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13 December 2014

新加坡的“5•13学生运动” 是由星洲抗英同盟会领导的——专访“5•13“赴总督府请愿代表林福坤的谈话记录(二)

 新加坡的“5•13学生运动”
是由星洲抗英同盟会领导的
(二)
——专访“5•13“赴总督府请愿代表林福坤的谈话记录


掀起上世纪50年代新加坡反殖浪潮的5•13风云


【《人民之友》按语】今年的新加坡“5•13学生运动”60周年纪念活动以及两名学者为此活动而先后发表不同观点的评论文章,激发了已在前老左内部发生的一场关于(“5•13事件”)有/没有马共领导”的论争表面化和扩大化。但是,论争者都欠缺具有说服力的事实根据或文件证据来支持他(们)的论说和断言。这当然跟过去马共组织处于“非法地位”和遭受敌人和奸细破坏而无法有效操作,以及李光耀统治集团掌控一些重要的机密文件迄今不让揭开的专横做法,有着密切的关系。

我们观察到,正如一名年轻学者所言,有些争论者有意或无意地排除或否决马共地下组织在反殖民统治和争取国家独立斗争中的存在地位和角色作用,他们的言论就等于接受了官方的思维与论述;我们思量着,在今日马共组织已经消失、马共影响不复存在的情况下,那些受英文教育、50年代以后出生的学者们歪曲或否定马共在反殖独立斗争的作用和影响,那是可以理解的事。但是,那些新加坡华校出身的反殖斗争的老左们和一些领袖,今天还忙着撇清或切割他们跟马共或马共的地下组织的任何关系,却是匪夷所思的事。难道那些前老左们不会担心他们所发出或支持的“跟马共或马共的地下组织撇清或切割关系”的论说和主张,最终会被利用作为新加坡统治集团庆祝建国50周年,大肆鼓吹“李光耀是伟大的建国总理”、“白衣人才是真正的‘建国一代’”论说的有力根据吗?

《人民之友》在贴出了“5•13”学生运动有/没有马共领导“的争论文章(两轮)之后,就想通过向亲历“5•13事件”的领导人寻求他们对此问题的说法。在一名现为新加坡执业中医师的前职工运动者庄明湖的协调和帮助下,由《人民之友》派出陈成兴、朱信杰、洪佩珊、严居汉和杨秀丽,在11月初,专访了在“5•13学生运动”60周年纪念”聚会上发表主旨演讲的林福坤,并整理了以下两个部分的谈话记录——


以下是第二部分的全部内容——


第二部分:人民之友工委与林福坤谈“5•13事件”

《人民之友》:现在我们进入第二部分的访谈。第二部分就是关于“5•13事件”。“5•13事件”发生至今正好60年了,新加坡两个人权组织FUNCTION 8与MARUAH成功地举办了“5•13学生运动60周年纪念”的活动,你受邀在当天餐会上发表了题为《纪念华校中学生“5•13”要求免役事件60周年》的重要讲话。《人民之友》接着张贴了你的讲话。我们发觉有两名新加坡学者在探索“5•13”学生运动是否由马共领导的课题上发表不同的意见而引发了一场争论。我们想听听你在这方面的意见。在第一部分的访谈中,你已经叙述你参与“5•13事件”并成为其中一名领袖的过程。你的叙述给了我们一个印象是:你似乎要强调“5•13事件”是华校中学生自发的反抽兵、反迫害行动,跟马共或地下组织无关。你可否进一步举出一些有说服力的事例或可靠的证据来重申你的这个论点?

右图为林福坤受邀在“5•13”学生运动60周年纪念聚会上讲话之影。

这次纪念活动的主办者是新加坡一些受英文教育者所组成的两个人权组织。这标志着新加坡受英文教育的年轻一辈的人权工作者,已经摆脱了人民行动党统治集团所施予他们的思想意识的控制和支配,主动接近被当权者排斥和打击的受华文教育的社会群体甚至是传统左派人士;这也标志着这群受英文教育的民主人权工作者正在努力探索新加坡这个岛国的历史真相和今后出路,他们毫无顾忌地对那些在反对殖民统治、争取自治独立的斗争中付出重大牺牲或代价,却被人民行动党统治集团无情打压之后置于边缘地位的人士,表达他们的同情、支持以至敬爱。


林福坤:我本身在中正中学所经历的“5•13”事件,并不像谢炎辉所讲的“背后有一个詹忠谦在指挥”。因为我的领导就是《巨浪》一书里的那个称为“李欣”的人,我们叫他“老李”,或“R”。正如《巨浪》书里所描写的那样,他的生活很腐化,搞女交通员,把别人的爱人占为己有。他要怎样来领导我们?说的难听,他只是伸手向我们收取月捐而已,他连《自由报》都没有定期给我们,我们还要从别的管道取得。所以他是很不负责任的人。因此,他没有给过我什么指导的意见。这个人后来转为政治部“特务”,对我们的活动造成很大的威胁和破坏。我在1971年1月20日 被逮捕的当天晚上,拿着手电筒照看我的脸,向执行逮捕行动的特务确定我是林福坤的人,就是在组织上“领导”我的那个人。 (《人民之友》:这个人还在世吗?) 林福坤:这个人年龄很大了,我相信他已经去世了。

《人民之友》:你刚才说,谢炎辉认为“5•13事件“,背后有一个詹忠谦在指挥”。你有什么根据呢?我们曾经阅读过谢炎辉写于2004年5月11日的一篇题为《5•13全星华文中学学生运动纪实——纪念新加坡5•13学生运动50周年》的文章,在他的这篇文章里没有这样的说法啊!你是不是根据陈剑在5•13学生运动60周年纪念前后所发表的论说,或者是陈剑对谢炎辉作过专访所得的结论而这么说呢?

