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析新加坡左翼运动的兴衰 |
作者/来源：叶德民（香港） /南洋大学校友业余网站
【《人民之友》编辑部按语】本文作者叶德民（左图），1961年新加坡华侨中学高中毕业，1964年进入南洋大学念化学系，曾任化学学会秘书，1965年反对《王赓武报告书》被开除学籍。在李绍祖回返社阵、推展“革命路线”初期，受委为摩棉支部秘书兼花拉办事处主席。现居香港，担任南洋大学香港校友会（义务）秘书，文章多见于多伦多《南大站》。他关注新马华人的社会动态和遭遇问题，本文是他最近发表的一篇专题文章。
作者在本文中着重提出，马共在抗英民族解放战争中犯了以下的严重错误：二战日本投降后，在莱特《八大主张》指示下，马来亚共产党接受马来亚再次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人民抗日军不得抵抗英军登陆，并接受英国军政府的管制，解散了“人民抗日军”和“人民委员会”并上缴武器，解甲归田。作者虽然在文章中作出了“以陈平为领袖的马共对英殖民统治者还是抱有幻想”的批判，却只引述陈平《我方的历史》第177页所言“对於我作为党的新领袖来说，官方正式承认党为合法组织，是马共的基本目标”这句话简单带过，而没有针对陈平领导下的武装斗争或政治活动作出具体分析，或许作者会在较后时期再做补充。
作者通过对二战以后新加坡的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宪制斗争以及政党政治等方面的重大事件的阐述和梳理，来分析新加坡左派社会政治运动（包括马共领导的地下组织和公开阵线活动）的状况，让人们可以清楚看到新加坡左派力量由微弱转向强盛，再由强盛转向式微以至最后消亡而让一党独大的政权父传子延续到今天合共55年的因由。
作者在本文中强调指出，“一位极右政党的党棍，摇身一变成了一名左翼社会主义人物，整个新加坡的左派阵营，以及马共几乎都相信李光耀是一位反对殖民地主义者，是左派的可靠朋友，这种相信导致左翼日後遭受惨重的损失。”、“新加坡自治邦政府举行第一届立法议会大选，整个左翼以及马共都决定放弃人民党、工人党等左翼的政党，转而全力支持“形左实右”的人民行动党。认为这麽做相对来说对整个左翼运动和反对殖民地主义会带来好处，这个战略似乎有点异想天开。”
作者对新加坡左派领导让李绍祖重返社阵和让极左思潮泛滥成灾提出深刻的反思和尖锐的批判，他说，“将社阵的领导权交给李绍祖，社阵的发展前景堪虞！历史的进展过程，客观地证明了社阵在李绍祖的领导之下，不是走向团结而是走向分崩离析！不是走向兴盛而是走向衰亡！”、 “1965年李绍祖归党领导社阵23年就将社阵送进历史！”作者理应深入分析，究竟是由哪些人决定将社阵的领导权交给李绍祖？又是哪些人怂恿了李绍祖推展“革命路线”和“极左思潮”？
本文作者在很多重大历史事件上，都肯定了马共及其在新加坡的地下组织对新加坡左派运动的影响和作用，但也在几个具有关键意义的事件上，有意或无意地切割了马共及其地下组织或外围组织的影响和作用。无论如何，本文无疑是一篇探索新加坡左派运动问题颇有独特见解的文章，值得推荐给国内外反抗霸权统治、争取民主人权运动人士参考，以避免重蹈覆辙。
本文篇幅颇长，除“引言”和“小结”外，编辑部将它分为五个段落并添加标题如下，方便读者依据章节进行点击、分段阅读——
| 引言 | |
| 第一章： | 马共与马来亚（包括新加坡）人民抗日与反殖民主义斗争 |
| 第二章： | 二战后新加坡社会政治运动与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的出现 |
| 第三章： | 李光耀利用左派的支持并在1959年赢得新加坡自治邦政权 |
| 第四章： | 李光耀露出右派的真面目并在1963年对左派进行残酷镇压 |
| 第五章： | 独立后李光耀对付左派变本加厉 而李绍祖将社阵送进历史 |
| 小结 | |
引言
以反共意识为主导的一些著述，以及新加坡大学的个别学位论文，作者都是带着意识形态的偏见，从反共的立场出发来评述左翼的组织及其活动，甚至运用殖民地政治部的档案资料，以及反对殖地统治的政治拘留者的口供作为依据，牵强地将马共的组织套在新马左翼运动，以及一些左翼团体的头上。这些论文欠缺客观科学的论证，这些作者显然是亲殖民地主义和西方帝国，有意或无意间为统治者镇压左翼运动提供官方理据，为西方帝国及亲西方统治者涂脂抹粉。
社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有机联系体，社会上有着各种各样不同的政治观点和派系活动，彼此都不可避免地起着互相影响的作用。在探讨新马学生、工人、 政党等左翼运动的历史中，应该探索为何会产生了左翼运动，其产生的根源在那里，以及参与左翼运动这些群体本身的主观意愿是什麽！
共产主义运动就是反对殖民地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是人民的正义运动，而共产党是左翼阵营里众多组织中的一个组织。不应该主观地认定左翼运动都是由马共所组织，是马共的外围组织。即使这些组织中有马共的党员参与其中，并和马共有着紧密的联系，也不能科学地证实这些组织是受马共所领导的，尽管他们彼此之间确实是起着互相影响的作用。
关於新加坡左翼运动的式微，方壮璧在《天若有情谈笑间》一文中提到“起决定作用的是斗争双方的力量对比”、“胜败当然可以一搏，但强弱悬殊又是客观事实”。另有一些看法归咎於受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形成极左的斗争路綫，遭受英殖民地统治者及其继承者无情镇压所致。还有一些看法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後，不再积极支持马共的事业，并在1981年关闭了湖南长沙四方山的马共电台。笔者认为上述这些因素确实是影响了新马的左翼运动，但不是根本的决定因素。 须知，任何左翼参与人民革命事业的斗争，双方的力量对比，从来都是由强弱悬殊开始的。革命事业的领导只要不盲目迷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权威，靠自家的力量，按自家的实际国情，制定斗争路綫的战略和策略，既符合人民的利益要求和客观发展的规律，人民革命的力量就能由弱变强，进而取得最後的胜利。
新马任何反殖的斗争路綫只要威胁到殖民地及其继承者的统治利益，就必然遭受无情的暴力镇压，因为这是殖民地统治者及其继承者的本质使然。黑人领袖曼德拉是全世界公认的温和份子，依然被美国中央情报局协助南非白人殖民地统治者镇压了27年！扞卫西方利益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府，在1987年以践踏人权的《内部安全法令》通过“光谱行动(Operation Spectrum)”镇压一批争取民主和人权的天主教徒。这批民主人士的辩护律师是萧添寿，他曾任李光耀政府的副总检察长，曾经协助人民行动党政府，对付华校中四罢考的学生运动。萧添寿在协助李光耀政权时完全违背了自由、民主、人权的基本原则，竟然把共产党的煽动套上中四罢考的学潮，这完全是“莫须有”的责难。这批民主人士与新加坡左翼运动根本毫无关联，只是违背了李光耀的政治权益，遭受李光耀政权冠以“莫须有”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进行镇压！
以近代中国革命历史为例，苏联十月革命的成功自然影响中国，中国共产党第一届代表大会的代表代良莠不齐，其中5人在往後的革命道路上叛党。中共的某些领导人盲目崇拜和迷信国际共产的权威，对於异议者予以套帽子、打棍子的打击，来巩固领导人出於私慾的所谓“权威”。在双方力量对比强弱悬殊时，照搬 苏联十月革命的模式，使得中共遭受惨重的失败和损失。毛泽东却不受外来“权威”的影响，而是按中国的实际国情进行革命，通过革命斗争实践的验证，提出枪杆子出政权和在广大农村发展力量的指导思想，挽救了中国共产党。在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强弱悬殊时，建立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军事斗争路綫。在日本军国主义侵占中国时，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全中国建立广泛团结大多数各阶层民众的统一战綫，尽力争取国民党爱国将领迫使蒋介石联合抗日。在抗日战争中不断深入敌 後农村和山区组织群众，不断积蓄民众支持抗日的力量，以壮大自己抗日的武装部队，以实际行动争取全国人民支持和接受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按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不断通过客观实践的检验，毛泽东在1940年1月提出《新民主主义论》。提出“中国共产党必须与所有反对帝国主义的阶级联合起来组成抗日统一战綫革命”。抗日战争胜利後，以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为核心，联合所有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反对蒋家王朝的各个阶级，致力於共同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获 得各阶层人民的支持。不到4年的时间，终於在中国大陆成功推翻了蒋介石拥有数百万美式装备的王朝，联合各民主党派组建了新中国。
中国革命的历史事实充分证明外来的影响和当局的镇压都是外因，绝对不是成败的根本因素，只有中国革命的内部因素，领导人的素质才是成败的决定因素。同样新马的左翼运动受到中国革命和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以及当局强大的恐怖镇压等都是外因。新马左翼运动的内部因素，领导人的素质才是决定新马左翼运动成败的决定因素。回顾新加坡战後的扼要简史，可以浅析左翼运动兴衰的因由。
笔者简短、扼要、客观地表述战後新加坡左翼运动所发生比较重要的一些事情，除了一些事情的连贯性之外，笔者基本是按年序来陈述左翼运动中的学生、工人、文化人士以及政党等客观事实。通过这些客观事实的演化过程中所产生的客观效果和结果，人们可以清楚看到左翼力量由弱转向强盛，再由强盛逐渐转向式微！
反思左翼运动的发展离不开各级左翼领导干部所制定的策略和战略，这些策略和战略构成了左翼运动的发展路綫。另外，殖民地统治者及其继承者的镇压，国际形势的发展，特别是亚洲以及新加坡的客观情势等，都影响着新加坡左翼运动发展路綫的制定。还有左翼领导者如何制定路綫的智慧，这都影响左翼发展路綫的成败！
|
第一章：马共与马来亚（包括新加坡）人民抗日与反殖民主义斗争
共产党就是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主义的政党
探索新加坡的历史，不可不涉及马来亚和马共的历史，否则就不完整。共产主义运动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主义，最终要达到消灭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主义。所以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主义必然不允许共产主义运动有任何生存的空间，总会不惜一切运用高压的白色恐怖手段，甚至恐怖军事手段来扑灭任何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马来亚共产党成立於1930年4月30日，一开始便遭受英国殖民地政府的无情镇压，马共的天敌就是英国殖民地政府。马共面对强大的殖民地镇压机器，艰难地进行地下的非武装活动，协助组织职工会争取改善生活的斗争，参与学生开展健康的文化活动，帮助妇女团体争取应有的权益，组织抗敌後援会，积极支援陈嘉庚领导的筹赈会活动。残酷的殖民地政府无情地采取白色恐怖手段，不分青红皂白地对任何有嫌疑与共产党有关的老百姓进行逮捕、监禁、驱逐出境，甚至处死。
