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历史暴露在阳光下吧！
——考究砂拉越现代史之意见
作者：于东
【人民之友部落格编者按语】 作者于东（左图），原名黄招发，1945年出生于砂拉越拉让江上游的加帛（Kapit）的一个农家。60年代曾参与砂拉越解放同盟（简称“砂盟”）领导的革命武装斗争。80年代致力于砂拉越华人社会与华文教育争取民主权利的宪制斗争。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在业余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花在反思与笔耕工作。作者早期出版了几本关于砂拉越华文教育的著作，近10 年来的重要著作有《探索砂盟革命运动的败因》（2007年出版）、《砂拉越左翼运动史（1938年—1990年）》（2009年出版）与《命运的拐点------揭开汶莱 “12.8” 武装事变真相》（2012年出版）等书。作者不仅为砂拉越社会政治运动，也在相关的文史研究工作上，做出了不少的努力和不小的贡献。
本文是作者对他在撰写和出版了上述他个人的重要著作以及响应和参与“砂拉越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对话会”的过程及有关成果在2012年出版面世之后的一些遭遇所发出的感慨。本文初稿完成于2013年1月，发表于《东方日报》，作者于2014年2月8日作了部分增修，交本部落格重新发表。
以下是全文内容——
一、绪言
一路走来坎坎坷坷，我十六岁时，面对历史选择之际，将自己交给了 “命运”。 “命运”使我在诡秘的历史洪流中打滚。然，我真庆幸，可以在弹雨硝烟中走过来，再创出一条人生新道路。
公元2000年元旦日，我参加了一项大型聚会，席间受到会议 “气氛”感染，从此，就不自量力的涉猎历史调研工作。12年来面对是是非非争议的同时，尝到了新历史时期下的人间 “酸甜苦辣”滋味。于是乎，重演了 “成者为王，败者为寇” 的 “格局”。无情的现实（在一特定人群中） 被划分为“强势人群”和“弱势人群”的时候，“强势人群”主宰了“思维阵地”，构成了主流舆论；而“弱势人群”在被边缘化的同时，一被切割，二被“打压和围堵” 。
有史人评论：“不要说专制的封建社会里，文网恢恢，动辄得咎，书写历史成了一个极为其危险的职业，因秉笔直书而遭遇血光之灾，甚至祸及九族者不知凡几；就是到了近代乃至现代，历史仍然充满数不清的谜团”。但沿着时间推移和史料的发现，或密史的揭破，有些谜团会终究得到解开，还原了历史真面目。
历史的真实细微之处，往往令人震惊。修史任务就在于区别真实和虚假的，确定和不确定的，可接受和可疑的。但这样须勇于面对利诱和压力，敢于拒绝某部分人需要，或偏执，或个人感情，或爱憎……；坚持点点滴滴的，持之以恒地去作去伪存真，以达还原历史之目的。从而使历史成为时代的见证，人类的经验与智慧。
二、什么人可以参加历史调研工作
历史是全人类共有资产，这包括在人类发展史中的某一个阶段之历史（这是整个人类史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历史考究和科学研究工作是无区域性和无国界之分。现在却有人说：“历史要让自己人搞，不要让外人涉入”。这里指的“外人”，是指谁呢？据悉，一是指没有亲自参加该场社会运动者；二是指非本国（地）人。
一场社会运动，产生的历史发展阶段，对有参与者或涉及者而言，自然对运动过程了解和掌握的实情比局外人和外国人较多和较全面，或较易于了解史事发生的背景等等。可是，当事人在写史的过程中，难免会受到感情干拢或在知觉或不知觉中避过负面的史事，甚至，有意识到美化自我而丑化另一方。
第三者写史只要动机纯洁，掌握了正确修史方法，就可避免当事人可能或无可避免的存在着的缺点和偏差。
