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粹主义政治传播批判
作者 / 来源：祖昊 / <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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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之友>编者按语] 民粹主义是在19世纪的俄国兴起而今泛滥于西方世界的一种社会思潮。有人说，民粹主义像雾像雨又像风：有时是进步势力的工具，有时是保守势力的工具；有时是左翼力量的工具，有时是右翼力量的工具，总让人琢磨不透。当前，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民粹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合流的趋势。如英国公投“脱欧”，法国极右翼政党借欧洲难民问题发表反穆斯林移民的言论等等。它们都有一个鲜明的特征：以狭隘或极端的民族主义的面目出现。
充满着狭隘或极端的民族主义的民粹主义思潮不仅泛滥于西方各国，也在我国（马来西亚）不断扩散开来。我国正处在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变——中国崛起并迅速发展壮大，大国之间的竞争和博弈日趋激烈以及在国内出现了一个由马哈迪回锅当首相、仍然是以马来人主权思想为主导，以维护马来人权益为号召的统治集团，这个统治集团中的主要阵营或派系，面对诸多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无法妥善解决，为了巩固和加强他们的阵营和派系的政治影响和统治地位，都竞相以夹带民粹主义的种族主义策略，进行他们的政治动员以落实他们各自不同的政治任务。
以下转载中国学者吴昊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网>）的一篇关于民粹主义政治的论说文章，供我国国内有兴趣者研读参考——
第一， 依照民粹主义的内在属性，将“人民”和精英、精英建制、移民、全球化、多元主义等一系列人或事物强行对立起来，形成一个对峙性的话语结构。与此同时，站在“人民优先”、“人民主权”的道德制高点上，依靠简单的归因、指责和评判，把“人民”描绘为受到压迫、欺骗和利益受损的群体，而将“敌对势力”描绘成造成问题的罪魁祸首；
第二， 扩大媒体阵线，借助传统媒体以及脸书、推特、照片墙等新型社交媒体平台建立与公众沟通的渠道，用浮夸、激进、粗俗的言辞和表演来抨击“敌对势力”，借此获取关注、认同和支持；
第三， 由于“人民”一词在西方语境中所指较为宽泛，存在一定的解释空间。因此，无论持何种立场的政治活动者，都可以借词发挥,把自己装扮为“人民”的代表者。这让“民粹”跨越了左右、党派和意识形态的限制，成为一种可被广泛利用的话语工具，也衍生出多种多样、千差万别的传播形态。
民粹主义政治传播之所以“兴盛”
民粹主义政治传播之所以“兴盛”，有着十分复杂的原因——
- 在制度层面，“诉诸民粹”是西方民主体制的一个必然症候：它既承诺主权在民、强调人民应该掌控自己的未来，又把民权让渡出去，形成“精英代理”的统治模式。一旦权力精英的所作所为和人民福祉产生巨大差距，两者的分歧到了无法化解之时，一种“夺回民权、实现民主救赎”的反体制冲动就会油然而生，成为人民接纳民粹信息的心理条件。
- 在现实层面，福利危机、全球化带来的贫富差距和失业、社会分配不公、政党分裂、派阀政治、移民难民危机等不断冲击西方国家的现有体制，导致民众与当局之间的矛盾日益扩大、前者对后者的不信任感大幅增加，无形地开辟了民粹主义的舆论市场。
- 在传播层面，首先，随着当代政治事务的日益专业化、复杂化，人们认识、了解政治的空间正在逐步缩小。在这种情况下，民粹主义政治传播凭借“人民及其敌对势力”这一朴素的道德框架，把“政治”简化为黑白分明、浅显易懂的日常经验，从而扩大了潜在的受众规模。其次，随着互联网、社交媒体的出现，政治活动者能够绕开层层障碍（如传统媒体和传统意见领袖等），直接与广大民众展开交流、建立联系、实现一步到位的“互动”。而“民粹主义政治传播”本身以“人民”为内核，一旦踩上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跳板”，可以获得“与民活动，为‘民’而‘互动’”的双重效果。
- 此外，“民粹”还与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草根”属性通同一气，使激进、偏执的政治言论和政治演绎不断孽生出来，既填补了网民的政治消费欲望，也为民粹煽动者提供了积攒人气、建构自身合法性、赚取支持率或进行政治动员的空间。
民粹主义政治传播模式的危害
放眼望去，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推特治国”，到西班牙“我们能（podemos）”党的网络化崛起，再到风起云涌的意大利五星运动以及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民粹主义革命，民粹主义政治传播已经成为西方政客治国理政的“法宝”。然而，这种传播模式的短板、危害却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扩散“稀薄”的意识形态。