马来亚共产党与英军合作共同抗日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8日，山下奉文率领的日军进攻马来亚东北部的哥打巴鲁，掀开了进攻马来亚的序幕。此时日军攻势凶猛，英军节节败退，马共抓住了机会向英军提出联合抗日的主张。9日，殖民地当局在新加坡与马共达成双方合作抗日的协议，由英军在新加坡设立101 特别训练学校，对马共的志愿人员进行军事训练。1942年1月10日，马共在双文丹成立了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一大队，正式在马来亚广阔的森林里拉开了抗日游击战争的序幕。而十余万英军节节败退，英军总司令白思华於2月15日在新加坡高举白旗投降，结束了在马来亚的殖民地统治。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军则继续在马来亚的土地上抵抗日本侵略军。在三年零八个月的抗日战争中，抗日军越战越勇，部队由数百人发展到超过万人的力量，马共的非武装组织也日益壮大遍布全马的各个角落。日本投降後，人民抗日军即迅速开进城镇接管政权，并成立“人民委员会”担负起社会治安管理工作。
马共与英国殖民地合作的基础消失
日本法西斯宣布投降时，马共的武装部队在全马各地占据非常有利的战略位置。马共与英军合作的前提是抵抗共同的敌人日本，日本战败投降後，马共与英军的合作基础就自然消失，双方的关系自然就会转化为敌我的矛盾。殖民地统治者是马共的死敌，毫无疑问重返马来亚的英军是马共最大和唯一的敌人。基於 1942年2月15日，英国结束了马来亚的殖民地统治，抗日战争後期，马共领导人理应制定一个符合马来亚各民族利益的革命路綫，组建一个独立民主的马来亚，迅速开展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綫运动。争取马来民族左派的同时也应争取各州苏丹的合作，在马共强大武装的基础下，只要各州苏丹在合作上得到合理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的保证，苏丹和封建贵族与马共合作一起抗击英军的登陆完全是可行的。
日军投降，在马来亚的土地上，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军是国际公认的、合法地在马来亚与法西斯作战，为马来亚争取自由、民主、独立的武装部队。马共完全可以发动群众，以及领导部分投降的日军，展开全面抗拒英军重新占领马来亚的战争。这是马共堂堂正正领导马来亚各民族和各阶层人民反对殖民地主义的正义战争，是一场完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公义的战争。战争一开始英军无法迅速从欧洲调动大部队来马作战，而英军在二战时投降日军就已结束了对马来亚的统治，英军重占马来亚是侵略者，完全处於被动的战争格局，马共的武装力量完全掌握战场的主动权。可惜马共错过了这个大好的机会，马共总书记莱特认为英军是战时盟友，不应与之为敌。在莱特《八大主张》指示下，马来亚共产党接受马来亚再次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人民抗日军不得抵抗英军登陆，并接受英国军政府的管制， 解散了“人民抗日军”和“人民委员会”并上缴武器，解甲归田。英殖民地当局则承认马共为合法政党，英军最高统帅还颁发荣誉勋章给马共的军事指挥员，马共欣然接受英国人的继续统治，遵循所谓“和平宪制”来进行公开的活动。
陈平对马共历史的反思
由新加坡 Media Masters Pte Ltd 出版的《我方的历史》第105和107页，陈平提到在阅读莱特指示马共中央於1945年8月25日公开发表的《八大主张》文件时的内心感受，“当我阅读这份还没发布的纲领草案时，我的心开始下沉”……“我意识到这个纲领明显是个为了讨好重返的英军的无趣动作”……“杨果的笔记及他的口头解释加深了我的失望。他说莱特在会议中提呈了一份指示，该份指示基本上和他在十个月前於双卜丹所说的是180度的转向”（笔者按：“十个月前说的”是指马共的《九大纲领》）。陈平的回忆说明，当时陈平的内心深处在质疑马共总书记莱特《八大主张》的和平路綫。第108页，“那是8月25日，党内的革命情绪从来没有如此沸腾高涨，我们大多数的游击部队，在过去的七天内，已经作好准备继续战斗，这次的对象转成了英殖民军队”，陈平的这段回忆说明马共广大指战员已作好与英军作战的准备。第109页“许多日本军营放出讯息，他们愿意转到我们这一边，并把大量的军火武器一起带过来”……“日本的突然投降给予了我们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把整个局势扭转成我的优势，然而我们却没有好好把握它，我们还把它给丢弃了”，陈平客观地深刻反思了这段尘封的历史，认为当时没有好好把握机会，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来抗击重返马来亚的英军。而当时所有的马共高级干部，确实是欠缺魄力，欠缺独立思考的素质，来研判《九大纲领》和《八大主张》两条截然不同的斗争路綫，只能无奈地盲目遵循党领袖莱特出於私慾的错误和平路綫！1947年莱特被揭发是叛徒出逃後，陈平接掌总书记一职。《我方的历史》第177 页，“对於我作为党的新领袖来说，官方正式承认党为合法组织，是马共的基本目标”，也说明了以陈平为领袖的马共对英殖民统治者还是抱有幻想！
英军再次占领马来亚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英军统帅蒙巴顿迅速宣布要再次占领马来亚，成立马来亚军事管制政府，全权负责日军受降事宜，并向唯一在马来亚抗击日军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发布命令，不得进城接受日军投降。在马共的充分合作下，9月4日英军在马来亚西北部槟榔屿登陆，5日登陆新加坡，12日蒙巴顿亲自抵达新加坡接受日军投降，完成了英军对马来亚半岛的重新控制。
经法西斯战火的洗礼，亚洲人民渴望独立自由的民族意识普遍高涨，争取民族独立，反对殖民地统治的民族主义火焰到处燎原。印度、缅甸、越南、印尼、柬埔寨、寮国等地人民前仆後继地争取民族独立，先後击溃了殖民地统治者，成为民族独立的国家。整个亚洲的反殖形势大好，鼓舞了马来亚(包括新加坡)各族人民争取民族自治、独立的决心。
英军在马来亚共产党的充分配合下，轻易地重新军事占领马来亚，英国人得以在马来亚的土地上立足，再次实施殖民地统治。马共被承认为合法政党，可遵循《和平宪制》来进行活动。西方列强的军事、经政和文化的综合力量，占据了所谓“和平、自由、民主和人权”的道德高地，西方的这些道德不过是一种麻痹人民意志的精神鸦片。历史充分地证明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主义从来都是以军事力量作为後盾，通过残酷战争暴力来攫取他们需要的利益，所谓《和平宪制》不过是烟雾而已。历史事实也充分有力地说明马共在莱特认敌为友的误导下，制定实施与英军“和平”合作的战略路綫是错误的，陈平已在《我方的历史》中反思了这段历史， 指出莱特《八大主张》是错误的和平路綫。
英国人重占马来亚的宪制进程
英国在马共的合作下，重新牢牢掌控马来亚的统治，实施所谓《和平宪制》框架。马来亚各族人民纷纷组织起来，成立了许多政党以及进步社团，以和平的方式，团结起来争取民族自治和独立，摆脱殖民地统治。这些政党除了马来亚共产党，还有马来国民党、马来青年觉醒团、马来妇女觉醒团、马来亚农民阵綫、泛马职工总会、人民抗日军退伍同志会、马来亚民主同盟等左翼政团。
1946年1月22日英殖民地发表《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新宪制白皮书，受到以拿督翁为首的马来封建集团的强烈反对。4月1日马来亚联邦成立，曾德宣誓就任马来亚联邦总督，结束了英国军事政府。各州苏丹拒绝参加曾德的就职典礼，抗议马来亚联邦宪制白皮书，同时马来贵族及其追随者帽缠白带致哀7天。英国人意识到马来封建贵族集团是保护英国人利益的好伙伴，转向与马来封建贵族集团，以及右翼马来种族政党的合作，继续商讨有关马来亚的宪制。
1947年4月1日，英殖民地公布《联邦宪制建议书(The Federation of Malaya Agreement)》俗称蓝皮书，取代白皮书，引起全马各族人民的反对。全马人民为了达到广泛的团结来形成巨大的力量，组成泛马人民联合行动理事会 (AMCJA) 和以马来人为主的人民力量中心(PUTERA)。这两个联盟的组织於1947年7月，一致通过了《人民宪章(Perlembagaan Rakyat)》要求取代英殖民地政府的蓝皮书，并得到土生华人资本家陈祯禄的支持，成功地联合工商界包括印度族商界，於10月20日发动了全马总罢市，以显示各族人民的意志和力量，这是战後新马左翼力量达到最高峰的时期。狡诈的英国人面对澎湃的反殖力量，继续拉拢马来封建贵族集团，以及右翼种族政党来撕裂人民的团结，拒绝了《人民宪章》的建议。一意孤行的英国人於1948年2月1日强行实施《联邦宪制》，新马从此被分割，引起人民更大的不满，进一步掀起反对殖民地统治的滚滚浪潮。反殖运动波涛汹涌铺天盖地而来，加上战後人民在水深火热极为恶劣的生活环境下，工人们为了争取基本的生活权益，全马各地的工潮此起彼落，人民的抗争沉重地打击了英国人的政治和经济利益。
英国实施法西斯的“紧急法令”
英国殖民地政府收买了马来贵族集团，以及以种族为主的政党後，1948年6月20日宣布全马(包括新加坡)进入紧急状态，实施“紧急法令”剥夺各族人民的自由、民主和结社的基本权利，严厉限制所有的政治活动，封闭各民族所有反殖左派工会和社团。无须罪证军警可到处抓嫌疑人，无须法庭的审判便可拘禁任何嫌疑人，拘捕了成千上万的反殖精英。全面镇压波澜壮阔、气势磅礡的反殖力量，企图扑灭遵从和平宪制争取民族独立的反殖运动，从而延续殖民地的统治和确保英国人的政治、经济利益。
马共被英国殖民地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莱特误导下的所谓“和平路綫”彻底破产。马共只好走进森林，重新拿起武器号召人民武装抗击英国殖民地的统治。此时英国人已重新牢牢掌控马来亚的统治，殖民地统治者指控马共是叛乱者，出动英军是在进行戡乱而不是战争，无须承担战争的责任，完全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这与日军投降後，若马共敢於领导各族人民武装抗击英军登陆的战争，显然整个战争的格局是完全不一样！
森林游击战争爆发後，整个马共组织和武装部队完全处於被动的状态。英国殖民地当局动用所有的媒体，展开丑化马共的宣传攻势，占据了社会的舆论高地。英国殖民地军事指挥官布里格斯(Briggs) 在1950年下半年实施《布里格斯计划》，指控马共为叛乱的“恐怖”份子，极积推行所谓“新村”的集中营规划，将森林周边的村民全部赶到集中营，过着自由受限制的军事管制生活，《布里格斯计划》沉重地打击了马共游击队的情报和给养。1951年10月5日，马共的小股游击队在福隆港的一次伏击战斗中，偶然击毙英国殖民地驻马最高专员葛尼。即使此战振奋了马共的士气，但马共部队依然处於非常被动的挨打局面，为了生存不断地往北撤，最终在马泰边界泰方的山区建立了根据地，马共公开宣布其武装部队不是针对泰国政府及泰军。
泰南的居民以华族村落和马来族村落为主，马来族村落有分离主义份子对抗泰军。泰南山区环境复杂，马共的马来部队获得马来人的同情，华人部队经常保护华族乡村的安全，因而护得华人的支持，泰军和英军及其继承者马军都无法通过军事手段消灭马共的游击队。
英国的去殖民化政策
