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灿荣对话《观察者网》:
中国应对特朗普的"关税战",
要把其周边打造成"稳定岛"
本文是中国《观察者网》2025-04-14
10:57贴出该网与国际问题专家金灿荣教授对话关于特朗普关税战与习近平东盟行课题的报道。原标题：应对特朗普对华关税战，要把中国周边打造成“稳定岛”。全文如下（上图为《人民之友》编者所加）——
针对此次出访，以及此前在4月8日至9日举行的首次中央周边工作会议，观察者网连线著名国际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金灿荣（见右图），请他分析我国周边外交的成就和未来发展方向。
【对话/观察者网 唐晓甫】
中央希望通过这次会议，总结周边工作的经验与教训，为今后制定规划奠定基础，使周边工作迈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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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月8日-9日，中央周边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视频截图 |
我们一直强调全方位外交格局，提出“周边是首要，大国是关键，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舞台”。只不过近年来，尤其是2013年以来，我国外交布局呈现出较为复杂的局面。
长期以来，大国关系始终被置于较高优先级，尤其是中美关系，有段时间国内外交界曾提出“中美关系是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的说法。自党的十八大以来，虽然周边外交的地位稳步上升，但不可否认，中美关系依然占有举足轻重的比重。
当前，中美双方正逐渐进入直接对抗的状态。这一僵局也在一定程度上牵连了中国与欧洲、日本、印度等国的关系，使得大国关系整体陷入僵局，进展均十分有限。
而且大家都知道特朗普习惯搞单边主义、不喜欢多边主义，他对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组织的态度也使这些平台被边缘化。所以之前提到的全方位外交的四个板块，除了大国关系处于僵局外，多边外交舞台也正面临边缘化的风险。我们与发展中国家关系虽然依然重要，国际社会也越来越多地讨论全球南方问题，但其相对重要性并未显著上升。
所以在大国关系陷入僵局，尤其是中美关系进入直接对抗状态的背景下，周边关系的重要性上升得最为明显，积极发展和维护好周边关系便具有了特殊而深远的意义。
只不过我国外交政策和内政政策一样，其调整都是一个逐步、循序渐进的过程。这与西方国家在不同时期采取的截然不同的外交风格形成对比，后者在某些时期可能会出现较为剧烈的变化，例如，美国在特朗普与拜登时期，其外交风格便截然不同，政策变化较大且延续性较差。
从战略角度来看，由于周边外交重要性将进一步凸显，未来也必然会有巩固周边关系、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举措出台。但这种举措不会表现出戏剧性，而是在长期实践中逐步摸索、稳步形成的。
因此，不应指望在某个会议结束后，中国会立刻推出全新、彻底改变现有局面的周边外交举措。中国外交的风格是立足于原有政策基础，逐步加大资源投入，不断探索更多合作领域和合作方式，从而实现一个渐变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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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特朗普滥签行政令，向全球发起关税战 |
我注意到新华社在周边工作会议的报道中提出了中国外交一项经验，那就是“元首外交”对中国外交起到了带动作用。习近平主席对东南亚三个国家的访问无疑是一种典型的元首外交。
可以预见，未来一段时间内，周边外交将继续成为我国外交工作的重点，其意义在于：在中美关税争端进入对决阶段，甚至可能扩展到更多领域的背景下，只要我们既能做好国内工作，又能做好周边外交工作，就能在中美战略博弈中保持我国的稳固地位。只要我们能稳定根基，就可以为其他方面的工作提供借力点。
今年习近平主席出访的首站选择这三个东南亚国家，都有其深刻原因。首先，越南在东盟十国中较为特殊，其政治体制与我国相似，同样由共产党领导，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模式与传统的斯大林模式和历史上东欧国家发展模式存在明显区别，是一种独特的共产主义国家发展模式。近年来，越南经济发展迅速，西方国家也在试图拉拢越南。对中国来说，越南在意识形态共性和地缘政治上都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出访越南顺理成章。
