展任何反对马来西亚成立的可能性，马来西亚遂于1963年9月16日正式成立。

砂拉越地下组织砂盟中央，在仅剩一人的情况下，林和贵断然发起武装斗争的号召，发动近500百名成员转移至印尼西加里曼丹，以坤甸等处作为活动中心，联系印尼共及执行对抗政策的印尼军方，并在印尼政府的协助下进行军事培训、准备武装斗争及开展对砂境的地下斗争。

印尼则采取一系列武装对抗行动，除积极支持和培训砂盟军事人员之外，并协助其成立砂拉越人民游击队及提供枪支弹药和其他军事配备；在砂拉越及沙巴与印尼西加里曼丹、东加里曼丹长达数千公里的边境，以北加里曼丹国民军与北加里曼丹志愿军的名义进行军事骚扰和攻击行动。在新、马，则招收兵员、进行军事培训，然后以舰艇运送或以军机空投，在新加坡及马来半岛以游击方式，进行袭击、爆破等军事行动。印尼的军事干预最终因印尼右翼军人在美国中情局的策动下，发动9.30（或称10.1）政变，苏卡诺左倾政权倒台而告终。

新、马左翼政党因有生力量遭遇沉重打击而衰落，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新加坡人民党、马来亚劳工党、马来亚人民党却仍然存在，并在其党报等宣传资料中继续给予马共及砂盟（于1965年9月正式以北加里曼丹共产党名义开展斗争）积极的支持，经常报导其武装斗争的消息及发表马共及北加里曼丹共产党的文告和声明。前述左翼政党，除马来人民党之外，其余均先后在1972年自行终结其组织活动。

结 语

上世纪50及60年代，是东南亚左翼发展最蓬勃的年代。二战导致世界秩序的重大调整，英法帝国主义无从再掌控其殖民地的局势。殖民地人民经过二战的洗礼，在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的冲击下，受到中苏共产主义胜利的鼓舞，纷纷揭竿而起，打着民族主义、社会主义还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大旗，无论通过宪制斗争还是武装革命，试图推翻殖民统治，要求独立自主，建立民族主义共和国还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国度。由于具有共同的意识形态和反帝反殖、独立自主的政治诉求，东南亚左翼自然互通声气、相互支援。特别在面对殖民地宗主国意图继续掌控、继续剥夺自然资源、奴役殖民地人民的政策和措施时，左翼自然形成泛统一战线、采取统一的行动以予抗衡。上世纪五十年代，以第三世纪不结盟运动为主轴，左翼的互动主要基于维护和发展共同的意识形态而互动和支援。

上世纪60年代则因帝国主义采取实质性措施，提出马来西亚计划，意图建立资本主义堡垒、阻隔中印半岛与马来、印尼群岛共产主义对东南亚殖民地区的影响、遏制共产主义在东南亚的蔓延。另一方面，则作为围堵新兴的共产主义中国、形成亚洲南部的包围圈。这自然不利于东南亚地区左翼势力的发展并有碍其政治诉求，因而，从仅仅源于意识形态的互动立即发展为具体的政治互动，从宪制斗争发展到武装革命。

英美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在殖民地采取软硬兼施的两手策略，一方面刻意培育当地的封建与资产阶级为代理人作为民族主义的象征、实施议会民主选举等民主政治措施；一方面对势力日益增长的左翼采取严厉的取缔行动、颁布紧急状态、宣布以共产主义为诉求的组织为非法组织，以紧急法令或内部治安法令进行逮捕和武力镇压。帝国主义与当地政权双管齐下的措施凑效，加上左翼本身过左的意识形态和行动，特别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影响下，导致自身的式微，新、马及砂拉越左翼终于全面走出历史。

【相关链接】

1、林清祥《答问》遗稿片段
2、浅析新加坡左翼运动的兴衰
3、廿世纪六十年代 新加坡左派工运遭遇 问题探索 ——纪念“二•二事件”五十周年
4、《廿世纪六十年代新加坡 左派工运遭遇问题探索》 续篇 ——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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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中”损害了香港的经济发展

“占中”损害了香港的经济发展

作者 / 来源：叶德民 （香港）/ 《南洋大学校友业余网站》

nandazhan.com/zd/pzhanzhong.htm

从9月28日延续至今的“占中”行动，将是怎样的结局呢？
（本文插图说明与小标题为《人民之友》编者所加）

香港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香港有历史以来都是各种派系的较量中心。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布成立，国民党的残兵败将和反共、惧共人士纷纷逃亡香港。上个世纪60年代初，中国的天灾人祸也促使不少人逃到香港，使得香港的派系更形复杂。中国在共产党执政下已欣欣向荣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香港反共、反华的民族败类，宁为洋奴汉奸在英国军情6处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资助下组织了各种反共、反华的社团，他们高举前英国殖民地的旗帜在中国香港的土地上公开展示，他们也公然挑衅保卫中国香港的解放军！民族败类何其嚣张！

香港回归中国以来，热爱祖国的力量和反共、反华捣乱香港的力量就不断地在较量。爱国的力量来自传统的左派，包括工人、商人、宗乡社团和爱国的政治组织，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归侨，这些都是热爱祖国的中国人。英国人统治香港155年，殖民地政府实施百余年的奴化敎育体制，培植了不少反共、反中的民族败类！同时美国中央情报局也在香港培训了一大批反共、反华捣乱香港的破坏份子，以香港作为跳板企图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

“占中”是美国设计的“颜色革命”

