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会见纳吉、期许我国 挺身维护南海的和平与稳定

习近平会见纳吉、期许我国

挺身维护南海的和平与稳定

原标题：习近平会见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
对有关国家在南海的挑衅行为要做必要反应

作者/来源：《观察者网》2014年5月30日综合报道

http://www.guancha.cn/Neighbors/2014_05_30_234027.shtml

5月30日，习近平会见纳吉布

据中新网今日（5月30日）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0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

习近平表示，40年前，你的父亲拉扎克总理同周恩来总理签署中马建交公报，开启了两国关系新篇章。40年来，两国关系取得跨越式发展，积累了很多有益经验。一是始终把握促合作、谋发展、求共赢的大方向，相互尊重、坦诚相待，不断增进政治互信。二是互利共赢，全面拓展务实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带动了中国同东南亚国家关系发展。三是着眼未来，促进人文交流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加深相互了解和友谊，夯实友好基础。

习近平强调，中方珍视同马来西亚友好关系，视马来西亚为可信赖的朋友和重要合作伙伴。双方要继续共同努力，抓住机遇，克服挑战，不断深化中马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希望双方保持高层互访，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航天、遥感卫星、金融等领域合作，搞好重点项目，带动双边贸易和投资合作迈上新台阶。双方还要加强执法安全和防务合作，共同打击恐怖主义、非法出入境、网络犯罪，扩大人文交流和青年交往。

纳吉布表示，我高度重视马中关系，愿继承先父对华友好的传统，沿着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开辟的道路，本着全面战略伙伴的精神，增进互信，积极推动马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使两国合作枝繁叶茂，造福两国人民。马方希望进一步提升双边贸易和投资水平，扩大双边本币结算规模，欢迎中国企业积极参与马来西亚经济发展。马方愿同中方加强人文交流和防务执法合作。

5月30日，习近平会见纳吉布

 习近平表示，马来西亚航空MH370航班失联至今已经近3个月时间，马方和澳大利亚等有关国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开展客机搜寻和家属安抚等工作。希望马方抓紧协调有关国家，尽快制定完善常态化搜寻和善后方案，保持搜寻工作连续性，争取尽快找到飞机下落。

纳吉布表示，马航MH370航班失联是世界航空史上未曾有过的非常不幸的事件，马方将尽一切努力继续进行调查，直至找到事件真相和失联飞机下落，这是马方对乘客家属的责任。马方将继续同中方及其他各方保持密切合作。

纳吉布表示，前段时间，一名中国女青年在马来西亚遭绑架，我对此高度重视。经过马方努力，这名中国女青年已经安全获释，马方近日将护送她回国。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

习近平强调，中方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一贯的。当前，南海形势总体稳定，但也出现一些值得关注的动向。中方珍视南海的和平稳定，不赞成把争议复杂化、扩大化、国际化。我们不会主动挑起事端，但对有关国家的挑衅行为要做出必要的反应。长期以来，中马两国保持良好沟通，始终围绕维护中马关系大局，妥善处理有关问题，为地方和平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中马双方要共同努力，加强双边对话、沟通，推进海上合作和共同开发的办法，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习近平强调，中国的发展同周边国家发展相互促进。中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提出了“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以及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等一系列重大倡议。马来西亚是亚洲重要国家，也是海上丝绸之路支点国家。中方愿意同马方加强合作，为建设和平、繁荣、和谐的亚洲作出贡献。

纳吉布表示，东盟和中国相互依赖，彼此是好邻居、好朋友。双方要密切合作，共同致力于实现亚洲的和平、稳定、繁荣。关于南海问题，纳吉布表示，我赞同习近平主席上述主张，认为有关声索国应该通过直接沟通、对话，妥善处理分歧。马方愿积极参与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明年马来西亚将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愿为促进东盟-中国关系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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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马航最新消息：搜救重回起点 马来西亚总理访华再谈MH370

来源：《观察者网》2014年5月30日报导

 guancha.cn/Neighbors/2014_05_30_233727.shtml

5月29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举行会谈。 

【马航飞机失踪最新消息】马航MH370失联客机搜索29日传出令人沮丧的消息，澳大利亚联合协调中心昨日宣布，排除此前发现脉冲信号的印度洋海域为MH370航班终结位置。这意味着4月5日以来的搜索白费力气，马航搜救重回起点。

昨天，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在北京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举行会谈，就马航客机失联事交换意见，李克强表示希望马方发挥好主导和协调作用，尽快制定新的搜寻工作方案，找到飞机下落，认真开展事件调查。此前，李克强和纳吉布多次通电话谈马航搜救。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9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访问的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举行会谈。

纳吉布说，我愿对马航370航班失联这一不幸事件向中国人民、特别是机上乘客家属表示深切同情和诚挚慰问。马方感谢中方在事件处理过程中给予的支持与合作，愿同中方及有关各方密切合作，继续尽全力开展下阶段搜寻和调查工作，做好对机上乘客家属的抚慰，找到妥善处理事件的办法。

李克强说，事件发生后，中方同马方等各方保持密切合作。我们始终没有停止搜寻工作，高度重视事件的调查和处理。希望马方发挥好主导和协调作用，尽快制订新的搜寻工作方案，找到飞机下落，认真开展事件调查。同时继续做好中国乘客家属的相关服务工作，重视他们的合理诉求，使事件得到妥善处理。

李克强表示，马来西亚是中国的友好邻国和在东盟的重要合作伙伴。建交40年来，两国政府和人民持续推进中马友好合作大业。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马来西亚，取得丰硕成果。今年是中马建交40周年，中方愿与马方以此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和深化务实合作，充实中马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内涵，扩大利益融合，实现共同繁荣。

李克强指出，中马合作领域宽广，内容丰富。希望双方发挥好双边经贸磋商机制作用，充分利用中国—东盟自贸区政策优势，拓展经贸合作，力争实现 2017年双边贸易额1600亿美元的目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领域的合作，共同推进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和马中关丹产业园区建设。加强投资、金融合作，继续扩大本币在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携手推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筹建工作。扩大航天、防务、司法和执法安全、农业合作及人文交流，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夯实中马关系的民意基础。密切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推进中国—东盟关系和东亚合作，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

纳吉布表示，马中建交40年来，两国关系全面、深入发展，取得丰硕成果。马中友好凝聚了两国几代领导人和两国人民的心血，值得双方倍加珍惜并发扬光大。

纳吉布赞同李克强关于进一步深化两国合作的建议，表示马方愿进一步扩大两国经贸、投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农业、汽车、人文等领域的互利合作，共同开拓东盟国家市场，积极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筹建工作，促进共同发展。

在谈到南海问题时，双方一致主张通过当事国直接谈判解决问题，避免采取使事态复杂化、扩大化的举动，切实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

会谈前，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纳吉布举行欢迎仪式。全国政协副主席李海峰出席。

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了双边经贸、文化、科技、投资等领域合作文件的签署。双方还宣布在广西南宁、马来西亚槟城和哥打基纳巴卢设立总领事馆。

这是会谈前，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纳吉布举行欢迎仪式。

 马媒解读中马总理会谈 两国关系未受挑拨影响

作为一位“值得信赖的战略合作伙伴”，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29日在人民大会堂感受到中方的热情。马来西亚媒体对这场马中两国总理的会晤颇为关注，并称在会谈结束后，两国总理见证了5份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当然，马航失联客机事件是两国总理会谈重要话题之一。

马来西亚媒体对两国总理在会谈中谈论马航事件的内容非常关注。由于李克强表态希望马方继续主导搜寻工作，马来西亚《新海峡时报》称，一些专家认为，马中两国正发出信号，“马中关系很成熟，不会受到客机失联事件及挑拨声音的影响”。

“扩大马中双边贸易”则是马媒体关注的另一个内容。从现在双方的投资额来看，马对中国的投资要大于中国对马的投资，因此马方希望能在未来中国对外投资中分“一杯羹”。但马方自知没有更多的能源资源吸引中国，但作为中国在东盟国家中最大的贸易伙伴，马方完全可以成为中国扩大东盟市场的主要门户。

在谈到外界关心的南海问题时，中马两国总理取得共识。“双方一致主张通过当事国直接谈判解决问题，避免采取使事态复杂化、扩大化的举动，切实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

《新海峡时报》29日称，纳吉布中国之行将在30日和31日迎来重头戏。30日，纳吉布将拜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并参加私人晚宴 ；31日，中马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两国建交40周年庆祝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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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英拉时代：泰国民主去向何方

后英拉时代：泰国民主去向何方 

作者/来源：宋清润/《环球视野》、《中国新闻周刊》

globalview.cn/ReadNews.asp?NewsID=37475

泰国宪法法院5月7日裁定看守首相英拉‧西那瓦违宪。这位美女总理，跟其兄长、前首相他信一样被迫下台，却是受到泰国广大人民群众支持的。

【编者按语】本文发表于2014年5月19日。三天后，即5月22日，泰国便发生了军事政变。插图与说明为本部落格编者所加。

 2011年8月5日，泰国诞生首位女总理——英拉•西那瓦。然而，担负家族政治复兴重任的她却命运多舛，今年5月7日，宪法法院判决她违宪罪名成立，将其解职。副总理兼商务部长尼瓦探隆继任临时总理。英拉在位前后不到3年。

英拉遭遇“司法政变”后，还可能面临上议院弹劾乃至被禁止参政5年的厄运。英拉下台导致泰国政争风暴愈演愈烈，陷入更大危机：朝野两派支持者纷纷上街，7月大选极可能再度泡汤，政改方案无法推进。估计动荡会持续到年底，发生军事政变的可能性上升，泰国滑向“失败国家”的深渊。

西那瓦家族的政治复兴重任

英拉•西那瓦家族主导着21世纪的泰国政坛起伏，过去13年半，该家族的政党赢得历次大选，主政9年余，一门3总理：他信（家族长子）、英拉（他信妹妹）、 颂猜（他信妹夫）。该家族还推出两位代总理——沙马（他信密友）、尼瓦探隆（英拉继任者）。而反对派在大选中屡战屡败，只能通过军事政变、街头示威、司法政变、抵制大选等非常规手段搞垮西那瓦家族通过大选组建的政府，获得短期执政权，并力图将西那瓦家族及其政党逐出政坛，驱离泰国。

因此，西那瓦家族的政治命运成为泰国政坛核心问题，屡屡在政坛激起千层浪。

他信出身北部清迈小商人家庭，自我奋斗成为电信大亨，2000年成为泰国唯一入围《财富》杂志全球500首富之人，家族企业资产达数十亿美元。1998年，他信创立泰爱泰党（蕴含爱国之意），吸收大量政治名流加盟，抓住泰国遭遇1997年金融危机而亟须改革旧体制的机遇，以“新思维、新做法、推政改、重基层”的形象崭露头角。该党打出经济民族主义的旗号，竞选纲领惠及大商人、中小企业主、中产阶级、广大农民等几乎社会各个阶层，重点提出惠于农民的政策：延长偿债期限，为每个乡村提供100万泰铢发展资金，农民花30泰铢便可获得医疗服务（即30泰铢治百病计划）。受惠者超过选民的半数。

2001 年1月大选中，泰爱泰党赢得500个下议院议席的248个，而第二大党民主党仅获128席。泰爱泰党成为泰国选举史上首次主要靠竞选纲领而非靠买票胜出的政党。代表草根利益的他信集团首次击败在20世纪长期掌权的曼谷精英集团，确立一党主政格局，改变政党林立的混乱局面，这在该国民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泰国步入稳定发展的可喜局面，2002至2005年经济年均增长5%~6%，从东南亚金融危机受灾最重国成为首个经济强劲增长国。他信外交政绩斐然，带领泰国一度成为东盟“领头羊”。2005年2月，泰爱泰党赢得500个下议院议席中的377个，第二大党民主党则跌至96席。泰爱泰党成为泰国历史上首个单独组阁的政党，他信成为泰国民主选举历史上首位连选连任的总理。2006年9月他信被政变推翻后，他信派政党又赢得2007年底大选 （2008年1月19日至12月2日，沙马和颂猜先后任总理）和2011年7月大选（2011年8月5日至今年5月7日，英拉任总理），共产生5位总理。 5月7日之后，尼瓦探隆为新任临时总理。

