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3 November 2013

在“颜色革命”的背后

在“颜色革命”的背后


作者 / 来源: 邢广程 / 《环球视野》

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
(照片来源:rferl.org/media/photogallery/25147021.html)

“颜色革命”是苏联东欧剧变大地震后的余震

所谓经典的“颜色革命”是指2003至2005年独联体地区三国所发生的三次重大政治事变
•  2003年11月,萨卡什维利手持玫瑰花逼迫格鲁吉亚总统谢瓦尔德纳泽下台并取而代之,从而拉开独联体地区“颜色革命”的序幕。
•  2004年秋,乌克兰在总统选举中发生激烈政治斗争,尤先科以橙色为标志向其政治对手发起攻击,最终获胜,这就是著名的“橙色革命”
•  2005年3月,吉尔吉斯斯坦议会选举发生剧烈的政治震荡,阿卡耶夫总统在骚乱中流亡国外,巴基耶夫坐上了总统宝座,这就是所谓的“郁金香革命”
三次“颜色革命”给独联体空间带来巨大的政治冲击,形成一连串的政治波澜,也引起全世界的广泛关注。[1]时至今日,“颜色革命”依然成为独联体地区的重要政治话题,也是各国当权者竭力加以避免的政治现象。

“颜色革命”的若干特征值得关注——
第一,“颜色革命”发生在一些国家议会选举或者总统选举的非常敏感时期。
第二,“颜色革命”首先发生在独联体地区,而且所发生的国家具有代表性。乌克兰在独联体国家中属于大国,是斯拉夫国家,对白俄罗斯甚至对俄罗斯具有示范效应;格鲁吉亚是外高加索国家,属于小国,从地缘政治上看,是俄罗斯的邻国,又存在比较强烈的反俄情结,对外高加索国家有示范效应;吉尔吉斯斯坦地处中亚,紧邻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中国,既亲美又是俄罗斯的兄弟,对中亚国家具有示范效应。
第三,“颜色革命”已经明显超出一个国家内政的范畴,俄美介入的情况越来越明显。
第四,“颜色革命”的效应出现外溢现象。尽管“颜色革命”发生在三个国家,但白俄罗斯、阿塞拜疆等国都出现过险情,就连俄罗斯也受到了“颜色革命”巨大的压力。如果我们将视野放得更广阔一些,就会看到,2010年以来发生在西亚北非地区的“阿拉伯之春”就是“颜色革命”外溢的结果,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在独联体以外地区的经典复制。
综合分析“颜色革命”爆发的进程几乎具有统一定制的模式——
  第一步,当局选举的最初结果一经公布,就立即被反对派所否定,其中最具有杀伤力的理由就是指责当局在选举中作假和舞弊;
  第二步,反对派坚决不承认其选举结果,号召拥护者示威游行并在政权办公地点门前或标志性的广场安营扎寨;
  第三步,反对派持有统一颜色的标志,以示这次“革命”的示范性、组织性和吸引力;
  第四步,要求重新选举,并利用当局的迟疑和反应失当,争取主动;
  第五步,配合西方政府发出的质疑声音,寻求外部支持,给当局施加压力;
  第六步,在重新选举过程中赢得胜利,或者在当权者被迫下台的情况下获得胜利。
从性质上看,“颜色革命”并不具有革命的涵义,换句话说,这不是具有积极意义的革命,而是三次带有明显争权夺利色彩和具有大国博弈性质的政治事变。

“颜色革命”在独联体屡次发生,不是简单和普通的政治事变。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苏联东欧历史性剧变的轨迹来看,这依然是这场苏联东欧剧变的延续和整个链条中的关键环节,是苏联东欧政治剧变大地震后的余震。苏联东欧剧变是制度性的剧变,从剧变的性质上看,上述地区都是以走非社会主义道路为目标,都选择了非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和制度;从国家形态上看,苏联被解体了,被分成15个独立国家,捷克斯洛伐克一分为二,南斯拉夫则在不断的战争和武装冲突中最终被肢解了。比较幸运的是,苏联解体进程是在和平的状态下实现的,并没有发生战争。尽管如此,苏联解体给原苏联空间带来了灾难性的冲击。苏联解体后独联体国家依然长时段地处于危机状态,国家政治体系不协调,社会政治矛盾非常激烈,再加上西方国家各种形式的干预和介入,导致“颜色革命”频发。

“颜色革命”究竟革了谁的命?

