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
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
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鲁迅全集》第四卷，页123 ）
前言
笔者主持了2008年12月21日在柔佛新山由柔佛州人民之友工委会和柔佛华校校友会联合会联合举办的“新纪元学院会否变质”论坛后，2009年1月6日发表了一篇题为《董总应回到华教运动的正确道路上来》的文章，对有关论坛作出个人回应，引起一些反响。一些关心这个问题的朋友希望笔者能够在反駁方山的言論，以及在作出董总应回到正确道路的結論方面，進一步加強分析。这是笔者写作本文的动机。因此，本文可以说是前文的续篇和补充。
本文的论述和批判，是根据我国华教运动的历史事实和实践经验而提出的；发表的见解和主张，是认真负责的。笔者仅希望提供给那些华教工作者和关心华教前途的社团或个人，作为他们独立思考的参照意见，并无意强迫任何社团或个人，非接受笔者的立场或观点不可。若有相同意见或不同意见者，皆可进行理性交流或碰撞，从而达致更大共识，或保留己见由实践检验。
笔者将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与第二部分），共10个小章节来进行探讨。两个部分，可以分开独立成章，其内容却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
第一部分：论述马来西亚华教运动与杰出领袖
（一）我国华教运动的历史背景与社会条件；
（二）我国华教运动是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 ；
（三）涌现林连玉、沈慕羽等华教运动领袖人物 ；
（四）林晃昇沿着林连玉、沈慕羽的抗争路线，坚持发展新纪元学院 ；
第二部分：批判叶新田掌控下的“董教总路线”
（五） 我国华教运动50年来反对单元教育、反对民族同化的艰苦奋斗 ；
（六） 昔日的“联盟”与今日的“国阵”统治集团是我国华教运动的斗争对象 ；
（九） 叶新田掌控下的 “董教总路线”已经乖离了我国华教运动的正确道路；
（十） 结论：董教总回到我国华教运动正确道路的决定因素 。
从新纪元学院事件的发生和发展，到叶新田及其朋党对董教总的继续掌控和支配，关心我国华教前途的党团和社会人士都在关注和谈论着叶新田及其朋党的所作所为，是否已经乖离了我国华教运动的正确道路？。现在，让我们从考察我国华教的发展过程，来认识华教运动走过的历史道路。认识了华教运动走过的历史道路，也就容易看清叶新田及其朋党的虚伪面目和真正图谋。
第一部分：
论述马来西亚华教运动与杰出领袖
（一）我国华教运动的历史背景与社会条件
根据学者的研究，马来亚华人最早的办学活动，到现在还有遗址可考的，要算是在槟榔屿（即今日的槟城）华人创办的五福书院（1819——1920），这所早期私塾，已成为现代马来亚华文教育的先驱。因此，我们可以说：我国华文教育发展，有文献可考的，至少有200年以上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年代；它实际上是我国的华族先辈从中国（主要是福建、广东、广西等地）离乡背井，移居南洋（主要是马来半岛、新加坡与婆罗洲、印尼等地）生存、发展、奋斗的产物。
14世纪中叶，已有华族先辈在马来半岛的龙牙门（新加坡）居留的记录。15世纪初中国明朝派遣郑和下南洋巡视，预伏了百年后华人大量移居的契机。至17世纪初荷兰占领时期，马六甲河口已出现华族集居的社区，三保山至今仍保留着三百多年前的明代古墓。至18世纪中期以后，随着英殖民主义者占据槟榔屿（槟城）、单马锡（新加坡）和北婆罗洲，尤其是在19世纪中叶马来半岛发现丰富锡矿和橡胶种植、北婆罗洲则有金矿开采和香料种植，殖民者便大量招募劳工。其时适逢中国清末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福建、两广人民为了逃灾避难，纷纷漂洋过海，南下寻找新生活。20世纪初叶是华族先辈大规模涌入马来半岛和北婆罗洲等地的高峰期。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过持续不断移民和百多年拓荒垦殖，华族先辈已经在这些地区落地生根、繁衍生息了。
西方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为了加强和巩固他们对华人以及其他各族（主要是马来族和来自印度的淡米尔人）的统治和奴役，长期以来大事推行他们具有同化目的的英文奴化教育，并通过欺诈蒙骗、挑拨离间手段，逐渐形成马来民族恐外、仇外和排外心理。殖民统治者长期以来采取“分而治之”政策，造成各民族内部和各民族之间无法团结而四分五裂。
神州大地的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一个具有悠久文化的民族，其南部福建、两广等地的同胞移居到马来半岛、新加坡和北婆罗洲地区，自然地秉承其固有的文化传统。为了反抗殖民主义者的统治和奴役，华族先辈除了展开政治经济的斗争外，还坚持不懈进行文化教育工作，特别是努力开办华文学校（包括小学、中学以及高等院校），不断培养具有华族优良文化传统的下一代。