柬埔寨自西哈努克亲王时代以来，都与我国关系十分友好。网民有时喜欢将巴基斯坦称为“巴铁”，其实，我国与柬埔寨的关系也颇具“铁杆”意味。此次访问柬埔寨具有正常性和必要性，且两国之间存在许多重大战略合作项目，如中国帮助开发的柬埔寨云壤海军基地就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另外，我国还在协助推动柬埔寨建设改变国家命运的重大工程——德崇扶南运河，柬埔寨此前虽然有湄公河流经国土，但是没有出海口。该工程的建成将使柬埔寨拥有自主出海口，从而摆脱被越南“卡脖子”的局面。
而马来西亚作为老东盟六国成员之一和创始成员国，在东盟扩展至十国前被普遍认为是东盟中较为重要的三个国家之一（此外还有印尼和新加坡）。尤其在马哈蒂尔执政时期，马来西亚更是被视为东盟的代言人。
今年马来西亚正值东盟轮值主席国之际，我国需要加强与马来西亚合作以推进和巩固与东盟的进一步对话。在当前马来西亚整体经济形势比较良好的背景下，此次出访马来西亚对于巩固与老东盟六国的关系也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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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4年，中国对东盟的出口增长了12.0%，远超整体5.9%的增长水平 |
具体而言，俄乌战争成为二战结束以来欧洲最惨痛的战争，此外，还有巴以冲突、苏丹内战、海地动乱以及新一轮的各类冲突，使得全球局势极为不平静。大国关系也非常紧张，美国通过全方位围堵中国，印度也对中国的崛起持抵制态度。
而在其他方面，不确定性也很明显。比如现在世界经济极不稳定、波动剧烈；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究竟会造福人类还是威胁人类并无定数；气候变化导致自然灾害频发等等。
在如此动荡的世界格局中，中国依然保持了相对的稳定，这也是王毅外长强调的中国为变乱交织的世界带来了宝贵的稳定性。我们还要强调一下，虽然现在欧洲、非洲、中东、西亚都有战争，但是中国周边矛盾控制得还挺好，总体上保持了较好的稳定性。
实际上，除了中东地区，以中国为中心，环绕中国的亚洲地区其实比较稳定。从地理上，我们可以把周围分成四个次区域，包括东北亚、东南亚、南亚和中亚地区。在过去30年中，这四个次级区域相较于欧洲、非洲和中东都表现出更多稳定性。
不过，不容忽视的是，中国周边也存在诸多矛盾和安全隐患：包括朝鲜半岛危机、台海冲突风险、南海争端、中印边界对抗以及印巴对抗等；同时由于各国治理能力差异，部分国家面临内战风险（如缅甸当前的局势）和发展极不均衡等问题。
纵观过去几十年，我们在维护地区稳定方面的成就非常显著，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仅自身稳健发展，还起到了“定海神针”般的稳定作用，有效遏制了外部势力在周边制造动荡。
这次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亚洲价值观”及“亚洲安全模式”这两个概念，非常符合现在中国及周边国家的现实情况。从历史看，中国周边国家普遍以经济发展为主要目标，力图实现稳定与繁荣，这也是周围各国一个非常好的特点。这也意味着在维护与促进经济发展以及安全稳定方面，亚洲国家有一些特殊办法。
总体而言，尽管全球问题繁多、局势极其复杂，但中国及其周边始终保持相对稳定。在下一个阶段，中国周边既是一块难得的“稳定岛”，又会拥有强劲的经济发展动力。不仅将很有希望，并且会在未来表现出特别的价值。
必须承认，中国周边环境在所有大国中是最为复杂和麻烦的。就邻国数量而言，中国陆地上有14个邻国，海上有8个邻国（其中朝鲜与越南既是陆上邻国又是海上邻国，合并后有20个邻国），远多于法德等欧洲主要大国乃至俄罗斯的周边国家。
与此同时，中国周边国家的人口也十分庞大：中国和印度均超过14亿人口，加上印尼、孟加拉国、巴基斯坦等国家都是人口超过一亿乃至两亿的大国。从比例上看，中国及其周边总人口约占全球56%。
同时中国周边区域内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极大差异：既有如新加坡等人均GDP高达八九万美元的发达经济体，也有阿富汗等人均GDP仅四五百美元的国家。
周边国家政治体制也极为多样，事实上中国周边各国几乎包含了人类所有的政治体制。既有传统的君主制、典型的西方式政治模式，又有亚洲特色的新权威主义模式，以及中国和越南等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模式。