林福坤:在一群朋友之间流传着这么一个说法,但是,我无法接受这个说法。谢炎辉有没有在文章中这么说,我不清楚。还有,陈剑有没有对谢炎辉做过访问,我也不清楚。根据我在中正中学的经历,我不同意“5•13事件“是由马共领导的说法,我认为“5•13事件“是同学们自发的反抽兵、反迫害的集体行动。

《人民之友》:我们之中的一些工委在这次专访之前,个别跟你见面探讨一些历史事件的时候,就听你总是强调“5•13事件“是新加坡华校中学生在当时不愿意为英殖民政府的侵略和战争政策当炮灰,而自发展开的反抽兵、反迫害的集体行动。在我们看来,你强调“自发因素“而忽视“领导因素”的说法是不适当的。你在第一部分访谈中说过,你本身在1952年(念初中二时)就参加了抗英同盟,不问可知在1950 年代中正中学以至其他华文中学一定有不少活跃的同学也是抗英同盟盟员。其实,在那时代,你跟校内和校外的抗英同盟盟员就是代表着你们所参加的抗英同盟,在各校、各级、各班同学的学习和生活中,发挥积极的影响和作用。因此推断,“5•13事件“不仅是同学们为了维护自己的读书权利和生命安全,自发进行的反抽兵、反迫害的集体行动,而且也是由抗英同盟自始至终参与和领导的一场反对英殖民政府在马来亚(包括新加坡)以及其他地区推行战争政策的政治斗争。你对这份文件还有印象吗?(递给林福坤一份由星洲人民抗英同盟会于1954年4月1日发出的声明文件影印副本。)以下是华文全文内容和该文件扫描——


《为反对“强迫抽丁”告同胞书》

亲爱的全星各民族各阶层同胞们:

这次英帝疯狂地强迫实行卑鄙无耻“民众服役法令”目的是要把纯洁的青年驱到战场上去作为英帝主义者进行屠杀人民和发动侵略战争的工具,这也就是英帝为了挽救它那行将灭亡的命运的最后挣扎的阴谋。

亲爱的同胞们:

我们为了马来亚人民的利益,为了保卫世界持久和平,我们坚决反对这反动的“民众服役法令”,我们必须加紧团结在马来亚共产党英明领导的民族解放旗帜下敢于和英帝斗争到底,争取民主自由的解放,实现马来亚人民民主共和国。

同胞们:

我们坚决拒绝前往登记,准备被捕!
我们宁愿坐牢,不当炮灰!
我们不当英帝的兵,不屠杀自己的同胞!
亚洲人民绝不自相残杀!
亚洲人民团结一致维护世界持久和平!
反对英帝主义侵略战争!
各民族各阶层同胞们加紧团结起来!
打倒英帝主义!
为实现马来亚人民民主共和国斗争到底!
民族解放万岁!
马来亚共产党万岁!


星洲人民抗英同盟会 启
1954年4月1日


林福坤(看了文件之后说):是的。我见过这份文件。这份文件是真实的历史文件!它是当时的星洲人民抗英同盟会发出的号召青年抵制征兵的一份传单。记得在“5•13事件“前后,我们选择适当时间,到各处去派发这份传单,或将它黏贴在来来往往的人容易看到的建筑物的墙壁上。(《人民之友》插话:在当时,除了这份传单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政党或组织发出同样或近似内容的声明文件?)林福坤:我记得是没有,没有。或者说,我没有什么印象了。在我的记忆中,那个年代是右翼政客和右翼政党当道的年代。“5•13事件”发生的时刻,正是人民反殖情绪高涨的时刻,只有抗英同盟发出这样内容的文件和册子是容易理解的事了,而那个时刻,人民行动党还没有诞生呢,李光耀刚刚从英国完成法律专业训练回来,还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律师,一个没有群众基础的政治人物,他就借用机会接近华校学生领袖和学生组织,也通过学生领袖介绍他认识林清祥等人,从而借用林清祥等人和广大的左翼干部在群众中的影响和作用,建立了人民行动党并使它发展壮大,作为李光耀和他的同伙在1959年上台掌握新加坡政权,在1963年加入马来西亚,以及在1965年推出马来西亚、宣布独立建国的政治基础。

《人民之友》: 刚才给你看的文件和你所说的话,不是已经证明星洲人民抗英同盟会在“5•13事件“中的重要地位和领导作用了吗?抗英同盟这个组织,在1948年英殖民政府对马来亚(包括新加坡)实施紧急法令下成立以来,一直到1952年逐渐开放禁令以后的整个50年代以至60年代初(“22事件”发生以前),就是在反抗英殖民统治的斗争中最有影响力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们也曾经令英殖民政府和李光耀统治集团忧心忡忡。这应该是不争的历史事实。若有人还对抗英同盟在“5•13事件”的重要地位和领导作用有所怀疑,是否还有别的什么文件证据可以证明这个论断的可靠性和合理性?

