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谈大马的印度裔

小谈大马的印度裔

作者/来源：孙和声/东方日报

http://www.orientaldaily.com.my/index.php/columns/pl36305

印裔族群为我国经济作出巨大贡献，如今却陷于贫困与被边缘化的困境中。（网络资料图）

【《人民之友》编者按语：这是一篇罕见的由我国一名民间学者孙和声撰写的关于印裔族群生活的短文。一路來，我国华裔族群特别是年轻一辈对印裔族群在我国所经历的沧桑都不甚了解。本编辑部转载此文的目的是希望引起广大读者对我国印族悲惨生活状况的关注和重视。作者可能受到篇幅所限，只能非常简略的介绍我国印裔族群的基本资料和现实状况。因此，为了让大家能更深一层了解他们一路来遭遇的残酷压迫和进行的抗争自救行动，《人民之友》部落格将在近期内发布一篇由工委严居汉撰写的题为《兴权会运动是马来西亚印裔族群在现阶段的民主改革运动的产物》的长文，借此和广大读者和有心人士共同探讨我国印裔族群如何陷入困境又如何走向觉醒，以及他们今后该如何走下去等问题。】

大马印度裔社会知多少？虽说，在西马印度裔是到处见到，可大多非印度裔，多对其一知半解，更遑论了解其面对的各类困境。

根据统计局，2014年大马人口为约3000万，其中公民占了2762万人。公民中，土著、华裔与印度裔及其他，个別占约1880万、658万、197万，及26万。印度裔中，泰米尔人（Tamil）占了约87%，其他Telugu、Malayali、锡克教徒（Sikh）各占约2-2.5%，其他还包括旁遮普人（Punjabi）、巴基斯坦、孟加拉、僧加罗人（Sinhalese）等，均个別占1%以下。

从教籍来看，有约84%为兴都教徒（Hindu），基督教约8%，及穆斯林约4%，及其他。从人种来看，Tamil、Telugu、Malayali均属于达罗毗荼人种（Dravidian）。达罗毗荼人，还包括Tulu与Kannada族，他们的语文也接近，唯不完全同一，即同一语系中，有其不同的变种。

现阶段，学界一般认为，达罗毗荼人可能是在4000多年前来自西亚，或许是美索不达美亚。后来，约3000多年前，来自中西的雅利安人（Aryan）进入北印度及古代波斯，达罗毗荼人便被迫南移，集中到南印度，如今日的Tamil Nadu邦。

虽然印度与大马，早在2000多年前便有来往，可人数不多，且多是商人与僧侣。今天在大马的印度裔，主要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大量移民到大马。这次移民中，懂英语的锡兰裔（Ceylonese）（即今日的斯里兰卡）人，多成为英殖民政府的行政人员或专业人士。他们中虽多为泰米尔人，可一般不与下层的来自南印度的泰米尔人来往，也不关心他们的事务。同理，来自旁遮普邦的旁遮普人（Punjabi）（即一般所说的孟加里人Bengali）多从事治安、文官等职。他们也少与下层泰米尔人来往。此外，旁遮普人也並非全是锡克教徒。泰米尔人中，有一个自成一格的专门从事贷款业的Chettiars人，虽是说泰米尔语，可也自成一族。Chettiars与Ceti（印度裔与马来人的混血儿，可却非穆斯林）；则是常被搞混的2个不同族群。

族群间的分族分工

来自南印度的下层泰米尔人，通常是以契约劳工（Indentured Labor）的方式，被集体式地引入马来亚，主要是做种植园的胶工，或基建工人，如筑路、铁路等。可以看出，这里有个分族分工的安排。这个分族分工，不仅见之于不同种族间，如华人猪仔多为矿工，三州府（海峡殖民地）的土生华人多为商人，泰米尔人多为胶工，马来人则多为传统生存型经济的小农；即便是同一个印度裔，也有內族群的分族分工。

占人口多数的下层泰米尔人，因多为胶工，困在种植园內，受教育机会也有限，故多为文盲与粗、重、危、晒类的体力劳动者。这就限制了他们的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在1971年政府出台新经济政策时，他们没受到应有的重视。在1980年代后期，大马进入快速工业化与都市化阶段后，许多种植园已被转为住宅区、工业区或商业区。可在这过程中，他们一般没有得到妥善的安排，故只好流入城镇的贫民区（Urban Squatters）內聚居。在雪州的Kampung Medan，还发生过与马来人流血衝突的事件。