甚至区域内人种、宗教也极为复杂：东亚主要为黄种人，俄罗斯、中亚以白种人为主，南亚甚至有黑种人混合，印尼及周边地区还存在大洋洲棕色人种；宗教方面更是涵盖了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伊斯兰教（逊尼派和什叶派）、犹太教、印度教、佛教、道教、萨满教等各种宗教。所以中国周边不仅有人与人之间利益的冲突，还有“诸神之战”。所以中国大众必须清楚，中国周边不是一般的复杂，而是特别的复杂。
所以总体而言，中国的周边环境是所有大国中最复杂、最难以梳理的一个领域。但在如此复杂的背景下，过去几十年中国的整体外交表现已相当成功。这体现为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中是稳定的，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是相对稳定的。
即使当下中美关系进入对抗状态、大国关系陷入僵局，中国依然需要在保持自身稳定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加大投入，采用更卓越的政策，进一步完善周边外交政策，争取使中国及其周边地区保持长期稳定与发展，实现更好的周边外交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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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新时代中国的周边外交政策展望》文件正式发布，全面阐述中国周边外交的实践成果、政策理念和目标 |
从综合国力来看，我们的发展仍有局限，尤其在软实力方面更显不足。我们可以设想下，如果我国人均GDP超过5万美元，再结合14亿人口的基数，将会产生巨大影响，但现阶段我们还不行。如果把美国的现代化水平比作博士后层次，中国现在大致处于大学本科毕业的水平。我国现代化水平和国力建设尚未达到理想状态。
另外。我们与周边国家之间存在不少历史遗留问题，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局限。这在陆上和海上边界争议中体现的尤为明显。陆地边界方面，我国与不丹、印度等国家尚未完全划清；海上则有更多边界线纠纷，这些问题容易被域外势力用于分化和挑拨两国关系，这也与我国当前发展水平不足有关。
而且我国在周边外交方面的研究和实践仍未满足国家战略的需要，区域内掌握相关国家语言、熟悉当地生活的人才十分稀缺，也影响到了外交工作的精准性。
还有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也在影响中国的周边外交，很多周边国家经历过完全的殖民统治，但是中国只经历过半殖民地时期，只在二十多个条约港中有所谓租界。这使得不少周边国家总是认为其民族自然低一等的，对宗主国的崇拜很难清除干净。
地缘战略上，我国所处区域大国力量云集。俄罗斯、印度和日本天然位于东亚，美国不仅通过设立位于关岛、日本等地的据点对区域进行控制，还在保持对菲律宾自19世纪末以来的长期影响。正因如此，这一地区已成为大国博弈最为激烈的战场。中国对现代化大国激烈竞争尚不熟悉，这既是挑战，也是需要重点应对的问题。
我们现在能初步看到这些问题，我认为要改变的根本还是要改善国力，实现现代化的根本途径在于加快国内发展。若能够在短期内（例如五年内）实现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提高我们的综合国力，将自然提升我国的国家底蕴和国际影响力。
目前，我国的发展模式主要为追赶型，侧重于生产能力的迅速提升，但消费不足。中国生产了全世界最价廉物美的东西，但是自己消化不良，形成了高度依赖外国市场（特别是美国市场）的局面，这就很容易让人抓住软肋。
因此，我们需要从现在开始，调整发展战略，培养自己的消费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要做到这些，需要切实提高民众收入水平，并提供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过去我国相当大比例的财政支出用于促进投资和发展，现在政府应该将除了关键性产业投资以外的投资向民生领域倾斜。利用公共资源的分配调节，根本性解决住房、医疗、教育以及养老保障这四座大山，通过福利和民生投入推动内需和经济内循环。
2020年5月，我们国家正式提出“双循环”战略，表示以“内循环”为主，但“内循环”进展相对迟缓。现在我们正好可以借外部压力打破既有利益格局，促使国内大市场建设。进一步改善经济发展水平和民众生活，为将来提出类似“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创造条件，将国内经济发展带入新阶段，将发展方式从追赶型、出口依赖型转为以内循环为主、消费型经济。
