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预料中的"方略"风波
【刘锡通】年前,当陈友信与方天兴角逐华总会长一职败下阵来后,方氏随即献议委任他担任《20年行动方略》小组主任,他也欣然接受了,自愿提供给方氏一个展示大度和包容的机会。当时,我立刻觉得这是陈氏在处事风格上的一个大败笔,因为一个有原则的领导人在“道不同”时,总应有些事情是“有所不为”的。
可是,陈氏却选择了他的“有所为”。我如此说,并非希望大家分裂,而是认为分裂早已滋生在他们不同的理念本质中,绝非一相情愿地以一句“以和为贵”就能轻易解决的事。
曾几何时,双方剑拔弩张,聚集了不少人马,以不同而鲜明的理念,南征北伐,争取出线,领导华总。在硝烟仍然萦回未散之际,猝然间双方竟能在饭局上、谈笑间,化解了一幕灰飞烟灭,而且有是那么神速,实在令人叹为观止,同时也引起人们遐思,揣摩双方的理念究竟是否那么接近?
要不然,他们又如何能在短时间解决了基本的矛盾呢?若矛盾真是那么容易解决,双方早就应该开饭局了,省得劳民伤财、各自披星戴月到处奔走,将自己的理念广泛推销。说实话,我当时是不看好方陈的这段联姻的。因此,我曾为文表示,方略小组在工作上,将会遇到许多麻烦和波折。
陈友信败选后做法欠妥
首先,大家都知道,华总成立的背景与过程并不很光彩,而且其背负的使命也不简单,同时其成员州属,不管大小,皆拥有同样分量的代表和选举权,完全失去正常比例,不能反映真正的民主精神。当时华社包括雪华堂(现称隆雪华堂)对此也颇有微词,不过后者既已参与了选举而败下阵来,它就得遵守游戏规则,表现务实一点,回来好好韬光养晦,以待来日重新出发。
在这期间,它应让对方全权推行华总的会务,负起他们的责任,可惜的是,陈氏却决定到华总的权力中心去分一杯羹,反将自己一项更重要的监督和制衡任务,置之不顾。这不但使到双方职责混淆不清,也失去了“两党制”的民主核心意义。
自降身份陷龙搁浅滩困局
其二,雪隆地区由于地理的优势,一向都是人才荟萃的中心,一个人能够出任此地大会堂的领导人,自然是众望所归。他并不须具有什么过人的学问,也不一定要能言善辩,只要他处世圆融,在公义与大是大非之前不逃避、不马虎、不敷衍,同时又能重视人才、因人善用,自然就有许多才俊之士肯出来参与投入工作。
邱祥织时代,雪兰莪中华大会堂之所以能够鼎盛一时,乃因他具备了这些素质。因此,华团宣言、文化纲领以至捍卫三保山等等工作,都是在他任内相继提出和实践,并受到全马华社大力支持,一时蔚为风气,令人刮目相看。
华总领导妄想可化腐败为神奇
其三,华总是一个民间团体。顾名思义,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非政府组织,而非政府组织的基本功能和责任,并不在于与政党争取政权,或分享政权。因此,在这意义上,它是“超越政党”的,不过,因为它是代表群众的利益,为了这个任务,它就不能“超越政治”,反而应该积极地扮演监督和防患政权被滥用来侵犯或腐蚀群众的利益。
若要有效地扮演好这个角色,它就不宜与权力中心靠得太近,而影响其基本功能的操作。身为华总的领导层都应该清楚的认识自己的这种身份和地位,绝不能利用这种身份和地位来谋私利,与权势眉来眼去,一呼一应,尤其是最高领导人更不应该因为与某某权威私交甚笃而沾沾自喜,妄想可以通过这种关系把50多年来一党专政下造成的结构性政治腐败,化为神奇。
蓄意修改《方略》迎合权贵胃口
其四,《方略》小组是由数十名学有专长的学术界人士组成,其中有些曾在政府机构担任过要职或智囊工作,具有丰富的学术基础和实践经验。他们花了两年时间收集资料和参与各种学术研讨会,深解民间困境以及体制内出现的许多问题,并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以匡正时弊、扭转国运。
这些专业人士,一般上都有一种通性,那就是有话直说,不会文绉绉地在文字上雕琢,冀图赢取别人的欢心,正如唐代魏征一样,赤胆忠心,一心一意要把谏臣的工作做好,有意见就向太宗直陈不讳,不必忌惮是否会触怒龙颜,而太宗亦是一位明主,能接受这样的人为助,才能有效地推行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可是往往在这种时刻,便会有一些不肖之徒,扮演行当外的角色,以“学术”为名,行“宦术”为实,百般逢迎权贵胃口,从中作梗进行破坏。
上世纪80年代,当华社草拟好了一份《国家文化备忘录》,要呈上给政府时,便有一个执政党的外围组织出来闹双包,另呈一份备忘录以淡化前者的力量。最令人反感的是这个组织原本也参与华社“共襄其举”,可是,到了最后一分钟,才出其不意,使出撒手锏,过后还自鸣得意。
华社能对华总领导有所期待吗?
古代封建制度下,一般为皇帝效劳的士大夫都坚信“君权神授”或“君权天授”的哲学。因此,凡向天子提呈奏疏时,决不会忘记先以“皇恩浩荡”之类的言辞来向主子恭维一番,然后结尾时,又来一番“诚惶诚恐,俯伏百拜”,退缩而去。
这种封建遗毒,直到今天的民主社会,还是根深蒂固地留存在一些华人知识分子的基因里,挥之不去。从他们一句“写得婉转一点总可以吧”就可了解他们的内心是如何地忐忑不安,恐怕《方略》的遣词用字会得罪权贵。殊不知忠言本质上就是逆耳的,不管你要如何修饰,忠言毕竟还是逆耳的;除非什么事情都不干,那就是天下最安全的事。
华总要求检核《方略》内容,原本也是合理的事。如果能将内容充实一点,唤起更多人和更多族群的共鸣,以结合大家的力量,那就是锦上添花。再不然,花点时间详读内容,并明确指出《方略》内有哪些环节触犯法律,或存有煽动、诽谤以及污蔑等成分,也不失其建设性。
可是,华总只是畏首畏尾地作一些文字上雕琢,以迎合别人的欢心,并自我设限,连一种合情合理合法的建议也无勇气去担当后果,另一方面却要以进取的新姿态呈现在大众眼前,以期有所收获。
试想用这种心态去处理华社事务甚或国家大事,华社又怎能对它有所期待呢?即使来日以巨资堆砌起来十多层大厦,也终会沦为富豪夜夜笙歌的高级俱乐部而已,至于国家兴废事就让它“尽入渔樵闲话”吧。
结语:应如何对待与处理《方略》
《20年行动方略》之制订,主要是向执政者提供匡正时弊的建议或诉求,希望他们能接纳它作为改革施政的参考。已往50年,因为执政者一党坐大、垄断政权,久而久之不免养成跋扈专横之陋习,甚至听任其年轻党员向提呈诉求的隆雪华堂进行挑衅、威胁、恐吓,并恫言烧毁华堂。
自308政治海啸之后,情势已大为改观,过去的反对党也大有迈向布城执政的机会。因此,我们也应该将《方略》提呈给他们,以求平衡,避免偏颇。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时时密切关注行动方略小组今后的走向,并提供意见。走向若有疏漏,我们给予批判,走向若是完善,我们则给予鼓励,以期统合各族人民,共同扭转国运,建立一个公平民主的社会。
(2011年1月中旬)
*本文转载自2011年1月27日独立新闻在线中文版“特约评论”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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