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int Statement by 42 NGOs:
Ensure Transparency on Land Use Classification &
Cease Destruction of Sungai Pulai Mangrove Forest!
25 February 2019
The satellite image...
Tuesday, 26 February 2019
Thursday, 21 February 2019
土团党指巫程豪言论如同叛徒,巫程豪称是行使国人民主权利
土团党指巫程豪言论如同叛徒,
巫程豪称是行使国人民主权利
来源：<当今大马>malaysiakini.com/news/464843
发表于 2019年2月20日下午2点43分 更新于同日下午2点47分
原标题:
团结党反击“马哈迪下台论”，柔行动党与巫程豪切割
上图与文内小标题为<人民之友>编者所加。
柔佛行动党州委巫程豪昨日呼吁首相马哈迪下台，招致土著团结党领袖非议。但巫程豪坚持己见，还指这番言论是行使国人的民主权利，就像当年马哈迪促请首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辞职一样。
事缘巫程豪昨日发文告批评，马哈迪在去年7月指希盟宣言非圣经，没法一一遵循，而马哈迪应当扛起全责引咎辞职。
法益斯抨击巫程豪言行,乃是背叛行径
随后，团结党最高理事法益斯（Faiz...
马哈迪重新执政后典型背信作为, 拷问希盟原3党"政治改革"立场——<人民之友>综合国内媒体报道
马哈迪重新执政后典型背信作为,
拷问希盟原3党"政治改革"立场
<人民之友>综合国内媒体报道
以上两张图片所示内容，是巫程豪提出的“马哈迪应迅速下台”论的两大重点，刘镇东却不作回应
巫程豪：马哈迪执政后背信, 应迅速下台
<中国报>2月17日刊出了一则“巫程豪（左图）促马哈迪引咎辞（总理）职”震撼性的报道。这项报道传开后，迅速受到民间的广泛关注和争相议论。<中国报>是引述民主行动党柔佛州委巫程豪在16日晚邀请媒体记着出席家庭联欢会发表的谈话，作出这项报道，重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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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18 February 2019
数字时代西方代议民主制危机
数字时代西方代议民主制危机
作者 / 来源：蓝江 / <红旗文稿>(中国)
qstheory.cn/dukan/hqwg/2019-01/25/c_1124040601.htm
▲剑桥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 Ltd）
[<人民之友>编者按语]
本文原载于中国今年出版的第2期<红旗文稿>。作者蓝江(左图)，现为中国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要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尤其是当代法国和欧洲大陆激进左翼思想研究。
网络资料显示，蓝江1977年9月生于中国湖北省荆州市，2004年在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2007年在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2004年至2012年任教于中国武汉理工大学文法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资料也显示，本文作者是对当今社会经济政治发展进行敏锐观察和深刻思考的一名中国青年学者，近年他提出中国在大数据时代的优势地位将会进一步推动中国的理论建设和社会进步的论说，在中国国内受到学术界的赞扬。
作者的这篇文章的论说，对我国民主人士思考我国议会民主制度的实施,尤其是在当前网络时代利用各种媒体进行竞选宣传的操作，以及理解我国广大人民对第14届全国大选“改朝换代”结果的疑惑，或许会有所帮助。
作者在本文的结语中说：“在今天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每一个人越来越难以将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所有的个体实际上都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部分。这就呼唤一种理论创新，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出发，探索走出西方代议民主制困境、建设未来全球社会的可能性，而中国与世界各国正在谋求建立一种新型的国际关系，或许这是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条可行之路。”