地缘政治智库研究员兼作家卡塔卢奇（Tony Cartalucci），在该智库的网站上，发表题为《美国公开认可自己制造的香港乱局》的评论文章，指出美国透过在外的财政、政治和媒体网络，在幕後支援“占中”，目的是要离间香港和北京中央的关系，并以香港作为破坏中国稳定的跳板。卡塔卢奇的另一篇文章《香港“占中”是美国背後鼓动》，指出香港示威者喊出的口号与采取的策略，都可以在美国於其他各地引发的政治动荡和政权变动上找到相似之处。“占中‘发起者的身份、资金来源以及西方媒体的报道都说足以说明，美国的目的是策动香港离开北京中央政府的有效管制，并认为”占中“是美国设计的“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的延续。

港英政府培植的大律师公会等民族败类的社团，更是别有居心地提出香港拥有自治权自然就有剩余权力。港英余孽前香港政务司陈方安生更是主张香港要与中国内地减少往来，於是逐渐去中国化，企图推动港独！然而蚍蜉撼大树谈何容易，香港与内地每天都有数十万人来来往往，罗湖成为世界最繁忙的口岸，中国香港与内地都同属中华大地，民间往来谁也阻挡不了。

香港是依据《基本法》实施高度自治

中国共产党执政下的中国人民已将祖国建设成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并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的怀抱後，港英余孽和反中乱港份子在美国资金的支持下天天在捣乱，模糊了一些香港居民对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认识。中央政府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於今年6月10日发布《一国两制白皮书》，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明确地作出了解释。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中央政府授权香港实施高度自治。中央政府授予香港多少自治权，香港就有多少自治权，香港没有任何的剩余的权力，因为中国是单一制的国家，中央政府对全国所有的区域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行使直接管辖权。中央政府对香港基本法的实施，拥有监督权、解释权、和修订权。

2014年8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李飞就政改决定草案作出说明，强调行政长官由“爱国爱港”人士担任的原则。8月31日，人大常委会正式通过决定，为2017年特首普选方法设下框架，提名委员会要按照第4任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的规定组成，维持1200人，特首候选人规定是2至3人，每名候选人须获得提委会过半数支持，才可以成为正式候选人。人大常委会是国家宪法下的最高立法机构，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制。

“占中”旨在破坏香港的繁荣稳定

在美国资金的策动下，在美国代理人黎智英的策划下，民族败类港英余孽戴耀廷、陈健民和朱耀明等人把自己打扮成“正义”化身、“民主”的斗士来迷惑了部分青少年，并联同所谓“民主”派的立法议员，号召部分不满全国人大常委会於8月31日通过的议决案的偏激青少年。他们开会商讨如何破坏香港的繁荣稳定， 於9月28日发起和平占领香港政治和商业中心的号召来对抗香港特区政府和中央人民政府，这完全是破坏中国法制的非法行为！并为美国代理人争夺香港的管控权制造条件！

所谓“和平占中“只是一片胡言和谎言，9月28日一开始便有部分“占中“人士故意挑衅和袭击警员，引发学生与警察的严重冲突。据警方提供的数字，在过去几天的警民冲突，共有41人受伤，其中有12名警员，这是香港回归17年来罕见的警民冲突！其後旺角“占领区”几乎每晚都发生冲突，殴斗、非礼等案件层出不穷，将整个香港特别行政区折腾了一个多月了！

“占中”造成经济衰退而引起极大民愤

“占中”对股市、楼市和零售、餐饮、旅游等行业以及普通市民生计、生活造成严重负面影响，来港的旅行团数目减少，酒店入住率下降。由於地面交通堵塞，港人都去挤地铁苦不堪言。此外“的士”司机更是损失惨重，每班平均营业收入由950元跌至550元，跌幅达42%。同样小巴司机要绕道而行搭客稀少， 收入减半甚至零收入，讨生活的司机们都怨声载道。中小企业与基层市民的承受能力已经逐渐达到临界点，特别是示威区域的周边小商户，生意大受打击。部分商户在生意锐减以及高昂营商成本的重压下，已出现周转困难，个别小商户更是面临倒闭危机。

根据美银美林的报告，估计香港每天造成的经济损失达1.05亿港元，因此美银美林重新评估香港第四季经济增长预测由2.5%下调至1.5%。“占中”造成香港的衰退丝毫影响不了中国大陆，香港只能被边缘化！

香港市民已将“占中”气焰打了下去

香港所谓的“泛民派”这种妨碍港人讨生活的政治行动已引起了极大的民愤！一批热爱香港的社会人士发起反“占中”的行动，并发动反“占中”的签名运动，已超过183万人签名反对”占中“。同时8月17日近20万港人参与了“保普选反占中大联盟”主办的8.17大游行，将“占中”的气焰打了下去， 也说明了绝大多数的香港居民是热爱祖国和热爱香港的。

占中三子於9月28日启动非法的“占中”行动，同时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也号召老师罢教、罢课，教协无视学生的学业前程，拿学生的学习前程作为代理西方政治的赌注。教协已成为反中乱港代理西方颠覆中国的一个政治组织，受到香港社会各界的严厉谴责，教协不得不呼吁中、小学於10月6日复课！

特区政府与警方相当宽容地容忍这群跟随“占中”三子的年轻人长时间非法占领公众的道路和设施，“占中”持续了一个多月导致旅游业、餐饮业、零售业等诸多行业受损。没完没了的占中行动搞到香港乌烟瘴气，严重地损害了香港的经济，损害了香港人的正常生活，特别是占领区的小商户更受到惨重的损失，居民的生活安宁受到严重的搔扰，苦不堪言！

