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至1957年间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内部
的派别斗争
作者 / 来源：乔研 （北京) /《足印简讯》（香港）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中为党徽)及初期的两派代表人物（图左为李光耀，图右为林清祥）
本文原载于香港新马研究社2020年12月出版发行的<足印简讯>第15/16期合刊。作者乔研，历史学博士，中国学者，研究领域包括新加坡建国史及政党政治，且具有较为独特的见解。
此文可作为我国致力于民主改革运动的人士认识和研究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及其政权以及新马政党政治的特性的一份重要参考材料。
本文篇幅颇长，由以下部分组成——
一、1954年人民行动党成立之初的党内派别情况
二、1955 年两派关于立法议会选举等的分歧与斗争
三、两派围绕宪制谈判的分歧与斗争
四、两派围绕 1956 年第三届党员大会的斗争
五、对于 1957 年中央执行委员会席位的争夺
结语
编辑部征得香港新马研究社及作者同意，转贴于此，谨致谢意。
以上插图为<人民之友>编辑部所制作和添加。以下是刊载于<足印简讯>的全文内容——
内部派别的斗争，贯穿了人民行动党早期发展的历史。对于早期的内部派别之争，行动党的官方文件和主要领导人曾作了不少介绍，如拉惹勒南 的 The Prophetic & the Political: Selected Speeches & Writings of S. Rajaratnam，《李光耀回忆录》等一系列著作。一些学者也进行了相关的研究，如冯清莲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它的历史、组织和领导》、陈庆珠的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Singapore、邝摄治的The PAP story: the pioneering years 等。这些著述虽然介绍和梳理了派别斗争的历史， 但限于作者的身份、立场和资料等，有关斗争的很多历史并未全部展开，此外，党派斗争的失败者逐渐被边缘化，在新加坡政坛上失去了话语权， 从他们的视角进行的斗争回顾数量有限，即使有一些斗争历史的回顾，也存在着公开传播的困境。这些因素，使得既有的人民行动党早期斗争的历史研究，既留下很多空白，也有着一些值得商榷深究之处。
近年来，行动党派系斗争的失败者的一些回顾性著作陆续出版，丰富了行动党內部派别斗争的信息资料，为学术界更好地梳理这段历史提供了可能。本文根据行动党反对派人士出版相关资料，结合已有的行动党官方叙述和研究，尝试梳理人民行动党早期的內部派別斗争的情况，力争还原历史真相，加深相关问题的研究。
行动党内部的派别斗争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 年代。囿于篇幅，本文仅梳理从1954年11月成立到1957年8月行动党第四届党员大会期间的斗争情况。由于个人水平与资料所限，抛砖引玉，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1954年人民行动党成立之初的党内派别情况
“行动党一开始就是个伪组织” [注1]，这句话 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民行动党内部构成的复杂性。“行动党一开始即明显地分为两个派系：右派与 激进的亲共派。” [注2] “人民行动党的成立，其实是 一个左翼与费边社会主义者的统战组织。” [注3] 费边社会主义者指的是留英归来的李光耀（Lee Kuan Yew）、吴庆瑞（Goh Keng Swee）、阿都拉萨（Abdul Razak Hussein）、莫里斯•贝克（Maurice Baker） 等人。相对于费边社会主义者，左翼成分更为复 杂，包括讲华语的左翼工会、华校中学生、一些政 府雇员联合会、军港工人和海港局工人、马共外围组织、马共地下党员等。不同资料对于两个派 别的称呼差别很大。李光耀为首的等人被称为右派、非共派等，林清祥（Lim Chin Siong）、李绍祖(Lee Siew Choh)等人被称为极端派、亲共派、共产主义者、共党分子、马共外围组织等。成立之初，人民行动党是一个左翼色彩浓厚的政党，相 对于新加坡的其他资产阶级政党和政治人物，以李光耀为首的费边社会主义者也相对是左翼，不过相对于党内以林清祥为代表的、坚决主张争取完全内部自治与独立的左翼而言，它却是右翼， 因此，本文将把行动党初期的这两个派别称为“左派”与“右派”。
（一）右派的情况
李光耀、吴庆瑞、杜进才（Toh Chin Chye） 等人为右派代表，他们受英文教育，与英国殖民者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对于殖民当局认同程度较高。右派的政治活动，可以远溯到 1949 年成立的马来亚论坛。早在留学英国期间，吴庆瑞等人即组织马来亚论坛，探讨马来亚问题。马来亚论坛为留学生提供了认识交流的平台。在莱佛士学院时早已互相认识的李光耀、吴庆瑞、杜进才及K.M.贝恩（K.M. Byrne）等人，通过该论坛接触并增进了相互了解。他们达成较为一致的看法， 即：英帝国在东南亚的最大的殖民地马来亚，注定要取得独立；如果不让其成为共产主义的国家， 他们这些留学生，一定要在民族斗争中处于领导地位，决定民族斗争的发展方向。他们决定，返回新加坡后，试探志同道合的同盟，研究时局发展情况，决定未来行动的路径。[注4]
1950 年李光耀返回新加坡后，就积极从事政治活动，为建党做准备。1952 年，政府只给欧洲籍官员增加家庭补贴，引起了本地公务员的不满和抗议。贝恩、吴庆瑞和李光耀等人，成立了联合行动委员会(Council of Joint Action, CJA)， 为当地公务员争取合理正当的待遇。这样，李光耀等人在政府公务员中的影响达到了顶峰。[注5] 1954 年林德宪制制定公布，右派积极开展了与左派的互动与合作。
（二）左派的情况
相对于右派，行动党中的左派要更为复杂， 分别来自工会，左翼学生、教师，前马来亚民主同盟成员(如沙末依斯迈(Samad Ismail)和蒂凡那(Devan Nair))等，以及个别马共党员，其中大部分受华文教育者。来自工会的主要有林清祥领导的新加坡各业工厂商店工友联合会（简称“各业”）和方水双领导的新加坡巴士工友联合会(简称“巴联”)。[注6] “各业”是20世纪50年代新加坡左翼工运的中心， 是当年反殖运动的龙头。[注7] 左翼学生主要来自马来亚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Socialist Club）和新加坡华校中学生联合会 (Singapore Chinese Middle School Students’Union，简称“中学联”)的成员。社会主义俱乐部的7位发起人詹姆斯•普都遮里(J. Puthucheary)、兀哈尔(Woodhull)、林福寿、拉惹古玛(Raja Kumar) 和傅树介，跟林清祥、方水双以及“新加坡农民协会”负责人曾超卓，一起成为人民行动党的发起人。 [注8]