由于多为文盲，缺乏一技之长，政府忽略他们印度裔中的中上层又与他们相对隔绝，非印度裔中，有不少人也对他们敬而远之等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他们成了充满悲情与悲愤的弱势族群，情况相当于东马的二等土著，弱势土著。这些因素均是2007年，有超过1万人的印度裔，参与兴权会（Hindraf）（Hindu Rights Action Force）示威行动的主因。

为何叫Hindu而不叫Indian Rights Action Force？这就反映了印度裔內部的多样性与分裂性。他们中不但有北印度人（Northern Indians）与南印度人的分类，受英语与泰米尔语的分类，也有种姓（Caste）与阶级的分类等。

下层的泰米尔人，多为兴都教（Hinduism）的信徒。在印度本土，也是兴都教徒占约83%，穆斯林约11%，及其他的分类。Hindu这用语，本是波斯人对印度的称呼，后希腊人从波斯语（Hindu）转为India（ia代表国家，如Russia、Austria等）。古代中国人也称印度为身毒或贤豆、天笠等。应是源自Sindhu（即对印度河Indus的梵文名称）。兴都教则是种多神中有主神的复杂的民族宗教（是民族而非世界性宗教），他们较流行拜的主神是毗湿奴（Vishnu）与湿婆（Shiva）（在吉隆坡黑风洞前的塑像，则是湿婆的次子Murugan，其长子则为象鼻神）。

印裔被政治边缘化

在20世纪初期，印度裔曾占到新马人口的约15%，马来亚独立时，也占到约11%，今天，已跌到约7.5%，且与华人一样，会继续下跌。在实践贏家通吃选举制的大马，使得印度裔难有大作为，如在222席的国席中，没有一席是印度裔人口超过30%，（华人则有24席超过50%）。同理，在567州议席中，也仅有8席超过30%。这就使他们在政治上易被边缘化。在政治掛帅而非人权掛帅的大马，政治边缘化的结果，便是社会经济的边缘化，如在上市公司的股权中，仅占1.2%。

只是，在大马的囚犯中，他们的比率则偏高，如在2013的囚犯中，（总数83504人），本国公民占36005，而印度裔则占4530人，比华人的3740还高。公务员中，印度裔也仅占4%（华人6%）。


相关链接：
一、马来西亚印族 ——从困境走向觉醒（上）
二、马来西亚印族 ——从困境走向觉醒（下）

Read More

西方的民主制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吗？

西方的民主制度

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吗？

作者 / 来源： 詹得雄 /《红旗文稿》 期号： 2014/09

qstheory.cn/hqwg/2014/201409/201405/t20140508_347276.htm

漫画：西方民主正在走向死亡（网络资料图）

【《人民之友》编者按语】本文作者詹得雄是中国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这是他对世界上的一些国家和人民在现阶段追求和践行“一人一票”的西方式民主而最后面对动乱恶果的观察，在去年发表于中国《红旗文稿》的一篇研究心得。

在我国的一些非政府组织和社会活动活跃份子热衷于引导人民群众争取“一人一票”议会民主遭遇挫折以及由3大反对党组成的“人民联盟”（简称“民联”）赢得第13届大选的梦想破灭而普遍呈现失望、彷徨和迷茫状态之际，作者在本文中对西方的议会民主制的论说和见解，对我国民主党团和民主人士反思过去的实践和策划今后的斗争，是有意义有价值的参考意见。特此转贴于本部落格，方便有兴趣者浏览。

以下是全文内容——

泰国政局因为无休无止的街头抗议而混乱不堪。令西方一些政治观察家皱眉头的是，在曼谷街头游行的人不是争取“一人一票”的西方式民主，而是反对“一人一票”。因为英拉的为泰党及其前身，一贯照顾北方农村地区的贫苦农民，而农民在人数上占多数，所以，如果“一人一票”地选举，为泰党总是赢，而反对派则无法上台。反对党声称，表面上看英拉和她的哥哥他信是照顾农民，实际上是用小恩小惠来巩固自己的选票资源。他们指责他信利用农民来维护自己的政治地位，要求先“政治改革”再举行选举，这实质上是要否定“一人一票”，而由各行各业的精英组成“人民议会”。