庄明湖(插话):有的。我在收集“5•13事件“的重要资料时,一名朋友传来一本名为《金山岭下的抗英岁月》(香港足印出版社2011年11月出版)的书,书里刊载的一篇由星洲人民抗英同盟会于”5•13事件”发生后两天(即1954年5月15日)发表的《反对英帝武力迫害学生的暴行告同胞书》。前一份《为反对“强迫抽丁”告同胞书》是在1954年4月1日(即“5•13事件“发生近一个半月之前)发表,而后一份为“5•13事件“告同胞书,是在事件发生两天之后发表,而没有资料显示其他组织也有同样的做法,这就完全足以证实抗英同盟在“5•13事件“的重要地位和领导作用。以下是为“5•13事件“告同胞书的全文内容——


反对英帝武力迫害学生的暴行
——星洲人民抗英同盟会为“513”事件告同胞书

亲爱的同胞们:

英帝在星洲实行抽兵登记,强迫星洲青年替它当炮灰,准备驱使星洲青年到内地和民族解放军作战,企图侵略人民民主国家,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利用亚洲人打亚洲人。

英帝的这一野蛮措施已引起了全星人民的极端憤怒与反对。全星人民经过了反抽兵斗争之后,更进一步地觉悟起来了,英帝在政治上已空前孤立了。

五月十三日中午,星洲华中和中正两校学生代表适龄学生约一千名在“皇家山公园”集合,准备列队向英帝总督请愿,要求免役,英帝不但不准许学生这种和平的、合理的要求,反而出动大批镇压暴动车、巡逻车、各型警车,派出数百名武装警探,在白皮高级警官指挥下,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发动疯狂的进攻,当场被英帝的警探毒打、警靴踢伤和有毒警棍、槍柄击伤的学生共四百多人,重伤的约五十人。这些学生被打得血流满身,有些昏倒地上。英帝的警探竟乘机污辱支持请愿的女学生,并且恐吓要把学生统统打死。有一名女学生被三名兽警抬起来用力丢进大水沟里,该名女学生当场吐血重伤;有三位学生头部被警棍打得破裂;有一名学生头部重伤,缝了六针。

恐怖事件发生后,英帝又无理地逮捕了成百名学生,对青年学生施用残酷的刑罚,并且还要把罪名强加在学生身上,控告他们“犯法”。

英帝的暴行激起了全星人民的愤怒,广大的人民群众用各种各样的行动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当天晚上,三千名学生在中正总校举行大会,抗议英帝的罪恶暴行,并要求英帝立即无条件释放被捕同学。

英帝用武力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的罪行是惨无人道的。它必须对这一次流血的恐怖事件负全部责任。

亲爱的同胞们,谁没有儿女、兄弟姐妹,谁忍心看英帝这种野蛮地迫害学生的暴行!

大家都知道,世界各国一向来都是免除在学青年的军役的,甚至日本法西斯统治马来亚时,也没有抽学生当“兵补”。但是,现在英帝竟连学生也要抓去服兵役,可见英帝是比万恶的日寇更加凶暴和野蛮。

我们号召一切有良心、有正义感、爱好和平的人们一致起来谴责英帝迫害学生的暴行、要求英帝立即无条件释放一切被捕的学生,要求英帝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的事件,要求英帝立即采取行动,惩罚暴行的负责警官!

可以肯定的说,英帝在制造了这一次恐怖事件后,必然要更进一步野蛮地摧残华文教育,更疯狂地迫害青年学生,全星的人民必须赶快团结起来,提高警惕,准备粉碎英帝的种种罪恶图谋。

亲爱的同胞们!铁一般的事实告诉我们:在英帝的法西斯统治下,人民必然是要受尽野蛮迫害和残酷屠杀的,我们应该团结起起来,在马来亚共产党的领导下,把英帝驱逐出马来亚,建立人民自己的国家。只有这样,人民才能够永远过着和平、自由、幸福的生活。


星洲人民抗英同盟会
一九五四年五月十五日

(《人民之友》注:上文录自香港足印出版社2011年出版《金山岭下的抗英岁月》第276页)


《人民之友》(向林福坤):请问你,当时看到过这(第二篇)告同胞书吗?或者知道有这回事吗?

林福坤(阅读文件副本后表示):这是抗盟针对“5•13事件”发出的一份重要文告。我当时推动抗盟活动,是应该有看过,甚至分派过这份传单的。但因为事件发生至今已近60年了,也因为我年纪老大,记不清了。

《人民之友》:关于今年举办的“新加坡‘5•13“学生运动60周年纪念”活动引起了一场关于“5•13事件”或这说是“5•13学生运动“是否由马共领导的争论,你是否可以发表进一步的看法?

林福坤:我虽然是“5•13事件”的亲历者、过来人,但是因逃避追捕而没有参与“5•13事件”之后的后续活动,也因自己读书不多、理论水平有限,只能根据自己的经历和认识,提出我的粗浅看法。你们很关注“5•13事件”及其引起的相关争论,我倒希望能够听听你们的意见。

《人民之友》:好的。我们(即人民之友工委)在《人民之友》部落格贴出有关争论的文章之前,曾经进行一番讨论,有了一个初步看法。我们认为:(1)这场争论的发生,或许是因为争论者从中正或华中、从局部或整体的不同角度考察而产生的分歧;(2)这场争论的发生,也可能是因为争论者对“5•13事件”与“5•13学生运动“两者的含义理解不同而造成的分歧;(3)这场争论的发生,也有可能是因为新加坡一些前学运和前政治领袖和几名学者正在自觉或不自觉地适应统治集团当下的需要,刻意或不经意地否定马共在新加坡独立前(也就是在上世纪60年以前)的反殖运动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用现代学术语言来说,就是他们在他们的有关著作和言论中”去马共化“,似乎为人民行动党统治集团即将在国庆50周年抛出他们的”新加坡50年建国史“预先做好舆论准备而引起的结果。我们认为,如果是属于第(1)或第(2)项所述的分歧,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是可以通过研讨逹致共识而加以解决的;如果是属于第(3)项所述的分歧,它同时含有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两种性质,因此同时存在两种可能性(i)有望通过辩论寻求共识以解决矛盾,以及(ii)打击对方、无情斗争而你死我活。至于这场争论会不会有结果,以及会有怎么样的结果,就取决于参与这场争论者以及各方有关人士的素质和智慧了。你认为,如何?

