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茅草行动"真相：
马哈迪是"幕后黑手"！
作者 / 来源：Mask Man / 正义之声@facebook
[原标题] 《茅草行动——你不知道的真相》
[《人民之友》编者按语] 《茅草行动——你不知道的真相》是一名署名“Mask Man”的作者在2012年初发表于正义之声脸书上的一篇由以下3个章节组成的文章——
• 第一章：为什么总是拿华人开刀？
• 第二章：华文教育最黑暗的年代
• 最终章：马哈迪对印刷媒体的致命打击
作者在本文中首先清楚说明了“茅草行动”发生的背景和由来；他进而引述了我国开国总理东姑阿都拉曼被逼下台的遭遇来证明马哈迪当时正是企图引发马来人和华人的冲突流血事件以便采取镇压行动，来达到他铲除政敌、摆脱困境、巩固势力的目的；他最后指出，在“茅草行动”中，受害最大的，其一是华文教育，其二是国家的民主制度，其三是印刷媒体。
作者毫不留情地批判马哈迪与“茅草行动”的言论和见解，让人很容易推断，很大程度是代表或倾向此前的由3党组成的人民联盟阵营（特别是民主行动党）领袖的立场和观点。我们特地将它转贴于此，有两个目的：其一是为5个民间组织即将在本月28与29日联办的“茅草行动30周年系列活动”助力营造有利气氛；其二是为关心国家前途的民主人士深度剖析马哈迪摇身变为“国家救星”的怪现象，提供一份现有的重要材料。
以下是刊载于正义之声脸书上的《茅草行动——你不知道的真相》的全文内容（文内小标题为《人民之友》编者所加）——
第一章：为什么总是拿华人开刀？
相信大家都听到过，也都知道，大马（上世纪）80年代末期发生过一次以内安法令到处胡乱捉人的所谓“茅草行动”，马来文叫做“Operasi Lalang”。
时间是1987年10月27日。
这是大马人权发展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在进入正题之前，请先容许我跟大家温习一下“茅草行动”的演进表，我认为这是有必要的。虽然许多经历过24年前（《人民之友》编者注：作者是在2012年1月13日正义之声@facebook发表这篇文章）那个动荡时代的朋友，或许已经知道“茅草行动”，但是许多年轻的朋友未必清楚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因此我觉得有需要先让大家了解“茅草行动”发生的背景和来由。
“茅草行动”发生的背景和来由
1987年4月24日，巫统党中央举行代表大会，中央代表们在激烈的党争中投票，让A队的马哈迪以微弱的43张多数票，击败由东姑拉沙里领导的B队。马哈迪派系获胜之后，迅速在党内清除异己；大会过后，12位巫统党员入禀高庭，指巫统代表大会出现程序错漏违法，要求宣判巫统为非法组织，并且判决选举无效。
当时，马来社会也因为巫统这场前所未有的党争而分裂，失去一半马来社会支持，马哈迪的政权，岌岌可危。
1987年8月，政府宣布派遣约100名不谙华文华语的马来公务员，到全国华小出任校长、副校长、行政主任和训导主任这4个高职，引发董教总严厉抗议，华社群起鼓噪。要求政府教育局收回成命。
但是，时任教育部长的安华却坚持不肯妥协。当年董教总所喊的口号，是说华社不是反对不同种族的公务员到华小担任高职，只要对方懂得华文华语，董教总不会反对。董教总一再声明，这是教育问题，不是种族问题，更不是政治问题。
10月4日，时任教育部长安华公开表示，他只是执行政府的既定政策，不谙华语的高职人员调指令，他是不会收回的。安华的宣布，进一步激怒了华社。
由于捍卫华小是当年华社的首要任务，华小问题一直牵动着每个华人的敏感神经；马华公会、民政党，史无前例地与行动党、董教总和100多个华团组织站在一起、连成一线，向政府施压，要求将不谙华语的高职人员调走。
10月8日，一个以捍卫华小的名义成立的委员会成立，决定在3天后，即10月11日，在吉隆坡天后宫发动一场捍卫华小，抗议不谙华文者派到华小担任高职的大集会。集会上宣布，如果政府不肯俯顺民意，3天后将号召受影响的华小展开罢课行动。当时响应号召的学校极多，学生人数估计多达4万5千人。
当时代表大会发言的董总主席林晃升强调：这个课题绝对不是种族课题。他说：“我们准备接受任何种族老师，只要他拥有合格的华文资格。”由于教育部始终不肯妥协，因此罢课行动进入倒数。
10月13日，马华与民政党的部长在内阁力争，内阁终于决定愿意与董教总及华团进行协商。有鉴于政府表达了协商的意愿，捍卫华小委员会决定取消罢课行动。
但是由于时间紧迫，一部分受影响的华小，还是在10月14日进行了一天的罢课行动。罢课的学生人数多达3万人。虽然罢课行动取消，但是这却为巫统提供了一个很好利用的平台。