但是，“一人一票”是西方民主的金科玉律，在西方人眼里是民主的命根子，怎么能否定呢？于是就引出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一人一票”合理吗？会不会带来“多数人的暴政”？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完美吗，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吗？

一、西方民主理想与现实的脱节日显严重

西方民主思想的源头可追溯到古希腊，那时在一个城邦小范围内有可能实行奴隶主和自由民的直接选举民主，但没能长期坚持下去。后来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思想家把它理想化，变成了一个完美的构想：每个公民都是理性的，他们一定会理性地投下自己庄严的一票；而当选的人自然会大公无私地代表选民的利益而尽心尽责；没当选的人也会心悦诚服地服从当选者的领导，做负责的反对派，在议会里参加理性的讨论；权力的移交自然也不会有阻力。如果真的能做到这么理想的程度，天下何愁不太平？事业何愁不兴旺？

令人惋惜的是，这种理想的民主制度即使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也从来没有实现过，而人们看到的现实是，近些年来西方国家民主理想与现实的脱节叫人惊恐。黑金政治、政党恶斗、只顾眼前利益不顾将来长远利益等等毛病已是公开的秘密。难怪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利昂•帕内塔2013年2月13日就议会的恶斗愤怒地对记者说：“我过去总感觉，国会领袖以及无论哪位总统，当涉及这个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时，都愿意合力解决那些问题。总是有一些界线，……我认为，眼下的状况太卑鄙了。”

美国《外交》杂志2013年1/2月号刊登著名专栏作家法里德•扎卡里亚的文章《美国还有救吗？》，他写道：“正如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所说，（美国的）问题是现行政策有利于热心维持现状的利益集团。改革要求政府必须将国家利益置于这种狭隘利益之上，而这在民主国家里越来越难做到。”

奥地利《标准报》2012年12月22日刊登题为《精疲力竭的民主政体》一文说：“在越来越多的欧洲人看来，作为国家形式的民主政体——其权力来自于人民——已经不复存在。权力不再来源于人民。人民虽然还被要求参与选举，但这与是否意味着确实有选择的权力无关。”现在的实际情况是：选民一人一票（当然经常有大批人不去投票）选出了议员，合法地组成了一个政府，但这个政府是为了小集团服务还是为广大选民服务，选民就管不了了，顶多等下次再来投一次票。这种办法确实叫人失望，但在西方一时还找不到更好的办法来代替它。

二、名义上的民主有可能酿成意想不到的恶果

实行民主政治的前提是社会上必须有公民意识和法制意识，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有互相妥协的精神。如果谁也不想妥协，又视法律为儿戏，这一派强调宪法的这几条，那一派强调宪法的那几条，谈不拢就上街用暴力相威胁，那么所谓“社会契约”就是一张废纸。健全的社会需要法制，而法制需要遵法的意识。虽然泰国的民主实践已80多年了，迄今看来还是处于既超前又落后的状态，完善的过程仍然很艰难。

回顾历史，世界上曾有一些实例告诉人们：如果做事一味地理想化，希望一朝一夕就在人间建起理想的天堂，结果却往往会堕入地狱。今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一战结束后，战败的德国成立了魏玛共和国，实行当时欧洲最先进的《魏玛宪法》，当时一些人认为，德国从此将从失败的废墟上崛起，并成为世界上最民主、富裕的国家。

但是，事与愿违。有学者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民主的《魏玛宪法》草拟出来，就像是为真正的政治打开了一扇大门，而德国人站在门口，目瞪口呆，好比一群乡下农夫来到了皇宫门口，无所适从，不知道该怎么办。”人们看到的是议会里不同意见的人相互谩骂，大放厥词，并在15年的时间里换了17届内阁，而议会外则是成千上万的人在挨饿。此后的历史是大家都熟知的，希特勒的法西斯势力利用了当时民众宁要安定、温饱不要民主的心理，从而掌握了政权。