以当前砂拉越而言，历史工作者，历史学者极为稀少，同时，局内人写史水准平平，谈不上学术资格，若不借外来力量是无法将现代史提升为学术境界；更不能推动现代史（1940年代至1980年代史）走向国际化。2008年11月，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举行的“砂拉越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对话会”（北加里曼丹共产党历史对话会）是一项突破性的面向国际历史舞台的创举。
另一方面，较早时（2008年11月），新加坡籍的剑桥大学荣誉学士成国泉先生成功发表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硕士论文：《砂拉越社会主义革命起源（1945-1963）》。成国泉先生算是第一位外国人，勤于通过向革命运动失败者一方开展田野采访后，再结合各方面有关书刊报导等资料，进行调研考证后的成果。此篇约六万字的论文公开发表意义重大，因此可以向世人公开展示砂拉越历史的另一面，为各国历史学者提供了较准确的历史真相。
继成国泉先生成就之后，2012年8月新加坡籍独立学者陈剑先生在众人期盼下，经过4年的艰苦工作，终于完成了一项历史使命，《砂拉越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对话》一书成功在吉隆坡出版。此书的公开面世，再结合同时期或较早前出版的有代表性史书（如：《砂拉越左翼运动史》、《烈焰中追梦》、《漫漫求索路》等），构成了较完整和较准确性的砂拉越现代史（1945-1990年）的另一面的同时，且可为各国历史学者提供研究史料。
《砂拉越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对话》（ 下简称 “对话”）一书特点是：将前砂拉越革命运动之主要领导人通过各自表述，完整地记录下来（包括未克出席对话会的主角人物通过笔答方式发表了意见）。这些珍贵的第一手历史资料是向世界各国历史学者开放的。而参加对话会学者, 教授有来自新加坡、英国、澳洲、日本和马来亚等国学者，可见各国学术界对这次对话会的重视。
笔者欣赏《对话》一书，因为该书将前北加里曼丹共产党内部主要领导人对历史中的重要问题之不同观点和意见，不偏不倚的、完整的全部记录下来，而不加以修饰和评论的。这种超然态度显示了编者尊重各方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力。至于历史定论和是非曲直，则待较后或让其他学者去评判。
可是意料之外，这样顾及各方的史书面世，却也引起某部分人“抨击，非议”和打压。由此可见，这些人的心怀和“过激”的偏执，容不得不同观点之存在。
事实上，局外人书写和研究砂拉越现代史者 ，除了上述的成国泉先生和陈剑先生两位外，还有林煜堂的《江河浪淘沙》，田农的《森林里的斗争》，Vernon Porritt的《砂拉越共产主义兴衰史》，James Ritchie的《红潮淹过婆罗洲》，Greg Poulgrain的《1945-1965印尼与马来西亚，汶莱之对抗》等等之著作先后面世。这些史书也提供可参考的史料。
同样，在中国历史上，由外国人书写中国某个阶段历史也多得不胜枚举，就以大家比较熟悉的、较易读到的（有华文译本的）如：美国人的R. 特里尔：《毛泽东传》；美籍华裔韩素英：《早晨的洪流》；美国人斯诺：《西行漫记》；德国人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美国人罗佰特：《 他改变了中国》 等等。
三、对不同观点意见和态度
写史或讨论历史出现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观点意见，是不可避免的正常现象，但如何对待，是显示出一个人思想动机、心怀、勇气和智慧。
回顾2001年至2013年之12年间，一些人先后因对历史观点差异和写史方法不同，发生了不愉快的关系；更有者被边缘化和打压（在一特定人群中和团体中）。这些事实不是只凭感觉而已，而且已是“历历在目”存在的。诸如：