英国殖民地统治当局面对新马人民声势浩大争取独立的形势，不得不策划去殖民化的政策，推行逐步走向自治和独立的宪政，积极培养亲英国和西方的统治者，以便保护英国人的利益。马来亚联合邦於1955年7月举行议会选举，在殖民地当局高压操控下的宪制选举结果，由巫统、马华和印度国大党等以种族为主的政党联盟获得胜利，在殖民地当局安排下组织了自治政府。1955年12月28日，以马来亚首席部长东姑鸭都拉曼为首的代表团和以陈平为首的马共代表团在马来亚北部吉打州的小镇华玲举行和平谈判。这次和谈由於东姑鸭都拉曼毫无诚意，只是利用马共作为赴英伦独立谈判的筹码，所以和谈失败，森林战争继续。
终结森林战争
上个世纪60年代末，马共北马局的肃反斗争引发了内部分裂，到了70年代开始分为三派，即北马局的马共中央、革命派和马列派。马共的内斗大大削弱了马共的力量，这是确切的客观效果。基於派系的原因，原八支的“革命派”和十二支二区的“马列派”也各有各的盘算，迟至1983年12月5日，两派终於取得协议并凑成马来西亚共产党，正式宣布与马来亚共产党分道扬镳。1987年马来西亚共产党中的革命派和马列派先後各自与泰军谈判後，决定停止武装斗争上缴武器，承认泰国宪法获准在泰境建立友谊村，重返社会的正规生活，马来西亚共产党的活动只有4年就走进历史。泰国政府、马来亚共产党和马来西亚政府都想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来结束战争，三方的代表在泰国南部合艾市举行和平谈判，1989年12月2日，三方签订《合艾和平协议》。马共下山放下武器终结武装斗争，获准在泰南建立和平村定居，接受泰国宪法。另有三百多位前马共成员获准返回马来半岛定居，接受大马宪法，马来亚共产党的历史不足60年。
英军在马来亚犯下恐怖的战争罪行
马来亚在森林战争期间，英军为了隔断马共游击队与老百姓的接触，将老百姓住了几十年的家园放火烧毁，将数以百万计的老百姓驱赶到所谓“新村”的 集中营生活，剥夺了老百姓的基本人权，实施法西斯的军事管制。1948年12月12日，英军在雪兰莪州峇冬加里(Batang Kali) 蓄意屠杀手无寸铁的橡胶园胶工，他们集体被英军以极不人道的方式屠杀，酿成惨绝人寰的恐怖惨案，英军在马来半岛犯下的滔天罪行罄竹难书。1952年5月 10日英国《工人日报》刊登一个英军左右两手提着被杀害马共游击队员头颅的照片，一些女游击队员被击毙後，还被剥光衣服淫辱，这是何等的残暴，种种确凿的 证据证明英军才是马来亚森林战争中真正的恐怖份子。探索历史还原真相，同时也是对当年英国殖民地残暴统治的控诉。今天马来半岛民间社会成立了“追讨英军屠 杀罪行工委会”，誓要通过司法途径坚持打一场跨国官司，誓为当年惨遭英军无辜屠杀的受害华族村民讨回历史公道，道歉赔偿，同时也揭开尘封的历史，认清殖民地统治者的残暴面目教育人民。
|
第二章：二战后新加坡社会政治运动与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的出现
海峡殖民地新加坡
新加坡是马来亚的经济和政治中心，英军统帅选择了在新加坡接受日军投降，成立军事政府。基於亚洲人民普遍觉醒以及马共的配合，军政府成立了谘询委员会，象徵性地谘询民意来管理新加坡，成员包括马共代表和各界人士。军政府容许人民生活拥有较大的自由空间，允许组织政党和社团，以此麻痹人民的反殖情绪，暂时缓和民情，以便巩固殖民地政权。马来亚共产党当然是新加坡的第一个合法的政党，此外，马来亚民主同盟成立於1945年12月21日，它是由各民族以及各种政治派系(包括马共)组成的一个政治联盟，成员包括左、中、右的政治派系都有，大部分都是受英文教育者，主席是何亚廉律师、秘书长是林丰美，其他成员有约翰伊峇、林建才、陈书然、新加坡马来人协会主席阿都沙末、国民党代表陈祖南、马共代表伍天旺以及马来国民党的代表等等，他们都接受了一个共同的政治纲领。
马来亚民主同盟的八大纲领：
• 一、争取自治的马来亚，并留在英共和联邦内。
• 二、 成立一个民选代表所组成的立法议会。
• 三、 不论什麽种族，性别，宗教和财产，年龄达21岁的公民都有投票权。
• 四、 完全的人身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
• 五、 进行教育改革，包括提供免费小学、中学和技能教育。
• 六、 实施社会保险计划，包括全国的免费医疗服务。
• 七、 改善人民生活水准。
• 八、 马来亚人就业机会一律平等，铲除肤色歧视。
1946年4月3日，英国恢复统治新加坡後的第一任总督金森就任，英国殖民地民事政府取代英国占领军的军政府，民事政府设有殖民地行政议会和以殖民地官吏为主的立法议会，形成了战後统治新加坡的殖民地机构。
1948年3月20日，新加坡总督金森主导下，立法议会举行第一届选举，通过选举选出六位立法议员。在殖民地官吏操办下，新加坡九十余万人口仅有二万一千余名合法登记选民，民主同盟和职工会等左翼政团抵制了这次不民主的选举。选举期间成了支持选举和反对选举的宣传战，参与投票的登记选民也只有一万四千余人，以黎觉为首的亲殖民地极右翼进步党取得了三席，其他独立人士三席。
“紧急法令”下的新加坡
战後物质奇缺，人民生活极为艰辛，工人示威抗议和工潮频频发生。殖民地上层社会所谓的“民主”游戏，第一届立法议会选举後的3个月，英国殖民地统治当局实施“紧急法令”，宣布马来亚共产党为非法组织。24日，警方首次行动搜查职工总会、新民主青年团印人分团、司机工联会等，逮捕5名印度人、两名华人。马来亚民主同盟於24日宣布自动解散。马共星市委於9月间成立“星洲人民抗英同盟会”。英殖民当局通过“紧急法令”抓捕了数以千计反殖运动的积极份 子并驱逐出境，大部分的左派工会和文化社团都被封闭，白色恐怖笼罩了整个新加坡社会，左翼反殖力量遭受严酷摧残。
1950年期间，马共在新加坡仅有的三名市委相继被捕，其中2人(包括书记)叛变，副书记陈夏被驱逐到中国。马共组织遭受严重的破坏，幸存“学生委员会”属下的个别单位和以铁锋(黄福光)为主的单位(地下武工队)各自独立进行反殖活动。据《方壮璧回忆录》附录一〈天若有情谈笑间〉指出，方壮璧在 “学委”个别单位照顾下隐藏起来，编写马共地下报纸《自由报》的工作，马共组织已陷入群龙无首各自为战的境地。当时几乎所有幸存的工会和社团的活动陷入低潮，社会上弥漫着一股郁抑的气氛，但各族人民争取民族自决和独立的意志依然在内心中燃烧，无法熄灭。这是殖民地统治者与人民无法调和的矛盾，只要殖民地统治存在的一天，反对殖民地主义的左翼运动和组织就必然会出现，因为产生左翼运动和组织的社会根源，是来自英国殖民地的统治。人们参与左翼运动和组织的主观意愿是结束殖民地统治，由人民当家作主。
铁锋(黄福光)被捕後成功逃狱，再次被捕就被驱逐出境，随後其单位由於叛徒的出卖被瓦解。“星洲人民抗英同盟会”在幸存个别“学委”的独立领导下，依然顽强活跃於地下，为反殖运动和工人运动播下火种，为星火燎原的左翼运动增添动力，殖民地统治当局无法将其扑灭。为了配合左翼运动大张旗鼓公开发展的形势，1957年马共解散了“星洲人民抗英同盟会”，同时停止出版《自由报》。
英校大学生的政治觉悟
1949年殖民地政府将新加坡莱佛士学院和英皇爱德华七世医学院合并成为马来亚大学，目的是更有效地培育殖民地的高级公务员。然而大学的图书馆有着范围极广的各类英文书籍和世界刊物，包括报导世界各地的政治局势，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政治思想论述的参考书。一些大学生通过阅读这些读物，普遍都认识到亚洲各地人民反对殖民地主义，争取民族自治的斗争是正义和不可抗拒的。大学生因而关注新马反对殖民地主义和争取独立的形势，一些马大学生兴办了 《马来亚胡姬花》刊物，反对殖民地主义，宣扬民族自治，引起了殖民地政府的注意。
1951年1月，殖民地警察逮捕了数十名受英文教育的高级知识份子，他们反对殖民地统治，涉嫌与“星洲人民抗英同盟会”有关。警察同时进入马来亚大学校园，逮捕涉及民主刊物《马来亚胡姬花》活动的大学生，马大学生会为此进行筹款活动，协助被捕学生筹措法律经费。英文教育大学生的活动受到了压制， 学生内心感到愤慨，深深不满英殖民地当局的所作所为，民主意识和言论自由的情绪高涨。一些学生领袖包括 Rajakumar、林福寿和傅树介等，依然充满勇气冲破沉闷气氛，酝酿成立学生公开论政的组织。
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的成立
1953年2月“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终於成立，它的章程明确表明在公开和宪制环境下活动，宣扬社会主义思想，反对殖民地主义，同时以马来亚意识为基础广泛团结各族人民，并包容各种不同的政见，研究马来亚的团结方法。因此首届“俱乐部”的主席是王赓武、秘书长是 Oorjitham、财政是傅树介、S. Woodhull 是出版秘书，其他成员有 Rajakumar、Hashim sultan 等人。不久出版了刊物名称为《俱乐部喉舌》，1954年2月改名为《华惹(Fajar)》。1954年5月10日《华惹》第7期刊登了一篇社论“对亚洲的侵略”，该社论表达了对殖民地统治的不满，以及整个区域要求摆脱殖民地桎梏而情绪高涨，触及殖民地统治者的敏感神经。5月28日警察进入马大校园，逮捕了 《华惹》编辑部的8名成员，企图通过殖民地的司法手段来打压大学生的正当活动，以煽动罪控上法庭。俱乐部设立“华惹辩护基金”作为官司的经济基础，主要捐献者还包括李光前和陈祯禄，这充分说明了开明的资本家也积极支持正义的反殖社会民主运动。这份由受英文教育大学生办的《华惹》是新马重要的左翼刊物，是华校中学生和南大学生喜爱的读物，直到1963年2月才被查禁。
《华惹》案订於1954年8月23日至26日审讯，主要辩护律师是著名的女皇律师布里特 D.N.Pritt，他的助手是李光耀。在双方律师陈词後，法官 F.A.Chua 认为控方指控《华惹》煽动的表面罪状不成立，宣判所有被告无罪释放。《华惹》案的判决令人雀跃，在“紧急法令”下，通过司法的斗争让人们更有信心地宣扬民 族主义，增强人民的决心去争取民族独立和反对殖民地主义。
“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成立不久，Oorjitham 和马大学生会一些成员以及其他学生，包括陈成发、陈蒙鹤、林使宾、林福寿等人，联同吉隆坡工艺学院、沙登农业学院和师训学院等组织了“泛马学生联合会 (PMSF)”。1954年5月“泛马学生联合会”声援了华校中学生申请免役的5.13学潮，支援“华校中学生联合会”的成立，并接纳其为成员之一。 1956年南洋大学成立，南大学生会也成为“泛马学生联合会”的成员。这些受英文教育的高级知识份子与华校学生建立了密切、互动的良好关系。各种源流的学生运动走向互相支持和团结的局面，促使受英文教育、马来文教育和华文教育等源流的年青人团结在一起，形成“紧急法令”以来新加坡反对殖民地统治的各种源流的学生运动空前大团结，一浪推一浪走向高潮。
华校学生运动
新马的华文教育完全是自强不息、自力更生，靠全体华人社会全力支持才得以生存和发展。日治期间学生学业中辍，战後华人社会迅速全力复办华文小学 和中学，许多华人子弟纷纷报读华校。华校生很多都是超龄生，他们深受中国五四运动的影响，思想比较成熟。又亲身经历日本法西斯3年零8个月的统治，寻求民族独立的思想如春天田野的绿草四处萌芽。英国人重返势力尚未稳固，报读英校的学生远远少於华校生。据统计1948年新加坡的学生总数为101,125名， 华校生占57.45%，英校生占32.95%。
殖民地政府为了更有效地统治新马，逐步限制言论、集会、结社、出版和报章印刷等自由。在教育方面颁布《十年教育计画》，以行政措施倾全力发展英文教育，培育殖民地政府的公务人员，另一手则全面打压民族教育的发展，企图压制民族主义蔓延。