10月15日，巫统宣布，原本预订11月在新山举行的党周年庆典改在吉隆坡举行，并宣称将号召50万人走上街头 “誓死捍卫马来人权益”。
10月17日，由时任巫青团长的纳吉号召，超过两万人出席在吉隆坡Kg.Baru的露天体育馆举行“捍卫马来人权益大集会”。会场内充满了极端种族主义的口号和布条，所有的口号和布条，都是冲着华人而来！其中一张布条，画了一把马来短剑，上书“以华人的鲜血染红它”！
当时在场的马来群众，群情汹涌，个个好像吃了兴奋剂一样，情绪濒临失控。响应纳吉号召的巫统领袖，包括当时的新闻部长莫哈默拉末、雪州州务大臣莫哈默泰益、农业部长沙努西祖聂、副内政部长梅格祖聂、柔佛州务大臣慕尤丁等等。而事件的主角人物，教育部长安华，并没有出席集会。
刚刚在4月党选中选为巫青团总团长的纳吉，故意怂恿巫青团员及巫统极端种族主义分子，大肆抨击马华署理总会长兼劳工部长李金狮 ；炮火也扫到教育部长安华。当时巫统党内有一股声音，要求首相马哈迪革除李金狮和安华的部长职位。整个事件已经演变得渐渐失控。
10月17日马来人大集会当天，吉隆坡许多华人经营的商店纷纷关门歇业。当时走在吉隆坡街头的华人，都很害怕到马来人居多的地区，尤其是Kg.Baru一带。
有人事后回忆说，当时吉隆坡气氛紧张而且诡异，要上街头都得找伴；经过马来人居多的地方，都会觉得那些马来人一直盯着你，表现得非常不友善。这种紧张而且诡异的气氛，通过传播媒体，迅速扩散至全国各地。
如果把这种紧张气氛形容为充气的气球，那么，天后宫的华人大集会，为这粒气球充了一半的气；马来人在Kg.Baru的激情大集会，则已经将这粒气球填满了所有的空间，濒临爆破边缘了！如果加上2个星期后的巫统50万人街头示威游行，局势肯定将会失控！
当年的全国总警长敦韩聂夫在回忆中说：当时的气氛非常紧绷，警方也意识到很可能随时会失控，马来人与华人之间的敌意已经被无限上岗。如果巫统党庆所号召的50万人走上街头，万一有人乘机会滋事，种族冲突的惨剧随时爆发，就像5•13的时候那样，一发不可收拾！
已故国父东姑阿都拉曼在回忆录中，一针见血的指出；当时的巫统经历了史无前例的严重党争，正在面临分裂，马哈迪在党内的主导权正在面临危机。12名巫统党员于1987年6月25日入禀法庭，要求宣判刚刚落幕的巫统代表大会与党选为非法；当时诉讼仍然在法庭进行中。
马哈迪幕后隐藏着另外一个议程
吊诡的是，国家最高决策人马哈迪，却在这个关键时刻保持缄默，既不阻止马来人继续发表充满种族仇恨的言论和挑衅动作，又不针对平息两族之间的矛盾而努力安抚。感觉得到，当时的马哈迪，似乎幕后隐藏着另外一个议程。到底是什么议程？
东姑说：如果法庭的判决对马哈迪不利，那么，他就别无选择，只能下台。东姑这样写道：马哈迪必须寻找出路脱离困境，因此制造了一个国家危机和假想敌，以便重新团结巫统，来对抗”共同的敌人”。而这个想象中的敌人，就是华社！
专门研究”茅草行动事件”的学者，在分析所收集到的资料之后，认定东姑的看法是有根据，而且是正确的。为什么东姑在茅草行动刚发生不久，就洞察先机，一语道破迷津？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曾经也是类似的阴谋之下的受害者！
当然，大家都应该知道，东姑就是1969年5•13事件的受害者，他被政敌巧妙的利用马来人和华人的流血冲突惨剧逼宫。在华人被马来人大屠杀，流了无数鲜血的情况之下，东姑被迫隐退，将国家最高行政领导权的相位，拱手让给副手敦拉萨。是谁踩着华人的尸体上位？答案自己找。
时隔18年，马哈迪又以同样的方法，利用牺牲弱势的大马华族，来巩固他自己的政权！5•13事件和茅草行动，虽然是两件不同的事件，但殊途同归；两次都是以牺牲华人的利益和生命来终结。生活在大马的华人，在两次冲突事件中，都成为巫统领袖夺权、巩固势力的牺牲者。在他们眼中，华社就是巫统领导人的“另类提款机”。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我们将在下个星期重点探讨，这里我们讲回“茅草行动”。
前面说过，国内的紧张气氛，在1987年10月17日马来人大肆攻击华人的大集会之后，已经像一粒濒临爆炸边缘的气球。这粒气球，隔天就在枪声中爆破了！10月18日，当天中午，一名“据说”精神有问题的，名字叫做阿丹的士兵，擅自离开了鹅唛军营，手持M16 Rifle冲锋枪，步行到人口稠密的秋杰路，对着人群胡乱扫射，当场打死一个马来人和两个华人，同时射伤数人。
事件发生后，警方迅速动员包围秋杰路，全国总警长韩聂夫亲自出马指挥，出动重型装甲车，如临大敌。对峙了将近3个小时之后，军人阿丹终于缴械投降就擒，结束了这场悲剧。但是，军人阿丹开枪，却在这个关键时刻打断了紧绷的神经，因为阿丹一个人，导致全国大骚动。
