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亚共产党及其武装斗争的兴起与沉寂
作者 / 来源：于洪君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京）2015年第2期
cctb.net/llyj/lldt/zdyj/201510/t20151030_33064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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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之友》编辑部按语] 对于曾经在“马来西亚计划”实施之前积极参与马来亚人民抗英反殖反“马来西亚计划”斗争以及在“马来西亚联邦”强硬实施之后的反霸权统治争取民主人权和民族平等权利斗争的人士来说，到目前为止，本文是一篇极为难得一见的由外国人所撰写的探索马来亚共产党及其武装斗争的兴起和消亡的好文章。
作者依据近年来国内外披露的新材料、原马共领导人的回忆录和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撰写此文，让读者可以清晰地看到马共的成立及其初期活动、早年参与抗日战争、战后和平发展之路、重新开展武装斗争、与中苏等国共产党的党际联系、党内的矛盾与纷争、最终选择和谈并放弃武装斗争的原委和脉络。
本文由以下章节组成：
• （一）马来亚共产党的成立及其早期活动
• （二）在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中作出重大贡献
• （三）艰难的和平发展之路与复杂的党内斗争
• （四）马共的国际联系与艰辛的和谈尝试
• （五）在国际共运大分裂背景下重开武装斗争
• （六）错综复杂的内外环境导致分裂和衰败
• （七）马共放弃武装斗争同时终止了革命运动
• （八）“一心为人民，功绩留青史”
马来亚共产党曾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活跃的力量之一，他们领导的革命武装斗争前后持续40余年，在东南亚地区乃至全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走向衰落和沉寂。在签署了合艾协议之后，马来亚共产党已经名存实亡了。对于合艾协议的签署，尽管陈平宣称这是马共获得的“光荣的和解”，但从马共放弃武装斗争同时终止了革命运动的全部实践看来，实际上就是“体面的投降”，对于统治集团来说，无疑就是“成功的招安”。从种种情况看来，马来西亚的民主党团和民主人士是很难指望马共领导人对他们所领导的斗争实践进行严肃认真的反思和做出具有启示意义的总结的了。
难怪作者在文末这么写道：马来亚共产主义运动和马共领导的武装斗争曾经轰轰烈烈，如今已成历史，成了鲜为人知的悲情故事。何以至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考和解读。因此，要想对马来亚共产党及其武装斗争的兴衰以至灭亡过程进行全面正确的反思和总结，只好指望马来亚共产党以外和马来西亚国外的有识之士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者来进行了。本文作者撰写这篇文章，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和榜样。
以下是于洪君大作的全文内容——
20世纪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曾经波澜壮阔，与之相应的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在东南亚地区，包括马来亚共产党在内，各国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运动及武装斗争一度声势浩大，在本地区乃至全世界产生了强烈震撼和影响。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力量，曾对该地区各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表示了巨大同情和支持。然而，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除越南、老挝两国外，其他国家的共产党都没有进一步发展壮大，他们领导的革命斗争进入80年代后全面受挫，此起彼伏的武装斗争烽火先后熄寂。本文根据国内外近年披露的新材料，对马来亚共产党及其武装斗争进行全程扫描，以飨研究之需，并求教于同仁。
一、马来亚共产党的成立及其早期活动
马来西亚原称马来亚（参阅文末《人民之友》编辑部【注I】），是由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共同组成的一个多民族、多文化、多宗教的多元社会，历史上长期遭受英国殖民统治，族群关系与政治生态相当复杂。20世纪20年代，在马林等一批共产国际活动家的大力推动下，共产主义思想传人此地，一批思想先进的知识分子和觉悟工人开始在马来亚建立共产主义小组。[1]1930年4月30日，马来亚共产党在森美兰州瓜拉比拉村正式成立。[2]共产国际代表、后来成为越南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胡志明，在马来亚共产党成立会议上发挥了核心作用。胡志明当时称阮爱国，他受共产国际委托，于当年2月先在中国九龙统一了越南境内各派共产主义组织，建立了越南共产党，而后一鼓作气，来到马来亚主持成立了马来亚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的一些早期党员，在马来亚共产党的筹建及其早期活动中也发挥了很大作用。1927-1928年间，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海陆丰起义和广州起义相继失败，一些中共党员为躲避国民党追捕，来到新加坡和大马半岛，他们在那里建立了中共南洋临时党支部，后改为中共南洋临时工作委员会。为了更紧密地联系当地民众，动员民众参加革命，中共南洋临时工委后来改组为南洋共产党临时委员会。马共第一任总书记黎光远、组织部长吴清和宣传部长傅大庆都是华人。黎光远担任马共总书记仅两周即被逮捕，坐牢两年后被驱逐到中国，遭国民党政府杀害。黎光远和吴清是否有中国共产党和南洋共产党的背景尚不清楚，但傅大庆曾是中国共产党南洋临时委员会领导人，这一点确切无疑。[3]