物极必反。他信试图搞垮传统权力阶层，独霸政坛；拉拢王储，分裂王室；在军中安插亲信，力控军权；改革官僚体制，强化总理权威。还裁撤数十万公务员、国企员工等，增加中产阶级税收来补贴草根福利。西那瓦家族企业资产在其任内增加了数十亿美元。而其他政党、权贵、中产阶级等曼谷既得利益集团利益大减，民主党更是面临生死存亡之忧。

由此，诞生了一个以曼谷精英为代表的强大反他信联盟，他们掌握军队、法院、选委会等国家重器，建立强大的街头组织——黄衫军，多管齐下，推翻他信及其代理人政府：2006年发起半年的街头示威，军方9月政变推翻他信，扶持代理人政府执政一年；2007年颁布压制他信势力东山再起的宪法，宪法法院解散泰爱泰党；2008年，在他信势力再度执政后，“黄衫军”又示威半年，占领政府和机场，宪法法院先以违宪为由解职沙马总理，后又以舞弊为由解散人民力量党（泰爱党的替身）、赶走颂猜政府，法院还以非法购地罪判刑他信2年，军方强推民主党主席阿披实执政至2011年8月4日；2010年，法院又没收他信家族14亿美元非法财产，阿披实政府吊销流亡国外的他信的护照， 对其发出国际通缉令。反他信势力力图将他信势力赶尽杀绝，西那瓦家族一度惨败。

2011年7月大选时，面对他信流亡、颂猜被禁止参政5年的窘境，英拉肩负家族政治复兴重任：一是必须率领为泰党（人民力量党的替身）夺回政权，实施没有他信的他信政策，维持家族影响力；二是修宪，摘掉限制他信派独霸政坛的“紧箍咒”，推动该派主导议会上下两院；三是设法为他信脱罪，让其回国参政，压制对手。

为泰党推出“泰国第一美女”——英拉为总理候选人。英拉柔情、亲民，备受青睐。她借用他信巨大影响力和庞大选民支持成就了总理梦，她提出“他信思考，为泰党行动”的口号。他信为她配备一流的经济政策、媒体宣传和公关顾问，投入巨资打出铺天盖地的竞选广告。

最终，为泰党获得下议院265个议席（过半数），民主党获得159席。英拉作为一名公司经理，从5月参选到8月5日担任总理，仅用3个月。

英拉在夹缝中生存，多灾多难

英拉凭借家族力量出任总理，故必须完成家族政治复兴的多项使命。然而，其任内天灾人祸不断，屡遭反对派逼宫，最终下台。

英拉执政伊始意气风发，在内政外交方面提出系列宏伟计划。

她提出实现国家全面脱贫的“2020愿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泰国2012年经济增长速度达到6.4％，成为东盟经济“明星”。为化解社会矛盾，英拉政府 2012年1月为在2006至2010年间政治冲突中的受害者提供总计20亿泰铢（约合6300万美元）的补偿。在外交方面，英拉提出要将泰国建成东盟内部互联互通以及中国—东盟互联互通的枢纽国家，在东盟共同体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泰国2013年开始推出“你好，我爱你”中文工程，旨在4年内让东盟10 国6亿人中的1亿人会说中文。英拉还欲让泰国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和东盟共同体建设的“领头羊”之一，颇有雄才大略。

2012年年中的民调显示，70.4%的受访民众希望英拉继续执政。

然而，好景不长。英拉是他信的代理人，政府关键人事和主要政策都受他信操控，而强势他信在推动英拉实现家族政治复兴的“梦想”，也频频刺激反对派的敏感神经，因此，反对派誓将英拉赶下台。

英拉在夹缝中生存，坐在政坛沸腾的“火炉上”多灾多难。

第一难：洪灾危机。英拉上任伊始便遭遇泰国50年以来的最大洪灾，全国70％的府受灾，560多人死亡。反对派指责英拉抗洪不力，促其下台。2012年初，英拉被迫大幅改组内阁，缓解批评。

第二难：下台危机。他信和英拉错估形势、政策失误引发致命危机，此乃人祸。英拉面临的此轮危机发展经历几个阶段。

• 第 一阶段：英拉政府推动修宪案与《特赦法案》，谋求为他信脱罪，从体制上保证西那瓦家族长期主导政坛，却引爆一发不可收拾的危机。英拉被反对派指责为“他信傀儡”。他信指挥英拉和为泰党2012年初便推动国会修宪，第一大反对党民主党以修宪危害宪法和君主立宪制为由，诉诸宪法法院，法院裁定国会暂停修宪表决。但他信在2013年春再度鼓动英拉领导执政党推动国会修宪。

修宪有几大目的：帮助政府从议会获得更多权力，形成大政府；修改上议院选举规则，上议院150名议员中有73名由曼谷精英集团推选，77名由选举产生，执政党拟将宪法条款改为“上议员全部直选”。因为2014年3月底要举行上院选举，若修宪成功，为泰党可凭借草根支持而胜选，主导上下两院、独霸政坛。这是精英阶层绝不允许的，因为代表精英阶层的民主党的选票数量远少于为泰党。

此外，政府推动国会通过《特赦法案》，内容是赦免2006年9月19日军方发动推翻他信的政变到2013年8月8日间参与或组织示威而犯法之人，他信在特赦之列。反对派担心他信脱罪回国，出任总理。去年11月上中旬，上议院否决《特赦法案》，宪法法院也判定修改“宪法中的上议员选举方式”的行为违宪。

• 第二阶段，反他信势力疯狂反击，连出狠招，彻底赶走英拉——

第 一招，民主党干将素贴领导“人民民主改革委员会”的支持者（“黄衫军”在示威前因内讧而解散），自去年10月开始发动半年多的示威，暴力冲击并长期占领总理府等政府大楼，围困英拉住所，在英拉儿子学校前喧闹。同时，民主党100多名议员辞职，加入示威队伍，逼迫英拉12月解散下议院，提前大选。

第二招，反对派示威者阻挠2月2日大选投票，迫使1000多万选民无法投票，大选结果无效，新政府难产，英拉连任梦碎。

第三招，面对英拉坚持执政至下次大选选出新政府的局面，今年5月7日，法院解除英拉以及副总理素拉蓬（他信姻亲）等9名重量级内阁成员职务，直接搞司法政变，理由是英拉2011年9月调离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他汶的行为违宪。外媒评论道，法院明显为曼谷精英服务，显得“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面对步步紧逼的示威者，英拉屡次哽咽着对公众说，已经做了很大让步，我也是泰国人，难道反对派要让我在祖国无立锥之地吗？她请求示威者不要骚扰幼子。英拉被解职后强忍泪水地公开辩解称，自己没有滥用职权，尽了一切努力为人民服务。事后看来，如果深知“小不忍则乱大谋”、事缓则圆之道，英拉不致提前倒台。

危机如何收场？

泰国最紧迫的危机有两个——

第一个是临时政府、执政党与反贪污委员会、上议院的斗争，这涉及政府和高官“生死存亡”，决定未来哪派政府来组织新大选和推进政改。

尼瓦探隆称将继续依法履行职责，直到大选选出新政府为止。

5 月8日，反贪委决定起诉英拉在“政府高价从农民手中收购大米案”中存在渎职行为，而其他一些政府官员也有失察之责，因为政府政策导致亏空数十亿美元。舆论估计，9日当选的上议院议长素拉猜（反对派人士）会应反贪委要求而推动上议院弹劾英拉和临时政府，任命新的临时政府。而现总理尼瓦探隆和为泰党则予以反 制，称素拉猜未先辞去副议长而当选上议院议长的程序违法，而且，在没有下议院存在和开会的情况下，上议院选举议长是非法的，上议院启动弹劾英拉的程序也是 非法的。此外，宪法法院还在调查执政联盟多个执政党的300多名议员去年强推国会修宪涉嫌违宪的案子，若再度做出有罪判决，多个执政党必遭解散，这些议员 将被禁止参政5年。两派谁胜谁败，尚难定论。

第二个是素贴领导的示威者和“红衫军”同时示威，引发大规模暴力冲突的风险陡增。反政府势力的目标是推翻他信体制和西那瓦家族的政治生命，5月9日起掀起推翻临时政府的“最后一战”，10日示威者进入总理府，并在里面办公。素贴放出狠话，如果 12日还未推选新总理，他将自行其是，在总理府宣读己方政治声明，俨然就是国家领导人。而支持政府的“红衫军”5月10日开始在曼谷西郊和其他地方集会， 声援政府，抗议宪法法院等独立机构的“不公”。因为，宪法法院2008年和今年解职的三位总理都属于英拉、他信派，而对民主党的弊案搪塞不审。针对反政府阵营设立新临时总理的提议，“红衫军”领导人乍都蓬称，这是违法民主和法律之事，如果上议院真的这么做，将成为引发内战的导火线，令泰国陷入灾难。

近期，示威引发的暴力冲突、枪击爆炸等事件频发，泰国民众担心，双方若爆发冲突（2008年两派示威者曾多次发生流血冲突），国家将陷入旷日持久的动荡。

泰国乱局根源并非“疾在腠理”，即无法通过换总理或举行大选来解决，泰国之乱长期化意味着民主机制运作进入死胡同，深层次原因有多个，要全面解决之，难于上青天。泰国动荡恐将持续到年底或更长时间。

如果文人们长期不能解决危机，军人发动政变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来平息局面的可能性便会上升，尽管陆军司令巴育一再表示不会干政。但是，军方在历史上曾发动 20次政变，素有干政传统。清迈大学政治学研究所主任保罗表示，目前泰国局势的发展恐怕很快就会演变成军事政变。10日，曼谷街头出现一辆坦克，尽管军方 称这是例行训练，但无疑增加了民众对政变的担心。军事政变将是对泰国民主的再次重击。

崎岖民主之路

泰国1932年即建立民主体制，是东南亚最早的民主国家，然而其民主发展史是一部悲剧：20世纪陷入军人频繁政变和长期执政之深渊，21世纪则遭遇政坛变舞 台的闹剧场面，他信、英拉派和反对派你方唱罢我登场，拼的不仅仅是大选，更是比在街头示威上谁更闹、谁更狠、谁能抗。泰国此轮动荡危机自去年11月起已经 持续半年，冲突共造成伤亡约800人，曼谷、中央政府乃至整个国家长期处于失序和半瘫痪状态。

英拉被解职并未缓解危机，反而引发更激烈的朝野对抗，泰国正迈向“准内战”的危险局面。动乱导致泰国2013年经济增长跌至2.9%，今年恐将在2%左右，因为政府无法编制预算，外资从泰国撤离数十亿美元，而泰国六成企业想转投资外围。 不过，值得指出的是，尽管西那瓦家族的政治之路再度受挫，但其代表和领导草根阶层与曼谷精英、传统权贵集团的博弈，具有重要而深远的社会政治意义。这毕竟是泰国民主化道路上突破瓶颈的一次重大尝试，力图使一人一票选举制度产生的巨大政治力量压制住提倡议员和官员任命制的权贵们，这种追求政治平等化、平民化的行为，对泰国的民主化和整个政治生态变化都具有重要意义。但这个历史进步过程是缓慢的、曲折的，社会代价亦十分高昂。

各派谈判、和解乃是国家由乱到治的唯一路径。而理性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提高社会整体民主素养、实现全民遵纪守法等，则是泰国民主走上良性发展之路的必要条件。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644期，摘自2014年5月19日《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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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泰国频繁政变的权力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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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来源：许一力 /《前瞻网》

qianzhan.com/analyst/detail/329/140526-abdcb833.html

终于，在相互制衡数月之久之后，泰国人民迎来了熟悉的一幕——军事政变，由陆军司令巴育担任代理总理。

泰国在近代历史上的军事政变几乎可以称得上家常便饭。在1932年到1991年的60年间，曾经陆续出现过19次政变，其中11次成功，更是有超过六分之五的时间由军人执政。而1991年之后，军方势力逐步收敛，但是却并未退出历史舞台，当年英拉的哥哥，前总理他信，恰恰是在06年出席联大之际，被泰国军方以不流血政变推下权力中心。

只要一说到政变，很多人会联想到的一定是政府的动荡以及国家经济疲弱、民生凋敝，就好比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一样。但这样的特征在泰国并不成立。一般的国家政变涉及到的大多是执政理念相左甚至更加深层的问题，通常我们看到的都是比如左翼军队逼退右翼政府，亲俄势力夺取了亲美势力政权之类。然而泰国并非如此。

在泰国的政变中，军队并非权利的竞逐者，而是成为了权力斗争的制衡力量。泰国实际上在近代的政局动荡中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循环——两派势力争执的不可开交，军队出马政变接管政府，旧政府妥协或由民众选举组阁，然后再到新政府内部调节失败后，进入下一轮政变的循环。