这样从区域角度来看，国内市场的不断扩大不仅将增强对周边国家的吸引力，还可能改善区域内的就业和发展环境，同时减少对周边国家的挤压效应，进而帮助它们减少对美国及西方市场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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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自徐奇渊《如何理解“双循环”？》 |
落实到具体战术上，我们需要将工作重心放在类似经济、科技等软性合作方面。首先中国需要夯实区域经济合作平台，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落实。虽然该协定自2023年1月1日起生效，但其效果尚未充分显现。所以我们需要加强与东盟、日韩、澳新等国家在RCEP框架下的经济联系。
再一个就是，我们要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着重推进如中国-东盟自贸区、中国-南亚对话以及中国-中亚对话之类的周边次区域合作平台，拉近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距离。通过这些阻力较小的平台，进一步加强区域内经济联系。
第三就是要加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人员交流与科技合作。在人员交往问题上，我们需要利用相关项目有序增加人员流动与交流，但同时也必须加强管理，防止出现类似西方一般大规模非法移民等问题。近十年来，中国科技已经取得显著突破，未来十年还有望进一步领先。所以中国应通过建立学术联盟等方式，加强与周边国家的科技与学术合作，共享发展成果。通过人员、经济和学术合作，可以为建立良好的国与国之间的民意基础创造条件。
在这个良好的民意基础上，我们可以有效管控我们与周边国家的矛盾。现在亚洲国家面对特朗普发动关税战，并没有实现完全的团结。我们虽然也在促进各国团结应对特朗普的无理行径，比如4月9日，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就与东盟轮值主席国、马来西亚贸工部长扎夫鲁视频通话讨论相关事宜，但这不是一个机制化行为。未来通过建设平台，中国可以与周边国家一道寻找国家之间的共性，在一些国际问题共同发出倡议。
总之，未来在形势允许的情况下，也可以与信任中国的周边国家多开展一些更深入的合作。中国军事现代化是非常成功的，我们可以与信任的国家进一步开展军事交流与合作，帮助其实现军事现代化。当然，此举不等同于建立军事同盟，而是作为非正式、信任基础上的技术与信息分享。
此次关税战的主要目标就是针对中国，其他国家仅起到陪衬作用，核心在于打击中国，这是一个基本情况。即使中国像其他国家一样主张零关税，也不可能获得对方认同。因为如果实行零关税，美国仍难以与中国竞争。
所以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虽然表面上我们看到特朗普一开始就向全世界发出威胁、实施敲诈，但是其重中之重在于对付中国。即使有些国家在压力下选择跪下妥协，但中国则无此选择，就算跪下了他们也不会放过我们。我们必须果断站出来，维护自身利益。
从特朗普第一任期以及第二任期初的表现来看，其行为缺乏信誉且反复无常，所以对于他这种漫天要价、恶意敲诈，中国这样的大国别无选择，只能选择反击。现在看，关税问题逐渐演变为中美之间的矛盾，而其他国家则逐步中立化。
特朗普最近宣布对75个贸易伙伴暂缓征收“对等关税”90天，集中精力对付我们的表态可归结出两个方面原因：一方面是为了惩治中国，因为许多国家已表现出屈服下跪的态度（尽管加拿大、欧盟等部分国家采取了反制措施，但大部分国家仍选择妥协）；另一方面也意在安抚国内不同意见。
特朗普4月2日发起的关税政策，在美国股市引发轩然大波，导致股市快速下跌。而在债市上，10年期及30年期国债利率上升，使其债务压力骤然增大，致使共和党内出现异议，从而促使他被迫减少打击面转向集中施压中国，以安抚国内政治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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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近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快速上升 |