马来亚共产党是按照共产国际统一部署，根据设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决定而成立的。[4]同各国共产党一样，马共成立之初也属于共产国际的成员党，其基本纲领是反帝反封建，把英帝国主义驱逐出马来亚，实现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进而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5]
马共成立后积极开展革命活动。由于新加坡产业工人较多，工人运动当时比马来半岛其他地区更为活跃，马共最初的活动多以新加坡为中心。但因政治上不够成熟，指导思想有误，缺乏经验和高水平的干部，马共也曾犯过盲动主义和左倾幼稚病等错误。1935年马共匆忙组织的工农武装起义遭到失败，使党的组织受到严重打击。新加坡海峡殖民地警察当局对马共成立及其活动十分敏感，成立专门机构予以打击。据统计，1931-1935年间新加坡警方共对马共采取 432次行动，拘捕226名马共嫌疑人。因其中多为中国籍，所以多数被驱逐到中国。6名被捕的马共领导人中有5人被遣往中国，因为他们都是华人。
1937年，马共以统一战线方式，利用合法渠道开展群众运动，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影响逐渐扩大，党在组织上亦有所发展。马共领导人也如走马灯一样频繁更换。第一任总书记黎光远被捕后，林庆充于1930年接任，但一年后辞职。1931年6月继任总书记的符鸿纪，未能获得党内信任，1932年 9月被开除出党（此人当年曾被派往中国上海重建马共与中共的联系）。此后，何文汉、欧德修、李启新、陈良、蔡白云、杨少民等人相继担任过马共总书记。 1939年4月，自称共产国际代表的莱特，成了马共的最高领导人。莱特1900年出生于越南，曾经使用过张红、黄金玉、黄绍东等化名。1934年，此人在新加坡进入马共党组织，1935年成为中央委员，1936年成为总书记蔡白云的副手，1939年成为总书记。据马共后来考证，莱特早年曾留学苏联，而后到了中国，成为中共上海党组织成员，会讲汉语和广东话。20年代，他随胡志明回到印度支那，在西贡开展共产主义运动，成为西贡共产党的重要干部。
二、在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中作出重大贡献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初，受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影响，马共也认为已经开始的战争是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事情，继续坚持抗英斗争。 1941年6月法西斯德国发动侵苏战争后，日本侵略马来半岛的威胁日益临近。此时，苏联和共产国际对战争的立场发生了重大变化，马共也迅速改变了对待英国殖民当局的态度，向英国殖民当局提出了由马共招募人员、交给英军训练、归属英军马来亚司令部指挥、共同对日作战等建议，但遭到英国殖民当局拒绝。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8日大举进攻泰国和马来亚，英军受到重创。为联合各种力量共同抵抗日本人的进犯，新加坡英国殖民当局转而寻求与马共合作，双方9日签署《芽茏协议》。此后，马共开始招募志愿人员，接受英军训练，然后组织这些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当时英国人感到“与共产党人能够和睦相处”，遂派秘密特工到马共游击队开展工作。原来被捕的马共党员也因此获释，投身到抗日游击战中。1942年1月10日，马共领导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一独立部队正式成立。而后，又陆续成立了第二独立部队、霹雳州人民抗日军等。这一时期，马共制定了以驱逐日本法西斯、建立马来亚民主共和国为目标的 《九大纲领》。
如同马共主要由华人党员组成一样，马共领导的抗日武装也以华人为主。基于这一情况，同时也为便于指挥，霹雳州人民抗日军按汉语方言分设为四个组。一组以客家人为主，一组以潮州人为主，一组以海南人为主，一组以广西人为主。从这一情况看，说马共“领导马来亚各族人民建立人民抗日军”[6]，不如说马共主要领导华人建立了抗日军。
日本攻占新加坡后，英军宣告投降。马共开始遭受日本人的残酷镇压，领导层受到了严重破坏，包括党内二号人物黄诚在内，许多领导人被捕牺牲。 1942年9月1日，马共根据总书记莱特的命令，召集各地党组织和部队领导人到雪兰莪州黑风洞地区开会，结果遭到日军围歼。党的领导机构和骨干力量遭受的损失更加惨重。不久后准备在霹雳州召开的旨在重建领导层的金宝会议，也因日军突袭而未能举行。
事后查明，1942年向日本人提供黑风洞会议消息，致使马共领导层受到毁灭性打击的，恰恰是“因汽车抛锚错过时间而死里逃生”的总书记莱特。当 年3月26日，莱特在新加坡被日本宪兵秘密捕获。莱特为保全性命，向日本人提供了马共领导人名单，并与日本人达成了秘密合作协议。日本人根据他所提供的情报，成功地突袭了马共黑风洞会议。后来，也是因莱特出卖，马共另一领导人蔡克明在新加坡被捕牺牲。对于这些事情，马共当时一无所知，党的领导层实际上只剩莱特一人。
