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禁止上映《星国恋》
已经说明一切
作者 / 来源：阿泼 /《公视新闻网》（台湾）
这些加入马共的新加坡流亡者从未想过自己能够走出丛林，但即使走出丛林，仍有家归不得：“新加坡政府说，我们回乡必须完成许多条件，其中之一是放弃共产主义，另外则是和昔日伙伴断绝关系。”
（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提供）
2006年，我观赏了跨界基金会举办的“在左边亚洲影展”，一连看了好几部却仍懵懵懂懂，脉络始终不清，但那些黑白影像深深震撼了我。这个影展放映的纪录片以东南亚国家为背景，诉说殖民至冷战时期，劳工或少数族群经验的不公与镇压的故事。但那时，我对此一无所知。
即使是今日，各类社运主题相关影片或影展打开了观众的视野，让一些左翼议题和讨论进入新世代的认知中，但冷战期间的历史与国际观点却鲜少被看见。我们或可知道台湾“白色恐怖”之于集权政府的苦难悲凄，但极少有人去探问“白色恐怖”背后的思想斗争与受难者的坚持，于是，许多论述便被简化成情绪，却不见个人的生命故事和挣扎。
若非蓝博洲等几位文化工作者的努力，这类作品在台湾的出版与播映机会实为稀微。摆置在号称自由民主台湾的这个时空，这情况似乎有些讽刺。
在东南亚亦同，甚至更糟。
例如，在台湾已可公开讨论二二八，但马来西亚仍将五一三视为禁区，官方不调查，民间不敢谈。在冷战时期压制共产党、左翼份子、工运学运领袖等历史也少见。即便如此，也有若干文艺作品招揭那些过往，留待后人讨论。
新加坡导演陈彬彬的作品《星国恋》（To Singapore, with Love）便是一例。这部纪录片透过访谈一群迫于政治压力、流亡海外的左倾社运者、学运领袖、共产党员，描摹1960到1970的政治氛围。
在异乡约莫半世纪，他们有的已取得国外护照，有的只拿许可证，在身份上都不是新加坡人，却还是思念着故乡，希望自由民主在这块土地上实践。透过他们的故事，便可了解那个时代对左翼的仇视与排挤，甚至不经合法程序拘留、禁锢他们数十年的不公不义。
他们控诉着新加坡的不民主、不自由，而新加坡政府也以同等姿态对付这部纪录片─以“有害国家安全”为由，禁止这部纪录片在新加坡上映。一如过往影片中角色所遭受的指控。
以国家安全之名
国家安全，是那个时代至高无上的理由，以国家安全之名，可进行非法扣留与囚禁，台湾如此，东南亚亦然。
1960年，马来西亚通过《国内安全法》（Internal Security Act， ISA），10年后，隔壁的新加坡设立了内部安全局（ISD）。这个单位是负责新加坡国内情报的安全机构，有未经审判扣留个人的权力，“其宗旨是预防和解决国家安全威胁，包括国际恐怖主义，外国颠覆和间谍活动。监视和解决共产主义潜在威胁，防止可能影响公共秩序的紧张局势，监测，逮捕恐怖和激进分子或保护新加坡的国家安全。”
因此，东南亚，特别是马来半岛，便各自在内部安全法令与组织下，清扫左翼份子。但所谓的“有害国家安全”不过是各个政权的自由心证。
 |
| 上图所示：每当母亲生日，何元泰就到马來西亞新山望著对岸的新加坡，等著母亲和他相會。（TIDF提供） |
不过因为主张语言教育，就被质疑通缉，便表明了当时政权不问是非、任意问罪的情况。
另一位人物、新加坡医师洪瑞钗说得直接：“家人若得罪政府，就拿不到资格证，如此一来就进不了大学，若涉入政治，就会失去许多机会。”他的丈夫邱甲祥因为担任工运组织者陈华彪的辩护律师，也被追究、缉捕。 1976和1977年这两年，新加坡政府大力扫荡共产主义，被怀疑者大量被拘捕，而邱甲祥不愿被关押就逃离新加坡。一年后，妻子洪瑞钗也跟着逃。
 |
| 在陈彬彬镜头下，陈华彪不时喃喃自语：“真不懂为何新加坡人都不读这些书。”他也收集李光耀著作，为的是研究。 |
| ——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提供 |
在学生时期加入学生会、声援劳工的陈华彪，是新加坡有名的左翼份子。在被关押一年后，也逃到英国。他说，即便自己学法律，是个菁英，却对内部安全法令、未审讯扣留种种感到疑惑不清：“没有人提过那是什么。”但这无所知的规定却将陈华彪等人逐出国外，至今未能回家。
不仅新加坡如此。 2005年完成的纪录片《浪漫情怀》（Romantik ISA）亦是探讨马来西亚国家安全法的作品，影片中提到，自1960年，大马政府为了围堵共产党而订定国家安全法，但通过以来，有上万人遭到拘留，没有人清楚那是什么，就无缘无故被关了许多年。这个法案让政府可以拘捕他们“认为”的疑犯，不须经过司法程序，就可拘留两年，或是无限期延长，明显是个侵犯人权的法令。即便是共产势力消失后，ISA还是一再被用来对付政治异己人士，例如，不受政府控制的媒体。
因此，陈华彪虽在国外事业有成，仍关注着新加坡新闻：“我希望新加坡能民主自由，因此，对我来说，问题都还没有解决。”
无家可归的难民
