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是沉默的道钉!”
华人的不懈抗争，改写了美国法律史
作者 / 来源：俞飞 /<法治周末>、<环球视野>
globalview.cn/html/global/info_3199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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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9年5月10日，横贯美国大陆的铁路正式通车。作出卓越贡献的华工却被排除在盛典之外。
饱受种种歧视、挫折和磨难的美国华人，拒绝忍气吞声，他们聘请律师，决心依法维权。将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的华人，为了下一代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要求学校进行双语教学，寻求教育公平的官司一路打到最高法院，才赢得了这场艰难的胜利。
《排华法案》，华工成为“沉默的道钉”
公元1785年，三名中国海员乘帕拉斯号帆船，抵达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这是有记载的首批华人到达美国。此后，前往美国淘金的中国人越来越多。
1864年，美国建国以来最宏大的工程——太平洋铁路因缺少劳工而陷入停滞，一万多名中国人背井离乡，远渡重洋，他们都有一个金山梦，也注定要在太平洋彼岸写下辉煌的一页。1868年，为了吸引大量华工参与修建铁路，美国特使蒲安臣与清政府签订《蒲安臣条约》，首次允许两国公民可以自由流动。这一举措破天荒取消了200多年来清政府限制国人出国的规定，华人得以合法前往美国。
在修建太平洋铁路的过程中，数千名华工魂断他乡。穿越美国东西部的漫长铁路线，可以说每一根枕木下都有一具华工的尸骨。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法官所罗门•海登菲尔特曾赞美称：“加利福尼亚的繁荣兴旺，实该归功于来到此地的中国人所付出的辛勤劳动。若没有他们，我们的港口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船只，我们的土地上就不会有那些四通八达、穿山越岭的铁路，我们大概会因为没有他们而落后许多年。”
1869年5月10日，东西两段铁路在犹他州接轨，到场庆祝的铁路巨头欢欣鼓舞，打上最后一颗“黄金道钉”。但是他们唯独忘记邀请这项世纪工程的最大功臣——华工。在庆祝工程完工的照片里，找不到一个华人的身影。
铁路建完，“沉默的道钉”——华工的命运每况愈下。恰在此时美国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失业大军与日俱增。以爱尔兰移民为代表的白人民粹主义勃兴，诬指刻苦耐劳的华人抢走了他们的饭碗。
一时间，排华浪潮席卷全美。排华论者诋毁中国人道德败坏、嫖娼赌博吸食鸦片，对美国毫无益处。又谩骂中国人生育率高，在本国工资低、生活苦，一有机会就会涌入美国。美国历史学之父班克罗夫特露骨地表示：“我们需要亚洲人从事低等工作，工作完毕便要他们回去，直到再需要他们为止。”
白人暴徒抢劫、纵火、私刑迫害华人，种种恶行，无日无之。1856年12月8日，旧金山《沙斯塔共和报》报道：“在过去五年中，华人被杀者，不下数百人，伤害华人的事件几乎每日都发生。”加州政府更是针对华人，频频开征歧视性的人头税、海关税、道路税、医院税、警察税，甚至提篮税。
以移民为立国之基的美国，1882年，悍然通过《关于执行有关华人条约诸规定的法案》。这部《排华法案》，规定华人不得归化为美国人；在美华人，被迫随时随地携带身份证件，为各国移民仅见;十年内完全禁止华工入境，此后有效期限一再延长。除了留学经商等极少数例外，华人不得进入美国；且华人一旦离开美国，不得再次入境。
1892年，美国最高法院宣布：“不是出生在美国的华人，从来没有被认为是美国的公民，归化法中也没有给他们这样的权利。”美利坚向华人关上了重重的大门。从1882年到1943年，美国先后制定了排斥中国移民的法令达15部之多，且条款愈来愈严。