当时，亚洲各国共产党之间保持着多种形式的接触和联系。马共与泰国共产党的关系尤为密切。泰共总书记名叫李启新，化名老黑，出生于中国海南岛，年轻时移居新加坡，在那里加入马共，担任过莱特助手和共青团领导人。1932年，李启新被新加坡警方逮捕并被驱逐出境。在香港，他找到党组织，随后被派到曼谷，成为泰国共产党领导人。1944年，马共与泰共在两国交界处联合建立了抗日根据地。马共与印尼共的联系也相当密切，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印尼共产党比较活跃时，马共曾在印尼开设马来亚民族解放阵线办事处。
在日本占领马来亚期间（3年零8个月），马共抗日武装战绩卓著，毙伤日军总共5,500余人。虽然马共武装自身损失也相当大，伤亡人数超过4,000多，[7]但总体上还是在发展壮大，成为马来半岛最有组织性和最有战斗力的劲旅，解放并有效控制了超过一半的国土。至战争结束时，马共准备复员的多达6,300人，规模相当可观。[8]当时，英国人对马共在抗日斗争中的历史贡献给予了充分认可，马共总书记陈平曾被授予大英帝国勋章，但他没有去英国领取。党的另一重要人物陈田，应邀去英国参加了盟军胜利游行。
三、艰难的和平发展之路与复杂的党内斗争
1945年8月，日本投降，马来半岛、新加坡和整个东南亚的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马共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总书记仍为莱特。面对新的情况和更加复杂的新任务，莱特为马共制定了《八大主张》的新文件，其主要内容是“拥护中苏美英民主国家联盟”，“实行民主制度，建立全马各民族各抗日党派所普选的民意机关”。马共当时制定这样一份文件，显然是受到欧洲意大利、法国等国共产党“交枪入阁”事件的影响，实际上是要放下武器、解散军队，结束武装斗争、同即将卷土重来的英国殖民者全面合作、走和平斗争即所谓政治发展之路。当年11月发表的马共中央《关于当前形势的宣言》 [9] ，集中地表达了马共的上述立场。
当时马来半岛的形势非常复杂。战争结束之初，原来驻守马来半岛的部分日本军人不想成为“白人”即英军的俘虏。他们抢在英国人尚未前来受降之际， 通过各种渠道与马共接触，试图与马共武装联合，建立抵抗英军的日本—马共联合作战部队。当时，无论在马共党内还是在马共武装力量中，为反击英国殖民者不惜继续战斗的氛围比较强烈，在此思想支配下，马共个别地方组织和部队领导人未同中央商议，竟与部分日本军人达成了开展抗英合作的初步协议。
马共面临着与卷土重来的英国殖民者合作还是与昔日的敌人日本人合作的两难选择。经过反复权衡，马共最终接受了总书记莱特的主张，因为“他曾是共产国际的人”，虽然共产国际1943年即已解散，但他身上的光环尚未退去。不过，即使决定与英国新殖民当局开展合作，马共也还是“留了一手”。他们秘密地隐藏了几千件武器，同时将几千名准备日后开展游击战的武装人员悄悄隐居到农村老百姓中，其中包括大约400名不愿成为“白人”俘虏的日本军人。[10]
马共接受总书记莱特建议、放弃武装斗争并转向政治发展后，党内围绕着是否继续开展武装斗争、是否与日本军人合作、是否参加二战后马来亚和平进程的争论告一段落，避免了可能发生的分裂。在这种情况下，党的中央机构得以重建。脱党很久但仍然活着的一些资深中委如阿仲、雪兰莪州州委书记杨果、南柔佛州州委书记陈勇、霹雳州州委书记陈平等人，与莱特一道组成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除莱特具有越南血统外，其余四人均为华人。
转向和平发展道路后，马共人民抗日军的某些人员换上了英国殖民当局发放的三星军服，有些人被授予军衔和勋章，经常不断地受邀参加各种庆典活动。 莱特有了固定而体面的办公地点，还有三位马共领导人被聘参加了英国军政权的顾问委员会。但是，英国殖民当局战前颁发的用来对付共产党的《社团法令》和《驱逐法令》没有废除。当局是否会利用这些法令来对付昔日的盟友，没有明确态度。马共自走出丛林成为合法政治力量那一刻起，就笼罩在前景迷离、命运不测的巨大阴影之中。
英国殖民当局根本就不愿在新形势下与马共合作，更不想与马共共享抗日战争成果，一开始就对马共保持高压态势。马共党内主张开展抗英斗争的力量，利用战后初期经济困难、社会混乱、腐败横行的复杂局面，经常发动民众，组织示威游行，开展罢工斗争，双方的关系日趋紧张，马共干部中陆续有人被捕，或遭驱逐。由于历史积怨过多、当局挑拨离间、华人土匪滋事等多重因素，马共与原住民马来人及其社团的关系也倍显紧张，摩擦和纠纷时隐时现。
面对重大历史考验，马共党内矛盾再度显现。围绕着如何处理同英国殖民当局的关系，是否执行莱特提出的“马来亚民主统一阵线”政策，是否支持马来人建立的马来国民党和马来亚民主同盟，党内分歧严重。1946年初，党的领导机构得到加强，中央委员会增加到12人。前不久产生的5人中央临时领导机构成了常委会，而后改为政治局，其他中央委员组成组织局。当年1月召开的中央扩大会议，通过了题为《新任务新纲领》的重要文件。这期间，莱特伪装共产国际代表一事被揭露，党内对其身世之谜愈发怀疑。莱特的领导地位、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严重削弱，随后神秘失踪。1946年，马共开除了被怀疑为英国和日本特工，战后又为英国人服务的莱特，1947年5月在泰国将其秘密处死。
1947年3月，年仅23岁的陈平（原名王文华）被推举为马共总书记。陈平后来回忆说，当年莱特倡议的“政治路线，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被证明是非常成功的”。依靠这条路线，“马共控制了全马及新加坡的劳工组织”，马共的“政治影响力及追随者从未那么强大过”。因此，莱特被除掉后，以陈平为首的马共新领导层决定继续执行已经在执行中的政治路线。争取党的合法地位，影响正在进行的马来亚联邦制宪工作，成了当时马共的主要斗争任务。