林福坤:我会很用心思考你们所提出的意见。你们在跟我的谈话中,很明确地分别用“5•13事件” 和“5•13学生运动“两个不同的词语,来表达意见或提出问题。我想了解,这两个词语各自的含义,这两个词语之间的差异,你们是如何界定的呢?

《人民之友》:我们所谓的“5•13事件”,就是指60年前即1954年3月初报章透露了英殖民政府准备强制青年服役当兵的消息,引起了适龄的华校中学生群起抗争,而在5月13日向总督府要求免役请愿,结果遭到英殖民政府的暴力镇压而演变成被捕与流血事件。为了抗议英殖民政府的罪恶暴行,并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同学,义愤填膺的华校中学生随后进行了两天的“5•22中正总校大集中“,接着又进行了为期22天的”6•2华中大集中“,树立了华校中学生敢于向英殖民政府展开英勇斗争的一个光辉榜样。我们把这场华校中学生反抽兵、反迫害行动,视为具有很大自发性的”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而称之为“5•13事件” 。

我们所谓的“5•13学生运动“,就是指从反抽兵、反迫害的“5•13事件”开始,到华校中学生在斗争中形成大团结而在1955年10月30日正式成立“全星华文中学生联合会”(简称“中学联”),继续为争取一个和平自由的学习环境而奋斗直到中学联被封闭,而后又再延续到反对李光耀关闭新加坡华校(包括中学、小学甚至幼儿园)的斗争为止。我们把新加坡在二战以后从“5•13事件”开始直到华校被完全关闭之前的华校中学生运动,因它是“5•13”斗争的延续和发展而称之为“5•13学生运动”。


上图为艺术家朱庆光于1954年创作的木刻版画“513事件”,深刻描绘了上世纪50年代广大华校中学生所展开的具有很大自发性的反对英殖民统治者强制抽丁的英勇斗争。

下图为艺术家蔡名智于1955年创作的油画“马来亚史诗”,深刻反映了上世纪50年代“5•13学生运动(主要是华校中学生),为结束英殖民统治,争取实现一个和平、自由、独立、民主的马来亚(包括新加坡)的愿望和决心。


我们称之为“5•13学生运动”或华校中学生运动,是因为它具有作为一种社会运动的几个特性:(1)具有重大的社会价值观;(2)表现鲜明的意识形态;(3)具有草根性的自发成因;(4)持久激发广泛的参与行动,以及(5)产生对社会的巨大影响。它因具有上述特性而成为一个运动。所以,这个运动是不可能没有领导的,如果这个运动没有领导,英殖民政府就不会忧心忡忡,李光耀也不会担心害怕了。李光耀终于成功骗取了这个运动的具有巨大影响力的领袖的支持,从而赢得广大华族下层群众的拥护,而在1959年就掌握了新加坡政权(在当时只是在英国支配下的自治政府)。李光耀狡猾地利用了这个运动,他掌握政权之后就反过来摧残这个运动的领袖和破坏这个运动的有生力量。

林福坤:现在,我明白了你们把“5•13事件” 和“5•13学生运动“区别开来的意义。我同意你们把“5•13事件”(即华校中学生要求免服兵役的斗争)的整个时期界定在从1954年3月底开始酝酿,一直到6月24日结束,前后拉了3个月之久。我也基本上同意你们对“5•13学生运动“的界定和论述。我赞赏你们刚才所提的“李光耀利用了这个运动,而后摧毁了这个运动”这个论断。记得我在今年举办的“5•13学生运动“60周年纪念聚会上的讲话中,借用了我二哥福寿在他逝世之前说过的话(《人民之友》注:这是指林福寿在2011年7月26日所写的《反殖斗争中的一个转捩点》,这篇文章是他受邀为《英殖民地时代新加坡学生运动珍贵史料选——1945年9月 – 1965年10月》一书的出版而写的序言),表达了跟你们相似的观点:“5•13事件”掀起了反殖政治浪潮,推动人民行动党在1959年掌握了新加坡政权(《人民之友》注:当时还是自治政府),李光耀当上总理之后,反过来对支持他上台的人,进行残酷无情的迫害——这难道不是李光耀背叛人民的历史罪行吗?

《人民之友》:根据《巨浪》里的描写,你的领导“李欣“在你逃避追捕而隐蔽起来的时候,给你这样的指示:学运让别人去搞吧。你先专心写好“5•13事件”总结,然后才去做其他工作。实际上有没有这回事呢?这份总结有没有完成?有没有公开发表?现在从哪里可以找到这份总结来看?