（三）右派与左派的合作与分歧
1954年林德宪制的制定与公布，加快了两派合作建党的步伐。右派和左派接触，就形成反殖联合阵线问题进行谈判。经过系列谈判，右派与左派最终达成合作建党事宜。1954年11月21日， 人民行动党正式宣布成立。人民行动党发起人职业身份如下：[注9]
- 杜进才 生理学博士，马来亚大学讲师
- 李光耀 执业律师，工会法律顾问
- 拉惹勒南 《新加坡虎报》副总编辑
- 蒂凡那 新加坡教师联合会主席、星洲人民抗英同盟会成员
- 哥文达三美 邮政工人协会领导人
- 伊斯迈•拉欣 邮政工人协会副主席
- 李玉成 邮政工会领导人、马来亚民主同盟成员
- 方水双 工运活动家、新加坡巴士工人联合会领导
- A K Kuruppia 市政局劳工协会秘书长
- 夏芝诺尔 欧南路中央医院工人
- 陈维经 中华女子中学英语教师、 华校英语教师联合会主席
- 陈维忠 律师，与陈维经是兄弟
- 曾超卓 华校教师
- 沙末•伊斯迈 《马来前锋报》(Utusan Melayu）编辑，马共成员
人民行动党14名宣誓就职的召集人，其中有四位是左派分子：蒂凡那、沙末•伊斯迈尔、方水双、曾超卓。李光耀在《为合并而奋斗》一书中表示，在发起人中至少有三人加入或者将要加入被当局宣布为非法的马共党员。[注10]因为各种原因， 吴庆瑞，贝恩和林清祥等人，没有出席党的成立大会，他们并不属于上述的名单。成立之际，行动党就表现出“统一阵线”政党的性质。“当时的客观情况是：广大基层群众和有组织的职工团体， 乡村团体，文化团体和学生组织的力量，主要是由左派掌握的。但是，行动党的上层领导权，却只能让位给几个所谓“右派”的李光耀一伙。人民行动党基层组织的运作，差不多全部由左派出力流汗，苦干硬干。但是上层的领导，在12名中央委员中，却只允许有三个左派。明显的，为建立这个统一阵线政党，左派是做出了非常巨大的让步和妥协的。” [注11]右派和左派这种畸形的统战关系， 对后面两派的斗争有着重要影响。
右派和左派的结合，基于共同的原则，即反殖民主义。他们都主张广泛授予马来亚各族人民公民权，废除紧急法令，并在全民投票的基础上， 建立一个独立民主的政府。[注12]但在群众基础、具体目标和策略方式等方面，两派有着较大的差异。右派在群众中缺乏像受华文教育者那样的号召力。战后，华校中学生和华人工会成为新加坡政治的主要力量，受华文教育的左派，在新加坡下层阶层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右派认识到，必须借助左派的势力，才能实现自身的目的。于是，李光耀决定，“要偷捕，要尽可能钓取”由左派喂大了的池塘里的鱼。[注13]对于左派而言，也非常渴望能有颇具声望的讲英语的左翼领袖。而马来亚民主同盟和马来亚胡姬花小组的成员流亡海外，缺乏资历较高的左翼人物，[注14]李光耀等右派可以独当一面，也满足了左派的这一需求。在现实政治进程中，左派也并没有全部自由选择合作对象的机会。左派只能在“大坏”中选择“小坏”。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注15]
此外，右派不赞成共产主义，而左派不赞成费边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在李光耀看来，“共产主义不适宜于新加坡或马来亚。”[注16]行动党成立时，李光耀邀请联合邦巫统领袖东姑和马华公会会长陈祯禄出席成立大会。左派主办的《华惹》对此提出批评，直截了当地说，行动党的召集人似乎混淆了左翼跟右翼民族主义政党之间的关系。[注17]
[ 注释 一]
[1] 傅树介著，伍德南译：《生活在欺瞒的年代——傅树介政治斗争回忆录》，马来西亚：策略资讯研究中心，2016年，第77页。
[2] 崔贵强：《新加坡华人——从开埠到建国》，新加坡：教育出版私营有限公司，第289页。
[3] 柯木林：《新加坡华人通史》，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第613页。
[4] Alex Josey, Lee Kuan Yew, The Crucial Years, Times Books International, Singapore‧Kuala Lumpur, 1968, pp31—33.
[5] Yeo Kim Wah,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Singapore 1945—1955,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1973, p.120。
[6] 傅树介著，伍德南译：《生活在欺瞒的年代——傅树介政治斗争回忆录》，马来西亚：策略资讯研究中心，2016年，第52-53页。
[7] 湘子：《在“各业”的日子》，《我曾经年青过》，新加坡：水木作坊出版社2017年6月出版，第129页。
[8] 傅树介著，伍德南译：《生活在欺瞒的年代——傅树介政治斗争回忆录》，马来西亚：策略资讯研究中心，2016年，第53页。
[9] Fong Sip Chee, The PAP Story—The Pioneering Years, Singapore: Times Periodicals, 1980, p.11.
[10]李光耀：《为合并而奋斗》，第25页。
[11]方壮璧：《天若有情谈笑间——对赛扎哈利先生<人间正道>的批评的初步回应》http://www.sginsight.com/ xjp/index.php?id=791。
[12]崔贵强：《新加坡华人——从开埠到建国》，新加坡：教育出版私营有限公司，第289页。
[13]李光耀，《风雨独立路——李光耀回忆录》，北京：外文出版社1998年，第183—184页。
[14]傅树介著，伍德南译：《生活在欺瞒的年代——傅树介政治斗争回忆录》，马来西亚：策略资讯研究中心，2016年，第65-66页。
[15]方壮璧：《天若有情谈笑间——对赛扎哈利先生<人间正道>的批评的初步回应》http://www.sginsight.com/ xjp/index.php?id=791。
[16] [英]亚历克斯•乔西：《李光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39页。
[17]傅树介著，伍德南译：《生活在欺瞒的年代——傅树介政治斗争回忆录》，马来西亚：策略资讯研究中心，2016年，第64页。
二、1955 年两派关于立法议会选举等的分歧与斗争
人民行动党成立之后，左派和右派在是否参加1955年立法议会选举问题上产生分歧。双方对于学运和工运的行为与态度也不是一致的。双方围绕议会选举人员及党的领导权展开争夺。
（一）是否参加选举的分歧
是否参加1955年立法议会的选举，成为人民行动党成立后很快要解决的问题。1955年2月，人民行动党召开了一次临时会议，讨论对于即将到来的选举的立场。对于选举的态度，明显地存在着分歧。一种意见是，既然林德宪制是非民主的和亲殖民的，应该抵制选举，以示抗议。直到新加坡宪法将全部内政权力转交给地方政府后，才能参加选举。另一种意见是，抵制行动是一种被动的方式，只会孤立党甚至带来党的毁灭。先前的民盟，因为抵制选举，在紧急法令颁布之时，不得不解散。既然行动党宣称依照民主方式运作，就应该适当地运用宪政机器，通过动员鼓舞群众， 以摧毁殖民主义机器。经过系列的商讨，最后人民行动党决定，“应该在立法议会内组成一股反对势力，以便揭发这个亲殖民主义组织的缺点”。[注18]
