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雪华堂发表《改革建议》草案,
由民间讨论形成备忘录呈交政府
作者 / 来源：廖诗弦 / <当今大马>
发表于 2018年10月18日下午3点05分 更新于同日下午3点32分
左起为廖国华、李福旺、谢春荣、杨有为和陈松林。
吁政府往六大面向努力
希盟政府上台后开始落实竞选宣言，推动所承诺的各种改革之际，公民社会也提出他们本身的改革愿景，主张扩大和深化改革。
隆雪华堂今天发表《公民社会对新政府的改革建议》，向希盟政府针对6大面向的改革建议，实现“差异但平等”的马来西亚。
这份文件提醒，“多元文化社会是我们引以为傲的特色与建国基础。多元文化的社会虽言尊重文化差异，但文化差异不应成为违悖自由、平等、人权、公义等普世价值的借口。”
“由于社会文化背景与集体记忆的差异，一个多元族群的社会，要建立现代的民族国家本来就不简单。观照所有族群的历史，互相了解并接纳彼此的历史经验，才能促进沟通与和谐。”
不能只由政党定前景
隆雪华堂会长翁清玉在今天记者会指出，华团必须因应局势变化做调整，找到自身定位和角色扮演，积极参与国家建设，毕竟社会与国家的前景不能只由政党或政治人物一手决定。
“除了扎根华社，华团应当面向国家。并非所有公共决策都必须来自政府，民间团体也可协助政府收集意见、提呈政策建议，我们必须把目标放在推动国家转型，以促进成熟的公民社会为己任。”
翁清玉指出，他们这次的建议书是历经3个月的构思，由400多名华团成员参与讨论下，所共同拟定的改革大纲。
改革大纲所触及的6大面向为：（一）贯彻多元文化主义；（二）营造社会凝聚力；（三）强化审议民主；（四）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五）落实教育平等权利；（六）推动分配正义与社会福利。
建议书除了说明国家现况与问题，也逐一附上建议的执行方案，包括成立513事件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成立历史共同编撰委员会、重新审定中小学历史教科书、制订种族平等法，以防止社会冲突、制订资讯自由法等等。
拟年底召开民间大会
翁清玉希望这份建议书能起抛砖引玉的作用，引起更广泛的公共讨论，惟他也说明，这份《公民社会对新政府的改革建议》并非最终版本，更非他们工作的终点。
他指出，他们会在来临的三个星期，邀请不同团体，包括董总、教总、伊斯兰姐妹会，以及其他马来与印裔组织举行第二阶段的讨论。
他补充，第二阶段讨论之后，华团会再召开大会，与相关组织商讨，敲定最终版本的建议书。
“比如教育方面，我们会跟董总讨论。华总就是（讨论）文化方面的改革。宗教方面我们有五大宗教团体……基本上都是包罗万象…… 不应该只是强调华团大会，应该是包含各民族、强调各族问题的大会。”
隆雪华堂民权委员会主席廖国华较后说明，相关大会预订12月中召开，而他们会把讨论结果拟成备忘录，提呈政府。
希盟宣言民粹欠扎实
另外，隆雪华堂副会长杨有为指出，希望联盟所拟定的竞选宣言，内容不够扎实。
“我们除了关注希盟有没有落实他的百日宣言，或者60个竞选宣言。我们觉得，更重要的是扩大，超越希盟所提的宣言的内容，代表我们的公民社会提出更加全面的建议。”
“希盟宣言里，当然有一些我们认为非常重要的改革与措施，但我们认为内容还是不够扎实，还没完全体现公民社会，特别是马来西亚人民的期待。”
杨有为也直言，希盟竞选宣言为了选举目的，有一定的“民粹主义”的味道，很少提到具体改革内容。
以下是《公民社会对新政府的改革建议》（草案）全文。
公民社会对新政府的改革建议
( 草案 )
2018年10月18日（星期四）
缘起：差异但平等的马来西亚
第十四届全国大选后首次政党轮替，令我国的民主转型迈出了历史性的一大步，也为两线制的未来运作奠定重要基础，有利于朝野互相监督、制衡的机制正常化，逐步落实责任政治。这项成就，不仅是特定政党或个别政治人物的胜利，也不啻为一直以来大大小小的公民运动，长期累积的阶段成果。公民社会应当把握历史契机，将改革的政治意志，注入现有政经结构，成为制度与政策改革的进步力量。