在国内的政治意识是一回事，但长期流亡国外又是另外一种。
六四20周年时，若干出版品与影片出炉，其主题大多扣准流亡民运人士归乡心情。 20年，足以让一个婴儿成年，也让一个青年变老，不再年轻的人们思乡念头格外浓烈。 《星国恋》中的流亡者们亦然。
陈华彪一直保留着他拎去英国的两只皮箱，决定若有机会回新加坡，也要带着这两个旧皮箱回去，因为这是源头，也是过程，“结局如何并不晓得。”1976年逃到英国的他，直言在哪儿生活都一样，都必须不停奋战，真正的挑战与谋生无关，而是“何时”及“如何”回到新加坡。
他的书架上有许多左翼书籍。在陈彬彬镜头下，他不时喃喃自语：“真不懂为何新加坡人都不读这些书。”他也收集李光耀著作，为的是研究。
李光耀也特别注意他。在其自传内，李光耀称陈华彪这群接受英文教育的“亲共学生激进份子”受到国家特别注意，即便陈华彪已逃到英国，但内部安全局在1987年对这些疑似共产主义者发出拘捕令，警告陈华彪。许多认识陈华彪与不认识陈华彪的知识份子则被捕入狱。同年，陈华彪被褫夺公权，失去新加坡公民身分。
“新加坡媒体从不引用我的任何话。”陈华彪抱怨，在这国家他没有任何解释的机会。
直到今日都希望能让新加坡民主化的陈华彪，并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除了尽自己所能关注新加坡以外，也就只有不停演说。但即使如此，新加坡仍视之为眼中钉。
但当年为陈华彪辩护的邱甲祥遗孀洪瑞钗却没有这番野心。她对于离乡成为难民，曾非常无法接受，也不谅解。新加坡政府官员对她说，“你在新加坡是一级公务员，什么都有，逃到英国去，你什么都不是，就是个难民。”她当时不懂，直到流落异乡才知那滋味。
洪瑞钗学医本为医治新加坡人，到英国后，只能为外国人开刀，无限感慨。丈夫却四处交友，仿佛一切都无所谓，直到她发现丈夫写给母亲的信上写着：“有钱不代表什么，重要的是灵魂。我什么都没有了，但我仍保有灵魂。”而丈夫的母亲则回电：“你不准回来，不可以接受审讯，要是你害朋友入狱，我不会原谅你。”他们母子之间已互相谅解，洪瑞钗才释怀，接受了人并没有不同，人与人该是平等的。
更重要的是，她在巴勒斯坦人的处境中，明了了难民是怎么一回事，也从帮助他们之中找到答案和自我。她说：每个巴勒斯坦人都是流亡者，无法返乡，总想着孩子在长大，死了该埋在哪里？
看着他们，洪瑞钗不由得想到自己，于是，她积极参与巴勒斯坦医疗援助组织，帮助和自己同处境的族群。
但对何元泰来说，事情就没那么简单。他未归化为英国籍，而且大儿子一出生便渴望孩子能拿到新加坡护照，成为新加坡公民，“我希望他是新加坡公民，更重要的是，日后加入武装部队。”何元泰认为，若新加坡要成为一个强盛国家，必须要有保护自己的能力。无奈，新加坡政府规定，父亲必须拥有新加坡护照或合法出入境证明，新生儿才有获得新加坡借资格，但何元泰的孩子不符合规定。对此，他十分失望和沮丧。
《星国恋》中，尽是这类的爱国与思乡之情，看着这些人物对国家的热情与爱，不免也让观众好奇：他们究竟犯了什么错？究竟是什么了不起的罪过，让他们终身不能踏入自己心爱的国土？他们也自问：“我们究竟做错了什么？”
斗争并未结束
《星国恋》中的主叙事者，多是1970年代出走的左翼领袖，但影片中也不时穿插逃到泰国的左派份子的访谈。他们大多于1963年冷藏行动或两次大规模拘捕中逃跑。那一年，共有一百多人被捕入狱。
有些逃亡者加入了马共，与马共一起在泰马边境中生活。他们称自己加入马共是被逼的，“因为流亡的身分，只有马共接受我们。”
这些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的共产党，在殖民时代就为“解殖”（《人民之友》编者注：在新马地区的惯用语是“反殖”，而非“解殖”）和“独立”奋战，但国家独立后，国家却反过来仇视他们，不给他们应有地位和尊严，以至于他们得不停战斗。
1989年12月2日，马共在泰国政府见证下，与马哈迪领导下的马来西亚政府签署《合艾和平协议》，马共因此放下武器宣布解散，正式结束长达41年的武装斗争。这些加入马共的新加坡流亡者从未想过自己能够走出丛林。但即使走出丛林，仍有家归不得：“新加坡政府说，我们回乡必须完成许多条件，其中之一是放弃共产主义，另外则是和昔日伙伴断绝关系。”其中一个受访者坦言他做不到，因为，“人怎么可以放弃信仰？”
对于这些奋斗一生，甚至曾经入狱的左翼份子来说，有很多原则和信念是不可抛弃的。影片中被拘留17年的赛•扎哈利便说，他们持续斗争，就是要让这代年轻人知道这个社会仍然不自由，仍然是被有权势者压制住的，“今日的当权者是我们斗争时期权势者的延续。”他强调：“斗争仍然继续。”
洪瑞钗也说，他们虽然付出不少代价，可是，至少他们这代尝试过了，已经尽力了。
但这些尝试的结果呢？或许就如陈华彪说的：“结局还不知道怎么样。”
然而，《星国恋》被新加坡当局禁止上映，已说明一切。
0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