面对华文教育被殖民地当局迫害和打压，以及华校毕业生在职业上的不平等待遇等，华校生不满殖民地统治的情绪自然比较高。同样华文中学的校长和老师受中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一般都比较开明和开放，在校长的支持和指导下，学生都按西方议会的民主程序，组织成立“学生自治会”，学生实习自我管理，在学校生活中锻链自立和组织的能力。在“学生自治会”的领导下，校内开展许多健康文娱活动，包括壁报的出版，学术的研究和探讨。展开戏剧、舞蹈、歌咏等演出活动，有时假期还组织郊外野餐等促进同学的情谊。学生也组织了消费合作社来经营书籍、文具、学生日常用品等，来减轻学生生活上的经济负担。学生在学校的自治生活和互助友爱的精神，竟被殖民地的政治部认为与共产党的活动有关联，触动了殖民地当局敏感的嗅觉，因此华校学生往往成为殖民地警察关注和调查的对象。
1948年5月，华侨中学“学生自治会”联同其他华文中学的学生在华中的大礼堂举办盛大的游艺晚会，同时举办五四运动的历史资料展览等一系列活动，来纪念1919年5月4日以北京学生为主争取民主和科学，反对北洋政府卖国的学生运动。当时中国共产党还未诞生，不可能将共产党的帽子套进这场席卷中华大地的学生运动。华校学生追求民主和科学的正当活动，竟引起殖民地当局的不满，对华侨中学及董事会施加政治压力，薛永黍校长被迫辞职。1949年10月底，在殖民地当局压力下，“学生自治会”被迫宣布解散。1949年12月，警察进入育英中学逮捕了数名学生和老师，紧接着深夜警察搜查了华侨中学、南洋女中和南侨女中的学生宿舍。1950年5月31日，警察进入华侨中学校园搜捕学生，导致多位教师和数十名学生被捕和开除学籍，同时查禁了学生宿舍。在当局的白色恐怖打压下，华校学生普遍都弥漫着恐慌、无奈的气氛。还好“学生自治会”解散後，学生追求自由和民主的意志坚定，各种文艺兴趣小组依然坚持活动，化解了同学不少的忧郁情绪。同时学生为了维护华文教育，协助一些贫困的同学继续求学，普遍都自觉、自发地通过各班的代表组织“助学会”，发动大规模的助学运动，通过捐献竞赛，通过学生的义演和互助友爱的活动来筹集资源，成立助学金帮助交不起学费的清贫同学。
1951年政府举办初中三会考，会考制度是通过考试淘汰一些学生，限制学生升上高中继续求学，无形中影响了华校学生的人数，压制华校的发展。会考遭受华校学生的抵制发动罢考，学潮期间当局又开除了百余名华校学生，其中包括林清祥和方水双。
反对黄色文化运动
1953年新加坡接二连三发生了数宗奸杀案，这是极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这是殖民地统治者为了麻痹人民，纵容黄色文化四处泛滥造成了社会恶果，发生极为严重侵害妇女的犯罪案件，引起民众的极大愤慨。基於色情文化泛滥的社会背景，受华文教育有正义感的青年和工友、华校中学生以及妇女团体，都义不容辞地发起反对黄色文化，并联同其他民族一道开展反对色情文化的社会运动。大家都努力开拓健康文化的途径，好让健康文化充满整个社会，压制黄色文化的蔓延。各种健康文学艺术活动应时而生，许多文艺刊物如雨後春笋，其中以《人间》、《耕耘》、《荒地》、《蕉风》……等等最受工人和学生的欢迎。这些刊物的内容丰富多彩，有评论、散文、诗歌、小说、小品以及美术等等。此外，一批高、初中毕业生在叙别晚会成功演出之後，商议筹组成立“华文中学毕业班同学艺术研究会”。 “艺研会”举办了各种健康而又有意义的文娱活动，获得许多年青的工人和学生参与。
陈六使先生在福建会馆的联席会议上倡议创办南洋大学，获得新马华社各阶层的热烈响应，整个社会翻腾起来，各行各业都为筹建南洋大学开展筹款活动。南洋大学的创建，是为华校学生升学打开了大门。为南大建校基金筹款，是华校学生的当然责任，纷纷组织游艺晚会义演筹款，每一场的演出都座无虚席，好评如潮，为反黄运动作出贡献。整个反对黄色文化运动是一场伸张健康文化，压制邪恶淫风的社会运动。华校学生是反黄运动的主力军，同时在反黄运动的过程，也是教育年青学生和工友的过程，更是一个团结民众的社会运动，也为反对殖民地统治的群众运动打下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五一三学潮
1954年3月17日，殖民地当局在媒体公布“国民服役法案”，凡年龄在十八至二十岁男性包括学生，都得前往登记国民服务，於4月5日开始登记，5月12日截止。如果适龄学生尚未登记的，都得着令退学，并受殖民地刑法的处分。为了争取读书求学的基本权利，全星华校学生行动起来，联合包括女校的同学，开展签名运动提出要求免役诉求，并准备呈函当局恳请在求学期间豁免服役。新加坡代理总督顾德通知於13日下午3时约见8名中正中学学生代表，下午2 时半左右，近千名华校中学生齐集在克里门梭律皇家山公园旁边，秩序井然，静候学生代表的佳音。下午2时55分，突然有三辆镇压暴动的警车驰至，百余全副武装的警察列队走向学生队伍，欧籍警官下令学生於2分锺内解散，对话中，警察突然冲向学生队伍，采用暴力手段强行驱散学生，造成数十名学生头破血流，抓走 40余名学生。这是学生维护和争取自身权益的和平诉求，却遭到殖民地警察野蛮警棍的对付。当时有千余名市民围观，对警方的粗暴行动极为不满！反对殖民地主义的怒心在心中燃烧！
第2天，各大媒体全面详细报导学生流血事件的经过，并将多张学生被暴力对付的相片刊登在报上。全新各大社团和市民从媒体得悉学生流血事件的经过，纷纷表示同情学生，谴责警方的暴力行动。中华总商会参与斡旋，协助学生申请缓役，马来亚大学学生会、泛马学生联合会和国际学生联合会等声援华校学生的诉求，向殖民地当局提出抗议，要求公开调查流血事件。当局无视社会的声音，无意缓和学潮，宣布华校提前放假。5月22日，近千名华校学生在中正中学总校集中召开大会，要求学校解释为何要提前放假，学生聆听学校和董事的解释，接受劝解，解散回家。
申请缓役的诉求没有什麽进展，学生深感忧虑。6月2日近千名学生在华侨中学校的山岗集中生活，等候申请缓役的消息！学生集中生活期间，获得家长和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除了慰问还送来食物和日常用品，增强了学生争取缓役的意志。集中生活两周後，学生看不到申请缓役有解决的迹象，15日学生召开大会 决定采取绝食48小时来促使当局解决。17日李光前率董教代表慰问学生，并与学生代表会谈取得谅解，承诺和保证协助适龄学生在登记後，申请缓役并促使当局批准，吁请学生为了华文教育和华校的前途着想，解散回家，并宣布学校决定於6月28日开学。学生请求缓役的诉求已获得进展，21日学生开会一致通过24日解散回家。学潮由3月下旬开始至6月24日结束，历时3个月，时间之长前所未有，突破了殖民地当局实施“紧急法令”以来所笼罩的白色恐怖。震撼了整个新马社会，深深影响了以後的学生运动，以及反对殖民地统治和争取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5.13学潮在新马的反殖运动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星洲华文中学生联合会
5.13学生运动把全新华校中学生牢牢团结在华中的山岗上，在取得胜利结束学潮的前夕，学生提出组织“中学生联合会”的建议。学潮中有7名学生被控上法庭罪名成立，恰好女皇律师布里特 D.N.Pritt 为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的《华惹》案辩护取得胜诉，学生找了布里特和李光耀协助上诉。1954年10月9日，华校学生设茶会欢迎布里特律师时，学生正式提出组织“华校中学生联合会”，10月中旬，中学联筹委会聘请了李光耀和陈维忠为法律顾问向当局申请注册。当局三番数次拒绝给予注册，全新华校中学生团结一致 於1955年3月30日总罢课一天，支持中学联申请注册。当局原则上同意中学联注册，但有关章程必须明文规定“本会不得直接或间接参加政治活动及工会工潮活动”，筹委会接受章程上的有关规定。10月6日中学联正式获准注册，1955年10月30日，成千上万的华校中学生欢聚在快乐世界体育馆，热烈庆贺中学 联的成立大会。
中学联的主要活动，首先是争取当局平等对待民族教育，维护华文教育的发展，全力支持华社创建南洋大学。扩大团结维护同学的权益，争取良好和自由的学习环境，要求言论、结社、集会、学术和出版等自由权利。大力推动健康文化的发展，投身到社会救灾的志愿队伍，热爱祖国积极参与新加坡黙迪卡运动周的活动。参与泛马学联的活动，增进全国各民族学生的友谊。出席亚非学生的国际会议，与各国学生一道发扬万隆亚非会议的团结精神，交流文化、交流经验。促进互相关怀与了解的基础，促进友谊与合作的精神。虽然中学联的历史只有短暂的一年，但已形成的组织细胞依然顽强活跃，为日後的学生运动提供组织人才。培育了不少争取民族独立，反对殖民地主义的积极份子，投身到左派工会、农会、校友会以及左派政党，为民族自决和独立奉献青春。
新加坡的工人运动
1952年5月13日，新加坡政府邮电部穿制服职工要求改善待遇不遂罢工，持续了两个星期，政府终於妥协。12月29日，三巴旺军港工友联合会争取改善待遇罢工，工潮涉及殖民地海军基地，仲裁庭的裁决对工人不利，工友无奈接受。市政局工人要求改善待遇於1954年7月19日发动总罢工，一共坚持了12天终於获得解决。这些工潮得到其他行业工人的声援和支持，这是“紧急法令”下具有规模的工潮，工人为了改善生活团结起来扞卫应有的权益。
林清祥和方水双离开学校後投身工人运动，1953年底至1954年初将几家华资经营巴士公司的工友组织起来，组成“巴士工友联合会”，分别担任 受薪秘书和总务。黄梨工会主席林振国等於1954年组织了“各业工厂商店职工联合会”，会所设於密驼律，1955年林清祥受聘为秘书长，在林清祥等人的领导下，参加工会的工友由三百余人迅速增加到万人以上，左翼工会的队伍和力量日渐壮大。
李光耀的出现和冒起
《华惹》案中冒出了一个李光耀，他是影响左派运动兴衰的一个极为重要人物。笔者首先要引述世界书局出版的《李光耀回忆录1923-1965》， 通过李光耀的自述，来佐证李光耀内心阴险狡诈的投机心态。第204页中的一小段“9月20日《南洋商报》引述我的话说：‘当局迄今仍无丝毫证据证明华校内有共产党活动的迹象，当局把学生反对政府拒绝批准他们缓期服役指为共产党在搞破坏，而藉此对华校实施更严厉的控制。’当时我无知、愚蠢，容易上当，不知道共产党人做事效率是那麽高，也不知道他们的触角已经伸到所有反对政府的组织，并加以控制”。第205页第一段“但我也深信，如果我驾驭不了其中一些干劲十足的年轻人，使他们为我们的事业服务，为我和我的朋友们，这些英校生所代表的事业服务，我们就永远不会成功。”……“这个池塘里的鱼由共产党人喂养大了， 我要偷捕，要尽可能钓取。”……“这仿佛是在黑手党的地盘里聘用见习警察，风险大得很”。从上述李光耀的自我表白，清晰地看到，当时所谓“无知、愚蠢，容易上当”的李光耀根本就不是一个真正左派的反殖人士，而是一个充满了野心和自信，满怀心术，费尽心机要利用左派和共产党来经营他的事业！一个彻头彻尾投机政客的面貌显露无遗。笔者倒认为当时的学生、左派包括共产党才是“无知、愚蠢，容易上当”，他们欠缺政治能力去识别李光耀的真面目，而历史确凿地证明李光耀相当成功地利用了当年的学生、左派包括共产党，从而取得了政权！在建设李家专制政权过程不断运用英殖民地统治者留下的“内安法”对付政敌，一党独大的政权父传子延续到今天，合共55年！
《李光耀回忆录》第73至74页“……1943年末我在《昭南新闻》上看到日本‘报导部’(即日本新闻或宣传部)刊登的一则徵聘广告：要聘请几个英文编辑。当时‘报导部’设在国泰大厦，我前往应徵……我的职务是处理同盟国通讯社发出的电讯”……第86页“继续做黑市生意”。《李光耀回忆录》说明了李光耀在日本统治新加坡期间主动到日本法西斯的情报机关任职，做黑市生意乐在其中。李光耀为了生活在社会上投机倒把，替日本法西斯收集情报，尽显汉奸面目，自然认同并沾染了法西斯的体制和运作，为日後的李家天下打下基础！