独立六十一年，当前的政权本质与经济社会支配结构，实为英殖民者、国阵政府之遗绪。各领域继受了分而治之政策的严重后果，造成族群社会分化，种族政治成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核心，刻意模糊各种社会矛盾，忽视长期存在的差异与不公。
纵观华人社会的重要历史文件，自全国华团文化备忘录（1983）以降，全国华团联合宣言（1985）、马来西亚华团大选诉求（1999），直至马来西亚二十年行动方略（2011），都是针对现况提出实质建言，其精神要旨皆离不开：争取平等权利，要求政策合理，保障制度公平。
多元文化社会是我们引以为傲的特色与建国基础。多元文化的社会虽言尊重文化差异，但文化差异不应成为违悖自由、平等、人权、公义等普世价值的借口。由于社会文化背景与集体记忆的差异，一个多元族群的社会，要建立现代的民族国家本来就不简单。观照所有族群的历史，互相了解并接纳彼此的历史经验，才能促进沟通与和谐。因此我们提出：
- 一、贯彻多元文化主义；
- 二、营造社会凝聚力；
- 三、强化审议民主；
- 四、保障宗教信仰自由；
- 五、落实教育平等权利；
- 六、推动分配正义与社会福利。
因为这六大面向，都是历来出现在各领域的差异政治（politics of difference），影响至巨。差异政治主张：
一、反对仅止于泯除群体差异的形式平等。资源分配不能只看结果平等与否，还须重视其中的社会结构、制度内涵、决策过程及程序正义。
二、谈论权利时不得忽视文化差异问题，应从族群文化的差异或性别权益的角度来看待权利，立法保障特殊的文化群体权利。
三、正视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各者应基于尊重差异、相互理解的前提下沟通，给予弱势群体特殊优惠待遇。
四、肯定族群认同的精神，强调群体的差异和权利，不会导致社会分裂。
新政府虽然面临权力和利益分配的难题，亟思如何摆脱族群政治，不过，未来的改革大业，势必得大开大阖、以直面差异为前提的沟通民主来推动。呼应全球多元文化趋势，透过民主审议精神，解除个中的支配与压迫，始能臻至一个共享不同价值、理念的公民社会。
一、贯彻多元文化主义
1. 现状：
我国现有文化与语言政策仍是独尊一种语言、一种文化，其他族群文化被排除在主流之外。多元文化乃重要的社会资本，如特有的土生华人文化、原生的原住民习俗与各族群文化混杂所形成的在地特色等，皆无法复制或取代。然而，如此珍贵的文化多元，却因政策偏差而被忽视，实为遗憾。
多元族群社会中真正需要的，不是抹煞差异，而是充分尊重差异的多元文化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的精神贵乎平等、尊重、包容、学习。从弱势族群的立场出发，强调各族群之间经由“肯认差异”（recognize difference）的精神——差异应该受到重视、肯定和承认，从一种包容他者、承认他者的态度来理解平等，裨益弱势群体得以争取平等的政治权利，以及公平的社会资源分配与补偿。
2. 目标：
建立普遍多元观念，彰显我国文化与价值内涵之多样性及包容性，多元的人文理念，以及对人权的重视及保障。
3. 执行方案建议：
a. 制订多元文化政策——
修订1971年《国家文化政策》，以多元文化政策取代。重塑对国家文化认同的想象，从我国历史发展的多元文化经验，涵纳多元而包容的视野，多样并存且不具排他性。政府与相关团体应透过建立机制了解现今国内、外各民族与国家间的文化差异、包括语言、宗教、历史及贡献，让所有人在社会上享有均等机会，不因个人性别、社会阶级、族群及文化特性而有所差别。是以，应改革社会不平等的结构，使不同阶级、性别、族群和文化的个人有均等机会，获得平等对待。
b. 母语条款入宪——
