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CN>(7 月刊) 专文分析 :
港府处理"修例事件"6个失误
作者/来源：应濯 /《多维新闻》（中国香港）
导语：7月9日，香港特首林郑召开记者会，直言今次修例 “完全失败”，表明条例已“寿终正寝”。鉴于香港近来围绕修例掀起的巨大社会震荡，以及此前林郑已经停止修例工作，她这番表述可谓意料之中。只是，不得不反思的是，本具有正当性和必要性的修例，为何会“完全失败”？
本文转自《多维CN》047期（2019年7月刊），原标题是：《打烂一手牌 港府错在哪里》。全文如下：
近一段时间来，在香港社会掀起轩然大波、造成大规模游行示威甚至激烈冲突，引起台湾、美国和欧盟（EU）国家密切关注和频繁介入的修订《逃犯条例》一事，已经由特首林郑月娥和港府决定停止修例并向市民致歉，情势逐渐有所缓和。
纵观事情的全过程，不得不说，修例这手牌真是被打得稀烂。就像北京各部门、港府和一些专家学者所反复解释的那样，修例本来是为了让那名在台湾杀害女友后潜逃回香港的凶手陈同佳得到应有惩处，“给死者父母交代”，以修补“香港在刑事互助方面的明显漏洞”，彰显司法公义。更进一步说，顾名思义，《逃犯条例》的对象是“逃犯”，对绝大多数港人并无影响，可遗憾的是，由于林郑和港府的失误，让本具有正当性和必要性的修法行为，无端造成大量港人焦虑不安，最终怨气上升为怒气，激起巨大的社会分裂和震荡，重创港府的管治权威，损害香港的国际形象。而梳理港府提出修例以来的种种表现，可以发现，港府至少存在以下6个失误。
 |
| 林郑为修例事件向香港市民道歉。（AP） |
其一：缺乏政治敏感性，低估港人的疑虑和怨气
6月17日，也就是“6·16”反修例大游行的第二天，被外界视为林郑心腹的行政会议召集人陈智思在接受港台节目《千禧年代》电话采访时表示，今次修例是完全失败，是错判形势。他又承认，“政府部署失策，令这么多市民不满，是出乎意料。”无独有偶，6月16日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接受有线电视电话采访，透露林郑早于6月9日游行前已有歉意，如果有“时光机”，她绝不会推动修例。再结合林郑和港府应对反修例风波过程中的操之过急、进退失据，不难推测当初港府提出修例时，肯定未能料到事态的复杂性和冲突性，忽略香港社会多年来积累的对港府和内地司法体系的不信任和对经济民生等深层次问题的不满。
今次林郑决定暂缓修例时，提到由于“工作不足和种种原因，令这两年来相对平静的香港社会再次出现好大的矛盾和纷争”，此处的“两年来相对平静的香港社会”，并不尽然。从表象上来看，经历2014年“占中”、2016年旺角骚乱和立法会宣誓风波后，2017年林郑上任以来，香港社会确实一度复归平静。但表象平静下，问题其实并未解决，港人的焦虑、愤懑和不满情绪不断发酵和积累。
以为几年前发生的社会冲突已经平息，这种错误判断本身就已注定会让冲突死灰复燃。一方面反映港府对冲突缺乏认识和反思，另一方面根本没有意识到社会怨气还一直在积累，甚至不知道这种怨气并非全来自政治和经济领域，而是社会不公和某一群人一直被社会遗忘。他们的沮丧和无奈，假以时日，又如何不变成怨气，不转化为怒气？最可悲的是，当这种怒气爆发时，精英们还自认做了不少工作，但依然难以获得许多港人尤其是年轻世代的认同，这就是根本没有搞清楚问题的本质。
港府忽略了香港社会普遍存在对内地司法体系乃至整个治理体系的不信任，许多港人存在恐中、疑中心理。从“反送中”这一民粹口号就可看到社会对内地的误解和偏见，这里既有历史原因，亦有严重的有意误导，令部分示威者将抗争视为要求撤回条例的唯一手段，看不到条例本身的法理基础。“反送中”就已经几乎掏空了条例的所有细节内容和法理认识，更勾起港人对内地的不信任和恐惧情绪。这也让“反送中”成为最大政治正确，火苗沿着引线燃烧，点燃整个香港的怨气。