1946年9月，李光耀通过特殊关系登上“大不列顚”运兵船到英伦去读法律。1950年8月，李光耀学成从英伦回到新加坡，即投身到亲殖民地政府极右翼的进步党领袖黎觉的门下，并成为党棍积极协助黎觉参与竞选活动。他以敏锐的政治触觉，野心勃勃地寻找政治发展的基础和力量。他觉察到在反殖意识高涨的新加坡，有近70%的人口是讲华语和华族方言，同时左翼的力量相当强大，而右翼阵营则难有政治前景。於是改弦易辙，从右转左，尽显两面派的技巧，积极以法律顾问的方式涉入新加坡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左派群众的反殖社会运动。适逢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华惹》案出现，李光耀通过兀哈尔 S.Woodhull 表示愿意为《华惹》案提供免费的法律服务。女皇律师布里特 D.N.Pritt 负责的《华惹》案开审，在英国驻东南亚专员麦唐纳的影响下，法官宣判控状不成立，8名被告无条件释放，作为助手的李光耀占了大便宜，为他接近华校生提供了条件，华校生找他协助“5.13学潮”中8名学生的上诉案，上诉虽然失败，但他作为法律顾问，中学联成功注册。他在华校学生面前的表现令他声名大噪，备受赞赏。一位极右政党的党棍，摇身一变成了一名左翼社会主义人物，整个新加坡的左派阵营，以及马共几乎都相信李光耀是一位反对殖民地主义者，是左派的可靠朋友，这种相信导致左翼日後遭受惨重的损失。
|
第三章：李光耀利用左派的支持并在1959年赢得新加坡自治邦政权
李光耀拉拢左翼接近马共
新加坡殖民地政府为了缓和反殖运动的压力，策划去殖民化以夷制夷的政策，1954年2月制订《林德宪制》於1955年4月实施，期望通过宪制的安排，寻觅亲英国及西方份子来接掌政权，保障英国人的利益。有限开放的政治气氛促使新政党的产生，满腹心机、政治手腕灵活而强悍的李光耀，以反对殖民地主义为号召，纠集了一批受英文教育的知识份子，杜进才、拉惹勒南、蒂凡拿、贝恩、王永元等人为基干筹组人民行动党，但这些人欠缺群众基础。李光耀通过中学联与华校生的关系，期望结识以华语和方言为主的左翼工会，《李光耀回忆录》第210页，“我告诉学生我希望跟华族工会接触，要求他们介绍我认识一些华族工会的领袖”。蔡石君在《深埋心中的秘密》中的回忆，她把林清祥带到李光耀位於欧思礼路的住家，介绍他俩认识。李光耀就这样搭上了以华语为主的左翼工会。 1954年11月21日人民行动党成立，左翼人士蒂凡那、方水双、曾超卓等成为第一届的中委。
行动党党纲明确写上是一个非共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党，如此明确表明非共来摆明立场，显然是要与共产党划清界綫，为日後对付左翼和共产党立据。聪明的李光耀耍弄两面派的手段“要偷捕，要尽可能钓取”、“由共产党人喂养大了鱼”。充满野心的李光耀心知肚明他们这群英校生没有群众基础，无法在宪制选举中取得优势。要通过宪制选举来取得权力，就必须借助左翼的群众力量。首先李光耀展现左的面目以律师身份主动协助《华惹》案，讨好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的英校大学生，接着同样以律师的身份讨好5.13学潮的华校生，再进一步与讲华语的左翼工会接触，将左翼工会的领袖拉进人民行动党。李光耀的拉拢工作做得很出色， 一个与共产党划清界线的非共民主社会主义政党，终於取得了左翼与马共的信任。《方壮璧回忆录》第143页，“这样，在接受过委派回返新加坡负责领导工作时，我的最优先的任务之一，就是会见李光耀先生，以协调人民行动党与左派运动的政策与斗争活动”。
林德宪制
1955年4月2日，英国殖民地当局宪制安排举行林德宪制首届立法议会的选举，选出25位民选议员。当时合资格选民总数为30万零297名，投票人数16万零395人，占选民总数的53%。在议会选举中，劳工阵綫取得10席、进步党4席、华巫联盟3席、行动党3席、无党派3席、民主党2席。行动党派出4人参选，李光耀、林清祥和吴秋泉赢得立法议员席位，成绩不俗。劳工阵綫邀华巫联盟组织联合政府，马绍尔成为首届首席部长。
福利工潮
1955年福利巴士公司的董事总经理郭成隆蓄意敌视“巴联”的工友，在劳工部长林有福的支持下，企图以亲殖民地政府的“职工总会”来取代“巴 联”。郭成隆断然开除百余名“巴联”的工友，工友被迫罢工抗议，并阻止资方认可的司机出车。警察采用暴力手段，数次以警棍和强力水龙驱散工人，使到许多工人受伤。5月12日警方再次动用强力水龙驱散工人，由於这次水龙喷向地面上的沙石，造成许多工人严重受伤。支持罢工的群众看不惯警察的野蛮暴力，群情激愤，忍无可忍，无法自制酿成骚乱。由福利巴士停车场到中峇鲁一带，石块、玻璃瓶和催泪弹互相投掷，混战激烈，造成4人死亡，包括一名美国记者和一名学生。 次日，新加坡整个公共交通工人都加入同情总罢工，致使全岛公共交通瘫痪。
1955年5月13日，当局以华校中学生涉嫌参与慰劳罢工工友，下令华侨中学和中正中学两校停课一周，以及开除一批学生。并限於十四日内提出理由，说明为什麽不能宣布两校的注册为非法。学生获知此消息，决定集中在华侨中学的山岗抗议当局无理的决定，社会各界人士关心华校的存亡纷纷声援学生。此时恰逢立法议院成立了《各党派华文教育调查委员会》，由於委员会正在对华校进行调查未有结果，委员会决定向政府建议取消政府对两校有关的命令，政府接受了建议收回命令。集中的学生宣布於5月22日解散，学校恢复正常上课。
本来是普通劳资纠纷的福利工潮，由於当局处理不当，酿成暴动，引起国际关注和社会各阶层同情罢工工友。首席部长马绍尔召集有关会议，排除林有福的意见，明确宣布政府取消资方认可的职工会的注册。马绍尔回应社会的态度让“巴士工友联合会”取得胜利，结束了工潮。可是殖民地政治部依然不甘心，警察於 6月11日逮捕了“巴士工友联合会”、“电车雇员联合会”和“马来亚纺织工友联合会”的负责人，激怒了所有的工人，发动了全新总罢工。总罢工进行到第5 天，立法议员林清祥与有关的厂商代表举行会议。会後林清祥、蒂凡那和兀哈尔发表联合声明，宣布翌日起总罢工暂停两星期，等待政府检讨如何处理被捕的政治犯。到了6月25日，在马绍尔的斡旋下殖民地政治部先後释放了被捕的政治犯，事态获得平息。这是紧急法令以来造成骚乱的工潮，在林清祥等左翼工会领袖的介入，以及马绍尔的斡旋使工潮胜利结束。激励了新马左翼工运进一步的团结和发展，林清祥的声誉响彻云霄。福利工潮显而易见与马共没有什麽关系，可是总有人将马共的帽子套进工潮！
旧加冷机场默迪卡群众大会
1956年3月18日，新加坡各政党在旧加冷机场联合举办争取独立的群众大会，以此来欢迎英国国会代表团的到来，表达新加坡人民要求独立的坚强意志，这是各政党默迪卡委员会开展独立周活动的最高潮。近十万人从四面八方浩浩荡荡涌向会场，“默迪卡”之声在人海中此起彼伏响彻云霄，情绪高昂。各种争取独立的耀眼标语四处飘扬，展现人民要求结束殖民地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决心。大会的群众来自三大民族，各个阶层，各行各业的工人、郊外的村民、学生、文化团体、宗亲社团以及各政党的支持者，而“默迪卡”也成为左翼运动发展的动力。
1956年4月下旬，马绍尔率领各政党组成的13人默迪卡代表团前往英伦谈判，李光耀和林清祥是代表团的成员。马绍尔公开表示如果争取不到独立，他会辞职。会谈僵持，英国人只能容许新加坡自治政府拥有75%的自治权，执着的马绍尔断然拒绝。默迪卡代表团欠缺团结，只有林清祥支持马绍尔，其他团员包括林有福和李光耀政见相近各怀鬼胎，在英国人的默契下，酝酿由林有福取代马绍尔，谈判失败而回。6月7日，马绍尔实现诺言向总督呈函辞职，林有福接替首席部长之职。马绍尔与林有福政见不合，离开劳工阵綫，1957年与左翼人士组建工人党。很清楚地可以看到，反共的马绍尔的反殖态度，确比非共的李光耀明确和硬朗。此外，在福利工潮中，马绍尔公正不阿地取消资方的工会注册，努力斡旋使政治部释放工潮中被捕的政治犯。马绍尔的刚直，在李光耀的眼中是软弱，马绍尔的反殖态度，在李光耀的眼中是愚蠢。马绍尔尊重民主的原则容忍左翼运动及其组织，违背了李光耀对付左派的内心意愿。李光耀在议会里不放过任何机会来攻击马绍尔，务必打倒马绍尔，扫除对付左翼的障碍，好让与他臭味相投的林有福上台当首席部长。《李光耀回忆录》第267页“在伦敦会议召开前，我要尽量做到确保未来的宪制不会把大门大开，让共产党接管政府”…… “既要掌握充分的权力，依照人民的利益行事，也要在共产党万一占上风时，有英国人作後盾”，第278页“除了马绍尔和林清祥以外，所有代表团的团员，包括我自己，都准备接受英国所提的条件”。从李光耀的自白道出了当年李光耀对宪制谈判和迫退马绍尔，让林有福上台的种种动作，原来出自其内心的龌龊盘算！正如新加坡最後一位总督认为“把现在的人民行动党领导层当成秘密共产党人是大错等错，把他们形容为秘密的反共份子就更为准确”，这是来自英伦档案资料 (CO：1030/652，1959年11月23日，William Goode 致函殖民部大臣)。
林有福政府向左翼开刀
1956年9月18日，林有福政府以妨碍新加坡争取独立的进程为由，逮捕了七名争取独立反对殖民地统治的精英，他们是工会、农民协会、妇女团体、小学教师会等合法团体的负责人，同时吊销妇女联合会、铜锣音乐会的注册。媒体都以显著的版位报导有关的讯息，白色恐怖造成了市民生活的紧张气氛。各界纷纷抗议政府的专横跋扈，抗议林有福政府引用殖民地“内部安全法令”来拘捕反殖精英，其真正的目的就是要打击和削弱争取独立和反对殖民地主义的力量，严重侵犯和践踏新加坡人民的基本人权，为殖民地政府保驾护航。林有福还厚着脸皮公然对着媒体，指控反殖战士妨碍新加坡争取独立的进程。
1956年9月24日，林有福政权没有理会社会各界的反应，变本加厉以违反注册规定，涉嫌与马共的活动有关封闭“华校中学生联合会”。面对查无实据的封闭令，华校中学生发起持续静坐抗议。政府在10月24日发出最後通碟，指令学生停止静坐和离开校园。学生未有遵从，政府出动军警进入校园清场，引起骚乱并蔓延至市区。26日，林有福政府宣布宵禁，暴动延续数日，造成十余人死亡和百余人受伤。林有福政府拘捕了数百人，包括立法议员林清祥和左翼工会领袖，林有福政权的镇压暴行，压不住人民心中的怒火。
南洋第一所华文大学
1956年陈六使先生创办的南洋大学开课，学生的年龄由十多二十岁至四十余岁都有，人生经验差距较大，各行各业各色阶层都有，其中有的学生还是中学联的成员，还代表中学联出席一些国际会议。1957年6月25日，学生会筹备委员会召开全体学生大会，以一人一票的方式议决成立学生会，并决定以普选的方式选举学生会的执行委员会。1958年4月23日南大学生会正式成立。
南大学生会积极参与校政的建设，美化校园。学生会努力为南大建校基金筹款，参与南大落成典礼的筹备工作，动员了近九百名同学参与落成典礼的工作，南大落成典礼盛况空前，获得各界的好评。学生会响应马来亚化，提倡效忠本土观念，筹建学生楼，主张学术思想研究自由和出版自由，追求学生自治和自主， 出版《大学论坛》，主办各种类型的学术讲座。学生会两年一度举办大学周，展现和汇报学生学习研究与艺术创作心得。学生会对外活动，除了参与新马两地大专院校学生的交往，促进各民族学生的团结，参与世界大学生的各级会议，提升南洋大学的国际地位。
新加坡自治邦只有75%的自治权
1957年4月，林有福率领各政党组成的5人默迪卡代表团前往英伦，进行第二次宪制谈判。英殖民地与林有福政权配合的镇压行动，削弱了左派强大的力量，使得5位代表包括李光耀的政治见解都非常接近，并一致接受新加坡自治邦的宪制安排。新加坡只享有3/4的自治权，内部安全委员会由3名英国人、3 名新加坡人和1名马来亚联合邦人组成，英国人当主席。内安会可以执行“内安法”，无须任何证据和罪状镇压左翼反殖人士，同时禁止曾被政治部拘捕的政治犯参与自治邦第一次立法议会的选举，意图就是针对林清祥等反殖战士。
人民行动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
1957年8月4日，行动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选举结果李光耀集团和左派各取得6席，李光耀无法控制党中央的权力，愤而不愿在党内担当任何职位，跑到金马仑高原度假去，静候林有福政权对付左翼的佳音。行动党中央由陈从今出任主席，知知拉惹任秘书长，王才安任财政。22日，林有福政府动用 “内安法”逮捕了数十名左翼反殖人士，其中5名是行动党新选出中央委员，李光耀拜林有福之助，如愿以偿，从金马仑高原度假返回新加坡，重新掌握行动党中央的权力。
