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玮玲指责李显龙搞“王朝政治” 意味着新加坡威权政治或将转型 ~ Sahabat Rakyat Malaysia

李玮玲指责李显龙搞“王朝政治”

意味着新加坡威权政治或将转型

原标题：李光耀女儿公开挑战哥哥搞“王朝政治”，新加坡变动开启？

作者 / 来源：龙树 / 冰川思想库（bingchuansxk）

news.sina.com.cn/pl/2016-04-25/doc-ifxrpvcy4419155.shtml

[《人民之友》编者按语] 本文是中国的一个重要媒体新浪网今日（25日）发表的一篇对李玮玲指责李显龙搞“王朝政治”事件的解读的署名文章。作者从一个中国人的立场和视角，对新加坡的威权政治和经济发展提出了一种独具只眼的见解。

作者在文中指出，“新加坡本地有什么值得自豪的私营企业吗？恐怕很少有人能说上来。众所周知的还是淡马锡等国有企业巨头。”这真是一针见血的评论。但是，像淡马锡这样的“国有企业巨头”，只带给人民行动党统治集团（主要是“李家王朝”）惊人财富，还是同时为整体新加坡国人创造财富？这问题只好留待读者们自己思考了。

以上插图和文内小标题是本部落格编者所添加和改写。以下是全文内容——

在李光耀逝世一年之后，新加坡内部传来“墙裂”的声音。

这次向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发难的不是别人，正是李光耀的女儿李玮玲，李显龙的妹妹。

李玮玲发出近年来对李显龙最猛烈的批评

上个月，李玮玲因为不满新加坡大张旗鼓纪念李光耀逝世一周年，以及和《海峡时报》对其文章的封杀，而在脸书著文，指责李显龙在纪念李光耀一事上，毫无顾虑地滥用权力，并称“如果掌权者建立王朝，身为李光耀的女儿，我不会允许他的名誉因为他儿子不光彩的行为而被践踏。”

李玮玲的言辞非常激烈，或许是近些年来，新加坡人对当局发出的最猛烈的批评。

李玮玲发帖数小时后，李显龙也通过脸谱发文进行反驳。李显龙称“非常伤心”，并指有关指控“完全失实”。李显龙说，“因此说我是要建立王朝，这是不合理的指控。唯才是用是我们社会坚持的根本价值观，我、人民行动党（执政党）或新加坡人民都不会容许任何人这么做。”

李家兄妹的争论留下值得耐人寻味的信息

李显龙兄妹之争很快就过去了，此事却留下了多处值得耐人寻味的信息。

A： “李玮玲发文批评”行动本身就带有足够象征意义，表明新加坡新一代威权政治继承人的个人权威已经大不如前。

威权政治首先建立在执政者的个人权威之上，任何对其本人的公开批评与攻击，都是对其权威的降格打击。在既往的威权国家，或者威权人物统治的时代，很少看到来自执政集团内部乃至外部的批评声音。即便有这样的批评声音，也会被予以严厉打压。李光耀当年就是通过所谓的法律手段，以诽谤等罪名令批评他的反对党领导人家庭财务破产、流亡海外。在李光耀时代，批评李光耀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如此严厉地批评李显龙，也同样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李光耀去世之后，李显龙个人权威的根基不可避免出现松动。由于批评者是自己的胞妹，李显龙更是毫无办法，只能承受个人权威被削弱这一事实。尽管，很多新加坡人并不认可李玮玲的观点，但是，这并不否认李玮玲批评的价值。

B：李显龙兄妹内讧表明，事关新加坡未来模式选择问题上，已经出现价值分歧。

在李显龙的表态中，精英治国的理念无疑将继续坚持，而且也会毫不动摇。但是，未来新加坡是否应该给予人民更多自由，则没有被提及。李玮玲的批评直接靶标是避免出现“王朝政治”，意在防止新加坡向更加危险的集权道路上滑坡，但其对李显龙的批评又恰恰触及了新加坡政治中最敏感的部分——威权政治下的自由困境。李玮玲的批评在行动层面对新加坡内部政治与言论自由的突破，远远高于其所说的内容。李玮玲站出来说了，比李玮玲说了什么更加重要。