1896年，李鸿章访美，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痛斥：“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如果我们清国也拒绝美国商品，取消你们产品销往清国的特许权，试问你们作何感想?”李大人一语道破天机，“华人比爱尔兰和美国其他劳动阶级都更勤俭，所以其他族裔的劳工仇视华人。”
华人接受平等教育的权利不受保障
第二代华人在学校、职场和择偶等方方面面也受到了白人主流社会的歧视和排斥。
在华人聚居的加州，华人学生无法和白人一起上学。白人家长坚决与之划清界限。“1920年代中期，意大利裔美国家长愤怒地要求市政府建立一所‘东方中学’，以确保当地初中的种族一致性。经过教育委员会一年的斗争与协商后，华人学生赢得了进入旧金山中学的权利。但是，这主要是因为市政府没有足够的资金在中国城专门建立一所隔离的初中。”学者夏洛特•布鲁克观察到。
在华人聚居的加州，华人学生无法和白人一起上学。白人家长坚决与之划清界限。“1920年代中期，意大利裔美国家长愤怒地要求市政府建立一所‘东方中学’，以确保当地初中的种族一致性。经过教育委员会一年的斗争与协商后，华人学生赢得了进入旧金山中学的权利。但是，这主要是因为市政府没有足够的资金在中国城专门建立一所隔离的初中。”学者夏洛特•布鲁克观察到。
“二战”期间，中美结为盟国。1943年，美国国会废除《排华法案》。1960年代，民权运动如火如荼，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1965年，《移民法》出台，废除执行50余年的种族配额制，新华人移民排山倒海而来。
在旧金山，这一华人民权运动最前沿的地方，在加州大学任教的王灵智博士见证并参与了华人为提高自身社会地位的艰苦抗争。“1969年，我在旧金山成立华人权益组织的时候，旧金山的1800个警察中只有一个华人，1700名消防警察中也只有一个华人，报纸、电视台、建筑业等行业一个华人也没有，更不要说其他行业了，华人只能在唐人街里工作。”
华人学生刘京望英语水平有限，听不懂使用英语教授的课程。替穷人打官司的律师斯坦曼挺身而出，他和华人社区青年领袖王灵智联手，状告旧金山联合学区校长尼克尔斯，这就是美国双语教育历史上著名的“刘诉尼克尔斯案”。
1970年4月25日，13名母语非英语的华裔学生代表两千多名学生，在旧金山联邦地方法院对旧金山联合校区提起诉讼。他们控诉，因为未能接受英语方面的特殊指导，华裔学生失去了接受教育的权利。原告请求法院裁决被告增设由双语教师教授的特殊英语语言课程，并且通过国会和加利福尼亚州议会颁布法律表明双语教师教学的必要性。
根据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平等保护条款和1964年民权法案禁止教育歧视的条款，所有学生有权享受英语方面的特殊帮助。
家中不说英语的华裔学生声称：因无法理解或不会说班级授课所用的英语语言，被剥夺了接受教育的权利，并且校区拒绝给予他们英语方面的特殊指导，这不仅侵犯了他们的受教育权，也侵犯了美国宪法和加利福尼亚州宪法赋予的接受平等教育的权利，最终“使这些孩子成为辍学者以及卷入失业大军”。没有双语教师，任何特殊的英语教学都是徒劳。
"刘诉尼克尔斯案":华裔学生的诉讼失败
“刘案”是华裔学生在多次尝试获得教育机会均告失败之后的奋力一搏，提起诉讼是在其他方法都用尽的情况下，对母语非英语的学生在教育方面所遭受的歧视所采取的最后举措。
法院调查发现，旧金山联合校区有2856名华裔学生需要英语方面的特殊教学，其中1790人并没有得到特别的帮助或指导。在获得特别帮助的1066名讲中文的学生中，只有433人获得全日制辅导。
调查显示，1966年之前，中小学没有正式的特殊语言课程。1969年，亚裔美国人研究中心成立之前，华裔美国人的语言问题没有受到任何特别关注。旧金山联合校区在1967年至1968年为建立中文双语教学计划预算拨款8万美元，1968年至1970年增加到28万美元。但1969年2月发布的《教育平等质量报告》表明，相关计划远远不能满足需要，该计划缺乏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老师(小学只有14名全职教师，初中只有4名)。
多年来，旧金山华人社区力图解决母语非英语的儿童所遭受的不平等对待问题，但效果微乎其微。校区没有兴趣、意愿和能力解决数千名非英语母语儿童的教育问题。