人民行动党在市议会选举的胜利
1957年12月21日市议会选举，在左翼工会和左派的支持下，人民行动党赢得13席，取得市政局执政权。王永元被市议会推选为新加坡第一任民选市长，华语和马来语第一次在市议会被采用为官方语言。
在左派的配合下，王永元推行反对殖民地的措施，废除象徵殖民地主义的市长权杖，执行公务员马来亚化的计划，减轻德士司机的赋税，简化牌照的申请等。特别是建设大量的公共设施，为乡村地区修筑道路，铺设自来水管、搭建电綫杆，为乡村居民的生活提供莫大的方便。王永元设立了公共投诉局，接受民众投诉贪污和腐败，有效遏制了市政局的贪腐，塑造了行动党的廉洁形象。王永元还亲自率领市政局的公务员在烈日下打扫街道，清理市容，王永元的名声迅速崛起，几乎盖过了李光耀。王永元的作为其实都是传统左翼一贯的主张，让人民耳目一新，让人民看到了希望，擦亮了人民行动党的招牌，为即将到来的立法议院选举争取了民心。
李光耀和全权代表
1958年李光耀和马共代表方壮璧的秘密会谈，到底谁先主动，不重要，重要的是会谈後的结果。会面是双方的需要，意图是要互相合作，马共需要团结“反殖盟友”争取早日结束殖民地统治，李光耀需要马共与左翼阵营全力支持行动党取得政权，同时不容许左派沾染行动党中央的权力。会谈中提到有关1957 年行动党改选时6名左派成员获选为中央委员一事，方壮璧“忍辱负重”表示歉意带着“自我检讨的态度”解释不是马共的指示，也不是马共的政策，是个别左派的自发行为。李光耀提出马共不能支持其他的左翼政党，必须全力支持行动党，并要求方壮璧训令郑越东辞去工人党副主席和市议员的职位来证明方壮璧是马共的代表，随後郑越东真的辞去工人党副主席和市议员的职位！《李光耀回忆录》第340页“12月间，我们在行动党机关报刊登一篇社论，强调行动党是非共政党，如 果我们执政，维持公众治安法令将继续生效”。行动党再次公开表明政治立场和态度之後，方壮璧与李光耀第二次会面，方壮璧使出浑身解数来保住和李光耀的关系，冒着把“脖子”套进李光耀“公众治安法令”的绞索中。方壮璧在《天若有情谈笑间》回应，“处理得十分笨拙，是两项错误的决定”。其实1957年行动党中央选举争权事件，足以说明李光耀是绝对不容许任何人沾染他在行动党中的权力，他是个权力欲极重的人，像这种人一定要永远骑在左翼的头上，可是左翼和马共还是要“忍辱负重”接受李光耀这个曾经是极右翼政党的党棍。共产党人方壮璧面对李光耀如此霸道的非共人物，竟如此委曲求全，“忍辱负重”，遵从李光耀的指挥棒来处理共产党在反殖斗争中的战略！整个左翼运动的方向受到了严重影响，正如前社阵副秘书长傅树介医生在《生活在欺瞒之中》所言“马共认为李光耀对他们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并且也让李光耀知道他的重要性。他们并不想破坏与李光耀的的关系，认为他仍然有可利用之处。马共执着的相信李光耀，这个想法也影响了其他的左翼工会领导人”。
人民行动党取得自治邦首届大选的胜利
新加坡自治邦政府举行第一届立法议会大选，整个左翼以及马共都决定放弃人民党、工人党等左翼的政党，转而全力支持“形左实右”的人民行动党。认为这麽做相对来说对整个左翼运动和反对殖民地主义会带来好处，这个战略似乎有点异想天开。而英国人希望寻觅亲英国和西方的继承者来保障英国人的利益，而非共“形左实右”的李光耀成为合适者。此後，历史告诉我们，在新加坡持续执政了55年的人民行动党，从头到尾都是个亲西方的政权，近年还特意按美国海军的需要，建造了樟宜军港为美国重返太平洋提供海军基地，剑指中国的和平崛起。
1959年5月30日，人民行动党在左派的全力支持下，加上市议会的政绩得到广大民众的欢迎，在立法议会51个议席中派岀51人参选，取得43 席大获全胜，人民党和工人党的候选人全部落选，人民行动党取得自治邦政府的政权。此次大选展现了左翼力量的一致和空前的强大有效，是实施“紧急法令”以来左翼运动的最高峰。同时也是左翼运动往下滑的转捩点。因为“形左实右”的李光耀欺骗人民的手段够圆滑，“公众治安法令”的“绞索”继续生效，镇压左翼的手段够狠、够辣，比林有福精明百倍！李光耀登上总理宝座之後，利用左派群众力量的目的已经达到。虽然要求殖民地的政治部释放了林清祥等8名行动党左派要员， 但全都赋予无权无实的闲职，而大部分被林有福政权拘押的政治犯，依然被监禁。李光耀的另一手就积极谋划削弱和消灭以林清祥为代表的左派。
|
第四章：李光耀露出右派的真面目并在1963年对左派进行残酷镇压
1960年李光耀公开明确表明不会在接下来的宪制谈判中要求废除“内部安全委员会”。在对付左翼工会的课题上，行动党政府在立法议会上提出社团 (修正)法令，其中一条是“社团中之会员，或执监中一人或多人如被发现是属於前曾被下令解散之团体之成员，则此社团将被认为非法”，这显然是限制左派工会 和民间团体的发展。在华文教育课题上，全面继承林有福政府的“各政党华文教育问题报告书”的政策并加以发扬。行动党政府提出的“魏雅聆检讨委员会报告书” 与林有福的“白里斯葛南洋大学评议会报告书”完全是一脉相承，提出改组南洋大学的建议，行动党政府正在赤裸裸地显露出右派本质的面貌。
王永元事件
行动党中央委员会开会推举自治邦首任总理，李光耀和王永元各得6票，杜进才运用主席的权力再投一票给李光耀，使李光耀成为总理。李光耀厌恶王永元的声誉，决定铲除王永元，将原属国家发展部的市议会解散，划归中央行政机构，将王永元的市长办公室划为总理办公室，将信托局的工作划出国家发展部，原市政局的建国队改由劳工部管辖。王永元当不上总理，国家发展部长在政府中的权力又逐渐被削减，自然对李光耀产生不满。王永元在行动党的会议上伺机抨击李光耀逐渐远离反对殖民地主义，要求行动党和英国在1963年的宪制谈判争取更大的自治权，王永元与李光耀的冲突走向白热化。
1960年，李光耀在行动党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对王永元采取激烈和斗争的方式，要驱逐王永元出党。王永元辩称他的政治信仰和原则都是和行动党相同一致，王永元表明他对李光耀在执行党的政策很有意见，并向中央委员会提出16条建议来纠正党的错误。王永元的建议其实都是左派的见解和看法，严格地说应该是左派的基本原则。但是左翼阵营认为王永元是投机份子，是右派，竟然抛开16条建议案的原则，展开了对王永元的舆论攻击，团结在李光耀的周围，将王永元开除出行动党！
李光耀何尝不是右派投机政客，其实李光耀的言行已明摆着是排挤左派的右派，是个地地道道的右派投机份子，还不断地在排挤左派。但左派和马共还是坚持要保住和李光耀的团结。左翼阵营如此勉强地要随着李光耀的指挥棒起舞，似乎必须将反殖的希望寄托在李光耀身上不可！历史已经有了结论，左派最终被李光耀彻底消灭！然而历史的结论依然改变不了方壮璧对李光耀的幻想，1995年8月，方壮璧在北京的钓鱼台主动求见李光耀，期望李光耀无条件接纳已下山的前新加坡马共成员返回新加坡定居！结果当然是大失所望！
王永元被李光耀开除出行动党後，王永元辞去行动党芳林议员的席位。1961年4月芳林区补选，王永元再参与竞选，他在市政局一年多的表现，深受群众的赞扬，他的16条建议也符合群众的意愿，获得芳林人民的支持，王永元再度高票当选芳林区的代议士。李光耀输了芳林补选，把怨气泄到左翼阵营，言语间埋怨左翼支持不力，诬蔑左翼阵营蓄意打击李光耀的政策。职工总会在惹兰勿杀体育场召开庆祝五一劳动节大会，李光耀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公开“表明人民行动党在1963年宪制提出检讨时不会要求废除内部安全委员会”(《李光耀回忆录》416页)，显然是向左派发出了警告讯号。
1961年3月南大政治学报第6期的社论“左翼团结”指出“殷切地希望执政党继续负起团结左翼力量的神圣任务”……“不满情绪也宜于及时制止， 否则分散人民力量的结果，将会造成严重的後果”，期望左派少些埋怨政府的政策，让李光耀领导左翼的团结。南大政治学会、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工艺学院政治协会联合举办“左翼团结的重要性”座谈会，邀请行动党易润堂、人民党耶哈耶、林清祥和马绍尔参加座谈会。显然是想弥补左派和李光耀之间的裂痕，座谈会中左派提出团结对象是一切反对殖民地主义人士，尽管大家在许多方面都存在着差异，为了反殖是可以求同存异，“求同存异是目前达成左翼团结的重要原则”。
马来西亚计划
1961年行动党安顺区议员病逝，必须举行补选。9月9日杜进才代表行动党中委宣布“行动党现在的目标，是彻底的消灭在新加坡的殖民主义势力， 要求比完全内部自治更多的事情——通过与马来亚联合邦或一个较大的联合邦的合并，取得完全独立”。13日以林清祥为首的6名工会领袖公开发表联合声明，提出释放所有政治犯，协助工运统一，给予所有忠於反殖人士的公民权和选举权，容许出版、言论、集会及结社的自由。16日行动党在行动报回应，政府难以全部做到，深恐造成宪制危机及政府辞职，至此左派已无法继续与行动党合作。7月工人党马绍尔在安顺补选中胜出，李光耀指责左翼阵营没有支持行动党，左派和李光耀的裂痕进一步加深，李光耀已准备清除党内左派份子，盘算着如何利用英国人和东姑阿都拉曼来镇压左派，李光耀对此在《李光耀回忆录》第303页作了交待， “我们须要英国人把共产份子镇住，直到有一天，这个任务可以移交给东姑”。
英国殖民地政府为了更好保障英国人的利益，联同东姑阿都拉曼封建集团提出马来西亚计划，让马来亚的马来政治势力，介入新加坡的政治，协助李光耀镇压左翼。李光耀抓住机会策划安排新加坡并入马来西亚，左翼阵营再也无法容忍李光耀步步进逼的意图，不准备与李光耀再次妥协，对行动党让新加坡并入马来西亚计划的意图，左翼阵营展开针锋相对的抨击。李光耀面对芳林和安顺补选的失败，以及左翼阵营抨击行动党政府的假合并计划，决定公开摊牌。7月20日，李光耀紧急召集立法议会开会，进行辩论合并问题，并提出对政府的“信任动议”，李光耀争取到行动党26位议员的支持，包括1年後退党加入社阵的何佩珠，“信任动议”仅1票之差获得通过，其中13名行动党议员投弃权票。李光耀取得议会的信任继续执政，加速推动并入马来西亚计划，搞了个不让人民有权选择“不要合并”的全民投票，拉开了李光耀式的专制帷幕。
社会主义阵綫成立
李光耀决定与左派公开决裂，将13名在“信任动议”投弃权票的议员开除出行动党，李光耀彻底关闭了与左翼阵营合作的大门。其实左翼阵营与李光耀的合作，从一开始就处於被动的位置，双方意见相左时左派都处处忍让，直到忍无可忍时李光耀集团在左派扶持下已演变成左派的最大和最危险的敌人。左翼阵营已别无选择，7月30日，左派议员联同行动党内的左派干部和左翼工会的领袖，筹划组织新的政党。9月17日社会主义阵綫正式成立，李绍祖出任主席，林清祥任秘书长、副秘书长傅树介、财政刘坡德，中央执委有林福寿、方水双、陈新嵘、黄信芳等人。行动党的基层大部分支部都由左派掌握，所以行动党大部分的支部都转向社阵，社阵很快就建立了42个支部。社阵在林清祥秘书长的领导下发展趋势迅猛，整个左派团结在以社阵为中心的强大左翼阵营迅速形成，一个团结而强大的左翼阵营与李光耀集团敌我分明地对垒，确实对李光耀形成极大的压力。李光耀由9月13日开始在电台发表12讲，猛烈攻击和诬蔑左派，利用执政的优势与左翼争夺社会各个阶层的支持。无须任何理由开除人民协会17名与行动党政见相左的职员，并威胁所有职员必须效忠行动党，否则必须离开人协，政府动用大批军警接管 4个建国队营地，公然用公款来支援行动党的党务活动，将属於社会公众机构据为行动党的下辖机构，从此开了先河，李光耀家族成员以及行动党高层持续55年掌控了新加坡国家拥有的所有企业和公共机构，形成了今天的所谓新加坡模式。
华校中学改制
以李光耀为首的行动党政府逐步实施以英语文来统一其他源流的教育政策，到了1987年以英语文为主导的教育源流是新加坡教育的唯一源流，华文教育整个体系消失得无影无踪！据2014年3月4日修订的维基百科资料《联合早报》的平日发行量约为20万份，以五百万人口的新加坡华人占75%来衡量，早报的销量少得可怜。随着以英文为主体的所谓双语教育培育下，一代又一代的新加坡年青华人讨厌中文，早报在新加坡的生存环境极为恶劣，可见华族文化在新加坡式微是不争的事实，整个新加坡的华族社会应负有历史责任！