能够形成这种自洽的循环，主要是源于泰国与其他国家在两方面上决定性不同。

其一是泰王的绝对威信。去过泰国就能感觉，泰国无处不在泰王的头像照片，基本上能感受到泰王的超级权威。当今世界舞台上，实行君主立宪制的国家并不在少数，然而世界政治格局上的活跃者中，绝大多数，其君主并不掌握实权，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英国和日本，说直白点，女王和天皇大约只是吉祥物般的存在。因为欧洲在经历数次国内大革命运动之后明白，国王掌握军权实际上就成为推进国家变革的最大阻碍。因此欧洲以及嫁接欧洲模式的日本都对相关的问题进行了立法，以限制国王、天皇权力（实际上日本自幕府甚至更早时期开始天皇就已经是吉祥物了）。

而泰国则不同，在泰国，军队不仅宣誓效忠国王，而且确实服从国王，泰国没有明确规定对泰王军权的限制，而泰王掌握的枢密院常常是军队长官或将军们的大本营，在法律上军队又是对泰王负责，那么泰王行使实际的军权，也并无法律障碍。掌握了军权，实际上可以说泰王成为当之无愧泰国的绝对统治者，尽管其位居幕后，但实际上却成为整个事件的中心。可以说历次军事政变都是经过泰王“首肯”的，干掉政府的并不是军队而是泰王，这是最终权力能够还于“民主”的一个主要原因。

其二，泰国的阶层矛盾难以调节。泰国人口约6300万，其中约70%的是农民和城市草根阶层。无论是他信还是英拉的选举，都是依托这一阶层的选票，而为了获得选票，其在经济政策上也都以推行刺激消费、鼓励出口、吸引外资等开放性政策为主。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泰国的大米收购政策——国家越收越亏，米农越收越种、越种越多，最终就成为了一个长期性的政府补贴。

然而一个关键的问题在于剩下的30%人口。这30%的中产阶级、知识阶层以及地方世袭领主，实际上掌控了其国内80%的财富。而这一部分人口，恰恰又处于英拉、他信政府政策的受损一方。这就造成了一种不可调节的矛盾——30%的中产阶级，无法依靠选票与70%的草根阶层对抗，因此在政治和后续的政策上处于下风。然而其所拥有的巨大社会资源，又能够在政治、经济和舆论上施加巨大的影响。因此每每这些中产组织起来，都能给依靠草根支持当选的政府予以重大的打击。

这也恰恰是泰国政治动荡的根源所在。所谓红杉黄衫，实际上体现的是泰国国内高度集中的社会财富和巨大的贫富差距，以及两派在经济利益上的难以调剂。

但是这些却仅仅只是事件的一环。如果说泰国没有泰王，或者说泰王没有实际权力，那么依靠政府的对抗、权衡在短暂的动荡之后，可能反而会形成一条行之有效的长期的弭平国内矛盾冲突的有效途径。然而泰王的存在，让这种矛盾的激化只能点到为止，便要被迫进行洗牌。反对派之所以敢于屡次、大规模、无法阻挡的向政府叫板，就是看准了泰政府迫于国王、军方和公众舆论的压力，不敢强制驱散民众示威的软肋。

形象点说，一般意义上的政变就好比系统的格式化，重新分配利益（类似硬盘分区），重新配置权利（类似重装新版操作系统），一切推倒重来。而泰国的军事政变更像是电脑的重新启动，泰王、红杉、黄衫、贫富差距、阶级矛盾的内置软件不变，泰国的政治、宗教、资源、土地等硬件也不变，仅仅是重启、清理缓存，重新来过。

导致泰国动荡不安的原因，又恰恰是这种重启模式下难以受到冲击的软硬件配置。

毫不客气地说，泰王的绝对权威，和泰国式民主的背后，实际上演变出的恰恰是王权对于政权的和稀泥式的干预。这种干预，看似缓解了国内的冲突，然而对于整个国家更深层次的经济、政治、利益矛盾并没有任何救治。最终仅仅是用外部手段，将一次动荡进行强制暂停、缓冲，然后自以为聪明的引导向下一次动荡，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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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 第四次峰会上海宣言（全文） ——加强对话、信任与协作，共建和平、稳定与合作的新亚洲

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

 第四次峰会上海宣言（全文）

——加强对话、信任与协作，共建和平、稳定与合作的新亚洲

来源：《观察者网》2014年5月22日报导

guancha.cn/Neighbors/2014_05_22_231571_s.shtml

5月21日，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在上海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题为《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的主旨讲话。这是习近平在会前同与会各国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和代表合影。

5月21日，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在上海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题为《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的主旨讲话。

 5月21日，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在上海世博中心闭幕，亚信主席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亚信倡议国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亚信上届主席国土耳其总统特别代表、外长达武特奥卢共同会见记者。

 以下是亚信峰会2014年上海宣言全文内容——

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海宣言 

——加强对话、信任与协作，共建和平、稳定与合作的新亚洲

我们，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以下简称“亚信”）成员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于2014年5月2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举行亚信第四次峰会，

认识到当今世界正经历广泛、持续转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与国相互依存更加紧密，多边主义和民主化对国际社会日益具有重要意义，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具备更加有利的条件，

强调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挑战威胁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意识到亚洲各国面临相同的发展挑战，迫切需要共同创造一个可长期共享的有利环境，

认为成员国应团结一致，考虑到丰富的文化多样性，并基于成员国在亚信框架内的对话与合作传统，以及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承担的共同责任，为加强亚洲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作出进一步努力，

重申恪守《联合国宪章》和公认的国际法原则与准则，奉行1999年9月14日通过的《亚信成员国相互关系原则宣言》和2002年6月4日通过的《阿拉木图文件》所述的亚信宗旨和原则，决定进一步推动亚信进程，继续落实信任措施，通过全面深入开展政治、安全对话与合作，把亚洲建成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地区，

强调安全具有共同、不可分割、平等和全面的特性的重要意义，

强调有必要鼓励亚信与其他地区、国际组织和论坛建立和促进合作关系，从而加强亚洲各地区组织和论坛间的合作。

声明如下：

一

1.1 我们认为，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安全的涵义已演变为一个综合概念，安全的跨国性、综合性和联动性日益突出。本地区各国不仅利益与共，而且安危与共。任何一国在安全问题面前都难以独善其身。各国应在迄今已达成共识基础上，谋求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

1.2 我们重申，亚洲各国愿发扬团结合作、同舟共济的精神，尊重亚洲各国主权，寻求共同发展进步，致力于在所有国家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伙伴关系及相互合作的基础上，建立深入亚洲人心的安全环境。

1.3 我们认为任何国家不能以牺牲别国安全为代价加强自身安全。考虑到联合国安理会的主要责任是根据《联合国宪章》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我们强调任何国家、国家集团或组织在维护和平与稳定方面都不具有特殊优先责任。

1.4 依据《联合国宪章》及国际法，我们重申，我们尊重彼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以及国际公认的国境线不容侵犯，坚持在国际关系中各国不应通过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破坏别国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或任何有悖《联合国宪章》原则和主张的行为；支持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互不干涉内政；不采取、不支持任何旨在颠覆别国合法政府的行动；尊重人民基于《联合国宪章》及国际法所拥有的平等权利和自决权；尊重人权、基本自由，不论其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信仰；就解决国际经 济、社会、文化或人道主义问题开展国际合作。我们也拒绝在国际事务中采用双重标准。

1.5 我们重申，亚洲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多样性是亚信成员国合作关系具有丰富内涵的宝贵因素。我们愿推进跨文化、文明、信仰间的广泛对话，鼓励彼此包容、相互借鉴和理解，取长补短，共同进步，通过民间交往推动地区一体化。

1.6 我们应尊重彼此自主选择和制定其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制度的权利。

二

2.1 我们支持联合国在维护和推动世界和平、合作与安全，促进共同发展，保护人权，维护国际法至高无上的地位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国际社会迫切需要依据有关国际文书加强合作，共同有效应对恐怖主义、暴力极端主义、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腐败以及资源短缺、气候变化等其他威胁和挑战。

2.2 我们强调，国际社会应该按照《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共同打击所有形式的恐怖主义，支持全面落实《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我们也强调有必要共同限制恐怖和极端思想的传播，有必要推动国际宗教和种族包容、对话和理解。我们欢迎联合国大会通过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发起的68/127号《关于构建一个反对暴力和暴 力极端主义的世界》决议，并呼吁该决议得到全面落实。

2.3 我们重申促进和保护人权及基本自由的重要性，承诺将根据《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国际法及其他适用的国际人权文书履行相关义务。我们进一步重申，人权是普遍、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国际社会必须公正、平等地处理全球范围内的人权问题。各国应认识到，各国与各地区皆具独特性以及不同的历史、文化 和宗教背景十分重要。各国不论其政治、经济、文化制度，都有责任推动和保护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

2.4 我们强调，分裂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是对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安全和稳定的威胁。我们不支持其他成员国领土内的任何分裂主义运动和组织。我们也重申，绝不允许任何分裂主义运动或组织利用我们的领土，不与分裂分子产生任何关系或建立联系。

2.5 我们认为，必须在国家、地区和全球层面开展合作，采取一切必要行动以显著减少并最终根除因战争、交战行为和军事围困等导致人类遭受饥饿、营养不良和粮食短缺。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加大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投资以提供充足的粮食，尤其是保障妇女和儿童拥有充足的食物。我们呼吁各方开放市场，增加国内外用于资助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基金，促进可持续农业生产，减少贫困，以实现为所有人提供食品。我们认为，一个全球性、以规则为基础、开放、非歧视和公平的多边贸易系统将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和农村发展，并为世界粮食安全作出贡献。我们认为需要找到粮食价格过度波动的根本原因，包括各层级上的结构性原因。

2.6 我们承认，能源安全同国家、地区以及全球层面可持续发展和各国人民福祉息息相关。我们承诺，在符合里约+20峰会成果中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等概念的同时，适当考虑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优先权益和需求，进一步促进和加强能源安全。我们认为，能源来源和运输路线的多样化将提升国际能源市场的竞争力。 国际社会应该基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通过互利合作和多元发展，进一步促进和加强能源安全，共同保障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人民维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能源需求。各国应加强研发和推广包括化石能源在内的先进能源技术，采取适当措施共同实施基础设施项目，确保对生产领域必要的投资水平，并大力发 展经济高效的技术和环保的能源资源。

2.7 我们强调共同努力推进地区一体化，特别是综合和有竞争力的运输以及物流系统，这将有助于更有效地利用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机会，加快地区和国际交通运输合作，充分服务于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

2.8 我们重申，将遵守亚信相关文件，特别是峰会和部长级会议签署和通过的文件中关于对核不扩散、裁军及和平使用核能的承诺。我们强调，核武器的持续存在和扩散威胁世界和平与安全。我们注意到哈萨克斯坦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的关于达成无核世界全球宣言的倡议。我们支持消除全球核武器的目标和全面巩固建立在所有国家非歧视、平等、不可分割和不受减损的安全原则基础上的核不扩散机制。

2.9 我们支持在地区相关国家自由达成协议的基础上，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及所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区。

2.10 我们欢迎中亚无核武器区地位，这是对巩固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重要贡献。在此方面，我们欢迎2014年5月6日五核国签署的《中亚无核区条约消极安全保证协议》。

2.11 我们欢迎蒙古与五核国2012年9月就蒙古无核武器地位发表的联合声明，认为这是对核不扩散和加强地区信任和可预测性的具体贡献。

2.12 我们支持各国在遵守核不扩散义务，履行相关协议特别是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协议的基础上，有开发和利用核能用于包括发电在内的和平目的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2.13 我们注意到哈萨克斯坦关于在其境内建立低浓缩铀银行的倡议，呼吁国际原子能机构在不损害其地位的情况下通过该银行向其他国家供应低浓缩铀。

2.14 我们同样赞赏在华盛顿、首尔和海牙举行的核安全峰会为制定旨在加强核安全和辐射安全具体步骤和措施所作的贡献。

2.15 我们注意到2010年4月17日至18日在德黑兰举行的“共享核能，同弃核武”裁军和防扩散问题国际会议。

2.16 我们相信，信息技术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但也可用于有悖于国际和平与安全之目的。我们深信，就降低风险和加强安全而言，开展国际合作极其重要，包括研究信息空间负责任的国家行为规范、规则或原则。亚信成员国愿共同努力开展合作，构建一个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信息空间。

