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真实的李光耀
一个真实的新加坡
作者 / 来源：水木新风 / 《华夏网》（中国）
【《人民之友》编者按语】这是一篇罕见的反映“中国人民”对李光耀和新加坡的认知的文章，不久前发表于《华夏网》。这篇文章所表达的中国人民对李光耀和新加坡的立场和态度，在听惯了许多中国官员学者对李光耀治国模式的吹捧和对新加坡高收入生活的向往的新马两国网民看来，确实有“耳目一新”的美好感觉。
上图是编者所加，以下是全文内容——
《华夏网》原有按语：“在英国统治下，新加坡人能依法罢工，能自由开办新闻事业；而独立50年后的今天，新加坡却不能罢工，只能读政府办的每语种一张的官报。这是充满讽刺的。工会和媒体是李光耀夺权的手段，上台后就弃之敝屣了。”“两面三刀者不可以为友”，这是谁都知道的道理。作为“中国人民”，小编可不希望与这样的人成为“老朋友”哇。
左右摇摆的政治投机者
根据李光耀回忆录的叙述，李光耀在英国念书时就积极寻求与马共或亲马共的人员接触，而同时却也到新加坡英殖民地警察总监的家作客三天，还一起打高尔夫球。从警察头子口中，他得知自己已经被政治部注意，列入监视名单。而经过一番沟通，双方又达成了某种谅解或理解。显然，在英国殖民当局看来，李光耀是可以“招安”的对象。
李光耀回到新加坡后，就踏上新加坡的政治舞台，1951年2月右翼进步党的黎觉律师参选立法议员，李光耀作为他的代理人积极参与竞选活动。他敏锐的政治触角觉察到新加坡的左翼力量非常巨大，右翼阵营则难有政治前景。于是他纠集了一批受英文教育的知识份子，开始处心积虑地布署和策划，利用受马共和左翼影响的群众力量，积极寻找具有卓越组织能力、受华文教育的青年领袖及左翼工会的精英，和他们合作。
李光耀和他的伙伴积极涉入新加坡左派群众的反殖斗争，包括参与工人、学生、乡村居民和文化团体等等的反殖社会运动，担任各左翼群众团体的法律顾问，经常代表学生、工人的权益与殖民当局进行法律诉讼，特别是在马来亚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华惹”一案获得胜诉，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李光耀渐渐获得了群众的信任，在社会上也有了些知名度。为了博取左翼基层群众的支持，以便通过宪制手段来取得政权，1954年李光耀与新加坡的左翼精英合作，于11月21日成立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从此李光耀就与党内的左派同床异梦，并绞尽脑汁去与左派较量，争夺党中央的控制权。
在林德宪领导下，劳工阵线取得了选举的胜利，马绍尔出任首席部长，他并没有积极配合英殖民当局的意旨，去逮捕危害殖民统治的左翼干部，反而批准了“星洲华文中学生联合会”的注册，李光耀很不满意马绍尔如此软弱无力地应付“共产党”人。1956年5月25日马绍尔在伦敦的宪制谈判中，顽固地与英殖民当局对抗，拒绝不完全的自治而失败返回新加坡。他被迫辞去首席部长，第二天林有福宣誓出任首席部长，他积极配合英殖民当局的意图和政策，采取强硬手段对付左翼反殖精英。李光耀期待的时刻到了，1956年9月19日林有福政府封闭新加坡妇女联合会和铜锣音乐会，同时逮捕6名左翼精英，9月24日吊销中学联注册，10月10日逮捕4名学生领袖，三天后关闭“华中”和“中正”，致使学生集中抗议，获得社会各界的声援，包括李光耀也假惺惺地召开抗议大会。政府不顾一切，逮捕了二百余名左翼干部，进一步动用军警暴力驱逐学生，引发全市暴动，造成13人死亡，123人受伤，千余名市民被捕。愚蠢的林有福为李光耀扫清障碍，却使自己成为替死鬼。