1. 有人在贬压《对话》一书时说：“放大杂音，高弹共产主义运动的高调来模糊和压制反对殖民主义……；硬把争取民族独立运动扯进冷战漩涡……。”我想说这种话的人有三种可能：一，未读过该书；二，对砂拉越当年（代）革命运动史不知或知之甚少而断章取义乱说；三是，对编著者存有深怨故意扭曲之（有人放话说，编著者是李光耀集团特务……身份可疑，家庭背景不清、复杂。正有如当年中国文化大革命一样，家庭背景杂不清者，不打倒之就划清界限也）。
历史上早已明晰和公认：发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砂拉越革命运动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组成部分，领导这场革命运动的核心力量（组织）是（先）砂拉越解放同盟和（后）北加里曼丹共产党。两个组织的组织路线和斗争纲领都明确指明：“指导思想（理论）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奋斗目标是实现新民主主义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现在来说，“模糊和压制反对殖民主义”，显然是不敢面对历史事实。
我们理解，现在有人（除了对历史不明者外）不敢面对历史现实是（可能）因为廿世纪最后卅年里连续发生了许多负面事件，例如：柬共极端偏激而失败；越共倒戈（反华排华和数十万难民投奔怒海）；东欧变天和苏联解体后，共产主义运动遭受空前挫折和打击；东南亚各国共产党先后瓦解和消亡等，促使有些人无勇气承认历史事实，采用了“鸵鸟”心态，以图自我掩蔽。
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出现两大对立阵营，因而冷战格局形成，直至东欧和苏联变天，冷战方才结束。如今，有人仍未放弃冷战思维，一味紧抱历史包袱而耿耿于怀。
东西方学者和关心历史者都确认，“马来西亚计划”在1961年5月被抬上桌面上，是冷战格局的产物。英国当局将新、马和北婆三邦列入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桥头堡；与此同时，英殖民者将镇压砂拉越人民独立运动视为全球战略部署中不可失的一部分。不管你承认不承认都改变不了这一历史事实。
2. 早在2001年写史开始阶段，某团体成立一个“写史小组”，刚开始工作不久，就因某些观点分歧却闹得不能合作而分道扬镳。为何？是历史上恩怨？意识形态不容？
不同观点，写史方法分歧却不能协商，令人生畏！
3. 在评论或评价“和平行动“上产生不同意见时，就采取“一刀切”手段，切割、围堵，再没有馀地（空间）展开平心静气讨论、交流。从此，“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昔日同甘苦、共患难战友，今日和平时期却演变为“敌我”关系乎？
4. 笔者拙作《命运拐点一一揭开汶莱“12.8” 武装政变真相》一面世，第一时间不去考核历史真伪，一味凭藉个人感觉（感情），一方面，即刻展开切割、围堵、批驳；另一方面，鼓动不读不买和图阻塞该书销售之路。
《命运拐点》是株 “大毒草” “又抵制又批倒，” “要肃清其流毒” ！
5. 2012年10月和12月先后展开两次“围剿”行动。由于某方面团体或个人要举办新书推介活动，这些新书就是他们心目中要抵制的“禁书”与“毒草”。因而，从中和暗地里搞破坏，并图予让推介会流产。
“有你就没有我”；“势与你誓不两立”！
如上等等。
讨论和研究历史，要总结出基本准确的史实与经验，就要展开广泛自由式的讨论，所有参与者和关心者都要放下历史包袱，解放思想，允许大家“大鸣大放”，在没有所谓“输赢”的心态下, 开展讨论。不同意见只要不是存心欺骗，或有恶意，或蓄意扭曲，或涉及人生攻击的，皆可通过探索、考证和辨析，找出真伪，力求得出真相。否则，永远得不到共识。
四、辨析历史真伪
考究历史，特别是针对一些史事的评价和是非争论，不同时期或阶段都不易做到一致性或基本一致，有争执, 有差异是正常的。