这段历史告诉人们：民主并不等同于一纸宪法和“一人一票”，民主还要求其他很多条件。如果一味地把西方民主理想化，一下子把西方的民主模式照搬过来，只会给自己的国家带来动乱的恶果。这种事情在非西方世界的许多国家的历史上都曾经发生过。今天，名义上实行西方民主的国家很多，但极少是成功的。美国用武力在伊拉克、阿富汗强行推行民主，迄今还是爆炸声不断，人民遭殃。看看那些毁了家园、丢了性命的人们，他们又能到哪里去申冤呢？

三、不能只讲民主不讲集中

彭博新闻社2013年5月22日发表的一篇署名文章说：“现代历史就是发端于英美的自由民主制如何在世界各地传播的历史。这听起来或许荒谬。事实上，这种自由主义的发展故事是西方大多数报纸社论、政治评论和演讲的基调，同时也是在非西方世界影响人们看待政治发展的宏观观点。” 奥巴马在他的第二任期的就职演说中说：“我们将支持从亚洲到非洲、从美洲到中东的民主政体，因为我们的利益和良知迫使我们代表那些渴望自由的人采取行动。”

在西方这种长期的话语霸权下，今天世界上已形成了“悠悠万事，唯民主为大”的语境。这是为西方的“人权外交”服务的，目的是建立美国式的霸权。似乎当今世界唯一的问题是民主，只要民主了，其他一切就都迎刃而解了。如果你说不能只讲民主，也要讲集中，马上就有人指责这是“独裁”、“专制”、“野蛮”。现在到了该正本清源的时候了。

人类基本的问题是要吃饭，要生存，要安居乐业。在废除了封建统治之后，理所当然的是要由人民当家作主，这在理论上没有疑问。问题是怎样在实践中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是不是每个问题都来个“全民公决”？西方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后，自称代表全民利益，创造出了多党议会民主和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这是历史的进步，同时也带有历史局限性。人们逐渐发现：“美国国会，现代世界上民主选举产生的国家立法机构的化身，现在不经过控制着国会议员们的竞选财源的公司游说集团等特殊利益的许可，就不能通过法律。”（美国前副总统艾尔•戈尔：《未来： 全球变革的六项驱动因素》）这样的议会怎么能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呢？今天西方各国缺的是一个能为人民长远利益、全局利益服务的比较稳固的领导核心，而现实是一批批走马灯似的政客。

但是，西方国家凭借自己的军事和经济优势要人们相信：西方国家的强盛全是拜西方民主所赐，西方民主是终极真理，西方国家的天赋使命是把西方民主推广到世界每个角落。

每个国家在文化传统、人口构成、宗教信仰、经济发展水平、法制意识等方面都各不相同。这决定了各国在建立和完善民主制度方面都会有自己的特色，要一步一步来，原则是在保持社会秩序大体平稳的情况下，逐渐扩大民主，提高公民意识，进入良性循环。有人认为，泰国目前的混乱只是必须付出的“民主的成本”。这种说法太轻飘飘了，有点隔岸观火的味道。中国民主政治实践的经验证明：民主集中制是最合适、最有效的，我们要十分珍惜它，坚持它，完善它，完全不必在乎别人说三道四。

四、什么是民主的合法性？

西方许多政客一直把自己置于道德的制高点，自封为判官，今天说这个国家不民主，明天说那个国家不自由。在他们看来，中国因为没有实行多党议会民主，所以中国的政权是不合法的。西方也有头脑清醒的人，例如英国经济学者、《当中国统治世界：西方世界的终结与世界新秩序的诞生》一书的作者马丁• 雅克2012年11月2日写道：“你可能认为，一个国家或政府的合法性或权威性几乎全是由西方式的民主功能所带来的。但是，民主仅仅是其中一个因素。民主本身并不能保证合法性。”他举例说，现在西方有许多国家频繁选举，似乎程序上是合法的，可是相当大比例的民众不信任政府，合法性又体现在哪里呢？