目前，有关国家虽然暂时免于受到关税惩罚，但特朗普并未承诺对75个国家全面取消基础关税以外的额外关税税，仅对超过10%部分给予90天暂缓征收。考虑到特朗普的个性，预计在90天后他很可能仍会继续挥舞关税大棒吓唬大家。具体他会怎么挥舞大棒，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在这90天内的应对能力。如果中国能够有效抗衡，则美方恐吓效应将大打折扣；反之，则可能导致其他国家彻底屈服。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外贸形势无疑非常严峻。实际上，我看到一些专家指出，当中美关税水平超过54%时，中美间大部分商品贸易便不具备任何利润空间，局面已无可选择空间。即便美国随后上调至104%、145%，在经济上已经没有什么明显意义。
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特朗普执政后曾以芬太尼为由，加征了两次10%的关税（合计20%）。中国此前均选择忍耐，但在这20%的基础上再加征34%，这使得局面已到了不可再忍受的地步，中国不得不出手应对。
随后，美国又分别上调至104%和145%，但这时候过高的关税将使得中美之间大部分正常商品贸易中断，所以这两次上调主要具有政治象征意义，实际经济影响有限。可以说，中国在面对这场并非源于我们引起，而是由美国强加的巨大外部压力时，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应对。
对此我们必须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并且付出一定的代价。一些学者估计，此次关税战对中国的冲击可能与2008年华尔街金融危机以及2020年新冠疫情的影响相当，冲击力度巨大。
中国当年为了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和2020年新冠危机做出了很大的政策调整。2008年中央拿出了4万亿，再叠加地方政府贷款才渡过危机。而2020年新冠危机则是利用我国的举国体制，采用类似军事动员的模式应对才渡过了危机。
现如今，美国集中以关税为手段对我国展开关税战，我们必须进行与2008年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相类似等级的准备，认识到它的严峻性。
目前，我国对外出口约占GDP的19%，其中针对美国的出口大约为中国总出口的14.5%。但由于我国部分产品采用第三方渠道绕道出口，实际比例可能略高。而且据我了解，在上一轮关税战中大规模撤离大陆的主要是台资和美资，本土资本的外流比例相对较低。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粗略认为对美出口约占我国出口总额的20%，基于此，假设中美完全断绝贸易，那么我们就需要采取措施化解占GDP4%的对美出口减少带来的痛苦。
从常识出发，对策主要可以从三方面着手。一方面是通过财政刺激扩大内需，争取内部消化。另一部分就是市场多元化，例如扩大与只有10%关税的国家展开贸易合作，进行转口贸易。同时我们还可以扩展中国商品的海外市场，之前我听说中国在东南亚、中东和拉美的贸易都做得都还不错，在外面扩展了一些市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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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3年6月，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第三轮谈判 |
第三点，我认为在美国认识到中国不可能服输之后，中美之间还是可以谈判的。在谈判中可以争取部分对美出口产品的关税豁免，例如特斯拉、苹果这类美资在中国生产后返销美国的产品。
所以，我们需要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对抗后，迫使对方进入谈判，毕竟打贸易战不是以对抗为目的，而是为达成谈判筹码，保留一定的出口额度。如果能谈得出结果，那么美国公司在中国生产产品返销美国的这部分出口可以得到保留，这样可以为市场多元化降低一些压力。
总体来看，针对美国集中以关税为工具对我国展开贸易战的情况，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但通过内部市场调整、出口市场多元化以及返销美国商品豁免等各种方法方式，虽然仍可能存在一部分不能及时消化经济损失，但整体影响将会从4%下降到2%以内，可能不会如预期的那么严重。
在战略层面，我对于整体前景依然乐观，我们正可以借此关税冲击，促使国内利益集团进行调整，加速推进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同时推动内循环和双循环战略的落实，让“坏事变好事”。