有亲戚朋友在吉隆坡的人，纷纷从全国各地打电话进来吉隆坡，造成电话线路严重阻塞。许多无法及时联络上吉隆坡亲人的外州家长，甚至担心得哭了！事发过后，也出现了一些质疑的声音。有人怀疑，军营内军纪严谨，军人岂能进出自如？
更何况还带着冲锋枪？而且穿着军服，荷枪实弹的走在街头，竟然没有警察截查，非常不可思议。因此，有理由怀疑，军人阿丹是被某些有关联的人士故意煽动，然后刻意放出来行凶的。背后的动机和意图明显。无论如何，这些都已经是无法可查了。
由于军人阿丹开了枪，令气球爆破之后，巫统、华基政党、董教总和华团虽然马上噤声，不约而同不再发表针锋相对的言论；但是紧张的气氛已经蔓延到全国。政坛的短暂宁静，其实更让关注事件发展的人绷紧神经，明显觉察到：这只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山雨欲来风满楼！
距离军人阿丹开枪之后的第九天，10月27日傍晚，马华副总会长忽然在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之下，紧急到梳邦国际机场乘搭航机飞往澳洲。当时他面对记者提问时，只是说到澳洲探访在那里求学的儿子。
时隔多年，内情才给公开：原来当时李金狮是被马哈迪训令，必须马上离国！原因？很简单：茅草行动已经展开，如果李金狮不走，他一定会被捕。
大家不要以为马哈迪是在救李金狮，事实上，他是在保护他的巫统朋党！李金狮是部长，如果他被捕，那么，同样的，纳吉、安华、莫哈默拉末、莫哈默泰益等等，也必须被捕。
因为他们都是挑起骚动事件的“元凶”之一。如果李金狮被捕，而巫统部长没有一个被捉，“茅草行动”将可能失去正当性。所以，李金狮无论如何必须走，走的越远越好！茅草行动在10月27日雷历展开，被捕的人士多达119人，全部是在内部安全法令（Internal Security Act）下被捕。
所有党团都必须有“代表”被捕
当年被捕者，包含了巫统、民主行动党、马华、董教总、回教党、华团领袖、社会运动份子、原住民、华教人士、基督教工作者，还有原住民。最有趣的，是回教党从头到尾，都没有参与这件事故，偏偏党领袖莫哈默沙布也被捕。事后从获释的国阵领袖口中才知道，原来”茅草行动”的执行原则，是所有政党和团体，都必须有”代表”被捕，如此才能显示马哈迪”公平”。
民主行动党被捕的国会议员有7人，包括国会反对党领袖林吉祥和马六甲市区国会议员林冠英父子、副主席日落洞国会议员卡巴星、甲洞国会议员陈胜尧、怡保国会议员刘德琦，还有P巴都、V 大卫。
巫统方面，被捕的是Pasir Mas国会议员伊布拉欣阿里、巫青团教育主任莫哈默法米伊布拉欣。
马华被捕的有副总会长陈立志、叶柄汉、陈思源、邓思汉。回教党方面有末沙布、回青团团长哈林阿斯哈。
董总主席林晃升、教总主席沈慕羽、教总副主席兼尊孔独中校长庄迪君，隆雪华堂华社研究中心主任柯嘉逊等人。
有趣的是，当年在这起事件中言词激烈的先锋大将陆庭瑜，却没有被捕。当每个人都在害怕被捕的时候，陆庭瑜老师却独自一人，收拾简单几件衣服，独自坐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门口，等待警方来捉！因为他认为，比他温和的人都被捕了，以他那么激烈的言论表现，没有理由幸免于难的。可是，他偏偏没有被捉。他等了两天。都没有人来捉他，当被记者问起是，他还自嘲：真没面子。
后来，据说警方没有逮捕他，是因为陆老身体健康状况不好，万一在监狱中有什么三长两短，后果难于估计；也是警方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决定放他一马。
接下来讲《茅草行动—你不知道的真相》第二章：华文教育最黑暗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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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华文教育最黑暗的年代
2007年4月，刚刚从监狱里被释放不久的公正党顾问安华，在雪兰莪州的依约镇(Pekan Ijok)发表政治演说的时候，公开承认在1987年茅草行动中，自己担任教育部长时“委派不谙华文老师出任华小高职”的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偏差个案。他承认在处理这件事方面出现错误，并且向广大华社道歉。
不过，他也说明，由于受到巫统制度框架的限制，无论是谁担任教育部长，都无法做出改变。因此，唯一能够促成改变的途径，只有政治变天，政权轮替。安华的解释，受到前任教总主席沈慕羽局绅的认同。
