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6 December 2014

新加坡的“5•13学生运动” 是由星洲抗英同盟会领导的——专访“5•13“赴总督府请愿代表林福坤的谈话记录(一)

 新加坡的“5•13学生运动”
是由星洲抗英同盟会领导的
(一)
——专访“5•13“赴总督府请愿代表林福坤的谈话记录


掀起上世纪50年代新加坡反殖浪潮的5•13风云


【《人民之友》按语】今年的新加坡“5•13学生运动”60周年纪念活动以及两名学者为此活动而先后发表不同观点的评论文章,激发了已在前老左内部发生的一场关于(“5•13事件”)有/没有马共领导”的论争表面化和扩大化。但是,论争者都欠缺具有说服力的事实根据或文件证据来支持他(们)的论说和断言。这当然跟过去马共组织处于“非法地位”和遭受敌人和奸细破坏而无法有效操作,以及李光耀统治集团掌控一些重要的机密文件迄今不让揭开的专横做法,有着密切的关系。

我们观察到,正如一名年轻学者所言,有些争论者有意或无意地排除或否决马共地下组织在反殖民统治和争取国家独立斗争中的存在地位和角色作用,他们的言论就等于接受了官方的思维与论述;我们思量着,在今日马共组织已经消失、马共影响不复存在的情况下,那些受英文教育、50年代以后出生的学者们歪曲或否定马共在反殖独立斗争的作用和影响,那是可以理解的事。但是,那些新加坡华校出身的反殖斗争的老左们和一些领袖,今天还忙着撇清或切割他们跟马共或马共的地下组织的任何关系,却是匪夷所思的事。难道那些前老左们不会担心他们所发出或支持的“跟马共或马共的地下组织撇清或切割关系”的论说和主张,最终会被利用作为新加坡统治集团庆祝建国50周年,大肆鼓吹“李光耀是伟大的建国总理”、“白衣人才是真正的‘建国一代’”论说的有力根据吗?

《人民之友》在贴出了“5•13”学生运动有/没有马共领导“的争论文章(两轮)之后,就想通过向亲历“5•13事件”的领导人寻求他们对此问题的说法。在一名现为新加坡执业中医师的前职工运动者庄明湖的协调和帮助下,由《人民之友》派出陈成兴、朱信杰、洪佩珊、严居汉和杨秀丽,在11月初,专访了在“5•13学生运动”60周年纪念”聚会上发表主旨演讲的林福坤,并整理了以下两个部分的谈话记录——


以下是第一部分的全部内容——


第一部分:林福坤的家庭、教育和政治的背景

《人民之友》:请扼要地谈谈你的家庭背景、教育背景和政治背景,让人理解你为何会参与这个运动?】

林福坤:我只能把事实讲出来,没有好好的整理。我可以说是来自一个小康之家。我的父亲林朝南,是在现在的小印度(Little India)附近的那间竹脚巴刹(Tekka Market)卖鱼为生的。记得李光耀的母亲经常到这个巴刹去买鱼。我的母亲孙玉凤,是个家庭主妇。我们一共有7个兄弟、3个姐妹。一家人都住在竹脚巴刹后面的一间屋子里。那间巴刹和那间我的一家人住过的房屋至今都还在。兄弟姐妹之中,我排名第三,林福寿(《人民之友》注:他是在1963年“2•2事件”即“冷藏行动”中被逮捕、无审讯扣留和监禁了20年之久的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的重要领袖)是我的二哥。我以下还有4个弟弟。我的二姐在我小的时候就送给人家。我的父母亲都是文盲、不识字的。兄弟姐妹的生活和教育费都是靠我的父亲的卖鱼来支撑的。我的大哥、二哥和一位弟弟都是受英文教育的,其他的包括我都是受中文教育的。我的大哥到了六号就辍学了,我的二哥就读完马大医科做医生。我在中正中学读到高中一就遇上了“5•13事件”而被政府追捕,被迫过着隐蔽的生活。

林福坤与吴楚贞  患难夫妻见真情

林福坤(1935年3月30日出生),现年79岁;
吴楚贞(1938年11月19日出生),现年77岁。


《人民之友》:你刚才提到你的二哥林福寿,可否谈谈你和林福寿是怎样走进当时的反殖运动这个政治圈子里?