从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颜色革命”的性质来看,这不是典型的革命,只能是政权的改变和最高权力的转移。

从上述三国“颜色革命”的结果上看,格鲁吉亚总统谢瓦尔德纳泽黯然下台,阿卡耶夫在骚乱中流亡俄罗斯,失去总统宝座,乌克兰总统候选人亚努科维奇则是“煮熟的鸭子飞了”,被尤先科在重新选举时所战胜。从谢瓦尔德纳泽和阿卡耶夫的政治命运上看,“颜色革命”确实革了他们的政治生命,标志着格鲁吉亚谢瓦尔德纳泽时代的终结和吉尔吉斯斯坦阿卡耶夫时代的结束。从亚努科维奇的政治命运上看,这只不过是一次政治磨难,五年后他成功地获得总统宝座。

库奇马是乌克兰转型时期非常重要的政治人物。他在1992年至1994年在克拉夫丘克总统班子工作,曾任总理。但他于1994年的总统选举中战胜了乌克兰开国 总统克拉夫丘克,在1999年总统选举中战胜了乌克兰共产党领袖西蒙诺年科,而且需要强调的是,这两次总统选举库奇马都是通过第二轮才击败对手担任总统的,可见乌克兰的政治生态是非常脆弱的,库奇马并没有丰厚的政治资源。尽管如此,库奇马却在独联体造成了一个政治奇迹,即他圆满地坚持到了正常的离职时刻。库奇马最大的本事表现在,他善于在特别复杂和混乱的乌克兰实行斡旋政策,是乌克兰政坛上不可多得的平衡者。乌克兰存在着平衡派与倾斜派之间的矛盾。库奇马总统的治国方略就是在内政外交中实行平衡政策——
第一,实行各种政治力量的相对平衡政策,在非常复杂的政治力量交织和政治矛盾中寻求平衡、协调和妥协;
第二,尽量平衡乌克兰东西部地区的利益,尽可能地缓和东西部地区的经济矛盾、民族纠葛和利益冲突;
第三,抑制克里米亚独立倾向,缓和克里米亚与中央政权之间的紧张关系;
第四,平衡西方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在东西方之间寻找其利益均衡点,以契合乌克兰所独有的地缘政治利益。
正因为库奇马总统实行比较稳妥的政策,所以,他的两届总统任期波澜不惊,几乎全身而退。他的问题不是谋求继续执政,而是准备将政治接力棒传递给政见大致相同的继任者,继续实行平衡政策,在他看来亚努科维奇就是这样的人物。同时,乌克兰还有另一种政治选择,即乌克兰应打破平衡,在国内实行激进改革,在对外政策上回归欧洲,寻求加入北约和欧盟,去俄罗斯化。这种路线的代表人物就是尤先科。他在库奇马总统任期内担任总理期间,就尝试实行向欧洲倾斜的政策,遭到质疑,也引起库奇马总统的不满。可见,亚努科维奇和尤先科各自代表乌克兰不同的内外政策的政治力量。
    
应该看到,这三个国家,斗争双方都曾属于一个政治集团,后来才出现分歧和分化。尤先科曾是库奇马总统团队的重要代表人物,他曾担任过国家银行行长,还担任过总理,后来成为库奇马总统的反对派。萨卡什维利曾担任过谢瓦尔德纳泽总统的司法部长,后来与谢闹翻。巴基耶夫曾是阿卡耶夫总统团队的重要人物,曾担任过总理,后来与阿卡耶夫分道扬镳。这说明,他们在战略上并没有大的政治分歧,不涉及制度上、道路上和模式上的选择。
    
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即乌克兰总统库奇马、尤先科的竞争对手亚努科维奇都不是激烈的反西方分子,阿卡耶夫总统是非常喜欢西方制度并仿造西方模式治国的政治家,至于谢瓦尔德纳泽,谁都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激进的苏联改革的推手,他无论担任苏联外交部长期间,还是在担任格鲁吉亚总统期间都是非常亲西方的。但为什么上述这些亲西方者反过来又被西方“革命”了呢?这不仅是阿卡耶夫总统和谢瓦尔德纳泽总统本人的悲剧,更是发生“颜色革命”之国的悲剧。