四、马共的国际联系与艰辛的和谈尝试
1947年夏，由于多种因素共同作用，英国殖民当局加大了打压马共等进步力量的力度，马来亚的政治空气更趋紧张。面对这种情况，马共于1948 年2月开始批判“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同年5月通过了准备武装斗争的决议。当年6月，英国当局颁布了“特别紧急条例”，宣布实行紧急状态，开始全面镇压马来亚共产党、前抗日人员和其他进步人士。陈平成了大英帝国的首号通缉犯。1949年2月1日，马共武装力量改组为马来亚民族解放军，其中的第十支队，全部由马来族出身的人组成。马共中央和军总司令部就此发表了《民族解放军建立宣言》。1951年10月，马共武装竟然神奇地击毙了英国驻马来亚最高专员葛尼。
由于力量对比悬殊，加之战争指导思想存在问题，马共在武装斗争中不可避免地遭受了重大损失。党的队伍，包括最高领导层，因战斗减员、屡出叛徒而不断分化重组。这期间，当局竭力把马共的武装斗争描绘为苏联策划的国际共产主义阴谋。但据陈平回忆，虽然他作为党的领袖产生过要与苏共建立联系的念头，但“无论是紧急状态之前或紧急状态期间”，马共“从未与苏联有任何联系”。马共不曾向苏联求援，也没有任何苏联人或莫斯科情报员与他或马共接触。
马共与中国共产党一直保持联系。陈平领导马共后，曾于1947年前往香港，与中共驻港干部进行了接触。但据陈平后来透露，直到1949年年中，马共与中共的联系只是间歇性的，而且对马共并无重大意义。后来考虑到中国革命将很快在全国胜利，马共才认为与中共建立直接联系势在必行。1948年底，马共“驻中国的第一任代表”阿海来到中国。后来，马共又陆续派到中国很多人，有的人在中国娶妻荫子，生活了二三十年。如马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阿成，一度担任过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副部长。[11]
马来亚共产党不仅与中国保持着越来越密切的关系，与苏联也有一定的接触和联系，马共驻中国的代表多次赴苏联参加会议，与苏共中央国际部讨论有关马共的问题，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国际上对马共与中苏两国的关系问题猜测频多。为说明马共领导的革命不是外部干预和支持的结果，而是马来亚社会内在因素所使然，陈平后来在回忆录中特别强调，马共当时“不曾接受来自中国或苏联共产党人的任何直接援助，不论是财务上的还是其他形式的”。
1954年，来自大英帝国各地的共产党组织曾在伦敦召开会议，讨论战略策略问题。当时，亚太地区形势又发生很大变化。继朝鲜停战协定签署后，印度支那问题和平解决的希望日渐增大。面对这种情况，马共驻英国代表林丰美宣布，马共愿在终止紧急状态的条件下结束武装斗争，以和平方式争取建立民主共和国。林丰美宣读的这份文件，实际上是由马共驻中国代表小章（即凌章云）在苏联起草的，文件中“接受了不少来自北京和莫斯科的意见”。这件事说明，马共在政治上受中苏两国共产党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马共代表在伦敦宣布将有重大政策调整，在马来亚内外产生极大影响。陈平等人得知这一情况时，关于结束印度支那战争的日内瓦协议已经签字，中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在万隆会议上通过，以东姑为首的马来人政治集团联合马华公会，在角逐马来亚未来的斗争中占了上风，英国人把统治权交给马来人已无悬念。[12]马共领导的武装斗争短期内绝无胜利可能，而东姑集团明确承诺大选获胜后实行大赦。考虑到这些复杂因素，陈平等留在国内的马共领导人经过长时间讨论，决定接受上述文件阐明的新立场，转向和平谈判，争取获得合法地位后，以制宪手段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
1955年5月，马共以吴兴名义向吉隆坡当局递交了由陈平起草的希望举行和平谈判的声明。但英国殖民当局认为马共败局已定，坚持要马共投降，然后再谈大赦，实际上拒绝了和谈。当年7月，东姑领导的联盟在大选中获胜。东姑表示愿意会见陈平，英国人的立场亦开始松动，局势逐渐向有利于和谈的方向发展。当年10月，马共代表陈田与政府代表朱运兴进行了三轮预谈。双方商定，12月下旬陈平与东姑在华玲举行正式会谈。[13]
华玲会谈前约一个月，马共驻中国的代表回到国内，转达中苏两党关于马共问题的联合意见。由于事关重大，这份联合意见书是记在脑子里，以口头转述方式传达的。其主要内容：一是马来亚同任何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共同边界；二是马共的斗争未能形成跨种族的广泛统一阵线；三是马共与敌人之间的力量对比差距太大，因而不可能有任何希望；四是建议马共结束武装斗争，把注意力放在宪政活动方面。[14]
在华玲会谈中，政府方面的代表是马来亚联合邦首席部长东姑、新加坡首席部长马绍尔，还有马华公会总会长陈祯禄。马共方面除陈平、陈田外，还有游击队领导人拉昔·迈丁。[15]当时，陈平等人要求当局允许马共作为合法政党回归社会，或者允许马共解散后另建一个新党，原马共人员自由参加新党或其他政党，但当局坚持要马共无条件投降，要求放下武器人员在集中营接受忠诚审查，不愿效忠马来亚的人将被遣送到中国或印度。马共无法接受如此屈辱并伴有政治迫害风险的方案，再加上英国人特别反对重金通缉的“恐怖分子”陈平回归政治生活，千方百计从中作梗，华玲会谈最终以失败告终。陈平当时表示，即使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我们也要继续战斗下去!
