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西方代议民主制危机
作者 / 来源：蓝江 / <红旗文稿>(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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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剑桥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 Ltd） |
[<人民之友>编者按语]
本文原载于中国今年出版的第2期<红旗文稿>。作者蓝江(左图)，现为中国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要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尤其是当代法国和欧洲大陆激进左翼思想研究。
网络资料显示，蓝江1977年9月生于中国湖北省荆州市，2004年在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2007年在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2004年至2012年任教于中国武汉理工大学文法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资料也显示，本文作者是对当今社会经济政治发展进行敏锐观察和深刻思考的一名中国青年学者，近年他提出中国在大数据时代的优势地位将会进一步推动中国的理论建设和社会进步的论说，在中国国内受到学术界的赞扬。
作者的这篇文章的论说，对我国民主人士思考我国议会民主制度的实施,尤其是在当前网络时代利用各种媒体进行竞选宣传的操作，以及理解我国广大人民对第14届全国大选“改朝换代”结果的疑惑，或许会有所帮助。
作者在本文的结语中说：“在今天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每一个人越来越难以将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所有的个体实际上都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部分。这就呼唤一种理论创新，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出发，探索走出西方代议民主制困境、建设未来全球社会的可能性，而中国与世界各国正在谋求建立一种新型的国际关系，或许这是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条可行之路。”
作者提出的这个见解，值得我国民主人士重视和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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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旗文稿》2019年第2期 |
2018年3月17日，英国《观察家》报纸突然披露了一条重磅新闻，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叫做“剑桥分析公司”的机构访问了5000万份Facebook的个人信息，该公司对这些用户的喜好、诉求等信息进行有效的分析和甄别，在美国大选期间为用户推送有可能影响其选择倾向的信息。很多人认为，这些有政治倾向性的推送，实际上影响了选举。虽然2018年5月剑桥分析公司已宣布破产，但这件事隐含的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如果剑桥分析公司的数字技术已经成为大数据时代的一种普遍性现象，那么它所冲击的就不只是个人隐私安全这样的简单法律问题，在根本上，可以认为剑桥分析公司事件已经撬动了自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人开创启蒙运动以来的政治哲学根基。今天，作为启蒙哲学的政治制度体现，西方代议民主制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
以新自由主义为根基的民主制是永恒的吗？
首先第一个问题是，从启蒙运动以来建立的现代民主政治是否是无条件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西方民主制作为一种所谓自然正确的制度，被认为是实现政治公正和发展的最理想的制度。尤其是在新自由主义的框架下，由于冷战和意识形态斗争的胜利，西方的一些学者如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丹尼尔•贝尔曾高呼“历史终结了”，认为以新自由主义为根基的民主制成为了一种永恒的政治类型，而美国学者罗尔斯、德国学者哈贝马斯等人所提出的政治自由主义和商谈政治，都是在这个模式下试图建构一个永恒不变的程序性框架。