“到了1953年倡议创办南洋大学的那一年，马来半岛（包括新加坡）的人口总数计约670万，华族约300万人（约41.5%），尚多出马来族1%，其中马来亚联合邦的华族约210万，占其总人口38.5%，新加坡殖民直辖地的华族约86万，占该岛人口总和的77%。至于北婆罗洲的沙巴在1951年时华族约7万余，占其总人口22%，而砂劳越华族在1953年约为17万，占其总人口29%”(引自雷澥编著《南大春秋》，2008年出版，页7)。 、
“在南洋大学创立的前夕，依官方统计，1950年马来半岛的华校共有1,319间，学生人数约22万，到1957年（马来亚）独立时增至近40万人；新加坡的华校在1950年共有287间，学生约73,000人，至1959年自治时约计14万人；在北婆罗洲方面，砂劳越1959年统计共有246间华校，学生总数为35,100人，而沙巴的华校在1960年时已有119间，学生人数约26,400人。这样的数字实超越当时很多新兴的国家。根据学者的保守估计，华人在新加坡、马来亚两地自筹自助创办了至少2,000所华文小学，200至300所华文中学，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文化创举，实为人类教育史上的奇葩”(引自雷澥编著《南大春秋》，2008年出版，页15)。
（二）我国华教运动是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
在1957年马来亚独立建国以前200年内，马来半岛、新加坡和北婆罗洲的沙巴和砂劳越，都是英国的殖民地。生活在这些地区的居民，主要是华族、马来族、印度族（淡米尔人）、伊班族、卡达山鲁孙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都遭受英殖民统治的奴役和压迫（包括文化教育的歧视和压迫）。各族人民都不断向英殖民统治展开争取民族解放和民主权利（包括民族文化教育权利）的斗争。因此，上述地区各族人民反对民族同化、争取民族文化教育合理地位的斗争，实际上就是整个地区的民族民主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国华教运动当然就是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主要原因是，与国内其他族群比较，华族除了是一个较大的民族群体外，在那个时代所遭受的压迫也较为深重，因而具有较高的觉悟性和较强的凝聚力。
为什么上述地区的反殖民族民主运动和我国华文教育的发展，都有至少200年左右的历史，而许多学者却认为，我国的华教运动是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的呢？
一名对我国华教运动研究下过一番苦功的年轻文化学者廖文辉认为，陈绿漪在《马来西亚华文教育政治》（The Politics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Malaysia,1945—1961）一书中，把1952年11月3日三大机构（即教总联合董总与马华公会合组“马华教育中央委员会”，统称“三大机构”——笔者注）召开第一次会议，视为华教运动的滥觞，基本上是可以接受的。如果把1950年华校同仁酝酿（沈慕羽领导下的马六甲华校教师公会，致函吉隆坡华校教师公会，提出倡议——笔者注）组织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教总），界定为华教运动的开端，可能更恰当。因为是时华校已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他们也开始有意识、有方向、并朝有组织的运动推展。无论如何，上个世纪50年代初叶是华教运动的滥觞期，应无疑义”（引自廖文辉著《华教运动的困境与展望》一文，原载于2000年3月号《人文杂志》，吉隆坡出版，页24，又收集于2007年1月出版的其著作《华教历史与人物论集》，页26）。
廖文辉提出上述见解，这样说明：1950年代以前的华文教育，基本上是处在兴学办教的状态。虽然英殖民政府实施《1920年学校注册法令》，对华校进行管理控制，但它的真正目的在对付有反殖反帝意识的董事、校长和老师，华校的发展受到一定的损害和影响，但没有出现生存的危机。当时最大的问题是筹募经费办好学校，各校是各自为政、不相联系的。因此，1950年代以前华教还构不成具有明确目标、长期持续且有组织的社会运动，不过是兴学办教传统的延续和扩大。
廖文辉援引中国台湾学者杨国枢总结社会运动的5点界定，来支持他的上述说法，也就是说，在1950年代以后的马来西亚华族向英殖民政府与之后的联盟政府和国阵政府展开的教育问题的斗争，因为它具有以下5点特性，而称之为“华教运动”：
（5）它具有草根性的自发成因：华教运动发生和发展的动力，从来就是发自人民群众和民间组织，而非来自政府和官方组织；政府和官方组织总是利用法令或行政措施，遏制华教的生存，而华教人士和华教组织总是站稳立场，依靠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推动华教的发展。