1957年2月林有福领导的五人代表团在次轮宪制谈判中，完全配合英国对新加坡的政治盘算，林有福与李光耀等人同意由三方代表组成内部安全委员会来主宰新加坡的命运。而根据伦敦公共档案局的解密档案，“李光耀秘密地连同林有福力劝殖民部大臣实施颠覆份子禁令”来剥夺曾被拘捕的左翼精英参政权利。
以“反共”为名打压异己
1959年6月3日，新加坡自治邦成立，李光耀出任自治邦政府总理。1963年2月，英国殖民当局和新马两地的政府联合发起名为“冷藏行动”的大逮捕，把林清祥等100多名社会主义阵线的主要领导人和骨干投入监狱，罪名是充当马来亚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企图和国际共产党里应外合，颠覆新加坡政府，把新加坡变成“亚洲的古巴”。
新加坡在1965年8月9日宣布独立后，林清祥等人也没有获得释放。独立后新加坡任何反殖爱国的政治拘留人士要想获得释放，都必须公开谴责自己的过去，不肯就范者，就得面对无期的拘禁。
标榜“非共”的李光耀继承了全部“反共”政策，以清除“共产党势力”为名，无情打击和摧残“反对党”和异议者。例如，从人民行动党分裂出来的异议人士所组织的社会主义阵线，既没有举起共产主义的旗帜，更没有提出任何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而斗争的纲领，它所宣示的，只不过是争取独立和民主，争取实现人民行动党早期提倡而较后不提的社会主义纲领，这样的左翼反对党，在世界上任何民主国家，都是无可非议的存在。可是，李光耀掌权后，却以“反共”为借口，从对付林清祥等开始，一波又一波地逮捕和监禁社阵干部以及有群众基础的反对者，加以身心摧残，使反对党不得翻身，扑灭一切敢于冒出来的反对力量。
显然，李光耀醉心孵育的，不外是一个民主世界的怪胎——建立一手遮天的无反对党议员的“议会”。对此，许多知名的反共人物恐怕都要自叹不如。尽管李光耀在多次场合中依旧声称自己是民主社会主义者，但无可否认，李光耀初期的民主社会主义理念经过多次重大的修改，早已空壳化；随着他践踏人民的民主权利，对反对者无所不用其极，导致人民行动党在1976年被社会党国际除名。
1963年9月21日，新加坡举行加入马来西亚后的第一次地方选举投票。在全岛51个选区中，人民行动党获得37个议席。它的这项胜利是在预料之中，因为强大的“社阵”等反殖力量在是年2月2日“冷藏行动”中已受到重创。但这次选举也有其引人注意之处：在南洋大学毕业生带动下的一批新血，以“社阵”的旗帜参加选举，让“社阵”夺得13个议席，成为最大的反对党。
李光耀不能容忍来自这些华文教育背景者的挑战，因而迁怒于这些挑战者的教育背景，就在选举过后的第二天，便褫夺了南大创办人陈六使的公民权，理由是陈六使以“维护华文族语言、文化和教育为藉口，在共产党人（指社阵候选人）起草的声明上签名，谴责政府”。接着，他利用政权力量对付南大学生、教职员、副校长等；进而策动改组和接管南大，直至1979年将南大并入新加坡大学。与此同时，李光耀按照英校面貌改造华校，最后连根拔除整个华校中小学教育体系（至于其他如马来及淡米尔母语教育体系，早被消灭殆尽）。这件殖民主义者过去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李光耀却把它做成了。
所谓“官吏清廉”实为“合法腐败”