有些学者一直在探讨政府的合法性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他们大致归结为5条：

第一，这个政府是否有号召力，提出奋斗目标，并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

第二，国家经济发展满意度高不高，老百姓生活是否改善或有改善的前景？

第三，文化传统是否有利社会的和谐和理性处理社会矛盾？

第四，大多数人在自由和秩序方面的感受如何，是否觉得自己是社会的主人和平等的一员？

第五，政府是否能体察民情，并及时、妥善地回应老百姓的要求？

由此看来，合法性并不仅仅取决于这个政府是否是“一人一票”选出来的，更多地取决于政府是否能用政绩来换得人民的心悦诚服和拥护。

五、西方不得不对中国特色民主刮目相看

泰国的乱局让西方感到不安，他们担心人们不再相信西方民主。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2014年1月27日的文章说泰国的乱局是“凶兆”。作者说：“泰国可能是一种全球现象的表现之一：脱离西方式的自由民主，转向新的政治模式，尤其是实施国家资本主义的亚洲一党制专制国家。”作者问道：“如果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在亚洲——你会选择什么样的政治模式呢？是失败的法国、衰弱的英国和萎缩的美国那样的西方民主模式？还是不负众望的中国和新加坡政治类型？”

马丁• 雅克也说：“中国政府是一个相当称职的机构，而西方国家的政府大有改进的必要。它们或许民主，但是它们的治国之道依旧业余到令人无法理解的程度。”

现在西方很多学者醒悟到，再也不要以西方习惯的固有的方式衡量中国了，马丁• 雅克说：“就中国的个案来说，其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完全建立在西方式社会历史或经验之外。”

美国政治智慧库尼古拉•贝格吕昂说：“西方国家应当对中国文化、中国道路和中国所取得的成就给予更多尊重，不应强行向中国推销不同的政治制度。”

可惜，这些看法现在不是西方的主流意识。西方国家的某些政要有时口头上也说尊重多样性，尊重中国自己的选择，但实际上还在明里暗里挑动、扶植所谓的“ 民主人士”，寄希望于这些人在中国搞什么花、什么颜色的革命，以证明西方民主的唯一真理性。

我们的回答其实很简单：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以人为本，不断根据实际情况完善民主治理，永远把人民的安居乐业放在第一位。至于别人学不学中国，那是人家的事，不取决于我们。他们要学，也只能根据自己的情况，无法照搬。英国《金融时报》网站2013年1月6日发表署名文章《美国可以借鉴中国经验》，认为中美之间应互相学习，文章建议美国：“政府应当经常举行选举投票，调查选民的观点。不过，政府还应当组建由‘智者’组成的委员会，负责在选举圈外制定长期计划。”如果真这么做，不是有点像中国的政协了吗？

六、西方的民主偏见比无知更害人

有一句谚语说得好：“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至少近20年来，西方很多人戴着“民主”有色眼镜来看中国，得出的结论令人啼笑皆非。他们以中国和印度为例，一口咬定：“民主”的印度一定比“独裁”的中国好。

上世纪90年代初到2010年前后，印度经济发展速度确实大大加快，从3%左右的所谓“印度斯坦速度”上升到8%—9%。可是，令西方不解的情况似乎突然出现了。2013年5月27日英国《金融时报》网站发表文章说：“不久前，印度国内有人喋喋不休地谈论，认为该国有可能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大国。但印度非但没有赶上中国，却反而开始倒退了。”客观原因当然是西方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但这样的外部条件对印度与中国来说是一样的，而两国的表现却有很大不同。这种情况给那些为印度“民主”大声叫好的西方人带来了难堪。英国牛津大学欧洲问题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蒂莫西•加顿•阿什先生先是2014年年初在孟买的印度国际关系研究委员会发表了一次演讲，继续为印度民主叫好打气，继而在西方一些报刊上发表文章。西班牙《国家报》2014年2月7日也刊登了他的一篇文章，题目极为鲜明：《自由应当超越独裁》。原文提要如下：“令人悲哀的是，全球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在经济增长率、通胀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失业率、预算赤字、腐败、透明度等诸多经济与社会指标方面，都不如世界上最大的独裁国家中国。”

文章开头是这么写的：“为什么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的发展情况显然不如最大的独裁国家？之所以用‘显然’一词，是因为印度的现状和中国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尽管任何自由的捍卫者都希望自由国家能发展得更好。”

阿什先生的语气真有点恨铁不成钢的味道。可是，阿什先生为什么对自己的“为什么”不探个究竟呢？比如，印度的“民主”真的那么好吗？中国现在真的是“独裁”吗？难道中国下决心改革开放，推出那么多新政策，今天又在转变发展方式，调整收入分配，建设美丽中国，这些都是“独裁”的结果吗？