右图为林福坤交给《人民之友》,他所保留下来的其亲密战友林金泉的另一张珍贵照片。据林福坤说,此照片是在游击战争结束后即90年代,林金泉还在和平村时所拍摄的。林金泉也是出名的左派文艺工作者,《巨浪》是他以“5•13学生运动”的人物和背景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他在《巨浪》的第八章里描述了这样的一个情节——李欣(对天柱和正波)说,“既然身份暴露了,就得转入地下。这是按照《十月决议》”办的,不要犹豫了;学运就让别人去搞吧。你们今后就是职业干部了。组织上每月发给每人二十五元伙食费。你们先在这里专心写好“5•13”总结,然后才准备其他的工作,包括入党仪式。

林福坤:是的。是有这么一回事。1955年初,在李欣的指示下,我和林金泉共同完成了“5•13”斗争的总结报告。这份《总结报告》,约1万5千字,用400方格稿纸抄写,约40张稿纸。完稿之后随即由我交给“李欣“,”李欣“看后对我说”很好!我会交给上级。我交给了”李欣“之后,再也没有见过这份报告(我和贺巾都没有留下副本)。从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件看来,现在或许只能在新加坡政治部的档案里找到它了。

《人民之友》:你在第一部分的访谈中告诉我们,在地下组织的关系上,最初接触你的人是你的表哥孙春生。他当时是在华中念书,而你是在中正念书的。为什么你领导是“李欣“,而不是孙春生?

林福坤:原先是孙春生接触我,后来是李欣接触我。这是因为李欣当时是发展小坡区的地下活动。他常常到小坡区去接触一些店员,我的1名中正同学就住在小坡的一间商店的楼上。那间商店的一名店员就发展我的同学。那个同学就来发展我,因此,我就认识到李欣。我的表哥孙春生也是李欣的下属。那个时候李欣负责的小坡区,是抗英同盟很活跃的一个地区。

《人民之友》:关于“5•13事件“由谁领导的问题,你还有什么补充意见?

林福坤:我同意:“5•13事件“虽然是像你们所说的是”具有很大自发性的”集体行动“,这场反抽兵、反迫害的斗争有抗英同盟参与和领导也是客观的事实。但是,我始终碍难接受它是由背后某一个人在指挥的说法,比如,在华中的行动委员会背后,有詹忠谦在领导。让我拿中正的情况来说吧。当时中正成立一个由5人组成的行动委员会,5人是:林福坤、林金泉、吴宗泽、郑识钟(已故)、黄伟荣(已故)。5人之中有些是抗英同盟盟员,但不是由抗英同盟领导指派的,但没有迹象显示,更没有证据证明,其中任何一人背后有马共党员或领袖在指挥(我和林金泉两人都是在“5•13事件”之后逃避追捕的情况下加入马共成为党员的,换句话说,我们两人正是被英殖民政府逼上梁山)。那个时候我们5人在校内经常接触,商讨问题,传阅自由报和抗英同盟传单,在抗英同盟反抽兵反迫害的号召下,便自觉自动组成五人行动委员会秘密进行活动。

《人民之友》:你在什么时候被逮捕?是陆振东出卖吗?

林福坤:我是在1971年1月20日被逮捕的,但是,当局在几个月之后才宣布通过报章宣布我已被捕的消息。从表面证据来看,是陆振东出卖我。但是,我对他晚年病重时才做的表白,是有很大疑点的。

(《人民之友》注:陆振东是跟林福坤一起转入地下活动的马共同志。这名把生命献给革命的马共党员竟在2013年3月19日自淋汽油焚身,20日不治身亡,因何缘故出此下策?众说纷纭。几年以来,在原马共党员之间和国内外(主要在新马、砂沙、泰南和香港)一些左翼人士圈内,流传着一份由一名署名为“西”作者所写的题为《“林福坤被捕事件”始末》的手稿。原稿没有注明完稿日期。根据圈内人士传说,这是陆振东在2006年间所写的“自白”。事实真相是否如此?耐人寻味。)

下左图是《“林福坤被捕事件”始末》手稿扫描;下右图是林福坤在1979年被释放后随即拍摄的照片。


《人民之友》:我们现在不谈关于是不是陆振东出卖你的问题,转回来继续谈关于“5•13事件“的话题。我们还想问你,除了你所说你提交给李欣的那份”5•13事件”总结之外,在抗英同盟之中,还有谁作过”5•13事件”总结?

林福坤:我不清楚。

《人民之友》:除了你和林金泉联合撰写的“5•13”斗争的总结报告至今不见踪影之外,我们在准备向你作这次访谈之前,翻阅了一些相关资料,也很难找到能够从社会政治运动的角度对”5•13事件”或“5•13学生运动”做出总结的专题文章。现居香港的谢炎辉为纪念”5•13学生运动“50周年而在2004年5月11日写好了一篇《5•13全星华文中学学生运动纪实》的文章,全文记述事件的内容较多而总结斗争的内容较少。作为当年的亲历者和领导者,他总结“5•13学生运动的意义和影响”,颇为中肯、有条有理。我们冒昧引述其内容于后,供有兴趣的同道参考,还望作者谅解。谢谢林福坤接受我们的这次访问。

5•13学生运动的意义和影响

如果说运动的意义,那么除了达到斗争的目的,重重打击了殖民地主义之外,其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1、促成全星华校中学生大团结,开始与英校大学生联系,最后组织中学联。
2、中学联成立后,延续培养和锻练人材,更好推动文化艺术、助学、维护民族教育、救灾等社会活动,支援工农运动为人民服务。
3、为后来的群众运动,独立运动,左翼政党(包括一九六一年以前人民行动党)取得胜利所需的宣传与组织工作干部做了准备。因为参加“5•13”学生运动的骨干毕业后许多走向工人等群众组织和左翼政党包括人民行动党活动,记得当学生在羽球馆欢迎布礼特大律师时,李光耀律师在大会上说相信同学们将来会是马来亚独立运动的重要分子,他赞扬华校学生的纪律性和组织能力,许多同学后来都真的投身于星马的独立运动中。并在反殖斗争中积极工作和付出。可惜后来不少在政治斗争中受到不断摧残、打击和压制,但这些精英在星马的反殖运动中是有不可磨灭的贡献的。
4、给各种进步组织培养输送人材。学生运动磨练出大批有牺牲精神的人材。
5、冲破紧急法令的限制,给工人运动起了带动作用。
(《人民之友》注:以上所引“5•13学生运动的意义和影响”,是谢炎辉在10年前(即2004年)撰写的《5•13全星华文中学学生运动纪实》一文的最后一段内容。全文内容第一次刊登于2008年4月出版《艺术天地》第27期,用同“高徒”笔名发表;第二次刊登在 2012年2月出版的《英殖民地时代—新加坡学生运动—珍贵史料选》一书,用同“高徒”笔名发表;第三次刊登在2014年5月出版的《敢向英殖民统治者说不——五一三事件60周年纪念》一书,作者用原名发表。)