反贪局看似威风凛凛、权限无边，其实没有得到高层允许，对于与人民行动党关系密切的重要人士根本不敢过问。1995年新加坡房地产大热，许多人半夜排队买楼，而李光耀父子在一家HPL公司购楼时，不但直接优先购买，还获得了HPL公司超过百万元的回扣。1996 年此事被意外曝光，引起新加坡人的广泛非议，但号称只要知道公务员收到一元好处也要调查的反贪局却丝毫没有动作，而任由李光耀的直接属下组织了一个小组草草调查即告了事。后来有人发现，接受HPL公司购房回扣的高官及亲属还远不止李家父子，而且都是在同一天。调查小组的HPL所谓“回扣是感谢李家父子的广告作用”说，对此根本无法解释，但新加坡从反贪局到媒体，上上下下完全对此不发一词。
事实上，由于新加坡严苛到极点的反诽谤法和官方秘密法，和更可怕的内安法，一般人即使在私下交谈中，也不敢轻易指高层人士有不良行为，而媒体对这种问题也几乎不会加以任何报道。不准问，不准谈，更不准查，自然个个高官和他们的亲朋好友们都是两袖清风、一芥不取的完美君子。
在李光耀看来，新加坡 “经济腾飞”和“官吏清廉” 的形象，特别是后者，只要巧加包装，最能营造他个人的品牌。他从不会忘记讥讽周边国家官场的“贪污腐化”，以抬高其“威权体制”的地位，让其“专制统治”合理化。
无可否认，在本区域，新加坡公务员的清廉是具有其名气的：一是公务员不卷入党派斗争，其薪津待遇较好；二是退休制度健全，足够养老。仅此二项，即可以“养廉”。
人民行动党执掌了政权，特别是1965年之后，李光耀一步步地提高公务员的薪津，一般而言，不要说周边地区的远远不能相比，新加坡公务员的薪津在扣除了生活指数之后，要比台北，甚至香港的还来得高。可是，新加坡公务员对自己的“高薪”，所拥有的实际支配权却低得惊人。原来，新加坡公务员的退休金的筹措是这样的：在职期间，按月要提存百分之十七点五；政府再补贴百分之十七点五，合计为总薪津的百分之三十之高，由国家扣存。因此，公务员在职期间，只能以其百分之六七十的薪津抓紧支付衣和食、分期付款住与行之必需，即使是上层公务员，其手头上也并不那么充裕，“钱不够花”；至于退休之后的生活、医疗保健，全在“国家”的垄断操纵之中，谁敢不听掌权者大家长的话，就要面对风烛残年之后果。
几十年来，新加坡政府采取的政策，是让人民（包括中下层公务员）只拥有少量可以维持生计的收入、“钱不够用”，却将人民身上克扣而来的庞大财富由“国家”直接掌控，然后交由李光耀钦点的官僚垄断资本机构如发展银行、淡马锡机构等等去操纵投资。李光耀的说法是，他用人民的钱替人民生财，为新加坡谋利，因此，新加坡总理是新加坡人民理应“高薪豢养”的顶尖人物。现在，人们要提问的是，既然是从全民荷包中扣除并累积而来的“国家”资产，则其整个运作过程，理应全面民主化和透明化，难道人民只有接受命令的份，却没有参与决策的权利吗？为什么是由你一手支配、搞“一言堂”呢？为什么是你“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呢？是谁剥夺了人民对财富的支配权？
有人说，在目前新加坡威权体制下的所谓“高薪养廉”，显然是偷换概念。所谓“高薪养廉”也者，不外是“监守自盗”或“合法”“搜刮民脂民膏”的同义词，无异是家族垄断全民财富的障眼法。
李光耀的长子李显龙继任了总理和人民行动党秘书长的职位，次子李显扬曾任新最大企业新加坡电信的主席，现任民航局主席，两人都曾是新军的高级将领。统管新加坡所有国有控股和参股企业，与中国的国资委职能相近，实际地位和权力更高更大，几乎可以主宰新加坡经济命脉的淡马锡公司，则掌握在李显龙之妻何晶手中。比淡马锡更神秘、负责管理外汇储备的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干脆就一直由李光耀亲自担任董事长。仅在最近的2011年大选中，人民行动党推出的24位新议员候选人中，就有4人曾是李光耀或李显龙的首席私人秘书，还有一名最年轻的候选人则是李显龙现任私人秘书的妻子。