曾经有许多人相信，只有西方式的多党议会民主才能解决腐败问题。我之所以坚信西方式的民主不能照搬到中国，得益于我在印度工作8年的见闻，领教了那里的多党议会民主。可以说，印度所有的政党都在纲领中宣称自己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穷人的利益。这样的宣言已经唱了60多年了，结果怎样呢？人民不需要一些政党在竞选时争着给他一块糖吃，而是需要有远见、有魄力、有权威的政治领导人能从根本上推行为全民造福的政策，从而使每个国民自己有钱买糖吃。

外人往往不知道印度的实情，而只听到西方的煽情宣传，说印度如何如何好，而中国又如何如何不如人家。例如，有人说印度人看病不花钱。我真感到惊讶。我在新德里时看到，公立医院看一些小病确实不要钱，就诊环境如何就不去说了，但那也只是在大城市。据2013年11月16日法新社报道，印度农村发展部长贾伊拉姆•拉梅什在新德里一个论坛上说：“众所周知，印度的公共医疗系统已经崩溃。……在印度许多贫困地区，公共医疗系统根本不存在。”

阿什先生给印度鼓气说：“印度，加油！……印度必须在政治上击败中国。”真怪，按西方的逻辑，印度不是早在政治上击败中国了吗？何待将来？不过我也想说：“印度，加油！”各国有各国的情况，各国要探索自己的路。印度的民主慢慢总会改善吧，虽然路很长很长。印度领导人也很有信心，印度财政部长帕拉尼亚潘•奇丹巴拉姆2014年3月4日在力挺预算提案时声称：“什么也阻挡不了印度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我们将和美、中并肩而立。我们拥有实现这个目标的一切资源，但只有努力工作并尊重经济规律才能实现这一目标。”他还说：“我们没有做蠢事的余地，也不能做任何不理智的事情。我们必须确保每个人实现自己预期的目标。

中国与印度是友好邻邦，虽然有一些分歧和争端，但共同点也很多。鲁迅先生曾说过：印度“乃华土同病之邦矣”，“印度则交通自古，贻我大祥，思想信仰道德艺文，无不蒙贶，虽兄弟眷属，何以加之。”希望中国和印度在21世纪同时富强起来。

Read More

《人民之友关于董总领导分裂风波的3点意见》声明受到国内数家媒体关注报导

《人民之友关于董总领导分裂风波的3点意见》声明
受到国内数家媒体关注报导

2014年2月4日下午1时整人民之友工委会部分工委在位于新山报馆街（Jalan Maju）的Al-Mashur 餐厅召开发布会时合影。左起：工委Mohd Nasir、财政严居汉、主席团主席朱信杰、黄贵文以及秘书处秘书杨秀丽。

1、《南洋商报》相关报导的扫描——

2、《东方日报》相关报导的扫描——

3、《星洲日报》相关报导的扫描——

4、《中国报》相关报导的扫描——

5、《光明日报》相关报导的扫描——

6、《The Sun》相关报导的扫描——

以下是其他相关链接：

1、人民之友关于董总领导分裂风波的3点意见
2、The Sun Daily: Sahabat Rakyat Malaysia calls on Dong Zong to open up its UEC exam
3、《南洋商报》：要求董总中委会对“错误”道歉 人民之友工委会促叶邹下台
4、《东方日报》：柔人民之友促叶邹下台 冀董总开放统考成公开考试
5、《星洲日报》：人民之友工委會‧促葉鄒下台

Read More

人民之友关于董总领导分裂风波的3点意见（4月30日更新马来文译文）/ Tiga Pandangan Sahabat Rakyat terhadap Krisis Perpecahan Pimpinan Dong Zong