联合国《文化多样性公约》（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and Promotion of the Diversity of Cultural Expressions）明订保障母语权，多元语言文化是马来西亚的共同资产，不应刻意排除或任其濒临消亡。一般认为，联办宪法第152条（1）保障各族群使用和学习母语的基本权利。事实上，对于其他族群（华、印、东马原住民）语言仅给予消极（passive）的保障，既不阻止其他语言的学习与使用，亦未规定教学媒介语必须为母语。这导致某些单元教育论者诠释时每每掀开争议，构成多语发展的灰色地带。为此，我们建议政府未来推动修宪，增列“母语条款”，积极（active）推广与提倡多元文化，视各族母言为国家重要文化遗产，以及不可剥夺的公民权利，确保所有族群语言均能获得平等的保存与发展。
c. 推动多元文化与族群关系研究——
多元文化与族群关系虽为社会重要课题，其研究却因发展主义挂帅而未获重视，无法彰显我国社会独有的面貌。为此，我们认为：
（i）政府应提升国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水平，补助跨领域的研究计划，保障学术自由，鼓励学术交流及讨论风气。
（ii）政府需致力推动多元文化与族群关系研究，成立科研中心与提供更多研究资源。其研究成果应作为政府机关了解社会实况、制订或评估重大政策及计划可用之知识、资料或行动方向之参考，这将有助维系我国多元社会与族群关系。
d. 肯认我国多语社会现实——
多元文化主义的理念与民主价值息息相关，因此民主国家的族群政策经验是检视多元文化政治的最佳实务范例。虽然没有一套普遍有效的多语主义模式可以适用于所有的文化、国家及社会环境，情境与脉络是制订多语政策时必须衡量的决定性因素。揆诸加拿大、瑞士、比利时、波兰、纽西兰等国的经验，在在证明只有语言权利的法制化始能减缓语言冲突，达致和平共荣。当国家政策以诚信与承诺来对待多元，透过政策与立法培养差异观点的相互理解时，才能透过公民社会的参与来抗衡族群、性别、阶级和其他各种形式的偏见、歧视、剥削与压迫。
二、营造社会凝聚力
1. 现状：
族群与宗教议题长期分化我国社会，国民团结经常流于政治空号，未有实质内涵。各族群之间普遍存在芥蒂与误解，社会凝聚力薄弱。个中事例诸如：牛头示威、禁止马来文版圣经、刘蝶广场骚乱、清真购物车、麦当劳清真蛋糕、取缔猪毛漆刷、伊斯兰刑事法、禁办德国饮食节、委任司法高职、重写历史教科书等。
其中，各族群仍对国家历史存有争议，族群之间鲜少对话交流，各自诠释以致认知差异，甚至衍生族群偏见与误解。我们认为刻意型塑的团结表象仅是政治所需，只有正视与化解现存的族群争议，社会凝聚（social cohesion）之期指日可待。
2. 目标：
强化民主建设，酝酿新的制度共识，建立共识和规范。主张以人性为基础的沟通、互动，才有可能达致信任与和解，各个族群走向共生，重新制订国家与全体国民的新契约，重塑国民团结，实现立国理想。
3. 执行方案建议：
a. 检讨社会契约与新经济政策，反思当今社会的深层结构——
我国最原初的社会契约，是基于对世俗化原则及普世价值的认同而建立，但种族性政党延伸出种族政治争端，将原先阐述公民权利与义务的契约，推向极端，在新经济政策、教育政策和国家文化政策均注入民粹的土著主义，形成“两种社会契约之辩”。为此，有必要重新理解、检讨，乃至公开辩论先贤在1957年、1963年的社会契约中的建国原则，廓清多年来对社会契约的各种扭曲与错误诠释。
新经济政策将国人分为土著和非土著，把非种族议题种族化后，掩饰其种族成分。所有与经济、教育有关的族群扶弱政策，应由扶弱政策取而代之，即不分地域、族群、阶级、性别，优先照顾所有遭到边缘化的群体，而非以种族来界定受惠对象，方为有效消除贫穷之道。
b. 成立“五一三事件”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全面厘清真相与责任归属，促进社会和解——
1969年“五一三事件”仍是挥之不去的梦魇，族群之间的隔膜，不利于营造社会凝聚。事件轮廓至今依然含糊不清，政府应推动转型正义，让社会集体的心灵，走出这段人为的禁锢和精神的戒严，坦然面对历史真相，方能达致族群和解与融合。
建议方案如下：
（i）成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邀请各族学者专家组成，收集国内外有关档案及资料，公布调查报告，促进社会查明与了解真相，恢复受难者名誉，以落实平反。