笔者认为，根据上述学者的论述，可以作这样理解：1950年代以前的马来西亚华教发展历程，是1950年代以后的华教运动的社会基础和孕育阶段；1950年代以后的华教运动是1950年代以前的华教斗争的矛盾激化和发展阶段。前后两个阶段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
（三）涌现林连玉、沈慕羽等运动领袖人物
马来亚华教运动的第一阶段是从林连玉（右下图）和教总领导华人社会反对英殖民政府消灭华文小学，发展到争取华文列为官方语文的斗争。
从反对英殖民政府的《巴恩教育报告书》开始
1951年英殖民政府公布了《巴恩教育报告书》，企图以官方语文（英、巫）为媒介的国民学校取代与消灭以华、印（淡米尔）语文为媒介的“方言学校”。这是殖民统治者企图强迫外来移民（主要是华人和印度人）放弃本身的文化和传统，
接受“同化”而融入当地社会的观点与政策，受到马来民族主义者的欢迎和支持，但引起华人社会的不满和反对。在华文教育面对空前危机的那个时刻，当时身为吉隆坡华校教师公会主席的林连玉，在马六甲华校教师公会主席沈慕羽等人的支持下，1951年8月24与25日，在吉隆坡召开一个全国华校教师公会代表大会，强烈反对《巴恩教育报告书》，并通过成立一个全国性的华文教师组织，即马来亚华校教师联合总会（简称教总），决心维护华文教育和照顾华校教师切身利益。此后，林连玉和教总迅速开展了反对《巴恩教育报告书》、反对《1952年教育法令》、争取华文教育合理地位的运动。
反对《1952年教育法令》与《1954年教育白皮书》
英殖民政府在《1952年教育法令》遭受强烈反对而不能执行的情况下，便推出《1954年教育白皮书》，建议由政府出钱在非英校（当时主要是华校）开设英文班，逐渐以英文班取代华文班，企图达到变质和消灭华校的目的。当时的华校董事部和校长，接到教育局发出、指示他们向政府申办英文班的通知，面对两种选择：若照指示办，华小将逐渐消亡；若不照指示办，他们将面对处分。在这严重局势下，林连玉向当时的马华公会会长陈祯禄陈情求助。陈祯禄了解情况后，随即发表声明，劝勉华校暂时不必遵守这项指令，直到事件待查清楚后才作决定。结果，到截止日没有一间华校申请。教育局不甘心失败，接着又变换策略，选择一些华校下手，威迫利诱其董事长和校长，以期达到个别击破的目的。林连玉鼓励华校采取拖延策略，以挫折英殖民政府的这项破坏华校的行动。
马来亚华教运动转入对联盟政府及其教育政策的斗争
英国政府是一个殖民地遍布全球、富有统治经验的殖民主义者。它在上个世纪50年代，面对全世界人民特别是东南亚地区的汹涌澎湃的反殖浪潮，为了延续他们的统治地位，不得不改变其统治策略，由直接统治转为间接统治，在马来半岛扶植一个能够听命使唤的、由马来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为代表的统治集团，以维护殖民主义者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长远利益。1955年7月马来亚联合邦举行第一次自治政府的选举，结果由以巫人统一机构（以下简称巫统）和马华公会（以下简称马华）为主要成员的联盟政党执政，替换英殖民政府的统治地位。
上述的政治转变，促使当时马来亚华文教育斗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面对新的斗争对象。华文学校的存亡，原来取决于英殖民政府，转变为由上述的联盟政府来决定。林连玉认识到，华文教育必须在政治上寻求解决，要保证华文教育的永久地位，必须争取华文为官方语文，也就是说，华文必须成为新独立的马来亚国的四种官方语文之一（四种官方语文包括巫、华、英和印文），华文教育才有前途、才有保障。
“三大机构”定位 与“马六甲会谈”产生的影响
于是林连玉不得不从教育领域走到政治领域，作出以下的重要决策和行动，对我国政治和华教运动产生一些影响：
1、“三大机构”定位——教总与董总联合马华公会，1953年组织了一个后来统称为“三大机构”的组织，作为当时的马来亚华文教育的最高决策机构。如果教总与董总在这个机构中能够坚持他们的独立性和自主性，那是最为理想的事。可惜的是，“1954年4月，林连玉被马华领袖说服，把（上述的）华文教育的最高决策机构的中央教育委员会隶属于马华公会，而非作为一个独立团体。这妥协使林连玉和他的亲密同僚接受作为华社的代表，与联盟政党展开一场大选前的政治协商会议”（即历史上称为‘马六甲会谈’）（见颜清湟著《林连玉与马来亚华文教育的斗争，1949—1961》，载于第10期《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2007年出版，页47）。
2、“马六甲会谈”——在陈祯禄的安排下，林连玉代表华社与联盟政党最高领袖东姑阿都拉曼，1955年1月12日在马六甲陈氏府邸，举行双边在大选前的政治协商会议，历史上称为“马六甲会谈”。“在会议上，林连玉代表华社与联盟主席东姑阿都拉曼取得政治妥协，那就是林连玉答应在大选前不提‘华文为官方语文’问题，而东姑则代表联盟政党口头上答应执政后取消1952年教育法令，并给华文小学增加二百万元的津贴。‘马六甲会谈’受到华文媒体的批评，认为林连玉和他的同僚放弃了华社的基本诉求，那就是把华文列为官方语文。林连玉在官方语文的让步大大协助了联盟，因为华社在竞选时没有对联盟作出批评。因而联盟在1955年7月大选中大获全胜，在立法议院中的52席中获得51席。”（见颜清湟著《林连玉与马来亚华文教育的斗争，1949—1961》，载于第10期《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2007年出版，页48）。