10月3日旺角的居民忍无可忍，聚集到占中区域与占中者对峙，不同意见的双方互相对骂，最终情绪失控暴发了暴力冲突，警方介入调停。那些高喊“民主”的所谓“泛民派”支持非法“占中”，并一意孤行置全港人民的经济损失而不顾，依然继续在占领区域搔扰居民的正常生活，使到整个香港居民的正常生活受到了不必要的干扰，处处堵塞令出入交通很不方便。“泛民派”似乎只有捣乱香港才能体现他们争取所谓的“民主”，如此不顾人民生活的“民主”还要得吗？其实“泛民派”就是西方企图颠覆中国的代理人！

香港市民必将横扫破坏香港的民族败类

所谓的“民主派”整天高喊口号“争取民主、争取公义”，实际上是利用青少年的狂热和激情，鼓动青少年聚集闹事，走上极端道路。顺我者就是“民主”， 反我者就是反“民主”，这是何等的专制和独裁！将700余万市民的利益作为筹码与中央政府作对，民族败类的用心何其歹毒！树欲静而风不止，号召“占中”三子 已控制不了“占中”的行动，所谓“民主派”的内讧不断，谁也指挥不了谁，占中已陷入群龙无首，各有各的行动，乱成一团糟。占中三子发起的占中已将香港的社 会严重撕裂，必须承担一切的後果与责任，包括刑事责任。形势比人强，民意对“占中”的强烈谴责，已使“占中”陷入困境，极端分子孤掌难鸣，支持者越来越 少，恶毒瘫痪特区政府的目的已经彻底失败！

港英余孽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在香港培训反共、反华的所谓“民主派”，发动“占中”行动的政治目的就是要搅乱香港，企图将香港变成西方的反华基地，从而颠覆中国内地。“占中”不仅使到香港的经济严重受损，还扰乱香港市民的正常生活，更破坏了香港的法制精神，令核心价值荡然无存。所谓的“民主”派破坏香港的所作所为，已引起香港市民的极大不满，愤怒的香港市民必将挥起金刚棒横扫破坏香港的民族败类！

2014/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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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guments about “Did MCP exercise leadership in the May 13 student movement in Singapore?”

Arguments about “Did MCP

exercise leadership

 in the May 13 student movement in Singapore?”

新加坡“5•13学生运动” 有/没有马共领导的争论

•  Picture above shows the event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60th Anniversary (1954-2014) of the May 13 incident in Singapore held at Qian Xi Restaurant Singapore (Paya Lebar). Around 800 representatives from democratic political parties and organisations as well as democrats from Singapore and Malaysia attended the event. Lim Hock Koon, who led Chinese middle school students to petition the Governor seeking exemption for military conscription back in those years and a couple of special guests had delivered important speeches during the luncheon. The book Youth On Trial specially published for this anniversary was also launched on the spot. Two scholars and a Nanyang University alumni had published corresponding commentaries before and after the event respectively.

•  Picture below shows the courageous struggle of the Chinese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here they suffered brutal suppression by the police of the British colonial government when they petitioned the British Governor in Singapore for exemption from national service. They have marked a glorious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Malaya’s (including Singapore) student and mass movements.

【Sahabat Rakyat Editor’s Note】 An argument about “Did Communist Party of Malaya (MCP) exercise leadership in the May 13 student movement in Singapore?” broke out in the 60th anniversary commemoration of the “May 13 student movement in Singapore” this year. This controversy started off recent years when there exist different views on some major historical events and some important figures among those who involved in Singapore student movements in 1950-60s and some social movement activists. The disagreements have become more concretised and more apparent when two scholars published their articles and corresponding individuals made some remarks before and after the 60th anniversary commemoration of the “May 13 student movement in Singapore”. This has drawn the attention of those who had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the anti-colonial struggle and those who are now actively involved in the democratic movement.

Referring to a few articles that have been released and the mouth-spread news, most of the participants in this argument see May 13 as an incident isolated from other related incidents solely based on the situation they understand or materials that they have, and from their own position and perspective. With these, they then drew their own conclusion, some said that “it was (May 13 incident) related to MCP”, some said no; some said “it was led by MCP”, some said no. However, most of those involved in this debate lacked convincing facts or documents to support their argumentations and assertions. This is certainly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ingle-line connection approach of MCP’s underground organisation in the past, and the Lee Kuan Yew ruling clique’s imperious approach of monopolising and not revealing some important confidential documents.

The May 13, 1954 incident was obviously a collective action of Singapore Chinese middle school students petitioning the Governor of the British colonial government to seek exemption from military conscription, which signified the revolt against the National Service Ordinance. The collective action of defending their own rights desperately was rather spontaneous which could hardly be instigated by MCP or anyone. However, it is an undeniable fact that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National Service Ordinance by the British colonial government on 17 Mar 1954, forcing all young men between the ages of 18 and 20 to join the military service was to counter-balance the anti-British armed struggle launched by MCP in Peninsular Malaya. Therefore, today, 60 years after the incident, if someone still insists that the May 13 student movement is irrelevant to MCP, he/she is either ignorant or muddled; otherwise he/she should have his/her own agenda.

The May 13, 1954 incident is not merely an isolated collective action, it is in fact organised, goaled and properly led which had then formed the May 13 student movement. One after another struggle of the Chinese middle school students petitioning to seek exemption from conscription had raised the awareness and promoted the solidarity of the Chinese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nd led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Singapore Chinese Middle School Students’ Union”, creating an effective force in wiping out the enemy. This effective force on one hand joined effort with the school directors, teachers and parents to strive for a peaceful and liberal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the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ducation (including Nan Yang University), and on the other hand joined effort with other forces such as peasant and worker’s movement, women’s movement, cultural movement etc. to struggle hard for the independence of Malaya (including Singapore), to get free from the British colonial rule.

