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家金的偏見經不起檢驗
柯嘉遜
资料来源：《东方日报》
首先要弄清楚的是：邱博士指的，是馬來西亞華校培養抄襲者，還是指華文教育培養抄襲者?肯定的是，作為一名教育家，他應該知道兩者是不同的。如果他是說華文教育培養抄襲者，就是中國、台灣和港澳的教育制度也在培養抄襲者。那麼一來，我就不得不列出這些華文教育國家中，獲得諾貝爾獎者的名單，以反駁他的論點：
李政道（1957年物理學獎）、楊振寧（1957年物理學獎）、丁肇中（1976年物理學獎）、李遠哲（1986年化學獎）、崔琦（1998年物理學獎）、高行健（2000年文學獎）、高錕（2009年物理學獎）。
我肯定，邱博士會抗議說，他只是談到大馬的華校。但這又有什麼不同呢？是不是說，中國和台灣的華校即使不採用英語為教學媒介語，他們也不是抄襲者？這點必須加以澄清。其實，教學素質（而非媒介語）才是最重要的因素。
早期，大馬華校課程就好像中國一樣，以死背書為主要學習方法。但自1919年發生「五四運動」的「思想革命」後，中國和馬來亞的華校教學方法，已改由現代化的課程所取代。情況雖已改善，但不可說課程是完美無瑕的。課程怎麼可能是完美無瑕的呢?
作為一名歷史學家，邱教授應該知道，英校是由英殖民當局所精心經營的，華校則完全被忽略了，但華校卻成了我國反殖民主義的堡壘。我國的華校和英國人所扶持的英校完全不同，它們必須靠自己才能生存。時至今日，1,280間華小和60間獨中，還必須依賴華社無償的犧牲和鼎力支持，才能生存下來。
華校存在最早的紀錄，可追溯到1815年的馬六甲（見柯嘉遜著：《馬來西亞華校鬥爭史》）。英殖民政府不提供華族教育方面的經濟支持，理由是：「英國殖民地行政官員，對馬來亞華人社群具有高水準的組織印象深刻，故決定放手由他們管理自己的事務。」（C．H．恩絡著：《多元族群政治：馬來西亞一例》。柯嘉遜在其著作2008:16中引述過）
華校生可獲取國家獎學金？
如果邱博士認真研究馬來亞的反殖運動史，他會領悟到，一大批的反殖運動人士是華校的產物。我們只要查一查數據，就可以看到，英殖民政府從以前直到我國獨立時所有政扣者中，受華文教育者在反殖鬥士中所佔有的比例。
邱博士可能會說，這不是他所要談論的課題。但是，作為一個民族主義者，他是不是應該把反殖民主義、平等、公正、自由與民主等，和「創造力」以及國際獎學金視為一樣重要？
邱博士所提起的國際著名學者，幾乎可以肯定是殖民地時代，以英語作為教學媒介的精英學校的產物。那有什麼值得驚奇呢？
毫無疑問，在本地精英學校受過教育，後來到常春籐名校留學的學生，在各自領域中，可能成為傑出人物。這在任何允許特權存在的社會都一樣。不論是在中國、俄羅斯、沙地阿拉伯、英美等國家都如此。因此，教學媒介語，不論是英語、華語或馬來語，都並非重點。
[註：「常春籐聯合會」指美國東部一些歷史悠久的名牌大學，如哈佛、耶魯大學等。常春籐各大學是美國最受人尊崇的大學，教育質量很高，學生都經過嚴格挑選，畢業生往往成為社會成功人士。]
至於1971後新生的一代，全都採用馬來語，情況又怎樣呢？是不是已培養出國際知名的學者？即使精英學府如雨後春筍般成長，情況又如何呢？如果沒有培養出國際知名的學者，是不是意味著，這些採用馬來語教學的國民學校，也在培養抄襲者呢？如果不是，那又是什麼原因？為什麼邱博士偏偏要專門詆毀華校呢？
邱博士也許不曉得，華校（包括獨中）自《1961年教育法令》實施以來，就採用國家所訂下的教育課程。如果華校培養的是抄襲者，那國民學校也在培養抄襲者！
華校中的佼佼者和平庸者
首先他應該知道，最少有90%的華裔生就讀於半津貼的華文小學。但其中只有10%進入獨中。因此，任何一名華裔生獲取國家獎學金的話，他很可能就具有華小背景，或者至少有9比1的可能性。如果確實太少華校生獲得國家獎學金，那是人權委員會所必須回答的課題。
另一方面，如果你追問為什麼沒有獨中生曾經獲得國家獎學金，那是因為政府不承認獨中統考文憑！多年來，國立新加坡大學一直都在爭奪我國獨中生。曾經他們每年想要錄取1,000名獨中生！在此，我建議邱博士盡力去取得新加坡的數據，查明多年來有多少大馬華校生獲得該國獎學金。邱博士一定會感到驚訝！
大家記憶猶新，80年代，一名芙蓉獨中的天才學生，曾獲得獎學金到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求升造。華文報也報道過許多其他個案。最近，有一名發明pendrive的潘健成，他是巴生Z獨中生。目前，他是台灣一名非常富有的企業家。
不少南大生在大馬、新加坡和海外學術界，成了傑出人物。他們都是華校培養的人才。我的好友和同事陳泰昌博士是名南大生。在70年代，他在英國曼徹斯特大學路特佛科學實驗室里當核子物理學研究員。
我為自己的兒女是華校生而感到自豪。我女兒未獲得國家獎學金，但是她在英國念醫科，卻得到英國衛生部的贊助金。像其他華校生一樣，他們都能說一口流利的華語、還有英語和國語。我兒子也能用法語和西班牙和他人交談，還能講些淡米爾語。如果有誰指他們是抄襲者，他們將對他作出一番嚴厲的指責。
我反駁邱博士所提出的論調，這並不等於說，我國華校生全部都是佼佼者。以東馬和西馬來說，就有很大的差距──華校有大與小，貧與富，平庸與傑出之別。這要取決於地點，學校董事部以及社區的覺悟等。他們所面對的問題，如師資訓練和校舍不足導致學生過於擁擠等問題，都源自於缺乏政府支援。
有人致力於教育改革，但這些活動的積極與否，全賴華教運動領導層的素質和有限資源。目前的董教總領導層，在素質等許多方面值得關注。我要強調的一點是，雖然我國華校財務方面和師資訓練，面對困境並受到嚴重的歧視，但是他們在歷盡百般挫折下，仍然得以生存。如果有誰胡亂指責他們是抄襲者，那是19世紀的陳腔老調。
讓我引述蜚聲國際的作家韓素英於1983年3月12日，寫給我的信中的一段話：「（在大馬的）受英文教育者，幾乎可以說是南洋大學最糟透的敵人。他們只懂得英語，雖然明明知道以華語作為教學媒介語的華文教育極其優良，在某些方面還比英校更勝一籌，但他們仍堅持以英語來維持他們的優越地位。」這是韓素英的看法。
（譯自〈Untenable Prejudice Against Chinese Schools〉，Dr Kua Kia Soong，Director of SUARAM，Dec3, 2009，楊培根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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