联盟政府表面开明，但对华、印语文教育暗藏杀机
林连玉领导的华文教育运动的第二阶段，主要集中在华文中学的生存问题。
1955年7月大选后，联盟政府成立。为了保持三大民族的团结以利于向英殖民政府争取独立，同年9月设立了一个以当时教育部长拉萨为首的教育委员会，检讨《1952年教育法令》和《1954年教育报告书》，在1956年发表《拉萨报告书》，对教育政策作出一些调整，显示其开明的一面，其中包括：（1）承认三种语文源流学校并存，各以其母语作为主要教学媒介；（2）提供一种“能为本邦全体人民接受”的教育政策；（3）马来文成为本邦国家语文，同时维护及扶助本邦非马来人及文化之发展。从这个角度看，这份报告书的出台，可以说是林连玉领导的教育运动的一项胜利、一项进展。可是，这项胜利和进展只是暂时性的，因为这份报告书在第12段说明，政府还是要实现“一种语文，一个源流”的“最终目标”，但不可操之过急，必须逐渐推行。这（第12段）条文的存在，无疑是为政府日后推行单元化教育政策、消灭其他民族语文埋下伏线，也明显预示着华文教育运动还要面对更大的危机和灾难。
1956年政府展开“火炬运动”，名义上是调查全国当时的适龄入学儿童、志愿进入华校、巫校、印（淡米尔）校或英校读书的总人数，并以调查结果作为制定学校建设计划的根据，而实际上，却是暗地里使用各种招数使到华人家长登记他们的孩子就读英校，以达到其消灭华校的目的。林连玉发动华校校长、老师、学生和华人社团，深入全国各地各阶层人士，毅然展开反“火炬运动”，吁请家长把儿女送入华校，粉碎了政府旨在打击和消灭华校的阴谋。
“全国华文教育大会”通过华人对教育的总要求
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独立之后，联盟政府继承英殖民政府企图消灭华文教育的衣钵，一连串不利于华文教育的事件不断发生。1959年4月26日，董总、教总、马华公会以及华人注册社团和学校代表共963个单位，在吉隆坡精武体育会体育馆召开“全国华文教育大会”，一致通过华人对教育的总要求，其中包括：（一）各民族教育均以母语母文为主要媒介；（二）各民族学校教育一律平等。大会的成功召开加强林连玉在华文教育运动的领导地位；同时，在他与马华领袖交涉时增加了他的政治资本，但非常不幸的是联盟政府并不重视他的影响力。反之，政府认为这是华社发出颠覆政府的危险讯号（见颜清湟著《林连玉与马来亚华文教育的斗争，1949—1961》，载于第10期《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2007年出版，页50）
反对《1960年达立报告书》
1959年联盟在大选胜利之后组织政府，由于马华的新领导层从对华文教育表示支持和同情的林苍佑派系改为对华文教育没有好感和兴趣的陈修信派系，《1960年达立报告书》的出台显示政府对华文中学的态度更加强硬。林连玉在1960年8月20日发表书面谈话指出，1960年教育检讨报告书，不是对于旧教育政策的检讨，却是新教育政策的建立。这个新的教育政策，以消灭华文教育为目标，比1952年教育法令，更加刻毒，我们绝对不应该接受，如果接受下来，就有下列的后果：（一）华文中学眼前被消灭；（二）华文小学将来被消灭（见《林连玉书面谈话》，收录于《华文教育呼吁录》，林连玉基金委员会1986年出版．页90）。
林连玉还另外指出，“这份（1960年）《报告书》，纯粹以官方语文为武器。自1953年以来，我曾经好多次公开的指出，官方语文，在马来亚，变成一把刀，可以扼杀我们宝贵的文化。现在，我的话应验了。记得1958年9月，我们在怡保所举行的华校大会，曾经有这样的议决：假如政府坚持以官方语文为考试的媒介，我们就要争取华印文并列为官方语文。近年来，我们争取华文教育平等权利，绝口不牵涉到官方语文的问题，可以昭示我们的诚意。不料这诚意不为人们所鉴纳，反而应用官方语文把我们固有的文化排除，我们被迫无可如何，除掉实行怡保华教大会议决以外，是否有其他途径可走？我要请求全体华人郑重予以深思，并且请求友族人士设身处地为我们想一想，假使你们的语文地位，也沦到这种地步的时候，你们将会是怎样的？” （见林连玉《我为什么失望》，收录于《华文教育呼吁录》，林连玉基金委员会1986年出版．页86）林连玉也为争取华印文列为官方语文运动，提供宝贵的思想指导。
反对《1961年教育法令》
《1961年教育法令》是延续《拉萨报告书》所提出的“我国教育政策的最终目标必须是各族儿童接受一个以官方语文为教学媒介的教育制度”的精神。
《1961年教育法令》的21条（2）条文授权教育部长在他认为适当的时候，把国民型（华文、淡米尔文）小学改变为以马来语文为教学媒介语的国民小学。这无异是在华小颈项架上一把刀，华小随时有断头的危险。该法令规定在国家教育系统下，所有中学都必须采用英巫两种官方语文中的任何一种作为教学媒介语，所有国民型中学必须为学生准备参加以英巫为媒介语的公开考试。政府实施这项法令的主要目的就是，迫使所有华文中学接受政府的全部津贴而成为国民型中学，通过减少以华文教学的科目，最终全面变质华文中学，成为英文或巫文中学。
《1961年教育法令》的出台给华文教育带来极大冲击。马华屈服并依附于巫统强权，三大机构只剩教总和董总继续紧密合作，为争取华人教育总要求的实现而奋斗。这也标志着马华原来作为一个华人为基础的政党，由于领导层的蜕化变质而背离华社与基层的意愿，从此以后明确走到我国华教运动的对立面去了。