林福坤:在我的记忆中,最深刻的印象是1949年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取得全面胜利,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和中华民族的解放。这个惊天动地的事件对1950年代的新加坡华人社会和华校中学生产生巨大影响,我当然不能例外。我记得,当时很多人很爱回中国去。我也曾有同样的想法,经过反复思考之后,就决定放弃原先的念头而留下来、不走了。在那个年代,许多华校中学生都有这样的政治觉悟:回去中国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留下来也是为本地反殖斗争尽一点力。

就因为当时的华侨华人社会都很支持中国、热爱中国,青年学生都很向往中国人民的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事业,当时英国殖民政府对马来亚(包括新加坡)的华人社会和华校(中)学生的动态掌控得很紧密、镇压得很厉害。我在1951年入读中正中学。那个年代里政治部警探可以随意进入学校逮捕学生或老师。当学生们在学校静静上课的时候,会被突然发出的有人疾步逃跑、有人随后紧追的脚步声所惊动。原来是政治部警探随意进入学校追捕学生。这种事情,不是很久才发生一次,而是经常发生的。学生们对这种状况虽已习以为常,也是会很担心的。但是,那个时候的中学生追求理想社会的热情很高。尽管是很担心,但是,他们参与反殖斗争和社会改革的意志很强。

那个时代的华校中学生的思想很先进,依我看,这是因为受到马来亚(包括新加坡)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和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胜利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政治影响和精神感召。所以我们就很爱阅读课外书,刚好我的那个班里有几个好同学就有组织“阅读会”的习惯。其中有一个同学,他是从印尼来的。他经常回返印尼带来一些同学们都非常喜爱的进步书刊,让同学们偷偷传阅分享。我们对那些介绍学生运动的书刊尤其喜爱,关于中国学生运动的书,我们看了好几本。其中一本的内容很震撼我们、很牵引我们,但是,书名、作者,我都忘记了。我只记得是五四运动那个时期的书(《人民之友》插话:你是指五四运动,还是某个学生运动?)林福坤:五四运动之后的学生运动。好像是在中国西南方的学生运动。我会再去找这本书,它给我的影响很大。

《人民之友》:好。如果你能够找到、告知我们。除了刚才你提到的来自印尼的班上同学,还有什么别人(比如其他同学、老师或朋友),对你的思想启蒙或思想提高,有过重大的影响作用?

林福坤:刚才我提到的这名同学,叫杨再禧,他是印尼华侨,来中正中学念书。他还没念完初中就被逮捕而后被驱逐回印尼去。最后得到的消息是,他是病死在印尼。当时在校受到同学的影响之外,也受到课堂上讲课老师的影响。有一名老师特别热爱中国的。他在课堂上没有先谈中国,是不会开始讲课的。这位影响我的老师是教华文的。他叫司徒鑑。在中正中学,他是很出名的进步老师。据我记忆,他在上世纪60年代,也被逮捕、监禁。他好像在南洋大学也有讲课。我就是受到这些(人)的影响。那时候中正中学的气氛就是很不一般。校长是庄竹林。我在中正中学读到高中一而已。我读高中一那年,18岁。刚好正是“国民服役”的适龄生,只读了三个月,就发生了“5•13事件”。我是因为领导同学在5月13日当天赴总督府请愿以及逃避在4月开始的服役登记而被殖民政府当局追捕,在1954年6月底学生斗争胜利结束,我就离开了中正中学。

《人民之友》:除了学校的影响以外,你的家庭方面对你有什么影响吗?我们是指家庭对你的政治启蒙方面的影响。

林福坤:家庭在这方面对我就没有什么影响。父母亲都是文盲,那时候我家里的两名哥哥是受英文教育的。大哥读到六号就辍学到巴刹帮父亲卖鱼。二哥就拼命读书,一直到读完医科做医生。在我看来,却是二哥自己深受“5•13事件”的启示和影响而毅然投入反殖民主运动的洪流中去。

《人民之友》:你是否能够具体说明,从你入读中正中学以后到 “5•13事件”发生,你如何积极参与学生活动,直到你成为带领同学在“5•13”当天赴总督府请愿的一个领袖人物的过程?