2.17 我们支持2009年7月成立的蒙古乌兰巴托内陆发展中国家国际研究中心全面运行。我们呼吁中亚内陆发展中国家通过或加入关于建立内陆发展中国家国际研究中心的多边协定。中亚内陆发展中国家曾于2010年9月首次开会讨论其运行问题。我们承认该研究中心在向成员国提供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方面的潜在作用，并且 认为该研究中心应与地区现有网络和行动开展合作。

三

3.1 我们支持在符合《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和该地区人民的合法诉求的前提下，有序、和平地解决中东和北非地区尚在发展的事态。

3.2 考虑到相关各方对中东和平进程的不同立场，我们持续关注并呼吁相关各方执行联合国所有相关决议，通过重启谈判在该地区建立综合、持久和公正的和平、安全与稳定，在国际公认的法律基础和联合国决议基础上，建立巴勒斯坦国，实现和平、安全共处的两国方案，充分维护地区其他国家的和平、安全、主权、领土完整和政 治独立。包括四方机制在内的国际社会应继续为实现该目标而努力。

3.3 我们认识到地区对话与合作的重要性，及地区合作作为在东北亚建立信任手段的作用。鉴此，我们欢迎地区国家提出的相关倡议，包括蒙古总统关于举行“东北亚安全乌兰巴托对话”的倡议和韩国总统提出的“东北亚和平合作倡议”。我们希望这些倡议能够与其他倡议产生协同作用，为在本地区内外建立信任措施和推动安全合 作作出重要贡献。

3.4 我们认为阿富汗和平与和解进程应由阿人主导、阿人所有。我们呼吁阿武装反对派摈弃暴力，断绝与基地组织及其他恐怖组织的联系，尊重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我们欢迎阿富汗人民和政府于近期举行总统和省议会选举，这标志着权力从一个民选政府到另一个民选政府的和平过渡。我们注意到，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将于 2014年底完成与阿富汗武装力量的过渡，这也是转型十年的开始。在此背景下，我们承诺继续支持阿富汗，与国际社会其他成员一道，推动阿富汗和亚洲地区的 安全、稳定、经济增长和发展。我们认为，联合国以及地区组织和倡议在实现这些目标方面发挥了重要和公正的作用。鉴此，我们支持中方于2014年8月在天津 成功举办主题为“深化地区合作，促进阿富汗及地区持久安全和繁荣”的伊斯坦布尔进程第四次外长会议。

我们认为，恐怖主义、暴力极端主义和毒品严重威胁阿富汗和本地区内外的安全与稳定。我们赞赏阿富汗的全国性努力，以及共同、一致的地区和国际合作， 以应对所有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挑战，包括摧毁恐怖分子避难所，切断对恐怖主义的一切资金和技术支持，并强调应进一步开展上述合作。国际社会有必要帮助阿富汗打击非法制贩毒品，推广替代种植，并采取其他必要措施打击毒品、毒品前体及其全球消费。在此背景下，我们号召所有成员国加强行动，全面查处和切断与非法贩卖毒品及其前体有关的资金流，打击毒品贸易，防止易制毒化学品用于制毒，减少药物滥用和依赖。

3.5 我们对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冲突仍未解决并继续危及国际和地区安全表示关切。我们支持在国际法原则和准则及其框架内通过的决议和文件基础上，和平解决该冲突。鉴此，我们呼吁欧安组织明斯克小组切实努力解决该冲突。

四

4.1 我们承认并赞赏亚信成立以来所有成员国为积极推动对话与合作及加强信任措施所作的努力。我们愿意加强合作，进一步推动亚信进程，支持亚信在亚洲事务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我们愿本着本次峰会达成的“上海共识”，为促进亚洲地区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作出贡献。

4.2 我们欢迎亚信协调国和联合协调国在信任措施不同领域推动合作的努力。我们赞赏成立亚信青年委员会、亚信实业家委员会以及在曼谷、伊斯坦布尔和叶卡捷琳堡举行的三次亚信商务论坛。在此方面，我们特别赞赏俄罗斯联邦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分别为推进经济和人文领域合作方面所作的贡献。我们承诺推动在各领域建立信任措施，扩大成员国间的长期对话与合作。

4.3 我们重申，根除贫困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全球性挑战，也是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根据各国国情、工作重点及里约环境和发展宣言的原则，包括其第七条所阐述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我们承认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我们还决心加快努力，在2015年前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我们相信，根据里约+20峰会的使命所设计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应能有效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目标，并为后2015年发展议程作出贡献。

4.4 我们强调，平衡的多边贸易系统对促进所有成员国实现其发展目标具有重要作用。鉴此，我们支持尽早重启部分亚信成员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程序。

五

5.1 我们赞赏亚信秘书处为亚信发展所做的工作，支持加强秘书处建设，以更好履行职责。我们呼吁所有成员国自愿向秘书处捐款。我们欢迎秘书处迁往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首都阿斯塔纳的计划。

5.2 我们高度评价亚信秘书处执行主任奇纳尔•阿尔代米尔大使为发展和加强亚信进程所作的贡献。

5.3 我们欢迎通过新的《亚信程序规则》。

5.4 我们强调亚信与其他地区、国际组织和论坛加强合作、伙伴关系和对外交往的重要性。为此，我们鼓励亚信秘书处继续努力同地区和国际组织及论坛建立机构层面的联系。

5.5 我们欢迎亚信秘书处与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在亚信上海峰会期间签署谅解备忘录。

5.6 我们呼吁尚未批准《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秘书处协定》的成员国能够尽快批准。同时呼吁尚未签署并批准《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秘书处及其人员以及成员国代表特权与豁免协定》的成员国能够尽快签署和批准。

六

6.1 我们高度评价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先生作为亚信的缔造者，为亚信机制建立、发展和壮大作出的突出贡献。

6.2 我们高度评价土耳其自2010年担任亚信主席国以来所做的工作。过去4年来，亚信在土方的引导下，在实现亚信目标和原则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

6.3 我们欢迎并支持中国接任亚信主席国，相信中国将同亚信各成员国、观察员密切协作，推动亚信合作与发展迈上新台阶。

我们高兴地看到，亚信进程的吸引力正在提升。我们欢迎孟加拉人民共和国和卡塔尔国成为亚信新成员国。

6.4 我们商定于2016年举行亚信第五次外长会议，2018年举行亚信第五次峰会。

2014年5月21日于上海

亚信成员分布，更新于2014年5月21日（观察者网独家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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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上海亚信峰会习近平主旨演讲 阐述亚洲新安全观

2014上海亚信峰会习近平主旨演讲

阐述亚洲新安全观

来源：《观察者网》2014年5月21日报导

guancha.cn/politics/2014_05_21_231364_s.shtml 2014

2014上海亚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习近平发表主旨讲话（央视视频截图）

5月21日，亚信峰会会场

亚信成员分布，更新于2014年5月21日（观察者网独家制图）

开场讲话摘要

以下为开场讲话摘要：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同事。很高兴在上海同大家一道出席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首先，请允许我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来自4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与会领导人和代表，表示热烈欢迎和诚挚的问候！对亚信第四次峰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

日前，土耳其发生煤矿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老挝军机失事造成老挝多位领导人不幸遇难。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以及所有出席本次峰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向上述两起不幸事件遇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对土耳其和老挝人民表示诚挚的慰问！

安全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冷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但人类面对的安全威胁却有增无减。当前在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影响下，不少国家面临安全困境加剧、发展瓶颈突出、社会治理失衡等一系列综合性难题的困扰。如何消除安全威胁，有效应对各类安全挑战，营造一个彼此放心的安全环境，已经成为摆在各位面前的突出问题。

亚信成立以来，秉承信任和对话的宗旨，致力于维护地区的安全稳定，为促进不同文明对话、加强区域合作，发挥了独特作用。亚信的发展历程说明，其倡导的加强多边领域信任措施的理念，符合时代发展潮流，契合亚洲各国的安全诉求。

亚信有今天的发展成就，同倡议国哈萨克斯坦，以及上任主席国土耳其密不可分。我们纳扎尔巴耶夫总统成立亚信的政治远见以及多年致力于地区和平稳定的责任担当表示敬佩。

中方同样高度评价亚信所有成员国、观察员国开展的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包括峰会所有与会方在本次峰会筹备过程中给予中方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峰会前夕，卡塔尔和孟加拉国从观察员国成为成员国。中方对此表示祝贺！

此次峰会，是亚信进入第三个十年的首次峰会。我们将深入探讨当前亚洲安全问题、现状和解决之道，进一步规划亚信未来发展。希望大家在“加强对话、信任与协作，共建和平、稳定与合作的新亚洲”这一峰会主题下，围绕亚洲安全形势、推进亚信信任、对话协作措施等问题，充分发表意见和看法，共商地区安全和发展大计。为开创亚洲和平稳定、互利共赢的良好局面献计献策。相信在我们共同努力下，会议将取得预期成果。为亚信发展注入新动力。

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言

以下为习近平主席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言：

各位来宾，各位同事！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感谢土耳其总统特别代表达武特奥卢长刚才的发言。值此中方担任亚信主席国之际，我谨对各方特别是倡议国哈萨克斯坦和前任主席国土耳其对中方的信任和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现在，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言。

今天包括亚信成员国、观察员、峰会客人在内的47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及代表相聚上海。大家围绕加强“加强对话、信任与协作，共建和平、稳定与合作的新亚洲”这一主题，共商安全合作大计，共谋长治久安良策，共襄繁荣盛举，对亚洲和世界安全都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今天的亚洲，拥有全世界67%的人口和三分之一的经济总量，是众多文明和民族的汇聚、交融之地。亚洲和平发展同人类前途命运息息相关。亚洲稳定，是世界和平之幸；亚洲振兴，是世界发展之福。

今天的亚洲，虽然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增多，但依然是世界上最具发展活力和潜力的地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始终是地区形势主流，通过协商谈判处理分歧争端，也是地区国家主要政策取向。

亚洲在世界战略全局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亚洲良好局面来之不易，值得倍加珍惜。

今天的亚洲，区域经济合作方兴未艾，安全合作正在迎难而上，各种合作机制更加活跃。地区安全合作进程正处在承前启后的关键阶段。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形势在发展，时代在进步。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旧时代。

我们应该积极倡导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的亚洲安全观，创新安全理念，搭建地区安全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

共同，就是要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安全。亚洲多样性特点突出，各国大小、贫富、强弱很不相同，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千差万别，安全利益和诉求也多种多样。大家共同生活在亚洲这个大家园里，利益交融、安危与共，日益成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

安全应该是普遍的，不能一个国家安全而其他国家不安全，一部分国家安全而另一部分国家不安全，更不能牺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所谓“绝对安全”。否则，就会像哈萨克斯坦谚语说的那样，“吹灭别人的灯，会烧掉自己的胡子”。

安全应该是平等的。各国都有平等参与地区安全事务的权利，也都有维护地区安全的责任。任何国家都不应该谋求垄断地区安全事务，侵害其他国家正当权益。

安全应该是包容的。应该把亚洲多样性和各国的差异性转化为促进地区安全合作的活力和动力，恪守尊重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并照顾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强化针对第三方的军事同盟，不利于维护地区共同安全。

综合，就是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亚洲安全问题极为复杂，既有热点敏感问题，又有民族宗教矛盾、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环境安全、网络安全、能源资源安全、重大自然灾害等带来的挑战。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安全问题的内涵和外延都在进一步拓展。

我们应该通盘考虑亚洲安全问题的历史积累和现实状况，多管齐下、综合施策，协调推进地区安全治理。既要着力解决当前突出的安全问题，又要统筹谋划应对潜在的安全威胁，避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对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这三股势力，必须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加强国家和地区合作，加大打击力度，使本地区人民都能在安宁祥和的土地上幸福生活。

合作，就是要通过对话合作，促进各国和本地区安全。有句谚语说得好，“力量不在胳膊上，而在团结上”。要通过坦诚深入的对话沟通，增进战略互信、减少相互猜疑，求同化异、和睦相处。要着眼各国共同安全利益，从低敏感领域入手，积极培育合作应对安全挑战的意识，不断扩大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方式，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安全。要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反对以一己之私挑起事端、激化矛盾，反对以邻为壑、损人利己。

亚洲的事情，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办。亚洲的问题，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处理。亚洲的安全，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维护。亚洲人民有能力、有智慧通过加强合作，来实现亚洲和平稳定。