（ii）清查与解密官方档案：未来更多解密后的档案发表后，持续透过口述历史、整理、出版来开放研究，让社会大众对五一三事件，有更深入与全面的理解，不再视为禁忌。
（iii）立法制订五一三事件补偿条例，秉持物质补偿与精神抚慰并济之原则，处理受难者及其家属赔偿申请。
（iv）订定每年5月13日为国民和谐日，举办官方纪念活动。
（v）补助五一三事件之历史教材、著作撰写与学术研究，以及教育、推广、文化、历史或人权等国际交流活动。
c. 制订族群平等法防止社会冲突，严禁歧视言行，保障弱势群体——
保障个人言论自由之余，亦须保障他人不受歧视，多元文化社会需立法抑制任何仇恨犯罪（hate crime）与仇恨言论（hate speech）破坏我国既有多元文化社会。此法令应包含：
（i）禁止公开发表足以煽动针对特定群体（肤色、种族、族裔、宗教）仇恨、歧视之言论，且有破坏社会秩序之虞者。
（ii）族群平等法涵盖的不只是狭义的“族群”，也应包括各种针对边缘弱势群体的歧视，如对女性、性少数（同志、跨性别）、身心障碍者、特定宗教信仰等。
（iii）加强公民教育和舆论制约力量，以期能积极达到规范不当歧视族群的言行，同时又得免于立法失当而致形成箝制言论自由的负面影响。
d. 制订具多元文化的公民教育课程——
恢复中学的公民教育课程，在课程中强化多元文化的广度与深度。将多元文化理念融入公民教育课程，营造多元包容的学校文化，使学生能学习珍惜自身文化、欣赏其他文化，培养学生的多元观点，认识多元社会议题，避免复制刻板印象，消除对宗教、族群的偏见与歧视。
e. 成立历史共同编撰委员会，重新审定中小学历史教科书——
历史教科书为学生形塑史观，建构历史知识的主要来源。为强调民主社会的多元文化，尊重差异的价值，凡涉及历史事件、认同歧见等部分，都应该并陈、讨论。教育部应成立历史编撰委员会，召集各族历史学者，以事实和证据，重新检视教科书内容是否符合史实，编者观点、立论是否客观，针对过去偏向单一族群、刻意压抑的历史事实提出检讨，忠实地还原历史真相。教科书编撰不应偏向特定群体，必须超越政治，回归宪法，建立合乎宪法的国家史观，据此陈述国史。
三、强化审议民主
1. 现状：
一党专政六十余年，我国政府施政历来缺乏透明，国会制度亦不健全，沦为行政机关的橡胶印章，各项重大政策鲜少咨询民意，遑论开放让民众参与讨论、决策。黑箱作业导致朋党裙带风气猖獗，贪污文化泛滥，滥权渎职等弊端屡见不鲜。
公民参与并非仅限于五年一次的选举，应积极主动参与公共事务。我们认为国家体制亟需进行改革，强化监督制衡机制，扩大人民参与的空间，藉此建立审议民主制度（deliberative democracy）。在重大争议政策决定前，透过多重沟通场域，审慎检视政策议题，形成公众意见，避免社会对立与纷扰。
2. 目标：
加强公共参与，壮大公民社会。主张以体制改革，拓开民众参与政策之空间，有效监督政府运作。
3. 执行方案建议：
a. 成立国会专责委员会（Parliamentary Committee），监督政府施政——
国会乃民意的象征，代表选民监督政府施政，应设置相应单位有效问责，避免行政权独大。我国现有国会机制需适时强化改进，参照英国、加拿大、澳洲等国会制度，设立国会专责委员会，提高议事效率、提升问政专业化。专责委员会可举行公听会，邀集行政机关代表、利益相关者、学者专家或公民团体代表参加，监督行政、收集资讯、听取建言，来保障人民公共论政的权利，强化法案实质讨论与审查，改善立法和行政决策的品质。
b. 恢复地方议会与推动直辖市长选举，提升公民政治参与管道——
我国地方政府采用委任制度，依州政府的政治考量委任县市议员。惟地方政府乃服务居民所需，应由具民意基础者出任，才能有效提高地方政府的行政效率与问责文化，增强民众对地方治理的关注。我们要求联邦政府修改《1976年地方政府法令》(Local Government Act 1976)与《1960年联邦首都法令》(Federal Capital Act 1960)，赋予选委会举办地方政府选举与联邦直辖区市长直选的权力，藉此纠正问责文化与责任归属，全面归还选民第三张选票。