内安法和被驯服的法院
内安法，源于英国殖民地时期，从当时起就主要用于对付共产党人和异见人士。根据此法的授权，行政机构可以“怀疑可能对国家安全、种族和谐与社会稳定造成威胁”的理由，任意拘留任何人士，而且无需任何审讯，即可无限期扣押。在1962年的冷藏行动中被捕的人士，甚至无权知道自己被指控的罪名是什么，也从来没有受到正式的审讯。其中被关押时间最长的林福寿医生，总共被囚19年8个月，是亚洲坐牢时间最长的政治犯 [《人民之友》编者注：被关押时间最长的是“冷藏行动”之后被捕的谢太宝，他被监禁23年及随后软禁（于圣淘沙岛）9年]，在全世界也仅次于南非的曼德拉。
这一法律，是用来保证大多数人心怀恐惧、保持沉默的终极威慑武器。这把宝刀虽然已经很少出鞘了，但一旦出鞘，被列入黑名单者就注定了只能以悲惨收场。1987年，李光耀命令内安局，以“危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名，逮捕了22名天主教的神职人员和天主教组织的社会工作者。不过这次“扫荡行动”真正让新加坡人大开眼界的，并不是以马克思主义者的罪名逮捕天主教神父，而是时任新加坡律师公会主席的萧添寿律师，因为是其中一些被捕者的辩护律师，当他去探访委托人时，也被以内安法一并逮捕。一度对李光耀政策略有薄评的新加坡律师公会，从此彻底对政府俯首贴耳。
而1997年李光耀、吴作栋等11人诉惹耶勒南损害名誉案，更是被公认为新加坡司法体系完全受政府操纵的铁证。
原本李光耀等人起诉惹耶勒南的理由，是指控惹耶勒南将另一位反对人士邓亮洪向警方投诉吴作栋的消息（此系事实）透露给了外界，导致李等11人的名字被报纸报道，因此名誉受损。但在庭审中，由于被那位外国律师抓住，吴作栋不得不亲口承认，报纸得到的警方记录副本，是由警方奉命直接呈送给他，然后经他和李光耀商量之后，派李光耀的秘书亲自送去的。新加坡法院随即终止其后的调查和庭审，但最后仍然判决，虽然报纸得到的消息并非来自惹耶勒南，但他诽谤吴作栋的罪行仍然成立，需赔偿130万新元，惹耶勒南因此倾家荡产。
在李光耀起诉后，新加坡法院马上下令由将邓亮洪及其妻子的全部资产和相关文件一律查抄冻结。尽管原告方、政府和法院先后都承认，邓妻与本案案情毫无关联。然后法院又下令邓亮洪必须详细列明不少于一千一百二十万新元的资产，作为“官司输掉后的赔偿金”交予冻结。在邓亮洪表示无法提供清单后（邓后来解释说，在他被查抄了所有相关文件后，如果再列举财产清单，肯定会因为记忆或估价错误，被法庭定为伪证罪。而且他的财产已经全部被法院查抄冻结了，根本无需再由他列明），当审法官就直接剥夺了邓的辩护权，而且根据李光耀律师的要求，下令把邓的宣誓书（相当于答辩书）销毁。
除了剥夺被告基本的自我辩护权外，在整个事件中，法院完全服从李光耀一方的要求，违背基本常理的再三驳回邓亮洪夫妇提出部分冻结款项，以聘请律师、支付堂费的请求，而李显龙在同时期，却还代表新加坡政府向外国媒体郑重表示，冻结邓氏夫妇财产，只是为了保证他们把钱用在打这场官司上。
最让邓氏夫妇无语的是，由于惹耶勒南案已经证明，实际是李光耀自己派人把相关文件送到了报社发表。但法官最后却判决，虽然文件是李光耀自己送到报社去的，但因此造成的名誉损害仍然应该由邓亮洪负责，判邓亮洪需赔偿三百多万新元。
被控制的工会和媒体
李光耀上台后用逮捕和控告诽谤等手段逐步驯服媒体。1977年，国会通过法律禁止任何人持有报刊超过3%的普通股，并设立管理股，由部长分给本地四家银行。这是因为银行天性保守，与政府保持一致。在这之后，新加坡报刊再没有主动报道过一起本地丑闻。