然而，西方对民主制的认识，并不是一直如此。民主制（democracy）的词根在古希腊城邦中实际上是“普通人”之意。不过，这个“普通人”并不是泛指所有城邦的成员，而是与另一批人（贵族）相对立。与民主制对立的概念是贵族制，即认为一个城邦应该有极少数具有政治能力的精英来统治。在雅典，长期就存在着平原派、山岳派和海岸派的区别，普通人大多属于山岳派或海岸派，而精英多为平原派。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中，区分出三种制度类型，即君主制、贵族制和共和制，并且认定这三种政体都有堕落的可能性，尤其是作为多数人统治的共和制可能会堕落为democracy。亚里士多德说：“寡头政体以富户的利益为依归，平民政体则以穷人的利益为依归。”这说明，在古希腊甚至在后来的古罗马，民主制中普通人的构成成分都是带有现实指向的，也就是说，平民或人民这个身份并不是城邦或共和国的全部人口，而是处于一定社会地位的人群的总称。
以此为参照会发现，自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人创造的以社会契约论为基本框架的现代民主政体，与此具有完全不同的意蕴。尽管霍布斯等人的结论并不完全相同，但是他们都给出了一个自然状态的假定，这个假定中设定了一种人的存在状态，而所谓的社会契约论，正是从这种人的假设出发得出的。也就是说，现代民主制根基与古希腊和古罗马不同，它的理论假设从一开始就没有指向某个具体的人群，而是将所有人都还原为一种自然状态下的人的假设。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这是一种抽象的人，因为在自然状态的假设中，人被抽离了具体的历史，这种抽象的人的模型恰恰是一种现代的创造。一方面，这种人被认定具有一定的自律性，他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他是一个自由的人，能够决定自己的行为；另一方面，他们决定自己的行为的根据不是随意的，而是依赖于理性算计的法则，类似于一种政治算术。在启蒙思想家的假定中，所有这样的抽象的人都具有高度的自律和理性，能够自主地做出合理判断，并采取相对应的行为。契约论的合理性奠基于这样的理性而自由的人的设定之上，而这种人的模型，基本上就是以产业资本主义崛起初期资产阶级的形象刻画出来的。这样，现代民主制的根基与其说来源于正确的理性，不如说来自于抽象的人的设定。这种被抽象化的能够理性算计的个体，十分明确在政治决策中如何作出对自己有利的判断和选择，尽可能地在政治抉择中为自己牟取最大的利益。正是在这种利益的权衡和制约下，达成了以契约为基础的共同体结构。很显然，这种共同体是利益制衡的共同体，即便是在罗尔斯等人的新自由主义框架下，资本主义民主制的基础仍然是这种抽象个体利益和利益博弈所构成的契约。
从古希腊的带有实质内容的民主制，到现代启蒙运动以抽象的人的模型为基础的民主制的转变，不仅仅是理论基础的转变。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古代民主政体是有可能堕落为暴民政治的，罗马共和国晚期的格拉古兄弟之乱，充分说明了古代民主政体的缺陷。由于现代西方民主制的基础不是实质的对象，而是一种抽象的人，这种抽象的人被设定为具有普遍性，从而超越了具体的历史时代，在许多政治哲学家看来，这种人的设定不存在堕落的可能性。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坚信，当代民主政治在理论架构上已经超越了古代的框架，当代民主政体，尤其是以代议民主制为典范的民主政体，不存在堕落和崩溃的可能。康德所谓的“人为自然立法”一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确立的，而笛福笔下鲁滨逊的形象，俨然就是这种理性而自律的人的代表。事情真的是这样吗？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鲁滨逊的形象实际上带有市民社会的绅士阶层痕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4-95页）这样，当代西方代议民主制的前提是，当绝大多数人能够按照鲁滨逊的方式，或者说，按照启蒙思想家关于人的假定来思考和行为时，这种民主制就能够保持它的效力，相反，一旦许多人不再依从于这种模式来行事和思考，它就有崩溃的危险。
现代西方民主制的政治哲学基础发生了动摇
