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三学运之大时代背景
作者/来源：新加坡文献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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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掀起上世纪50年代新加坡反殖浪潮的5•13风云 |
本文原载于新加坡文献馆，从简述新加坡“5•13事件”发生的时代背景,论证当年新加坡华校中学生群起反抗英殖民主义者强制青年学生服兵役的事件及其后发展起来的学生运动的各个阶段表现，可以视为新加坡全体华社华人，对英殖民政府之“反华人政策”的具体反抗——这个论证，正是对“5•13事件吹起新加坡独立号角”的胡扯的驳斥。
本文可以说是研究“5•13事件”值得参考的一份材料。文内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从二战后的大时代背景看五一三学运，可以更全面的理解五一三事件，不仅仅是华校学生之民族母语文化教育面临存亡的危机，更是反映了整个华人社会，作为一个政治对话缺席者，对急速变迁中的新社会秩序之来临，所感觉到的焦虑不安。由此切入点来看，五一三事件，可以被视为是全体华社华人，对英殖民政府之反华人政策的具体反抗。
英殖民政府实行一系列对华社不利的政策
1946年4月1日，马来半岛成立马来亚联邦,新加坡被排除在联邦之外。对马来亚华人而言，没有了新加坡华人人口的支持，马来亚华人也就丢失了原本与马来人口不相上下的种族比例格局。新马华人的被逼分家，对两地华人社会是一个极大的政治震撼。
1948年2月1日，由于马来民族主义者的反对，英国宣布以马来亚联合邦宪法，取代马来亚联邦制，恢复马来苏丹的特权，以及保障马来人的特权身份与权益。面对马来种族主义的挑战，华人族群身份与国民地位更是处于前途未卜的困扰。
1948年6月20日，英国人宣布包括新加坡在内的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一切的言论，集会，结社，出版和报章印刷等自由都受到新法令的制约。华社对殖民政府政策的不满议论进一步被限制。
在这一种极端恶劣的时代变迁环境下，英国人颁布了一系列对华社不利的教育政策，加剧了殖民政府与华人之间，尤其是青年学生的社会矛盾。
英国人在铺垫保障后殖民时代之政经利益的大前提下，大力发展英语文教育，培育在地人民对英宗主国的政治与文化认同，以维持效忠英国和认同英国人的公民意识。民族母语教育在新政策下备受排挤，存在被全盘颠覆的危险。
1947年10年教育计划书蓝图规定：所有民族小学由3年级开始英文是必修课，以便使英文成为社会共通语文。在小学教育的基础上，发展中学与工艺教育，也就是说，中学与工艺教育，将是以英文教学。
新规定下，学校以地域性，取代种族性，让学校周边的各种族学生到该地区的学校上课。也就是说，以统一的国民学校取代民族母语学校。通过提倡与推广马来亚意识，达到去华人民族意识的政治目的。
报告书建议加速建设英校数目以增加英校学生的人数，对此，华校的生存空间面临更为严峻的挤压。
历史上，华校被歧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按1948年的统计，新加坡学生总数为101125名，华校生58%，英校生33%。教育开支是英校75.3%，华校5.6%。只占学生人口33%的英校却单独享有高达75%教育经费。1954年，教育经费开支依然如旧，英校74%，华校14%，反映了政府对华社的教育诉求，还是乏善可陈。
1949年后英殖民政府对华文教育的谋算
1949年，中国共产党立国后，英国人的教育政策思维有了根本上的改变，从原本允许民族教育改变为只允许国民教育。1950年教育报告书指出，由于周边大环境己经改变，早先的教育构想己经不合时易。政府放弃了对母语教育的容忍，明确表示，英文学校最符合新加坡社会的利益，母语只能是第二语文。
为此，1951年，英国人在马来亚先后提出《巴恩报告书》推行以英文或马来文为主要教学媒介的国民学校制度，废除其他语文源流学校，并在过度时期优先把教育资源拨给国民学校。报告书旨在消灭华校，只保留英文与马来学校。安抚华社的《方吴华文教育报告书》，主张以公明态度对待不同种族的语言文化，认为强行限制一两种语文的应用，不但不会鼓励，反而会妨碍种族和谐与国家统一。《1952年教育法令》推行以英文或马来文为主要媒介的国民学校制度，逐步把华文学校和淡米尔文学校改制为国民学校，使各族学生集中在国民学校就读。
