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现象与全球化
作者/来源：丁原洪 /《经济导刊》 2017年01期
（插图和作者简介为《人民之友》编者所加）
“特朗普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它是当今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美国国内社会严重分裂的突出表现。全球化进程遇到一些问题是自然的，任何事务发展到一定程度都会出现变化，“物极必反”。对特朗普就职后美国的政策调整，要冷静、客观地加以研判。
[作者简介]
丁原洪，中国外交部资深外交家。1931年11月生，中国山东日照东港区涛雒镇人。1949年考入燕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1952年底提前毕业，调外交部工作。20世纪50年代在罗马尼亚工作。其后在外交部苏联东欧司主管罗马尼亚事务。60年代，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顾问、团员，参加了中苏边界谈判。70年代，作为外交部美国处处长，参与了从打开中美关系大门到中美两国正式建交的全过程。80年代，先后任外交部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主任。1987年任驻联合国、瑞士、比利时大使，兼任驻欧盟代表团团长。1997年7月奉调回国，被任命为外交部大使，负责亚欧会议。
丁氏虽已退休，甚至已是耄耋老人，却依然在网络和报刊上，以他丰富学识和独到见解论述国际形势或分析外交政策，深受国内外读者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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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英国公投之后，特朗普以一名“局外人”身份赢得大选，出任美国总统，大出世人预料，全球震惊，众说纷纭。
正确审视“特朗普现象”
美国大选和英国公投两者性质虽然有别，但有一个共同之处，在不同程度上都折射出美英这两个主要资本主义大国存在的社会严重分裂现象，即广大普通民众与精英的尖锐对立。广大普通民众对现行体制、社会现实极度地不满，对极力维护现行体制的精英阶层内心充满愤怒。按照美国历史学家乔治•纳什的说法，大选已使“双方之间关系达到意识形态上的‘内战’状态”。
形成这种状态的原因在于，两者由于在社会上所处经济地位不同，本就有着不平等的遭遇，而美国政府近年来一直推动的、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思想的“全球化”，更使他们之间的“不平等”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据美联储公布的数据，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拥有43%的美国财富，最顶峰的0.1%的人拥有美国财富的22％，与占美国90%的中下层民众财富总和相当。
对于如此悬殊的贫富差距，两位美国知名人士有如下的描述：
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指出，金融危机后，“美国已经分裂为两个：一个是超级富人的美国，他们在经济复苏中赚到了高额的奖金；另一个是大量中产阶级、中小企业主的美国，他们仍在艰难地挣扎”。
美国斯坦福大学高级研究员弗朗西斯•福山（上个世纪90年代撰写《历史终结论》一文而出名）指出：“在两代人的时间里，精英阶层和普通民众形成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社会等级如今重新成为美国政治的中心”，“美国民主、共和两大政党都没能善待衰落的群体，成了美国制度的代表性问题”。
几年前，美国曾发生反映基层民众对现实不满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被当局以“扰乱社会秩序”为名予以取缔。这次美国大选，包括一部分中产阶级在内的更为广泛的普通民众，通过支持被精英阶层嗤之以鼻的商人特朗普竞选并将其送入白宫，使精英们认为不可思议的事成为活生生的现实，发泄心中多年的积怨。
“特朗普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不是什么民族主义与全球主义之争，也不是什么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较量。确切地说，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它是当今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美国国内阶级矛盾尖锐化的突出表现。
正确认识当今的“全球化”
“全球化”现象由来已久，只是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涵。当今的全球化是垄断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占据主导地位的全球化。它从一开始，在不同层面都是不平等的。它有利于富人，不利于穷人；有利于大的跨国公司，不利于中小企业；有利于发达国家，不利于发展中国家；有利于经济实力最强的美国，而不利于经济实力相对较弱的其他发达国家。全球化把这种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不平等”扩展到了全球。其结果是，这些年来世界上所有国家无一例外地出现贫富差距拉大的现象。全球基尼系数突破了极限，已超过了0.7。