 |
| 反修例运动是香港回归中国以来最大规模社会运动。（香港01） |
更需要注意的是，较年轻群体是这场冲突的主体。林郑上任后，房价仍不断上涨，各种楼价指数一再破顶，出租公屋的轮候年期屡屡创下历史新高，居于不适切居所者不计其数。青年人安居无望，薪金也鲜见增长。回归二十周年之际，有学者曾整理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数据，发现自1997年至2015年，大学毕业生收入平均数从14，250港元增加至18，583港元，如果扣除通胀，增幅只有7.5%。2019年以来，港府收紧长者综援门槛，在财政预算案里压缩本就捉襟见肘的民生开支，更是加剧普通港人的不满，让他们变得越来越激进……这些也只不过社会问题之一，却是盘根错节、不断积累，使社会危如随时引燃的火药库。可以肯定，就算政府这次撤回《逃犯条例》修订，如果这些问题未能解决，社会冲突只会在另一次偶然情况下爆发。但是，港府对此有所认识吗？显然，港府在提出修例时，忽略了这些。
其二：低估非建制派操作议题的能力
实事求是地讲，港府实在没有低估非建制派的理由。毕竟，港府和非建制派的不睦由来已久，双方在香港回归中国的二十二年里，经常意见相左、争论不休。在香港立法会内，非建制派经常上演拉布战术，甚至利用立法会的“关键少数”地位，竭尽全力阻碍和否决政府提出的议案。不仅如此，作为非建制派主要构成的泛民阵营，还拥有香港社会大约六成民意，能较大影响公共政治的发展。对于这样一个与自己存在嫌隙、矛盾并具有相当厚实社会基础的政治力量，港府实在不应该犯下轻视的错误。
遗憾的是，港府在推动修例时未能认识到这点。究其原因，除了林郑和港府的傲慢、得理不饶人之外，很大程度上是港府对过去两年非建制派的能量消长产生严重误判。
不可否认，过去两年，曾经能量比较大的非建制派确实陷入严峻困境，影响力明显下降。这既是因为经历过“占中”、旺角骚乱等几次政治动荡、经年累月的争拗和内耗，当初被非建制派成功鼓动情绪的普通市民，日益发现激烈抗争非但无助于解决问题，反而只会自我消耗，徒增烦恼，于是开始厌倦折腾，希望社会恢复平静，回归经济民生，年轻人支持港独的比例出现大幅下降，支持温和派的人越来越多。同时还因为前几年非建制派的声势一度盛极而衰，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占中”后激进本土和港独思潮顺势产生，快速蔓延，直至闯入2016年立法会，结果因为闹出辱华和港独的立法会宣誓风波，引发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释法，造成六位非建制派当选议员陆续被褫夺资格，建制派得以全面控制立法会主导权。正是在此背景下，再加上北京治港愈来愈重视“一国”底线，以及一批占中、旺乱头面人物被判违法，罪成入狱，使得非建制派遭受重创，前景不明。
而港府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看到这点，以为在建制派占据绝对多数的情况下“数够票”就能通过修例，所以一直未对非建制派的阻挠、抗议、游行引起重视，忽略了非建制派仍然对香港社会具有较大影响力，并具有丰富的组织社会运动经验，也未充分预料到非建制派会为2019年底区议会选举、2020年立法会选举进行政治动员的考量。结果，利用港人对修例的焦虑不安，沉寂许久的非建制派终于找到极好的政治议题，并不断发挥，掀起一场超过非建制派自己预期规模的反修例运动。
只是，对于港府来说，固然因为犯下了轻视错误，才给了非建制派一个机会，但这样的大规模运动，尤其是过程中发生的激进冲突和暴力行为，对于香港真的是好事吗？被约6成港人寄予希望、本身是“一国两制”维护者的泛民，尤其应该要反思，表达不同意见是应该的，但要警惕走向激进，避免被民粹主义裹挟而失去理性。毕竟，任性容易弄巧成拙，激进暴力除了让少数激进分子痛快一阵外，百害而无一利。