人民之友关于董总领导分裂风波的3点意见

Tiga Pandangan Sahabat Rakyat terhadap Krisis Perpecahan Pimpinan Dong Zong

2015年2月4日

人民之友工委会自成立以来一直关心华教运动的发展，在叶新田掌控董总之后掀起“新纪元学院事件”风波和引发我国华教运动逆流的紧急时期，我们积极联合柔佛州关心华教的各党团与社会人士，发表了《响应华教元老号召，力挺柯嘉逊任院长》的重要声明；在叶新田一意孤行准备变质新纪元学院而将它与政商挂钩的严重时刻，我们在笨珍的一个华教人士的集会上就率先提出了"打倒叶新田"的主张；在叶新田及其同伙等待“招安”梦醒希望成空而与马华领导分道扬镳，为形势所迫在2012年先后召开数场以“表达华教心声”为号召的群众集会以哗众取宠，我们也不放弃机会发表声明、莅临现场派发传单以及展示大型标语横幅，不断表达我们的核心观点和鲜明主张：抛弃对巫统国阵统治集团的幻想，各民族母语教育才能起死回生。叶新田一路来掌控的董总中委会去年开始出现分裂的状况，如今已形成主张“叶新田与邹寿汉必须下台”的“改革派”与支持“叶新田与邹寿汉继续领导”的“保皇派”的剧烈斗争，而且发展到了法庭介入的阶段。针对这个深令华社忧心的董总中委会两派恶斗风波，人民之友工委会发表三点声明如下：

（一）叶新田和邹寿汉必须马上引咎下台

我国华教运动就是国内华裔族群维护和争取母语教育基本权利的群众运动。自1950年代以来，在杰出领袖林连玉、沈慕羽、林晃升的领导下，华教运动都是以坚定的立场、鲜明的态度、勇敢的精神和无比的信心，对巫统国阵统治集团强硬推行以消灭国内各少数民族语文、强迫同化各少数民族为最终目标的教育法令与教育政策，展开不懈的抗争。这个政治任务至今仍然是华教运动领袖必须继承的尚未完成的使命。

可是，以叶新田和邹寿汉为首的董总领导却异想天开地等待巫统国阵统治集团的“招安”，完全违背上述华教运动的政治立场。在2008年全国大选前夕，叶新田为首的董总领导通过宣布启动雪邦新纪元学院建校工程，目的就是为国阵向华裔选民骗取选票。2013年全国大选，正当全国各民族人民，特别是华裔族群掀起唾弃巫统霸权集团和马华领导的改革浪潮之际，以叶新田为首的董总领导完全没有表态反对国阵，甚至放弃提出任何争取华教权益的主张或大选诉求。叶新田为首的董总领导自始至终对巫统国阵统治集团采取政治妥协的立场——这也就是违反华教、背叛人民的立场。

我们要强调指出的是，2005年之后的董总领导（指中央委员会，主要是叶新田和邹寿汉），必须对从2006年逼走劳苦功高的莫泰熙和默默奉献的董总行政团队至2008年采用阴险恶毒手段（主要是诬蔑新纪元学院财务不清）抹黑和排挤正直不阿的时任院长柯嘉逊博士和他所领导的有使命感的教学行政人员，而造成对华文独立中学和华文高等教育的发展的严重破坏和恶劣影响，负起全部责任而马上引咎下台。董总举办的华文独立中学的统一考试（简称“独中统考”）虽被国内巫统霸权统治集团排斥和打压，其证书却受国外很多所著名高等学府承认和肯定。然而叶新田、邹寿汉理应将独中统考公开而不公开，紧紧依照“只能作为‘内部考试’”的“政府指示”办事，而狠狠打击了华裔族群和华教人士发展“独中统考“和提高独中教育水平的愿望和努力，从而严重阻碍了我国华文独立中学的正常发展；叶新田和邹寿汉掌控新纪元学院之后的错误领导和管理不当，造成财政上从2008年的盈余演变到2014年已经亏损600多万令吉，在学术上不但没有逐渐提高反而每况愈下——以上所举的叶新田和邹寿汉严重损害华社利益的主要的两项具体的过失行为，就足以让各州的华校董联会、各地各种的华人社团甚至全国华人社会有理由向他们两人发出怒吼，要他们两人马上下台请罪。

