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5•13学生运动”
有/没有马共领导的争论
•上图为新加坡“5•13”事件60周年（1954年—2014年）纪念活动在新加坡巴耶利峇千禧楼举行，出席的新马民主党团代表和人士约800人。当年领导华校中学生前往总督府要求免役请愿的林福坤和几名受邀嘉宾在餐会上发表了重要演讲。现场还推介了为这次纪念活动而出版的《敢向英殖民统治者说不》一书。两名学者和一名南大校友分别在会前和会后发表了相关的评论文章。
•下图为1954年5月13日华校中学生向英国驻新加坡总督要求免役请愿遭遇英殖民地政府派遣镇压暴动队残暴对付而英勇斗争，为英殖民地时代马来亚（包括新加坡）学生运动和社会运动的历史，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人民之友》编辑部按语】今年的新加坡“5•13学生运动”60周年纪念，爆发了一场关于（“5•13事件”）有/没有马共领导”的论争。这场论争，原是由一些在上世纪50—60年代新加坡学生运动亲历者以及一些社会运动参与者近几年来在探索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对待一些重要历史人物产生意见分歧而出现苗头，在今年举行的新加坡“5•13学生运动”60周年纪念活动前后，两名学者所发表的文章以及相关人士的所发表的言论，让这场论争具体化和表面化，引起了一些过去的反殖斗争和当下的民主运动的积极参与者的关注。
从几篇已发表的文章和正在流传的口讯来看，参与论争者大都是从本身的地位和视角出发，根据自己所了解的情况或掌握的材料，就把“5•13事件”与其他相关事件孤立看待，分别做出各自的论断：有的说“与马共有关”，有的说“与马共无关”；有的说“是马共所领导的”，有的说“不是马共所领导的”。但是，论争者大都欠缺具有说服力的事实根据或文件证据来支持他 （们）的论说和断言。这当然跟过去马共地下组织单线联系的活动方式和李光耀统治集团垄断一些重要的机密文件迄今不让揭开的专横做法，有着密切的关系。
1954年“5•13事件”显然就是新加坡华校中学生在那个时代不愿当兵、要求免役，而向英殖民总督请愿，具有反抗《国民服役法令》意义的集体行动；这种共同维护本身利益而奋不顾身展开的集体行动当然是自发行为，不是马共或任何人所能煽动起来的。但是，英殖民政府在1954年3月17日颁布《国民服役法令》，强制18至20岁的男青年服兵役，是为了应付马共领导的在马来半岛进行的抗英武装斗争，这是不争的事实。因此，60年后的今时今日，硬说“5•13学生运动”跟马共无关，如果不是无知糊涂，那就是别有居心了。
1954年的“5•13事件”不仅仅是孤立的一次集体行动，而且有组织、有目标、有领导地形成“5•13学生运动”。一场又一场的华校中学生要求免役请愿的斗争，促进了华校中学生的大觉醒和大团结，从而发展到“全星华文中学学生联合会”（简称中学联）的成立，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有生力量。这股有生力量，一方面结合学校董事、教师和家长的努力，争取一个和平自由的学习环境和维护华文教育（包括南洋大学）的生存和发展，另一方面配合工农运动、妇女运动、文化运动等力量，为摆脱英殖民主义统治、争取实现马来亚（包括新加坡）的独立自主而艰苦奋斗。
马来亚（包括新加坡）人民在二战前直到20世纪60年代的反殖斗争，离不开马来亚共产党及其地下组织的参与或领导，已是不争的历史事实。这也就是英殖民统治者以及继承其衣钵的马来亚和新加坡的统治集团，一直把马共视为他们必须加以消灭的主要敌人的原因。尽管马共领导的在马来亚半岛的武装斗争以及在新加坡的宪制斗争都以失败告终，今日在探索新加坡的反殖运动和独立建国课题时，有意或无意地排除马共及其地下组织的存在和作用，简直就是违反历史事实的做法！
值得一提的是，有一名兴趣于研究马共历史的年轻学者潘婉明对上述情况发表了一篇颇有针对性的文章，题为《从“是不是马共”到“有没有马共”:左派论述的危机》。文中有以下论断——
“不过这样的切割正好体现了‘马共即非法’的官方逻辑。‘五•一三’是新加坡学生运动乃至于整个1950年代左翼力量崛起的肇始，它在反殖建国的历史中有不可抹煞的地位。‘五•一三’也是华校生最后的精神堡垒，因此必需‘保全’它免受共产党‘污染’，因为唯有否决马共的存在及其角色，‘五•一三’才有可能被纳入‘合法’的建国史册。然而当大左派阵营为了伸张其‘合法’而与马共进行切割，他们就等于接受了官方的思维与论述。”
这名学者的上述论断或将引起一些前马共党员或前左派人士的反响。
以下是关于“5•13学生运动”有/没有马共领导的争论文章的目录。请点击以下所列作者和文章标题，即可阅读文章内容。
| 目录 |
| 1、陈 剑：五一三学运的历史意义 |
| 2、孔莉莎：60年了...纪念1954年“5•13”学生运动60周年 |
| 3、叶德民：五一三学生运动60周年 |
| 4、陈 剑：五一三学运的历史不容歪曲！ |
| 5、潘婉明：从“是不是马共”到“有没有马共”——左派论述的危机 |
五一三学运的历史意义
作者 ：陈剑 2014年5月13日 发表于《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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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5月13日，新加坡发生了具有石破天惊效应的学生运动。今天，5.13学运已经进入60周年，从历史的角度，我们重新对这一学运的历史进行评估和反思，是一件刻不容缓的要事。
60年前的今天，全星（当时称为星加坡）约千名来自各华校的中学生聚集一起，前往俗称皇家山（福康宁山）旁的总督府（现在的总统府）向英殖民政府任命的星加坡总督作和平请愿，向他提呈“要求学生免役请愿书”。原由是因殖民政府在星颁布了服役法令，要立即进行征召适龄（十七岁及以上）青年入伍，接受军事培训，然后，派往服役地点，为英殖民政府服役三年。
时值紧急法令已经生效近六年，英军在马来半岛正如火如荼抄剿马共游击队，并逐步加大征召当地青年入役，实行以当地人对付当地人的离间政治策略，不仅制造和扩大种族间（特别是华巫之间）的矛盾，更进一步试图制造和扩大华人之间的矛盾。其时，华人社会因意识形态的割裂，有亲共产党与亲国民党华人的分裂，英殖民政府也培植了右翼的马华公会，以强化右翼华人的力量。服役法令的目的十分清晰，就是以培训后的华人青年当炮灰，作为剿共的工具，以减少英军的兵源损失。1952年，槟城人民抗英同盟会便发表声明，严厉谴责这一法令的提出和执行。
在星加坡，5.13 和平请愿最终遭遇全面镇压，殖民当局以镇暴队殴打、驱赶请愿队伍、造成数十名学生被打伤致头破血流、48名学生被当场逮捕。对英殖民政府的横蛮无理打压学生，社会一片哗然，各方纷表关注并进行斡旋。历经5.22中正总校大集中、6.02华中大集中等斗争及各方努力斡旋后，反服役学运终于取得成功，极大程度地粉碎了英殖民政府的分而治之、种族离间、族群离间的卑鄙目的和举措。
