梳理历史脉络
扫除一切浮翳
刘锡通
我国资深华教与民权工作者
当时受邀请出席论坛的五位主讲人中包括了潘永强博士、庄华兴博士两位学术界知名人士，杨培根与我两名律师以及董总主席叶新田。论坛的主要目的是提供平台，让各方人士参与，以进行理性的对话、交流或碰撞，可是叶新田由于心虚和胆怯，没有勇气出来面对问题，只是一如既往，龟缩在一个阴暗的角落，躲在一撮专打边鼓呐喊的马前卒背后，偏安自得。叶氏的这种心态，更撩起了作者追根究底的决心，开始从历史事实着手，有系统地梳理出一个百年来华教在新马两地立根、成长和茁壮的脉络，扫除一切浮翳，以便大家能清晰地辨出和确认过去华教领导人一贯坚持的斗争路线和理念，才不致受到一些妖言妄语的迷惑。
比喻令人心领神会后拍案叫绝
作者仅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博览各种有关华教历史的著作，以及散见于各种书刊的主要华教论述和报导，并有效地掌握了重点，取精用宏，撰成此书。对此，作者实在付出了极大的心力，尤其在内容资料选用方面，他别出机杼，取意新颖，以类似《诗经》中赋、比、兴的手法，或平铺直述，或假桑喻槐，将《水浒传》里那些受权势招安的人物如宋江的变节，以及梁山泊农民起义事业的奠基人死后尸骨还未寒，宋江就迫不及待地将“聚义堂”改为“忠义堂”那种篡改斗争路线的作为，与今天董总领导人的所作所为相比对，这种处理本书内容的方式，确实饶有风趣，令人心领神会后而拍案叫绝。宋朝王安石认为《诗经》里具“美刺”内容的部分是有“序善恶以示万世”的社会作用。本书的社会意义，该也是与它相距不远了。
南大精神已离开南大人的躯壳了吗？
此外，作者也特别将谢伟国的鸿文《以史为鉴：从南大看新院》，附载在本书之后，让读者容易地参照南大当年变质的过程和实况，进而看出今天的新院 有着“太多的雷同，无法让人相信是纯粹的巧合”（见第173页谢语）。作者引用此文的用意也许是在警惕和唤醒那些沉睡中的南大人以及广大的关心华教的人士，必须时时以史为鉴，才不致受到花言巧语的蒙骗，正确的看清前面的坎坷路途该怎么走。遗憾的是南大校友会的领导人不但已经失去了这种警惕性，而且自愿加入叶新田的朋党阵营，参与和支持新院的变质作为。至此，南大精神已远离了这些领导人的躯壳。怪不得李光耀在肯定南大精神之后会借口把这些南大人视为敝帚，一文不值。
众所周知，李光耀一方面肯定了南大精神，另一方面却扼杀了南大。“肯定抽象，否定实体”确实是一种很虚伪的行径，可是今天南大校友会的领导人却连抽象也否定了，只能沉迷在昔日的余辉下，举办一些与社会不关痛痒的活动，确实叫人痛心疾首。现在只能寄望来届的各地校友聚欢时由大多数的南大人作出表态，以证明南大精神还活在南大人的心中。
最后，作者也将一个曾经一度是“青纱帐里逞英豪”的人物——方山的文章《平息风波，迎接华教发展新时期》，收集在此书里，目的是表明“无意强迫任何社团或个人，非接受作者的立场或观点不可；若有相同意见或不同意见，皆可进行理性交流或碰撞，从而达致更大共识或保留己见由实践检验”（见第2、3页作者语）。由此可见，作者是坦荡荡光明磊落地欢迎百家争鸣，并具充分的信心接受一切理性的挑战，不像一些没有勇气面对问题的懦夫，只会靠一些枪手为自己打边鼓呐喊。
把“忍辱偷生”当成“忍辱负重”
方山的文章一开始就草率地将新院风波归咎于个人的斗争以致出现了“挺柯”和“挺叶”的两种群体的对立，作为他立论的基础，先将参与争论的人士，不管他们的论述是理性的或非理性的，也不管论点是原则性的或是琐碎无聊的，都各打五十大板，然后他才道貌岸然的以中立姿态切入，叫人误以为其论点的可靠性。其实，他犯的错误是对事实真相没有厘清、对事情因由不求甚解，就为制造言论而言论。这种不先定正位，就想行天下之大道，结果就是越行越歪，越走越邪，浪费大家的时间。比如谁才是陷入个人之争的始作俑者？有关争论是属原则之争或是意气之争，他没有去做功课就哗啦啦地进行长篇大论，谈什么“要灵活运用既有争取又有妥协的两手”，以及“一概不妥协，很难说是硬骨头”等的风凉话，空空洞洞的白说一场，尤其是把“忍辱偷生”当成“忍辱负重”来抬高自己。
新纪元学院风波与叶新田的“凌云志”
其实，新纪元学院的风波，最主要的原因出自变质这个原则性的问题，其次就是叶新田那种“宋江式”的追逐“凌云志”。自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当董总最需要人才为华教服务之际，一时多少有志之士如李万千、柯嘉逊、莫泰熙、李华联及陈清德（已故）等人，都应时代之召而来。可是，叶新田却选择到富商云集的商会去找机会，以期待“敢笑黄巢不丈夫”时刻的到来，最后他终归是一步一步受到一些商会董事的眷顾而登上城隍庙。自此他一帆风顺从职员阶级走上董事阶级，但他又感于自己才力与财力都双双不足，惟恐高处不胜寒，就想到以高学术资格来作御寒的万灵丹，所以才会不惜任何代价，采取一切手段，苦苦争取一个高学位，纵使是假的也可以权以充数。因此，才会闹出假博士的丑闻，把诚信来典当。他既然作出如此的付出，当然就有他自己的终极目标，以便能完成他的“凌云志”。接着他开始进行统揽董总大权的计划，擅自违反章程，以三人小组去篡夺总务的权力。当他把大权掌握在手之后，自然就有权臣像汉刘邦的大臣叔孙通那样，为他制定君臣之礼，确保臣民不会行差踏错对皇帝有犯上之举，而莫泰熙与柯嘉逊恰恰就是那种不识抬举之人，生性不会虚假委蛇、献媚吹捧，因此才会成为叶氏急于铲除的对象，理由是莫氏曾把他当为“高级邮差”，而柯氏则不让他挪用新纪元学院的款项作其他用途，所以方山若要牵强附会的指说新院风波是出于个人意气之争，其始作俑者就非叶新田莫属了。
