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混淆华人文化与政治认同
作者 / 来源：新加坡文献馆
（上图与说明取自网络资料，为《人民之友》编者所加）
李光耀对华文教育知识分子的深度憎恨，使其在有关之描述中，摆脱不了含沙射影的恶劣习惯，往往会通过暗示和联想，去刻意塑造华人社会的负面形象。李光耀回忆录中有关华校生的一段简短文字，就是一个扭曲社会现实的鲜明例子。
“9月13日政府宣布，它准备采取行动，封闭任何不遵守学校条例的学校…。
总督列诰爵士大吃一惊。9月21日向立法议会讲话时，他表示对有人指政府采取反华人的政策感到痛心。他说，政府无意同化华校和把它纳入殖民地的教育系统。共产党人知道，总督的计划是要制止他们的颠覆活动，事实上却提供了机会，使他们能利用爱国事业把所有受华文教育的团体团结起来。他们聪明地把问题歪曲成为：胁迫华校英化，摧残华族的文化、语言和教育。在华人心目中，尤其是对新加坡受教育不多的百万富商和店主来说，这些都是神圣的民族遗产。从中国传来的许多热烈赞扬建设成就的报道，对中国如何转化为一个伟大的国家进行描绘，把他们给迷住了。而正当中国重新焕发青春活力，应该成为各地华人恢复自豪和自尊的源泉的时候，英国人似乎正准备剥夺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殖民地政府误闯了文化雷区。如果政治部当年有受华文教育的官员，能感受到新马两地的沙文主义社群的脉搏，他们就会提醒总督，采取行动时应该更敏感、更谨慎。“
在此，李光耀把殖民政府、共产党、华人文化教育、爱国主义、中国政府、华人沙文主义，串联起来，编织了一篇共产党领导华人对抗英国人的故事。但是，历史事实却并非如此。
首先，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把华校生学潮归咎于共产党的煽动，那是否定了殖民政府政策对华人社会的漠视与歧视的现实。华文教育只是华社面对的诸多困境之一。华社与殖民政府之间的矛盾由来有自，有着比共产党更长远的历史。换言之，社会矛盾是来自不合理政策的必然结果，不是因为共产党在煽风点火。
殖民政府有意同化华校和把它纳入殖民地的教育系统是一个既定方针。英国人胁迫华校英化，摧残华族的文化、语言和教育是一个鲜明的事实，并非共产党意图扭曲。
其次，李光耀通过把共产党、华人文化教育、爱国主义、中国政府、华人沙文主义，串联起来的目的，是意图不良，别有居心。
关心华人文教的社会团体并非唯独共产党。用李光耀本身的话来说，‘华校董事会基本上分成反共集团、骑墙派和共产党的同路人，一旦政府准备控制他们，他们便团结起来反对政府，连民族主义的国民党报纸也支持他们。 ’
可见，华社组织不是铁板一块。国民党在华校办学方面有着最悠久的历史，也有深厚的影响力，是华社的一个主流派系，更是反共集团的一个重要成员。
英国人在开埠新加坡的初始，原本采用欧洲人惯用的甲必丹制度，仅数年后改用委任华社成功商人为侨领，到了1906年，中华总商会成为华人社团的发言人。二战后，总商会代表华人向英国人提出要求公平待遇的诉求。
此外，华人的宗乡组织也是一个在华人教育，医疗，喜庆，丧葬，等等社会福利方面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事实上，华文教育体系就是宗乡组织的政绩。
和其他合法华人组织相比之下，备受英国人围剿的共产党只是地下活动，有着很大的外在环境局限性，只能隐蔽式的影响部分华校的一些师生，和华人职工会。由于无法公开活动，其对整体华人社会发展大方向的影响却是有限。
因此，李光耀把华校学生运动归咎于共产党，一来是高估了共产党的动员能力。另一方面，则是低估了其他华社对华校的影响力度。当然，无视英国人的不公平对待华人文化教育是社会动乱的根本，那更是罔顾事实。
其三，把华校生摆放在爱国主义，新中国政府成立，华人沙文主义的框架下，影射华校生效忠新中国，是对华校生的一个严重诽谤。
按回忆录，当日本人围攻新加坡的时刻，李光耀本人是躲在戏院里头逃避现实。稍后，日治时期，李光耀是日本人的一名谍报员。在此，对历史事实的莫大讽刺是，一个完全没有保护新加坡土地意识，并且背叛新加坡本土利益的李光耀，竟然倒打一耙，反而质疑和指责，在前线抵抗日军入侵的华校生没有爱护新加坡的国家意识。
华校生的爱国主义是为保护新加坡领土而做出个人的牺牲。这一段完全没有争议的历史，纪实了华校生的国家概念是保护新加坡领土。
在此，李光耀完全无视华校生对保护新加坡领土而做出的个人牺牲，反而意图不良的指责和污蔑华校生效忠新中国。这是极为不当，更是有失国家领导人应有之公平正义的体面言行。
新中国的崛起，对华校生而言，这是对一个原本被殖民政府歧视为落后，和备受西方文明欺凌的中华民族文化的正面肯定。一名华人为自己民族文化的成就感到欣慰和骄傲，是一件非常自然而然的正常事情。因此，华校生对新中国的崛起而感到鼓舞，是理所当然，也是无可厚非的。这纯粹是民族文化上的认同。
李光耀理应区别什么是政治效忠，什么是文化认同。这是两个不尽相同的概念。