林福坤:记得我在中正中学念初中的三年里很喜欢搞班会。到1953年,就是全校初中三同学联合起来在年杪举办一个大聚会。因为念完初中三就是完成初中课程,意味着初中同学即将分别,我们就把这个大聚会称为“初中同学叙别会”。为了丰富叙别会的内容,同学们都很热火朝天地搞文艺演出节目。新加坡艺术研究会(简称艺研会),也就是在当年的这个演出之后成立的文化组织。那时候,中正中学那一届的初中三同学大约有300多人。全体同学大约有1,000多到2,000人。因为中正中学学生人数如此之多,搞这场叙别会的演出和筹备工作就是一项大规模的集体活动。我在中正中学搞了叙别会之后,没有参加当时的校外的文艺演出活动,而是继续在中正中学校内搞反对政府抽壮丁的活动。那个时候(也就是1953年底),同学们已经听闻英殖民政府准备颁布法令、强制实施征召青年受训当兵的消息。1954年的3月17日,报章就轰出了强制青年受训当兵的《国民服役法令》。所以我们就卷入这场“反对当帝国主义者炮灰”的斗争。这场斗争是在中正中学同学开始的。

《人民之友》:你谈到了,在这个初中三年的时间,在校内搞班会和叙别会,以及搞各种文艺活动 ; 搞完了叙别会和文艺演出之后,你没有参与艺术研究会的工作,而专注校内当时正在开展的反对英殖民政府强迫新加坡青年替它当炮灰的活动。但是,你还未说明你如何成为带领同学在“5•13”当天赴总督府请愿的一个领袖人物的过程?你是否可以举出一些事件或活动来说明这一个更深入的问题?

林福坤:我遗漏了以下事件,就是在1953年,陈六使倡议创办“南洋大学”,受到当时马来亚(包括新加坡)华人社会的热烈支持。在新加坡创办一所华文教育的高等学府是当时东南亚(华人俗称为南洋,主要是马来半岛、新加坡、砂拉越、沙巴地区以至印尼)华人社会的普遍愿望。当时,身为华校生的我们,深深为陈六使的召唤和华人社会的反应而感动,就把我们举办的叙别会定为”为南洋大学筹款”。我就是在中正中学那个初中三班的叙别会的会上提出要为南洋大学筹款的提议人。所以我们在光华学校演出两场。

我在这之前的谈话提到的司徒鑑老师,他很关心当时马来亚(包括新加坡)民族教育的生存和发展。所以对陈六使当年倡议创办南大的号召,他很热心响应。当时我跟司徒监老师有特别的关系。我跟他很亲近,因为他很支持我搞助学会(我从初中一启蒙以后,就在初中二、初中三搞助学会),他可以说是对我的政治思想的提高发挥很大影响的关键人物,他可以是指引我从关心同学学习生活走向关注社会政治问题的一个关键人物。

当时的“学生助学会”(我们习惯上简称“助学会”)是学生自己出钱出力帮助同学的,是没有社会人士给以资助的。因此,搞助学会,就得访问那些穷苦同学的家庭、调查他们的家庭经济情况。我们经常骑着脚车,穿梭于大街小巷或穷乡僻壤。我耳闻目睹贫穷家庭出身的同学的困境,很同情他们,很想为他们提供一点帮助。我们大约有6、7位比较活跃的助学会成员。我记得有一位助学会的学长,叫潘明智,后来他有去念南大,也很出名的。他南大毕业之后好像在教书。这个人年龄比我大。因为,我始终觉得当时的助学会运动给我帮助很大。它给我有机会深入社会生活、认识社会的不公,尤其是我在搞助学运动的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锻炼。

《人民之友》插话:在助学会的工作上,有什么给你留下很深刻影响、让你不能忘怀的事吗?如果你能想起,你可以在事后补充,我们把它记录下来,增加这次访谈的内容。好!你继续谈,你如何成为带领同学在“5•13”当天赴总督府请愿的一个领袖人物?