林连玉的斗争指示，成为华教运动的明确方向
当时领导教总的林连玉，大声疾呼“接受改制，死路一条。华文中学是华人文化的堡垒，津贴金可以被剥夺，独立中学不能不办。”他和当时代表马华和联盟政府的司法部长兼教育检讨委员之一的梁宇皋展开激烈论战和尖锐斗争。梁宇皋蓄意把林连玉为华文教育而奋斗的正义行为，说成为“走江湖，为了自己的牛油和面包”，林连玉大义凛然指责“梁宇皋是华人利益的出卖者，他贪图个人的高官厚禄，不惜把华人的利益一出卖、再出卖、三出卖。其证据如下：他忠于殖民地的主人，做了官委议员，通过1952年教育法令，又通过1954年教育白皮书，现在再官委议员，三通过这份教育检讨报告书”（见《林连玉书面谈话——1960年8月20日》，载于林连玉基金委员会出版《华文教育呼吁录》，页92）。林连玉大力反对华文中学改制，号召华社开办“华文独立中学”（以下简称独中）。华文中学虽然得以保存下来，但是林连玉的公民权却在1961年8月遭褫夺了，随后其教师注册证也被吊销了。
政府对林连玉的残酷打压，迫使他不得不从教师和教总领导岗位退下。林连玉在1961年12月7日教总常年代表大会《告别教总同仁》致辞，留下了令人无法遗忘的激昂话语，“时至今日，不是我急流勇退，不负责任，而是残酷的现实，强迫我不得不放下责任。可是我已经把公众付托我的，做到不能再做为止，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是非自有公论，功过交予历史批判”，也留下了他的英明指示，“大家若问今后怎样？我说，华人必须认识华文，母语教育必须平等，必须维护华校，华人对教育总要求的实现，便是我们奋斗的目标”、“在多元民族的国家中，协和、友爱、和平、合作诚是重要的原则。但一切的一切必须建筑在平等的基础上，平等的权利，重于生命，不平等毋宁死。瞻望前途，殷憂曷己，努力自爱，要对得起祖先，要对得起后辈”
林连玉在他领导华教运动的时代，为争取民族语文教育和民族平等权利而奋斗所表现的不怕牺牲的精神和自力更生的理念，一直引领着华教工作者和华社坚持所进行的正义斗争；林连玉的上述指示，作为华教工作的指导原则和华教运动的明确方向，直到今天，仍然具有深刻巨大的永恒价值和现实意义。
著名史学家颜清湟博士对林连玉是这样评价的：“在宏观的历史框架下，他为华文教育的斗争保存了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使它成为在中国大陆和台湾以外的最好华文教育系统。如果没有林连玉的贡献和他的精神，马来西亚大部分的华文教育可能已被摧毁，而华裔马来西亚人的中文程度将大大降低。” （见颜清湟著《林连玉与马来亚华文教育的斗争，1949—1961》，载于第10期《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2007年出版，页62）
华教运动进入教总主席沈慕羽领导的时代
在联盟政府的残酷打压下，华教运动受到挫折转入低潮。林连玉退下后，直到1965年4月，教总就由马六甲的沈慕羽（左图）起来领导。沈慕羽一路来就是林连玉在华教斗争中的一个亲密战友。1958年9月20日，三大机构在怡保举行全马华教大会，讨论维护华教的问题，对列华文为官方语文的提案，争论不休，无法达致共识，几乎造成马华公会和华教人士陷于分裂的局面。最后由沈慕羽提出的折衷提案：“以大会名义，呈请联盟在明年（即1959年）大选政纲中列华文为官方语文。如果政府坚持以官方语文为考试媒介，即应请政府即刻列华文为官方语文”。沈慕羽的折衷提案获得大会通过。
沈慕羽的上述做法，是可以理解的。沈慕羽当时作为教总领导人，同时也是马华青年团领导人。他对争取华文为官方语文，自然有其个人主张；他担任马青领导人时，曾撰写了一份《争取华文地位及华教地位建议书》（内容见于《董总50年》，董总2004年12月出版，页1194—1197）分发给所有中委，并呈上马青会议讨论，以期作为马华在争取华文为官方语文时的方针。但他的《建议书》无法在马华党内通过，他只能寻求和依靠华教人士、华教组织以及华人社团认同和支持他的主张并加以贯彻。
沈慕羽领导争取华文为官方语文运动被马华开除党籍
1953年华校教总、董总代表和马华公会代表在吉隆坡举行大会，共同表达以下诉求：（一）争取母语母文的教育；（二）各民族教育一律平等；（三）争取列华文为本邦官方语文之一。从1953年以后，直到1966年，争取华文为官方语文的运动达到最高潮。1966年沈慕羽以教总主席的身份，号召全国华团争取华文为官方语文，以求从根本上彻底解决华文教育危机。除巫统之外，朝野政党纷纷表示支持，尤其是全国马青团员热烈表示，愿为马青副总团长的坚强后盾。
马来亚劳工党中央委员会，根据全国广大党员群众的意愿和吉打州分部提呈的意见提纲，在1966年10月24日正式提出“坚决争取列华印文为官方语文”的主张，号召各民族、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丢掉对马华公会和联盟的一切幻想，为争取各民族教育平等和保卫华文教育而共同奋斗（见劳工党声明《坚决争取列华印文为官方语文》载于陈剑虹编《马来亚劳工党文献汇编》2000年出版，页606—607）。
“争取列华印文为官方语文”运动声势浩大，引起当时的联盟政府的震惊和恐慌。政府一方面下令禁止召开全国华团大会，另一方面向马华施压，迫使时任马华会长陈修信，在1966年10月18日召开马华中央工作委员会紧急会议，通过下列两项议决：