It is an indisputable historical fact that the anti-colonisation struggle of the people of Malaya (including Singapore) since Second World War till 1960s could 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participation or leadership of MCP and its underground organisation. This is also the reason why the British colonial rule and the ruling clique of Malaya and Singapore inheriting the British rule have been treating MCP as their main enemy that needs to be wiped out. Although the armed struggle in Peninsular Malaya and the constitutional struggle in Singapore led by MCP had both failed ultimately, it is flying in the face of the historical fact when the existence and the role of MCP and its underground organisations were intentionally or unintentionally eliminated when discussing about the anti-colonial movement as well as independence and nation-building issues today.

It is worth mentioning that, Phoon Yuen Ming, a young scholar who is keen in the research of MCP’s history has released a rather specific article, entitled “From ‘was it MCP’ to ‘was there MCP leadership’: Crisis in leftists’ explication”, the article has the following assertion:

“But by drawing the line just shows the official’s logic that ‘MCP is illegal’. May 13 is the start of Singapore student movement and even the rise of the leftist forces in 1950s, its status in the history of anti-colonisation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nation cannot be obliterated. May 13 was also the last spiritual bastion of the Chinese school students, therefore it must be ‘fully preserved’ to avoid contamination by MCP. Only by denying the existence and the role of MCP, May 13 will have the chance to be included in the ‘legal’ nation building history. However, when the large leftist camp drew the line with MCP in order to assert its legitimacy, it also means that they accepted the official thinking and explication.” (Editor’s Note: This article was released in Chinese, and the title and this sentence were translated to English by Sahabat Rakyat).

The above-mentioned assertion of the scholar might cause repercussions from some former MCP members or former leftists. 

We hope that publication of the English rendition of the following articles provided by the authors could allow the non-Chinese-educated readers to understand the contents about the arguments and the authors' perspectives on this topic, so that the impact of the arguments can be disseminated more widely.

The following are the contents of the articles on “Arguments about ‘Did MCP exercise leadership in the May 13 student movement in Singapore?’” Please click on the title of article 1 to 3 to view the respective contents. The English rendition of article 4 and 5 are not yet available. We are much obliged if the respective authors could send us the English rendition of these articles as well so that our aspiration to provide the non-Chinese-educated readers with the complete English rendition of these arguments could be materialised. Sahabat Rakyat has temporarily translated the titles into English. We will update them upon receiving the English rendition from the authors.

Table of Contents

1. Chen Jian (C.C. Chin): The Significance of May 13th Student Movement

2. Hong Lysa: Sixty Years on... Commemorating the May 13 1954 Student Movement

3. Yip Tat Mun (叶德民): Commemorating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5.13 Student Movement

4. Chen Jian (C.C. Chin): The History of May 13th Student Movement cannot be distorted!   (五一三学运的历史不容歪曲！)

5. Phoon Yuen Ming (潘婉明): From ‘was it MCP’ to ‘was there MCP leadership’: Crisis in leftists’ explication (从“是不是马共”到“有没有马共”——左派论述的危机)