林福坤:因为那个时候我很爱活动,比如助学啦、然后又搞为南大演出啦、这些都是需要广泛动员同学、发挥集体力量,才能顺利进行、有效完成的艰巨工作。1952年,我在中正中学助学会起初是担任宣传主任,就是负责撰写板报和出版《助学园地》。《助学园地》这是我们的不固定期刊物,由我负责收稿和编辑。到了1953年,就被选为中正中学助学会主席。我想就是因为我在这些活动中的积极表现和服务精神,赢得了同学们的高度信任,才被学生选为“5•13”赴总督府请愿的代表团成员,并被这个代表团委托为发言人。在《国民服役法令》颁布之前和之后,我们这些适龄的同学都很恐慌。我记得在中正这些适龄的学生有大约100多人左右,大部分是在高中一,有三几个是在初中三的,高中二、高中三的也有,只是他们(高中二、高中三的)大部分已经超龄了。因为政府所要征召的适龄生只是在18、19和20岁而已。1954年我是在高中一。当时,有些同学已经回中国了,有些同学正在筹备要回中国,但是有些同学(包括我本身)决定留下来,继续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人民之友》插话:我们想要知道,他们那个时候想要离开中国是因为他们热爱社会主义中国呢?还是他们想逃避“当兵服役”?】林福坤:有的是为了社会主义理想,有的是为了逃避“当兵服役”。《人民之友》:主要是那一个呢?林福坤:主要是逃避“当兵服役”——许多同学认为这也是一条出路啊。

《人民之友》:你之所以成为带领同学在“5•13”当天赴总督府请愿的一个领袖人物,除了因为同学们拥护你以外,是否是因为你当时参加过什么政治组织?你是否有什么政治背景?

林福坤:那时候,新加坡还是英国殖民政府统治下,有一个全名称为“星洲人民抗英同盟会”的存在,在学校范围内,则称为“星洲学生抗英同盟会”。我们习惯地在口头上称它为“抗英同盟”或简称“抗盟”。据我所知,抗英同盟可以说是由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以青年学生为成员的外围组织,其政治任务是反抗英殖民统治、建立马来亚(包括新加坡)人民独立自主的国家。我是在初中二(大约18岁)的时候就参加抗英同盟。到了1954年我已经有大约3年的组织年龄了。其实,那时候华文中学就是抗英同盟活跃的天地。抗英同盟盟员是普遍存在于各个班级里的。你看到校内班上那些积极分子,不必问就知道他是抗英同盟盟员。那时候的情况就是这样。我要指出的是,抗英同盟不是马共,两者之间是不能画上等号的。从过去的英殖民政府到今天的新加坡统治集团,都刻意把抗英同盟跟马共划上等号,并借此混淆或歪曲新马人民反殖斗争的历史事实,是有着他们的政治目的。


右上图为林福坤留存的其亲密战友林金泉在1997年到中国潮州旅游时拍摄的照片剪影。林金泉与林福坤同是1935年出生。两人在中学时期就一起搞抗英同盟活动,“5•13事件”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也一起转入马共地下活动。1962年,林金泉与苏世华结婚(婚后才赴印尼),育有2女1男。林金泉在上世纪80年代初,转到泰马边境参加森林游击战争,直到1989年12月战争结束。大约从2012年起患帕金森病(Parkingson's disease),身体衰弱,但思维清晰。现居曼谷。《巨浪》是林金泉所撰写的以“5•13学生运动”为题材的长篇小说。

《人民之友》:你是怎样参加抗英同盟的?是否是他们来接触你?还是通过别的什么方式(比如由朋友或同学推荐)?