亚洲是开放的亚洲。亚洲国家在加强自身合作同时，要坚定致力于同其他地区和国家、国际组织合作，欢迎各方为亚洲安全和合作发挥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努力实现双赢、多赢、共赢。

可持续，就是要安全和发展并重，以实现持久安全。“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源泉”。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贫瘠的土地上，长不出和平的大树；连天的烽火中，结不出发展的硕果。对亚洲大多数国家来说，发展就是最大的安全，也是解决地区安全问题的总钥匙。

要建造经得起风雨考验的亚洲安全大厦，就应该聚焦发展主题，积极改善民生、缩小贫富差距，不断夯实安全的根基。要推动共同发展和区域一体化进程，努力形成区域经济合作和安全合作良性互动、齐头并进的大好局面，以可持续发展促进可持续安全。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亚信是亚洲覆盖范围最大、成员数量最多、代表性最广的地区安全论坛。20多年来，亚信以增进互信协作、促进亚洲安全稳定为己任，秉持协商一致原则，为加深理解、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当前，亚洲人民对和平稳定的渴望，更加强烈；对携手应对安全挑战的需求，更加迫切。

中方建议，推动亚信成为覆盖全亚洲的安全对话合作平台，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建立地区安全合作新架构。中方认为，可以考虑根据形势发展需要，适当增加亚信外长会乃至峰会频率，以加强对亚信的政治引领、规划好亚信发展蓝图。

中方建议，加强亚信能力和机制建设，支持完善亚信秘书处职能，在亚信框架内建立成员国防务磋商机制，及各领域信任措施落实监督行动工作组，深化反恐、经贸、旅游、环保、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

中方建议，通过举办亚信非政府论坛等方式，建立亚信各方民间交流网络，为广泛传播亚信安全理念，提升亚信影响力，推进地区安全治理，奠定坚实基础。

中方建议，增强亚信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既要加强同本地区其他合作组织的协调和合作，也要扩大同其他地区和有关国际组织的对话和沟通，共同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做出贡献。

中国将履行亚信主席国职责，同各国一道进一步提升亚信的地位和作用，携手开创亚洲安全合作新局面。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中国始终是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坚定力量，中国同印度、缅甸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日益成为指导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准则。

中国一贯致力于通过和平方式处理同有关国家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已经通过友好协商同14个邻国中的12个国家彻底解决了陆地边界问题。中国积极参与地区安全合作，同有关国家发起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新安全观，支持东盟、南盟、阿盟在地区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中国同俄罗斯共同提出亚太安全与合作倡议，为巩固与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推动六方会谈进程，支持阿富汗和平重建，对通过对话谈判解决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而不懈努力。中国同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合作，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为促进地区和世界经济增长，做出了应有贡献。

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中国和平发展，始于亚洲、依托亚洲、造福亚洲。

“亲望亲好、邻望邻好”。中国坚持与邻为善、与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践行亲、诚、惠、容理念，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亚洲国家。中国将同各国一道，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尽早启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更加深入参与区域合作进程，推动亚洲发展和安全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山积而高，泽积而长”。中国是亚洲安全观的积极倡导者，也是坚定实践者。中方将一步一个脚印，加强同各方的安全对话和合作，共同探讨推进地区安全准则和亚洲安全伙伴计划，使亚洲国家成为相互信任、平等合作的好伙伴。

中方愿意同地区国家建立常态化交流合作机制、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探讨建立亚洲执法安全合作论坛、亚洲安全应急中心等，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协调地区、 国家更好地应对重大的突发安全事件。中方倡议通过召开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等方式，推动不同文明、不同宗教交流互鉴、取长补短，共同进步。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中国人民正在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同时愿意支持和帮助亚洲各国人民实现各自的美好梦想。同各国一道共同努力，实现持久和平、共同发展的亚洲梦，为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谢谢大家！


相关链接：

1、为什么召开亚信峰会？
2、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 第四次峰会上海宣言（全文）——加强对话、信任与协作，共建和平、稳定与合作的新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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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召开亚信峰会？

为什么召开亚信峰会？

原标题：共同建设和平、稳定与合作的新亚洲

作者 / 来源：国纪平 /《人民日报》

guancha.cn/GuoJiPing/2014_05_20_231095_s.shtml

（小标题为本部落格编者所加）

5月20日至21日，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亚信）第四次峰会在上海举行，习近平将主持峰会并发表主旨讲话，阐述中方对亚洲安全形势的看法

5月20日至21日，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亚信）第四次峰会在上海举行。这是亚信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盛会，这是亚洲国家主导解决亚洲事务，致力加强对话、信任与协作，谋求共建和平、稳定与合作新亚洲的重大契机。

亚洲将树立怎样的安全观？探讨建立怎样的安全合作架构？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将怎样推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世界潮流？亚洲期待答案，世界共同关注。

（一）亚洲各国唇齿相依 谋求共同发展繁荣

共同的利益、共同的命运、共同的责任，亚洲国家走到一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凭借总体和平稳定的有利环境，亚洲国家创造了“亚洲奇迹”。亚洲经济总量目前超过全球的30%，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亚洲是世界上最具发展活力和潜力的地区，今年经济增速有望达到6.2%，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左右。亚洲区域内贸易不断扩大，占地区各国贸易总量的比例上升至50%。过去10年，亚洲区域内自贸协定从70个增加到250多个。

安全稳定是发展的前提。多年来，亚洲建起多个合作平台，为地区稳定发挥了作用。亚信、东盟地区论坛、上海合作组织、香格里拉对话会、中国—东盟（10+1）、东盟与中日韩（10+3）、东亚峰会………各种合作机制从无到有，逐渐发展壮大。为了给地区人民营造更加和平、安宁和温馨的家园，亚洲各国在共同保障经济安全、应对突发自然灾害、打击“三股势力”、联合执法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不过，相较于地区经济不断融合、各国依存度不断上升的形势，亚洲整体的安全机制建设仍显薄弱。

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的现状，正给亚洲国家带来一系列挑战。

历史遗留问题、现实利益摩擦、领土权益争端、地缘政治博弈，长期影响着亚洲安全形势。有的国家虽已进入21世纪，脑袋却还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老框框内；有的国家刻意渲染他国威胁，借以强化军事同盟，寻求个别国家的绝对安全；有的国家不但不反省侵略历史，还肆意透支其他国家对其信任，甚至试图冲破和平的“束缚”；还有国家不断挑起事端，有恃无恐，威胁地区稳定。

热点问题、新兴问题层出不穷，考验着亚洲国家的应对能力。朝核、伊核、阿富汗和叙利亚问题尚未解决，经济金融安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网络安全等非传统安全挑战不断出现，深刻影响着亚洲的未来发展。

亚洲各国唇齿相依，共同应对挑战就需要强化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意识。维护和平稳定大局、谋求共同发展与繁荣，这是亚洲各国思考的重要课题，也是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

（二）经过22年发展 亚信承担着重要使命

办好亚洲的事情，要靠亚洲人自己。4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派团参加亚信第四次峰会，12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10位国际组织负责人莅临上海。亚信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盛会，助推亚洲安全与合作进程。

亚信的出现和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冷战结束后，亚洲各国人民渴望维护和平与安全的共同心愿。1992年，亚信应运而生。从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再到中国的上海，促进亚洲和平与合作一直是亚信的不懈追求。

2002年，美丽的阿拉木图。“9•11 ”事件发生后不到一年，亚洲反恐怖主义任务艰巨。亚信首次峰会，通过了《关于消除恐怖主义和促进文明对话的宣言》，向国际社会表明，亚信成员国坚定不移倡导和实践以互信求安全的新型安全观。两年后，亚信外长会通过《亚信信任措施目录》，规定成员国在军事政治、应对新挑战和新威胁、经济、生态、人文领域制定和落实信任措施。

2006年，亚信成员国领导人再次聚首阿拉木图。诚心开展对话，积极促进合作。亚信第二次峰会宣言，肯定亚信进程作为建设性对话推动者的意义，提出将亚信发展成为政治对话论坛，并将10月5日定为“亚信日”。一年后，《亚信信任措施落实纲要》出台，7个国家愿担任落实信任措施协调国。

2010年，地跨亚欧大陆的伊斯坦布尔。亚信更加成熟，影响日益扩大。第三次峰会发表《建立亚洲相互协作和合作安全》的宣言，为亚信的未来作出进一步规划，亚信愿成为开展包括政治对话与互动在内的多边论坛。

经过22年发展，亚信已成为亚洲地区在安全领域最大的多边论坛，成员国增至24个，覆盖亚洲面积和人口的近90%，观察员国或组织有13个。

亚信承担着重要使命。发出亚洲声音，通过亚洲视角，推动跨文明、跨区域安全合作；摒弃零和思维，传递要合作不要对抗的正能量，凸显互利共赢理念；发挥桥梁作用，成为亚洲与其他地区加强了解、增进交流的纽带。

黄浦江畔云萃各方智慧、凝聚各方共识。习近平主席将在峰会上阐述中方对亚洲安全形势的看法，提出中方对加强亚洲安全对话与合作的主张，呼吁亚洲国家共同维护亚洲地区和平稳定，并将宣布中方担任亚信主席国期间推动亚洲安全和亚信发展的主要举措。

（三）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 愿与亚洲国家共赢发展

中国是亚洲新安全理念的积极倡导者，也是真诚实践者。理念与实践相统一，中国积极营造亚洲和平发展环境，坚实推进亚洲合作共赢。

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不走西方“国强必霸”的历史老路，彰显中国人民实现自身发展目标的自信和自觉。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民族一直追求和传承的坚定理念。15世纪初，郑和率强大的船队7次下西洋，没有占领一寸土地，播撒了和平友谊的种子，促进了中国与沿途各国的友好交往；60年前，中国与印度、缅甸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指导国际关系发展的基本原则；冷战结束后，中国提出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积极寻求实现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

中国认真践行和平发展理念，为其他国家提供了有益借鉴。中国是唯一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国家；中国推动成立上海合作组织，大力弘扬并实践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中国是第一个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非东盟国家，也是第一个同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大国，并主动提出与东盟国家缔结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中国以高瞻远瞩的理念打造新型大国关系，实实在在开展“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为亚洲和平发展多做打基础的事情。中国一直推动亚洲国家互利共赢，为地区国家营造了共同发展的良好环境。中国开放包容发展，给亚洲带来广泛机遇。中国—东盟自贸区成就斐然，2020年双方贸易额有望达到1万亿美元。 中国是亚洲多数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和重要投资来源国，对外投资约七成投向亚洲国家和地区。去年以来，中国提出一系列重大地区合作倡议，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为中国与亚洲国家共赢发展勾画了宏伟蓝图。

（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崛起有目共睹，普遍欢迎

“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中国人民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和睦相处、和谐发展，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习近平主席的话掷地有声。中国有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定力，也有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能力。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来，它是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国际社会有目共睹，普遍欢迎。

当然，中国的原则和底线不容挑衅，中国决不会以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为代价，这也是和平发展的应有之义。至于有人用心叵测地藉此端出“国强必霸”的逻辑，硬往中国头上套，还妄称不断崛起的中国威胁亚洲安全，不外乎是告白其“遏制”中国的目的。

一个国家是否构成威胁，不在于实力的强弱，而在于采取什么样的外交政策。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几十年来，中国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言行如一，事实胜于雄辩。

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出发点在于积极争取本国发展的和平国际环境，同时以自身发展促进世界和平。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也真诚希望世界各国都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的崛起，不会让中国统治世界，只会带动其他国家共同繁荣。今天的亚洲，不是冷战时期的亚洲，更不是一战或二战时期的亚洲。大国尤其应该抛弃冷战思维，拒绝威慑和对抗，不搞假想敌。各方唯有不断扩大利益汇合点，妥善管控和处理分歧，才能保持国家间关系的稳定，维护亚太和平稳定。

亚洲是开放、多样和复杂的，这决定了它从来都不是谁的天下。亚洲合作体系必然是开放包容的，维护亚洲安全必须由亚洲国家共同实现。一两个大国或大国集团不可能解决亚洲的所有问题，排他性的同盟追求自身的绝对安全，只会让其他国家更不安全。

在东海和南海，中国同一些国家存在领土和海洋权益争议。中国主张在尊重历史事实和国际法基础上，通过平等协商谈判解决。中国不会以大压小，但也绝不接受以小取闹。一些国家借助别国打气撑腰，不断采取挑衅行为，试图为一己私利而绑架地区安全。事关领土和主权问题，中国立场坚定明确：不是中国的，一分不要；该是中国的，寸土必保。