作者提出的这个见解，值得我国民主人士重视和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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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文稿》2019年第2期
2018年3月17日，英国《观察家》报纸突然披露了一条重磅新闻，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叫做“剑桥分析公司”的机构访问了5000万份Facebook的个人信息，该公司对这些用户的喜好、诉求等信息进行有效的分析和甄别，在美国大选期间为用户推送有可能影响其选择倾向的信息。很多人认为，这些有政治倾向性的推送，实际上影响了选举。虽然2018年5月剑桥分析公司已宣布破产，但这件事隐含的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如果剑桥分析公司的数字技术已经成为大数据时代的一种普遍性现象，那么它所冲击的就不只是个人隐私安全这样的简单法律问题，在根本上，可以认为剑桥分析公司事件已经撬动了自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人开创启蒙运动以来的政治哲学根基。今天，作为启蒙哲学的政治制度体现，西方代议民主制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
以新自由主义为根基的民主制是永恒的吗？
首先第一个问题是，从启蒙运动以来建立的现代民主政治是否是无条件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西方民主制作为一种所谓自然正确的制度，被认为是实现政治公正和发展的最理想的制度。尤其是在新自由主义的框架下，由于冷战和意识形态斗争的胜利，西方的一些学者如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丹尼尔•贝尔曾高呼“历史终结了”，认为以新自由主义为根基的民主制成为了一种永恒的政治类型，而美国学者罗尔斯、德国学者哈贝马斯等人所提出的政治自由主义和商谈政治，都是在这个模式下试图建构一个永恒不变的程序性框架。
然而，西方对民主制的认识，并不是一直如此。民主制（democracy）的词根在古希腊城邦中实际上是“普通人”之意。不过，这个“普通人”并不是泛指所有城邦的成员，而是与另一批人（贵族）相对立。与民主制对立的概念是贵族制，即认为一个城邦应该有极少数具有政治能力的精英来统治。在雅典，长期就存在着平原派、山岳派和海岸派的区别，普通人大多属于山岳派或海岸派，而精英多为平原派。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中，区分出三种制度类型，即君主制、贵族制和共和制，并且认定这三种政体都有堕落的可能性，尤其是作为多数人统治的共和制可能会堕落为democracy。亚里士多德说：“寡头政体以富户的利益为依归，平民政体则以穷人的利益为依归。”这说明，在古希腊甚至在后来的古罗马，民主制中普通人的构成成分都是带有现实指向的，也就是说，平民或人民这个身份并不是城邦或共和国的全部人口，而是处于一定社会地位的人群的总称。
以此为参照会发现，自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人创造的以社会契约论为基本框架的现代民主政体，与此具有完全不同的意蕴。尽管霍布斯等人的结论并不完全相同，但是他们都给出了一个自然状态的假定，这个假定中设定了一种人的存在状态，而所谓的社会契约论，正是从这种人的假设出发得出的。也就是说，现代民主制根基与古希腊和古罗马不同，它的理论假设从一开始就没有指向某个具体的人群，而是将所有人都还原为一种自然状态下的人的假设。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这是一种抽象的人，因为在自然状态的假设中，人被抽离了具体的历史，这种抽象的人的模型恰恰是一种现代的创造。一方面，这种人被认定具有一定的自律性，他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他是一个自由的人，能够决定自己的行为；另一方面，他们决定自己的行为的根据不是随意的，而是依赖于理性算计的法则，类似于一种政治算术。在启蒙思想家的假定中，所有这样的抽象的人都具有高度的自律和理性，能够自主地做出合理判断，并采取相对应的行为。契约论的合理性奠基于这样的理性而自由的人的设定之上，而这种人的模型，基本上就是以产业资本主义崛起初期资产阶级的形象刻画出来的。这样，现代民主制的根基与其说来源于正确的理性，不如说来自于抽象的人的设定。这种被抽象化的能够理性算计的个体，十分明确在政治决策中如何作出对自己有利的判断和选择，尽可能地在政治抉择中为自己牟取最大的利益。正是在这种利益的权衡和制约下，达成了以契约为基础的共同体结构。很显然，这种共同体是利益制衡的共同体，即便是在罗尔斯等人的新自由主义框架下，资本主义民主制的基础仍然是这种抽象个体利益和利益博弈所构成的契约。