西方抛弃那些曾经大力支持的旧友,是因为他们尽管很亲西方,但却没有完全按照西方模式的标准来塑造本国,制度上没有达到西方的标准。让西方反感的是,阿卡耶夫总统和谢瓦尔德纳泽总统都在谋求更长时段的总统任期,这就“破坏”了西方所定的规矩。在人和制度的选择上,西方更加注重制度层面。所以,西方完全支持以更亲西方者来取代亲西方者,萨卡什维利和尤先科就是更亲西方者的代表。
    
历史的合力

为什么独联体地区会发生“颜色革命”?世界各国从不同的视角进行分析和探讨。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颜色革命”是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恩格斯说过:“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产物。”[2]

从这个原理出发,我们认为,独联体地区发生“颜色革命”绝不是孤立事件。首先,苏联解体后,所有15个国家都处于艰难的转轨进程中。诸种负能量的多重叠加造成了独联体几乎所有国家都处于困难和危机状态。这些国家需要完成两个相关进程:一个是完成国家独立的进程,使自己由苏联的组成部分成为国际法主体,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这个进程需要很长时间,无论国家制度的建构,还是微观机制的建造,都需要比较艰苦的过程;另一个是制度性的转轨,从传统的苏联计划经济体系向现代市场经济制度过渡,何其容易?从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到乌兹别克斯坦的渐进改革,独联体国家在向市场经济过渡进程中付出了极其巨大的代价。有些代价不是必须要付出的,而是很多独联体国家政权简单复制西方模式,违背国情,违背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所造成的后果。违背国情必然会遭受挫折,而付出代价的恰恰是这些国家的民众,独联体国家绝大多数民众生活水平在下降。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因苏联解体而人为造成原有经济空间的割断和阻隔,独联体各国原有的经济联系被人为中断,这对所有独联体国家都产生了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苏联解体后独联体国家几乎都处于腐败严重、矛盾激化和民众不满的状态中。而外部因素的不断干预,使独联体地区成为大国博弈的竞技场,这就为“颜色革命”的发生创造了基本条件。

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有几个共同的特征——
第一,经济发展不顺利。格鲁吉亚的经济一直处于危机状态,居民的生活水平很低,格鲁吉亚的外债达20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0%以上。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的经济一直处于不景气状态。
第二,经济状况不好导致民众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这是民众不满政权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上述三国腐败非常严重。谢瓦尔德纳泽、库奇马和阿卡耶夫三位总统的家族和团队都涉嫌腐败,这是反对派能够动员民众上街示威游行的重要政治动因。
第四,谢瓦尔德纳泽和阿卡耶夫总统继续谋求更长时间的执政,在经济没有起色和腐败盛行的情况下,这无疑是刺激民众反对情绪的重要因素。
因此,上述三国发生“颜色革命”其内因是主要的,是基本的。反对派利用这些因素造成了内在的政治危机的局势,而西方国家通过支持反对派达到了“民主改造”上述国家的目的,从而使反对派形成了夺权之势。

“颜色革命”的消极后果

“颜色革命”不仅没有给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三国带来总体形势的好转,而且使上述三国的情况搞得更加复杂。

第一,“颜色革命”没有给这些国家带来社会政治稳定。上述这些国家的社会政治局势持续动荡。格鲁吉亚的政治斗争十分尖锐,多次爆发抗议示威。

“颜色革命”之后,执政者内部矛盾逐渐加大,原先支持萨卡什维利总统的同路人先后走向他的反面,就连原议长布尔贾纳泽也加入到了反总统阵营。在2012年10月初举行的格鲁吉亚议会选举中,亿万富翁伊万尼什维利领导的反对派联盟“格鲁吉亚梦想”获胜,总统萨卡什维利领导的“联合民族运动”党失利,伊万尼什维利组阁并成为总理。根据格鲁吉亚新宪法,未来将实行议会制,总统权力将大大受到削弱,而总理的权力将增强。新总理既主张格鲁吉亚加入北约,又主张与俄罗斯发展友好关系。