其三：低估台湾和西方的反应
过去20多年，台湾和美国、欧盟等外部力量，很少有像今次修例这样，频繁发声和介入。对于台湾而言，介入修例，除了因为港台之间的特殊关系，彼此互相关心之外，还因为眼下恰逢台湾总统初选，为了选举获胜，蓝绿政党大打“香港牌”，以制造民主与专制对立、反中和反“一国两制”情绪。美国则将香港放入美中贸易战的算盘，将之作为与中国博弈的一个工具，所以连历来对自由民主人权不感冒的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竟然罕见地频繁介入。对于欧盟国家来说，香港是以自由主义为核心价值的西方文明的一面旗帜，今次修例冲突正是他们眼里的中西文明碰撞。
正因这样，当港府于2月13日公布修例建议后，虽然同日台湾法务部官员回应时还是“乐见其成”，认为香港保安局修例提议“值得肯定”，但很快在民进党为了选举而操弄反中情绪的背景下迅速改口反对。2月21日台湾陆委会表示，不同意香港政府以“一个中国”为前提修改引渡法例，以此与台方交涉。随后，香港铜锣湾书店原店长林荣基获批台湾临时签证，参加台湾的反修例活动。至6月9日香港爆发反修例大游行后，台湾社会关注度迅速增加，有绿营人士喊出“票投国民党、台湾变香港”的口号，蔡英文、赖清德等一众民进党重要人物纷纷表态声援香港反修例，反对“一国两制”。在此舆论氛围下，朱立伦、韩国瑜也不甘落后，相继表态拒绝“一国两制”，郭台铭更是说出“香港的‘一国两制’是失败的”。
在国际上，4月5日英国议会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发表报告，指出修例会削弱香港的自治权。5月24日欧盟驻香港办公室向港府发出外交照会，重申对修例的关注。这是香港回归中国以来，欧盟首次向港府发出外交照会。而美国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通过介入反修例、打“香港牌”的意图更是再明显不过，不仅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C）发表报告，批评修例建议将侵蚀香港的高度自治，损害美国商人在港利益，可能违反《美国—香港政策法》多项条款，而且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众议院议长佩洛西（Nancy Pelosi）、USCC主席与副主席分别会见香港泛民代表，发声支持和推动香港反修例。
可是，面对台湾和美国、欧盟国家的密集发声和介入，港府起初并未真正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林郑一度表示欧盟代表未有表达出实际担忧，估计对方只是宣示立场。政务司长张建宗亦认为，外国机构的忧虑，是因对香港的认知不足及有一定的误解。结果，港府低估了台湾和西方国家的反应，应对失当，造成香港修例在海外产生非常负面的观感，甚至如前特首梁振英所说“重创香港在国外的声誉”。
其四：特首和港府的傲慢
2018年底林郑进京述职时，习近平给予她“志不求易、事不避难”的评价。在本次林郑宣布暂缓修例后，香港中联办负责人第一时间回应，亦称赞“林郑月娥行政长官上任两年来，始终秉持‘志不求易、事不避难’的原则”。鉴于林郑长期以来予外界的“好打得”、强势施政作风的形象，这样的评价亦算北京肯定她的工作态度。只是，“志不求易、事不避难”固然是当下香港解决深层次结构性问题最需要的素养，但倘若得理不饶人，未能把握好社会脉搏，也可能适得其反。
 |
| 反对修例的背后，反映了许多港人的焦虑。（AFP） |