所以说，把华校生在民族文化上的认同，刻意扭曲为华校生在政治上效忠新中国，并且进而影射效忠新中国和认同中华民族文化，就是华人沙文主义的说法，在在的把文化认同恶意的混淆为政治效忠。李光耀是颠倒是非，指鹿为马，诬陷华校生。
“9月13日政府宣布，它准备采取行动，封闭任何不遵守学校条例的学校…。
总督列诰爵士大吃一惊。9月21日向立法议会讲话时，他表示对有人指政府采取反华人的政策感到痛心。他说，政府无意同化华校和把它纳入殖民地的教育系统。共产党人知道，总督的计划是要制止他们的颠覆活动，事实上却提供了机会，使他们能利用爱国事业把所有受华文教育的团体团结起来。他们聪明地把问题歪曲成为：胁迫华校英化，摧残华族的文化、语言和教育。在华人心目中，尤其是对新加坡受教育不多的百万富商和店主来说，这些都是神圣的民族遗产。从中国传来的许多热烈赞扬建设成就的报道，对中国如何转化为一个伟大的国家进行描绘，把他们给迷住了。而正当中国重新焕发青春活力，应该成为各地华人恢复自豪和自尊的源泉的时候，英国人似乎正准备剥夺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殖民地政府误闯了文化雷区。如果政治部当年有受华文教育的官员，能感受到新马两地的沙文主义社群的脉搏，他们就会提醒总督，采取行动时应该更敏感、更谨慎。“
在此，李光耀把殖民政府、共产党、华人文化教育、爱国主义、中国政府、华人沙文主义，串联起来，编织了一篇共产党领导华人对抗英国人的故事。但是，历史事实却并非如此。
首先，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把华校生学潮归咎于共产党的煽动，那是否定了殖民政府政策对华人社会的漠视与歧视的现实。华文教育只是华社面对的诸多困境之一。华社与殖民政府之间的矛盾由来有自，有着比共产党更长远的历史。换言之，社会矛盾是来自不合理政策的必然结果，不是因为共产党在煽风点火。
殖民政府有意同化华校和把它纳入殖民地的教育系统是一个既定方针。英国人胁迫华校英化，摧残华族的文化、语言和教育是一个鲜明的事实，并非共产党意图扭曲。
其次，李光耀通过把共产党、华人文化教育、爱国主义、中国政府、华人沙文主义，串联起来的目的，是意图不良，别有居心。
关心华人文教的社会团体并非唯独共产党。用李光耀本身的话来说，‘华校董事会基本上分成反共集团、骑墙派和共产党的同路人，一旦政府准备控制他们，他们便团结起来反对政府，连民族主义的国民党报纸也支持他们。 ’
可见，华社组织不是铁板一块。国民党在华校办学方面有着最悠久的历史，也有深厚的影响力，是华社的一个主流派系，更是反共集团的一个重要成员。
英国人在开埠新加坡的初始，原本采用欧洲人惯用的甲必丹制度，仅数年后改用委任华社成功商人为侨领，到了1906年，中华总商会成为华人社团的发言人。二战后，总商会代表华人向英国人提出要求公平待遇的诉求。
此外，华人的宗乡组织也是一个在华人教育，医疗，喜庆，丧葬，等等社会福利方面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事实上，华文教育体系就是宗乡组织的政绩。
和其他合法华人组织相比之下，备受英国人围剿的共产党只是地下活动，有着很大的外在环境局限性，只能隐蔽式的影响部分华校的一些师生，和华人职工会。由于无法公开活动，其对整体华人社会发展大方向的影响却是有限。
因此，李光耀把华校学生运动归咎于共产党，一来是高估了共产党的动员能力。另一方面，则是低估了其他华社对华校的影响力度。当然，无视英国人的不公平对待华人文化教育是社会动乱的根本，那更是罔顾事实。
其三，把华校生摆放在爱国主义，新中国政府成立，华人沙文主义的框架下，影射华校生效忠新中国，是对华校生的一个严重诽谤。
按回忆录，当日本人围攻新加坡的时刻，李光耀本人是躲在戏院里头逃避现实。稍后，日治时期，李光耀是日本人的一名谍报员。在此，对历史事实的莫大讽刺是，一个完全没有保护新加坡土地意识，并且背叛新加坡本土利益的李光耀，竟然倒打一耙，反而质疑和指责，在前线抵抗日军入侵的华校生没有爱护新加坡的国家意识。
华校生的爱国主义是为保护新加坡领土而做出个人的牺牲。这一段完全没有争议的历史，纪实了华校生的国家概念是保护新加坡领土。
在此，李光耀完全无视华校生对保护新加坡领土而做出的个人牺牲，反而意图不良的指责和污蔑华校生效忠新中国。这是极为不当，更是有失国家领导人应有之公平正义的体面言行。
新中国的崛起，对华校生而言，这是对一个原本被殖民政府歧视为落后，和备受西方文明欺凌的中华民族文化的正面肯定。一名华人为自己民族文化的成就感到欣慰和骄傲，是一件非常自然而然的正常事情。因此，华校生对新中国的崛起而感到鼓舞，是理所当然，也是无可厚非的。这纯粹是民族文化上的认同。
李光耀理应区别什么是政治效忠，什么是文化认同。这是两个不尽相同的概念。
所以说，把华校生在民族文化上的认同，刻意扭曲为华校生在政治上效忠新中国，并且进而影射效忠新中国和认同中华民族文化，就是华人沙文主义的说法，在在的把文化认同恶意的混淆为政治效忠。李光耀是颠倒是非，指鹿为马，诬陷华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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