乌克兰总统尤先科自执政之日起就陷入激烈的政治对抗和冲突中。2005年初尤先科担任总统后履行诺言,任命季莫申科为总理。但半年后季莫申科就被撤职,尤先科与季莫申科的矛盾加剧。第一次政府危机导致尤先科与季莫申科的对立。2006年第二次哈努罗夫政府危机后,亚努科维奇出任总理。 2007年尤先科解散议会,提前举行议会选举,导致乌克兰出现议会危机。2007年,为与亚努科维奇及其所领导的“地区党”斗争,尤先科与季莫申科再度结成政治联盟,季莫申科再次担任总理。2008年尤先科又宣布解散会议,只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状态下没有付诸实施。亚努科维奇虽然在总统选举中败北,但他的政 治影响力依然非常大,来自东部地区居民的支持使他有资本与尤先科较量。

2010年初的总统选举中,尤先科在第一轮就出局,随后,亚努科维奇又在第二轮的总统竞选中淘汰了另一个“橙色”对手季莫申科获胜。亚努科维奇先后战胜了尤先科和季莫申科两员“橙色联盟”大将,表明在乌克兰“橙色革命”六年之后已经褪色。

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生态也很复杂,阿卡耶夫政权被推翻后,总统与议会的矛盾上升,巴基耶夫总统与捷克巴耶夫议长处于政治对立状态。捷克巴耶夫议长辞职后,巴基耶夫总统与库洛夫总理的矛盾激化,2007年至2008年都是在总统与总理政治对立的情况下度过的。虽然库洛夫最后辞职,但巴基耶夫政权积累了一系列矛盾。此外,吉尔吉斯斯坦的腐败现象更加严重。

第二,持续的政治危机和斗争,导致上述三国的经济一路下滑。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些国家的经济更是雪上加霜,民众生活水平不断下降,由于俄罗斯也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上述国家到俄罗斯务工人数在下降,所寄回的外汇收入也相应减少,这加剧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危机。

第三,通过“颜色革命”上台的执政者相继下台。乌克兰亚努科维奇在新一届 总统选举中获胜,乌克兰的这种生态又一次发生变化。2010年巴基耶夫政权被推翻,吉尔吉斯斯坦又一次发生了激烈的政治冲突,陷入了混乱和失控状态,在国际社会的努力下,奥通巴耶娃和阿坦巴耶夫相继执政,才逐渐稳住局面。格鲁吉亚萨卡什维利虽依然在总统的位置上,但新任总理的影响越来越大,因为该国将是议会制国家。

第四,“颜色革命”导致俄美两国博弈更加露骨。但需要指出的是,无论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还是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坦巴耶夫都被认为是亲俄派,尽管如此,他们依然将本国的战略利益置于中心位置,在照顾到俄罗斯的利益诉求的条件下尽可能地在俄罗斯与西方之间寻找平衡。

尽管这些国家在相当大程度上受俄美博弈的影响,但这些国家不是大国博弈的玩偶。从长时段视角看,俄罗斯在独联体的影响尽管呈削弱之势,受到全方位的挑战,但在独联体空间其传统和现实影响依然是最大的,无论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及其当权者怎样试图去俄罗斯化,但因自身生存和发展因素,以及地缘政治因素都促使其不能不顾及到俄罗斯现实的影响。独联体框架内“独”与“联”两个相反趋势依然会在相当长的时段内存在,而且“独”的趋势还将起主导作用。

美国的图谋

苏联东欧剧变后,美国和欧洲继续采取挤压俄罗斯的战略,北约东扩和欧盟东扩进程就是挤压俄罗斯战略空间的进程,所以,美国和欧洲将消化苏联解体的重要空间设定在中东欧地区,经过一系列的反复博弈和斗争,绝大多数原有的东欧国家相继加入了北约和欧盟,随后,波罗的海三国突破了俄罗斯所设定的“红线”,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北约和欧盟,俄罗斯传统战略空间受到了实质性的挤压。美国和欧洲除了吸纳原来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之外,还对南斯拉夫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干预,造成了南斯拉夫问题复杂化。米洛舍维奇政权的倒台,标志着西方在东欧的“民主”战略大体上告一段落,针对独联体的“民主改造”和进一步挤压俄罗斯传统战略空间的双重任务开始实施,这就是“颜色革命”发生的外部背景。