一般而言，意识形态有着知识性、逻辑性、系统性、思想性等特征，它的传播不仅能为政治制度、政治议程、具体政策等提供扎实的理论依据，还能让人从“认识世界”的哲学立义中形成关乎国家、民族、政府、政党的理性认识和情感依附。然而在民粹主义政治传播中，充当意识形态的“民粹主义”却框架单一，内容空洞，缺乏纲领；没有严谨的逻辑体系的丰富的政治概念，往往需要借助其他政治思想来填充自己的“内涵”,因而呈现出“稀薄”（thin ideology）的性质。
从实用的角度看，诸如民粹主义式的“稀薄”意识形态减少了公民解读政治事务的成本，降低了选民与政治活动者之间沟通互动的门槛，符合当代政治媒介化转型的传播需要。然而，其单调肤浅的内容逻辑却不能为人们的政治思考提供有意义的经验质料，不能切实说明社会政治问题并给出合理解决方案，也不能真正扎根现实、与社会历史的总体环境展开互动，因而无法在传播过程中实现内容增值并发展成为独立的理论体系。
此外，民粹意识的扩散还可能降低人们与传统意识形态忠诚关系，削弱后者的凝聚力、说服力甚至正当性，从而给整个西方政治文明的历史传承造成消极影响。
第二，建构畸形的“人民”话语。
在民粹主义政治传播中，“人民”的概念并不是清晰、明确的，而是空洞、含糊的“空能指”。也正是因为如此，“人民”一词才可以被随意刻画，用来美化未来图景，描绘未来政治社会蓝图，勾勒统一的社会身份，让不同价值立场的人团结起来产生认同感、归属感，形成新的“想象的共同体”。
这种“人民至上”的话语构建，表面上与民主、民权的价值形成了照应，但实质上却相互悖离：对“人民”的肯定，必须以否定“人民的敌人”为前提：后者要么被摆在显要的批判位置，要么隐藏在传播语境当中。但凡谈到“人民”，人们就会立刻获得关乎“敌人”的线索；“人民”有多正面，“敌人”就得有多“负面”。
如果所指“敌人”为精英，那么“人民”就是反政治、反体制的代名词：他们代表正义、永远正确，而执政当局则相应是“错误的”，应当被抨击、嘲弄。如果所指“敌人”为社会部分群体，那么“人民”则是不完整的：它从共同体空间中生硬地割裂出 “他者”并将其排除在外——不仅损害了“他者”的民主权利，也对包容多元、容忍差异的民主结构产生了冲击。
第三，进行否定性的话语动员。
中国国学者林红指出，民粹主义全部采用“反……”的话语结构，目的都是试图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反对“他们其他人”的主张与政策。根据“人民”对“其他人”的二元价值立场，凡是不符合人民利益与意志的政治，或者是只对其他人有利、不能惠及人民的政治，全部都是否定的对象。
从本质上讲，这种否定性的话语动员是西方社会“话语封闭”的变向延续。按照美国哲学家马尔库塞的说法，所谓“话语封闭”，是西方统治者用操作主义的方式改造语言表达，把本会引发矛盾、猜疑、分歧的人或事物用正面的方式描述出来（如“无害的放射性尘埃”）并向社会扩散，引发受众的正面联想。在这种情况下，人的肯定性思维得到充分调动，批判质疑的否定性思维受到压制，因而呈现出“单向度”的话语闭塞状态。
相比之下，民粹主义政治传播则是把原本相对中性的人或事物予以负面描述，激发受众的负面联想。在批判和抗议的声音甚嚣尘上的时候，诸如“我们应该肯定什么？坚持什么？维护什么？”等问题，却得不到充分解答。由此观之，虽然民粹主义政治传播依靠“反式”的话语结构，调至了语言表达的逻辑，但仍旧没有提供一个开放的言说系统，而是再次限制了人们的思维意识，使其走向激进、离散、极化、祛序、的“单向度”。
第四，冲击传媒政治生态。
长期以来，西方的“媒介”和“政治”始终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平衡关系：一方面，媒介作为国家“第四权力”，有服务公众和防止滥权的责任，其必须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排除后者的过分干预；另一方面，媒介又与政治系统紧密相联，发挥着维系秩序、构建合法性、创造共识等建制化的功能。然而，民粹主义政治传播却在打破这一平衡。
首先，“民传”不断抵制、挤压建制化的媒介行为：往常坚持精英做派、说理论证和意识形态说教的政治传播手段开始被视作欺骗性的技俩甚至敌视人民的举动，因而迫使政治活动者与传统的政治沟通风格“决裂”，纷纷调转马头、开始用“民粹”说事儿。
其次，“民传”也加剧了媒体的犬儒化倾向：不仅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变成了民权运动和抗议团体的主要活动场所，一些传统媒体也从往常的“政治导向”、“政党导向”中脱离出来，以“公众代表”的身份介入政治传播进程，扩大对当局和现有体制的批判，迎合受众的胃口。 从表面上看，这种“脱离政治、倒向社会”的现实状况，似乎能够扩大民众的政治参与，提高他们的政治效能感及其对政治议程的影响力，但它不是在哺育公民，而是在生产暴民；没有在播撒公共理性，而是在鼓励群氓心态。
如此一来，媒介在政治系统中自下而上的压力机制将会转变为剑走偏锋的解构力量，成为反体制、反现实的推手。此外，由于建制化媒介行为受到排挤、政治活动者不断向民粹化的政治沟通风格“倒戈”，往常宣传、公关、演讲、辩论等政治传播活动中的理性规范不断被草根元素所洗刷，其所发挥的维系秩序、构建合法性、创造共识等功能也逐渐消散、甚至彻底调转，不仅破坏了媒介在政治系统中自上而下的建构作用，也相应地瓦解了媒介与政治活动者、政府乃至体制之间的相互照应关系。
总之，随着民粹主义政治传播越演越烈、积水成渊，西方媒介的社会功能和政治功能可能会在异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将把西方传媒政治生态带向何方，已经是一个不言而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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