今次修例即是如此。林郑自恃修例具有司法正当性，未能放下身段，进行充分的社会咨询。香港反修例，起初并未得到太多人响应，后来才逐步演变为大规模的街头抗议，这其中一个不可回避的原因，正是林郑的傲慢。6月9日发生的大游行，民阵声称有103万人参与，警方则称高峰期有24万人参与，这是香港2003年反第23条立法以来罕见的游行规模。面对如此汹涌的民意，港府发言人当晚态度竟然是“意见接受，态度照旧”，在新闻稿中寸步不让，宣布如期在12日进行二读辩论，结果令市民哗然，造成6月12日许多港人发起包围立法会行动，一度发生暴力冲突。
不仅如此，由于放不下尊严，林郑还错估或轻视民情，慢公众一拍。6月15日她决定暂缓修例，本来的确是释放善意，却又拒绝向市民道歉，在对待传媒提问时，还出现严厉斥问某记者“喝极你都要问三条”的争议。而在6月16日反修例人数再创纪录时，她又只是通过书面新闻稿向市民“致歉”，令不少人不埋单。
《香港01》对此评论指出：“这背后潜藏的是一种‘有权用到尽’的心态，只要政府有权这样做，它就不用忌惮社会民意。但这种管治手法有如政治赌博，赌的是反对者不会将抗议行动升级，不会与政府全面闹翻。”诚如斯言，林郑和港府这种自恃有理的傲慢心态，正是造成修例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当年梁振英正是过于强硬和斗争性，导致民怨四起，在他之后接任特首的林郑，因为女性身份，本被一些港人期待能够吸取教训、柔性治港，结果没料到今次还是重蹈覆辙。
其五：偏袒商界
长期以来，港府经常被外界批评偏袒以商界为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团，“港人治港”沦为“官商共治”。在本次修例过程中，港府对商界的偏袒表现得尤其明显。
由于修例的复杂性和冲突性，香港社会普遍存在疑虑。可同样是疑虑，港府更多只关心商界。3月26日，港府首次修改修例草案，剔除9项涵盖破产、公司、证券、知识产权、环境污染、货物进出口、计算机、关税、虚假商品说明等移交罪行。此举虽然获得商界的积极反馈，表态支持修例，却引起社会大范围不满。泛民议员毛孟静称，“为何可以只是因为你想安抚某个社团，就如此区别对待法律呢？”
港府偏袒商界，戳中一些港人的痛点。早在港英殖民时期，香港商界就借由自由主义经济体系的局限性，拥有超然地位，垄断香港大多数经济发展红利，并每每能影响到政府决策和公共议题。香港回归前后，出于维护“一国两制”和保障香港平稳回归的考虑，商界的既得利益被保留，并占据大部分北京惠港红利，导致香港贫富分化继续加重，基尼系数已经连续恶化四十多年，成为发达经济体中贫富悬殊最严重地区。
可是面对商界的既得利益，以及由此造成的经济民生问题，港府历来非但不去解决，反而一再偏袒商界。近年来香港社会为解决水深火热的土地和住屋难题进行土地大辩论，有许多声音主张港府全面收回粉岭高尔夫球场、大规模动用《收回土地条例》收回地产商手上的农地，以用于建屋。然而港府依旧以蜻蜓点水的方式应对社会沉疴，继续向商界妥协，只建议收回32公顷土地，其余140公顷却不考虑，实在与港人期望相距甚远。不仅如此，在每年度的财政预算案里，港府还总是明显地薄待中下阶层，厚待商界等既得利益群体。
港府一直很欠缺针对权力和市场关系扭曲等问题的反思和批判。其结果就是，市场化高歌猛进，所向披靡，经济不平等却空前加剧。这些真实问题往往被隐藏起来。当每次运动过去，不管政制形式如何变化，既得利益的核心群体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还有可能以新面目出现为保守势力提供合法性。在这样情况下，面对港人普遍持有疑虑的修例，港府对商界的偏袒，能不引发众怒吗？
其六：手法存在严重短板