1960年开始实行各源流小学统一会考制度，1961年实行中四会考，将华文中学体制由初中三年、高中三年的三三制，改为中学四年、高级中学二年的四二制与英校体制靠拢。华校教师总会和南大毕业同学会发表声明吁请政府取消即将举行的中四会考，新加坡十间华文中学成立了“处理中学改制工作委员会”，11月16日派出20名学生代表前往教育部会见李炯才次长，表达学生对华文中学改制的看法与愿望，李炯才批评了学生并拒绝学生的要求。
11月25日全新华校“处理中学改制工作委员会”在华中山岗召集学生大会，抗议教育部拒绝学生代表的要求，按期举行中四会考，全体大会一致议决通过罢考行动，并在运动场绕场游行示威。27日学生罢考纠察队在中四会考18个考场的入口出现，和平劝服部分入场的考生支持罢考，向行人和路过车辆的司机派发“告家长书”阐释罢考的因由，第一天近70%的中四学生参加了罢考秩序井然。行动党政府控制所有媒体封锁学生罢考新闻，同时发布政府新闻，展开舆论攻势，指责学生罢考受到反对党和亲共份子利用，挑起民众不满政府的情绪，影响政府与马来亚合并的计划。李光耀政府发出白色恐吓宣传，施展政治高压手段、诱导和分化迫使华社上层社会软化，忠告家长必须带子女赴考，切勿被亲共份子利用造成严重後果！政府派遣警察护送家长及其子女进考场，部分考场出现来历不明的暴徒袭击和平纠察的学生，演变成小骚动，造成不必要的流血事件！12月5日中四补考最後一天，“学生行动委员会”发表声明结束纠察工作。
1962年5月21日“中四罢考调查委员会”正式开庭，华校中学生总罢课一天反对调查委会染上政治色彩，要求公正客观的调查。黄宗仁法官主持， 萧添寿大律师先後传召了59名证人出庭作供，萧添寿在盘问证人过程完全违反了自由、民主和人权的原则，无所不用其极，东拉西扯、生搬硬套、翻弄陈年旧帐， 指控证人有幕後指使者，受亲共份子操纵，但始终拿不出确凿的证据来证明有关指控。在盘问华文中学教师时使出羞辱人格的技俩，甚至羞辱华社的上层领袖！意图打击华社维护华教决心，为李光耀消灭华文教育扫除障碍。1963年2.2大逮捕後，中四罢考调查庭已失去了政治作用，3月5日宣告结束，无须任何交待和报告，因为政治上已没有需要，这就是李光耀政府的特质！
合并白皮书与全民投票
为了达到使新加坡并入马来西亚合法化，李光耀向立法议会提出“合并白皮书”，作为并入大马的法律依据文件，并炮制“全民投票法案”来让人民选择按合并白皮书或其他方式来并入大马。也就是说让人民选择如何并入大马，而不是让人民选择要不要并入大马，法案还规定任何空白票或涂脏票以及所有的不确定票都算是支持“合并白皮书”，这是西方殖民地主义惯用的法律游戏来耍弄被统治的人民。李光耀是个舞弄西方虚伪法律的高手，为了达到目的不惜使出卑鄙的技俩！
1962年1月26曰，马来亚社阵领袖布斯达曼在吉隆坡召开五邦社会主义政党会议，出席的新加坡政党有社阵、行动党、人民党、工人党。第一天会议蒂凡那代表行动党发言，诬蔑一些参加者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被喝倒采。第二天的会议讨论各政党工作报告，由於行动党的工作报告充满了赞美大马计划，不被大会接纳，全场出席者谴责行动党代表，行动党代表团只好收拾包袱退出会议。行动党已不再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党，最终被大会开除！五邦社会主义政党一致反对大马计划。
社阵和整个左翼阵营总动员发动基层群众，展开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在各区召开群众大会反对“全民投票法案”。新加坡87个工人、农民、文化团体 联合签署反对“全民投票法案”宣言，新大社会主义俱乐部、新加坡工艺学院政治学会、南大政治学会联合发表声明，反对违反民主原则的“全民投票法案”。李光耀的专横和卑鄙引起行动党中委何佩珠立法议员的不满，1962年7月3日，向媒体宣布退出行动党，坐到反对党的议席上。并阐明退党原因，主要是不满以李光耀为首几个领导的不民主作风，身为中委对党的决策一无所知，不满行动党背叛左派事业，成为英国殖民主义的工具，不满全民投票中的空白票也算是支持票，完全违反民主的基本原则。
1962年7月5日五个反对党社阵、工人党、人民党、自由社会党、民主联合党组成联合行动理事会反对李光耀的全民投票法案。6日晚上立法议会在行动党、人民联盟和巫统支持下三读通过“新加坡全民投票法案”。新加坡并入大马依据西方的法律游戏规则已成为定论，新大社会主义俱乐部和南大政治学会在牛车水和丹绒巴葛区分别举行民意测验的作用已经不大，阻挡不了李光耀对付左翼的战略意图。
二二大逮捕配合第二届大选
为了进一步扑灭左翼的力量，李光耀联同英国人以及东姑鸭都拉曼集国共同谋划白色恐怖手段，策划开展对左翼阵营的镇压。1962年12月8日，汶莱人民武装起义反对大马计划，15日，政治部逮捕3名人民党党员，社阵与左翼阵营发表声明和召开群众大会支持汶莱人民反对大马的斗争。社阵与左翼的这个动作，从技术的角度来看，给殖民地统治者及其继承者提供了进行镇压的藉口。
1963年2月2日，英国殖民部、东姑鸭都拉曼及李光耀通过“内部安全委员会”公然进行践踏人权的 “冷藏行动(Operation Coldstore)” ，逮捕了120多位反对党、工会、校友会、乡村住民社团、文化团体、学生等负责人，无须通过法庭公开审讯定罪的程序长期监禁他们， 这些被拘留者都是反殖爱国的精英。左翼阵营在“内安法”的镇压下元气大损，4月22日社阵和左翼的支持者在政府大厦前展开示威抗议，再有9名社阵议员被捕，紧接着9月新加坡自治邦政府举行第二届立法议会大选，行动党得37席继续执政。二二大逮捕严重削弱了左翼的力量，英国殖民部和东姑集团为李光耀政权通过警察的力量来对付政敌开了先河。然而在白色恐怖气氛弥漫下，社阵依然取得34.7%的总得票率，有5名候选人仅以数十票至百多三百多票之差落选，说明左翼在基层人民中依然有强大的群众力量。
心狠手辣的李光耀在9月22日吊销了南大创办人陈六使先生的公民权，26日派军警进入南大校园逮捕了十余名南大学生，10月政治部又逮捕数十名左翼干部包括3名新获选的立法议员，另两名立法议员则流亡海外。南大学生会领导学生罢课三天，抗议政府的强权迫害和改组南大，发动500名南大同学到市政厅前草场静坐抗议政府的粗暴行动政治迫害南大。回顾历史，《新加坡至1960年的形势》(C.O.S. (59) 237, CO, 1030/656 的附录) 中指出：“对於1963年之前的下一阶段宪制发展的主要目标，就是如何处理、控制，若有可能就将左翼运动从新加坡的政治舞台上全面消灭。显然的，英国和新加坡政府已在这一点上达到基本共识”。左派选择了与李光耀合作的反殖斗争路綫，招致了致命的伤害！显然是一条错误的路綫！左派从此开始走向衰微。
|
第五章：独立后李光耀对付左派变本加厉 而李绍祖将社阵送进历史
东姑将新加坡踢出马来西亚
李光耀联同英国人和东姑用“内安法”镇压左翼为大马计划扫除了最後障碍，1963年9月16日马来亚、新加坡、沙巴、砂拉越四邦组成了马来西亚。李光耀利用大马中央政府精心策划对付南洋大学，1964年6月初，新加坡华社上层领袖与政府妥协，接受政府改组南洋大学，南洋大学从此走向消逝的方向，接着庄竹林副校长、严元章博士辞职。6月27日警察又一次深夜进入南大校园逮捕五十余名南大学生，南大学生在学生楼绝食三天抗议当局的暴行。7月学校开除了百余名学生，8月校方解散学生会，两千余名南大学生在市区和平游行并在福建会馆开抗议大会。
另一方面野心勃勃的李光耀与东姑集团在国会展开了政治较量，提出“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来取代“土著优先”的保护土著政策，引起激烈的辩论。 东姑集团相当不满李光耀的政治挑衅，形势的发展激发种族矛盾，1964年7月穆罕默德诞辰纪念日，新加坡发生种族暴乱，紧接着9月又发生种族骚动。首相东姑为避免种族冲突局势恶化，决定将新加坡驱逐出马来西亚联邦，在1965年8月9日，以巫统为首的国阵执政联盟在国会紧急通过修宪，解除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关系，使其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
当年李光耀提出“合并白皮书”是新加坡唯一的选择，受到左翼阵营的反对，为了达到并入大马，还动用“内安法”疯狂镇压左翼。两年後“合并白皮书”已成为梦幻！1965年8月9日李光耀厚着脸皮、流着鳄鱼泪在电视宣布新加坡被逐出大马成为独立的国家！左翼反对新加坡并入大马还真是真知灼见，历史的发展证明了李光耀的“合并白皮书”是错误的，李光耀只是利用大马计划来镇压政敌。此後李光耀不断动用“内安法”乱套亲共帽子，镇压政敌成为常态。就这样运用西方所谓的“法制”保持一党独大，绝不允许任何反对人士在政坛上有崛起的苗头，包括帮他打压左派的萧添寿大律师，李光耀的行动党在新加坡持续执政55 年，创下西方世界多党政制下一党专政的纪录！
新加坡独立後李光耀进一步对付南大
1965年9月11日，王赓武报告书公布，校方召集理学院的学生聆听黄应荣副校长讲解王赓武报告书，遭到学生强烈反对抗议，校内职员用棍子殴打喧闹的学生，引起混乱，潜伏在校内的便衣警探开枪恫吓学生。10月27日学校又一次开除85名学生，次日南大学生召开大会成立“反改制反迫害行动委员 会”，议决全校同学罢课抗议。大罢课获得工会和校友会的慰问和支持，李光耀政府援引“内安法”逮捕数十名南大学生，以及工会和校友会的负责人。黄应荣副校长颁布学生必须於11月22日上课，近千名军警开入南大校园，在图书馆和餐厅使用藤条鞭打学生，驱使他们上课。这是大学史上极为荒唐、丑陋的暴行，引起没有参与罢课学生的愤怒，罢课人数直綫上升。12月1日校方发表“告同学书”，承认罢课同学为南大儿女，愿与同学一道维护华文教育和南大。5日“反改制反迫害行动委员会”召开同学大会回应“告同学书”，大会议决由6日起暂时结束罢课行动，长达39天的大罢课成为新马学运史上的记录。
左翼工会和校友会全力支援南大学生大罢课学潮，政府拘捕了不少工会和校友会的负责人，封闭了11间校友会。南大学生中出现了代表政府利益的“南大学生联谊会”来与学生会对抗，支持政府改组南大，协助政府变质南大。“南大学生联谊会”虽然只有少数南大生参与其中，但其破坏力不小！
重整左翼队伍
帮助“反殖盟友”取得了政权，“反殖盟友”转身成为英国殖民地统治者的帮凶，方壮璧已无回旋的余地，据《方壮璧回忆录》附录一〈天若有情谈笑 间〉指出，为了逃避追捕，从1961年到1964年马共分批将干部撤退到印尼去，“差不多把组织的有生力量统统撤光了”。在1957年马共为了配合左翼运动大张旗鼓公开发展的战略，几乎把骨干都暴露了，是值得商搉的战略！马共三人工作组所制订的斗争路綫在实践的过程中已被客观历史进程证明彻底失败！
基於左翼斗争路綫的错误，从1950年代中发展起来的左翼力量，到了1960年代初，遭到“反殖盟友”李光耀政权运用“内安法”发动一波又一波的镇压，左翼队伍受到重大的摧残，大批经验丰富的领导骨干被拘捕，但左翼队伍中的年青人毫不气馁，勇敢地接过反殖、反专制、争自由、争民主的大旗奋战不懈！从1964年开始，左翼队伍在整顿过程中，涌现不少接棒的年青骨干。可是在新的政治形势下缺乏斗争经验，在反对殖民地主义、反对行动党专制政权、争取自由和民主的斗争路綫上，存在着不同的见解和观点，同时左翼各个不同组织的新领导需要一段时间的磨合，才能集中和统一。
李绍祖与极左思潮
1964年9月2日社阵发表声明，号召所有已经收到“检验体格通知书”的青年及其家属勇敢地不要去接受体格检查，不要去接受军训，这是李绍祖坚决主张抵制“国民登记”的声明。社阵与左翼内部有不同的意见，1964年4月29日，按民主原则社阵召开特别党员代表大会来表决，结果大多数的意见否决了李绍祖号召抵制“国民登记”的意见。李绍祖作为社阵的主席以及对抵制“国民登记”的执着，无法接受民主的基本原则“少数服从多数”，同时不遵守党代表大会的最高决策，彻底违反组织原则，5月4日李绍祖与其他7位社阵党员宣布退出社阵。李绍祖离去後，以顾泱、刘坡德、谢太宝、高棋生为首的社阵领导层似乎难以找到一位恰当的人选来当社阵主席。社阵领导层基於反殖、反大马、反专制和争取民主的共同立场，寻求与李绍祖的团结，经过努力李绍祖愿意有条件返回社阵，条件是先前那些大多数不同意抵制“国民登记”的意见是错误的意见，都必须承认错误。李绍祖在返回社阵的“归党声明”中指出“因为党内对问题的看法存有基本歧见，团结就不可能有了，只有犯上错误的人承认错误，团结才有可能！所以承认错误是党内团结的一个最重要和必须有的先决条件”。