~第二部分完~




附件 ————————————————————
“林福坤被捕事件”始末
——————————— • 西 • ———————————

1971年2月中,在新加坡的前马共地下党员林福坤和谢秀贞被政府拘捕。这个事件对当时新加坡地下组织的工作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它阻止了党组织一个重要决策的执行。

以下是这个事件发生的始末

1962年8月中旬,新加坡的地下组织由于估计政府迟早会进行一次大逮捕行动,因而决定把一批可能面对逮捕的成员撤退到印尼去。

1970年尾,在印尼度过了8年的流亡生活后,当时的中心领导方壮璧宣布了一个重要决定:《打回老家,动员北上》,即在印尼的成员都要设法返回新加坡,潜进马来西亚,最后北上马泰边境投入武装斗争;在新加坡的地下组织的任务,是尽量动员有条件的年轻人进入大马,北上加入马共部队。

这个决定在当时来说肯定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转捩点,影响深远。但我从当时的整个主客观形势来观察和思考,发现它是一个明显的决策性的错误决定,而它的贯彻执行,将导致一批为数不少的、不明真相的年轻人被动员到北马投入马共部队。因此我决心设法制止这个决定的执行,最终导致了福坤和秀贞在新加坡的被捕。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有它的远因和近因(当时的近因),须得从头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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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962年撤到印尼之后,我们一伙(几十人),分散在印尼各地,主要的生活内容就是设法立足、生存,大部分时间、精力都花在琐碎的日常事务上。除了开始阶段(1963年初)因新加坡连续发生的几个事件:合倂问题公民投票、“二•二事件”、“大选”等,曽经在某个生活单位进行讨论外,往后多年对新马国内的时局、问题,都绝少讨论。组织生活上的政治学习风气都陷于困顿。

到了1965年中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我们的组织也闻声起舞,紧跟中国的步调,在方壮璧策动下,在组织大搞斗、批、改。从此,各地各单位的大部分成员都逃不过被批斗的命运,生活中事无大小、轻重不分,不论原则性或非原则性问题,都无限上岗,虽说不上把整个组织搞到一团黑,至少大家的信心、精神都备受打击,暮气沉沉。

接近1970年下半年,中国方面的文革已经出现了状况。我们天天听中央广播电台,从原先的“国内外形势一片大好”、各种报喜不报忧,到后来出现不少负面消息,如有人把“文攻武卫”搞成“文攻武斗”挑衅闹事、搞打砸抢,有人把“斗批改” 搞成“斗批走”;最后是原本每日不缺的毛主席语录歌曲、“林副主席高举小红书”等突然消声沉寂。

中国发生的重大事件,往往都是“外传转内销”。我们当时处在资讯严重缺乏之下,只能从收听外国电台的广播(如BBC的对东南亚地区华语广播),听到一点蛛丝马迹,知道中国出现了高层权力斗争激化,极左势力抬头、文革失控等等。

资讯虽然不多,但通过亲身参与的体验,也能发现我们组织内的斗批改也搞过了头、走了样;有人要搞斗批走;某些单位忘了我们还是个地下组织,不顾严密细则,仿效红卫兵搞起了“串联”、搜家;给某些犯错被斗的成员扣上各种牛鬼蛇神的外号,等等。

对我来说,由于自己保持了某种程度的独立思考,就对斗批改的某些行为表示异议。例如:不跟随大家背毛语录;对中央广播电台鼓吹的“向毛主席肖相早请示晚汇报”的行为不表赞同;公然反对某单位准备对某成员进行批斗,直指他们是在搞“斗批走”。(在方明武的单位,准备挨斗的是S J的太太)在当时“一言堂”的氛围下,这些言行都会被视为不听话、不够坚定的表现。但这些现象至少显示了不论中国境内或我们组织内的斗批改运动都出了乱子。

在这样的背景下,1970年尾,方壮璧去了中国一趟。回到椰城后,(当时他跟我们三四位住在一起),他宣布了两个决定:其一是把原来进行着斗批改运动“改称为”整风运动;其二是要大家准备《打回老家,动员北上》。

这两个决定的提出,在当时来说,应是如两块巨石投入我们如死水般的心湖,激起一阵波动。按照情理,也按照常态,应有许多问题值得去回顾、检讨、研究。尤其对《动员北上》这一战略方针的改变,也应有一番对国内外形势的全面分析与研讨。

可是这次方的回来后却一反常态,除了作一般的说明交待之外,全无表现要深谈的意愿。即使被问到为什么中央广播电台突然停止播送那些宣传,他的答复竟然是:“对中国的事情,我们不要去过问啦”一语带过。

当时我们住在那个点,并没有从事什么业务,算是投闲置散,时间有的是。但是那么多重要的、该谈的问题都不谈,聚在一起的时间就只花在玩桥牌!