事后，4月2日，李玮玲又发帖表示，很多人说李光耀禁止言论自由，但事实并非如大众理解的那样。她的父亲的观点是：“你错了。如果你的叙述是准确的，很好；如果你是诽谤，我将必须在法庭上捍卫我的名誉。”李玮玲说，父亲从不担心对他的事实评论。

李光耀治下新加坡人民的自由权利究竟怎样，就不用多说了。问题不在于，过去李光耀是否反对言论自由，而是李玮玲重新诠释了李光耀对待言论自由的立场。“托古改制”是很常见的政治手腕，李玮玲的意图非常明显，这不仅仅是为了自辩，就是要言论自由，表达政治诉求。

李显龙兄妹内讧事件，实质触及了新加坡威权体系的核心以及未来选择，并且表现出了李光耀政治家族内部价值立场的分歧。

威权二代都须面临威权政治转型的宿命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威权人物成功地将威权政治延续到生命结束。但是，很少有威权政治在他们的身后延续几十年，甚至二代威权再传承给三代威权。威权政治的继任者或者说是威权二代，都不可避免面临威权政治转型的历史宿命。

威权政治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本质上是某个政治强人的威权政治。强人不再，威权政治必然进入瓦解、崩溃、或者和平转型的进程。

1975年11月20日，西班牙的独裁者佛朗哥去世。自1939年开始，这位独裁者统治西班牙长达30多年。佛朗哥集团亦被视作现代意义上的第一个威权政治体系。佛朗哥去世为西班牙威权政治转型按下了“开始”按钮。

1976年，在年轻的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和首相阿道弗•苏亚雷斯•冈萨雷斯的主持下，西班牙开始民主改革。西班牙在从威权向民主的转型过程中，没有给社会带来动荡，没有影响经济，而且弥合了各方的矛盾，成为威权转型的样板。

1979年10月26日晚，韩国总统朴正熙被自己的亲信韩国中央情报局局长金载圭枪杀。朴正熙最终死于自己执政集团内部的分裂。

朴正熙去世后，全斗焕效仿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夺权，成为韩国第二代威权人物。1980年5月，全斗焕制造了光州惨案。尽管，全斗焕是更加残暴的威权强人，但是，他还是没能抗住内外压力，而不得不在1988年宣布，不再竞选总统，由他得力的助手及同学卢泰愚作为候选人参加第13届总统竞选。 1993年，金泳三通过竞选成为韩国第14届总统。至此，韩国完成威权转型。

众所周知台湾的威权政治转型也始于蒋经国执政期间。上世纪80年代中期，蒋经国默许了民进党的组党行动，放开报禁，宣布“解严”，这都为日后台湾的民主转型创造了基础。

在叙利亚，阿萨德家族则是一个反面典型。2000年，老阿萨德去世之后，巴沙尔•阿萨德上台，叙利亚迎来威权二代政治。虽然，巴沙尔上台之后，也推出了一系列的改革，释放政治犯，放松言论控制，打击贪腐行为，并禁止神化领导人，一度被外界称之为“大马士革之春”。

其后十余年，叙利亚转型陷入停滞状态。这令巴沙尔政权在中东处于非常尴尬的位置。在沙特等逊尼派国家看来，叙利亚是伊斯兰世界的另类；叙利亚的威权政治亦同样难以获得西方世界的价值认同。巴沙尔没有看清大势，错失12年转型机遇期，终致叙利亚之祸。

李光耀去世之后，新加坡威权政治转型的命运也同样不可避免，李显龙面前并没有太多的选择。在众多新加坡人眼中，李光耀似“严父”，而李显龙则似 “兄长”。李显龙已经不可能像他父亲那样，为新加坡威权政治或者新加坡模式提供足够的个人权威支持，而缺乏了政治领袖权威背书，威权政治很难继续走下去。