五、在国际共运大分裂背景下重开武装斗争
华玲会谈失败后，马共别无选择，只能继续进行武装斗争，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对此表示赞赏。1956年，他在北京接见马共领导人，赞扬陈平等人是英雄，并表示，在我们共产党人的字典里，是找不到“投降”两个字的。[16]但是，毕竟力量对比悬殊，斗争条件和生存环境极为恶劣，此时马共并未完全放弃通过和谈寻找出路的想法。1956年2月，在丛林中苦战的陈平致信东姑，试图与当局重启会谈，遭到拒绝。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在英联邦内正式独立，马共通过中国新华社发表声明，再次向东姑政府示好。它在宣言中表示，马共对马来亚独立的贡献是巨大的，但马来亚离完全独立还很远，为了实现真正的独立、民主、自由、和平，应该马上停战，马共准备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活动。[17]此后，马共又多次发声，表示愿与政府会谈。1958年6月，马共在民族解放战争十周年时发表宣言，建议政府开全国协商大会。
马共一次次发出和平建议，当局不仅断然拒绝，同时还以代号为“老虎行动”的军事清剿作为答复。此时，马共武装的斗志和士气开始低落。坚持抵抗者大量牺牲，不愿继续战斗的潜出国外，还有些人“集体投诚”。领导者叛变或遭暗杀等事件屡屡发生。到1958年底，马共主力部队人数已经少得可怜，游击队的骨干队员也不过350人。
在这种情况下，马共做出了秘密遣散武装人员、转移和保存党的领导干部、在马来亚和新加坡等地转向地下斗争、伺机待起等决定。为执行这些决定，马共驻中国代表提议，由马共在泰国设立商业机构，用以筹措党的经费，并与外界保持联系。也是为了执行上述决定，阿海于1960年初秘密回国，代替陈平领导马共在国内的斗争。陈平因参与华玲谈判时身份暴露，当年12月与陈田等三人途经泰国、越南秘密前往中国。[18]
1961年4-5月间，陈平等人逗留河内期间，与胡志明、黎笋、黎德寿等越南领导人举行了会谈。越方建议马共继续进行武装斗争，因为中国领导人曾当面告诉他们，革命很快会席卷东南亚诸国，马来亚等国政权都会垮台。[19]越方同时还表示，愿为马共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包括培训干部。陈平等人解释了马共关于暂停武装斗争、转向政治斗争的新策略。马共当时不想改变刚刚形成的新策略，因为它得来不易。陈平后来说：“我们经历了几个月思想上的争论，才敲定结论，认为我党生存的仅存希望就是回到政治斗争。”
1961年6月，陈平、陈田等人抵达北京。[20]7月，即同已在中国的马共主席穆沙•阿默德[21]以 及小章等人一起，与中共总书记邓小平举行会谈。陈平回忆说，邓小平当时也表示，东南亚要经历剧变。他劝马共不要放弃武装斗争，而是要善用这个即将席卷东南亚的时机。陈平表示愿向马共中委汇报此事，邓小平承诺中方将会提供相关支持。鉴于这一情况，陈平、穆沙•阿默德等人与远在国内的阿海等人交换意见，最后决定放弃“新方针”，重振武装斗争的旗帜。
1961年中，马共开始在马来亚和新加坡秘密募召志愿人员，沉寂了近两年的游击战重新打响。这时，马共总书记仍为陈平，但在国内实际领导马共的是阿海。陈平在北京主要负责马共的国际交往。当年11月，他赴莫斯科参加了81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马共其他人也曾出访过阿尔巴尼亚、朝鲜等国。那时，中苏两党分歧已经显现，马共最初保持中立，以便争取两党对马共同等支持。但在思想理论和感情方面，马共更倾向于中国共产党。1963年，小章回国替换阿海。因交通困难，小章1964到达马共总部，阿海1965年才到北京。
六、错综复杂的内外环境导致分裂和衰败
1963年9月，马来西亚联邦成立。该联邦刚一问世即危机四伏，吉隆坡的联邦政府与新加坡方面的政治恩怨导致社会上各种关系，包括华人与马来人的关系全面紧张。早就把酝酿中的马来西亚视为安全威胁的印尼总统苏加诺宣布，印尼要在1965年1月1日太阳升起之前粉碎马来西亚。面对内忧外患，吉隆坡当局对马共的注意力有所下降，马共因此获得了短暂的喘息和发展机遇。为争取更多的外部支持，1964年8月末，陈平访问越南，与越方就支持马共武装斗争等事交换意见。越方承诺全力支持马共的武装斗争，并表示愿在北越为马共建立秘密广播电台，条件是马共自己提供播音员，由中方提供广播器材。这项计划因中方另有考虑，不予支持而未能实现。
那时，中国处于文革前夜，内外政策偏左。1965年，毛泽东在武汉接见外国友人，包括陈平，听取他们对反修斗争的意见。当年9月，林彪发表长文《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强调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之路，对世界各国都有普遍意义和现实意义。这些新情况对长期信任中国革命经验、依赖中国支持的东南亚各国党产生了深远影响。[22]已经开始武装斗争并且势头不错的马共，受到的影响尤为巨大。
当时，中国有关方面的确考虑过如何帮助马共的问题。自1967年1月起，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康生与陈平等人多次举行会谈。毛泽东本人也在康生陪同下，会见过陈平等人，听取情况汇报。在会谈会见中，中方拒绝了马共关于征召流亡到中国的原马共党员及其同情者回国参战的请求，也拒绝了让这类原马共党员自动转为中共党员的意愿，马共对此有些失望。对于马共提出的帮助建立广播电台、提供经费支持等事，中国领导人都作了积极表态。陈平在其晚年回忆录中有详细说明，其他一些文章也有相关介绍。