首先，这学运的成功组织、营运和达至斗争的目标，离不开一个高效和严密的组织；其二是这个组织的领导者具有崇高的理想和顽强的斗志；再者是整个进程在不断变化的情势中能够把持住斗争的方向、采取灵活的应变斗争策略和方法，完成斗争的目标。这个组织便是马共在紧急法令颁布后，为星加坡的持续斗争而组织的星洲人民抗英同盟会。具体领导学抗进行斗争的是马共地下学运委员会（简称学委），学委主要负责人为黄明强，5.13学运具体负责人则是外号叫高佬林的詹忠谦，在校的主要负责人则以华中的谢姓同学为中心，组成一个称为“行动委员会”的七人领导小组。这七人小组成员来自华中、中正、南洋女中、中华女中与南桥女中，基本上都是抗盟的活跃分子，有的已经是积极党员。其中数位后来都转入地下，最终分别在不同时期辗转上队，参加到武装前线的战斗中去。这七人小组是真正5.13行动的领导小组，有别于后来5.13请愿后成立的华中、中正分别秘密成立的8人缓役小组，以及由中华总商会斡旋后成立的由全星八间中学选出55人组成的“全星华文中学生请求学生免役代表团”（简称“免役代表团”）。这些后来成立的各委员会都是因势利导因应于形势而分别成立的。
对于5.13学运，不论是左的、还是右的，都必须承认它是新马人民反帝反殖斗争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只是对它的性质定位、历史作用和历史意义有不同的解读和评估。由于篇幅的关系，笔者简略地就5.13学运对新加坡反殖建国所起的作用提出以下的解读和评估，从而肯定它的历史定位和特殊意义：
1。5.13学运不仅是一个马共主导、由学生抗英同盟执行的有利、有理、有节的学生运动，它实际上是新加坡人民抗英反殖运动的重要环节。5.13学运是自紧急法令颁布以来，第一次人民抗争的重大政治突破，意义非凡。它不仅鼓舞了人民的反殖士气，也引导、激发和拓展了此后一系列新加坡争取民族民主独立的抗争。
2。在5人相聚便触犯紧急法令聚会条例下，抗盟的秘密运作突破了这个紧箍咒，不顾且敢于面对可能遭遇的严酷镇压，完善组织起全星华校学生进行请愿行动以及后来的大集中。这不仅是组织者具有极高的胆识和智慧的表现，也是同学们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坚定和勇敢的表现。这是在一个伟大理想的指引下，甘冒轻则被开除学籍、或被驱逐出境，失去学习的机会；重则遭遇殴打、坐牢、甚或被枪击、牺牲生命的危险，奋不顾身、勇于牺牲的伟大行为。
3。5.13学运不仅影响全马（其时新马仍然是一家，全称马来亚）学生的反帝反殖运动，继后的中学联的成立、以及一系列的学运，直接引导了1957年起自槟城钟灵中学、南至宽柔中学的全马反改制、维护华教大罢课行动，同时它成为此后新马学运学习与实践的楷模。
4。5.13学运的成功引导了当时的左翼力量以及当时仍然具有进步意识的反殖小资产阶级参与到整个反殖斗争中来。5.13学运促成了左翼与留学归来的一批费边社会主义者包括李光耀、吴庆瑞等人的合作。可以说，5.13学运造就了费边社会主义者的政治资本和群众基础。特别是李光耀当时敢于为学生请命、为学生的正义行动辩护，为他打开了参与左翼运动的大门，他因而成为众多左翼团体的法律代言人、法律顾问，不仅为他创造了群众基础，还顺利地达成与左翼的统一战线，成立了人民行动党，开展了汹涌澎湃的群众运动，继而动摇了英殖民政权的根基。这是5.13学运取得的最大政治效益。
5。5.13学运的积极分子后来几乎都成为新加坡政治运动的中坚分子，5.13造就了大批的左翼干部，后来大都成为新加坡政运、工运、农运、学运、妇运、文运等的领导人和活跃积极分子，这包括人民行动党政府早期执政时的一些部长、政务部长及次长和许多积极干部。他们为新加坡的反殖建国作出了牺牲、付出了青春和幸福的代价，他们是真正建国的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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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了…………
纪念1954年“5•13”学生运动60周年
作者：孔莉莎 / 译者：佚名 / 来源：南洋大学校友业余网站
（译者按：本文为中文翻译件。如本文与英文原件之间的文字或词句表达有不同之处，均以英文原件作为最终解释权。特此说明。） 2014年5月13日：一份超乎想象的篇章 还要持续沉默60年吗？
60年了……纪念1954年5月13日学生运动’举办的聚餐会，是一个引起广泛群众关注的盛会，吸引了超过700人出席。早至60年代初甚至包括50年代的华校中学生，他们在过去的年代都会把这一天定为在学校举行展览和讲解会的日子。
在1954年5月13日，中学生集合在当时的总督府外面的人行道上，等待着他们的代表向新加坡殖民地总督请愿要求赦免服兵役，结果这场请愿在警方动用暴力驱散下结束。群众不满警方不断的使用暴力对付学生，激发了新加坡的反对殖民地运动的发展。
尽管纪念‘5.13’事件60周年聚餐会反应热烈，可是，还是有一些人对这个纪念聚餐会持保留态度。官方文告始终把矛头指向马来亚共产党是‘5.13’事件的幕后主使者。这令人担心这个纪念聚餐会是否将导致今后作为藉口指责这是与共产党活动有关联。
当人们打开2014年5月13日刊登在《联合早报》的一篇文章《‘5.13’学运的历史意义》时，说明了这些持有这种顾虑的人的想法是有依据的。
马来亚共产党强大势力的神话
这篇文章假设马来亚共产党是‘5.13’事件的幕后推手。陈剑，一个自称自己是‘独立学者研究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左翼运动的历史’。他自己在 (http://s-pores.com/2008/01/ccchin/)网站上声称自己是前左翼分子，并支持左翼运动。他希望把毕生精力致力于建立一 个马来西亚共产党历史档案库,并专门撰写有关马来西亚共产党的历史。
陈剑是一位资深学者，对出版有关马来西亚共产党的书籍来说算是经验丰富的一位。
陈剑的文章在《联合早报》出现令人感到惊讶。在他脑袋里改写了 Rudyard Kipling‘东是东，西是西，道不同不相为谋’ 的词句，它是在融入，还是更准确的说是混淆了反对者和对抗者的角色。
他先入为主的是把‘5.13’事件定调为马来亚共产党是整个事件的主谋和推动者。为此，他断定当时英殖民地主义者要从新加坡征召兵役是要派去镇压马来亚共产党。在这个逻辑上，马来亚共产党理所当然的就是站在反对征召兵役的最前方。这篇文章也把学生们展现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组织能力与严明纪律描述成是在马来亚共产党指导下的。
*英国殖民地主义者是不是真的要武装华校中学生后把他们送去森林镇压马共？这有可能……吗？——更可能的是武装了的学生将会和马共并肩对抗殖民地统治者。
*是不是只有华校中学生抗议他们将会被送去镇压叛乱，难道英校学生和家长一点也不担心？