The Significance of May 13th Student Movement Author: Chen Jian (C.C. Chin) released at Lianhe Zaobao on 13 May 2014  Author emailed the softcopy of this article to Sahabat Rakyat Editor directly.  On May 13th 1954, a student movement of remarkable vigour and effect began in Singapore. This year, we are celebrating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this May 13th Student Movement. With the renewed interest in Singapore’s history, it is extremely important that we re-examine and re-evaluate the history of this movement. On this day 60 years ago, about 1,000 secondary students from Chinese schools across the island of Singapore assembled, and marched peacefully along the hillside of Fort Canning near the Istana. This was intended as a peaceful appeal to the Singapore Governor, who represented the British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and to present to him a petition seeking the exemption of students from mandatory military service. This was in response to the coming into effect of the colonial government’s National Service Ordinance, which required the mandatory registration of those aged 17 and above for potential military service with the British. At this time the Emergency Regulations had been in force for close to 6 years, and British forces were engaged in operations to eliminate the Malayan Communist Party guerrillas throughout the Malay Peninsula. The enlistment was intended to fulfil the British strategy of political estrangement, by using the locals against the locals. The purpose was two-fold, as not only would it create and extend racial disharmony, especially by driving a wedge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the Malays, but would also exp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of different political persuasion.  At that time, the Chinese were divided between pro-Guomindang groups and the pro-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groups which were sympathetic to and supportive of the Malayan Communist Party. The British encouraged the first-mentioned and assisted them to form the Malayan Chinese Association in order to further strengthen the right-wing Chinese constituency. The aims of the National Service Ordinance were absolutely clear. After training, the young Chinese men would be despatched to the battle front to become cannon fodder in the battle against the MCP, so as to reduce  the number or British soldiers lives lost. As early as in 1952, the Penang branch of the Anti-British League had issued a statement condemning the promulg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National Service Ordinance. In Singapore, the May 13th peaceful appeal was suppressed,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used the Anti-Riot Squad to attack and disperse the students. A large number of students were severely injured, while 48 students were arrested. Much of Singapore society was outraged at the brutality employed and the savage treatment of the students. The leaders of th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then intervened and volunteered to mediate with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The students continued their struggle through hunger strikes and gatherings at Chung Cheng High School from May 22nd and in Hwa Chung High School from June 2nd. Following various mediations, the student anti-enlistment campaign reached some of its goals, exposing the ulterior motives of the British in their efforts to divide and rule, through separating people along both racial and clan lines. For this student movement to have organised, operated and successfully achieved its aims, it firstly required a highly efficient and tightly controlled organization. Secondly, the leaders of the organization were a group of strong-willed and noble young persons with strong fighting spirit. Furthermore, they needed to maintain the overall direction of the struggle, while still being flexible in strategy and tactics so as to be able to respond to the constantly changing circumstances during the operation. This organization was none other than the Singapore People’s Anti-British League (SPABL, or ABL) that was formed by the MCP for the continued struggle of the Singapore people right after the declaration of the Emergency Regulations Ordinance in June 1948. The concrete task of  guiding the student movement was carried out by the MCP’s underground Student Movement Working Committee (SMWC). The key figure in the SMWC was Huang Ming-qiang (alias Chow), while his deputy Zhan Zhong-jian (nicknamed Tall Guy Lim) was responsible for directing the overall May 13th Student Movement. Within Hwa Chung High School, it was Xie Yan-hui who oversaw the operations, and a seven-member committee was formed as the leading body. The members were chosen from several high schools including Hwa Chung, Chung Cheng, Nanyang, Chung Hwa and Nan Qiao. The latter three schools were the most famous of Singapore’s girls’ high schools. The committee members were generally key ABL members in the respective high schools, and some were already active MCP members. Several of them later went underground and, at different times, joined the guerrilla force fighting at the battlefront. This seven-member committee was the real nerve centre for the pan-island May 13th movement. It was different from both the secret eight-member committee formed at Chung Cheng and Hwa Chung after the May 13th Incident as well as the 55-member Pan Island Chinese School Secondary Student Enlistment Exemption Delegation selected from eight high schools. These various committees were formed at different stages in response to developing circumstances and situations. Both those on the Right and those on the Left will admit to the remarkable historic significance of the May 13th Student Movement as a major event in the anti-imperialist and anti-colonial activities of the Singapore and Malayan people. However, there are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as to its nature, its historical effects and its place in history. There is little space to fully expound on these issues, but I would like here to offer a brief interpretation and assessment of the May 13th Movement, affirming its remarkable significance and historic importance in Singapore’s anti-colonialism movement and nation building: 1. The May 13th Student Movement was not only a rational and principled student movement directed by the MCP and implemented by the Singapore Anti-British League (SABL), but was actually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Singapore people’s anti-colonial movement. It constituted the first major political breakthrough in the people’s struggle against the British, subsequent to the declaration of the Emergency Regulations. It not only greatly inspired and tremendously enhanced the anti-colonial fighting spirit, but also at a later stage induced, stimulated and expanded a series of struggles for Malayan national and democratic independence. 2. At that time, when under the stringent Emergency Regulations, a gathering of five persons would have constituted a severe offence, the ABL’s secretive operation managed to break through these tight controls. Disregarding and daring to face the severe penalties, ABL managed to efficiently organise the peaceful appeal demonstration as well as the mass gatherings later on at the schools. This not only demonstrated the organisers’ bravery and wisdom, but also showed the students’ bravery and courage.  Under the influence and guidance of great ideals, they dared to face possible sacrifices including being expelled from school, or being deported and thus losing the opportunity to continue their education. They even faced the possibility of being arrested, tortured, and imprisoned, or even being killed. Indeed, they were selfless and willing to sacrifice. 3. The May 13th Student Movement was by far the most influential student-led anti-imperialist and anti-colonialist campaign in Malaya (at the time Singapore and the Malay Peninsula were collectively known as Malaya). The formation of the Singapore Secondary Student Union and the subsequent series of student movements directly stimulated the Pan- Malayan student strike in November 1957 which began in Penang’s Chung Ling High School, and extended all the way south to Johor Bahru’s Foon Yew High School. The strike was aimed at the so-called educational reforms by the Malayan Federation Government aimed at turning all Chinese-medium and English-medium schools into Malay-medium schools. The strike was meant to safeguard the self-supported Chinese education system, but it also became a model for instituting subsequent pan-Malayan student movements. 4. The May 13th Student Movement successfully led the forces of the Left and the anti-colonial petit bourgeoisie, who at that time still had progressive ideas, to join together in the struggle against the colonial power. The May 13th Student Movement in fact brought about 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Left and the returned Fabian socialists such as Lee Kuan Yew, Goh Keng Swee and others. It could be argued that it was the May 13th Student Movement which provided the opportunity and created the political capital and the mass foundation for them. This was especially so in respect of Lee Kuan Yew, for he dared to plead for and defend the students’ actions. This opened the gateway for him to the Left-wing movement, and he became the legal adviser, advocate and spokesman for many Left-wing bodies. This provided him with  the backing of the mass base, and facilitated the creation of  a united front with the Left. The result was the formation of People’s Action Party, which began formidable masses movements that shook the foundations of British rule. This can be considered to be the most beneficial political result achieved by the May 13th Student Movement. 5. Nearly all of the activists of the May 13th Student Movement were later to become key figures in Singapore political movements. The May 13th movement had nurtured and fostered a core of Left-wing cadres, and they later became the leaders of the labour unions, farmers associations, student bodies, women associations as well as the literature and the arts organizations. They included ministers, parliamentary secretaries and active cadres of early PAP government. They all sacrificed themselves, their youth and happiness, for the anti-colonial movement and for nation building in Singapore. They were the real generation of nation builders.