其实,方的一反常态、不愿多谈,对一些问题似有难言之隐,这就已经显示了以下两点:
一、中国的文革搞到出了轨,我们组织内搞到大家土头灰脸的斗批改也要跟着“煞车”了。轻描淡写把它改称为“整风运动”,不过为了草草收场。若去认真地去追究检讨起来,主要的责任将会落在方的身上,他是颇难面对的。事实上,接着就要“打回老家”了,所以后来对“整风运动”再也只字不提,反正玩桥牌就可以打发时间了。
二、更重要的是,对於《动员北上》这么一个带转折性的重大决定,也采取轻率的、冷漠的、敷衍的态度,这就更不合常理,更反常态了。

也正因为这样,它促使我联系了当时的整个形势和背景,加上前个时期参与过的重要决策过程的讨论,反复思索,力求搞清楚:为什么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会出现这么样反常的状态?结果,只能得出一个不言而喻的结论:《动员北上》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它不符合当时整个斗争形势的现实情况和各方面主客观的条件,而且它不是孤立的一时一事的错误,而是跟之前的一系列决策上的摇摆、反复、犯错是一脉相承的。以下分几点来说明。

(一)回溯1962年尾我们撤到印尼后,到了63年中,生活大体上安顿了下来。福坤和我两对夫妇生活在廖内群岛的一个地点。当时新加坡刚发生过一系列事件:“反假合倂斗争”、“二•二大逮捕事件”、“大选左翼遭受挫折”。

不久,从椰城来了一位领导张忠良﹙高佬﹚,主持了我们那个点的讨论。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新加坡左翼斗争犯了“过左、冒进”的错误,脱离了广大中间阶层群众,因而遭致失败和挫折。由此得出今后的方针策略应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16字诀。过后特地把留在新加坡工作的曾福华带来廖内,听取了分析和决策,然后带回去贯彻执行。之后,张忠良返回椰城。

过了不久,方壮璧从椰城来,宣布了决策上的重大改变,认为上次的“十六字” 决策犯了右倾保守的错误,将会打击群众的斗争热情。现在应改为“放弃对议会斗争的幻想,发动群众大搞街头斗争”。於是,再次把曾福华召来,带着新的决策回去贯彻。

事后得知,这种决策上的摇摆改变,尤其是从正确的决策转向错误的决策,使当时的工作者在执行上面对了不少问题和困难,最后也遭受了某种程度的损失。至于斗争的成果就不必提了。

像这种事件和经历,事后多年,从来也没有人再去提起,更不用说进行检讨、总结了。似乎没有任何方面需要负起任何责任。

(如果再往上追溯至五十年代末期的一些事件,这种决策上的摇摆不定、临阵改辙的例子,也还是有的。)

(二)关于打回老家,动员北上

长期以来,我们对于马共在国内的武装斗争的实际情况是完全缺乏了解的。直到六十年代生活在印尼期间,所得到的笼统的印象就只是:由于马来西亚的成立,新马的公开群众斗争屡遭挫折;整个运动走向低潮;武装斗争的战略方针是趋向收缩状态;部队向北撤到马泰边境根据地,进行整休;而这期间国际上则发生了社会主义阵营因反对苏联修正主义而出现的分裂,以中共为一方同苏联及西欧共产党为另一方,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反修论战。而中国境内的文革的混斗与高层的路线斗争正走向激化。

在国内外形势的这种发展下,组织在70年底作出《动员北上》的决定,是完全缺乏令人信服的根据的,因为:

第一,这个时期国内的整体政治形势、社会状况,同六十年代作出收缩、退却战略方针时的状况相比,并没有出现什么重大的变化,客观形势并未出现对发展武装斗争有利的条件。
第二,在主观条件上,党组织对一路来的斗争决策及执行结果没有作过全面而深入的检讨、总结、纠正错误,以指导今后的斗争和工作。对战略方针的改变,也未作出应有的全面的形势分析。
第三,西方在报导中国高层领导分裂内斗对东南亚地区革命组织的影响时,已透露了这些组织(包括马共)无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内部出现了分歧与派系斗争。
第四,所谓武装部队撤到根据地进行整休,根据我们亲身经历的经验也可以料想到,肯定是紧跟中国文革的步伐,在内部大搞斗批改。方壮璧在一次谈到必须搞斗批改时,为了说明为什么一些在森林里参加过出生入死的战斗的老党员、老战士,还会有那么多的错误和恶劣表现,就曾透露部队中许多成员之间的所谓团结关系,只是为了生存的需要: 即为了躲避敌人的追剿和寻找粮食,才表现出紧密合作一致行动,除此之外在平日的生活工作中,经常都躭溺在各种事务的混斗中,把什么团结精神、同志关系都抛在一边了。这显示部队里的组织生活、学习以及人事关系都是很不健全的。基于以上所述,我得出的结论是:《打回老家》当然不是问题。《动员北上》如果指的是按个别成员的工作任务分派到北马去,也无可厚非。但是这个决定所指的,根本就是要动员一班年轻人北上到根据地参加部队,而这些人只是一些受到世界潮流的影响。稍有觉悟,对社会现状有所不满的年轻人,在大批地下成员撤到印尼后,地下组织几呈真空,对这些年轻人的联系与教育工作肯定已脱节多时,他们的思想觉悟、政治认识等显然都还不具备应有的条件,尤其对整个斗争的局势和真相,根本是处于蒙蔽的状态。

总的来说,组织上是在无视于上述各种主客观的现实条件下,作出了《动员北上》这个明显错误的决定。这个决定要把那样一批不成熟的年轻人动员去参加到一个领导决策上屡犯错误、领导层处于分裂内斗、中下层组织严重不健全的部队中去。