*准备一项征兵任务，训练只是部分时间，每个月不超过20小时，这可能吗？
为了说明马来亚共产党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动力的组织，作者罗列了马来亚共产党一连串的指挥联系网，并指定党的“学委”小组的领导同志，小组的成员负责‘5.13’事件。这个小组的学生领袖则在秘密指挥这桩事件。
非常明显的是这个组织系统图并没有提到实际的力量和行动的效力。
无论如何，虽然人们可以和作者辩论有关他的资料来源，或者他如何应用这些资料作他的结论，但是，这些都是属于次要的问题。
最重要的问题是文章的结局。
两者不谋而合
陈剑宣称，‘5.13’事件争取到那些小资产阶级者和从海外回来费边社会主义的学生。这些人包括了李光耀和吴庆瑞。人民行动党最终成了费边社会主义者和马来亚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组织。
由马来亚共产党发动的‘5.13’事件以及与 PAP 建立联合统一战线发展到顶点，最终使人民行动党赢得1959年的大选。
更加重要的是说，‘5.13’的积极分子后来都成为新加坡在工运、农运、学生和妇女运动的领袖。他还宣称，一部分早期还当上了部长和国家领导人的内阁成员。
这是最精彩和最绝妙的凭空臆想。
首先令人感到疑惑的是那些部长被提到了。最可能的是在1963年（不是1959年）被委任为劳工部长的易润堂，其实他自称已经向李光耀坦诚自己是马来亚共产党员，不过他早已经背向马共了。
在结束叙述关于1959年时期的事件时，作者避开了解释这个强大政党成员被逼流亡当人民行动党在1961年中旬驱逐党内的左翼分子和1963年的冷藏行动，行动党大规模的逮捕共产党人，把左翼分子和非左翼分子时，一律都归类为共产党分子。
人民行动党政府一再强调共产主义是新加坡最大的敌人。在马来亚共产党的眼中的主要敌人还是日本侵略者和英国殖民主义者。
对于人民行动党而言，把马来亚共产党描述成一股神奇力量是恰当的。这也是《联合早报》为什么在‘5.13’事件 60周年纪念日时，要刊载一篇歌颂马来亚共产党在‘5.13’事件取得胜利的文章，其用意所在！
如果我们以为作者不了解《联合早报》刊登他的文章的目的，那我们就低估了他。
第二部分 50周年纪念：这股巨浪被压制 不受欢迎的纪实小说
在‘5.13’事件50周年时出版了一本纪念这桩历史事件的小说。小说名为：《巨浪》。
但是这本书的出版在当时是使人扫兴的事，因为马来亚共产党不希望这本书出版流传。
这本纪实小说的作者是林金泉，当他69岁时，他使用的笔名是贺巾。林金泉是当时被同学推选为与中华总商会谈判的9人小组成员之一。他成为真正马来亚共产党员是在‘5.13’事件之后。
贺巾解释说，他决定不以历史记录文件的形式而是以小说的形式书写，因为后者涉及参与者的名字。他还没准备好直接与公开探讨有关‘5.13’事件的历史问题。在学生时代，他是短篇小说的领先者。他的小说以当时与马来亚意识和文艺运动有关的内容。
这本小说里面所描述的两位主角是在‘5.13’事件后被马来亚共产党提升为正式党员。无论如何，他们并没有在每一次的事件中执行党的指示。首先是学生们对突发事件反应而采取行动，学生领袖的决定必须是能够被全体学生所接受，否则，学生们不可能团结在一起的。
在小说里的那两位主角的领导最后是腐化变质。他唯一的兴趣是过着舒适的生活、窃取党的基金、和玩弄他属下参与学生运动的女性同学。这两位主角无法与他取得联系并获得工作上的指示。他没有出席这两位主角宣誓成为党员的入党仪式。因为那时刚好有一个同志成功越狱，警察发动了大批人员追捕，他担心自己也会落入警方的法网。
这本小说描述的这位小组领袖是最具争议性的。马来亚共产党，依据传统的纪律是不会公开做出任何评论，以及讨论它在‘5.13’事件扮演的角色的份量。
随着这本小说在2011年被翻译成英文版本后引起了注意。一个马来亚共产党的派系的成员发出传单文件要为詹忠谦死后平反，詹忠谦是马来亚共产党负责学运和指挥‘5.13’事件的负责人。（在陈剑的文章里也提到他的职位）这篇文件也详细的叙述了共产党内部的争论并把詹忠谦驱逐出领导层。
与此同时，一部分前华校中学生始终坚持‘5.13’事件纯粹是一场学生事件，断然否定了马来亚共产党与这起事件的关系。
一名前学生领袖在2012年公开谈论那个时候他在左翼活动时就明确表示与马来亚共产党无关。当一位听众提出这个尖锐的问题时，他坚决的回答马来亚共产党与‘5.13’事件没有关系。
《巨浪》的出版是双方的禁忌。在2011年翻译成英文版本时造成了他们两方面的不愉快。因为它最终是触及事件的敏感神经。
一个不能妥协的妥协
就如陈剑的叙述一样，《巨浪》以一个高潮作为结局：人民行动党赢得了1959年的胜利。
‘新加坡的政治气氛出现了一个新局面。人们都期望一个新的社会的降临。几位年轻男女也正期待他们新的工作任务的到来！’
当贺巾在《巨浪》里以人民行动党的胜利作为小说的结局。他在编后记里的说明可以看出他是做了妥协的。
贺巾解释他为什么要等到自己退休后才写这本小说。因为他不希望触及这个‘政治地雷区’。这部小说早期的版本被出版社拒绝了——‘这个版本赤裸裸地触及历史事实’。第二版本的评语是小说应该是‘更加积极’。
这本小说的后记直接面对这个问题：
1950年代新加坡华文中学生的斗争，受到地下组织的影响，那是众所周知的事。因此，写学生运动，又不得不涉及地下组织问题。但有些人或许还不知道地下组织的复杂性。其实，这是总的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必然存在的现象。马来亚（包括新加坡）人民，与英国殖民主义者之间的斗争，力量对比极为悬殊。
就以新加坡的地下组织为例子。当年遭到摧残极为严重。有一段时期，新加坡市委的组织只剩下一个学委单位，由此可见一斑。即便如此，在全国武装斗争处于低潮的时候，新加坡群众运动奇迹般地以雄健之势，如巨浪掀天。这除了我国的青少年继承并发扬了先辈们在抗日战争中的斗争精神以外，客观上也得力于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
当年投身运动的青少年，最初他（她）们思想上过于单纯。他们把那些参与革命运动的人都视为好人。殊不知有些素质不高的人，掌握了一定权力之后，不进行自我改造，就在复杂的情况下逐渐蜕化变质。
贺巾的贡献却被他所属的党以及前‘5.13’学生运动参与者同志所诋毁。
然而，就是贺巾的这部小说已经为整个历史事件提供了一个反映了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实。这历史事实是被马来亚共产党以及前学生领袖自我否定。
与其压制《巨浪》的论据，这些人应该做的是对《巨浪》叙述‘5.13’的历史事件多进行叙述、收集、回忆和回馈的资料工作，并对历史进行补充、增加、查询、确认、挑战、毁灭……巨浪。
那些拒绝接受对‘5.13’事件的历史事实评价的前学生继续感到恐惧是因为他们担心引起当局再挑起有关马来亚共产党在‘5.13’所扮演的角色。
陈剑在《联合早报》的文章证实了这一点。