林福坤:抗英同盟吸收或发展其成员的方式是这样的:比如我现在认识你,觉得你很热心,我就设法给你书看,进而跟你谈论各种问题,以提高你的思想认识和政治觉悟,等到你入盟的条件成熟之后就跟你提出以及介绍这个组织要你加入。

《人民之友》:那你是由谁接触你的呢?是学校范围内的学生吗?

林福坤:这个接触我的人不是中正的学生,而是华中的学生。他叫孙春生。他是我的表哥(我妈妈的兄弟的孩子)。他后来被逮捕、被驱逐到中国,然后病死在中国。

《人民之友》:对你个人的情况,你已经作了很好的说明。我们还有两点疑问:(1)你本来就是带领同学在“5•13”当天赴总督府请愿的一个领袖人物,为什么在“5•22”宣布成立的“55人全新华文中学生请求学生免役代表团”的名单上,却看不到你的名字。那个时候你已被追捕,是吗?你就此隐蔽起来,进行地下活动,是吗?(2)你在说明你的家庭背景时,你略微提到你的二哥林福寿,你在叙述你的经历的转折点上,还没有提到你的二哥林福寿对你有什么影响,或者反过来,是你对他有些什么影响,是吗?

林福坤:是的。“5•13事件”发生后,政治部警探来到我的家里搜查。我知道这种情况发生之后,就不敢回家了。因此,我每次想要回家,一定要先到阿峇街一个叔叔的家打听情况。他只是说:哦!不好回,不好回。

右图为林福坤父母亲在上世纪50-60年代租来供一家人居住的老屋。现已翻新作为经营印度古董的商店。此屋位于竹脚巴杀旧址(已拆除)旁边,叫俭吗巷(Campbell Lane)门牌18号,现今改为70号。站立在屋前者是林福坤,摄于2014年11月间。

此老屋具有反殖斗争的历史意义。因它在50年代为林福坤和林福寿用作他们进行反殖活动的一个基地——林福坤经常与“李欣”、抗盟盟友、中正同学在屋里密谈;林福寿于1953年底至1954年初期间,经常与社会主义俱乐部伙伴在屋里讨论《华惹》出版事宜。


《人民之友》:你的同志林金泉(贺巾)在他的著作《巨浪》里,着重描写了你跟你的二哥林福寿的故事,但是,它毕竟只是小说。我们不能把小说当成历史。现在,希望你谈谈你和林福寿的情况,让有心之士对你和林福寿的历史事实了解多一点。

林福坤:起初,在我念初中一、初中二的时候,我的二哥是很反对我搞这些学生活动的。他认为,我是应该把时间和精力用在课业上。我爸爸看到我和几个同学经常在家里开会,而且偷偷摸摸地进行,就觉得我们有书不读,整天去搞那些给自己和家人带来危险和麻烦的活动,心里总是不安、埋怨。到1954年我在搞“5•13”学运的初期,我的二哥才转变来接近我。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以及我被追捕的情况下,我们的确只能进行“地下活动”的。那个时候我们的领导,就是《巨浪》里面的李欣。这个李欣的真实姓名是什么我就不懂。我们当时都叫他“R”,或者叫老李。虽然我们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但是,后来我在1959年看到一名马共党员吴宗保被捕的报道。我从报章报道的内容看,我很有理由相信“R”就是吴宗保。他和他的同伙原来属于在马来(亚)半岛的活动的武装的工保小组成员,从柔佛州逃到新加坡来之后被捕。这个小组成员被捕之后或投降或变节或原形毕露,都转变为政治部“特务”,专门对付被逮捕扣留的马共党员、亲共人士或民主人士。