某些历史事件和人物，有的间隔数年、数十年，或百年，或千年，还会出现变数，或完全推翻之前的定论。例如：中国学术界对曹操的评论就是典型例子。
相信大家都知道，1987年10月发生在马来亚的“茅草行动”，一般人都认为事因教育部派遣许多不谙华语者出任华小高职，而引起华社强烈反对的同时，巫青团做出激烈反应，一时促成种族关系紧张，当局声称为防止种族冲突而引用“内安法令”开展大逮捕行动，大批华教人士、在野党领袖遭逮捕。然而数年后，有学者剖析说：“如果将这场大逮捕风波视为种族冲突事件，则未免有偏颇。”因为从事情因由来看，是1987年4月24日巫统党代表大会上演出A队和B队生死战，结果马哈迪以微小少多数票胜出。但由于两派势均力敌，B队在同年6月以巫统有非法支部存在为由上诉法庭，要求法庭宣判4月党选无效，结果法庭宣判巫统为非法组织，使巫统陷于严重危机。就在这样政治背景下产生了华小高职事件（曾维龙：批判与寻路）——这是学者勇敢道出“茅草行动”的历史真相的实例之一。
对史事真伪，或对某一项历史事件的评价或定论，不是凭主观而言，或凭个人感觉，或通过 “想当然”的心态去评判。可是就有这么样的一些人，一不做田野调查；二不探索考究；三不读书和寻找史料，一味排斥不同意见，对别人经调查而暴露出来史料予不顾，只搞 “一言堂”，“一锤定音”，扮演“历史霸权”者，我说的就是 “真理”。
认识历史过程，是一个实践过程。要了解掌握第一手资料，就要做细致不厌其烦的调查工作。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对要做好任何事情都是真理，对认识历史，对修史工作同样是真理。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说：“认识过程中有两个阶段，在低级阶段，认识表现为感性的，在高级阶段，认识表现为论理的，……无论任何人要认识那个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 。
寻找历史真实性，唯一途径是勤于做田野调查工作，经调查所得资料再结合其他方面史料，进行剖析辨别而整理之。
五、结语——窥探历史的暗角
历史的图景一页一页翻过，不管是繁华似锦，还是悲壮残酷，都在显示人类发展的记忆。
从历史角度看，反英殖民地斗争（运动）已经过去而硝烟云散，但从文化角度看，其依然活着。因为这是一种特定的文化，有深远的殖民地和后殖民地文化背景，不仅是一种惯性，且是具有生存的土壤。
学习和研究历史，不是仅针对已暴光，或是易于察觉到的东西，恰恰应该重视那些不易为人察觉，或被人为遮蔽的东西。因为这才是历史的精髓。
著名的中国历史学家顾颉刚说：“要区分‘记载的历史’与‘客观的历史’。即所谓‘官史’和‘信史’，应该敢于质疑。‘不言一真，惟穷流变’，对历史与现实才有意义。这就是说，记载的历史遗漏了许多客观的历史，许多历史真相被湮灭或被遮蔽了。”（引自：张秀枫的《追寻历史的真相》）。
以砂拉越现代史而言，如今暴露在阳光下的“记载的历史”，随手可取了；但被遗留在暗角里的历史尚待开掘。这些开掘工作须要有历史使命者在遭遇“杜绝讨论，禁止质疑，万马齐喑的强势下”，以‘迟缓’脚步而不屈不挠地前行。让那些贻害社稷苍生的流言，那些用某种‘逻辑’遮蔽或扭曲的伪史”一一被揭开，一点一滴地让阳光照射。
许多历史文章和史书，须要边读边咀嚼，而后回味和讨论（剖析研究）。真实的“历史是记忆的生命，时代的见证，生活的老师和过去的使者”（引自历史学者张秀枫语）。不论真史或伪史一旦被阳光一一照射后，真伪分明；真史更显得鲜活精彩而富有价值。
【作者注】
（1）本文初稿完成于2013年1月，曾于同时期间发表于《东方日报》；2014年2月8日作了部分增修。
（2）本文是针对近几年来，某个圈子中的一些人，对历史讨论采取排斥、打击、围攻和切割不同意见者之手段有感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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