与其让这种论述‘5.13’事件继续威胁这些人，不如打破官方一贯的论述：谈论新加坡在1950年到1960年之间的这段历史期间，只限制关于争论谁是共产党员、谁不是共产党员和这桩或哪桩事件是马来亚共产党在幕后参与。
第三部分 60年了……纪念1954年5月13日学生运动 《巨浪》后的10年
这次举办的‘60年了……纪念1954年5月13日学生运动60周年’聚会最具深刻意义的是邀请了林福坤在聚会上发表演讲。
林福坤有条理的叙述了‘5.13’事件大家都熟悉的每一天和每一个星期的进展情况。
最具意义的不是他应该说出的历史事实，而实际上林福坤就是《巨浪》里的主要角色。
这个根深蒂固的禁忌终已被打破了。
林福坤也是《Dennis Bloodworth, The Tiger and the Trojan Horse.》这本书的的主要坏蛋角色。
如《巨浪》的作者贺巾一样，他也是在‘5.13’事件后成为共产党员。林福坤后来逃脱了当局的逮捕。不过他在1970年—1979年被当局扣留。
林福坤并不是简单的叙述过往的事件。在结束演讲时，他最后的评论不是1959年的胜利而是背叛。他最后引用了他的兄长林福寿医生的讲话：
就如一股惊涛骇浪，这些参与‘5.13’事件的极积分子在1959年把人民行动党送上了执政的地位。他们期盼着新诞生的政党能够给人民带来了在政治上的自由和社会的正义。但是，事与愿违。接着下来的是，人民行动党取得政权后采取了一系列的镇压行动，其手段比殖民地统治者更加残酷与无情。让我们看透了在新加坡历史上一场大规模的政治大叛变。
林福坤最后一句话留给了自己，他感慨地向年轻人说：‘命运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要争取，不怕牺牲，才能实现我们的梦想！’
历史档案馆说了啥
傅树介医生在演讲中进一步谈到那个时期马来亚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的会员和《华惹》（注：社会主义俱乐部的会讯）审判案，职工会的迅速成长。他特别提到了工运领袖詹密星（Jamit Singh）和福利巴士暴动事件。他引用了覃炳鑫博士已经确认了英国殖民者政治部的报告关于1954-1955年的资料，他已经证实马来亚共产党并没有唆使1954年5月13日学生和平请愿事件和福利巴士罢工和暴动。傅医生也揭露他在大英国档案馆阅读到殖民地档案有关福利巴士暴动似乎是英国殖民者那两个代理人从中挑起的。
傅树介医生保留他的最后观点，有关劝说李光耀向林清祥道歉将永远不能为林清祥洗清这个‘污点’！李光耀清楚知道在1956年10月25日的群众大会 上，林清祥面对群众的高昂情绪时不是号召群众去‘打警察’而是相反！（译者注：根据英国殖民者的现场警方人员的录音记录是：林清祥是告诉群众，警察也是受薪阶层的人。）
林有福政府故意扭曲了林清祥的话作为逮捕林清祥的依据。覃炳鑫博士最近在（伦敦大英国挡案馆的）政治部档案资料里找到了林清祥的讲话记录原稿。（译者注：这份林清祥讲话记录原件是当时英殖民者的警方人员在林清祥在群众大会讲话现场录音后整理的报告。）
举办这个纪念聚餐会是一个社交集会。在台上演讲者在演讲，与会者在大会进行期间不断的进行私下的交谈（演讲者的讲稿转载在‘5.13’事件60周年纪念书内）。
尽管与会者忙着与自己的老朋友交谈，但是，他们都关注着台上的演讲者。当林福坤和傅树介医生在他们的讲话中谈及当前的形势时，大家都报予热烈掌声。
但是出现目前的从5.13延续到眼前的这种形势不是由‘老左’促成的。
年轻左翼青年
这次纪念‘5.13’60周年的聚餐会是由尊严(Maruah) 和第八功能(Function 8) 共同主办的。林福坤举手代表‘5.13’那个时代的参与者向主办单位表示敬意。
年轻的导演苏德祥(Jason Soo) 制作了一部短片。这是一部叙述一个由学生领导的学习小组在学校集中期间上课的情况。学生们在朗读伊索寓言的英语课程。
在《老鹰与箭》的传说中，老鹰最终被系着一根自己身上羽毛的箭给射死了。
这次的纪念聚餐会上是在与会者合唱激昂与活泼的‘5.13’歌曲的歌声中落幕。这些歌曲是老同学和社区朋友聚集在一块儿时经常唱的歌曲。‘513’的精神回响着整个会场。
另一组人本来也准备上台演唱，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他们无法如愿以偿。
但是，这首歌曲在后来也唱了 。
第八功能的3个成员兴致高昂的以福建歌曲欢送客人离开会场。
一首耳熟能详的‘我爱我的马来亚’的歌曲被改名为：‘学生之歌’的第一段歌曲是：
无良心的政府人，害死了读书人
无良心的政府人, 害死了读书人
第八功能的成员从在1976年被捕的前工艺学院学生那里学到了这些歌曲。
我们或许将能够看到这些当年的歌曲的内容被修改来反映我们这个年代。
也许我们将会在未来的岁月里听到大家再唱这些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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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三学生运动60周年
作者 / 来源：叶德民（香港） / 南洋大学校友业余网站
新加坡人权组织 Function 8 与 Maruah 於5月13日主办“五一三”学生运动60周年的纪念会，笔者有幸参与其盛，首先进入眼帘的是会场接待处摆放着近十余年来出版的历史书籍义卖，与会者都乐於捐献买书。再往里走是讲台的背景白色屏幕，书写“五一三学生运动60周年”的红色主题闪耀眼前，环绕整个大礼堂全都爆满，筵开78席，来自各方的老友握手叙旧，盛况空前！
Function 8 与 Maruah 的成员都是受英文教育的年青一辈，都是扞卫基本人权的热情工作者。他们从历史中认识到半个多世纪前华校学生为了维护自身的权益，敢於抗争那段可歌可泣的学潮，以及那一代为争取民族自治和独立而付出重大代价和牺牲的前辈。这批受英文教育的人权工作者认为，应该纪念和学习半个多世纪前为人权而奋斗的历史经验， 同时鼓励今天新加坡年青一代敢於对不合理的体制说“不”。Function 8 与 Maruah 以聚餐的形式来纪念五一三学潮，并对为新加坡付出的老一辈致以最崇高敬意！
五一三学运领导者之一的林福坤上台讲述当年学潮的整个过程及其前因後果，接着傅树介医生上台讲述半个多世纪前的工运和学运。当年工人和学生为了反抗殖民地当局和扞卫基本人权，才发生工潮和学潮。傅医生引用覃炳鑫博士证实政治部介於1954年至1955年的报告，披露了马来亚共产党并未鼓动 5.13学潮以及福利工潮，可是今天新加坡当局却诬蔑学生和工人的正当抗争是马共躲在幕後煽动和策划。
会场播放当年警察暴力对付学生的相片，接着放映由年青学生扮演60年前学潮期间学生的生活情景，唯妙唯肖引起共鸣，特别是白发苍苍当年参与者的无限感慨！歌咏队献唱五一三纪念歌、同学们的队伍无比坚强、歌唱马来亚、……最後全体高歌一曲团结就是力量结束纪念会，全场激情昂扬，久久回荡，依依不舍！