新加坡模式有其成功之处也有难解困扰

接下来真正的问题是，新加坡将以何种方式开启转型。

在世界各大研究机构的眼中，新加坡无疑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经济体。新加坡现在人均GDP达到5万美元，是比美国还要富有的国家，而且新加坡是高度自由的市场经济，是目前的世界转口贸易中心、世界第三大金融交易中心。

但是，近年来，新加坡经济也陷入了增长乏力的困境。2015年，新加坡只实现了2%的经济增长。去年全年，新加坡制造业萎缩5.2%，其中除化工业外的所有领域都出现萎缩。

新加坡宏观经济数据（2009-2014）

在2010年新加坡GDP增长达到15.2%的顶峰之后，经济增速一路下跌，一年不如一年。今年，新加坡对经济增速也没有太高的预期，预计在1-3%之间。4月份，新加坡货币当局也顶不住压力，开始放水。

虽然，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新加坡经济也曾经出现过长达6年的低迷期。这次虽然不像上次那样严重，但和新加坡模式直接有关。

说到新加坡模式，本质上不过是，威权政治下的精英执政与高度自由的市场经济。新加坡的经济确实是高度自由的、市场化的，但是，新加坡经济也有另外两个问题，一是高度国有化，一是高度外资化，本土私营经济乏善可陈，创新不足。

有数据显示，新加坡国有资本涉足的公司经济占据GDP的60%，同时，新加坡高度重视招商引资，诸多世界知名跨国公司均将区域总部设在新加坡。但是，新加坡本地有什么值得自豪的私营企业吗？恐怕很少有人能说上来。众所周知的还是淡马锡等国有企业巨头。

同样是“亚洲四小龙”，新加坡和香港的发展模式完全不同。新加坡在李光耀治下，更加体现了政府主导的作用。政府主导模式未尝不会打造一个行政高效、法治严明、自由开放的经济体，这也是新加坡的成功之处。但是，政府主导色彩过重，就会严重伤害本土工商阶层的发展。

生活成本世界第一而国民创新精神不足

10年来，新加坡生活成本持续上升，已经跃居全球第一。

新加坡的国企和外企占经济比重过高，必然会抬高人才市场的薪酬水准，并间接带动新加坡整体生活成本的上升。目前，新加坡是世界上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这显然不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也直接提高了创业的门槛。这一方面会导致，新加坡的创业者跑到人力成本更低的中国去，另一方面，就是导致国民创新精神不足。

去年冬天，我在北京遇到过一位创业者。一聊起来，才知道他是从新加坡来的。他为什么从新加坡到中国来创业，最简单的问题就是人力成本。同样是雇佣10位程序员，他在新加坡支付的薪酬是北京的数倍。当然，在北京创业还直接面对一个庞大的消费市场。这都是新加坡所不可具备的。

但新加坡政府又是最重视创新经济的。李光耀在《论世界与中国》一书中还特意有一节谈到，新加坡国民创新意识的不足。李光耀对此很不满意。

有新加坡的投资调研，81.4%的大学生想创业，但他们跟踪六年后，结果只有1.2%的学生创业。

新加坡模式只有政府主导而没有民间创新

从上个世界90年代开始，新加坡就将互联网信息技术等新经济当作一次不可错过的机遇。为此新加坡政府不惜血本，推动行政系统的信息化建设，推动本土信息技术产业发展。新加坡花了很多时间和钱去做，但就是效果一般。

据报道，在1999年，新加坡实行了一个五年计划，拿出160亿新币，帮助新加坡在IC和TMT领域的创业项目。政府部门主要做天使投资，引导其他的美国优秀的VC跟投，并慷慨给这些美国优秀VC做LP。但是，新加坡政府发现，投资机构拿了钱，却并没有在本地进行投资，而是把钱投在了美国，这对本土创业生态并没有太多的影响，160亿新币计划就这样流产了。

从2008年开始，新加坡政府又拿出巨额资金，重新开始制定政策做早期的投资。政府一般会做天使和A轮的投资，天使投资的规模是50万美金，A 轮政府一般会拿出1000万新币。政府鼓励机构一起来投资A轮，除了承诺给参与A轮投资的机构做LP之外，还会一起共担风险。这次新加坡政府吸取了教训，给投资机构钱的前提严格的变成一定要在新加坡投资。