马哈迪和纳吉应为“茅草行动”事件道歉
沈慕羽局绅在（上世纪）60年代曾经是马华青年团的创立人兼第一任团长（后来被陈修行开除党籍），对于政府内部的运作多有了解，因此他明白安华的处境，接受安华的解释。不过，沈慕羽局绅也认为，除了安华之外，还有两个人必须对1987年“茅草行动”事件 ，向大马华社道歉。这两个人，就是前任首相马哈迪，和现任首相纳吉。
沈老认为，纳吉和前任首相马哈迪，应该为1987年茅草行动负责任，并向人民公正党顾问安华依布拉欣看齐，承认错误，并公开道歉。沈慕羽说：当年以《1960年内安法令》逮捕以及扣留华教工作者的内政部长是马哈迪，因此老马有必要为自己的行为道歉。
至于纳吉。沈老说：纳吉当年在Kg.Baru发动马来人大集会，公开张挂《用华人的鲜血染红马来人的剑》布条，还有发表许多极度煽动种族对立情绪的言论，是在为当年的“茅草行动”铺路而营造的暴动气氛。因此他认为纳吉也应该为此事道歉。
不过，后来纳吉一口否认当年有发表过这些煽动言论，虽然面对铁证如山的证据，他始终否认到底。这个就是纳吉的个人风格，他不断为他自己曾经亲手干过的错事漂白、否认；或者指别人污蔑他，认为他其实什么错事都没干过。
面对当年拍摄的照片证据，他也是一贯否认，或者，顾左右而言他。这个就是我们现任首相受到公认的品格特质。针对马华不断要求安华对“茅草行动”负起全责，沈慕羽虽然表示“个人有各人的看法”，但是他显然对马华从来不敢要求马哈迪和纳吉向华社道歉一事，很不以为然。
沈慕羽承认，目前一党独大的巫统，是摧毁华教的根源，更指责进入巫统的马来人，都是为了“升官发财”。他也指出，“新经济政策”的执行偏差，是造成“马来人特权”出现的最主要原因。但是他也说：“我们只能说反对新经济政策，不能说反对巫统，因为会引起种族冲突。”
这是因为巫统认为他们代表马来人，批评巫统就是批评马来人；从过去许多例子证明，巫统往往喜欢把非土着对他们的批评，转变成操弄种族及宗教的课题；继续在华社的伤口上挖掘他们最大的利益。事实上，华人的权益问题和华文教育问题，一直就是巫统不断用来剥削，以取悦马来社群的“定期存款”。“茅草行动”只是把这种剥削行为推向最高峰而已。
马哈迪是动用内安法令对付华教的先锋
自从《内安法令》于1960年在国会通过并实施以来，“茅草行动”是第一次被动用来对付华教最高机构领导人！马来西亚历任首相，从东姑阿都拉曼、敦拉萨，到敦胡申翁，虽然不断通过各种手段打压及剥削华文教育的发展空间；但是，动用内安法令来对付华文教育，马哈迪却是第一人！
1987年“茅草行动”中，被逮捕的4名华文教育机构最高领导人，包括董总主席林晃升、教总主席沈慕羽局绅、教总副主席兼尊孔独中校长庄迪君博士，和华社研究中心主任柯嘉逊博士。柯嘉逊博士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着：“‘茅草行动 ’已经彻底暴露了《内安法令》完全只是国阵的工具的虚伪！”
所谓“内安法令是为了保护国家安定，不受恐怖主义份子破坏安宁”云云，只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尤其是，当《内安法令》被利用来对付手无寸铁的华教人士的时候，无论马哈迪政府如何自圆其说，马华如何为它涂脂抹粉；都无法掩饰国阵的丑陋真相。
柯嘉逊说：“茅草行动”的丑陋真相，在大马发展史上还有一项无法磨灭的污点：这是大马华文教育185年的发展历史上，第一次被国家领导人以“破坏国家和平”罪名，动用《内安法令》逮捕4名华教最高机构领导人！
手无寸铁的文弱书生，竟然被当成“破坏国家和平的恐怖份子”，这种只有在民智未开的落后国家才会用的打压伎俩，竟然被强调民主自由的国阵一再滥用，胡乱套上莫须有罪名，不须审讯，受害者也无法获得辩解机会的情况下，被收押监禁。因此，“茅草行动”堪称是大马华文教育史上最黑暗的年代！
“茅草行动”一共逮捕了119人，包括巫统、马华、回教党、民主行动党、董教总、华团、华社志愿团体和个别人士。表面看来，《内安法令》的逮捕行动很“公平”，因为连执政党的人也名列被捕者名单。但是，往深一层探讨，却不难发现，许多逮捕的动作、被捕的人士，其实只是“做戏”罢了。
真正要抓的只是反对党领袖和华教人士
基本上，巫统和马华国州议员也被捕，只是为了掩饰他们背后的真正意图。背后的意图是什么？背后的意图，其实就是他们真正要捉的，只是反对党和华教人士！至于被捕的执政党人士，只是配合当局演一场戏罢了！我这样讲，是有足够的文件记录证明的。有三个疑问和理由支持我的论点。
第一个疑问：被捕的人士都是相对比较温和的；而在同一个课题上措辞强烈的人，包括李金狮、纳吉、莫哈默拉末、莫哈默泰益、沙努西祖聂，为什么都没事？