1968年，受多种因素影响，马共领导层内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分裂，党主席穆沙•阿穆德被解除职务。[23]马共就此发表了《高举武装斗争伟大红旗，奋勇前进》的声明，强调马共坚持进行武装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1969年5月13日，马来西亚发生种族冲突，许多华人青年对马来西亚当局感到愤怒和绝望，纷纷上山参加马共领导的武装斗争。到1969年时，游击队员已从1967年的300-500人增加到1600余人。这时，在中国、苏联和社会主义各国的共同支持下，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事业势如破竹，前景看好，马共领导人深受鼓舞，信心倍增。武装斗争虽然始终伴随着巨大牺牲，但总体上仍以如火如荼之势持续向前发展。
1969年11月，“马来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开始播音。该电台最初使用中文普通话、马来文、淡米尔文，后增加了英文和一些华语方言。这段时间，由于马共主要领导人都在中国，电台也设在中国，马共政治上受中国“文革”的影响更加明显。1970年4月，为纪念建党40周年，马共发表声明，题为《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文中不仅强调，要取得马来亚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就必须坚持乡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而且在思维方式、论述逻辑和语言风格方面，都与中国文章极其相似。
这时，中苏关系已全面恶化，国际共运已四分五裂，马共由最初的中立转向了支持中国。1965年1月底，马共发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声明，公开表示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1967年又发表了《苏修是马来亚人民的死敌》、《中国才是世界革命的中心》等重要文章。1968年6月19日，中国《人民日报》发表马共关于重新开始武装斗争的声明。次日，中共中央致电马共，对马共武装斗争2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1972年，马共新党章发表，内中载明，马共“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坚持“乡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道路”。[24]那时，中方高度评价马共，认为“马共坚决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支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25]。
为了扑灭马共的武装斗争之火，马来西亚当局无所不用其极，除持续进行武力清剿外，还广泛使用离间计等特殊手段。在国内负责全党事务的马共北方局领导人缺乏经验，把握失度，滥杀无辜，导致肃反严重扩大化。再加上国际共运分裂和中国“文革”等外部因素，1969-1970年间，马共不同地区组织之间发生冲突，酿成马共历史上最血腥的一幕。据统计，当时至少有200人被处决，数百人遭到清算。
残酷的内部清洗和营区间彼此开战，导致马共部队大幅度减员，战斗力急剧下降。1970年，革命派公开分裂。1974年，马列派另立山头。1983年，马共（革命派）与马共（马列派）合流，成立马来西亚共产党，领导人为张忠民。[26]陈平、章凌云等所谓中央派，被指责为“修正主义者”。他们控制下的马共，被称为“旧马共”。分裂与内讧的结果是衰败不可避免。马共各派武装力量总人数最少时已不足千人。
七、马共放弃武装斗争同时终止了革命运动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中国同外部世界的关系，随之出现重大调整。东南亚一些国家，特别是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在与中国建交前后，都提出了中共与这些国家共产党的关系问题。对此，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公开表示：中国不会输出革命，也不会在任何地方谋求势力范围。东南亚国家的共产党问题是这些国家的内政，应由这些国家自己处理。1978年邓小平访问东南亚后，中方加速调整同相关国家共产党的关系。胡耀邦、李先念等领导人也多次对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人表示，各国革命必须依靠本国人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进行。从1980年起，中国有关部门开始直接开展说服解释工作，包括马共在内的各国共产党“最终接受了现实”，即中国不再支持东南亚各党的武装斗争。[27]1980年12月，邓小平亲自出面做陈平工作，要其关闭设在中国境内的广播电台，陈平接受了中方的建议。
1981年6月30日，马来亚革命之声电台按双方商定的计划，停止了在中国的播音。第二天，马共在马泰边境新设立的电台恢复播音，但取名为“民主之声”。此时，马共的武装斗争已完全失去外部支持，泰国当局对隐蔽在本国南部泰马交界地区的马共游击队，越来越不能容忍，对马共武装的军事打击力度不断加大。这时，马共武装斗争的势头明显滑落。“从1981年起一个武装人员都招不到。”[28]
1984年，马共内部正式开始研究停止武装斗争问题。1985年5月，马共地下电台播出《纪念建党55周年声明》，向马来西亚当局发出了准备放弃武装斗争、寻求和谈结束国内战争的信号。双方随即通过特定管道开始接触。[29]
1987年，张忠民领导的马来西亚共产党向泰国军方“投诚”，开了“回归社会”的先例。泰方以此为契机，要求马共其他部队按上述方式交出武器，遭到拒绝。1988年，泰方再次建议和谈，马来西亚当局也与马共进行了接触，但没有实质性进展。为了打破僵局，泰方建议陈平直接参与谈判，并表示愿意提供相关协助，马共反复研究后，接受了泰国的建议和安排。1988年9月，陈平与章凌云在澳门见面。两人分析了马共面临的内外环境，决定在泰方参与和调停下，正式与马来西亚政府展开谈判。