今天的问题是，在出现了剑桥分析公司这样的大数据公司的前提下，在实际的政治行为中，是否仍然存在着能够进行理性自主判断的民主主体？对于这个问题的分析，需要先看看大数据在商业领域中的应用。例如，在电子商务网站（如美国的Ebay或中国的淘宝）上购物的行为，购物主体看起来是自律的，能够经过自己的判断来选择自己需要的产品。但是，这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假设。数字时代的问题是，在数据公司收集到某个用户足够多的购买信息之后，它可以利用所谓的“算法”，通过数据分析判定这个顾客的购买偏好是什么，于是在对应的购物网站上，给出与该顾客偏好相近的链接。这是一种比模拟时代的广告更有效的营销方式，在这种偏好链接方式的推进下，一个之前只准备买一只鼠标的顾客，可能会购买全套电脑设备和诸多外设。而其中的关键是，数据公司通过分析和推送，有效地控制了顾客的购买行为，并且使顾客依然认为自己的购买行为是在完全自主的情况下进行的。
这种在商业领域广为应用的数据分析策略，显然已经延伸到政治领域。根据《观察家》披露的信息，剑桥分析公司并没有什么神奇的魔法，而是将我们平常看似没有太大价值的信息加以收集和分析，由此就产生了十分有价值的结果。大数据公司表示，他们只需要根据Facebook上的用户5个点赞信息，就可以比较准确地判断出该用户的政治倾向，如果该用户有发言，或者有更多的互动行为，则能为分析公司提供更丰富的材料，可以帮助分析公司判断，发送何种推送可以对该用户产生影响，来动摇或巩固他的某一政治立场，来控制他相应的政治情感。
美国学者罗伯特•麦克切斯内（Robert McChesney）在他的《数字断链：资本主义如何用互联网来反对民主》一文中，已经看到了互联网时代数据安全对于民主制的冲击。在他看来，一旦大资本家掌握了足够多普通用户的数据，能够分析出具体公民的政治立场、倾向和偏好，是可以对他们的政治选择行为施加影响的。也就是说，大数据公司用一条看不见的线，牵动了网络用户的政治行为和倾向。这类似一种数字时代的提线木偶演出形式，在无形的数字操纵背后，形成了数字时代民主的独特悖论：如果需要对各个候选人的政策倾向和立场做出理性的判断，就必须掌握更多的资料，但是，一旦用户接受网络上的资料（在数字环境下，一般用户不会特意寻找十分专业的资料，而是仅仅满足于各种信息平台的推送），就意味着他们成为了数据和推送公司的提线木偶，他们的政治倾向和偏好成为了可塑的产品，并且在重复的推送和影响下，这种偏好和倾向变得越来越巩固。简言之，在数字时代，用户接触的某一类型的资料越多，就意味着他倾向于受到某一特定集团的操纵，他们就越容易丧失能够做出自主判断的能力。
西方代议民主制能否走出数字时代困境
如前文所述，当代西方代议民主制的政治哲学基础是一种抽象的行为人的模型，如果这种模型受到挑战，势必意味着这种民主制的根基遭到威胁。以2016年的美国大选为例，部分Facebook用户在接收到相关推送消息之后，改变了自己的政治选择和偏好。但并不是说，所有美国公民都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而是说，一些大的数据公司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来控制此前并不可控的选民行为。这样，因为一些选民的政治选择变得更加可塑，此前以个体利益制衡为基础的契约共同体遇到了危险。英国脱欧事件也说明，情绪性和煽动性推送对选民投票能够产生直接作用，即选民不是纯粹按照理性自我算计来做出自主判断，而是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变成受特定倾向的公司和集团控制的一枚棋子。由此，西方代议民主制的根基遭到了冲击，它不再是启蒙思想家们所设定的能够理性思考的主体之间的利益制衡，而是逐渐蜕化为一种新数字寡头制。
在今天的数字时代，谁拥有更多的数据，谁就拥有更多的权力。与其说今天的西方代议民主制依赖的是现代理性主体的政治参与行为，不如说今天的政治已经成为各种大数字寡头势力的角力场，而少数的理性选民已经在他们的铁蹄下被压成了齑粉。西方代议民主制能否走出数字时代的困境，化解数字民主的悖论，最为关键的问题，是能否倚靠建立在理性人假设之上的利益制衡的契约共同体。如果理性主体在数字时代不复存在，那么不仅需要重建数字时代理性化的主体，更重要的是要重塑共同体的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讲，从单纯个体性主体出发的模式显然已经难堪重任。
在今天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每一个人越来越难以将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所有的个体实际上都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部分。这就呼唤一种理论创新，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出发，探索走出西方代议民主制困境、建设未来全球社会的可能性，而中国与世界各国正在谋求建立一种新型的国际关系，或许这是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条可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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