第二个疑问：为什么被捕的人士，受到当局双重标准的对待？
执政党的扣留者，在扣留所里可以享受KFC炸鸡和肉骨茶（这是当年有份被扣留的马华领袖叶炳汉和陈思源亲口说的）；而且也不会受到太多盘问和刁难；甚至还受到礼遇。
但是反对党和董教总的被扣者，却只能吃不新鲜的食物，简单的咖喱配饭；几乎每天晚上每隔一个小时就押你出去盘问，来来去去就是重复同样的问题，故意不让你睡觉，让你精神崩溃。为什么同样是内安法令扣留者，待遇却有天渊之别？
第三个疑问：在过了60天的单独囚禁期过后，为什么执政党的被扣者绝大多数获得释放，只有反对党、董教总和华社人士大部分被马哈迪亲自签署扣留令，被押送到太平甘文丁扣留营继续囚禁？
当年被扣留的马青署理总团长陈思源回忆说，当时其中一位盘问官曾经很坦白的告诉他：“我们需要从每个执政党中挑选至少一位代表，将他们送进甘文丁；这样才能显示我们公平对待所有人；而你就是最适合的代表。”
结果陈思源成为马华被扣者当中，唯一在单独扣留60天期满后，被送往甘文丁继续扣押的“马华代表”。这不是做戏，是什么？
陈思源是马华里面比较有良知的年轻领袖。针对恶名昭彰的内安法令，他说：任何人如果被不公平或错误的扣留，而《内安法令》又不允许公开审讯，也不允许受害者进行抗辩，那要如何说出事实？如何为自己鸣冤？
另外，还有一名被逮捕人士是一名信奉基督教的马来妇女，名字叫做希尔米诺。她被逮捕的原因是，身为马来人却信奉基督教！在大马联邦法令条文中指出，马来人应该信奉回教、说马来语及学习马来文化。但是，内安法令一向只用来对付破坏国家和平的恐怖分子；用内安法令逮捕反对党和董教总人士，基本上就已经不对；现在还被用来对付改信基督教的马来妇女！很明显的，内安法令已经被马哈迪滥用，这是绝对滥权和独裁专制！
舆论形容，这是马哈迪首相确立其“强人政治”的标志。他的强人标志，是牺牲全国人民，尤其是华社族群的利益和权益而树立起来的。“茅草行动”就是马哈迪充分利用华教问题，刻意挑起马来族群和华人族群之间的尖锐对抗；从两大民族之间的矛盾来谋取他个人最大的政治利益。
这种行为，非常接近古三国时期，曹操那句流传千古的名言：“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从个人的奋斗过程来看，如何从一个亡命之徒变成后来的政治枭雄，马哈迪和曹操之间，颇有相似之处。
3人在“茅草行动”中获得最大利益
我们现在来清算一下，在“茅草行动”之中，获得最大利益的人是谁？
当然，第一个就是马哈迪。他因此而巩固了他在巫统党内的强人地位，真正达到了只手遮天的境界。
第二个，是纳吉。因为在巫统党选中，最后一分钟倒戈支持马哈迪，他因而得罪不少B队的领袖。但是“茅草行动”里他落力的表演，无所不用其极的大量施展煽动功夫，最后协助马哈迪成功进行大逮捕，功劳很大。从此他在党内平步青云，20多年后的今天，成为首相。
第三个，是莫哈默拉末Mohamed Rahmat。觉得有点意外？其实，他绝对是其中一个最大的受益者。当年他在老马上台之后，一度被边缘化，1982年还被派去印尼担任大使。1987年，由于在党争中力挺马哈迪的A队，结果押中积宝Jackpot，政治前途咸鱼翻生；在内阁改组中受委为新闻部长。
接着，他凭借在“茅草行动”中非常出色的演出而进一步得到马哈迪信任和重用，一直担任新闻部长，兼任巫统总秘书，直到1999年退休。而在“茅草行动”中，得到最艰苦心志磨练的人，是谁？或许你不会想到。这个人，就是——林冠英！
这里特别提起林冠英，是因为要告诉大家，他在扣留营里的铁汉风格表现。根据后来陆续被释放的行动党领袖当时的描绘，林冠英在面对盘问官不断重复骚扰、重复精神轰炸、重复盘问同样的话题的时候，不但没有崩溃，还表现出铁一般的意志力。
他不但大声回呛盘问官，有一次甚至在面对狱卒的无理欺负时，虽然手上戴着手铐；他还奋力举起椅子，准备跟狱卒对着干！最后反而是狱卒被吓得不敢造次！这件事，当年在甘文丁扣留营内轰传，人人都对林冠英另眼相看！连那些原本以为外表文弱的林冠英好欺负的狱卒，以后见到他都不敢在招惹他。
成为内安法令扣留犯，对林冠英是很好的体验和磨练，让他更清楚的体会到政治局势的黑暗面和不公不义的一面。对于他几年后再次因为为未成年少女申冤而冲撞到马六甲州首席部长，最后被恶势力打压而再次坐牢；在心志上已经完全可以承受冲击。永远不向恶势力低头的林冠英，终于在2008年的308大选中吐气扬眉，率领民联大军，一举拿下槟州执政权，成为槟州首席部长。
3年多以来，他的政绩标青；虽然不断受到巫统背后撑腰的反对势力的破坏，但是他始终没有被击倒，反而经常谈笑用兵。林冠英的表现，使他成为槟州选民的偶像；如无意外，民联槟州执政权在来届大选应该是稳若泰山；国阵短期内撼动不了。
在“茅草行动”中，受害最大的是谁?