叶新田采取的是一种软暴力
对于上述方山提出的个人意气之争以及董总变质问题，叶新田总是避而不谈。虽然他也曾承诺过出来与抨击他的人对证或对话，但最终还是食言了。连与学生最有切身关系的家长，他都不敢面对。直至学生与家长们都出面抗议了，叶新田与其朋党竟然将事情无限夸张，指责他们的行动像天安门六四事件那样严重，弦外之音就是认为政府必须出动军警镇压不可。同时，为了确保他的排除异己计划成功，他们就采取了最卑鄙的手段，利用董总的一切资源，趁新院教职员忙于学院工作之时，到各州去破坏及抹黑后者的形象，例如诬指新院帐目令人不安、柯嘉逊扣压高教部信件等，以冀望社会人士对他们的排除异己计划的支持，而另一方面，教职员只能利用珍贵的假期和自己的资源，拜访各州有关人士进行说明和澄清，叶新田就指责他们“破坏董总，破坏华教”，俨然把自己当作董总的化身，将自己与华教划上等号。
这种像蟒蛇一样软绵绵的身段，只有像叶氏那样老于世故的老江湖才能学到。用现代的话语来说，这本身就是一种软暴力，但是，对于一个涉世不深的年轻学生来说，因为看不惯这种作为，就会选择在毕业典礼上给他一个教训，往他的脸上享以一拳。鼻孔流了一点血，叶氏就大喊大叫地宣称这是“华教在淌血”，他忘记了多年前贵为前副首相的安华，在失势后受到时任全国警察总长的凌辱，被打到半生死，满脸肿胀，眼睛瘀伤，几乎失去视力，腰骨也扭伤而需要外国专家医治，他还不至于壮起胆来宣称“国家在淌血”，而华教前辈陆庭谕一辈子服务华教，并且秉承信念，坚贞不渝，在二十多年前因批判一些为虎作伥者，而惹上血光之灾，被打得头破血流。若说他为华教淌血，其资格该是绰绰有余。但他懂得“功成而不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的道理，不敢趁势自鸣伟大，才成其“伟大”。可是叶新田虽然能将《道德经》翻译成马来文，做才高八斗的学者，意欲将它译为白话文，都怕力有不逮之事，该是比任何人更能领会《道德经》的个中道理。不过，他却背其道而行，反而将自己膨胀到那种程度，可以看出他的自卑感是何等严重。更令人心寒的是，当上述学生的一位女导师出面来为学生说一些公道话时，叶氏就大动肝火，发动好几个御用律师，穷凶恶煞地在媒体上对她声讨征伐，造成了导师心灵上的极大创伤。
逐渐“妥协”比张伯林的“绥靖”还要绥靖
读方山的那篇文章，虽说是浪费时间，但却可以把它当作一篇典型的反面教材。它印证董总确实已经变质，领导人已经被收编，同时也让大家耳目一新看到“变质”与“被收编”，现在是可以用新的版本来诠释。这个新的版本就是“妥协”两字，既要妥协，依我国国情，就得“内部协商”，原因是目前有许多人都患上了敏感症，尤其是某种肤色的人更容易罹上此症，而此症经过了五十年非但治不好，还有无限扩大之势，所以“内部协商”就是必然之权宜，不可或免的。逐渐“妥协”，就比二次大战前英国首相张伯林（Neville Chamberian）的“绥靖”（Appeasement）还要绥靖。结果，叶新田甫任董总主席之时，信誓旦旦地宣布“华教若要避免式微、变质或死亡，就必须在政策层面去解决问题。”而今这矢言已成为历史的绝响，或是草根时期叶新田的“遗言”了。
今天的叶新田只能在政府的倒行逆施政策下，做他那种雷声大雨点小的呼吁和祈求的工作，如争取多增加几所华小和拨款、多培训一些华文教师，甚至像阿Q那样恐吓政府把半津贴与全津贴华小的“法外之法”诉诸法律行动。但对保守封建政权制定的单元文化教育政策，不但没有丝毫能力去动它一根毫毛，反而把一些新出现的大好机会白白错过。
总括的说，自从董总成立以来，先后出任该会主席的华教人士共有九位，而叶氏是最具争论性的人物。在他的掌控下，董总首次出现朋党组织，首次进行排除异己，严重地分裂华教，也严重地分裂过去的老左。其劣行可以说是罄竹难书。若说本书“序善恶以示天下”，仍然会有不足之处，那么，我们期望有更多关心华教人士出来补充，才能将历史的真相和盘托出。这也符合了作者鼓励对话交流或碰撞的原意。
（2010年6月11日吉隆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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