当今的全球化对所有国家来说，都是利弊兼有的双刃剑，只是利弊程度不同而已。既使推动全球化最为积极、获得利益最多的美国，也遇到了它始料未及的恶果：即随着众多企业为追逐最大利润转移到国外从而导致国内实体经济萎缩，经济增长乏力，失业人口居高不下。这是引发美国社会利益分配不公而造成如今严重分裂的重要原因之一。现实再次验证了丘吉尔的一句名言：“资本主义之恶在于幸福之不均”。
如今的“全球化”不是什么圭皋，必须有所改变，甚至英美领导人也不得不认同这一点。奥巴马在2016年11月16日发表告别欧洲的演讲中指出：“当前全球化进程存在问题，引发不公正感。不少选民觉得被快速推进的全球化进程抛在身后，产生沮丧和愤怒”，“世界通向全球化的道路必须纠正……。现实给人们的教训之一是，不同国家面临相同的挑战，那就是必须着手应对社会不平等”。同日，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在伦敦金融城发表讲话时指出，英国公投脱欧和特朗普当选，“在一年内改变了世界”，“政府必须关注人民对全球化给就业和社会带来影响的担忧”，“英国拥护自由贸易，但同时应当管理全球化力量，以便它为所有人服务”。她还特别强调，英国决不能“思想僵化，拒绝变革，故步自封”，而要“适应当前时代，思维要与时俱进，抓住机遇”。
任何形式的一体化（无论是地区一体化还是全球一体化），本身就存在着各成员国既可享有将本国资源配置的范围扩大到国外之利，同时又必然会有自身主权运作受到一定制约之弊。正如基辛格日前对日本记者指出的，国家关系只能建立在符合双方利益的基础上。多边协议同样也只能建立在符合有关各方利益的基础上。欧盟是当今一体化程度最高的主权国家联合体，可是它却面临“生存危机”，恢复民族国家的呼声日甚，根由在于一些国家感到自身主权受损过多，得不偿失。
时下，有人把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欧洲反一体化、反移民政党的崛起，统统斥之为“民粹主义”、“反自由贸易”、“逆全球化”，等等，这是不妥当的，是对客观现实的误读。其实，欧洲一体化，全球化进程遇到这些问题是必然的。任何事务发展到一定程度都会出现变化，“物极必反”。
正确研判执政后的特朗普
大选期间，美国精英层对特朗普的“丑化”、“妖魔化”，以及他们固有的“理性思维”，使得他们难以准确判断特朗普的大政方针。因此，对于来自美国的各种信息，定要冷静、客观地加以研判，以避免重犯误判美国大选的教训。
美国今后政策走向应关注的问题
在研判美国今后内外政策走向时，应关注以下几点：
一、美国迄今仍是世界上综合实力最强的唯一超级大国，这是它维系其在世界上“领导”地位的物质基础。只要这一基础未变，任何一届美国政府都会坚持以维系美国在世界领导地位为核心内涵的全球战略，并据此制定内外政策，包括特朗普在内，任何领导人概莫能外。正如基辛格日前指出的，在今日的美国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孤立主义”，这种观念只是“在一些不懂外交政策的人们中间流传的浪漫幻想而已”。
二、美国是一个垄断资本主义国家，无论谁出任美国总统都要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利益，或更准确地说华尔街的利益。特朗普也会如是。如今美国社会的分裂是垄断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作为总统特朗普也无法加以解决，为暂时缓解一下民众的愤怒，最多只能做一些弥补而已。
三、尽管共和党一些大佬（同样属于精英阶层）看不上特朗普，但特朗普依旧是共和党推举出的人选赢得了大选，而且使共和党在美国政治中占据百年来少见的一党控制行政、立法、司法三大权力中心的有利局面。特朗普的施政方针必然会体现共和党一贯保守立场，否则寸步难行。
特朗普似想仿效里根。“让美国重新伟大”、“以实力求和平”等竞选口号，都是当年里根竞选时提出的。但是两人所处环境不同，里根处在美国国势上升时期，因推行新自由主义而获得好评，而特朗普则处在美国国势下降时期，面对因过度推行新自由主义而造成经济停滞、社会分裂的乱局。特朗普很难再享里根总统昔日的荣光。
四、美国政治体制是民主、共和两党交替执政，两党在对外政策上无实质差异，分歧主要在内政。但历来新政府上台都会采取“反前届政府之道而行之”的做法。因此，不能以奥巴马执政8年的所作所为判断特朗普施政的准绳，更不应仅根据其竞选总统时的言论来预判其政策，还从未有总统会全按其竞选言论行事的。
特朗普就任总统后将采取的政策调整
从目前信息判断，特朗普就任总统后，在美国全球战略不变的前提下，将会有所调整：
一、为集中精力解决国内乱局，将采取“先国内后国外”，“先经济后地缘政治”的安排。
二、本着“美国利益第一”原则解决“全球化”带来的负面效应。与此同时，对推进全球化以及由此伴生的所谓“全球治理”，多边谈判和多边协议的“积极性”会明显减退。宣布施政百日计划的首日即废除已签署但尚未获国会批准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就是明证。
三、即使不会放弃“对外干涉主义”，但面对手伸得过长、顾此失彼、国内财力紧张、民众厌倦情绪高涨的困境，可能适当放缓推进，减少干预。
四、在不放弃已构筑的军事同盟国的前提下，由于财力困难，将改变对所有盟国的安全大包大揽的做法，要求盟国承担更多责任。对于一些盟国利用与美同盟“夹带私货”（例如，欧洲一些国家要求美国在并不涉及其核心利益、又非北约成员国的乌克兰问题上出钱出力；日本借助日美同盟之名将其拖入它与中国争夺的钓鱼岛主权的漩涡，以及在“日美安保条约”的掩盖下进行扩充军备，向外扩张势力等），美国对此类事宜将会更加审慎。
上述判断是否准确，有待特朗普上台施政后的实践来证明。但特朗普调整政策首当其冲的不是中国，而是其欧洲和日本等盟国。当前，我们完全可以静观其变。“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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