这两年，新加坡政府在硅谷等地也是动作频仍，给予本土创业企业各种优惠支持。数年过去，新加坡也有了一些不错的创业项目，不过，相对于中国的新兴企业来说，还是微不足道。

李显龙是一位会写程序代码的政治家，这可能是当今世界政治领袖当中绝无仅有的。但尴尬的是，十几年过去了，新加坡在互联网等新经济方面乏善可陈。

在创新方面，新加坡政府不是不重视，新加坡的领导人也是真懂技术，但就是没有什么显著的效果。这可以说是，新加坡模式的失败，或者说是政府主导模式的失灵。

从李光耀到李显龙，新加坡的领导者或许始终没有明白，创新并不以领导人和政府的意志为转移，而是要靠熊彼得所讲的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的生发、培育离不开宽松自由的社会环境，这和新加坡的威权政治体制是格格不入的。试想一下，一旦某个企业家在新加坡搞起了创造性破坏，那怎么得了。

李光耀看到了中国经济成功中政府主导的一面，但是，他们没有看到中国来自民间的企业家们自由创造、自生自发成长的另一面，而中国政府对此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与包容。

新加坡依靠现有模式，虽会繁荣但很艰难

新加坡经济未来会怎样，依靠现有的模式会不会继续繁荣下去？我的回答是，会的，但会很艰难。而且，新加坡的产业可替代性太强，未来也会更加脆弱。中国几个自贸区一开，新加坡的转口贸易等已经受到冲击。如果，未来中国放开能源垄断，允许外资在中国炼化石油，新加坡经济恐怕就会遭遇大麻烦。中缅油气管道建设成功之后，也将削弱新加坡的经济地位。

新加坡如果想在经济增长、创新方面有所作为，需要治道变革，给社会更多自由。其或许很难复制美国或中国的创新模式，但是，成为马六甲海峡的以色列还是很有可能的。

新加坡的威权政治建立在经济繁荣和有效社会治理的基础之上，可以预见的是，如果新加坡经济不出现严重问题，其民主转型或许就难以正式启动。而且，从新加坡的政治和社会情势来看，在这个高度理性的城市国家，发生剧烈转型恐怕也不现实，其未来转型之路，极有可能是平稳过渡类型，不会脱离理性轨道。

人民行动党之所以赢得去年9月大选胜利

去年9月，新加坡大选执政党人民行动党以69.86%的得票率赢得选举，在全部89个国会议席中获得83个，取得压倒性胜利。在2011年，人民行动党遭遇1965年以来最严重的“惨胜”，得票率仅为60.1%。

这次大选，人民行动党似乎又行情看好。有人将这次选举的胜利，离不开李光耀的逝世以及新加坡建国50周年等纪念活动，这都让新加坡人民想起了人民行动党的好。

另外，不可忽略的是，人民行动党吸取2011年的教训，意识到了自己“脱离民众”，而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调低部长工资、收紧移民政策、放宽中央公积金的限制等，这些政策受到了选民的肯定。

在竞选策略上，人民行动党除了猛批反对党的执政能力问题，也与时俱进，利用社交媒体、短信等渠道，走脑走心，争取选民支持。

恐怖主义以及阿拉伯之春转型的失败等外部因素，也让被穆斯林国家包围的新加坡人出现了内部求稳的心态，选择了理性务实的态度。

这次大选虽然是人民行动党的胜利，但绝对不是威权政治的胜利。事实上，在2011年大选，李光耀故技重施以强硬口气威胁选民之后，哪怕是在如此有限度的民主选举中，威权也没有了权威。

考察新加坡威权政治转型的两个关键指标

不过，这次大选也不能说是反对党的失败。在本次大选中，89个席位全部都有反对党人选参与竞选，更多精英人士加入反对党的阵营。这次大选反而说明反对党实力壮大，同时也是一次实战练兵，未来两三届选举或许将会出现变数。

新加坡人之所以不太支持反对党，也是担心反对党的执政能力不足。在这一点上，新加坡人非常务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