- 不能支持华文为官方语文，因为，斯举有违宪法第152条，列巫文为国语及唯一官方语文；拒绝要求华文为官方应用文，因为，这样做，实际上是等于要求列华文为官方语文。
（2）开除沈慕羽党籍，因为沈慕羽违反党纪，蔑视中央领导，公开反抗党的决策，使党受到讥嘲与蔑视。 （见《开除沈慕羽——马华公会中央工作委员会议议案》，载于沈慕羽资料汇编编委会编《石在火不灭》，页74）。
上述决议，标志着作为一个以华人为基础的马华公会，其领导层为了高官厚禄，从此走向“依附统治集团，甘为巫统效劳”的不归路。争取列华文为官方语文运动被镇压下来，联盟政府终于落实了马来文为唯一官方语文的《1967年国语法令》。
但沈慕羽还说，“马华开除我，不会动摇我的决心，我非到黄河心不死”他也像林连玉一样，面对强权威胁，绝不软脚妥协，仍然站稳立场，坚持正义斗争。
力争母语教育体系生存和发展——小学、中学和大专院校
《1961年教育法令》的实施是我国独立后代表国内马来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大资产阶级、由巫统为主导的联盟政府，用来分阶段消灭民族语文教育（主要是针对华文教育）并破坏各族人民之间与各族人民内部的团结合作的标志性阶段。对于我国华文教育运动来说，也是一个关键性阶段，其原因在于：在此之前，华教工作者和华人社会一路来都指望以华人为基础的马华公会，成为华教运动的同盟或领导，为华族权益和华教前途而共同奋斗。但是，马华公会对华文教育的立场，由于领导层的更换而彻底转变：“陈祯禄‘衷心拥护马华公会联合所有华校董教而组织马华公会华文教育中央委员会之计划’的时代已过，林苍佑‘我们确认各族母语教育共同发展的制度，是建立独立的马来亚文化，最合理和最有效果的制度’的时代已过，新领导层不但无意接受华教工作者的立场，而且也准备在适当的情况下妥协和让步。”（见郑良树著《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4分册）第十三章《独立后的厉行政策》，页31）。
马华公会陈修信、翁毓麟、梁宇皋等领导人，都是英文教育出身官僚。他们大力吹嘘《1961年教育法令》实施的好处：一是使华小纳入国家教育体系，华小董事不必再为经费奔劳，享有6年免费小学教育；二是使华文中学进行改制，改制后有三分之一时间教授华文，使华文教育与国家教育接轨。这些领导人为了保持高官厚禄，配合联盟政府的需要，厚颜无耻地向华人社会灌输“华人受6年华文小学教育就够了”以及“华人社会应该接受华文中学改制、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奴才思想，让华文教育逐步消失以实现“一种语文，一个源流”的“最终目标”。
因此我国华族争取民族母语教育的抗争，就以“维护华小（不变质）”、“维护独中（不变质）”、“设立华文高等院校”、“力争完整的母语教育体系的生存和发展”为内容，通过各种不同形式，进行长期艰苦奋斗。
董教总联合华教人士发起兴办“独立大学”运动
1967年教育部长佐哈里宣布，从1968年起，联盟政府将执行原定政策，出国留学生必须拥有剑桥文凭或马来西亚教育文凭，才能获得教育部批准出国深造。这样一来，直接影响华校高中毕业生到外国留学，包括到新加坡或台湾等地升学，严重打击华文独中和华教体系的生存和发展。
1968年董教总联合全国华教人士和华人社团，延续1950年代南洋华人社会在新加坡创办南洋大学的精神和理念，发起兴办“独立大学”的运动。兴办独立大学的目的是，一来解决华校高中毕业生面对的深造难题，二来实现华文教育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完整体系的愿望。这个运动获得全国广大华人群众的支持与参与。马华公会作为一个华基政党，时任会长陈修信却大唱反调，说什么“独立大学要在马来西亚成立，简直是比铁树开花更难”、“成立拉曼学院就是马华公会对独大的答复，拉曼学院已成为事实，但独大仍然是个梦。”陈修信甚至通函马华各党员，如有被委派为独大的委员，必须一概辞卸，未遵循者可能被采取纪律行动。”陈修信等马华领导的反华教面目完全暴露无遗。
当时的马来亚劳工党中央理事会就一针见血地指出，马华公会创办高等教育学院并非基于真正维护华文教育和民族教育的立场，而是企图模糊和转移广大人民共同兴办“独立大学”的目标，以及直接破坏华教组织和华人社团所发起的兴办独立大学的运动。 （见1968年7月30日《星洲日报》，载于《华文教育史料》，教总1984年出版，下册，页75）
我国华人社会为争取民办大学尽了最大努力，却因霸权统治集团执意禁止“独立大学”的创办而遭受严重打击和挫折。代表广大华社的独大有限公司在创办独大上诉案被联邦法院宣判败诉时，1982年7月6日发表声明强调，今后还是站稳民族的立场，继续寻求各种宪制的途径，以争取实现创办高等学府的民族愿望。“独大有限公司”至今依然保留下来，意味着我国华人社会不会轻易放弃共赏“铁树开花”的美好愿望。
华教运动的领导组织，除了全国华校教师会总会（简称教总）之外，全国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简称董总），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前者成立于1951年而后者成立于1954年。1970 年代以前的华教运动，是由教总及其领袖为最高领导，并发挥了重大作用，不是因为教总比董总早3年诞生，而是由于下述社会背景和内在原因：