最后，在“茅草行动”中，受害最大的是谁？
第一个受害者，当然就是华文教育。
第二个受害者，是国家的民主制度。
第三个，也是最大的受害者，是印刷媒体。
当年被吊销出版准证的国文《祖国报》（Watan）；英文《星报》（The Star）和中文《星洲日报》，经历过这段苦难日子以后，各自的发展不尽相同。尤其中文报界，因为这次事件之后，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报界的版图从此洗牌！
今天就讲到这里。明天的《茅草行动最终章：马哈迪对印刷媒体的致命打击》再跟大家开讲。
谢谢！祝大家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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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章：马哈迪对印刷媒体的致命打击
今天早上，有正义之声的管理员向我反映，说我在昨晚讲述被扣留的受害者之中，为何可以突出林冠英的硬汉表现，而没有叙述其他人？
我想在这里说明一下，我跟林冠英没有私交，他也不认识我。我只是因为知道他当时是所有受害者中，最敢向当权者呛声，甚至不顾一切准备牺牲生命来跟当权者对着干的一个。我特别提起林冠英，只是想告诉大家有关当时发生在甘文丁扣留营里面的事，没有要刻意吹捧他的意思。
当年在扣留营里，表现得很有风骨傲气，不屈不挠的，还有董总主席林晃升先生，教总主席沈慕羽局紳，国会反对党领袖林吉祥，卡巴星，柯嘉逊等人。这些人因为坚持信念不肯屈服，所以被关押最久，是最后一批被释放的受害者。
根据记录，1987年10月27日展开的“茅草行动”，所逮捕的119人当中，属于执政党的被捕者，最早是在关押数日后就获释。按照内安法令的条文，任何在内安法令下被捕者，可以在无需任何理由之下被扣留60天，一旦60天期满，如果当局认为被捕者必须继续被关押，则必须由内张部长签署拘留令。当年的内政部长，就是马哈迪(下图)。
是当年的内政部长马哈迪亲自签署扣留令
是马哈迪亲自签署扣留令的，今天他却还在为自己辩护说”茅草行动”跟他无关！当年60天扣留期满，119人当中已经有超过一大半获释；只剩下49人被马哈迪指示，移送到太平甘文丁扣留营继续扣留。
这47人当中，单单是行动党的国州议员就多达7人，他们包括林吉祥和林冠英父子、卡巴星、陈胜尧、刘德琦、V大卫和P巴都。还有“华教4君子”林晃升、沈慕羽、庄迪君和柯嘉逊。他们都是因为不肯妥协，坚持原则而被继续关押的。
当年“茅草行动”大逮捕之后，几乎所有受害者都获得盘问官献议：只要愿意签署一份认错悔过书，承认自己犯了破坏国家和平安宁罪；并且诚心向政府和国家道歉，他们就可以马上获释。执政党的被扣者，当然愿意签署—-反正只是配合做戏罢了。
反对党阵营和社会运动的被扣人士，一些因为受不住当局的酷刑。比如每天24小时轮番盘问不让睡觉、不让外界亲友接触，完全与世隔绝，关在一个不见天日的斗室里，不让洗澡换衣服，让你每天忍受着无边的寂寞孤独，让你度日如年，强烈感受到仿佛被这个世界抛弃........等等。
一些更特地被安排从晚上被间歇盘问到天亮........种种手段，足以令意志力不足的受害者崩溃、甚至精神错乱。因为承受不了这些种种的压力折磨，一些反对党人士，如森州的火箭强人胡雪邦，就是其中一个向当局投降，签下悔过书的受害者。
胡雪邦很快被释放，但是之后他选择迅速淡出政坛，不再谈论政治。而态度强硬的林吉祥父子，陈胜尧、卡巴星、刘德琦，和华教4君子；因为坚持自己没有错，认定这是当局刻意安排的一种政治迫害；因此拒绝签署悔过书。因此他们就被继续关押在太平甘文丁扣留营。
按照内安法令规定，由内政部长签发的扣留令，每一次扣留期为两年。两年届满，必须再次由内政部长签发新的扣留令，才能继续将受害者扣押。而”茅草行动”的所有受害者，没有一个被扣留满两年。
林晃升、沈慕羽、庄迪君、柯嘉逊、卡巴星、刘德琦、陈胜尧、V大卫和P巴都，是在1988年6月陆续获得无条件释放。最迟获得无条件释放的林吉祥和林冠英父子，是在1989年4月获释；总共被扣18个月。
指被扣者威胁国家安全，根本是谎言
“无条件获释”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们本来就是无罪的！
正如林吉祥后来在他的部落格写道：”茅草行动”的结局就是：纵火者逍遥法外，救火者成代罪羔羊！他说：我们之所以被扣留，因为我们被视为对国家安全和马哈迪领导的国阵政府构成严重威胁。
“但是，全世界都知道，我们队国家安全毫无威胁！我们之中，没有任何一人在扣留令下被扣留足两年。这证明说我们威胁国家安全，根本就是谎言。”林吉祥说。
林吉祥说过，当他获释后不久见到马哈迪，他曾经质问老马，为什么那些真正导致国家安全局势恶化的罪魁祸首获得逍遥法外，没有一个被扣留时，马哈迪这样回答：不能怪罪他们，因为他们是被挑衅后才采取相关的行动。