Sixty Years on... Commemorating the May 13 1954 Student Movement Author: Hong Lysa / Source：NanDaZhan http://www.nandazhan.com/lishi/513xy60nl.htm Part 1 May 13 2014: The fantastical version Continuing silence 60 years on? The '60 years on...Commemorating the May 13 1954 Student Movement' lunch gathering was a widely-publicised event, drawing an attendance of over 700. Up to the early 1960s the Chinese middle school students used to mark the day with exhibitions and speeches in schools. On May 13 1954 the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ssembling on the footpaths outside Government House to await the outcome of their petition to the colonial authorities for exemption from conscription ended in state violence inflicted on them. The public display of brutality by the police stimulated the anti-colonial movement in Singapore. Despite the overwhelming response to the 60th anniversary gathering, there would have been some who had reservations about the commemoration. The state narrative of the May 13 events targete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Malaya (CPM) as the mastermind. There would be concerns that the celebration will cause the state to retaliate by bringing the charge of communist party involvement to the fore again. Those who hold this view could well feel that their fears were justified when they opened their copy of Lianhe Zaobao on May 13 and read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May student movement’. The myth of the mighty Communist Party of Malaya The article posits the CPM as the force directing the May 13 events. CC Chin introduced himself as 'an independent scholar working on the history of the left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He is on record (http://s-pores.com/2008/01/ccchin/) as stating that he was from the left, and supported the left-wing movement. His life's work is to build an archive of the CPM, and write its history. CC Chin is a veteran when it comes to publishing on the communist parties in Malaysia. Chin’s Zaobao essay does an amazing feat. Turning Rudyard Kipling's phrase 'never the twain shall meet' on its head, it manages to fuse or rather, confuse what are opposites, and antagonists. His key proposition is that May 13 was masterminded and directed by the CPM. To this end he asserts that the conscripted troops from Singapore were to be sent to suppress the communists. The logic thus is that the CPM would be at the forefront of opposing conscription. The essay also attributed the impressive discipline and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y displayed by the students to CPM direction. * Would it be plausible that the colonial authorities would train and arm Chinese middle school youths among others, and send them into the jungle? * Would it be plausible that only Chinese middle school students protested against the possibility of being sent to fight the insurgency, while those in the English-medium schools, and their parents were not the least concerned? * Would it be plausible that in preparing for such a mission, conscription entailed only part-time training totaling not more than 20 hours in a month? In claiming that the CPM was a vibrant and dynamic outfit, the author lists its chain of command, identifying by name the leader of the party's student committee, its committee member in charge of the May 13 events, and its student leader on the ground. It is obvious too that the organization chart say nothing about actual strength and operational effectiveness. However, while one can debate with the author on his sources, or how he uses them, and his conclusions, these are actually only secondary issues. More significant is how the essay ends. The meeting of the twain CC Chin asserts that the May 13 event won over the petty bourgeoisie and the Fabian Socialist students on their return from overseas, like Lee Kuan Yew and Goh Keng Swee. The PAP was the result of the united front between the Fabian socialists, and the MCP. The PAP wins the 1959 general election, the culmination of the dynamism set by May 13 which the CPM initiated, and with the CPM in a united front. Highlight is placed on the May 13 activists becoming leaders in Singapore's politics, its labour, farmers, students, and women's movement, and it is alleged, their ranks included some ministers, and ministers of state in the early cabinet. This is fantastical, and at best delusional. In the first place, one wonders who were the ministers alluded to. The only possibility appears to be Jek Yeun Thong, appointed minister of labour in 1963 (not 1959) who had come clean with Lee about his CPM membership, and his turning away from the party. Ending the narrative in 1959 saves the author having to explain how the mighty party was put on the run after the PAP expelled its left-wing in mid 1961, and Operation Coldstore, where the PAP arrested en masse communists, leftists and non-leftists--by deeming all of them to be communists. The PAP government has relentlessly called communists Singapore's greatest enemy. Yet in CPM lore, the party's chief enemies continue to be the Japanese invaders and the British colonialists. The CPM’s myth of its strength suits the PAP just fine, and explains why Zaobao would publish an ostensible glorification of the CPM on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May 13. To contemplate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author is unaware of this is to underestimate him. Part 2 50th anniversary: The Mighty Wave contained Roman á clef non grata The fiftieth anniversary of May 13 was marked by the publication of Ju Lang, a historical novel. But it was a non-event at the time. The CPM did not want the book to be circulated. The a roman á clef, was written by Lim Kim Chuan, using his pen name He Jin when he was 69 years old. Lim was elected by fellow-students as one of 9 committee members to negotiate with th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He became a full-fledged CPM member following the May 13 events. He Jin has explained that he chose to write a novel rather than a documentary account for the latter would have involved naming names, and discussing matters directly and openly, which he was not ready to do. In any case, he was a leading short-story writer in his student days, recording the sense of belonging to Malaya, and promoting the art for life literary movement. The protagonists in the novel are two student leaders of the May 13 events who were promoted to full-fledged CPM members after the event. However, they were not carrying out the directives of the party at every turn. In the first place, the students were reacting to events as they unfolded, and the leaders' decisions had to be acceptable to the student body if the movement were to stay united. In the novel, the cell leader of the two protagonists had in any case turned rotten, interested only in a life of comfort, siphoning party funds and exploiting a female student subordinate. He could not be contacted when the protagonists sought guidance, and failed to turn up to conduct the ceremony confirming the two as full members for a comrade had escaped from jail and he was afraid of being caught in the dragnet. The portrayal of this cell leader is the most controversial aspect of the novel. The Party, used to hagiographies, was not open to any criticisms, and its role in the May 13 events cut down to size. Following the attention which the book received when it was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in 2011, a faction of CPM members circulated essays stating that it wanted to render the posthumous justice due to Zhan Zhong Qian, the CPM leader in charge of students, and in command of the May 13 events (also named in CC Chin's piece). The essay also detailed subsequent infighting among the leadership which saw him ousted. At the same time, some former Chinese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sisted on portraying May 13 as a completely student affair, flatly denying even the merest whiff of CPM presence. A former student leader speaking publicly in 2012 on that period of his life left the CPM out of