由于缺乏有关分歧具体细节的资料，难以判断哪些人分别赞成或者反对参加选举。笔者根据两派的情况推断，赞成参加选举的阵营，应该以右派为主，反对参加选举的，应该以左派为主。
（二）围绕候选人与选举的斗争
1955年4月2日的选举，行动党提出了5名候选人，因为陈维忠和曾超卓“不合格”被撤销，后又把蒂凡那补上。结果，人民行动党有4名候选人参加选举。李光耀代表丹戎巴葛区，吴秋泉代表榜鹅—淡边尼士区，蒂凡那代表花拉公园区，林清祥代表武吉智马区。4名候选人中，李光耀和吴秋泉属于右派，蒂凡那和林清祥属于左派。[注19]
4名候选人中只有蒂凡那落选，其他3人都获选。左派的傅树介认为，蒂凡那的落选是因为李光耀故意安排的缘故。如果把蒂凡那派到任何一个以华族工人阶级占多数的选区，他肯定会当选， 因为他是公认的林清祥的坚定同志，而且左翼工会当时已在工人阶级当中扎根。花拉公园是中产阶级选区，蒂凡那参选花拉公园区，跟在职官员角逐，面对的是一场艰难的选战。傅树介强烈反对让蒂凡那到花拉公园区竞选，并向沙末‧依斯迈表达反对意见；沙末•依斯迈叫他去见蒂凡那，蒂凡那解释说，李光耀派他去，他只好接受。傅树介又找李光耀，想去花拉公园区邦助蒂凡那，李光耀并不赞同。蒂凡那的选举代理人甘绍仪和傅树介看得出来，李光耀不想让蒂凡那当选。[注20] 傅树介还指出，李光耀在其回忆录中提到：“蒂凡那败选，让我大松一口气，因为没有了蒂凡那，林清祥在只许英语发言的立法议院中，无法有效发挥。他英语不灵光，蒂凡那可以充当他的帮手。如今， 他得靠我了。” [注21]
不难看出，两派在1955年立法议会的选举中的分歧与斗争，既有行动党进一步发展的路线之争，更有围绕掌控党的领导权的权力之争。
（三）对于学运与工运的分歧
1955年宪制选举之后，人民行动党内部的斗争，主要涉及对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采取什么样的行为和态度。左派方面，利用选举后的政治形势，利用“各业”、“巴联”和学生组织，组织工潮和学潮。[注22] 右派方面，对于左派的这一做法，一方面是甚为担忧，另一方面是一定程度的纵容和支持。右派知道，如果人民行动党同意政府对于学运及工运的指责，它将会失去华人的支持，[注23] 如果他们公开支持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又担心行动党会被殖民当局取缔。在这种情势下，右派采取了两种相应的措施。5月份，右派发表声明说， 党的目标不是建立“共产主义的马来亚”，而是 “独立、民主、非共产主义的马来亚”。
对于1955年5月12日发生的暴乱，以右派为代表的行动党表现出了明显的策略性。一方面它表示同情工人的罢工，另方面它也谴责暴行，劝导公众远离罢工现场。人民行动党在谴责暴力的同时，不希望被置于一种显示支持政府对待工潮态度的位置上。行动党在指责暴力的同时，也指责政府对于工运和学运处理失当，以至为政治极端分子、共产主义者和其他人提供了机会，使得他们把公众对于政府的不满转变为暴力。行动党的这种立场受到了劳工阵线政府的指责，劳工阵线政府指控行动党宽恕“暴力和流血”，行动党对于这一指控则予以强烈的谴责。暴乱发生以后，以林清祥为首的左派，继续推动工运和学运的发展。
从对于工运和学运的态度来看，左派和右派两者在本质上没有大的分歧，都希望通过运动扩大党的利益，只是两者在程度和方式上有所差别而已。笔者认为，多年后拉惹勒南在其著作中指责左派的激进蛮干，而不提及右派当时的左翼表现，有着掩饰当年右派激进行为的意图，是出于后来政治斗争的需要，不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注24]
（四）1955 年第二届年会上领导权的争夺与左派的退让
右派和左派的斗争，还表现在党的第二届年会上。1955年6月，行动党举行第二届年会，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右派声称左派如果控制了委员会或者占了多数席位后，会使党偏离宪制斗争的策略，导致行动党被取缔，对左派施加了压力。林清祥、蒂凡那和兀哈尔（S.Woodhull）等人，因为对社会动荡负有责任，李光耀没有让他们参加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竞选。[注25] “1955年福利巴士暴动导致左派在第二届中央委员会上完全消失。” [注26] 在这次的选举中，右派取得了优势。
在这次选举中，左派没有和右派进行大的冲突，他们主动采取了退让的态度。林清祥等人认为，右派协助政府进行对付亲共分子，目的是防止行动党被取缔，[注27] 他们也同意反思他们所采取的极端政策。中央执委为右派控制后，林清祥、蒂凡那和兀哈尔三人走向基层，从事工会运动。随着左派在支部力量的加强，双方的斗争有所激化。1955年10月，林清祥在武吉班让(Bukit Panjang)支部提出议案，要求殖民政府承认马来亚共产党，右派被迫认可这一既定事实，但右派同时声明，支部的决定对党没有必要的约束力。[注28]
[ 注释 二]
[18] Chan Heng Chee & Obaid ul Haq, The prophetic & the political : selected speeches & writings of S. Rajaratna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1987, p.31 。
[19] 冯清莲，《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它的历史、组织和领导》，第4页。
[20] 傅树介著，伍德南译：《生活在欺瞒的年代——傅树介政治斗争回忆录》，马来西亚：策略资讯研究中心，2016年，第68页。
[21] 《李光耀回忆录》，第217页。
[22] 左派和学运工运之间的关系，参见“自治建国的艰难进展”部分。
[23] Yeo Kim Wah,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Singapore 1945—1955, p.127。
[24] 拉惹勒南的Party and Organization & Democratic Socialism, 载于The Prophetic & the Political: Selected Speeches & Writings of S. Rajaratnam，该文于1969年人民行动党15周年纪念集上发表。
[25] 据《平民快报》芳林补选特刊第1号（1965年7月2日）所载“关于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的真相”一文透露，其后，极端派声明这一决定是李光耀强加给他们的。转引自冯清莲《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它的历史、组织和领导》第7页。
[26] <李光耀对人民行动党失去控制的十天>，http://blog.of21.com/?p=52187。