国父东姑阿都拉曼说的没错，他说；马哈迪通过茅草行动的大逮捕，已经将马来西亚变成一个警察国。政府越是诉诸内安法令扣留异议分子，越显示掌政者和警队具有警察国心态。
平心而论，华社对于教育部不公平的举措表达不满，到底威胁到马来社会什么地方？马来人的特权和语文地位根本不受影响！因此，导致当时局势紧张的责任确实是在巫统，与其他政党和华教团体无关。
茅草行动过后，马哈迪的权力迅速膨胀，标志着强人时代的来临。而当年被老马利用的马华，在国阵内的影响力却一落千丈。当年那个能够与华社站在一起的马华公会，今天在国阵的地位已经大不如前，与巫统从盟友的关系已经大幅度降为“主仆关系”。
华社一般相信，如果今天再度发生类似当年威胁华教的危机，马华公会显然不会再像当年一样站在前线捍卫华教。更糟糕的是，大家更相信今天的马华，面对危机的方式，就是习惯性的以“协商精神”消解华社民间的战斗力，把一些可怜的“协商成果”夸大成为华社必须万分感激的“收获”。
同时会把真正基于民主人权原则的抗争，污蔑诋毁为“玩弄政治的反对党伎俩”；或者说成是“少数人的观点”。于是大马华社权益和华教前景，在马华的“协商精神”之下，变成“削伤，削伤，越削越伤”！
“茅草行动”发生后，马哈迪更加严厉管制所有的法令。1988年，马哈迪修改《印刷及出版法令》，对印刷公司和出版商实施更严厉的管理；规定他们每年必须更新印刷执照。若印刷执照被吊销，将不得以法律途径上诉法庭。还有，如果出版商和印刷商出版假新闻，将会面对监禁不超过3年的惩罚。
接着，马哈迪制定一项全新的《官方机密法令》(Official Secret Act,简称OSA)。任何人如果泄露属于官方机密法令保护下的文件资料，包括贪污滥权的证据，只要是被列为官方机密文件，任何人如果谈论、泄密，都会被OSA对付。
因此，《官方机密法令》和《内部安全法令》、《煽动法令》，加上如今的《和平集会法令》，已经被法律界称为“马来西亚4大恶法”。
对付《祖国报》、《星报》和《星洲日报》
最后要谈的是，茅草行动也是政府对印刷媒体的全面打压。
当年同时受到对付的三大语文报章，分别是马来文《祖国报》（Watan）、英文《星报》（The Star）和中文《星洲日报》。
先说马来文的《祖国报》。《祖国报》是80年代市面上广受欢迎的一份小报。素以敢于报导其他报纸所没有的政坛内幕消息而受人称道。1987年的时候，《祖国报》以三日刊的方式出版，每期发行量高达7万份，每份售价RM0.80。销量甚至比马来前锋报（Utusan）还高!
《祖国报》的出版商是位于吉隆坡敦伊斯迈花园的Karangkraf集团。在当时，它的报导方针秉持中立，不偏向政府也不偏向反对党，只积极报导他们认为真确的内幕消息。1987年华教事件发生时，《祖国报》积极报导两个国阵成员党巫统和马华之间的政治角力。当年在《祖国报》担任记者的山苏里罗斯兰回忆说：当时巫统与马华出现政治角力，马华获得反对党的支持。
巫统则在Kg.Baru的Raja Muda路体育场举行马来人大集会，种族冲突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中南区的华人商店纷纷关门走避，似乎都有预感，类似5•13的种族冲突事件即将再次发生。
他说：当时《祖国报》虽然尽量保持中立，但是却引起朝野双方不满。巫统最高理事会曾经建议吊销《祖国报》出版准证；而反对党也指责《祖国报》挑拨离间。虽然巫统领袖，包括纳吉，曾经向《祖国报》保证他们能够继续自由报导而不会被关闭，但是最后却还是被吊销出版准证。
山苏里说：在《祖国报》被关闭的事件中，再一次印证了政治领袖言而无信。他们信誓旦旦保证不会对付《祖国报》，但是才过不久，《祖国报》就被关闭，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他说：他认为《祖国报》是被巫统领袖欺骗了！政府在关闭报馆之前，也没有给予任何事先警告。山苏里感到非常不满的是，那些挑起课题制造冲突的政治领袖，如李金狮和纳吉，在茅草行动期间，竟然逃到国外避难！
“因此我相信是有人在幕后策划整个事件，我也觉得李金狮似乎是受到默许来挑战马来人的特权。”山苏里说。他认为真正犯错的人应该受到惩罚，而不是只对付无辜的人士。身为马来人，他也无法了解，为何回教党没有涉及当时的政治纠纷，该党的两名领袖莫哈末沙布和玛夫兹却也在内安法令下被扣留？
几个月后，《祖国报》重新获得解禁出版，但是内容受到很大的限制，再也无法畅所欲言。尤其对政府完全不能有批评的字眼出现。因此《祖国报》原有的支持者大失所望，读者人数越来越少，销量日益萎缩，最后终于在马来报摊上消失。后来另一份由回教党出版的党报《哈拉卡》（Harakah），由于敢讲敢写，极受民众欢迎。不过，这是题外话了。