“中国过去不曾、未来也不会对区域和平产生威胁，中国的发展将惠及周边地区和整个世界。”

“中国从不恃其强势来安排国际秩序，是维护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的坚定力量。”

中国致力于维护亚洲和平发展大局。对于中国作用，国际社会有公允的评价。

（五）构建21世纪亚洲安全大厦是亚洲各国的迫切任务

面对地区安全威胁，如何增进互信，携手应对新、老安全问题，建立有利于地区稳定发展的安全环境，这是亚洲各国面临的迫切任务。

作为亚信创始成员国和亚洲大家庭的负责任一员，中国高度重视亚信进程，积极参与亚信框架内合作。在中国举行亚信峰会，有利于更好地发出促进亚洲安全合作的“中国声音”，为亚洲和平繁荣贡献中国智慧，为亚信进程积聚力量、凝聚共识。

如何构建21世纪亚洲安全大厦？

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建立在发展基础上的安全才是可持续的。没有发展，安全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贫瘠的土壤难以长出和平的大树，发展是消除不安全因素的治本之策。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亚洲国家积极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不断改革创新，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亚洲国家推动区域经济 一体化，互联互通建设取得新成就，发展正在向更高水平推进。

合作是安全的动力。“天下事未尝不败于专而成于共。”亚洲国家唇齿相依、休戚与共，各国应打造维护和平发展的责任共同体。在复杂多元的安全威胁面 前，单打独斗、独善其身难以实现真正安全。以邻为壑、转嫁矛盾，只会让安全问题恶化。唯有守望相助、通力合作，才能实现共同安全。亚洲国家有必要加强安全机制建设，汇集起维护地区安全的强大合力。

互信是安全的保障。人与人交往在于言而有信，国与国相处讲究诚信为本。增进互信，亚洲各国要加强对话沟通，尊重彼此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坚定 对他国战略走向的信心。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平等相待才能减少矛盾和摩擦。以强凌弱、以势压人，只会使矛盾的种子越埋越深。各国要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秉 持包容精神，实现文明和谐，避免“文明冲突”。亚洲人口众多，各国制度、文化、宗教、发展阶段不尽相同。但五味相调以成可口美食，六律相和以成悦耳音乐。 只要各国多交流、人民常往来，就能培育国家互信的基础。

发展促安全，合作谋安全，互信固安全。只要亚洲各国真诚携手，就一定会凝聚更大共识，不断维护和巩固亚洲安全。亚洲和平发展，未来充满希望。

（六）亚洲国家参与亚信进程的重大意义

为了亚洲的安全稳定，由亚洲国家主导，谋长治久安之道，享长远发展之利，这是亚洲国家参与亚信进程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真诚托举亚信平台，中国力量和中国作用也被寄予厚望。

中国正朝着“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前进，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中国必将更添和平发展的活力。追求和平的中国梦，继 承“天下太平、共享大同”这一中华民族绵延数千年的理想，给世界带来的一定是和平而不是动荡，一定是进步而不是倒退。追求幸福的中国梦，以共享梦想成真的 机会为突出特征，同亚洲乃至世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奉献世界的中国梦，展示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品德和胸怀，中国已经并将继续尽己所 能，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

21世纪的“亚洲世纪”，必定是一个彰显合作主题的世纪。亚洲取得今天的发展成就，得益于和平稳定的大环境。亚洲未来的繁荣发展，仍然需要和平稳定的环境来支撑。

相关链接：

1、2014上海亚信峰会习近平主旨演讲 阐述亚洲新安全观

2、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 第四次峰会上海宣言（全文）——加强对话、信任与协作，共建和平、稳定与合作的新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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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morating the 60th Year of May 13, 1954 A Turning Point in Singapore’s Political History -- Speech by Lim Hock Koon

Commemorating the 60th Year of

May 13, 1954

A Turning Point in Singapore's

Political History

By LIM HOCK KOON

(One of the student leaders invited to Government House)

Translated by Tan Kok Fang

   纪念华校中学生“五•一三”
要求免役事件六十周年

林福坤在新加坡“五•一三”事件6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陈国防英译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Singapore's May 13 incident commemoration lunch was held at Qian Xi Restaurant (Paya Lebar) with the attendance of about 800 representatives from democratic political parties and organisations and democrats from Singapore and Malaysia. The book Youth On Trial specially published for this anniversary was launched on the spot.

Photo of Lim Hock Koon, one of the important leaders in the May 13 incident, delivering his speech at the event. Lim, 79, is currently residing in Singapore.

Dear Guests and Friends,

First of all, I would like to thank Function 8 and MARUAH for organising this gathering to commemorate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the May 13, 1954 incident in which Chinese Middle School students stood up against conscription imposed by the British colonial government. I have been told that this is done as a measure of respect for all those who participated in one way or another in that historical event.I am deeply moved by this gesture. I am sure all of my old school mates and old friends present here today are just as impressed as me.

Let me now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recount very briefly why the May 13 incident took place and how it has influenced the path in which social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s in Singapore and, indeed Malaya had taken since then.

Harsh colonial times in the background

The May 13 incident took place in 1954. As you are aware, Singapore and Malaya were then under British colonial rule. In June 1948, after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outlawe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Malaya and declared a state of “Emergency” , it ended a brief period during which the Communist Party of Malaya (CPM) enjoyed a legal status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A ferocious jungle war then ensued. And in aiming to wipe out the CPM, a force whom the British had a lot to thank for for having fought side by side with them behind enemy lines for several years against the Japanese invasion, the British had also introduced what was euphemistically referred to as the “new villages” — a tactic it had employed with some level of success in Africa, all over the rural areas of Malaya. Singapore was ruled directly by the British as a separate colony under a governor. It was a time in which the two territories were fully shrouded in “white terror” as freedom and human rights of the people were totally thrown out of the window as a direct result of the Emergency Regulations.

Colonialists had no right to impose conscription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the British introduced the National Service Registration Ordinance on March 11 1954. It required all young men between the ages of 18 and 21 to register for the service between April 5 and May 12 of that year. It was clear that the act was designed to target Chinese youths because many of them had become overage as a result of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between 1942 and 1945. They had only just resumed their education after a long disruption.

Feeling lucky for having survived the war years of deprivation and lost time, they were only too keen to get back to school. Like a thunder in daylight, they were now forced to face the spectre of fighting another war again. Their feeling was fully understandable as the country they lived in had not yet achieved national independence and the British colonialists were still their overlord. They had no power whatsoever to decide who was friend and who was foe. In the final analysis, there was hardly any rationale for them to risk their lives fighting for their foreign masters, whom they should be fighting to get rid of in the first place. So, the determined voice raised most decidedly to express their deepest emotions then was: “STUDENTS WANT TO STUDY, OUT WITH CONSCRIPTION”.

Rather than responding with a reasoned stance,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ignored the demand of the students entirely. It went ahead with its plan to sent officials into Chung Cheng High School and the Chinese High School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Chung Cheng” and “Chinese High” respectively) to carry out registration for conscription. As expected, the students in both schools boycotted the officials.

On May 8, Chinese High students of call-up age decided to petition the Governor for exemption from national service. Two days later, Chung Cheng students decided to sent 8 representatives to the Government House to submit their petition. On May 12, the police conveyed a letter from the authorities asking Chung Cheng student representatives to present themselves at 3 pm, May 13 at the Government House. The students from Chinese High greeted this message with great expectation and decided to send their representatives as well. At the same time, student action committees from both schools began organising other students for a peaceful petition at the foot of Fort Canning Park, along Clemenceau Avenue, not far from the Government House on the same day that their representatives were due to meet the Governor.

Peaceful petition from students met with police brutality

On May 13, about 300 students from Chinese High arrived at Fort Canning Park on Clemenceau Avenue not too long after 2 pm. They took up positions by lining up orderly on the pavement. Minutes later, about 600 students from Chung Cheng arrived to join the Chinese High boys (from the all-boy school). They waited there patiently for their leaders to come out from the Government House to deliver news about the outcome of their visit.

At two fifty, three riot squad vans suddenly appeared on the scene. Almost immediately, riot policemen emerged from their vehicles and took up positions on the road, in a stance that can only be interpreted that they were ready for great action. The peaceful atmosphere suddenly turned tense, like a monster that was about to descend to tear this composed land asunder. Momentarily, a senior police officer, a Caucasian came forward to bark at the student gathering, giving them 2 minutes to disperse. As it was impossible to communicate a message within such a short notice to a near thousand-strong body of people, student leaders approached the officer for more time. But the request was met with a blank rejection. Then the arrogant officer turned around and ordered his squad to charge at the students in a swift and surprise attack. Armed with batons, rattan shields and iron fists, riot squad members carried out what they had been famously trained for---to beat, to crush, to whack, etc. so as to overwhelm and to dislodge. In the course of this brutal attack, ropes were also used to fasten groups of student onto the wrought iron fence of the park and had them clobbered right and left, up and down. By instinct, boys began to lock their arms, and with their backs facing the attackers, they formed a wall of flesh to protect their female school mates from being hit. At this time, all they could do was to sing Unity Is Strength at the top of their voice, hoping to drown out the blows rained on them from the merciless riot police. But how could an assembly of unarmed, gentle, young students, out on a peaceful mission stand up to an army of burly, well-trained squad of riot police. In physical strength, they were no match to the riot police by any means. As a result of this bloody melee, some students ended up with bloody noses and fractured skulls, some were pushed into drains and hurt they legs, some were left with bruises all over their bodies, some had their uniforms torn and bloodied, some lost their shoes and many lost their spectacles. This incident of police brutality led to scores of students suffering from bleeding injuries and more than 40 students arrested.

On the same day, the annual All Singapore Chinese Schools Sports Meet was being held in the Jalan Besar Stadium. There, spectator stands were filled to the brim as students and members of the public joined in the fun and excitement. When police broke up the student assembly at Fort Canning, one student rushed to the stadium with the help of a driver in his delivery van to deliver the news. Almost all at once, students rushed out of the stadium with great indignation and headed toward Fort Canning. But when they reached Penang Road, they were blocked by the police. Resouceful as they were, the students quickly decided to turn to their school in Goodman Road, where, in familiar environment, they mulled over what steps to take next.

Meanwhile, some of the students had moved over from Fort Canning to Nan Chiaw Girls High School in Kim Yam Road after being forcibly dispersed. There, continued to be under police supervision, they were made to gather at the open field in front of the school. They were kept there until sometime past six, when they were allowed to leave in several lorries. They decided to go to Chung Cheng instead of going home. That night, a rousing meeting, unprecedented in terms of highly charged sentiments, was held with more than 2,000 students attending to denounce police brutality. Th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CCC) President and several of his directors visited the Chung Cheng campus to extend their sympathy and solicitude. They promised to make representations to the police the next day and to ask for the release of the detained students. The CCC also invited student representatives to the Chamber for discussions to find a solution to the situation. Next day, one CCC director stood bail for the students, and they were released, pending trial.

Delegation for All-Singapore Students Seeking Exemption from Conscription established

It was the CCC as leaders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Singapore which undertook to mediate. It reiterated its full support in helping students to apply for exemption. It also expressed hope that students would end their camp-in and go home. As for the students, they felt that they need to show their good intention, so they decided to give in to their persuasion. They went home and, subsequently returned to class as usual again.

The CCC also condemned the brutality committed by the police vehemently. In an extraordinary meeting it called to discuss matters connected with the recent incidents, not only did it resolved to help students to settle their problems of conscription, but it also asked students of all eight Chinese middle schools to form a student delegation to speak with one voice on such matters. In response to that call, a 55 member Delegation Of All Singapore Chinese Middle School Students Seeking Exemption From Conscription (in short, “Delegation Seeking Exemption from Conscription”) was formed on May 18.

Students’ predicament won them boundless sympathy and focus of attention

Although the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ere not able to accomplish all of what they set out to realise on May 13, their painful and sorry condition had won them widespread sympathy from all quarters of society. They became the centre of atten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hideous features of the colonialists, shown in its total disregard for the safety and interest of the students, were exposed once again. Now people hav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its sinister intent. It could be said therefore that this vicious act of the police has helped to advance the anti-colonial movement to a much higher plane.