尽管独联体新独立的国家都明确表示要复制西方模式,走“民主道路”,但西方国家依然将独联体国家视为异质国家。在他们看来,诸如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中亚等国家,依然是具有巨大民主缺陷的转型国家,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改造。同时,针对俄罗斯的逐渐走强, 西方国家在大体上完成对东欧“民主改造”进程后将战略重点移至独联体地区,通过“民主改造”来进一步削弱俄罗斯对独联体国家的影响。这两个目标直接催生了独联体地区的“颜色革命”。所以,进入21世纪之后独联体地区步入了政治动荡期。

独联体地区发生“颜色革命”自然是内因起了主要作用,但外部因素不可忽视,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对“颜色革命”的发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比如2003年11月2日,格鲁吉亚议会选举后不久,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就发表声明,公开指责这次选举违反民主原则,对格鲁吉亚反对派表示支持。随后,美国国务卿鲍威尔甚至通电谢瓦尔德纳泽,劝其放弃总统职务。谢瓦尔德纳泽在任总统期间外交上靠向西方,尤其是美国,但美国在2003年已经决意以更加亲美的萨卡什维利取代他。这注定了他的政治悲剧。

美国在“颜色革命”进程中程式化的做法是——
  第一步,在独联体国家纷纷成立非政府组织,培植反政府力量,为此,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为独联体国家非政府组织注入了大量资金。[3]
  第二步,在“颜色革命”发生国议会或总统选举前培植政权反对派,支持其代表人物参加选举。
  第三步,在选举过程中不断引导选举国民众关注诸如腐败问题,不时抛出所谓爆炸性的“黑材料”。
  第四步,选举一结束就公开宣布当局选举违反民主原则,具有舞弊行为。
  第五步,公开宣布支持反对派,不承认选举结果,敦促当局与反对派对话,消除舞弊行为。
  第六步,帮助反对派夺取政权。
  第七步,反对派夺取政权后立即加以承认,在国际上造成既定事实。
  第八步,全面支持上台了的反对派政权。
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独联体地区不断支持通过“颜色革命”上台的政权,而新上台的亲西方势力采取更加亲西方的政策。比如格鲁吉亚总统萨卡什维利上台后实行西化政策,任命法籍格鲁吉亚侨民祖拉比什维利为外交部长,任命曾就学于美国军事学院的卡帕纳泽为武装力量总参谋长。美国还积极支持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发挥“古阿姆集团”的作用,2005年前后,格鲁吉亚和乌克兰两国领导人走动频繁,都强调要推动“古阿姆集团”的发展,而该组织具有明显的反俄色彩。在西方支持下,2005年12月初,乌克兰和格鲁吉亚所倡导的“民主选择共同体”宣告成立,该组织旨在联合波罗的海、黑海、里海和巴尔干地区国家的力量,搭建为发展民主价值观进行对话与合作的平台,旨在促进地区发展,推进民主,保护人权。乌克兰、格鲁吉亚、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摩尔多瓦、斯洛文尼亚、马其顿、罗马尼亚九国总统及保加利亚副总统参加了此次会议。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北约、欧洲委员会等组织也派代表出席了会议。[4]

但2005年以后,美国逐步改变了在独联体的行动策略,不再公开鼓励和主动策动“颜色革命”,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并没有像西方所想象的那样按照西方的脚本行事,政权易人情况依旧,上述这些国家当权者内部争斗不断,经济依然低迷,腐败依然严重,民众不满情绪依然强烈。
第二,伊朗核问题突显出来,美国指望独联体国家,尤其是与伊朗相邻的国家支持美国遏制伊朗的政策。
第三,奥巴马担任美国总统以后急于从伊拉克和阿富汗脱身,急于“重返亚太”,对独联体“颜色革命”关注程度下降。
第四,“颜色革命”不仅引起俄罗斯的高度警觉,而且也引起了独联体其他国家对美国的反感,美国在独联体尤其在中亚地区逐渐处于被动局面。
第五,“阿拉伯之春”的爆发表明美国引燃“颜色革命”的关注地区有所外溢。
尽管这些年独联体地区的“颜色革命”处于间歇状态,但独联体地区再次出现“颜色革命”的可能性依然存在,“颜色革命”的幽灵依然在独联体地区游荡,美国在独联体搞“民主改造”和遏制俄罗斯影响的战略意图从根本上没有改变。