（一）当时的华校教师虽是知识份子，工作待遇菲薄，生活艰苦困难，职业毫无保障，有苦往肚里吞，可说是受压迫受歧视的一个阶层。当时甚至发生一名教师因儿女众多，贫病交加活不下去，而投水自尽，还遗书告诫子孙永不为教员，令人心酸悲痛的惨事。教师们普遍不满现实，强烈要求改善生活。这也就是林连玉决心组织华校教师以及之后成立教师会总会的行动契机和社会背景。英殖民政府旨在压制民族教育的《1952年教育法令》的出台给教总带来新的使命，教总必须领导华人社会进行长期艰苦的抗争。
（二）华校董事基本上是商人或小商人、小园主阶层，他们大都是地方社团领袖，或马华公会党要，相对于教师来说，他们的经济比较富裕，但因忙于做生意赚钱，也忙于社团活动或马华党务，这些人大部分对华教问题认识不清或缺乏了解，甚至有很多是不懂教育的。在当时的华校，“董事会”就像“公司”，董事就是“雇主”（老板），校长教师就是“雇员”（伙计），董教关系是有矛盾的。林连玉曾说，“没有董事会就办不起华校，有了董事会办不好华校”。在这种情况下，董事组织无法起先进和领导作用，也就不难理解。
（三）英殖民政府和联盟政府在我国实行民族压迫，特别是对民族教育的压迫，因而产生了一批具有优秀的中华文化传统、敢于向强权统治展开斗争的杰出人物，他们以林连玉、沈慕羽等人为代表。林连玉出身中国的一个书香世家，具有深厚的中华文化修养，并在一所现代化的集美师范接受教育，受到现代西方思潮（民主理念）的影响。他认为，华文教育的斗争是正义的，而为了华社的平等权利而战斗是责无旁贷的。他曾说，“平等的权利重于生命，不平等毋宁死。”、“我们的文化，就是我们民族灵魂；我们的教育机关，就是我们民族的文化堡垒。”沈慕羽是在一个中国革命组织同盟会的家庭，同时也是家学渊源的教育世家生长。因此，沈慕羽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操。他接过领导棒子之后，大无畏地以马青教育主任身份，向马华所有中委和马青会议，提呈《争取华文地位及华教地位建议书》（全文载于董总出版《董总50年》，2004年12月版，页1194—1197），发扬林连玉“横挥铁腕批龙甲，怒奋空拳搏虎头”精神，高呼“教育尚未平等，同道仍须努力”号召，大义凛然领导教总和华社继续奋斗。
林晃昇开创董总领导华教运动的新时代
从1970年代初，林晃昇（右图）接任董总主席之后，即开创董总领导华教运动的新时代。廖文辉这么阐述：独中复兴运动以后，出现了教总在华文教育的领导地位渐为董总取代的倾向。这种转变的出现，有三个原因：
其一是，《1969年阿兹报告书》公布后，所有的华文小学校长教师成为公务员，教总虽是教师总会，但领导层多数是校长，如果称为“校长总会”实不为过，而校长向各州教育局负责，加上前述公务员的心态，对董事爱理不理，因此对官方都不敢有尖锐的针对性意见。
其二是，董事会章程规定只有董事可以筹款，独中百万元基金的筹募，就以董总为主；1973年独中复兴运动的浪潮由霹雳董联会掀起，自然以董总为领导，统筹大局。适时，林晃昇开始担任董总主席，他一共担任8届主席（1973年——1990年）时间最长，拥有历来最强的领导班子，兵强马壮。董总的声望与领导地位，在1970年代以后已凌驾教总。
其三是，教师团体及公务员，无疑是个明哲保身、保守型较强的组织，而有商业背景的董事，经济较独立, 一般上较积极进取，办事魄力较强。影响教总与董总领导地位转移，这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见廖文辉著《华校教总及其人物》教总出版一书，第六章：董教总的定位，页161）。
领导霹雳州独中复兴，发展到全国性独中复兴运动
从《1961年教育法令》到1970年的10年期间，我国独立中学遭受改制风暴的肆虐，一直在凄风苦雨之中挣扎求存。全国独中学生人数曾滑落到只剩2万余人。1969年是独中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年，当独中的最后一届毕业生离校后，由于政府废除小学升中学考试，报名就读独中人数寥寥无几，造成独中一间间关闭。仅在霹雳州，原有14间独中，5间先后停办。霹雳州华教人士认识到，若不加以挽救，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毅然在1973年掀起轰轰烈烈的霹雳州华文独中复兴运动。
此外，在1969年“5.13”事件之后，当时走马上任不久的联盟教育部长阿都拉曼雅谷宣布，到1971年1月，国民型英文小学要改用马来语授课；到1977年，国民型中学要改用马来语授课；到1982年，中学考试的唯一媒介语是马来语；到1983年，大专院校要改用马来语授课；已改制的国民型华文中学，1977年起必须经历第二次媒介语的改变。这项教育政策引起华人社会的普遍恐慌，深恐政府全面消灭华文教育，又开始把子弟送进华小和独中。这构成了华文独中复兴的又一重要原因和契机（见周聿峨著《东南亚华文教育》，第三章：马来西亚华文教育，暨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页165）。