从古希腊的带有实质内容的民主制，到现代启蒙运动以抽象的人的模型为基础的民主制的转变，不仅仅是理论基础的转变。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古代民主政体是有可能堕落为暴民政治的，罗马共和国晚期的格拉古兄弟之乱，充分说明了古代民主政体的缺陷。由于现代西方民主制的基础不是实质的对象，而是一种抽象的人，这种抽象的人被设定为具有普遍性，从而超越了具体的历史时代，在许多政治哲学家看来，这种人的设定不存在堕落的可能性。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坚信，当代民主政治在理论架构上已经超越了古代的框架，当代民主政体，尤其是以代议民主制为典范的民主政体，不存在堕落和崩溃的可能。康德所谓的“人为自然立法”一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确立的，而笛福笔下鲁滨逊的形象，俨然就是这种理性而自律的人的代表。事情真的是这样吗？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鲁滨逊的形象实际上带有市民社会的绅士阶层痕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4-95页）这样，当代西方代议民主制的前提是，当绝大多数人能够按照鲁滨逊的方式，或者说，按照启蒙思想家关于人的假定来思考和行为时，这种民主制就能够保持它的效力，相反，一旦许多人不再依从于这种模式来行事和思考，它就有崩溃的危险。
现代西方民主制的政治哲学基础发生了动摇
今天的问题是，在出现了剑桥分析公司这样的大数据公司的前提下，在实际的政治行为中，是否仍然存在着能够进行理性自主判断的民主主体？对于这个问题的分析，需要先看看大数据在商业领域中的应用。例如，在电子商务网站（如美国的Ebay或中国的淘宝）上购物的行为，购物主体看起来是自律的，能够经过自己的判断来选择自己需要的产品。但是，这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假设。数字时代的问题是，在数据公司收集到某个用户足够多的购买信息之后，它可以利用所谓的“算法”，通过数据分析判定这个顾客的购买偏好是什么，于是在对应的购物网站上，给出与该顾客偏好相近的链接。这是一种比模拟时代的广告更有效的营销方式，在这种偏好链接方式的推进下，一个之前只准备买一只鼠标的顾客，可能会购买全套电脑设备和诸多外设。而其中的关键是，数据公司通过分析和推送，有效地控制了顾客的购买行为，并且使顾客依然认为自己的购买行为是在完全自主的情况下进行的。
这种在商业领域广为应用的数据分析策略，显然已经延伸到政治领域。根据《观察家》披露的信息，剑桥分析公司并没有什么神奇的魔法，而是将我们平常看似没有太大价值的信息加以收集和分析，由此就产生了十分有价值的结果。大数据公司表示，他们只需要根据Facebook上的用户5个点赞信息，就可以比较准确地判断出该用户的政治倾向，如果该用户有发言，或者有更多的互动行为，则能为分析公司提供更丰富的材料，可以帮助分析公司判断，发送何种推送可以对该用户产生影响，来动摇或巩固他的某一政治立场，来控制他相应的政治情感。
美国学者罗伯特•麦克切斯内（Robert...
Sunday, 17 February 2019
<当今大马>2月15日撰文阐述, 509后各党国会议席比例的演变
<当今大马> 2月15日撰文阐述
509后各党国会议席比例的演变
作者/来源：李龙辉/<当今大马>
pages.malaysiakini.com/defectors/zh/
原标题:后509国席仍多变,这里让你一次搞懂
（文内小标题为<人民之友>编者所加）
虽然第14届大选的尘嚣已远，但5月9日之后，基于补选、政党合纵连横、议员退党等原因，各党在国会的议席比例却仍不停地变化与消长。
国阵在第14届大选拿下79个国会议席，但它经历的成员党出走、议员跳槽后，如今只剩下41个议席。
《当今大马》尝试透过本网页，记录和厘清众多议员的政党身份变化，以及各党目前在国会下议院的权力平衡。
509后国会议员跳槽的状况
以下图表所示跳槽的国会议员，是根据跳槽日期的先后，分为“半岛”、“沙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