自1989年2月起，三方在泰国普吉岛进行了五轮谈判。1989年11月3日，当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时，陈平抵达普吉岛。[30]会谈中，马来西亚政府最终同意马共的“三个坚持”，即不在文件中使用“投降”字样，不说马共“回归社会”，不要求马共“交出武器”。马共放弃共产党“合法化”要求，同意协议签署后在马来西亚和泰国代表见证下“自行销毁武器”。[31]12月2日，三方代表在泰国边境小镇合艾正式签署和平文件。在合艾协议中，马来西亚政府“不否认马共在加快独立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并对马共自1930年以来所做的贡献表示“了解与感谢”。
马共停止武装斗争，同意回归社会，是轰动东南亚和世界的一件大事。来自世界各地的约200名记者进行了现场采访和报道。文件签字后，陈平对记者宣布这是“光荣的和解”，称三方签署协议“符合我们党争取实现和平的政策，符合当前世界人民要求和平与民主的潮流，同时也符合马来西亚和泰国两国人民的利益”。“作为马来西亚公民，我们保证效忠最高元首陛下，效忠祖国。”[32]但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他有意回避了马共未来出路问题，同时特别强调，虽然马共部队已经解散，但他本人还是“马克思主义者”。[33]
八、“一心为人民，功绩留青史”
按照三方协议，被遣散的原马共人员在三年内分两次领取到了政府津贴8,000元马币。境外返回人员在三年内每月领取到政府津贴800元马币。这些人在泰国境内办理手续并领取身份证后，回到马来西亚，接受政府安置，开始了新的生活。[34]愿意留在泰国的游击队员，泰方同意每人在泰国南部获得2.4公顷土地用以谋生；另外分得一块建房用地，每人每月获得22美元生活津贴，为期三年。这些人共同组成了四个“和平村”。
那些身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原马共党员，各谋生路。自1961年起一直生活在中国的陈平，[35]1994年前往泰国，成为拥有永久居留权的“无国籍者”。2004年，陈平获得新加坡准许，到新加坡进行学术访问。在此前后，陈平多次申请返回马来西亚，遭到拒绝。
2009年12月，前马共人员在合艾市举行纪念和平协议签字20周年庆祝活动，陈平以及泰国和马来西亚的代表应邀到会。大会主席台背景版用泰、马、中、英四种文字印制，“一心为人民、功绩留青史”的大字标语撼人肺腑。会议开始时，与会者为双方在武装冲突中牺牲的人员低头默哀。陈平在发言时，再次提议为冲突中无辜死去的人们默哀，以表达他个人对过去领导武装斗争的歉意和忏悔之情。与会者高度评价20年前实现的体面和平，对正在展开的和平生活充满信心和期待。
2013年9月16日，陈平在新加坡去世（参阅文末《人民之友》编辑部【注II】）。马来西亚各界对陈平褒贬不一。华人社团大多对陈平的经历表示理解和同情。反对党人民联盟批评政府未能遵守和平协议，主张允许将陈平遗体运回国内安葬。当局坚持认为陈平为恐怖分子，声言当年的武装斗争不可原谅，并以陈平已放弃马来西亚国籍为由，禁止将其遗体或骨灰运回马来西亚安葬。
马来亚共产主义运动和马共领导的武装斗争曾经轰轰烈烈，如今已成历史，成了鲜为人知的悲情故事。何以至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考和解读。2000年12月，笔者在加德满都遇见一位马来西亚华人朋友，与他探讨此事。他说，按照列宁主义理论，革命只能在危机成熟时爆发，而马来西亚从未形成这样的危机，因此，革命的客观条件并不具备，当年的马共脱离了实际。另一方面，马共自始至终都是华人政党，它所领导的武装力量清一色为华人，党的事业没有得到其他民族的认同和支持，战争中遭受的损失和牺牲全部由华人承担，代价太大且无法补偿。他的说法不无道理，但也并不尽然，因为无论在马共党内还是在军队中，马来族干部和战士还是有的。直到最后一刻仍在为马共事业而抗争、并且参加了合艾谈判的拉普•迈丁，就是其中的出色代表。当然，同华人相比，其他民族和种族出身的人的确太少了。
谈到马共失败的原因，陈平也曾说过，无法争取到马来人和印度人的支持是最主要的因素。[36]此外，他还说过，“取得胜利要有国际条件、国际支援”，否则是不行的。[37]由于国际形势，特别是东南亚形势的变化出乎意料，我们几乎没有取得胜利的可能。显然，在他看来，失去外部支持是马共武装斗争走向失败、革命事业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一位名叫张佐的老游击队领导人回归和平生活后也曾感慨万端地说过：“论到对祖国和人民的事业，我自问无愧”，“我不是一只知倦的归鸟，只因气候转变了，我不应，也不能继续朝着原有的方向飞去!”[38]
《人民之友》编辑部注：
【注I】 “马来西亚原称马来亚”——这样的说法是有欠妥当的。“马来西亚”（Malaysia）和“马来亚”(Malaya)是具有不同内涵的两个概念，而不是同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新旧阶段的两个称呼。这是基于以下的历史事实：
1、 在英国殖民统治马来亚和北婆三邦（即砂拉越、沙巴和文莱）时期，马来亚是指马来亚联邦。马来亚联邦包括马来半岛的9个州即玻璃市州、吉打州、霹雳州、吉兰丹州、丁加奴州、彭亨州、雪兰莪州、森美兰州、柔佛州和槟榔屿、马六甲两个殖民地，而新加坡为皇家直辖殖民地（也就是说，当时所称的“马来亚”是包括新加坡的）。