his account. He stuck to his guns that it had no relevance when a member of the audience raised the inevitable question. Ju Lang was thus taboo to both sides, and the translation of the novel into English in 2011 was cause for unhappiness on their part. It evidently touched raw nerves. The uncompromising compromise Like CC Chin's account, Ju Lang ends on an ostensibly high note: the PAP's victory in the 1959 election: 'Singapore politics entered into a new phase. The people looked forward to a new social order. These young men and women too waited expectantly to assume their new tasks!' While He Jin ends Ju Lang with the PAP victory, his Afterword spell out the reasons for what can be seen as the compromises he had made. He Jin explains that he waited till he was in retirement before writing the novel as he did not want to trigger off a 'political minefield'. An early draft was rejected by the publisher -- 'it stuck too rigidly to historical facts'. The second draft elicited the comment that the novel should be 'more positive'. The Afterword confronts the issues head-on: It is well known the Chinese middle school movement in the 1950 was influenced by the underground. Hence it is not possible to write about the students' movement without dealing with the underground organization. However, many do not know of the complexities of the underground organization. This is an inevitable outcome of a situation where the enemy is overwhelmingly stronger. There was a wide disparity between the strength of the British colonialists and the people of Malaya (including Singapore)... Taking the Singapore underground as an example, it suffered serious damage. At one stage, the Town Committee had only one surviving student committee. Despite this, and in the low tide of the armed struggle, the mass movement in Singapore miraculously developed into a mighty wave. The young people in our country had inherited the fighting spirit of their forefathers in the anti-Japanese struggle and in addition they were inspired by the objective conditions created by the high tide of the national liberation movements in the Afro-Asian countries. The young people who threw themselves into the movement initially thought naively that those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revolution were all good men and women. They did not realize that there were unsavoury characters who failed to undergo self-criticism when they held power...These people degenerated in the complex political situation. He Jin's contribution has been vilified by both the Party of which he remains a member, and by former May 13 student comrades. Yet it is this novel that has given the most complex and reflective historical account of the event, challenging the self-denial by the Party and the ostrich approach of some former student leaders. Instead of being suppressed, there needs to be many more narratives, recollections and reflections that supplement, complement, interrogate, qualify, challenge or demolish Ju Lang. The former students who reject historical assessment find themselves continuously fearing that the state would be provoked to raise the issue of the CPM's presence in May 13. The CC Chin essay in Zaobao proves their point. But only if they continue to allow such writings to intimidate them, rather than to break away from the constricting state discourse that Singapore history of the 1950s and 60s is a matter of arguing who is a communist and who is not, or whether the CPM is behind this or that. Part 3 60 Years on...Commemorating the May 13 1954 Student Movement 10 years on from Ju Lang The most significant aspect of '60 years on...Commemorating the May 13 1954 Student Movement' was that Lim Hock Koon was invited to give a speech at the event. He gave a familiar, dutiful account of the day-to-day, week-to-week development of the May 13 events. The significance lay not in what he had to say, but the fact that Lim Hock Koon is no other than the main protagonist in Ju Lang. The entrenched taboo has been broken. Lim is also one of the main villains in that fiction posing as history, Dennis Bloodworth, The Tiger and the Trojan Horse. Like He Jin, he became a full CPM member following the May 13 events. He was on the run from the authorities, and was detained from 1970-1979. Lim Hock Koon did not simply recount past events. His final note was not about the triumph of 1959 but the betrayal. He ended with the words of his brother Dr Lim Hock Siew: Like a gigantic tidal wave, these (May 13) activists swept the PAP into power in 1959, hoping that the newly formed political party would bring about political freedom and social justice to our people. But it was not to be. Subsequent repressions conducted by the PAP after it came to power proved to be more ruthless and relentless than those carried out by the colonial rulers and they have to be seen through and through as a massive political betrayal in Singapore history. But Lim Hock Koon saved the last lines for himself, exhorting in particular the younger people present: 'Destiny is in our own hands, we must struggle and be prepared to sacrifice if we want to realize our dreams'. What the archives have to say Dr Poh Soo Kai's speech extended the time-frame to bring in the conjoined University Socialist Club members and the Fajar trial, the burgeoning the trade unions, mentioning in particular Jamit Singh, and the Hock Lee Riots, and citing Dr PJ Thum's confirmation that the Special Branch reports in the UK for 1954-55 state that the MCP did not instigate May 13, nor the Hock Lee Bus strike and riot. Dr Poh also revealed that two individuals whose cases he read in the Colonial Office files were likely to be agents provocateurs in the Hock Lee riots. Dr Poh reserved his final point for advising Lee Kuan Yew to apologise to Lim Chin Siong for never ever clearing Lim's name when he knew full well that Lim had told the highly worked up people attending the rally on 25 October 1956 NOT to 'pah mata'(beat the police) rather than the opposite. The Lim Yew Hock government deliberately twisted Lim's words to justify detaining him. Dr Thum has recently found the transcript of Lim's speech in the Special Branch files. The commemoration lunch was a social event, and constant chatter went on while the speeches (which are in the commemoration publication) were made. However, even those busily catching up in conversation with their friends were paying sufficient attention to the speeches and broke into applause when Lim Hock Koon and Dr Poh brought their talks to the present situation. But the link to the present was delivered most vitally not by the 'old left'. The younger left The gathering was organized by Maruah and Function 8, and Lim Hock Koon expressed appreciation on behalf of the May 13 Generation for the gesture of respect shown to them. In a moving short film re-enacting a student-led study session during the camp-in at Chinese High, young director Jason Soo had the students reading a fable from Aesop in their English language lesson. In 'The Eagle and the Arrow' an eagle was fatally shot by an arrow whose shaft included a feather from its own plume. The proceedings of the day ended with a rousing choir and mass singing session of the repertoire of 5-13 songs, which are regular fare for the many alumni and community choir groups that meet regularly. The energy of 5-13 reverberated through the vast hall. Another group was scheduled to sing, but their item was cancelled as there wasn’t enough time. But the song was sung after all. As people were moving out of the restaurant, they were greeted by a Hokkien song, sung with much gusto and good cheer by three Function 8 members. It was in the familiar tune of "I love Malaya". Re-titled 'Song of the Students' the first line goes: Bo liong sim aye zeng hu lang, Hai see liao tak chay lang  Our heartless government Destroy the lives of students Function 8 members had learnt it from former Singapore Polytechnic students who were arrested and detained in 1976. Perhaps we will now be seeing updated lyrics to that tune, which reflect our times. And we will be hearing songs sung to this tune for decades to come.