[27] Thomas J. Bellows, The People's Action Party of Singapore: Emergence of a Dominant Party System,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Southeast Asia Studies, Detroit,1970, p.22。
[28] The Straits Times，1955年10月24、27日，11月21日，转引自Yeo Kim Wah,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Singapore 1945——1955, p.128。
三、两派围绕宪制谈判的分歧与斗争
1955年，面临着立法议会的选举，两派间分歧和斗争并不严重，到1956年，两派围绕林德宪制的谈判和党的领导权方面的斗争进一步激化。1956年到1958年间，新加坡和英国殖民当局进行了三次宪制谈判，李光耀作为人民行动党的代表均予参加。林清祥参加了1956年4月的第一次宪制谈判，10月26日，林清祥被林有福政府逮捕。1957 年，李光耀参加的第二次宪制谈判，接受成立内部安全理事会以及把反颠覆活动的第30条纳入宪法草案。
（一）围绕1956年宪制谈判的斗争
1956 年 4 月，马绍尔率领一个 13 人各政党代表团赴伦敦参加宪制谈判，林清祥和李光耀是行动党的代表。新加坡代表团极力争取完整的自治政府、扩大立法议院的成员以及共同的公民权， 英国人依旧掌握对外防务和外交事务，并保留终止宪法的权力。然而英国人坚持要管控内部安全事务，这遭到马绍尔和林清祥的坚决反对，谈判宣告破裂。
在伦敦时，林清祥立场坚定，全力支持马绍尔争取包括控制内部治安权力的完全自治政府， 他毫不掩饰他与李光耀之间的尖锐歧见，并探讨如何迈步向前。林清祥试图说服林有福领导一个“国民阵线”，中止林德宪制，马绍尔也曾持有类似的看法，纳入“一些行动党的好人”，但不包括李光耀。行动党内部的不团结，越来越明显。[注29]
与此同时，在新加坡的傅树介、甘绍仪和詹密星去找党主席杜进才，要求他支持林清祥，因为林清祥坚持党的立场。李光耀从伦敦回来后，责难杜进才这样做。[注30] 因为在李光耀的构思里，最切实可行的理想宪制安排是：让英国人继续提供安全网，让他有时间把党组织起来，可以温柔地说话，让英国人举着‘大棒子’。在这点上，他的看法是和英国人的看法相吻合的，因为英国人“需要保留最后权力，以阻止新加坡落入共产主义势力范围。” [注31] 沙末•依斯迈和蒂凡那希望向李光耀施压，要他遵守党纲。[注32] 兀哈尔对杜进才坦然相告，表明行动党左派并不隐瞒他们的目的， 要行动党坚守反殖纲领，并以为党主席当然不会有不同的想法。
林清祥在第一次宪制谈判失败回返新加坡后， 急切想要召开记者会，把实际情况说明白。不过， 他还是接受李光耀的建议，改由行动党在羽毛球 馆召集抗议宪制谈判失败的群众大会，就在立法议院对该课题进行辩论的当天举行。[注33]
李光耀在其回忆录中说，除了马绍尔和林清祥，代表团的所有成员，包括他自己，都准备接受预料英国人将提出的建议，他把伦敦宪制谈判的失败归咎于马绍尔，说马绍尔要求英国答应不可能的事，并指出他不会妥协。事实上，身为首席部长的马绍尔，在率领代表团出发之前，曾在立法议院动议、并且获得立法议院通过决议，授权“默迪卡”谈判代表团为新加坡实现在英共和联邦内拥有独立领土的地位，并献议英国跟新加坡达致一项协议，让英国政府负责新加坡的对外防务， 并在商贸以外事务，给予引导，而李光耀则对马绍尔的这项动议作出附议。[注34]
（二）1957 年第二次宪制谈判中的“反颠覆条款”问题
第一次宪制谈判没有达到预定的目的，为了实现其先前的诺言，马绍尔于1956年6月7日辞去首席部长职务，由林有福接替继续执政。林有福吸取马绍尔的教训，改变了以往激进左翼的风格， 他对工运和学运进行了严厉打击，稳定了新加坡的社会秩序。林有福的强硬举措，加强了他在1957 年3月宪制谈判的砝码。[注35] 伦敦、华盛顿和悉尼——东南亚公约组织的会员国——纷纷向他祝贺。殖民地事务部感到安慰，同意在1957年3月重新谈判有关订立宪法，使新加坡成为自治邦。[注36]
1957年3月11日，新加坡各政党代表团在伦敦举行宪制谈判。代表团人数则由13人缩減至5人， 成员包括：劳工阵线的林有福和周瑞麟，华巫联盟的裕末，人民行动党的李光耀和自由社会党的林春茂。[注37] 宪制谈判从3月11日开始，到4月11日结束。然而，当代表团携带新宪法报告书返回新加坡的时候，没有热情的群众迎接欢迎他们。代表团接受成立内部安全理事会以及把反颠覆活动的第30条纳入宪法草案，令选民非常失望。“对于行动党内的左派而言，这是十足背叛。” [注38]
报告书纳入的第30条即反颠覆的禁令，并没有经过英国殖民部大臣和新加坡代表团协商，而是黑箱操作的结果，代表团的其他团员以为这条款是殖民部强加的。实际上，这项协议是殖民部大臣单独跟林有福和单独跟李光耀商定的，他们两人分别拜会殖民部大臣，进行协商，其他三位代表对此毫不知情。[注39] 马绍尔指责林有福和李光耀同意成立内部安全理事会和反颠覆的第30条， 说他们是傀儡。马绍尔挑战李光耀，以拟议中的宪法作为议题，在补选中较量。李光耀接受挑战， 两人同时辞去议席。但后来马绍尔却没有参加补选，李光耀在1957年6月29日的丹戎巴葛补选中，击败两名候选人，重新当选。他在补选中的主题是声称坚决反对第30条：“第30段(按指反颠覆条款)必须完全加以拒绝。我们不要一部含有第30段的宪法，不管是由殖民部或是民选政府加进去的……这就是我党的立场，就是我们要在丹戎巴葛选区抗争的课题”。[注40] 李光耀在回忆录中说第30条是殖民部提出的，但是20世纪80年代傅树介在英国阅读档案时发现，反颠覆条款正是李光耀主动提出，劝说英国人同意的。[注41]
[ 注释 三]
[29] 英国档案编号FCO 141/7373，新加坡本地情报小组关于1965年5月23日至6月5日期段的报告。转引自傅树介著，伍德南译：《生活在欺瞒的年代——傅树介政治斗争回忆录》，马来西亚：策略资讯研究中心，2016年，第85页。
[30] 傅树介著，伍德南译：《生活在欺瞒的年代——傅树介政治斗争回忆录》，马来西亚：策略资讯研究中心，2016年，第74页。
[31] 林清如：《我的黑白青春》，第389页。转引自傅树介著，伍德南译：《生活在欺瞒的年代——傅树介政治斗争回忆录》， 马来西亚：策略资讯研究中心，2016年，第75页。
[32] 英国档案编号FCO 141/14741，政治部笔记，柯利敦，政治部致总督秘书信，1956年6月7日。转引自傅树介著，伍德南译：《生活在欺瞒的年代——傅树介政治斗争回忆录》，马来西亚：策略资讯研究中心，2016年，第85页。
[33] 傅树介著，伍德南译：《生活在欺瞒的年代——傅树介政治斗争回忆录》，马来西亚：策略资讯研究中心，2016年，第85页。
[34] 新加坡立法议院辩论记录，1956年4月4日，第1793栏。转引自傅树介著，伍德南译：《生活在欺瞒的年代——傅树介政治斗争回忆录》，马来西亚：策略资讯研究中心，2016年，第79页。
[35] C.M. Turbull, A History of Singapore, 1819—1975,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264.