c. 成立公平与公正委员会（Equality Ombudsman）——
我们要求成立独立的“公平与公正委员会”，监督政府行使公权力的运作，强化施政效率，防止滥权弊端。民众可以就管理不善、违法行政、不公平、歧视、滥权、不回覆、拒绝提供资讯、不合理的延迟等理由向委员会申诉。委员会可自行或在接到投诉后，有权进行听证、调查和检控。委员会向国会负责以确保其独立性，监察员亦应由国会选出，其年度报告也需呈交国会辩论。
d. 制订资讯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中央政府应效仿雪兰莪与槟城政府制订资讯自由法，使政府施政、运作与决策透明化，保障资讯流通与获取。官方资讯乃为公共财产，理应置于阳光下以满足人民的知情权。此为监督政府的必要条件，才能杜绝贪污、滥权、浪费、不公、裙带等不良文化。
e. 支援公民社会组织，壮大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乃民主体制有效运作之基石。公民社会组织维护宪赋权利，制约政府权力，影响公共政策，推进民主政治。作为政府与企业之外的非营利组织，其独立自主的特性，成为监督与制衡政府的中坚力量。政府理应解决的资源短缺问题，提供经费补助或软硬体支援，协助其运作与发展，鼓励更多非政府组织与个人投身社会事业，巩固民主机制。
f. 成立警方投诉及行为不检独立委员会 (Independent Police Complaints and Misconduct Commission, IPCMC)——
所有扣留者的个人安全应获得保障，然而扣留所死亡案件却频频发生。因此，政府须立即改革警察部队，解散成效不佳的执法机构廉政委员会（Enforcement Agency Integrity Commission，EAIC），尽速成立2005年皇家委员会所建议的IPCMC，揪出害群之马，避免警察暴力与滥权事件再次发生。政府亦须立法赋予与保障IPCMC调查与检控的权力，藉以提升警队形象、公信力与专业性。
四、保障宗教信仰自由
1. 现状：
宗教多元乃是我国社会常态，不同宗教在这片土地上和平共生，包容与善念乃是维持此平衡的关键因素。无可否认，个别宗教共处定会发生误解与纠纷，所幸宗教的固有宽容性仍可透过理性沟通化解彼此认知差异。
宗教信仰自由已是国际公认的普世价值，《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8条与《马来西亚联邦宪法》第11条亦清楚阐明人人皆有权信奉与实践其宗教信仰的自由，此乃不可剥夺的个人基本权利。近期，我国宗教自由却因政治介入而争议不断。阿拉争议、牛头示威、改教风波、司法高职任命等课题皆乃政治操弄，肆意发表过激言论而引发宗教之间的张力，此乃多元社会所需认真处理的课题。政府作为公权力，实应设置相应单位与措施，推动宗教交流与对话，并且适度介入制止偏激举措。
2. 目标：
保障个人宗教权利，促进宗教之间的交流与谅解。主张以对话化解宗教争议，厘清法律现存模糊地带，作为争议之最终裁决，避免争端扩大，危害国家和谐。
3. 执行方案建议：
a. 厘清法律上现存宗教争议——
至今，仍有许多宗教争议尚未厘清。其中，非穆斯林孩子改教是否需要父母双方同意、子女抚养权、财产继承权、身后事办事理等，不时出现纷争。由于法律现存灰色地带，实难以通过法院获得有效裁决。政府应正视问题，修法解决司法制度中宗教事务的模糊之处,避免因法庭权限不清或法律诠释模糊而孳生宗教争端。
b. 检讨宗教局权限，签署国际人权公约——
个人宗教自由仍无获得应有尊重与保障，公权力亦常假借维护宗教之名，侵犯个人宗教领域。宗教与教派之间固然有其差异，理应获得尊重与包容，更不应受到猎巫般的对待。为此，我们：
（i）呼吁政府检讨大马伊斯兰发展局（JAKIM）过大的权限。
（ii）政府理应签署《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将相关条约内容纳入国家法律之中，并且确认宪法第11条文，以确实保障个人的宗教权利。
c. 成立跨宗教谅解委员会（Interfaith Commission)——