不知是巧合还是配合，5月13日“新马左翼历史独立研究员”陈剑在行动党政府的媒体《联合早报》撰文《五一三学运的历史意义》，指出“学运的成功组织、营运和达至斗争的目标，离不开一个高效和严密的组织……这个组织便是马共在紧急法令颁布後为新加坡的持续斗争而组织的星洲人民抗英同盟会”，并指出五 一三学潮主要的领导人是“黄明强”、“詹忠谦”和“谢某”。更进一步指出“五一三学运不仅是一个马共主导、由学生抗英同盟执行的学生运动，它实际上是新加坡人民抗英反殖运动的重要环节”。陈剑这篇文章的要害就是没有任何的实质证据，就断言五一三学潮是完全由马共策动、组织和指导的。也许是通过对“谢某”的访谈而达致如此的结论吧！
5月24日《联合早报》又有一篇文章《对五一三学运的历史反思》，全面赞同陈剑的断言和结论，前呼後应好不热闹！也完全吻合傅树介医生在纪念大会上所说“今天新加坡当局却诬蔑学生和工人的正当抗争是马共躲在幕後煽动和策划”。
笔者引述五一三学潮的领导者之一林金泉(贺巾)的著作《巨浪》，指出“五一三学潮是学生迫於形势自发性地发展起来的，前马共学委个别单位的地下组织远远落後於形势，地下组织必需要赶上形势积极参与”。林金泉的特性是敢於直言，笔者相信傅树介医生引用覃炳鑫博士的实质证据，以及林金泉直言指出当时的实况，还有林清如先生两年前在“山岗情怀、历史回音”的座谈会上解答听众提问时指出：“……是5.13当天在皇家山那几百根警棍打在学生头上给大家打醒，群众运动就是这样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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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三学运的历史不容歪曲
作者：陈剑
(《人民之友》于9月3日收到作者发送的本文电子文档 )
《五一三学运的历史意义》发表后，竟引来自我任命为左翼学术发言人的孔丽莎以及我的南大校友叶德民的口诛笔伐。我这篇文章会引来一番议论，实在是一点都不意外。这是由于一些所谓左翼，一直以来，都抱着一个念头，誓死都要与马共切割，要撇清与马共的关系，以显示自己“十分清白无辜”。
他们的逻辑是：
1，我在为马共涂脂抹粉，把他们认为原是左翼的功劳划归马共。此前已有人声言说马共要跳出来“抢功劳”。
事缘有人发起要为马共新加坡地下党原二把手詹忠谦书写其传记并为他在逃 亡印尼期间遭遇不公正待遇进行“平反”。因此，竟有人认为恢复他的形象 便是要来抢夺反殖斗争的功劳。
2，我的论述不足信，其实只是“道听途说”，依叶德民的揣测，我只凭 “行 动委员会”的中心谢姓同学的口述便作下结论，说五一三是由马共领导的斗争。
一，撇清与马共关系的切割派
这些年，企图否认马共于紧急法令颁布后在新加坡所开展的各项反殖运动的领导作用者大有人在，姑且称这些所谓左翼为“切割派”。这里就这些人的身份、否认的企图与目的等举措，我们来做个分析：
1，非常清晰的，否认与马共的关系，或在运动关系中作撇清、切割的人士，是部分当年积极参与反殖斗争、以及后来在宪制斗争中参与政党的左翼人士。 有的与马共有直接的联系，原属马共党员；有的是马共外围组织如星洲抗英同盟会的盟员；有的则属于称为“支持者”或“同情者”的被发展的人士。
2，这些人做出历史之大不韪，公然否定与马共的关系，理由和目的都是多重
的。这里只举其荦荦大者：
甲． 时至今日，马共已名存实亡，其主要领导人（包括总书记陈平）都已老逝。但其所作历史贡献与历史地位都始终不受主流论述肯定和承认。有些人已经把与马共的关系看成为历史的负资产，百害而无一利，弃之则吉。因为，从主流的历史论述中，马共是社会的扰乱因素，是社会秩序的破坏者，认同与马共的关连，则使自己陷于不利。
乙． 在主流论述中，众多政治斗争都与马共相关，当年，马共被立法宣判为非法组织，与之关联者则作为违法者论处。居于宪制斗争的需 要，在当年势必需要否认到底，以免牢狱之灾。今日的否定，那便 是当年否认的坚持，他们以为，这样否定才能确立当政者对待左翼的行动和指责都是错误的。
丙． 否定马共的领导及其作用，则将现在已认定为对独立运动和国家建设有功的反殖运动的所有功勋都据为己有，他们便俨然是国家英雄。而国家建立后，国家英雄并没有获得承认，那自然是现有国家制度的缺陷，是不公平的、不公道的。自然至少必须要争回一口气。
丁． 时过境迁，许多当年的“无产阶级战士”（事实上大都是小资产阶级），经多年努力打拼或继承家业经营有方，现在都已巍巍然为富家翁。身份有别，并且在现行体制内，已经是受益者，实在有需要做些“正名”的举措。
这其实正是历史的悲剧。明知撇清或切割度有些难度，仍然坚持则还是利多于弊。会谴责切割行为的也只是些坚持原则的真正左翼，这些谴责其实也伤不了切割派的一根毫毛。反正，他们认为，在没有或缺少完整档案的情况下，历史事实有几个人能搞清楚，这提供了大把空间可以进行否认或否定。
二，与马共切割的原因
我想，他们之所以要与马共切割，主要是基于两个因素：
1。过去左翼无论在殖民地时代从事反殖斗争，还是后来与执政的人民行动党争夺政权，从事的都是公开而和平的宪制斗争。殖民主义者制定的法律，便是把马共列为非取缔不可的非法组织，而执政党因利乘便沿用此法以对付马共与反对势力。因而，不管有否瓜葛或牵连，殖民主义者还是执政党一路来都把左翼组织和人士一律划归为马共的外围组织和外围分子。马共成为压制反对势力的最佳借口和罪名，一律可用紧急法令或后来的公安法令对付，可以不加审讯或通过法庭判刑，便可加以逮捕、拘禁两年或更长时间。是故当时左翼任何行动都要与马共划清界限，声明皆与马共无涉，否认一切当局的指控。
现在虽然时过境迁，但一些左翼仍然坚持过去的做法，一概否认到底，以显示自己的“合法性”。这是甚为“可爱”的举止。今天，意识形态已经不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因素，也正是还原历史的时刻，而这些所谓左翼，仍然去认同“马共为非法”的政治逻辑，这不是挺可笑的事吗？ 另者，这也似乎与文革时期的对敌策略雷同，即“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赞成，敌人赞成的我们就反对”这种幼稚举止。
2。前此也提到，一直以来，有一种言论，说是马共现在出来“抢功劳”。什么功劳呢？那就是组织、发动、推展各项运动所取得的效应或获得的成果（当然也包括其所带来的损伤、破坏和牺牲）。把所有运动、行动都说成是左翼自愿、自发、自动搞起来的，那功劳自然就应归左翼所有，光环自然戴在左翼的头上。
这看来确实是一石二鸟之妙举。但事实上，这种切割或撇清真能做到吗？有意义吗？人们，包括许多头脑清醒的左翼和马共党人同意吗？
三，紧急法令前后的马共在新运作与策略
事实又是怎样的？ 让我们来厘清一下吧：
1。无论在反殖时期，还是与行动党争夺政权时期，马共一直通过其地下组织、外围组织和个别党员主导着左翼运动。在和平阶段前期，马共作为唯一的公开政党（后来有马来亚民主同盟等），在宪制的框架内，成立了一系列工人、农民、学生、妇女、青年、文化（教育团体、校友会、音乐、舞蹈等文学艺术团体）等公开组织，进行团结、教育群众的工作，因而培育了大批的党员、盟员、干部、左翼分子和支持者。他们成为所有马共发起的群众运动的积极分子。