[36] 杜进才：<人民行动党建国之道>，《人民行动党：1954——1979》，行动报25周年纪念特辑，第21页。
[37] 南洋商报：《新加坡一百五十年》，第71页。
[38] 傅树介著，伍德南译：《生活在欺瞒的年代——傅树介政治斗争回忆录》，马来西亚：策略资讯研究中心，2016年，第94页。
[39] 国档案编号CO 1030/451，英联邦关系部致英国驻澳大利亚最高专员公署信，1958年11月17日。转引自傅树介著，伍德南译：《生活在欺瞒的年代——傅树介政治斗争回忆录》，马来西亚：策略资讯研究中心，2016年，第94页。
[40] 新加坡立法议院辩论记录，1957年4月27日，第1767—1768栏。转引自傅树介著，伍德南译：《生活在欺瞒的年代——傅树介政治斗争回忆录》，马来西亚：策略资讯研究中心，2016年，第79页。
[41] 傅树介著，伍德南译：《生活在欺瞒的年代——傅树介政治斗争回忆录》，马来西亚：策略资讯研究中心，2016年，第96页。
四、两派围绕 1956 年第三届党员大会的斗争
林德宪制谈判中的分歧，使得两派斗争进一步激化，这集中反映在 1956 年党的领导权的争夺上。
（一）1956年7月的第三届党员大会左派的局部胜利与丧失
在1956年7月8日举行的第三届党员大会上，左派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12个席位中取得了4席。林清祥取得了1,537票的最高票数，打败了以1,488 票紧随其后的李光耀。在林清祥成为秘书长助理时，杜进才说，这就相当于发出了一个信号，如果密驼路小组想要这样做，他们将会把李光耀及其合作者排挤出去，并掌控人民行动党的中央管理层。李炯才把这一结果说成是左派占领中央委员会的第一次尝试。[注42]
左派在领导层斗争失利后，它利用支部方面的力量进行斗争。年会后不久，左派控制的一个分会重新起草了党章，要求所有支部的委员可以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候选人进行竞选。党章这样的修改，对于左派极为有利。左派有着坚实的群众基础，支部不做必要的资格检查，对于任何人开放，左派的群众基础优势便易于发挥出来。
然而，左派在取得党内斗争局部胜利后不久， 优势很快又丧失。1956年10月，林有福政府为了平息骚乱，围捕了大批极端分子及其支持者。在27日凌晨的清洗中，林清祥、方水双、蒂凡那、普都查里、曾超卓、兀哈尔，连同“各业”副主席陈国伟、巫籍执委旺道兀、布旺和陆军平民雇员联合会副主席陈文英等四百余人，遭到逮捕。[注43] 这样，行动党内的左派几乎全部被拘留，右派得以继续掌握党的领导权。
（二）林清祥被捕背后的隐情
10月26日，林清祥被林有福政府逮捕，罪名是煽动暴乱。在立法议会上，教育部长周瑞麟谴责林清祥在群众大会上喊“Pah Mata”(福建话， 意思是“打警察”)，煽动群众酿成暴动。[注44] 林清祥在世的时候，始终否认说过这样的话。
2014年，历史学者覃炳鑫在英国档案馆发现林清祥在群众大会以福建话演说的新加坡警方英文译稿，并在社区博客平台“在线公民"互联网站发布，证明了林清祥的清白无辜。实际上，林清祥所说的话，跟被指责的恰恰相反，林清祥的发言如下：
“说到警察……他们都是受薪者，他们都是到这里参加反对林有福的群众大会的。（博得大会最响亮的欢呼声）我们很高兴地欢迎他们，他们越多人来，我们就越强大。（群众普遍欢呼）许多人不要喊“默迪卡"！他们要喊"pah mata"，这是错误的。我们要请他们跟我们合作，因为他们也是受薪者，那么，在发生危机时，他们就会带着枪逃走。（笑声和欢呼声）” [注45]
林清祥演说记录稿的发现，暴露了李光耀、杜进才和蒂凡那等人的表里不一。那次群众大会， 当林清样在演说时，他们都坐在台上，然而，周瑞麒在立法议院上撒谎时，李光耀没有当场揭穿他。显然，他不打算阻上林清祥因虚构的罪状而坐牢。[注46]
傅树介认为，事情的内情并非仅此而已，周瑞麟在立法议院指责林清祥鼓动群众打警察，如果他事先不确定李光耀将不会挑战他的谈话，谅他是不敢那样说的。想必是李光耀跟周瑞麟和林有福串谋，要把林清祥拉下政治舞台，排除在宪制谈判之外；他们企图制造混乱，通过在1956年9 月18日开始的大逮捕行动，瓦解左翼还动。[注47]
傅树介还认为，林清祥是被故意陷害的。林清祥是在行动党主办的群众大会上演说的，这场大会由党主席杜进才筹办，由杜进才挑选演说者、选择地点、日期和时间。杜进才选择的场地是林清祥的武吉知马选区，按计划，群众大会定在晚上7点结束，比政府下令华校中学生必须解散的晚上8点时限提前1小时；学生若不解散，军警将冲入校园，强行驱散。当天的大会有4名演讲者，林清祥被安排在最后发言。群众大会持续了1小时25 分钟，林清祥的演说占了25分钟。会场的气氛热烈，群情激昂，但林清祥演说时并没有煽动。[注48]
林清祥是典型的魅力型政治领袖，他的亲和力和演说才能，尤其在大政治集会和基层动员的场合，是李光耀难以企及的。很长一段时间，在新加坡官方历史叙述中，林清祥是一个反面人物， 对他的介绍常常是一笔带过。然而，从20世纪90 年代后半期开始，林清祥对独立运动的贡献开始在新加坡的学术论坛和公共讨论中出现，如2007年由新加坡官方编订的学校历史教科书中，就有一页多的内容用来介绍林清祥，说他是“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政治生活中的杰出人物”，他领导的工会是最有政治影响的，还突出李光耀在50年代对朋友说的一段话，说林清祥是新加坡未来总理的人选。[注49]
[ 注释 四]
[42] <李光耀对人民行动党失去控制的十天>，http://blog.of21.com/?p=52187。
[43] <被释放出狱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八领导人>，《生活报》，1956年6月4日。
[44] 新加坡立法议院辩论记录，1956年11月6日，第501栏。转引自傅树介著，伍德南译：《生活在欺瞒的年代——傅树介政治斗争回忆录》，马来西亚：策略资讯研究中心，2016年，第89页。
[45] 英国档案编号FCO 141/14775，附录M1，无日期。转引自傅树介著，伍德南译：《生活在欺瞒的年代——傅树介政治斗争回忆录》，马来西亚：策略资讯研究中心，2016年，第89页。
[46] 傅树介著，伍德南译：《生活在欺瞒的年代——傅树介政治斗争回忆录》，马来西亚：策略资讯研究中心，2016年，第89页。
[47] 傅树介著，伍德南译：《生活在欺瞒的年代——傅树介政治斗争回忆录》，马来西亚：策略资讯研究中心，2016年，第90页。
[48] 傅树介著，伍德南译：《生活在欺瞒的年代——傅树介政治斗争回忆录》，马来西亚：策略资讯研究中心，2016年，第90页。
[49] 寒山：<在林清祥平反的背后>，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4637.