政府应成立跨宗教谅解委员会，制度化宗教之间的对话。透过对话机制，促进不同宗教之间的相互理解，增进跨越宗教藩篱的尊重与互信，期能在保持对自身宗教传统的认同中，对他人的传统持开放的态度、甚至对异己者有所认同。委员会可积极利用传统宗教资源介入当今议题，汇集各宗教群体的智慧和理解，提出建设性意见。
五、落实教育平等权利
1. 现状：
我国教育因政治过度介入而效果不彰，国民教育素质低落已是公认之事实。朝令夕改的教育政策与教改措施，不仅让教育工作者无所适从，也消耗了其对教育的热诚。如《2013年2025年教育大蓝图》所示，现有教育体制过于中央集权，部门繁多臃肿且职责重叠，造成资源浪费亦不利于教育改革。
此外，多源流教育体系虽为既定事实，但长期政策与行政的偏差以致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少数族群的母语、语言与文化权利备受各种制度性歧视。以教育拨款为例，各源流小学所获拨款不成比例，阻碍母语教育发展也徒生族群间的芥蒂。
纵观世界趋势，母语教育平等已获众人所广泛认同。其中，1960年《反对教育歧视公约》第5条C明确指出“少数族群有权利进行各自的教育性活动，包括维持自己的学校，使用及教导自己的语文”，联邦宪法第152条（1a）条文则阐明“任何人不得禁止或阻止他人使用、教导或者学习其他的语言”，保障我国各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教育权利，不受压制和剥夺。因此，政府应改善各源流学校的差别待遇。
2. 目标：
改革现有教育体制，确保各源流教育公平与平等。主张以强化教育专业、推动教育分权、发展多源流教育体系，作为改革当前国民教育体系之策。
3. 执行方案建议：
a. 推动专业领导与教育分权——
我们要求立法规定，教育部长与教育委员会主席应由具备教育实务经验的专家担任，以确保教育回归专业，避免政治干预与操弄，影响教育发展。
为改善现有教育制度，应推动教育民主化，将中央集权的教育权限下放、分权，以符合区域之间的需求差异，避免一刀切（one size fits all）的教育改革。权责建议如下：
（i）中央政府：制订教育政策、方针与监督各级教育行政，进行教育科研与调查，以宏观监控教育发展的方向。同时，设置教育机构的协调机制，确保各级教育机构的沟通与配合。
（ii）州政府：拥有教育行政与管理权，成立教育委员会，负责管理州内教育各类教育机构。
（iii）县区／学区学校：拥有较大的自主权，积极推动社区与家长参与，以进行在地化的教育改革。
b. 公平分配教育资源——
国家教育体系内的各源流学校都应具有平等的地位, 不应有国民学校与国民型学校，或者政府学校与政府资助学校的分别，在增建新学校、扩建、设备、收生、师资和拨款等方面，都应该获得同等待遇。各源流学校的增加及校地分配，都应按有关地区各族人口增加的数量, 按比例公平分配，藉以保障各族群母语教育权利。
c. 全面承认统考，作为进入国立大学的录取资格——
华文独中统一课程，包括历史科在内，以教育部颁布的学科课程标准为蓝本，规定国语为必修科目之一，符合国家宪法与国家多元教育原则。政府应履行大选承诺，尽快承认华文独中统考文凭，以吸纳独中人才，贡献国家发展。
六、推动分配正义与社会福利
1. 现状：
社会基本制度维系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们因为合作有了共同利益，因而产生分配问题。至于如何分配才能达致公平，往往是社群稳定与否的因素之一。任何文明国家的执政者，不论左派或右派，至少要做到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养，否则执政的正当性将荡然无存。我国已达到初步的政治民主，经济、民生、福利等方面亟待重新梳理和不断完善，必须更上一层楼，完善社福体系，俾使资源公平分享，进而促成生产民主，让民主的种子，深化到政治、社会及经济等领域。
2. 目标：