2、 英国殖民统治者实施的经济掠夺和政治压迫激起了马来亚各族（主要是华族）人民的强烈的反抗和斗争。英国殖民统治者终于跟当时的3个保守党派[即由全国巫人统一机构（简称巫统）、马来亚华人公会（简称马华）与马来亚印度国大党（简称国大党）领袖所组成的代表团进行谈判，达致宪法制度的协议，让马来亚（即上述半岛9州和槟、甲两个殖民地）于1957年8月31日宣布“独立”，并规定马来亚则在独立之后，同英国签订“英马防卫援助协定”。新加坡则到1959年6月3日才宣布“实行内部自治”，成为大英联邦内的一个“自治邦”——实际上新加坡的自治是非常有限的。
3、 马来西亚就是“马来西亚联邦”，原来的“马来西亚联邦”计划是包括马来亚即以上所述的马来亚联合邦（半岛9州和槟甲两地）和位于加里曼丹岛北部的砂拉越、沙巴、文莱以及当时已经成为“自治邦”的新加坡。马来西亚联邦在1963年9月16日宣布成立之时，文莱没有加入，而新加坡是在1965年8月9日被踢出马来西亚联邦而被迫宣布“独立”。因此，现在的马来西亚联邦就是在马来半岛由苏丹统治的9个州，加上槟城州和马六甲州，再加上位于加里曼丹岛北部的砂拉越州和沙巴州（共13州）组成的联邦。
【注II】 根据国内外媒体报道，陈平是在2013年9月16日6时20分在曼谷一所医院逝世。
原文注释：
[1] 20世纪20年代，共产主义思想通过中国、印尼和荷兰的共产党人，经过新加坡传入马来亚。当时起了重要作用的是荷兰人马林。马林不仅在推动建立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直接参与建立了印尼共产党，并利用他与苏加诺的特殊关系，一度促成印尼国民党与印尼共产党的合作。
[2] 实际上，马共并没有记清建党会议召开的确切日期，只是事后多年，根据胡志明关于会场外街道上挂满迎接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红布条等细节进行回忆，推算出该党成立日期应为4月30日。
[3][7][15][28][29][31][32][33][37][38] 参见刘鉴铨《青山不老——马共的历程》[马来西亚]星洲日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97页，第93页，第49页，第68页，第64页，第12页，第130页，第128页，第67页，第178页。
[4] 共产国际当时在马来亚的活跃分子据说有丹马六甲、阿里明等人。
[5] 参见《国际共运史事件人物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52页。
[6][24][25] 参见《各国概况（1979）》世界知识出版社1979年版第158页。
[8] 有资料说，1945年日本投降时，马共党员发展到8,000多人，武装部队万余人，民兵数万人。但马共领导人陈平在其回忆录中披露的数字没有那么多。
[9][17] 参见[日]原木二夫文《马来亚共产党与中国》，载于《南洋资料译丛》2001年第4期。
[10] 这部分日本军人被分散隐藏到偏远的华人居住区，后来遇到麻烦。当游击生活极为艰苦、马共部队无法养活这些因语言障碍而不能出去自谋生路的日本军人时，有些领导人竟将他们秘密处决，因而造成很坏的影响。也有些日本军人死于战场或被俘遇害。只有极个别的几个人活到20世纪80年代。马共放下武器后，他们返回日本，安度晚年。
[11] 沈志华《解开东方情报局的历史之谜》，参见《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年鉴（2013）》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636页。
[12] 东姑当时为马来亚联合邦首席部长，全名为东姑·阿都·拉赫曼。
[13] 华玲是紧邻泰国的边境小镇，靠近马共根据地。
[14] 因担心口头复述文件出错，陈平后来要求远在北京的马共代表传回原文，但被告知，该文件已经失效。六年后，当陈平拿到上述文件的文本时，始知这份文件用俄文写成，系马共驻中国代表与苏共重要理论家苏斯洛夫共同起草的。马共驻中国代表后来拒绝提供原件，原因在于中苏两党分歧此时已经加剧，双方对马共问题的立场出现重大差异。
[16][19] 金津《马共的革命与终结》，载于《炎黄春秋》2009年第4期。
[18] 陈平是根据马共1960年的决定前来中国的。在中国居住了28年。他的妻子李坤华曾在马共中央机关工作，1956年后亦旅居中国。
[20] 陈平作为马共最高领导人此后一直在中国。其他主要干部也大多长期在中国居留。
[21] 此人后来脱离了马共，向当局投诚。1981年1月，马共中央曾发表《关于穆沙·阿默德叛党反革命事件的公告》。
[22][27] 关于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的政策及其调整，可参见王家瑞主编《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90年》当代世界出版社2013年版第87页，第132-134页。
[23] 穆沙·阿默德等人1968年向马共国外代表团提交意见书，而后又广泛散发署名文章《坚持毛泽东思想就是马来亚人民革命胜利的道路》，公开暴露党内分歧，受到党内解职处分。1981年1月，穆沙等人在马来西亚官方电视台发表投降自白书，正式脱离马共。
[26] 张忠民生于1928年，原名高怡健，又名高柴荆，马列派领导人，2003年病逝。
[30] 这是陈平自华玲会谈后，时隔30余年第一次在公开场合露面。
[34] 马共在持续几十年的武装斗争中到底牺牲多少人，各方说法不一。陈平在其回忆录中说：“官方的数字显示，我方共有六千名军人被杀。我可以准确地说是四至五千人之间。”参见陈平《我方的历史》[新加坡]Media Masters Pte Ltd 2004年版第9页。
[35] 陈平在中国生活了28年，但离开中国的确切时间不清。
[36] 关于马共是华侨党、马共武装斗争没有得到其他种族支持的说法并不完全成立。马共党内一开始就有不少马来人。马来民族解放军的主要领导者就是马来人。最后一任马共主席阿卜杜·西迪也是马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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