五、对于 1957 年中央执行委员会席位的争夺
1956年9月和10月的逮捕后，行动党的左翼力量一蹶不振，1956年12月举行的二周年纪念大会， 没有热烈的场面，出席人数比以往来得少。到1957 年初，两个团体复苏，一个是32工团重新集结到新加坡职工会工作委员会旗下，另一个是行动党中央和各个支部的文化、教育和宣传组织。1957 年三四月份的宪制谈判，颠覆条款一项，引起了行动党左翼的不满；左翼领袖谢奕田、林清祥、蒂凡那等人身陷囹圄，只剩下吴文斗和知知拉惹(T.T.Rajah)两位孤军奋战时，左翼阵营又出现了新的力量分化整合，这些因素使得左派与右派的斗争进一步复杂尖锐起来。1957年，双方无论在斗争方式上还是在对于领导权的争夺方面，都更加激烈。人民行动党面临着分裂的危机。
（一）左派与右派的冲突
行动党内的左翼领袖谢奕田、林清祥、蒂凡那等身陷囹圄后，出现了一个Second XI的备位团队(政治部这样称呼他们，一般指足球的11人队伍），他们把活动重点放在基层——行动党支部，主要是武吉知马支部和武吉班让支部、行动党的中央宣传委员会以及左翼工会。他们自己编订活动，自行投票决定活动方针，自立于李光耀派系控制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注50]
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57年3月设立中宣委，由部分中委、支部主席和秘书组成。中宣委在各支部都有附属单位，负责策划各种社交活动， 在举办这类活动时，行动党的右派都不出席，只有组织秘书王邦文到场，负责记录。[注51] 当时宪制谈判正在伦敦进行，中宣委由行动党中委吴文斗主持，开始出版《行动快讯》（Action Express），独立于华文党报《行动报》。在整个4月份，中宣委反对该党关于推迟举行大选的立场。政治部注意到，“极端派的施压”，迫使李光耀在捍卫拘留者和他们事业的问题上，趋于采取更为极端的路线。[注52]
4月27日，李光耀在立法议院上宣称，只要他的行动党同僚和中央委员仍在监狱，尽管跟他们或存在分歧，他的党不会上台执政 。[注53] 1957年5月18日，在中宣委举办的文艺晚会上，李光耀说，如果行动党赢得大选，将会废除新宪法，争取独立和释放所有政治犯。李光耀必须进一步承诺上台后释放所有政治犯，以安抚党支部及活跃分子。[注54]
中宣委和支部文化小组带头鼓动反对中央执行委员会。《行动快讯》只出版一期，便遭到中委会组织秘书王邦文下令禁止。中委会也禁止在五一劳动节庆祝会上分发支部文教小组刊印的宣传资料和油印版《党讯》。支部的党员不满李光耀没有征求支部的意见就辞去立法议院议席，促成丹戎巴葛区补选；不满没跟支部磋商，就主张通过联邦合并实现默迪卡的政策。认为中委会对5月30 日工会负责人和行动党武吉班让支部财政被捕所表示的抗议过于软弱；不理会中宣委的一项决议， 要求把中委会的人数从12人增加到21人。在经禧区的补选，行动党支部支持独立候选人，而中委会支持劳工阵线候选人，选票分散的结果，导致自由社会党人胜出。中宣委做出决定，限定中委会在一个星期内回应他们的不满，否则，他们将举行抗议集会。[注55]
中宣委不顾右派的禁令，于7月15日再出版第二期的《行动快讯》，抨击公安法令特别是其拘留权力，并号召行动党各支部团结在中宣委的旗帜下加紧学习。Second XI 备位团队和左翼工会也讨论组织新政党事宜，并决定着手起草党章，只不过不展开以党名誉进行活动，等过了行动党8月份举行的常年会员大会再说。如果左派成功掌控中委会，便继续跟行动党合作。这些团队说明， Second XI团队对李光耀及其中委会的极度反感， 努力要联络并动员广大的讲华语的基层群众，争取实现行动党在成立大会上所宣示的默迪卡。如果在行动党内无法取得进展，他们准备成立一个新政党。[注56]
有研究者认为，左派的这些行动，与一些马共地下成员的激进路线有关。他们认为，李光耀等费边社会主义者始终是资产阶级分子，只是暂时团结的反殖对象，不是永远的盟友。他们认为左翼实力足以掌控全局，应该是时候把人民行动党牢牢掌握住。于是，他们召集了所有支部组织秘书等重要领导人，组织了杜亚士渔村岸外奎笼(渔栅)秘密会议，商讨是否通过8月份的中执委选举时，一举把李光耀集团选出去。但与会者并不完全认同激进分子的分析和主张，他们认为当时还不是适当的时刻与李光耀集团分道扬镳，况且李光耀在当时还没有展现出十分反动的举措，应该还是求同存异、团结一致共同反殖。[注57] 不过， “奎笼会议”的组织者，人民行动党第四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陈贡元的回忆录《1957年人民行动党奎笼聚会所谓“夺权”真相》是另一种记述。记述说这次“纯属中宣委和支部要员的一次聚会”，“不作记录，不作决议，各抒己见，求同存异。”“没涉及任何秘密”。“有一个规定：必须保证不损李光耀的形象和党中央委员会团结统一为前提。”“奎笼聚会是人民行动党正当的公开合法的聚会，是一次野餐式的联谊商讨会。所谓马共高级领导的重要地下秘密会议，全是子虚乌有，无稽之谈。” [注58]
（二）李光耀的动议和反击
8月4日，行动党第四届党员大会举行。[注59] 夺取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席位问题成为左派和右派斗争的关键。关于这次会议，行动党的元老拉惹勒南和邝摄治在各自的著作中都有所记载，不过与具体的事实略有出入。笔者根据当时的报刊资料，[注60] 将整个过程作一勾勒，然后再略作分析，尽可能恢复历史的真貌。
这一次会议，入场检查非常严格，不论是老党员或是老执委，都一律凭证入场，会场秩序良好。会上，李光耀发表演说，他指出，在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长远目标方面，行动党跟共产党没有分别，但在实现方法上，两者有所区别，行动党主要以和平合法的手段来实现这个目标。李光耀的这一思想，体现在他的动议中——“接受新宪制， 但是拒绝附加禁止颠覆分子参加第一次立法议会选举的规定。授权未来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重组政党，加强党的团结，重申党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独立、民主、非共和社会主义的马来亚。”
由于李光耀的这一动议极具重要性，党员要求采用秘密投票方式表决。在1500名党员的表决中，1120人投票赞成，112人反对，另外有279票是废票和弃权票。动议获得了通过。李光耀的其他五条动议，也获得大会的通过。这五条动议包括： 要求政府无条件释放或者公开审讯被拘留的前中央执委；反对氢弹和原子弹竞赛；要求新马合并； 争取同工同酬；促使政府解决工潮问题。这一事实表明，在这一次党员大会上，李光耀提出的六条动议，成为全党的共识，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予以支持，只有极少数人表示反对。
然而，在中央执委会的选举前，李光耀却作出了摊牌的姿态。他在发言中指出，杜进才和他等8人[注61] 对行动党所走的路线负直接责任。他要求所有党员，要么赞成这8人重新选入执委会，要么一个都不选。在他所列举的8名右派里面，知知拉惹、潘铁人、陈从今和吴文斗等人被排除在外。此外，李光耀还指责说有部分党员对4名旧执委王永元、陈维忠、哈伦加森和依士迈拉欣发动谣言攻势，这种破坏集体领导的方法必须加以遏制。
（三）左派的胜利与右派的摊牌
随后进行中央执委选举。这次选举，第一次实行了秘密投票。选举结果是陈贡元、陈翠嫦、王才安和陈世鉴4名新人入选，杜进才、李光耀、陈维忠、吴秋泉、阿末易卜拉欣、知知拉惹、吴文斗和陈从今等8名老执委继续连任。李光耀所列举的8名人选中，王永元、哈伦加森和依士迈拉欣3人被淘汰。尽管李光耀强调多选右派，但选举结果中，右派在12名委员中才占到一半，左派代表——吴文斗、知知拉惹、陈贡元、王才安、陈世鉴及陈从今等6人占了另一半。
最不能令右派接受的是人民行动党司库王永元的落选。他与李光耀、杜进才在当时被誉为人民行动党的三巨头。哈伦卡辛和伊斯迈拉欣的落选更是使马来人的支持度剧烈降低。[注62] 而在左派的叙述中，1956年10月26日殖民地军警大肆逮捕后，王永元到行动党各支部巡视时, 发现支部党员唱中囯民歌和抗战革命歌曲，就说那是共产党歌曲不准唱，引起许多支部执委和党员不满，而他恰恰是李光耀強力要求大会无论如何必须选举的八人名单中的一位。[注63]