Commemorating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5.13 Student Movement Author / Source : Yip Tat Mun 叶德民（Hong Kong） / NanDaZhan http://www.nandazhan.com/lishi/513xy60zn.htm I had the honor to present in person at the grand occasion of Celebrating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Singapore May 13 Student Movement hosted by two Singapore human rights organizations Function 8 and Maruah on May 13.  As I entered the venue, first came into my view was a book sale at the reception where a number of historical books printed in recent years were on charity auction and many a participants were keen to make contributions. Going further inside, there was a white screen behind the platform, with the theme in shining red, which reads:  "May 13 Student Movement…..60 Years On". The entire auditorium was fully packed with a feast of 78 tables. Friends from different quarter shook hands warmly and caught up in conversation with each other cordially. A grand occasion indeed! Members of the Function 8 and Maruah were English-educated younger generation. They are the enthusiatic workers in defence of basic human rights. They learn from historical books the heroic and touching student movement of the Chinese school students who dare to struggle in defence of their own interests over half a century ago, and the predecessors of last generation who paid significant cost and sacrifice for the cause of national self-government and independence. This batch of English-educated human right workers think that there is a need to commemorate and learn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fighting for human rights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ago, while at the same time encourage the younger generation of Singapore today dare to say ‘no’ to the irrational system. Function 8 and Maruah commemorate the May 13 Movement in the form of feast gathering and pay their lofty respect to the older generation who had scarified for Singapore! Lim Hock Koon, one of the May 13 Student Movement leaders, gave a dutiful account of the whole process and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movement. Then Dr. Poh Soo Kai recounted the labour and student movements over half a century ago. He asserted that the workers and students of those days were forced to revolt against the colonial authority in defence of their basic human rights and that were exactly the reasons behind the occurrence of strikes and unrests. Dr. Poh cited Dr. PJ Thum’s confirmation that the Special Branch’s reports for 1954 to 1955 disclosed that the MCP did not encourage the 5.13 student unrest, nor did they the Hock Lee strikes, and yet the Singapore authorities today still slanderously accuses the legitimate resistance of the students and workers as instigated and masterminded by the MCP. The venue played a slide show of photographs which showed police’s violence against the students, followed by a short film screened by young students today showing scenes of a studying session of students 60 years ago during the camp-in. It is remarkably true to life and strike resonance greatly in the hearts of the audience, especially amongst the grey-haired participants who were deeply moved! When the choir sang the commemoration song of ‘The Students’ Rank is Invulnerable”, “We love Malaya” to mark the ending of the proceeding, with a chorus of “Unity is Strength” joined by all participants, a seething emotion aroused to climax. Everyone was reluctant to part! C.C. Chin, the independent researcher working on the history of the Left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wrote on May 13th an article entitled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May 13 1954 Student Movement” on Lianhe Zaboao, the mouthpiece of PAP Government. I wonder if it is a coincidence or a co-ordination. He pointed out that "the successes of an organized student movement, its operations and accomplishment of the goal of the struggle are inseparable from an efficient and tightly organization...... This organization was the Singapore People’s Anti-British League instituted by the MCP since the declaration of the Emergency Regulations in order to persist in the struggle in Singapore. He also pointed out that the main leaders of the May 13th student unrest were Ng Meng Chiang, Chiam Chong Chian and a Mr. Chia.  Furthermore, he commented that the May 13 Student Unrest was not only a movement led by MCP and performed by ABL Students, but also virtually an important episode of Singapore people’s anti-colonial movement. The crucial point of C.C. Chin’s article is that he asserted, without any substantial evidence, the May 13 Student Unrest was entirely instigated, organized and guided by the MCP. Perhaps he derived his conclusion from an interview with a ‘Mr. Chia”! On May 24th there was another article entitled “A Reflection of the May 13th Student Movement" on Lianhe Zaobao which gave full support to C. C. Chin's assertions and conclusions." What a bustling day indeed! It also supports Dr. Poh Soo Kai’s contention at the commemoration gathering that "yet the Singapore authorities today slanderously accused the legitimate resistance of the students and workers as instigated and masterminded by the MCP." I would like to quote from Lim Kim Chuan (He Jin)’s book “The Mighty Wave” in which the author maintained that "the May 13 student unrest was initiated spontaneously under the pressure of the situation. The individual underground units of the Students Committee lag far behind the situation. The underground organization has to catch up with the situation and participate actively ". Lim Kim Chuan was one of the leaders of the May 13 student movement and forthright in character. I believe in Dr. Thum’s substantial evidence as quoted by Dr. Poh, the fact as pointed out by Lim Kim Chuan, and also what Mr. Lim Chin Joo had pointed out two years ago, when he responded to a question raised by an audience in his talks at the "Nostalgia of the hillocks, echoes of the history" forum: "It was hundreds of batons knocked on the students’ heads on that very day of May 13 that woke them up, and gave rise to the masses movements......".

【Links】

1、新加坡“五一三”事件图片集 / Scenes of May 13, 1954 in Singap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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