斯坦曼律师强调：“1969年，校区承认，当这些讲中文的孩子被安排到根据其年龄划分的年级，在与那些说英语的同龄人竞争时，他们因为不能理解常规的课程而感到沮丧。对于这些孩子来说，不会说英语意味着在学校中表现不佳，中学生几乎不可避免地注定成为辍学者和贫民窟的失业者。”
校区承认这些学生非常需要特殊的指导，但并不认为这是法定权利。“为华裔学生提供与校区内其他孩子一样的教育环境，也就履行了应尽义务。如果资金和人力允许的话，愿意为这些不会讲英语的学生提供更多特殊课程，但这是无偿提供，而不是一种权利和义务关系。”被告律师强调，“新入学移民学生的增加导致了语言问题的产生。既然校区无法控制州的移民政策，因此也就对这一问题不负责任。”
联邦地方法院同情华裔学生的遭遇，但认为他们接受平等教育的权利已得到满足，因为“他们获得了旧金山联合校区在同样的条件和环境下为其他数以万计的学生提供的同样的教育”。尽管原告称相同的教科书、教师和班级这些“表面上”的平等并没有为不会说英语学生提供平等教育，法院仍裁定校区对于这一问题不负法律责任。
原告提起上诉。1973年1月8日，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维持原判：“每个学生站在教育起跑线上时，总是因为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而带有某种程度的优点和缺点，这些优点和缺点的产生和形成完全不是由学校体系造成的。其中一些可能是可以克服的障碍，就不能被计入校区‘拒绝’提供平等教育机会，校区并不需要特别关注。”
上诉法院声称，孩子们所遭遇的问题并不是州法律的原因，而是他们学习英语失败造成的。判决把错误归咎于孩子，归咎于“他们学习英语失败”，也意味着把父辈们的“过失”迁怒于孩子。
改写美国法律史《双语教育法》出台
但是华裔学生并没有放弃，而是诉至最高法院。1973年6月12日，最高法院接受上诉，并举行听证会。
1974年1月21日，最高法院一致决定驳回上诉法院的判决。根据1964年《民权法》裁定：美国的每个校区都会接受联邦教育资金，如果不能为母语非英语的学生提供英语语言指导，就是拒绝了学生有意义地参与教育过程。
“只是为学生提供相同的设备、教材、老师和全部课程并不意味着平等，因为这些不懂英语的学生完全被排除在了任何有意义的教育之外。”道格拉斯大法官说，“基本的英语技能是这些公立学校教学的核心，在一个孩子能够有效地参与教育进程之前，就要求他已经掌握这些基本的技能是对公共教育的嘲弄。我们知道，这些不能理解英语的学生肯定会发现，他们的课堂教学完全不能理解，也没有任何意义。”
“刘案”判决无疑与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一样有着深远意义。在本案中，最高法院摒弃了此前在教育和公民权方面的司法保守主义。无论校区如何辩解其目的与动机，在保障少数族群学生的权利方面最高法院不容忍任何托词。
1974年，《双语教育法》修订案通过，扩大了联邦参与双语教育的范围，建立了全国数据交流中心，收集、分析以及扩散关于双语教育计划的信息。国会宣布，双语双文化教育是为英语水平有限的学生提供教育机会均等的唯一适当方法。《双语教育法》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承认社会的多元化、多语言性和多文化性，其目标是“培养和加强孩子的自尊，并在两种文化中培养孩子的自豪感”。
最高法院“刘案”的判决，确立了全美500万英语能力有限的学生享有特别教学的权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该案成为美国华人史和双语教育史上的里程碑。
赢得官司后，王灵智代表加州大学9个分校与全美大学学会谈判，要求他们把汉语、日语和韩语列入大学标准语言测试的外语成绩。王灵智博士亲自主持了全美大学学会的第一次标准汉语测试的命题工作，还帮助其建立了题库。
值得一提的是，“刘案”判决出炉后，《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洛杉矶日报》纷纷进行了深度报道。“我们不是沉默的道钉!”华人的不懈抗争，改写了美国法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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