因此我当时就觉得这样一个错误的决定不应该得到贯彻执行。不能让那些屡犯错误又无须负责、不进行检讨总结又继续作出错误决定、而由别人去付出代价的事情重复发生。

当时我身处一个地下组织内,有这种违抗组织决定的想法是很严重的,当然无可能提出来讨论,甚至无法向任何人提起。因此,想法归想法,如何去制止它的贯彻执行?实在是无从想起。

1970年底,终于等到了一个返回新加坡的机会。我们一组6个人,由方明武带头,办法是搭上一艘由椰城开往棉兰的万吨邮轮,当它航经新加坡时,会在红灯码头岸外停泊一天一夜,我们只要混在拥挤的搭客中登岸就成了。

这一来在离开椰城登上邮轮之后,就有了三天两夜的时间,让我航行在海阔天空的旅程上,比较清醒地深思着所面对的问题:一旦回到新加坡,我就得成为那个自己深切反对的错误决定的执行者之一,我应该怎么办?

这次返新前,方壮璧指示我把动员北上的决定传达给林福坤,他是在1969年间提前返新展开工作的。这已经是第二回我与福坤一起处理安排人员转移的工作了。上一回是1963年间佈署人员撤退到印尼的那项工作。就在上一回的撤退工作中曾经出现过一些问题和状况,给我留下了深刻的经验,它促使我对制止这次错误决定的执行更加强了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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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撤退工作的一个经验

1962年尾到19 63年初,新加坡的大逮捕行动迫在眉睫,我和福坤从椰城被派到廖内靠近新加坡的一个小岛立足,准备另一轮的撤退工作。

原本是打算由我先返新去联系和安排待撤的人员,福坤则留在廖内负责接应。(后来执行时,是两人对换了位置。)因此,福坤需要把他所知的待撤人员的情况告诉我,以便讨论联系、输送的细节。这一来我发现了待撤名单中的有些人并不属于有被捕危险而必须撤走的,其中就有我所熟悉的L J,后来只因我向福坤反映了她的一个情况(她已结婚了),才没被撤走。另一个是MR,她是谢秀贞的下属,且是由谢提议动员她撤过去的。事后据谢的反映,MR也不是为逃避被捕而须撤走。

实际的情况是组织上为了另外的需要而采取了这个措施。这个需要是考虑到这次撤去印尼的人数会不少,将来流亡在那里的时间也可能很长,有些单身的成员将会面对一个恋爱、婚姻的问题,为了解决这类问题,就有必要动员一些适当的人选撤过去。从组织的角度看,这样做是责任所在,用心良苦,而且是一种需要,无可厚非。但是对有关的女性成员来说,由于是昧于情况、不明底细的情形下撤过去,等于把自己的生活前途都交在组织手上了,在一个人地生疏的国度里,今后的生活际遇会如何,就说不上有什么可选择了。事后发生在个别人身上的事实也说明问题会不少。例如MR后来的生活、处境都很不顺遂,最后发展到境况堪怜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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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回的经验,还算是在执行一项正确的任务时(即撤退任务,是否正确,从未检讨,尚非定论),所延生出来的问题及其解决办法。但是,这一回《动员北上》的决定,则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决不应该让一些人(包括额外需要的人选)去为一个错误的决定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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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了阔别8年的新加坡,在当时的处境下,我单独一个人,实在没有什么办法可想。提出来跟福坤商量讨论,那是绝对的无可能。他是那种对组织的决定二话不说坚决执行的忠心干部。这回是他在本地亲身佈署工作,当然没必要把打算动员的人告诉我。只是在一次的谈话中,他提到了一个我和他都熟悉的年轻人KS,他说:“像KS 这样的年轻人就很不错!”我们都熟知彼此的表达习惯,他那样说意思就是KS是适合被动员北上的。我们对KS一家人的成员都很熟悉。1962年尾我们撤离新加坡时,KS还只是一个少不更事的少年人。我们走后。料想也没有谁去联络和“发展”他了。如果以他那样的条件也足以被动员北上,就可估计这次被撤去参加部队的人数可不少。现在,同样的事情又一次落到只有我和福坤才知道的情景中。而当我下了决心要违抗组织的决定,要去制止这个决定的执行的时候,就在自己和福坤以及整个组织之间划上了一条不可逾越的界线,我就成为完全单独的一个了。应该不应该做些什么,能不能做些什么?就只能全由我个人去担当了。

1971年2月中,我把福坤和秀贞的一次可能的行踪通知了新加坡政治部的人,导致他俩的被捕。由于福坤被捕,导致在一定范围内终止了那个错误决定的执行。这是当时情况下,所能想得到、又能做得到的唯一办法,也是能够行之有效的唯一办法。

遗憾的是福坤和秀贞在这个办法中要付出了代价,遭受逮捕,吃了一些苦头。但是,他们不是那些稍有觉悟、图有热情的年轻人。他们是经受多年非法地下工作的锻练,长期养成随时面对被捕、受刑、把牢底坐穿的精神的老党员,付出那一点牺牲,应该不算太过分。

至于我本身,从组织的角度看,是干了一件告密、出卖的勾当,各种罪名、恶名都会落在我身上,这已是不在话下了。

只要想到当时自己凭着那一点良知,在那个骨节眼上,做了一件正确的、该做的事,致使一批年轻人避免了走上一条不该走的、不是他们洞悉真像、完全自觉自愿要走的道路。这才是那起事件的最实际的结果。致于个人的荣辱得失,已算不了什么。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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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稿没有注明完稿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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