8月4日党内投票两天后的6日，知知拉惹和他的5位左派同僚在人民行动党总部参加了第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在四个小时后会议结束时，依然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谁成了领导人。左派尝试说服李光耀改变主意承担起接管秘书处的责任。王才安第一个提出放弃席位并转让给被李光耀提名的人。随后，陈贡元也提出了类似的建议。然而， 李光耀的回答总是不不不。虽然提出了多个和平解决的方案，但李光耀依然拒绝让步，于是这个党陷入了一片混乱。分裂了的中央委员会在1957 年8月13日再次召开会议，以求打破困局，可是仍然没有产生解决问题的方案，这就像是被逼到了绝境。李光耀等人，这次决心和左派摊牌。他们认为，如非此时此地向左派摊牌，左派方面将逐渐实行其他办法以夺取党的权力。“右派集团早已明白对方有此种企图之危险，因此就在复选会议中来一次摊牌。” [注64]
在6日的会议上，右派6人拒绝担任重要职位以示不满，左派也很是不满。在4日的大会中，李光耀只提到12名旧中委中的8名右派，希望他们能够重新获选，而完全不提及其他4名中委的名字。左派对于李光耀此举也是异常不满。
知知拉惹说，他们已经“没有选择，只能维持现状”。8月13日，新当选的中委召开会议，重要职位都由左派担任：具体职位是：
主席：陈从今 副主席：陈贡元
秘书长：知知拉惹 副秘书长：陈世鉴
司库：吴文斗 副司库：王才安
杜进才、李光耀、吴秋泉、陈维经、陈翠嫦和易卜拉欣6人是普通执委。
新当选的领导强调，人民行动党并不是一个共产党集团，或华人集团，今后，该党将遵循党纲和既定的政策，以及在第四届常年大会上的决议案，接受新宪制，拒绝附加禁止颠覆分子参加第一次立法议会选举条文，长期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独立、民主、非共和社会主义的马来亚。[注65] 这一事实再次表明，所谓共党份子或极端派“夺权” 之说，纯属子虛乌有，无非是右派制造借口，让林有福政府抡起大棒子，帮助他们清理门戶，把左派势力排除出党外的一个阳谋而己。
（四）右派得重新取得领导权
然而，左派的“胜利”是短暂的。8月21日和22日，林有福政府根据《公共治安条例》逮捕了35 人。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6名左派，有5名被逮捕，其中3人被驱逐出境。[注66] 政府在法院通告中说明，逮捕这35人，因为他们的破坏活动变得越来越频繁和嚣张。似乎暗示着这次清洗是为了避免人民行动党为共产分子所篡夺。另一方面， 人民行动党断言，这次清洗是劳工阵线先发制人挫败工会会员，以夺取职工联合总会的控制权。在1957年9月立法议会上，李光耀否认共产党人已经获得行动党的统治地位。实际上，他只把共产党人称为“人民行动党内部力图反对和取消最近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制定的政策的一个反对派”而已。[注67]
林有福政府对于左派的逮捕清洗，为右派重新控制行动党“提供了一次很好的休整机会”。8 月25日，知知拉惹也辞去职位。9月10日，剩余的6位中委组成“紧急委员会”，负责党的事务。右派重新掌控了党的领导权。
10月20日，人民行动党召开了特别会议。李光耀在报告中指责了劳工阵线政府对于行动党领导人的逮捕。[注68] 会议同意“紧急委员会”推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名单。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阵容是：主席，杜进才，副主席，吴秋泉，秘书长，李光耀，副秘书长，阿末•易卜拉欣（ Ahmad Ibrahim），司库，王永元，副司库，黄循文，委员：易士迈尔•拉欣(M lsmail Rahim)、宁甘(S V Lingam)、陈翠嫦、哈仑•卡西姆(Haron Kassim)、陈维忠、何佩珠。[注69]
这次特别大会，对党章做了必要的修改，规定了党大会的召开期限，规定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职位和责任，授权中央执行委员会可以任命不超过6名的中央执委。此外，如何重建党的组织以保证党的领导权不会被轻易夺取，这一事宜也在准备之中。准备结果于1958年11月23日正式采用。
1957年10月份的这次特别会议，对于此后右派乃至整个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左派被清洗，右派得以对党的领导层进行控制。修改后的党章，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右派对于领导权的争夺。此后，尽管左派在基层势力强大，但再也无法争夺到党的领导权，党的领导权被右派牢牢地控制在手中。
左派党人这次“夺权”行为，被马共国外政治局书记章凌云(阿苏)裁定为纯属于冒险机会主义行动，政治局责令流亡印尼的马共新加坡旅印尼工作委员会立即采取行动补救这个关系。方壮璧受命负起这个重任，此后与李光耀有着多次的秘密会谈。[注70]
在右派的叙述中，左派是采用不公正手段赢得了和右派的斗争，他们代表着一种暴力斗争的形象。人民行动党元老之一的拉惹勒南，在<人民行动党的历史与组织>一文中称，“左派为他们的支持者寄去了行动党入场许可证，共产主义者拿着许可证参加了党的年会，非党员的亲共分子挤满了会场。” [注71] 李光耀也说“造假的人数超过真正党员”。[注72] 然而两人都没有提出任何确凿的证据， 足以证实他们的指控的真实性。
根据上述的描述可以看出，左派基本上还是公平地竞争，从当时的会议程序看，会议检查严密，选举民主且公正，党员对于履行职责也是认真的（如：这次会议上以多数票通过了党的“民主的非共的社会主义的马来亚”的目标等提案）。
从实际的情况看，成立之后，右派的群众基础远不如左派，右派较多地处于主动进攻的态势， 以争取对于党的领导权，他们在1955年和1956年， 也成功地达成了目的。1957年，随着两派矛盾的尖锐，左派决定控制党的领导权，使党继续沿着坚定反殖，为建立一个独立、民主、非共和社会主义的马来亚的路线走到底。而右派群众基础薄弱， 归于失败是自然之事。从这一届中委的构成看， 其比例上更接近党员中双方的构成。
英殖民政府的情治机关——政治部对1957年8月4日行动党第四届常年大会的报告，证实了这一点。政治部记录约2,000人出席会议，有450人看似华校学生模样。与会者凭门票入场，门票印有“不得转让”字样，是事先发给所有党员的。尽管进场时，入场证都受检查，似乎有许多人是持朋友的门票，成功进入会场。不过，约有500人在选举中央委员的秘密投票开始时离场。投票时，都要仔细比对入场证和身份证或党员证后才可投票。有1,500党员参加投票。[注73] 出席人数跟行动党第三届常年大会不相上下，第三届的出席者在1,500至2,000人之间。[注74] 从右派对于劳工阵线的指责中可以看出，至少在那时，右派还在为左派申辩，左派和共产主义还没有画上等号。若干年后，随着左派和右派的斗争，右派才把左派和共产主义画上等号。
[ 注释 五]
[50] 傅树介著，伍德南译：《生活在欺瞒的年代——傅树介政治斗争回忆录》，马来西亚：策略资讯研究中心，2016年，第99页。
[51] 英国档案编号141-14773新加坡情报与行动小组有关1957年共产党外围组织的汇报，1957年8月1日，附录B：“共产党外围组织在政治领域恢复活动”，政治部逐月汇报记录。转引自傅树介著，伍德南译：《生活在欺瞒的年代——傅树介政治斗争回忆录》，马来西亚：策略资讯研究中心，2016年，第100-101页。
[52] 傅树介著，伍德南译：《生活在欺瞒的年代——傅树介政治斗争回忆录》，马来西亚：策略资讯研究中心，2016年，第100页。
[53] 新加坡立法议院辩论记录，1957年4月27日，第1739栏。转引自傅树介著，伍德南译：《生活在欺瞒的年代——傅树介政治斗争回忆录》，马来西亚：策略资讯研究中心，2016年，第101页。
[54] 傅树介著，伍德南译：《生活在欺瞒的年代——傅树介政治斗争回忆录》，马来西亚：策略资讯研究中心，2016年，第101页。
[55] 傅树介著，伍德南译：《生活在欺瞒的年代——傅树介政治斗争回忆录》，马来西亚：策略资讯研究中心，2016年，第101页。
[56] 傅树介著，伍德南译：《生活在欺瞒的年代——傅树介政治斗争回忆录》，马来西亚：策略资讯研究中心，2016年，第102页。
[57]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新加坡华人通史》，第615页。
[58] 伍依：“奎笼会议夺权真相”，http://blog.of21.com/?p=46729.