Singapore’s first chief minister, David Marshall was highly critical of the police action. S. Rajaratnam, then editor of the The Singapore Standard, condemned the unreasonable way taken by the colonial police. Many trade unions and social organisations issued statements expressing the views that the motivation of the students in refusing to go for conscription was plain and simple and that it was something which was easily understandable. University of Malaya (in Singappore) Students Union and Pan Malayan Students’ Federation not only denounced the cruel police action, but they also called for an open inquiry into the incident. The University Socialist Club, in its May 10 edition of its organ Fajar, carried an editorial pointing to the attempt by Britain to use the Southeast Asian Treaty Organisation to fight the anti-colonial movement and calling on the Malayan people to stand up against the Treaty. Besides, the USC also publicly condemned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on its use of force against students. This had incurred the displeasure of the Governor, who commented that in his view, the English-educated students in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in Singapore) had colluded with the Chinese-educated students to oppose the government. This message must seem interesting and significant to political observers at the time, because what the Governor had actually acknowledged, unwittingly as it might seem, was that the anti-colonial movement had indeed grown very much in strength!

In view of this, the colonial goverment was compelled to extend the registration dateline further to May 22.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agreed to allow Standard 9 students from the English stream and Senior Middle 3 students from the Chinese stream who were due to sit for the graduation exams postponement of conscription. What had not changed was that they must register first, then apply for postponement. Up to this point, it could be said that initial results of our campaign had been achieved.

May 22 large gathering at Chung Cheng High School

However, the students were to encounter more uncertainties and obstacles ahead of them . On May 21, the Director of Education suddenly summoned management committee members and principals of all 8 middle schools, as well as CCC representatives for a meeting. He reminded them that the next day, May 22 was the last day of registration. He said he wanted the schools to bring forward the scheduled school holidays to start from May 22 and ended on June 28, as well as to ban student demonstration and gathering. The government even resorted to the use of radio broadcast to announce that decision that very night.

Students looked upon that as a ploy to spread their might thin, so as to cripple their fighting spirit. As a result, the Student Action Committee took immediately steps to call for an emergency meeting on May 22 in Chung Cheng. It was attended by more than 3,000 students. The meeting resolved to call for the resumption of classes as well as to remind the CCC of its promise to the students. One of the more important outcomes of this meeting was the decision to scale down the student demand, from “full exemption of conscription” to “permission to postpone conscription.”

On the wee hours of May 22, a large number of students had entered the school. But this was soon detected by police informants. As a result, the school was totally surrounded by 9 am. But what really happened was that smart as they were, students had already made their entry into the school compound quietly in droves the night before. People are inclined to believe that in the tussle between good and evil, good will always prevail, in the end. As it was displayed ceremoniously here.

The meeting of 3, 000 students was unprecedented in numbers, more than at any other meetings ever held during the series of camp-ins. The colonial authorities threatened to cut off water, electricity and even food supply in order to create tension and terrorised the students, but to no avail. It was only after earnest and persistent persuasions from leaders of CCC, respected members of the various school management committees and principal Chuang Chu Lin that students finally yielded. They went home to eagerly await the outcome of CCC’s mediation efforts.

June 2 camp-in

However, after waiting for more than a week , there did not seem to be any sign of progress. The CCC made clear that the authorities had extended the dateline for registration from June 3 to June 11. Besides, it also called upon the students to hurry up their registration, to be followed by application for postponement. However, this was again interpreted by the student delegation as another maneuver of the British colonial rulers to outwit the students, dragged on so as to break their fighting spirit. They quickly decided that collective strength must be mobilised once again to deal the British rulers a severe blow.

They chose June 2 to be the date to start a camp-in in Chinese High. This time, nearly a thousand students took part. There, collective living was practiced in a well organised and highly disciplined manner.To be sure, they were prepared for a long, extended struggle to achieve their stated aim. Again, public support was rife and sustaining. People donated rice, noodles, dried goods, groceries, utensils, medicines, blankets, mats, rubbersheets, daily necessities, etc. There was no scarcity of supplies. Parents came to visit as if their offsprings were housed in boarding schools. Public concern and sympathy played in no small part in giving the students encouragement and much confidence in continuing their struggle, which they believed was right and just.

Hunger strike

As the camp-in progressed for more than ten days, there was still no sign of solution. Then, on the night of June 15, a meeting of all the participants was held in Chinese High’s big hall. A solemn decision was taken to go on a 48 hour hunger strike. The aim was to compel the authorities to take us more seriously as well as to meet our demand. The meeting also called upon all our parents to send a joint letter to the CCC, asking them to continue with their efforts in helping the students as they had earlier promised. Mr Lee Kong Chian, the respected community leader, then came to Chinese High with some twenty other school principals and school management committee members to meet the striking students. They had a meeting with student representatives that lasted some 5 hours. This led to an understanding, under which an assurance was given that they would go all out to help the students in applying for postponement of service. Many came out of the meeting in tears. Based on this understanding, the student delegation called a meeting of all participants that very night, and resolved that the hunger strike would cease at eleven o’clock.

Following this, a media report indicated that in a recent meeting between the CCC President and the Secretary of Defence, the latter had promised that if students from senior middle 1 to 3 applied for postponement, they would all be approved. Further, students from other levels who had the chance to take the graduation exams would also get the same treatment. On the same day, Lee Kong Chian and representatives of CCC, school management committees as well as school principals met with the press and confirmed the above report. They pleaded with the students to go home in the interest of the survival of Chinese education as a whole and the future of Chinese schools. They also announced that schools would re-open on June 28 and that all should return to school and work hard on their studies. Students felt that since their demand had now been basically secured, they decided to go home on June 24.

What the May 13 incident reveals to us

The struggle of the Chinese school students to seek exemption from conscription in 1954 started to ferment in March that year. It ended on June 24, thereby stretching for a good three months. Students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struggle paid a heavy price with blood and tears. In the end, we triumphed. Should’nt we be feeling a sence of pride and accomplishment? 60 years have passed by, we will not forget how this saga has affected us and the marks that it left on the society in which we live — political or otherwise.

Just as the late Dr Lim Hock Siew had observed and concluded: In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Singapore, May 13, 1954 stands out as a turning point in our peoples’ struggle for political freedom and social justice. It was a spark that started a prairie fire! It served to arouse the political awareness of students of that generation in Singapore which, hitherto,had stayed latent. Like a gigantic tidal wave, these activists swept the PAP into power in 1959, hoping that the newly formed political party would bring about political freedom and social justice to our people. But it was not to be. Subsequent repressions conducted by the PAP after it came to power proved to be more ruthless and relentless than those carried out by the colonial rulers and they have to be seen through and through as a massive political betrayal in Singapore history.

Today, as we gather here to commemorate that day of blood and tears, if I have to summerise my experience and feeling gathered from then till now, let me briefly put it this way: Destiny is in our own hands, we must struggle and be prepared to sacrifice if we want to realise our dreams.

Do not forget the history of "May 13", Advocate the spirit of "May 13"

——Teo Soh Lung, leader of Function 8, enthusiastically introduced to the attendees (especially the youths) the book specially published to commemorate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the May 13 inc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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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华校中学生“五一三” 要求免役事件六十周年——林福坤讲话全文

   纪念华校中学生“五•一三”

要求免役事件六十周年

林福坤在新加坡“五•一三”事件6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Commemorating the 60th Year of May 13, 1954
A Turning Point in Singapore's Political History

Speech by Lim Hock Koon at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the May 13 Incident Commemoration Event

新加坡“五一三”事件60周年纪念午宴在新加坡巴耶利峇千禧楼，出席的新马民主党团代表和人士约800人，现场推介为这次纪念活动而出版的《敢向英殖民统治者说不》一书。

【人民之友部落格编者按语】2014年5月13日，正是新加坡华校学生在英国殖民统治时代展开“反对抽丁，要求免役”的英勇斗争而爆发可歌可泣的”五•一三”事件的60周年纪念日。这一天恰巧也是卫塞节公共假期。新加坡两个人权组织，一个名为“第八功能”（FUNCTION 8），另一个名为“尊严”（MARUAH），主动联合起来举行这个具有重大意义的纪念活动。活动项目有两个：一是出版和推介一本内容中英文参半、纪念“五•一三”事件的小书；二是当日在新加坡巴耶里巴千禧楼举办盛大纪念午宴并安排前领导人到场讲话。两个主办单位表示，这是为了向那一代参与该项学生运动的前辈们表示的一种敬意——这么认真的精神和谦虚的态度令人激赏不已！

人民之友工委会也受到主办单位的邀请而派出两名代表出席了这项盛会。几名工委受到新加坡友好的邀请，也不愿错过这项盛会。当天，在工委们先后莅临活动现场、走近大门口时，正巧意外听到有人口中念念有词，说什么“今天，由受英文教育者来搞“五•一三”事件纪念会，难道不觉得丢脸吗？”随后，听新加坡友人说，过去有过许多纪念活动之类的宴会，虽然是由昔日响当当的过来人操办，但都是内容空洞形式老套，除了吃吃喝喝之外没有其他意义。但是，这场由年轻一辈的受英文教育的人权工作者主办“五•一三”事件60周年纪念活动，就是那么生气勃勃，的确是别开生面、令人刮目相看。

参与这项盛会之后，人民之友工委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第八功能”和“尊严”这两个非政府组织（即俗称民间组织）能够积极主动地举办像“五•一三”事件的纪念活动，标志着新加坡受英文教育的年轻一辈的人权工作者，已经摆脱了人民行动党统治集团所施予他们的思想意识的控制和支配，主动接近被当权者排斥和打击的受华文教育的社会群体甚至是传统左派人士，也标志着这群受英文教育的民主人权工作者正在努力探索新加坡这个岛国的历史真相和今后出路，他们毫无顾忌地对那些在反对殖民统治、争取自治独立的斗争中付出重大牺牲或代价，却被人民行动党统治集团无情打压之后置于边缘地位的人士，表达他们的同情、支持以至敬爱。

眼看当下马来半岛的一些非政府组织，尤其是以受英文教育者为主导的非政府组织，却醉心于向美国政府或美国总统求助告状，似乎要告诉人们“奥巴马就是发展中国家人民的救世主”，此外还有一些极力主张“民主化”的青年领袖，放着自己国内还有许多不公不义，残酷无情且有待平反的惨烈事迹不管，而大张旗鼓声援中国维权人士，最近更忙着在马来半岛部署矛头指向中国的“天下围城”行动。这种期待别国来解决本国问题，或者是，利用本国人民来替别国解决问题的思想和行动，会给国内人民带来什么后果呢？

无论如何，新加坡或马来半岛，都有许多可歌可泣，值得歌颂学习的民族民主改革运动历史事迹，“五•一三”事件只是其中之一。我们无论如何是不能将它遗忘了的。

以下是曾经参与新加坡学生运动和群众运动、如今还居住在新加坡的一名“五•一三”事件重要领导人林福坤（右下图），在“五•一三”事件60周年纪念午宴上讲话全文——

高龄79、现居新加坡的“五一三”事件重要领导人林福坤演讲之影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

首先，我要感谢人权组织 Function 8 和 MARUAH 举办这个盛大的集会，纪念新加坡华校中学生“五一三”运动60周年。主办方对我说，这是为了向那一代参与该项学生运动的诸多同学表示的一种敬意！

这令我非常感动。我想，在座的老同学老朋友也一定跟我一样感动与感恩。现在，就让我简略地回顾一下那一段难忘的历史，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会发生“五一三”事件，它的前因后果，和它给新加坡，乃至马来亚的社会与政治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

深刻的时代背景

“五一三”事件发生在1954年5月13日。当时，新加坡还是英国殖民地统治者所管辖。具体的说，当时殖民地政府已于1948年宣布马来亚和新加坡进入所谓的“紧急状态”。英国政府动用军警，一边在马来亚进行一场残暴的森林战争，另一边又动用它在非洲镇压非洲人民反抗殖民地统治的野蛮手段把乡村人民关进集中营一样的所谓”新村”当中。在一片白色恐怖的氛围中，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人民被剥夺了各种应有的自由与人权。

殖民地统治者没有权利要殖民地子民去当它的炮灰

在这样的背景下，殖民地政府竟然于1954年3月17日宣布要实行所谓“国民服役法”，强行向18至20岁的青年男生征招入伍。很明显，这个措施正是冲着大部分华校学生而来。道理很简单，当时许多华校中学生因为日本军国主义三年八个月的统治而中断了学业，他们现在才刚刚庆幸有机会返校复课。但他们大多数都成了超龄生。而这正好也落得成为英国统治者的征兵对象。