当1948年6月20日，紧急法令颁布后，马共被宣布为非法组织，马共随即成立了星洲人民抗英同盟（简称抗盟），把这些党员、干部、左翼分子和支持者组织起来，成为抗盟的活动成员。他们仍然肩负起在工、农、学、妇、文化各条战线中的合法与不合法的斗争任务。随着马共被禁，许多马共的外围组织也跟着被禁。一时间，许多成员都潜入地下。1952年以后，英殖民政府逐渐开放禁令，而工、农、文化组织逐渐获得注册，成为公开合法的团体。作为地下组织的马共外围组织，星洲人民抗英同盟的盟员及大量的原左翼干部便开始涌现在这些组织之中，成为活动的骨干。
他们以马共的斗争纲领为指引，服膺于马共地下的领导，接受马共的指示办事。他们沿袭公开合法时期的方针政策，以宪制斗争的方式搞活动和运作，开展有利、有理、有节的合法斗争。学运一直是抗盟表现最佳的环节，也藉之培养了大批干部，成为工运、农运、学运、妇运、文运的中坚力量。虽然许多活动成员都不是党员，但许多却是盟员。那些非党员也就是称为左翼的支持者和积极分子，他们遵守着马共或抗盟的组织纪律，按照地下组织的“严密细则”过组织生活。相对的，非党员或盟员所受纪律的约束较弱，他们基本不受党的或盟的严格监督。但是，他们也被教育和指示不时进行学习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活动，以提高自我监督、提高个人修养（主要是政治和文化修养）、坚定斗争或革命意志。假如他们并没有经过这样的教育，在当时，他们基本上不算是左翼。
在组织上，总体而言，比较严密。但在团结、教育和斗争活动中，需要集体的协作以及发动群众。故而，不是每个党员或盟员都能够严格遵守“严密细则”单线联系的运作方式。特别在学运工作上，经常性地出现横向联系状态，这情况也出现在工运与农运的运作中。总体而言，一级一级的组织结构还是严密和清晰的。在学运的结构上，自学委（党二级）以下，落实到学校中高年级领导分子（中心），成立级联和班会。各级组织人选都经上级推荐或从培育人选中遴选而得。具体落实到每班班长人选和班会成员的任命！
这样的组织架构保证了左翼分子的来源，也说明左翼分子并不是天生就有，也不是凭空出现的，他们是严密组织培养形成的。这样的组织也保证了每一项指示和行动都能获得贯彻和执行。
领导单位作出总体号召、提供总体政策和方针，下级单位按既定指示、方法执行。各级领导按具体形势作出具体指示运作。这是一贯的行事准则。但“前线”或“现场”情况或有改变或瞬间变化，这就有待“前线”或“现场”的指挥当机立断做出指示和决定。上级领导，比如“五一三”，学委的总体指示由 “七人行动委员会”和它的中心做出具体运作指示，而不是学委直接参与，在五一三学运具体运作中，学委不可能在场。“七人小组”必须自行决策。 所以，“七人小组”和作为中心的谢姓同学的决策能力至关重要。
四，马共在学运中的组织
从上述组织的结构演述中，大家应该清楚五一三是怎样组织起来并有利、有理、有节地运作的。对于不做深研、不明马共组织结构方式、不懂马共或抗盟组织生活的所谓学者，确实是无法理解和认识一个运动的来龙去脉的，而只能够凭空想和推测，或仅凭“道听途说”就胡乱作出结论。
现就华侨中学（下称华中）的具体组织来谈谈学运的组织与“五一三”的运作。
在1948年6月20日紧急法令颁布以前，华中便已存在马共党小组。早期党小组成员中有梁根成、卢坚文、王琪南等人。他们后来先后被捕，驱逐出境到中国。梁根成后来当了北京大学教授；卢坚文改名卢汀，是天津市政协委员；而王琪南则是湖南长沙侨联主席。他们在6.20之后，在华中成立了马来亚共产党支部，并组织起学生抗英同盟会，发展盟员和党员，扩大组织的影响。他们先后发展了黄茂忠、黄明强、詹忠谦等积极分子，担任马共学生工作委员会（简称学委）的组织工作。当时在校的马共成员或盟员的还有曾福华、张泰泉、吴田夫、郑万英、陈质彬、张允茯、谢炎辉等人。
华中第一个抗盟小组便在1949年初产生在黄明强、詹忠谦的班上。小组成员包括卢坚文本人、黄茂忠、黄明强、詹忠谦、林使宾、曾爱美（后因对马共斗争策略的争论，意见相左而脱离，自行前往中国）等人。6.20之前，他们通过推销《民声报》（战后和平时期的马共机关报）和各种进步报刊、书籍，扩大宣传。6.20之后，《民声报》已遭禁，则改而推销马共星洲市委秘密出版的《自由报》，同时一方面积极而小心发展大批抗盟盟员和党员，一面进行广泛教育与团结同学的工作。
华中的抗英同盟组织从属于星洲市委属下的学委直接领导。其他各校如南洋女中、中正中学、南侨女中等也相继建立了抗盟组织，学委按严密细则与各校抗盟单线联系。女同学中较活跃的有林瑞娥、郑敏娜、蔡石君等人。1950年代上旬，学生抗盟组织还越过长堤，发展到新山宽柔中学。
1950年，黄明强、詹忠谦已升任学委成员，黄茂忠被捕后，黄明强受委为学委中心。是年，通过各校的抗盟组织，黄明强负责组织召开并主持了全星各中学学生代表联席会议，会后并发布了《告全星各中学学生宣言》。
1954年，当英殖民政府颁布服役征兵法令，学委立即开展反服役斗争。由学委黄明强中心领导、詹忠谦具体负责，从各校抗盟中遴选专人，成立七人行动委员会，组织和动员同学参加反服役斗争的各项活动，并由其下线在校同学谢炎辉作为七人行动委员会的中心，负起反服役学运全盘指挥任务。五一三事件前后正式成为马共党员的就有林瑞娥、陈蒙鹤、林福坤、林金泉（贺巾）、郑敏娜、方小浪、林有固（林大为）等人。
上述说明在于弄清事实，坊间以讹传讹的版本很多，现在有必要厘清真相，以免让有心人刻意混淆视听。以下，让我就孔丽莎和叶德民的文章逐点以予答复：
五，假设马共是五一三的幕后推手
上文已经清楚说明马共在学运方面的组织与领导作用。左翼切割派的这种撇清与切割的想法真是一厢情愿和十分可爱，而孔丽莎作为应该头脑清醒的学者，竟也糊里糊涂去相信这荒谬的逻辑。实在是“难得糊涂”了。
《巨浪》不是清楚地写着吗？孔丽莎毫不遗漏地引述“1950年代新加坡华文中学生的斗争，受到地下组织的影响，那是众所周知的事”。既然是“众所周知”的事，孔丽莎怎么又犯糊涂了呢？又为什么要否认五一三是马共学委组织和领导的呢？ 为了满足切割派的意旨，孔丽莎作为他们的学术发言人，即使有悖学术原则，也只好勉为其难了。
六，英国档案馆的佐证
孔丽莎责疑我的论证出处，并声言连英国人都说五一三与马共无关，但却并未列出其来自大英档案馆的那则档案，这就让人有信口开河的嫌疑。
即使档案中有此一说，那你认为这些档案就百分之百正确吗？你就认为英殖民政府的政治部人员真的就那么神通广大吗？如果是那样，他们也就不必费上数十年的劲、消耗众多人力、物力、财力来整治马共，而最终也没有真正把马共消灭。档案馆中的材料是些什么呢？那其实都是官员的报告。在我看来，它们属于二手材料，部分可供研究参考。这些报告有多大的准确性，作为学者是必须严肃地审视的，是必须通过多方资料对比、检验以及从当事人的口述历史去对照，才是慎密的学者研究态度，而不是任凭某些个人因素、某种原因的言论便枉自下结论。
七，把小说情节当作史实来论证的荒谬
《巨浪》是一本小说，小说情节多有虚构是写作的必要，即使多么依据事实，它还是必须服从小说人物的刻划，并不能关照历史所需的全面性和准确性。作为严肃的学术论述，用小说情节来作为论据是极其荒谬的事，孔丽莎自出道以来，便在严谨的体制内打滚，应该明白这基本学术要求吧？即使离开了体制，学术仍然是学术，还不能信口开河，胡说八道。再者，孔丽莎前文否定五一三运动与马共有关，而引述的《巨浪》，恰恰描写的两个主角，就是参与五一三的马共党人，行文前后矛盾，让人啼笑皆非。