至于同样被查禁的英文《星报》，在当年是一份刚刚由槟城搬迁到吉隆坡，由马华持有控制性股权的小报。1982年的时候，星报曾经因为报导过《回教堂清晨祷告声音扰人清梦》的文章而一度受到当局恫言吊销准证。
后来是在担任星报集团主席的国父东姑阿都拉曼连续写了几篇赞扬回教教义的专题文章之后，才获得网开一面。但是当年负责有关新闻的记者、编辑和编辑主任都被革职或调职。1987年，马哈迪为了表示公平，决定三种语文报章各自挑选一份来开刀。
马来文报章已经挑中《祖国报》。英文报章呢？
当时的英文报两大主流，就是《星报》和《新海峡时报》（New Straits Times）。两家报纸的发行量势均力敌。《新海峡时报》是巫统投资臂膀直接控制，算是自己的报章，没有理由拿自己的报章来当替死鬼的。那么，只有《星报》了。《星报》当时最大股东就是马华。
在马哈迪眼中，反正是马华的，又不是巫统的，再加上“茅草行动”展开的第一天，《星报》天天以显着版位报导来龙去脉，非常公正。因此，老马认为拿它开刀，没关系。结果星报遭遇了创刊以来最惨重的“报难”。
10月28日当天下午就收到了出版准证被吊销的通知；停刊了足足5个月，才恢复出版。但是恢复准证的《星报》，已经完全变了样。不但集团主席国父东姑阿都拉曼必须辞职，编辑部也改头换面，所有新闻必须先由当局派来监督的官员过目，确定没有问题之后才能出街。言论自由的空间已经被极大的压缩。
最后，是《星洲日报》。
当年的大马中文报市场，以《南洋商报》为第一大报。《星洲日报》的销量，跟《南洋商报》有一定的差距。《星洲日报》的创办人，是《虎标万金油》老板胡文虎、胡文豹兄弟。历经两代，80年代掌舵人是胡文虎女儿胡仙。80年代初期，胡仙将大马《星洲日报》控制性股权转手卖给槟城殷商林庆金。
林庆金将报馆管理权交给儿子管理。他的儿子却是一名不折不扣的二世祖，只会花钱不会赚钱。据说林公子80年代中期最喜欢出入夜总会，还有过跟朋友斗阔气，以面值100元的Agong头钞票来点烟的记录。当钱挥霍完了，就到《星洲日报》会计部支领。如此败家，让原本就面对周转不灵的《星洲日报》，面对更严重的经济困境。
最后，《星洲日报》的债务终于崩溃，报馆业务被债券银行——合众银行（UMBC）援引所签订的信贷合约条款接管。而当时有别与《南洋商报》以商为主，以文化教育为主轴的《星洲日报》，给人的印象是比较中立和敢怒敢言，在舆论上比较敢为华社发言。相信这个就是马哈迪选中《星洲日报》作为开刀的对象的最主要原因。
在报馆被吊销出版准证后，报馆高层认为这只是短暂性而已，政府迟早会重新发出准证，因此银行接管人也不敢贸贸然将《星洲日报》关门大吉，但是停刊的日子却过得非常艰难。《星洲日报》被停刊后，员工感到非常紧张。本来报馆的经济情况已经很糟糕，出粮也不准时，高层人员的薪水也被拖延。如今再被停刊，大家就惊慌失措。
停刊的首两个月，接管人照样发出薪水给员工。但是，第三个月开始就逐步减少到一半。在最后一个月即3月份时，只减少至四分之一。在《星洲日报》停刊期间，报馆高层曾经找过多名著名商家洽谈，以便购买该报，包括已故林梧桐和郭鹤年。但是这些商业大亨都不愿牵涉在媒体行业。
最后，由前商联会总会长黄文彬推荐同样来自砂拉越的木材大亨张晓卿，后者最终同意收购《星洲日报》。内政部於1988年3月底重新发出准证予3家报馆，但是《星洲日报》并没有像《星报》般立即复刊，因为张晓卿与银行之间的买卖交易还没完成。
等买卖交易完成后，他还要处理员工的问题。因此，《星洲日报》拖到4月8日才复刊，比《星报》迟了整10天。但是，“茅草行动”也同时改变了中文报业原本的生态。因为在“茅草行动”之前，中文报业是由《南洋商报》一枝独秀，《中国报》也趁着《星洲日报》停刊期间重新出发。
但是在“茅草行动”遭到对付的《星洲日报》却塞翁失马，获得华社普遍上的同情，加上报馆在易主后重新振作，这导致该报在短短两、三年内，就超越了过后接二连三爆发内部问题的《南洋商报》，形成了张晓卿崛起成为马来西亚报业大亨的契机。
因此报界中人普遍认为，中文媒体在“茅草行动”中的最大得益者，其实是张晓卿。如果没有“茅草行动”，或许张晓卿也不会进入报界。今天的中文报形势，可能也不一样。
我国今日的新闻界已经是一池死水
“茅草行动”发生后，所有报馆的老板都心惊胆战，此事对报馆业主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心理影响。可以这么说，经过“茅草行动”的冲击，中文报章已不再真正替华社讲话，其水平慢慢的滑落下来。亲眼见证本地报业兴衰过程的报人都认为，今日的新闻界已经是一池死水。
虽然，国内拥有很多外在的限制性法令，限制了媒体的言论自由；但是新闻从业员本身也在堕落，尤其是在报馆高层。“茅草行动”对大马印刷媒体造成的伤害，绝对是致命的。
什么时候，大马的新闻媒体才能找回一片自由的蓝天？
《茅草行动——你不知道的真相》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