俄罗斯的反制

俄罗斯对“颜色革命”非常警惕,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以阻滞。一方面,俄罗斯对上述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采取了具有针对性的措施,概括起来,有三个重大措施:——
  一是,从2005年起,俄罗斯对乌克兰史无前例地动用了“天然气”杠杆,从而引发了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天然气”大战,俄乌“斗气”波及到了欧洲天然气供应问题,使得欧洲能源地缘政治格局出现了新的变数。俄罗斯在“天然气”领域所采取的措施表面上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政治问题,换句话说,俄罗斯不能看到这样的情况出现,即乌克兰尤先科政权既实行亲西方政策,又享受来自俄罗斯优惠能源供应,俄罗斯不能再充当这样的“冤大头”。在与俄罗斯所进行的“天然气”大战中,乌克兰的经济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二是,俄罗斯利用萨卡什维利政权的失误,抓住时机于2008年发动了一场局部战争并赢得了胜利。俄罗斯对格鲁吉亚采取了非常强硬的措施,遏制格鲁吉亚成为西方在俄罗斯南部边缘的前沿基地。俄格战争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这表明俄罗斯在独联体问题上不惜一战来维护其核心战略利益。俄格战争给美国及西方在独联体的渗透和搞“颜色革命”以实质性的回击。
  三是,俄罗斯在吉尔吉斯斯坦采取了与美国直接较量的做法,即要求吉尔吉 斯斯坦关闭美国在玛纳斯空军基地。巴基耶夫总统过分地在俄美之间摇摆和打牌,企图在俄美大国博弈之间获取最大利益,但局势出现了灾难性的变化,巴基耶夫总统没有控制住局势,国内问题和大国博弈使得巴基耶夫总统地位动摇,最终被迫流亡到白俄罗斯。
俄罗斯应用经济手段、武力手段和大国博弈等三种重要手段和方式促成了三国局势的改变,使其局势朝着有利于俄罗斯的方向发展,现在上述三国执政者都不是俄罗斯所反感的人。美国通过“颜色革命”短时期内似乎达到了目的,但实际上在随后几年遭到了挫折,美国所策动的“颜色革命”战略上不仅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且搞乱了“颜色革命”发生国的局势,也给俄罗斯更加积极和细致地维护其在独联体的核心利益提供了条件和机会。

普京深知美国在独联体策动“颜色革命”,其醉翁之意不在酒,不仅将俄罗斯身边的国家策动过去,去俄罗斯化,倾向于西方,而且还试图在俄罗斯本土搞“颜色革命”,促使普京及其团队失去政权。普京的判断没有错误,从2011年至 2012年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和总统的情况来看,美国确实在俄罗斯下了不少功夫,对普京的反对派给予很大的支持,虽然普京最终赢得了胜利,但也被多次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搞得灰头土脸。所以,普京重新担任总统后就做出决定,停止美国国际开发署代表处在俄罗斯的活动,加强对俄罗斯境内的外国非政府组织活动的管理和监控,反对美国干涉俄罗斯的内政。与此同时,普京提出了建立“欧亚经济联盟”的思想,旨在独联体地区推进经济一体化进程。这个趋势应该是美国所不愿意看到的。俄罗斯与美国在独联体空间内的博弈还将持续下去。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参考注释】:
[1]中国学术界非常关注这个问题,出版了一系列相关著作,如孙壮志主编的《独联体国家“颜色革命”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等。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97.
[3]这方面的详细情况请参见以下学术作品:孙壮志.独联体“颜色革命”的地缘政治解读[M].//邢广程.应对挑战——俄罗斯东欧中亚发展报告(2005 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季志业.“彩色革命”及其地缘影响[J].现代国际关系,2005,6;苏祖辉.独联体国家西靠与美俄争夺 [J].当代世界,2005,8.
[4]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5-12/03/content_3870942.htm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88期,摘自2013年第5期《当代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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