另外我还有一个建议，由于美国对所有国家均征收10%的基础关税，这会导致其他国家对美的出口顺差相应降低，从而获取的美元数量减少，这可能引发一定程度的美元紧张。中国可以抓住这一机遇，在政治较为稳定的国家大规模发行人民币债券。
当前国际市场上对人民币存在一定需求，通过大规模发行人民币债券，不仅可吸引海外资金，还能促使持有者在中国进行消费与投资。这也有助于推动相关国家之间以人民币进行交易和签订协议，从而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有利条件，争取形成良好示范效应。
此外，韩国前总统金大中、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蒂尔以及已故的新加坡国父李光耀，也为这一理念做出了贡献。实际上，亚洲价值观的影响总体较为有限，经历了十几年的炒作后，随着美国在信息革命上的成功，亚洲价值观逐渐趋于沉寂。
所以这里要特别强调，这些国家提出的亚洲价值观和我们会议上讨论的“亚洲价值观”完全不同。我的理解是，会议中提及的“亚洲价值观”和“亚洲安全模式”局限在外交领域，是一种外交哲学、一种解决国际事务的方法论，即强调合作而非征服、主导和平等协商的外交方式。
这与上世纪80-90年代强调亚洲政治哲学、与西方不同的国家治理模式有明显区别。我们强调的这种理论在外交层面较容易形成共识和推广；但若扩大到国家治理层面，则可能引发内部矛盾，毕竟四小龙等经济体与中国大陆在国家治理模式上存在较大差异，有着不同的特点。
过去，全球治理主要由西方主导，从理念、规则到具体的组织架构均由西方制定。随着我国进入“强起来”这个阶段，我们自然地需要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包括提供全球治理理念。依我个人理解，代表中国全球治理理念的核心举措主要包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及其配套的三大倡议，再往下就是落实具体的区域政策，比如对周边国家的亲诚惠容政策等。
落实“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个长期任务，其内涵十分丰富，必须分阶段进行。比如需要先通过具体的区域政策（例如对周边地区的战略合作）逐步落实，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
但归根结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在于国内发展。首先，我们必须把中国建设成为真正现代化的国家，按照党中央的规划，到本世纪中叶实现全面现代化，使我国在人民生活水平与综合国力上居于领先地位，从而形成坚实的物质基础，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与此同时，我们的发展方式也必须做出调整。发展战略不能单纯聚焦生产，对周边市场和资源形成压力，因为这很可能引发地区竞争和矛盾。因此，中国需要在保留部分具有竞争力的高端产业的同时，必须为周边国家创造部分中低端产业就业机会和合作空间，同时开拓相应市场，从而形成区域内的向心力。加强人员交流与知识共享，妥善解决矛盾和安全隐患，这样就可以为“周边命运共同体”提供实质性的支撑和抓手。
实际上，美国的情况与此类似：二战前，美国在国际关系方面较为薄弱，其研究重点主要集中于欧洲；而二战后，出于与苏联竞争以及全球战略竞争的需要，美国才开始培养区域研究人才，真正意义上的区域研究人才是在五六十年代才出现的。这基本上反映出一个大国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产生对区域国别学的需求，而中国现在正处于这一阶段，因此亟需大量区域人才。
所以近年来，区域国别研究在中国迅速发展，其背景正是源于国家需求的增长，国家对此给予了大力支持，甚至将区域国别学定义为社会科学的一级学科。全国各地陆续成立了不少相关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的区域国别研究院就是其中的一支。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我国的区域学研究仍处于初步建设阶段，其核心概念和核心学术体系正在摸索与确立之中，达到成熟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随着周边工作会议的召开，我认为我们的区域学研究应当突出重点，特别是将研究重点更多地放在周边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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