港府推动修例时操之过急，既没有先易后难，譬如先通过一些争议性小的暴力罪行，也没有进行充分的社会咨询，以凝聚必要的精英和民意共识。应该看到，香港是一个认知高度多元化的自由社会，市民意见在政策制定、推行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这样的社会里，政府推动任何公共议题，都必须尽可能地寻找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重叠共识，弥合意见分歧。而修例恰恰又是一个颇具争议性、有较大可能刺激许多港人敏感神经的复杂议题，因此在推动过程中港府更要注意方法。
 |
| 针对本次修例过程中的失误，港府应该深刻反思，不断提升管治能力。（AP） |
显然，港府未能很好认识这点。2019年2月，港府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提交修订《逃犯条例》，起初共涉46项移交罪行，过于急于求成和毕其功于一役，并且只给20天的公众咨询时间。面对相关团体的不满，港府并未引起足够重视，及时去做好沟通解说工作。随后，由于商界施加的压力愈来愈大，港府选择性地从提议中取消了9项可移交的经济犯罪。
再之后，修例进入立法会，建制派和泛民围绕选出立法会法案委员会主席的程序争论不休甚至大打出手，一度酿成“双胞胎”闹剧。面对立法会内的冲突，港府依然未给予足够重视，也没进行有效地调停、平息或亮出解救动作，而是要求绕过法案委员会，直接将修例送上立法会大会讨论，造成大规模社会反对，反对的人越来越多。
6月9日发生大游行后，港府依然不肯让步，继续坚持6月12日进行二读，结果激起更大反弹，一度出现激进暴力行为。对此，当时警方用“暴动”来定性，严厉指责。后来虽然港府开始为“暴动”说法降温，回避使用“暴动”字眼，港澳办也用“反对修例的游行集会事件”来委婉否定和修正“暴动”定性，但还是一度激起港人很大不满。
与此同时，港府的文宣公关存在明显失误，正如林郑所承认的“解说沟通工作不足”，许多港人对修例产生误解。尽管修例草案起初存在一些问题，但后来经过修改完善之后，确实有效提升了人权保障力度，只涵盖可判处七年或以上监禁的最严重罪行，而且罪行必须是香港和提出请求的司法管辖区法例内都订明的罪行，并不涉及集会、新闻、言论、学术、出版等自由以及政治罪行，移交前有行政及司法系统的双重把关，也就是说，修例对遵守法律的港人来说，没有任何实质影响。可对于这些改变和保障，许多港人并不清楚，他们还是误以为《逃犯条例》是“送中条例”，是“把香港人送回中国”，担心一旦修例成功，将会摧毁香港的国际城巿地位及“一国两制”，所以不惜走上街头，参选反修例行动。这实在是对修例初衷和真实内容的极大误解，也暴露港府沟通解说工作存在严重不足。
香港政府必须痛定思痛、深刻反思
以上六点中，港人的怨气积累、非建制派操作议题能力、台湾和西方国家的反应，属于港府提出修例时就应未雨绸缪的内外因素，特首和港府的傲慢属于态度问题，偏袒商界和操作手法存在严重短板是手法问题。可惜，由于港府在这六点上的“错误加乘”，以至于导致修例从具有司法正当性和必要性的正常修法行为，逐渐被扭曲和恶化为激起街头抗议运动和大量港人反对的“送中条例”，直至失败。
截至目前，随着港府决定停止修例和致歉，紧张对立的局势有所缓和。但对于港府来说，千万不可有侥幸心理，错误以为已经远离政治危机。毕竟，港人的情绪和怨气依然存在，对于港府、中国内地司法体系、经济民生等深层次问题的不满和疑虑也未消除。当年“占中”后，港府正是错误以为社会已经平静，未去反思和解决“占中”背后的深层次问题，结果在修例过程中反受其害。如今，港府只有深刻吸取修例失败的教训，反思不足，实实在在提升管治能力，直面香港社会仍然存在的各种深层问题，才能避免重演类似反修例的危机。更重要的是，港府必须尝试为香港建立一种新认识，用冷静、诚实、包容的方式述说香港的结构性困局。#
0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