以《巨浪》的情节作为史实“论据”企图说明其观点，孔丽莎为满足一些人的要求，乖离史实论证的学术原则，竟说乱了套。这对她的学术身份损害至深。让我也引约瑟夫•陆特亚德•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的诗句来说明问题：“如果历史是以故事的形式来教，那它将永远不会被忘记”。我则认为这诗句略微改一下，便恰切地说明历史与小说故事不能混淆：“如果历史是以故事来教，那将永远无法取得真实”。
这里要顺便提一下，孔丽莎把一些情况搞混了。首先是一些马共党人要为詹忠谦平反与《巨浪》的出版毫无关联，顶多也是时间上的巧合而已。其二是所谓马共“党内争论并把詹忠谦驱逐出领导层”这件事，其实与五一三也毫无关联。那是在1963年2.2事件后，退守印尼的马共地下党内部出现权力转移，或更准确地对说，某些人以小文革手段进行夺权的事实。把这事拉进来谈，其实想以此同《巨浪》中的情节混淆起来，有意让人把小说中的腐化马共党人与詹忠谦挂起钩来。这样胡扯乱套的所谓“学术”论证实质是在误导读者，对詹忠谦也极为不公。
八，混淆反对者和对抗者的角色？
孔丽莎煞费苦心引述诺贝尔文学奖得奖诗人吉卜林的诗句，企图来说明我把历史中的反对者和对抗者混淆了。意思就是我把她认为的左翼与马共混淆了。事实上，左翼是马共培养和发展的对象，已经成为马共成员或者成为其外围组织抗盟的盟员，在公开宪制斗争中，只能以左翼的身份出现进行斗争。他们当中有的人具有双重身份，这是参与工作者都熟知的情况。问题是左翼是凭空生出来的吗？要搞清楚他们的是反对者还是对抗者，首先就必须头脑清醒先弄清他们在不同时期所扮演的角色。他们不是“东不东、西不西”，而是 “有时东、有时西”或者 “又东又西”。他们也不是“道不同不相为谋”，而是“道同而共谋”。左翼与马共在意识形态上是一脉相成的，信仰的都是“科学社会主义”，最终要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在策略和战略上，左翼通过宪制斗争道路，采取非暴力议会民主斗争手段以获取政权，马共则因被禁而被迫采取武装斗争道路以求立国。这是在不同战线上不同策略与战略的应用。换句话说，左翼事实上是企图通过宪制的合法手段，通过议会选举手段来与人民行动党竞争，这完全是合情合理的。马共清楚在新加坡的城市环境，完全没有武装斗争的条件，必须服膺于宪政斗争，才能生存。虽然在很长一段时期，马共在新加坡一直组织有“武工队”，但人数极少，仅仅作为“打狗”、消灭敌奸之用，而不是作为城市斗争的武装存在。在新加坡，不管是马共地下，还是公开左翼，都只是宪制斗争中的反对者，而不是武装的对抗者，这是一点都不混淆的。
五一三培育了许多重要干部，成为工运、农运、学生、妇女、和政治运动的领袖，有些还当上部长。要不是孔丽莎没有做功课，那就是“死鸡顶锅盖”不肯承认，死撑到底。不管他们在1961年前后大分裂时，投靠那一边，他们原来都是马共党人或抗盟分子，如首届文化部长易润堂、后来还当了总统的帝凡那、行动党早年的众多重要骨干，如曾超卓、卓可党、陈从今、陈世鉴等不胜枚举。
这里当然要提还坚持党性并转入地下的陈新嵘（当年李光耀身边的红人、政治秘书和文化次长）以及一同逃离的大巴窑国会议员、建国队主任黄信方等人。从历史的角度，这些人都是当年学运培育出来的左翼精英，难道他们（之中有人）后来投靠了执政党，那就要把他们从名单中剔除出去吗？那还算是什么历史？
九，与马共关联的恐惧
孔丽莎说：“令人担心这个纪念聚餐会是否将导致今后作为藉口指责这是与马共活动有关”，接着又说我的文章“说明了这些持有这种顾虑的人的想法是有依据的”。这实在是杞人忧天。假如没有今天相对开放和民主的氛围，你还敢明目张胆和大事宣扬地举办这个“申诉”大会吗？假如今天马共仍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你还会去否定马共组织和领导这些运动吗？如果今天这些人还仍然处在五、六十年代的心态，到现在还有这种顾虑，那说明这些“左翼”也实在是太胆怯了！
十，有失学者准则的歪曲和诬蔑
“不约”而同的，孔丽莎与叶德民都采取歪曲作者的文章和对作者进行人格诬蔑的指责，这哪里是学术性讨论，完全是十分不负责任的语霸行为！叶德民在其文章第五段开头便说：“不知是巧合还是配合”，而孔丽莎则明示我的文章是按当局的意志书写而联合早报则特意在当天登载这篇文章。又说：“如果我们以为作者不了解早报刊登他的文章的目的，那我们就低估了他”。用以暗示我是有关当局的代言人，其用心是十分恶毒的，这已经远远乖离学术讨论的范畴，是恶意的人身攻击，是刻意给我戴帽子的卑鄙行为。我希望他们能拿出真凭实据来证明他们这个“刻意的和恶意的假设”！要不然，那就是别有用心的恶意中伤、含血喷人！这与某些左翼给异议者戴帽子的一贯作风和惯常诬蔑行为雷同，看来，两人历史研究不足，却近朱者赤学到诬蔑意见相左者的精髓了。
从孔丽莎与叶德民的乱套的论述来看，我实在怀疑他们对马共和左翼的历史做了多少功课？没有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枉自单凭“道听途说”便来“口诛笔伐”，实在过于鲁莽和草率。我希望孔丽莎与叶德民多花些时间好好深入作些扎实的学术基本功，才不至于令人贻笑大方。
结语
有人说：“历史是一块画布，永恒地一再被重画”。又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意思再清楚不过，那就是历史有其现实使用价值！ 述说历史目的在于为当前的政治需要服务。这样历史的真相便经常地被扭曲、涂改。但这不是真正的历史，总有历史学者冒着危险去揭示历史的真相。
左翼切割派的用意其实也不难理解，首先他们认同当局的所谓“非法”和“合法”的准则，然后依据“合法”准则来诠释过去的行为。这本身便是历史的吊诡和讽刺。其次是一面在指责别人歪曲历史，而自己则不承认自己的历史，那不同样在歪曲历史吗？历史是不容扭曲的，过去的意识形态斗争已经结束，今天应实事求是去承认历史过程的种种。不管今天你是什么人物，有什么当前利益牵连，无需回避而应坦然地面对。对于反殖与后来宪制斗争历史，不管它有什么牵连，那都是正义和光荣的过程，任何撇清和切割都是矮化自己的行动，是要不得的行为举止！
07-07-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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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是不是马共”到“有没有马共”:
左 派 论 述 的 危 机
作者 / 来源：潘婉明 /《燧火评论》