新加坡现在大部分报纸被整合进报业控股公司里，里面有内安局人员监控，并担任编辑记者等职。电视公司也是如此。
传统媒体虽然驯服了，但在互联网时代的今天，新媒体却给人民行动党政权提出了新挑战。旧的招数不管用了，他们起诉过的老对手如《亚洲新闻》《亚洲华尔街日报》和《远东经济评论》都消失了，但人们现在可以在网上无拘无束的批评政府。但由于新媒体自身的局限，如没有采访权等，新加坡人还是面临信息管制，无法得知他们应知的新加坡状况。
内安局的密探横行。在中国巴士司机罢工一案中，新加坡人社工发现被汽车公开跟踪恐吓。他们报案，当然没有下文。罢工司机被警察殴打。几十个司机被非法关押监狱一夜后驱逐回国，以儆效尤。新加坡记者李慧敏出版的《成长在李光耀时代》一书介绍，咖啡店里暗探高谈阔论来吸引热血的天真的新加坡人加入谈话，然后会请他们去“喝咖啡”。大学或其他机构里面也会安插人员。例如，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法学院就爆出原教授马来西亚籍的郑尊行被迫充当免费的特务，报告自己和同事学生的言行。
她在书里还提到，在新加坡，街头示威属于犯法，违法者将被捕。未获警方许可，五个人以上的集会可能会构成“非法集会”。有非常有效率的执法机构，在滋事分子出击前，一举一动早被盯上。人们也知道，批评政府需要做足功课（对普通人来说，这有点困难，因为很多资料不对外公开，所以你以为做足了功课但仍会有疏漏），因为涉及诽谤者将吃尽官司，甚至面对破产和蹲牢房的命运。新加坡的空气中，弥漫着一些挥之不散的恐惧。至今内安局还是可以任意在新加坡居民家中和工作场所安装窃听器和摄像头，以及开启手机特殊功能。
李光耀作为搞工运起家的政治家，在上台后却用各种手段包括流氓打手逐步搞垮了各个独立工会。这是由他的实用主义态度决定的，也是他消灭异己势力的总政策的一部分。为了解释他利用工运的历史，他说自己后悔当年的举动（不过这是不可能的，不给工会当法律顾问就不能上位）。
他取消了公共假日的三倍薪水，禁止某些重要的部门罢工。1972年，新加坡成立了由劳资政三方组成的全国工资理事会，负责为每年的加薪提出建议，基本原则是加薪幅度不能大于生产力的增长。最重要的是，他逐步消灭了各个独立工会，并成立了新加坡唯一的总工会组织新加坡职总NTUC。职总的秘书长由部长担任，工会不再有自己的声音。
在英国统治下，新加坡人能依法罢工，能自由开办新闻事业；而独立50年后的今天，新加坡却不能罢工，只能读政府办的每语种一张的官报。这是充满讽刺的。工会和媒体是李光耀夺权的手段，上台后就弃之敝屣了。
本文整合自《王晓波：小国领袖李光耀》、《新加坡还要当多久“李家坡”》、《英国人没有做到的事情，李光耀做到了》、《李光耀统治下的新加坡》等多篇文章。
“百年之后，人们会为谁树起纪念碑？在这许多座丰碑之中，或许有一座会属于李光耀。人们铭记他，将不仅因为他是新加坡第一任总理，还因为他创造了威权资本主义——这一思想将决定下一世纪的面貌，就像民主决定上一世纪的面貌那样。毕竟，在中国实施影响深远的经济改革之前，邓小平访问的是新加坡。在那之前，资本主义和民主仿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今，这种联系已荡然无存。”——齐泽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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