《人民之友》插话:好的。请你现在谈谈你和你的二哥林福寿的一些情况。

林福坤:在1952年,福寿刚刚进入马大念医科。当年福寿22岁,我18岁,比福寿小4岁,在中正念初中二。福寿开始的时候不同意我搞这些活动,他认为我这样搞会影响学业、影响人生。到了1954年“5•13事件”发生之后,我们华校中学生所开展的反对英殖民政府强迫学生当炮灰的请愿斗争以及其后为维护学生权益而展开的相关活动得到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的关怀和支持。当年福寿也是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的成员,而且是该俱乐部的机关报《华惹》(Fajar)的编委。他和该俱乐部成员莅临现场观察过我们同学先后两次集中在学校校园(也就是“5•22中正总校大集中”和“6•2华中大集中”)提出诉求的行动处理得井井有序。他们都认同我们所开展的是正当的、正义的斗争。福寿在他的演讲里面也提到他对“5•13事件”的评价。实际上,不是我的二哥影响我,而是我们的学生运动影响了他。大家都知道,新加坡在英殖民统治下培育出来的受英文教育者,普遍上是只顾个人利益、不会关心社会,有机会接受英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更是如此。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成员却是例外的,他们关心社会问题、关心国家前途。但是,福寿并没有给我很大的政治的影响或思想的启发。

《人民之友》:用一句话来概括你的最后一段话语,就是:你本身的社会实践在政治上或思想上对你的影响,多过于福寿给你的影响。可以这样讲吗?

林福坤:应该是。因为我感觉我的二哥的转变是在“5•13事件”发生之后。福寿此后在自己的社会实践中也有了很好的锻炼,在政治思想上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并跟林清祥等人坚持反殖民主义、反霸权统治的政治立场,跟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统治集团划清界限、顽强斗争,直到他离开人世为止。我个人认为,他已为受英文教育者在新马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和争取国家独立的斗争中,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


林福寿(1931–2012)是一个诚恳低调、默默为人民服务的好医生、好领袖。他在1963年的“冷藏行动”下被逮捕、无审讯扣留、监禁了20年之久。1982年9月才获得释放,关押时间之长,仅次于被关押了32年的谢太宝。他在反对霸权统治斗争所表现的坚定不移立场和决不妥协精神,给了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统治集团的镇压和招安手段以沉痛的打击,给为民主人权而奋斗的人留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


《人民之友》:你的二哥林福寿,有参加人民行动党吗?

林福坤:有。1954年,人民行动党成立的时候,他也是发起人之一。他是跟杜进才等人一起的。但是到了1961年,因李光耀彻底出卖人民利益、背叛反殖立场,他和林清祥等人一起脱离人民行动党、组织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简称社阵)。

《人民之友》:请问林福坤,你有参加人民行动党或社会主义阵线吗?

林福坤:社会主义阵线是在我转入地下活动长达7年之后,也就是在1961年才成立的。即使我想要,也没有机会参加这个政党。至于人民行动党,我是早在它成立的时候就参加它的花拉公园支部。我那个时候虽然已经转入地下隐蔽起来,但是又想转回公开活动。那是因为我是在“5•13事件”发生之后被追捕而没有回家,就去参加靠近竹脚的人民行动党花拉公园支部。我是以真实姓名去参加人民行动党的。我觉得那个时候参加这个政党活动是很重要的。我跟杜进才、蒂凡那(Devan Niar)、曾超卓都很熟嘛。1955年自治大选,蒂凡那(《人民之友》注:资料显示,当时他是抗英同盟的领袖人物)是人民行动党派到花拉公园选区竞选的候选人,我支持他出来竞选。当时在人民行动党花拉公园支部,主席是杜进才,副主席是我(林福坤),秘书是曾超卓。(《人民之友》插话:你的行动是否可以说明抗英同盟原本想要公开活动,被镇压迫害才会转入地下隐蔽。请问林福坤,你参加人民行动党,是组织上的安排,还是你自己的决定?)林福坤:我参加人民行动党是我自己的决定,那个时候都没有领导。我在人民行动党花拉公园支部活动了几个月之后,政治部“特务”就追到支部去。幸亏我先走一步,不然就落在他们的手里。

~第一部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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