1973年12月16日，林晃昇领导董教总联合全国各地校友会和文化团体代表，在吉隆坡召开“发展华文独中运动大会”，通过雪州华校董联会提呈的《华文独中建议书》，并选出32人成立“发展独中工作委员会”，由林晃昇担任主席兼召集人，全力推动独中课程、统一考试、师资培训、学生升学与就业以及筹募全国独中发展基金的工作。《华文独中建议书》提出了“四大使命”与“六大总办学方针” （全文载于董总出版《董总50年》，2004年12月版，页0865—0867），是我国华教运动史上一份划时代的文献，它为发展华文独中提供了坚实的思想指导和正确的办学方针。经过全国热爱华教人士多年的刻苦奋斗，终于发展成为60所独中6万名学生的规模。
董教总坚决主办“全国华文独中统一考试”
1973年“发展独中工作委员会”成立后，在林晃昇领导下，逐步设立了考试局、课程局、师资教育局、技能教育局、辅导推展局、出版局、咨询局、体育局、奖贷学金组等机构。从此独中有了全国统一的咨询协调和指导机构。
1975年，董教总议决举办全国华文独中统一考试。时任教育部长马哈迪竟恼羞成怒，传召林晃昇等董教总领导人到国会大厦，厉声发出警告不准举办统考，并责令林晃昇等在场人士马上表态。但林晃昇没有被吓倒，反而理直气壮说出举办统考是华社的共同愿望，并要求回去开会讨论，才作回答。林晃昇沉着应战的坚强气魄，促使董教总领导层一致决定：即使面对坐牢，也不能放弃主办统考。
董教总的坚定立场赢得了全国华社、学生家长以及应考生的支持，第一届统考终于排除了敌对者的阻碍、成功举办了。此后独中统考每年继续举办，奠定了独中的办学水平。直到今天，全世界已有400多所大专学院承认独中统考文凭，开拓了独中毕业生出国深造的广阔天地。可笑的是，我国政府却依然拒绝支持华文独中、拒绝承认统考文凭，继续歧视、压迫民族教育以及侵蚀、剥夺民族权益。
申办“独立大学”遭受拒绝而采取“状告政府”行动
囿于教育法令所限制，独立大学的申办，是以“独大有限公司”来进行的。独大理事会的正副主席也就是董教总的主要领导，他们是：正主席林晃昇（董总），副主席两位，沈慕羽（教总）和胡万铎（董总）。林晃昇承担最重要的领导责任。独立大学的申办，曾获得4,238个华人社团和广大华人社会的支持。
1978年9月17日，时任教育部长慕沙希淡在巫统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政府拒绝独大创办，因为它违反了国家教育政策，理由是：（一）由私人机构建设；（二）华文为教学媒介语；（三）只收华文中学学生。9月19日，独大理事会举行特别会议决定，以政府违反宪法精神为理由，采取法律行动寻求解决独大事件。
1980年9月16日独大有限公司入禀吉隆坡高等法院，就独大的创办遭拒绝事起诉政府。诉讼案在1981年9月28日开审，11月7日高院法官阿都卡迪宣判独大败诉。独大有限公司不服判决，向联邦法院提出上诉。上诉案在1982年2月15日开审，7月6日联邦法院以4对1，驳回独大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它在判词中指出，倡议中的独大倘其设立，属公共机构，无权使用华文为官方用途。其中一名法官则持相反意见，认为独大的设立，将是非公共机构，使用华文并未违反宪法。 这项诉讼，虽以失败告终，却写下我国民间组织为了申办大学状告政府的史无前例的篇章，也许在世界上还不多见。
在联邦法院判决当天，独大有限公司发表声明对判决感到失望和痛心。声明说，“上述判决，对发展民族高等教育的争取，无疑是一项打击。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放弃争取民族权益的斗争。”声明还说，“无论如何，我们将站稳民族的立场，继续寻求各种宪制的途径，以争取实现创办高等学府的民族愿望。在民族地位低落、民族权益不断丧失的时刻，摆在我们面前的，无疑是一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在这困难的关头，我们应该不分党派、不分阶层，共同为争取民族权益而奋斗。”（见华校教总出版《教总33年》，页605—606）
继续争办高等院校以建立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
申办独大案败诉以后，董教总和华人社会，虽然遭受严重挫折，但是没有停止过申办高等院校以建立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的努力。1991年，他们提出，在原来为独大选好的校址（也就是今日新纪元学院校址），兴建“董教总教育中心”的计划。“董教总教育中心”的主要任务就是：
“1990年，林晃昇退出董教总领导的岗位，但他仍是独大有限公司和他倡议成立的董教总教育中心的董事。1991年，林晃昇坚持建造加影华侨岗上的董教总教育中心行政大楼。这为后来的董教总发展高等教育、创办新纪元学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如果不是林晃昇的远见、果断、就不会有今天的三幢大楼，就不可能有千余名师生的新纪元学院。”（见林去病著《华教巨星，民权砥柱》一文，载于《海外华文教育》）2002年第3期，页83）。
林晃昇跟林连玉、沈慕羽一样，在我国华教运动史上，也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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