这些报告书是针对马来亚联邦的教育调查报告书，但是，其中的观点与建议在新马两地的华社引起很大的反响，因为这反映了英国人对民族教育的政策观点，折射出华文教育可能灭亡的未来隐忧。
英殖民政府对华校的政治清算和行政干扰
更重要的是，殖民政府除了在教育政策上谋算华人文化教育之外，也以实际行动对华校与华校生进行政治清算，以及，对华校管理层做出进一步的行政干扰。
1948年5月，华侨中学学生自治会联同其他华文中学举办盛大的游艺晚会，并且举办五四运动历史资料展览，等一系列文化活动。殖民政府对此类活动表示不满，华中校长薛永黍被迫辞职。1949年10月底，学生自治会被迫解散。
1949年12月，警察进入育英中学逮捕数名学生和老师，紧接着，在深夜警察搜查了华侨中学、南洋女中和南侨女中的学生宿舍。
1949年，马来亚大学成立。由于马大只招收英校生，凸显出华校高中毕业生升学无门的困境。前往中国大陆深造的原有途径已经不复存在，因为政府拒绝让前往大陆的升学者回返马来亚。
1950年5月，为了应对华文中学之日益增长的反殖民情绪，政府颁布《学校注册法令》。新权力下，政府可以要求学校解释为何不应该被撤销注册。一旦发现学校被非法社团利用作为开会地点或作政治宣传，政府有权搜查或封闭学校。学校进行重新注册时，必须接受政府订下的新条件，同意由政府注册官提名的董事部人选。政府通过新法令，对华校进行了全方面的干预。
1950年5月31日，警察进入华侨中学搜捕学生，导致多位教师和数10名学生被捕和开除学籍，学生宿舍也遭查封。华中与南中被指参加政治活动而被令停课，多方争取下，在被关闭的两个半月之后，获准复课，条件是学校必须按政府指令改组董事部与学校行政。1950年8月14日，学校得以复课。
1951年1月，警察逮捕数10名受英文教育的高级知识份子，他们涉嫌与星洲人民抗英同盟组织有关。警察同时进入马来亚大学，逮捕涉及民主刊物《马来亚胡姬花》活动的大学生。
1951年间，教育部知会华校管理委员会，根据10年与5年报告书，一旦英校小学学额足以满足所有6岁入学学童的人数，政府对华文小学的津贴将会被终止。
1951年，殖民政府修改华校中学制度，將华校中学分为两段：初中一至初中三，高中一至高中三。规定在初三结束时举行教育部主办的初三会考。
华社坚决反对此项政策修改，认为初三会考是为了通过考试制度淘汰学生，以限制初中学生升上高中继续求学。这一意图减少华校高中学生的人数，是要进一步的压制华文教育发展。会考遭到学生的抵制而发动罢考，导致了当年的大罢考事件。教育部在学潮期间开除了100余名学生，其中有林清祥。政府也借此机会规定学生的就学年龄，以开除反对新教育政策的罢考生和超龄生。
英国人也在社会制度上体现了其反华人政治思维
此外，英国人的反华人政治思维，也体现在社会制度上。
1948年与1951年的立法议会选举，合格选民主要是讲英语的海峡土生华人和英籍印度人，华社华人只能是旁观者而不是参与者。事实上，政府的反华人政策就是为了削弱与制约林德修宪实行之后，华人政治势力的成长潜能。
1951年2月，中华总商会向总督提呈放宽公民权备忘录，要求让10年内在新加坡居住了8年，并且会读写英文或华文的华人居民成为新加坡公民。1952年2月，总商会再度提呈备忘录，之后，11月20日总督给予口头拒绝。1954年，总商会通过其议会代表，在立法议会提出废除语言限制议案，结果也是徒然无功。
1953年1月16日，陈六使呼吁华社建立一所华人大学，以解决华校毕业生升大学的问题，以及为新马华校培育师资。数日后，马大副校长薛尼肯因爵士向报界发表谈话，以马大即将开设中文系为由，反对创办新的大学。之后，英文媒体舆论坚决反对华社创办华人大学。由于英国人的反对，南洋大学唯有选择以私人有限公司的注册方式来取得法人地位，进行创办大学的法律程序。英国人的百般刁难华人办学，加剧了华社反对殖民政府的社会情绪。
小结
从这些历史事迹，可以清楚的知道在地华人，在各个社会层面，都遭遇到英殖民政府之极为不合理的对待。这也就是五一三学运与其后继之发展，会获得大部分华社支持的根本原因。
固然，反对征兵制是引爆五一三学运的首要原因，但是，如果学运缺乏了其特定的泛社会基础，或许，那只会是一个昙花一现的历史事件，而不是有如坊间一些说法，认为学运对新加坡政坛有其深远影响。
在此，不妨想想，从李光耀对五一三学运的评论来看，那是不是新加坡华文教育之最终要惨遭消灭的最主要原因？五一三学运强化了李光耀的反华人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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