这批同学经过二战的洗礼，本来就已经荒废了宝贵的青春，正想回校把书读好，为社会尽点绵力的时候，却又面对征兵的凶兆。再者，当时国家又还没独立，人民大众又还没当家做主，为什么“国”，哪一“国”去当兵呢？没有参政权的殖民地子民又从何来决定哪一国是友国，那一国是敌国呢？归根究底是没有理由去为一个外来统治者去当它的兵，为它卖命的！因此，当时学生们提出了一个强有力的口号，那就是：“学生要读书，不要当兵”。

殖民地政府不但把学生的诉求置之不理，反而于1954年4月21日与22日，派官员到中正总校和华侨中学去进行登记。可以预期，这项举措遭到了两校学生的坚决抵制。于是在5月8日，华中全体适龄学生，正式联名致函总督，要求准予免役。5月10日，中正的同学也决定选派8名代表，准备前往总督府，亲自呈函总督请求免役。到了5月12日，警方传来一函，约定中正学生代表于隔天，也就是5月13日，下午3时，前往总督府会见。这个消息传来，华中的同学也决定派代表前往会见。与此同时，两校的“学生行动委员会”也着手组织同学，到时前往总督府外的皇家山脚下，列队进行和平请愿。

近千名学生和平请愿被警方暴力打压

5月13日，华中学生约300人于下午两点多抵达克里门梭路皇家山公园外，整齐列队在路旁的人行道上。不久，来自中正中学的约600名同学也乘车抵达。他们秩序井然，有条不紊地列队在那里，静候代表们进入总督府呈递请愿书后出来报告消息。

到了2时50分，只见三辆红色镇暴车突然奔驰而至。紧接着，大批镇压暴动队警员浩浩荡荡地从车里出现，并在路边摆出咄咄逼人的阵势。本来平和的氛围，骤然紧张了起来。此刻，一名高级英籍警官领头，命令学生们在两分钟内必须解散。可是，在场的学生代表鉴于近千人的队伍，要在两分钟内把通知清晰无误地传达给每一个成员是不可能办到的事，只好向他要求给予5分钟时间，好让负责同学进行磋商，然后把决定传达下去。那里知道那位高傲横蛮的警官对学生的合理要求理都不理，悍然在许多市民众目睽睽之下，命令镇暴队员上前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一时，手持警棍，藤盾，铁拳的警员毫不留情地冲向学生。同时还用一条粗绳把学生队伍勒住，把一伙人固定在公园的铁栏杆上，施展拳打脚踢。这时，男同学为了保护女同学，群起手钩手，背向警察，权当肉墙，接受警察势如雨下的猛烈打击。这时同学们能够做的，就是放大嗓子，从内心本能地唱出“团结就是力量”来回应。可是，文质彬彬，手无寸铁，原本就是要进行和平诉求的青年学生，还是挡不住精炼彪悍，全副武装的镇暴队的残忍打压。在一片血腥混乱中，有的学生被打到头破血流，有的被推倒进水沟伤了脚腿，有的被打得遍体瘀伤，有的被撕破了校服，跌破了眼镜，丢失了鞋履。这一场警方暴力演出的结果，导致数十名学生受伤流血，四十余人被无辜逮捕。

当天，正是一年一度的全星华校学生运动会在惹兰勿刹体育场举行的日子，前去观看的学生与公众填满了整个观众席。当皇家山这边进行和平请愿的学生被警察殴打，队伍被驱散之后。就有一名华中学生，在一名开着货车的司机的帮助下，把他載去惹兰勿刹体育场，向在那里的同学报告同学们被殴打的消息。一时之下，义愤填膺的同学群起离开体育场，奔向皇家山。可是，就在皇家山附近的滨城路一带，他们被警方人马挡住了去路。急智的同学于是决定改道，奔向中正中学，在自己熟悉的环境内，商讨对策。

在皇家山这边被驱散的同学，也退到金炎路南桥女中对面的空地上，不过仍然在警方的包围与监视之下，直至六点多，才被允许坐上数辆啰哩离去。车队把同学们载到中正中学总校，与先前已经退到哪里的同学会合。当晚，二千余同学在那里召开情绪空前激昂的控诉大会，对警方的野蛮暴行表示强烈抗议与高度愤慨！中华总商会会长与多名董事这时也闻声前来中正总校慰问学生，并答应隔天前往警局进行交涉，要求警方释放被捕的学生。与此同时，商会也邀请学生代表前往商会洽谈，以便在免役的事情上给予协助。第二天，商会一名董事前往警局把被捕的学生保释了出来。在外等候审判。

全星学生免役代表正式成立

此次商会居中斡旋，并重申会全力协助学生申请免役，还表示希望学生不再集中抗议。为了显示学生的善意，他们决定接受劝告，解散回家，并照常返校上课。针对此次警察殴打学生的事件，中华总商会开过会议，认为学生的要求合情合理，对警方采取暴力手段对付和平请愿的学生表示谴责。它也议决为适龄的学生解决困难，协助申请免役。商会还建议全星八间华文中学学生选派代表组成一个学生代表团。于是，在5月18日这一天，由55名各校代表组成的“全星华文中学学生请求学生免役代表团”（简称“免役代表团”）正式成立。

学生的遭遇博得社会的广泛同情与关注

中学生虽然未完成五一三当日的请愿计划，但是他们的惨痛遭遇却博得了社会的广泛同情与关注。英殖民地政府罔顾人民的安全与福祉的丑恶嘴脸也再次暴露无遗。社会人士对它的诡异用心与不良目的也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可以说，这次事件的总体效果是导致新加坡的反殖运动浪潮推向另一个高峰。新加坡首任首席部长马绍尔就严厉批评警察对年轻学生所采取的暴力手段。当时担任英文虎报主编的拉惹乐南也在该报社论中极力谴责警方的无理行为。许多工会和社团也纷纷发表声明，指出学生为了学业而申请免役的动机是纯正和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强烈批评警方没有丝毫理由对学生动武。马来亚大学（现国大的前身）学生会与泛马学生联合会不但强烈谴责警方的暴行，而且还要求总督对“五一三”学生流血事件进行公开调查。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也在其喉舌《华惹报》中，揭露英国如何想要利用“东南亚条约组织”来对付反殖运动，论述中号召马来亚人民站起来反对该条约。该报的这一篇一针见血的评论，马上引起了殖民地总督的不悦，认为受英文教育的马大学生已经和华校生窜连起来反对政府。这个讯号，对于目光敏锐的政治观察家来说，一定非常有意思。但它所反映的是：反殖的队伍，确实在壮大！该报编辑部的8名大学生就因为刊登该文章，于5月28日被捕，并被控以煽动罪。

鉴于学生的抗争队伍日渐强大，殖民地政府不得不将服役登记日期延长至5月22日。同时也同意英校的9号生和华校的高中会考生可以缓役。但不能改变的是学生一定要先登记，之后才可申请缓役。至此，学生的免役诉求，获得了初步成果。

“五二二”中正总校大集会

但摆在面前的，还有许多不确定性因素与障碍。5月21日，教育部突然召集八间学校的董事，校长和总商会的代表去开会。提学司在会上重申隔天就是适龄学生登记的最后一天，要学校提前从5月22日起放假至6月28日，并且禁止学生游行或集会。政府还借助电台在当晚把其决定向全民广播。其目的无非是要分散学生的力量，挫败学生的斗志。学生行动委员会识破了政府的这项阴谋，决定召集三千名学生于5月22日早上到中正总校开会，提出复课要求，并促请商会尽快协助学生请求免役。为了表示诚意与谋求合理的解决方案，免役代表团主动将要求调低，把原来的“要求学生免役”改为“准许学生缓役”。

5月22日一大清早，大批学生便进入中正总校。不过，很快地便被政府人员发现，在上午9点钟的时候学校已被警方团团包围。其实，智勇双全的学生早在前一个晚上便已经陆续进校，显现出在正义与邪恶之间的博弈中，正义的一方常常是会高出一筹的！这次集中的人数多达三千人，比任何一次集中都多。殖民地政府除了包围之外，还扬言要断水断电断粮，意图制造紧张与恐怖气氛来吓人。后来，学生还是听从商会诸贤达，学校董事们，以及莊竹林校长的爱心劝告，于隔日解散回家，静候商会斡旋的结果。

“六二”大集中

可是，在等待了一个多星期后，商会的斡旋工作仍未见有什么进展。6月1日，商会转达来一个消息，说当局已把6月3日的登记截止日期展延到6月11日，同时还催促适龄生快快前往登记，然后才申请缓役。免役代表团把这看成是英殖民当局在耍弄的一种手段，想借此拖延时间来消磨学生的斗争意志。于是，决定再发动集体力量，给它再一次痛击，以争取胜利。

学生代表团选择6月2日到华中集中。这次，有近千人参与，在那里过着组织完善，纪律严明的集体生活。学生们做好了准备，要展开长期的斗争。这次集中获得社会广泛的支持，各阶层人士与学生家长络绎不绝前来慰问，他们送来米粮，干粮，日用品，药品，被单，衣物等等各种必需品，在物质上与精神上给学生极大的支持。学生们受到无限鼓舞，斗争的意志与信心增强了百倍！

学生展开绝食斗争

集中行动进入十多天，仍然不见半点缓解的迹象。于是，于6月15日晚在华中大礼堂举行的全体同学大会上，大家一致决定采取48小时的绝食行动，以迫使当局重视并答应学生的正当要求。与此同时，大会亦吁请家长联名致函总商会要求继续协助适龄学生完成缓役的申请工作。对此，总商会毫不犹疑地表示应允，同时还召开了特别会议，重申保证会继续为学生们效劳尽力。6月17日下午，李光前先生在全星七所华文中学校长及董事代表共二十余人的陪同下到华中向正在绝食中的学生慰问。在那里，双方代表洽谈了约五个小时之久。最后双方达至谅解，董教诸先生保证会鼎力为学生申请缓役。基于这个共识，免役代表团便于当晚召开全体同学大会，除了报告会谈的详细经过之外，与会同学也议决当晚十一时起结束绝食行动。

接着，有媒体报导，说总商会会长与防务司就缓役问题的最近一次洽谈中，防务司已经答应，如果高中一至高中三的学生提出缓役申请，他们都会获得批准。而其他年级的学生如有机会参加毕业会考者也都会获准。同一日，李光前先生与总商会，董教联等代表亦向学生宣布了上述消息。他们接着吁请同学们为了华文教育的安危与华校的前途着想，应解散回家。此外，他们也宣布学校决定于6月28日开学，并勉励大家如期复课，专心向学。

免役代表团对此最新发展进行了详尽的研究后，认为鉴于总商会和董教联所做的口头承诺与保证，要协助学生登记后申请缓役，并敦促当局批准申请，说明同学们的诉求已经有了长足的进展。于是，在6月21日召开的同学大会上，一致通过于6月24日解散回家。

“五一三”事件给我们的启示

1954年，华校中学生所展开的要求免服兵役斗争，从该年3月底开始酝酿，一直到6月24日结束，前后拉了三个月之久。参与此次斗争的同学，付出了血与泪的沉重代价，最后以胜利收场。我们怎么不会以此感到无比的骄傲与自豪呢？六十年过去了，我们不会忘记“五一三”这场斗争所带给这个地区的社会与政治领域的影响。

就像林福寿医生说过的：在新加坡的政治史上，1954年5月13日这个日子突显了我们人民争取政治自由与社会公正的斗争中的一个转捩点。这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最佳体现。它掀起了一股强大的政治热潮，于1959年把人民行动党拥戴上政治权利的宝座。当时，学生与工人冀望这个政党能为人民带来政治自由于社会公正。可是，他们却没有料到后来的发展竟事与愿违，人民行动党在取得政权之后，便对这一代学运与政治活动份子进行毫不留情的迫害，其惨烈的程度，竟比殖民地统治者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新加坡的政治史上，不能不等同于最严厉的政治背叛。

今天，我们在这里纪念这个血与泪的日子，如果要我来总结我们一路走来的经验感触的话，就让我简单的说：命运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要争取，不怕牺牲，才能实现我们的梦想！

谢谢大家！

莫忘“五 • 一三”历史  发扬“五 • 一三”精神
——“第八功能”领导人张素兰手中拿着他们为纪念“五• 一三”事件60周年而出版的这本书，向与会者（特别是年轻人）热情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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