[59] 冯清莲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它的历史、组织和领导》第8页将其称为第三届，没有将成立大会计算在内。其他资料中均将54年的成立大会作为第一届，然后55年为第二届、56年为第三届、57年8月4日的为第四届。
[60] “行动党新中委选举结果显示激进派略占上风”、“人民行动党更新领导人物后各党派人士均表示关注”等文对此次选举有着较为详细的报导，参见《南洋商报》，1957年8月6日，8月15日。
[61] 其余6人是是艾哈迈德•本•易卜拉欣、吴秋泉、哈伦•本•卡西姆、伊斯迈拉欣、王永元和陈维忠。
[62] <李光耀对人民行动党失去控制的十天>，http://blog.of21.com/?p=52187。
[63] 郑谦：<是非功过，由谁评说>，https://xinguozhi.wordpress.com/2013/12/15/。
[64] <人民行动党内部分裂问题深受各政党人士关注>，《南洋商报》1957年8月8日。
[65] <人民行动党更新领导人物后各党派人士均表示关注>，《南洋商报》1957年8月15日。
[66] The Prophetic & the Political: Selected Speeches & Writings of S. Rajaratnam, p.37。
[67] 冯清莲《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它的历史、组织和领导》第9页。
[68] “人民行动党特别大会选出新中委会”，《南洋商报》1957年10月21日。
[69] Fong Sip Chee, The PAP story: the Pioneering years, p.62.
[70] 陈剑主编：《浪尖逐梦：余柱业口述历史档案》，吉隆坡：策略咨询研究中心，2006年，第36—37页。转引自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新加坡华人通史》，第615页。
[71] The Prophetic & the Political: Selected Speeches & Writings of S. Rajaratnam, p.36。
[72] 《李光耀回忆录：新加坡的故事》，第313页。
[73] 英国档案编号141-14783，政治部关于1957年8月4日星期天假羽球馆举行的人民行动党第四届常年大会的报告。转引自傅树介著，伍德南译：《生活在欺瞒的年代——傅树介政治斗争回忆录》，马来西亚：策略资讯研究中心，2016年，第104 页。
[74] 英国档案编号141-14783，政治部给总督私人秘书，关于1956年7月6日人民行动党第三届常年大会经过的报告。转引自傅树介著，伍德南译：《生活在欺瞒的年代——傅树介政治斗争回忆录》，马来西亚：策略资讯研究中心，2016年，第104 页。
结 语
1954年成立之后，人民行动党就开始了内部派别间的斗争。1954至1957年间的两派斗争，既有路线立场分歧的原因，也有权力争夺的原因。1955年，两派关于是否参加立法议院的选举的分歧，是由于两派路线立场策略的差别，而围绕蒂凡那参选的斗争，更多出于权力之争。这一年的斗争激烈程度，双方都比较克制。1956年，围绕宪制谈判，双方的斗争进一步升级；到1957年，双方围绕党的领导权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人民行动党面临着分裂的危险。林有福政府对于左派的逮捕清洗，为右派重新控制行动党“提供了一次很好的休整机会”。在双方的叙述著作中，都表示责任主要在对方，己方一副无辜的样子。通过这几年斗争过程的梳理，不难看出，在具体的斗争过程中，左派和右派各有进攻和防守。
从斗争激烈程度来看，这一时期的斗争远没有后面60年代的斗争程度激烈。这一时期，人民行动党还处于建党初期，重在发展壮大，虽然有3 位议员，但基本处于在野状态，在新加坡政坛上地位和影响力有限。右派和左派虽然有斗争，但还面临着外部的压力，还要争取夺取执政党的目标，双方都比较克制。在1957年9月立法议会上， 李光耀否认共产党人已经获得行动党的统治地位。实际上，他只把共产党人称为“人民行动党内部力图反对和取消最近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制定的政策的一个反对派”而已。
在力量对比上，左派有着很好的群众基础，在组织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中富有激情和经验， 但在行动党领导层，左派力量并不如右派。相对于右派，左派的成分要复杂得多，既有左翼学生， 也有左翼工人，还有马共地下党成员，这些人有着不同的背景，缺乏足够的凝聚力与团结，也缺乏相对有权威的领导人。不像右派以李光耀为代表。右派虽然不如左派有群众基础深厚，但他们也逐渐和基层发生关系并产生了一定的效果；此外，右派和英国殖民当局、右翼的林有福政府，都建立和保持了较好的关系，这是右派最终战胜左派的重要因素。行动党之外的新加坡政坛的力量， 特别是当时林有福政府的清洗行动，对于左派的打击力度，远远胜于内部间的斗争。左派实际上是内外受敌，两面作战，所以失败的结果是难免的。
右派与左派的工作方式，也对两派斗争的结果有着重要影响。左派扎根在基层，过多地采取激进冒险主义，在工运反殖运动中身先士卒，而右派在反殖运动基本上是处于后台地位，当发生清洗行动之时，左派首当其冲损失惨重，这削弱了左派在行动党中的地位，也影响到两派间的斗争结果。在斗争策略上，右派更为灵活多变，像李光耀，在不同场合显示出不同的身份，在避免冲突的同时，又施展灵活的斗争策略和手腕，利用各方力量进行平衡，巧妙地借力打力，最终取得了对于左派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