清理威权专制时期不公不义的分配制度，逐步建立体现分配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的健全机制——阻止社会财富两极化的恶性发展，展现对弱势群体的人道关怀，提升自由公平竞争的积极性，使有限的资源发挥最大效益且公平分配，建立一个没有剥削、资源共享，且人与人互相尊重包容的新社会。
3. 执行方案建议：
a. 调整基本工资，落实结构性改革——
政府应衡量消费物价、劳工生产力、失业率等情况，适时调整最低工资，使实际工资足以负担劳工及其家庭的基本生活费用，维护劳动者的基本权益与尊严。要真正深远地改善劳工福利，必须落实结构性改革：
（i）修改工会法令、简化组织职工会程序、减少工会事务局对职工会的干预。
（ii）改革国家薪金咨询理事会使其更能反映生活工资,制订更贴近现实的贫穷线。
（iii）建立合理中介制度、终止政府外包制度以减少剥削、逐步减少移工泛滥。
b. 全面审查国家税制——
修订个人和企业所得税，以确保我国在区域内保持竞争力，建立合理正义的税收制度，同时研究征收暴利税、产业税（对豪宅、投资房地产）、提高房地产利得税和交易税，征收证券利得税和交易税、奢侈品税（对名牌汽车、名牌包包之类商品）等，务求提高公平度、刺激国内消费需求，减轻人民压力，抑制房地产泡沫，缩减贫富差距。
c. 检讨人力资源政策，协助中小企业转型——
国内技术人力与市场需求不匹配，为了留住专才、吸引国外专才，外劳雇用政策不宜朝令夕改。现有大部分产业仍属于传统型产业，过度依赖外籍劳工。若要真正成为高收入国家，摆脱对低技能劳工的依赖，经济模式转型势在必行，才能在迈向工业发展过程中，透过高技术劳工目标，提升国民所得，改善国民生活品质。此外，政府也应协助中小企业以创新带动生产力提升，并在人力资本、取得融资、市场准入、法规知识与基础设施等方面，援助企业转型。
d. 制订“公平交易法”，修订“反垄断法”——
营造健康、公平、多元、开放的竞争市场，维护交易秩序与消费者权益，尊重与还原民众选择的权利，也让业者在竞争过程中不断自我提升，防止企业采取各种有害竞争之行为。所有公共合约皆公开招标，废除特许经营，杜绝朋党主义、滥用公共信任。
e. 公平分配国家资源，提升性别平权与社会福利——
提升职场的女性就业率，推动性别平等政策之落实与深化。设置性别平等专责机构，反对各种形式之性别暴力与剥削，强化人身安全保障网络。国家资源公平分配，合理提升社会福利预算。推展普及化、多元化的社区福利服务，缩小城乡差距。
f. 建构完善的社会安全网——
中央及地方政府、民间团体、家庭和社会大众共同协力推动，从教育、就业、卫生、房屋、心理健康及社会福利等各个面向，建构绵密的安全防护网，扶持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于其生活或所处环境出现危机时，仍能保有其生存所需的基本能力，从根本解决影响社会安全的各项风险。
七、结语：告别旧政治，实践新价值
我国的民主转型与深化，乃是不可逆转的正面发展。新上台的希盟因而背负艰巨的责任，带领国家从旧体制的沉屙走向新时代。在民主政治下，有坚强改革意志的领导者，当下与未来该做的，就是过去政府想做却都没有办法做的改革。政策攸关政治意志与意识型态，唯有推动大刀阔斧改革的政治意志，真正拥抱多元文化，将让新政治成为可能。
时移而治不易者乱。我们期待主政者为所当为，以全民福祉为依归，以国家的整体利益为重，不要被特定团体、少数民粹所绑架。避免民粹当道，有赖领导能量与领导定力。诚挚地聆听民意、沟通对话，是累积社会信任的不二法门。民心所向，则大事可成。接下来，新政府应积极展开政治沟通，化解分歧、弭平对立，随时雄辩地将决策理性公诸于民，呼唤社会正面力量一起向上提升，切勿平白耽误了推进改革的时机。
如果没有敢于担当的责任意识，昨天的改革不会为今天奠基，今天的改革也难以为明天铺路。新政府必须确立路线，启动改革，贯彻价值，藉以强调公平正义、尊重族群差异、肯认族群权利，强化社会凝聚力，促进社会融合（social integration），戮力打造一个崭新的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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