到底何为错误？何为正确？谁来定夺？客观地说只能通过实践的过程来检验对与错，否则只能按民主的基本原则“少数服从多数”来解决分歧，同时少数意见和多数意见理应互相尊重，为了共同的敌人懂得妥协，同心合力执行多数人的意见，执行党代表大会的议决案，也只有这样才是正确的真正民主的途径。让大多数的意见压下，还要承认错误，来邀请李绍祖返回社阵，说明了社阵的领导层，屈服於“多数服从少数”，放弃了民主的基本原则，完全违反了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毛泽东创建井岗山根据地的年代，他也曾被多数的意见所排挤，离开了权力中心，但他坚信民主基本原则，留在井岗山团结在党的周围，面对敌人的围剿。
1965年3月7日，社阵召开党员代表大会通过认同李绍祖抵制“国民登记”的立场，邀请李绍祖归党。如此做法为李绍祖说了算，铺开了道路，也挖开了极左思潮的泉源。李绍祖在返回社阵的声明中指出“今天政治发展已证明我们的原则立场乃完全正确的，乃遵照党的立场，相反地，那些反对我们正确立场的人士所采取的没有原则立场乃完全错误的”。李绍祖非常高调指出号召杯葛“国民登记”是完全正确，不同意李绍祖意见的是错误，是害怕敌人的右倾机会主义！随後演化成凡是不认同李绍祖的观点，都会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坚持右倾错误不改者，就会被打成为黑帮、打成为敌人的代理人！
在绝大多数人的意见与李绍祖的意见不同时，李绍祖过於相信他自己的意见是正确无误，不太尊重与他不同意见的大多数人。民主的精髓就是“少数服从多数”，这是民主的基本原则，李绍祖竟然不把民主的精髓当回事！将社阵的领导权交给李绍祖，社阵的发展前景堪虞！历史的进展过程，客观地证明了社阵在李绍祖的领导之下，不是走向团结而是走向分崩离析！不是走向兴盛而是走向衰亡！
社阵决定完全退出国会
李光耀独裁政权镇压下，由人民选出的13名社阵国会议员，有3名被李光耀用法西斯手段拘捕，2名被迫逃亡，国会内只剩下8名社阵议员。社阵严厉谴责李光耀集团彻底扼杀民主，在李光耀专制政权下，民主已经死亡。1965年12月7日社阵宣布抵制12月8日起召开的新加坡国会开幕仪式，及议会辩论。 新大社会主义俱乐部、工艺学院政治协会、人民党、近10个工会等支持社阵杯葛国会。
社阵杯葛国会三个星期之後，社阵国会议员林焕文私下向国会议长辞职，辞职信中提到不满社阵中央的一些政策。社阵中央开除林焕文党籍，辞职後红山区的空缺须要补选，社阵宣布抵制红山区补选。继林焕文之後，1966年1月7日高棋生、蒋清谭发表声明宣布退出社阵，宣称不满社阵中央的一些政策。1月 28日李绍祖致函国会议长，通知 S T 巴尼、高棋生、蒋清谭已不是社阵党员，根据宪法也就不再是国会议员，此时由於社阵内部的不团结，在国会只剩下4名议员。
此时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激发了已经存在於社阵与左翼的反民主极左思潮，社阵中央一连串的整顿，如改组芽龙东支部，开除厂商工联会主席陈辛的党籍等。《阵綫报》第184期第4版的评论，“加强团结，粉碎捣乱”，社阵中央整顿一些基层支部，清除一批党员。接下来社阵又开除漳宜、淡滨尼支部主席傅孙力，指责他误导十二支部对抗中央。以李绍祖为首的社阵中央处理党内矛盾的结果，不但达不到团结的目的，反而扩大了分裂，还蔓延到整个左翼队伍的分歧和争论，内部互相攻击，大灭左翼队伍的志气，大长李光耀政权的威风。历史进程到这个阶段，足以说明李绍祖不足以具备领导社阵的能力，更不用说去统领整个左翼！
大搞特搞街头斗争
宪制斗争的框架概括在国会内和在街头游行示威，社阵完全放弃了国会的机会，只好专注街头的斗争。而街头斗争也只能在新加坡各区搞小规模游击式的示威游行，在极左思潮泛滥下，往往会破坏街头的公共设施，包括交通灯、公共电话亭等，引起市民的不便和反感，造成极为恶劣的效果！《李光耀回忆录 1965-2000》第126页第一段“李绍袓不但使共产党统一战线变得无能，他实际上也把宪制舞台让给了人民行动党。那是个代价很高的错误，它使人民行动党在之後的30年在国会未受到挑战，尽占支配地位”！
学潮触发左翼内部更大的分化
李光耀政权镇压左翼比英国人还要疯狂，一波又一波地封闭左翼社团，拘捕左翼骨干，谢太宝於1966年10月29日被拘捕，从此失去了自由32 年。青少年普遍都存在着叛逆的性格，特别是华校的中学生，当局命令学校开除华校学生从未停息，华中学生首当其冲，1967年1月16日一些学生控制不住情绪，殴打副校长郑金发，引起当局的严重的关注，全力追捕参与殴打副校长的学生，18日当局下令全体华中学生“签名”谴责“暴力行为”。阵綫报抨击“华中领导”没有发动学生抵制“签名”犯了极为严重的原则性错误，“华中同学”发表声明“就社阵中央领导恶毒攻击事告全马及左翼人士书”反击社阵。
此外，华校一部分中学生出版了一份学生刊物《学运报》，另一部分学生也出版一份刊物《尖兵》，还有一部分出版了一份《红旗》。这些刊物都是议论学生运动的一些见解和观点，虽然彼此都有分歧，其实这都是好现象，百花齐放、百鸟争鸣，从争议中去寻觅真理，完全是人民内部的矛盾。《阵綫报》第209期 第4版一篇文章“揭露学运中的一面黑旗”，攻击《学运报》是一面黑旗，是一批反革命份子散播右倾机会主义。接下来的第221期还报导学运报黑帮头子的名字李锡泉等，社阵中央党报公然以敌对的态度来攻击不同的观点，引起一些支部的不满。
打倒右倾机会主义 打倒黑帮结果
李绍祖的社阵中央继续高举“打倒右倾机会主义路綫”的大旗，进一步扩大内部矛盾，深入无情打击异议者，并套上“黑帮”、“敌人代理人”的帽子。 1967年9月社阵中央开除芽笼东支部秘书以及摩棉、花拉公园支部数名执委的党籍，紧接着把整个摩棉、花拉公园支部解散。李绍祖疯狂打击左翼队伍异议者的作法与李光耀对付左翼骨干套上“亲共份子”的帽子同出一辙，加上李光耀政权封闭左翼工会，并通过“社团法令”、“职工会法令”的修订，逐步由行动党的职工总会来取代左翼工会。在白色恐怖打压下，在内部意识形态攻击下，左翼运动渐渐失去了方向，陷入低潮！左翼队伍的忠贞者面对李光耀和李绍祖的双重打击，意兴阑珊陆续已无心恋战，逐渐退出队伍！
进入1970年代李绍祖及其追随者杯葛国会已有5年，要打倒的“右倾份子”和“黑帮份子”几乎失去了踪影，幸存的左翼工会已是屈指可数，也没有什麽活动，左翼运动走向衰微！1971年李绍祖及其追随者眼见继续杯葛国会已没有什麽意义，准备恢复参加来届的国会大选，于是社阵展开筹募竞选基金的活动！
社会主义阵綫走进历史
以李绍祖为首的社阵连续7年杯葛国会後民心尽失。1972年国会大选，李绍祖厚着脸皮派出10人参选，结果总得票率只有4.5%，无人中选。 1984年国会大选，李绍祖派出4人参选，总得票率只有2.47%。1988年国会大选，李绍祖宣布解散社阵，李绍祖率领党员并入工人党，社阵只有27年的历史！1965年李绍祖归党领导社阵23年就将社阵送进历史！
|
小结
马共的历史是新加坡历史的一部分，马共的反殖斗争路綫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左翼运动的发展，二战後马共总书记莱特实施《八大主张》和平反殖斗争路綫，历史已证明是一条错误的路綫。莱特叛逃，陈平接掌马共总书记，依然期望在英国人安排的宪制下争取民族自治和独立。殖民地主义的本质就是要消灭马共，1948年6月20日实施“紧急法令”宣布马共非法，马共被迫进行武装斗争，此时马共已失去了抗日时的所有优势，只能一步一步走向消亡！在这个阶段所制所定的《八大主张》和平斗争路綫彻底破产，将马共送进历史！
新加坡在“紧急法令”下，左翼运动迅速陷入低潮。1954年5月13日殖民地当局的警棍激发了学潮，前後持续了3个月，突破了白色恐怖的阴霾， 华校中学生在斗争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积，结束了学潮。1955年福利工潮在立法议员林清祥的领导下，得到首席部长马绍尔的配合斡旋下，左翼工会取得了胜利结束罢工。马绍尔当首席部长的年代，5.13学潮的学生领袖组织“华校中学生联合会”宣布成立，中学联的组织和活动孕育了不少左翼骨干，为新加坡的左翼运动提供了动力。左翼运动滚滚向前蓬勃发展，鼓舞了新加坡人民争取民族自治和独立的决心，势不可挡。
1959年左翼将反殖的希望寄托在以李光耀为首的人民行动党，倾全力支持行动党取得新加坡自治邦首届大选的胜利，李光耀登上了总理的宝座。此时左翼力量达到空前的团结和强大，但也是左翼往下滑的转捩点。“形左实右”的李光耀原是极右翼进步党的党棍！实质就是英殖地主义的帮凶！左翼选择李光耀是错误的决策！给左翼带来了致命伤，这个阶段反殖斗争路綫的决策使到左翼遭受惨重的损失。
1963年2月2日李光耀政权发动第一波大逮捕，左翼队伍受到了重创。9月的第二届大选，行动党得37席，社阵得13席，在白色恐怖气氛弥漫下，社阵依然取得34.7%的总得票率，显示相当多的人民无惧白色恐怖坚决支持社阵。紧接着李光耀政权发动一波又一波的镇压，左翼队伍被打乱了，须要重整应战。在重整的过程难免出现分歧，分歧可按民主原则少数服从多数来裁决，这是信奉民主的基本原则。
1965年3月社阵领导召开党代表大会，通过接受李绍祖等少数人的观点和立场，并承认多数人的意见和观点为错误，邀请李绍祖重返社阵，当年社阵领导的这种做法值得商榷。这种多数人的立场屈服於少数人立场的做法严重违反了民主的基本原则，必将造成一小撮人的专横独断，危害左翼运动。李绍祖等人的归党声明，是一篇极左思维的苗头，成为极左思潮的泉源！恰逢1966年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左的旗帜成为展现革命气势的“标志”，只有越左就越革命，极左思潮全面泛滥，完全脱离了客观的现实。野心家和一些别有用心者乘机在左派队伍中搧风点火，打倒“右倾机会主义路綫”、打倒“黑帮”的口号响彻云霄，造成了左翼队伍的严重分裂，破坏了团结，间接巩固了李光耀政权。邀请李绍祖重返社阵的决策犯了致命性的错误，社阵在重整队伍这个阶段的错误决策，造成社阵以及整个左翼队伍的覆灭。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价值观，这是客观事实，笔者不避浅陋所能做到的是尽量客观地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不过，对历史加以评析时就不可避色地会渗入自己的价值观。笔者愿将自己个人的观点和见解在浅析新加坡左翼运动兴衰的历史中公开与大家探讨！
（初稿於2014/5/10，完稿於2014/8/21）
|
《李光耀回忆录》
《星洲日报》1929-1972合订本
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历年的《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电子版
《阵綫报》
工团会讯
南大《政治学报》
《方壮壁回忆录》
《新加坡1963年冷藏行动50周年纪念》
《华惹时代风云》
《深埋心中的秘密》
《激情岁月》
【相关链接】
1、林清祥《答问》遗稿片段
2、李万千在2013年全国老友大聚会上的讲话：回顾过去 ，认清现在 ——对传统左翼现况的省思
3、廿世纪六十年代 新加坡左派工运遭遇 问题探索 ——纪念“二•二事件”五十周年
4、《廿世纪六十年代新加坡 左派工运遭遇问题探索》 续篇 ——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
0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