【作者介绍：潘婉明为自由撰稿人、专栏作者。政治大学历史系、暨南国际大学历史研究所毕业，现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博士候选人。研究兴趣包括马共历史、华人新村、左翼文艺与性别关系。
——《燧火评论》】
“五•一三”对新马两地而言都是一个熟悉而隐藏的伤痛。1969年发生在马来西亚的族群流血冲突，至今还是敏感课题，而更早在1954年的同一天，一场由学生陈情延烧出的学运，其所造就的历史伤痕，仍深烙在那一代新加坡华校生心中。
今年是新加坡“五•一三学运”届满60周年，适逢卫塞节公共假期，民间组织 FUNCTION 8联同新加坡人权组织MARUAH主办了纪念餐会活动，反应非常踊跃。新闻稿称，该活动的目的是要向那些曾经为新加坡做出贡献却被历史所遗忘的“真正的建国之辈”致敬。当天席开78席，将近800人共襄盛举，其中包括不同世代的本地华校生、分布世界各地的南洋大学校友、不同背景的前政治扣留者，以及各语言源流的左派人士等等。
新加坡的大左派阵营正是这个社群所形成。近年来他们透过出版或论述的形式发声， 立场虽有分歧，却也在一定程度上攻占了长期被官方或主流垄断的发言位置。左派在新加坡并不算是一个小的社群，他们曾在这块土地上掀起足以撼动历史的斗争， 最后却在高压政治下分崩离析，未能整合成一个有力的整体。大左派阵营成分多元复杂，各自在左的系谱里发展自己的议程，欠缺互动和信任，这不只造成认识上的 局限，同时也陷入论述的危机。这可以从追究“谁是/不是马共”，到近日逐渐发酵的“有/没有马共”的命题转向看出端倪。
1954年新加坡殖民政府颁布的“国民服役法令”(National Service Act)规定在马来亚及新加坡出生的18到20岁男性需登记入伍，引起华社反弹。华校生以求学为由要求免役（超龄生），于5月13日前往总督府陈情，结果与警方暴发冲突，造成48名学生被捕，约50—60人受伤，是为“五•一三事件”。是夜，逾千名学生在中正中学集合抗议政府对学生施暴，经中华总商会居间协调，学生获释，唯总商会也限于压力，宣布提前放假以解散学生。6月2日，学生重返校园展开另一波集中，直到教育部恫言关闭学校，整起反对运动才于6月24 日宣告结束。
2004年，马共作家贺巾在“五•一三事件”届满50周年之际推出小说《巨浪》， 记述该学运的经过。《巨浪》虽以“文艺”形式呈现，却很可能是截至当时为止细节最详的“历史文献”。贺巾是“五•一三”的当事人，小说架构简单，内容写实， 细述事发经过、学生的组织、校园集中的策划，以及离校后的遭遇。小说清楚地交待了学运主体是学生，他们之中纵有马共地下成员，但整起事件并非共产党所发 起。小说指出，作者身为党员，乃以学生身份参与其事，因未向上级报告，事后还遭到训斥。但对当年参加集中的华校生而言，“五•一三”主体谁属却是不容妥协的问题。他们坚称当时投身运动乃出于自发，也为此深感自豪，但他们均非马共，也没有接受马共的指导。我的田野证实，那些具有马共身份的当事人，大致上并没有否认这一点。
不过这样的切割正好体现了“马共即非法”的官方逻辑。“五•一三”是新加坡学生运动乃至于整个1950年代左翼力量崛起的肇始，它在反殖建国的历史中有不可抹煞的地位。“五•一三”也是华校生最后的精神堡垒，因此必需“保全”它免受共产党“污染”，因为唯有否决马共的存在及其角色，“五•一三”才有可能被纳入“合法”的建国史册。然而当大左派阵营为了伸张其“合法”而与马共进行切割，他们就等于接受了官方的思维与论述。
在这样的主张下，1950—60年代深具个人魅力的政治领袖林清祥“到底是不是 马共”变成一个焦点，经常在学术会议或公共讨论中被提出。林清祥在其从政期间多次系狱，精神深受打击，获释后被迫流放英国。他在1996年辞世，但至今仍活在左派朋友们的心中。基于“爱护”的缘故，大家几乎众口一词为他辩护，否认其共产党员的身份。一般指称，林清祥是“抗英同盟”盟员，这是他本人承认的， 但这个身份并不能等同于马共，因为“抗英同盟”召募程序繁复，从同情者晋升到党员，耗时日久，考验繁多。论者也指出，没有任何学术成果或档案证据可以坐实 政府对他的“指控”。
因此，当有人主张或暗示林清祥是马共时，便会引起大左派阵营一阵骚动。“五•一三的主体”和“林清祥是不是马共”的辩证，在在地展现了大左派阵营的分歧。近日已出版的《詹忠谦纪念文集》在酝酿期间，其中一些篇章在老左之间流传开来。文章指“五•一三”实由詹所领导，而其在组织里的领导地位犹如“地下的林清祥”。这番言论引发华校生高度不满，迅速在内部展开抗辩行动。不过有趣的是，马共也参与其事。华校生求证于马共，以便那些兼有学生和马共双重身份的当事人来否决詹的角色，同时也杜绝詹的追随者借“五•一三”话题被重提之际，趁机“邀功”。 从这里我们认识到：任何“玷污”了“五•一三”主体或“牵拖”林清祥为马共的言论，都不为所容。
最近有关“冷藏行动”(Coldstore Operation)的论述更进一步否决马共，其中命题由“谁是/不是马共”进化为“有/没有马共”。去年（2013年）底在《新加坡1963年的冷藏行动》一书的推介礼上，前政治扣留者与学者一致采取否认的姿态，为这场大逮捕行动定调为对左翼政党及政治对手的污名与迫害。发言学者称，政治部和内部安全局提不出任何证据坐实被捕的社阵领袖及其他被扣留者涉及共产颠覆活动，而被捕名单中确实具有马共身份的被扣留者则保持了缄默。
这里值得思考的是，这些捍卫与沉默的背后，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体现了对官方逻辑的承认：当“五•一三”不是由马共主导，其贡献才具有正当性；当林清祥“不是”马共，或当被扣留者中“没有”马共，他们的冤狱才构成政治迫害时，其实大左派阵营并没有超脱官方建构的陷阱，认同了“马共＝非法”的论述。这是历史的诡谲，同时也是集体的盲点，让马共和大左派阵营都陷入两难：当彼此都在寻求国家承认 其抗日/反殖/建国的历史贡献，他们应该如何从自己生产的论述及文献所呈现的“马共＝非法”框架中超越或脱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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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1、林清祥《答问》遗稿片段
2、浅析新加坡左翼运动的兴衰
3、李万千在2013年全国老友大聚会上的讲话：回顾过去 ，认清现在 ——对传统左翼现况的省思
4、廿世纪六十年代 新加坡左派工运遭遇 问题探索 ——纪念“二•二事件”五十周年
5、《廿世纪六十年代新加坡 左派工运遭遇问题探索》 续篇 ——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
6、纪念华校中学生“五一三” 要求免役事件六十周年——林福坤讲话全文
7、新加坡“五一三”事件图片集 / Scenes of May 13, 1954 in Singap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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