总之，“叶新田和邹寿汉必须马上引咎下台“是我国广大华人社会的意志和要求，是我国华教运动现阶段的当务之急。

（二）“改革派”必须为此前的过错而道歉

经过10年的实践，叶新田和邹寿汉联合推行的所谓“华教抗争”或“华教救亡”路线，我们暂且称之为“叶新田路线”，是经过董总中委会批准的，也是全国各州董联会认可的。在2005到2014年底的10年实践过程中，难道中委会或常委会从来没有检讨过吗？难道从来没有一个中央委员或常务委员曾经提出它是错误路线并要求认真检讨和立即纠正吗？ 特别是在叶新田、邹寿汉采取鄙劣行为在2006年逼走在董总服务的莫泰熙等人以及在2008年又再逼走在新纪元学院服务的柯嘉逊等人如此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事实已经证明华社原本期望中委会纠正"叶新田路线"的愿望完全落空。我们注意到当时助纣为虐的中委至今仍然没有公开交代本身的过错、发表声明承认错误、坦诚向上述遭遇迫害的华教工作者以及关注和支持华教运动的华人社会道歉。

我们认为，董总执行“叶新田路线”是中委会的集体责任，由此造成的破坏性后果自然由中委会来集体承担。叶新田和邹寿汉作为最高领导人是罪魁祸首，他们两人固然应该负起最大最重过错的责任，但是将全部的过错都由他们二人承担，是不符合事实的，也是不正确的做法。 历史必然证明现今的中委会包括已分裂成叶新田为首的“A队”中委、以及傅振荃为首的18名“B队”中委其中一部分人，实际上必须为他们的失职负上仅次于叶新田和邹寿汉的责任。任何掩盖或逃避或狡辩的做法和企图最终都会被广大人民群众识破和揭穿的。

今天董总出现傅振荃为首的18名“B队”中委对抗叶新田为首的“A队”中委的分裂局面，主要原因是叶新田为首的“A队”中委延续过去以恶斗方式处理组织内部的不同意见者。另一重要原因是董总内外推动倒叶行动的各方面的言论没有针对董总推行的“叶新田路线”这个要害问题进行剖析，而只是主要围绕在叶新田个人作风，特别是“不民主作风”等等枝节问题上作文章。再加上“B队”中委没有宣布取代叶新田的董总主席人选，让人担忧是否没有领袖要为此次的倒叶行动以及倒叶之后的董总领导机制的重建和未来走向的决定担当责任，因此，导致倒叶行动迟迟无法争取到华教工作者的广泛支持。

上世纪50年代直到90年代末约50年期间，华教运动一直是我国反抗英殖民统治和反抗巫统种族主义霸权统治的重要力量之一，董教总已然成为一个具有领导权威的争取民主人权的非政府组织。董总因此在林连玉、沈慕羽和林晃升3名杰出领袖的领导下，大体上都一贯地表现了林连玉所描述的“横挥铁腕批龙甲，怒奋空拳博虎头”的斗争精神。王超群入主教总，因其亲马华国阵的立场而使教总变了样，华教领袖的党性背景往往是影响甚至决定华教组织的政治倾向和立场的重要因素。今天，董总的B队的中委的党性背景、B队将推举的领袖的党性背景，以及这次被推举出来的领袖是否只是一个“过渡时期”的领袖等等，将是华教工作者、华团组织和华人社会所忧心的问题。国阵的华基政党包括马华、民政和人民联合党在第13届大选惨败之后都在到处重振旗鼓重新骗取华社支持，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此，许多关心华教的同道心存疑虑，没有明确表态支持倒叶行动，甚至再次被叶新田误导，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三）董总主席必须至少符合两个条件

为了团结起来制止“叶新田路线”继续祸害华教运动，我们明确主张叶新田和邹寿汉必须马上引咎下台、犯错的其他领导必须公开认错道歉，我们支持董总18名"B队"中委今年1月18日发表的《回归正道，再创辉煌》宣言，我们支持100位关心华教人士19日发表的联署声明。基于董总主席人选对董总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起着关键作用，我们认为，董总主席必须至少符合两个条件：其一是必须有过献身华教的表现；其二是必须具有非党性的背景。董总主席的非党性背景，对于董总作为一个争取民族语文（母语）教育权利的非政府组织来说，尤为重要。

仅仅依靠董总主席是无法完全纠正“叶新田路线”的，现在的董总中委会和各州的华校董联会必须对2005年以后的关键性的错误进行全面深入检讨、找出纠正方案。最理想的处理办法是解散现在董总中委会，由董总会员代表大会重选中委会。

在上述18名"B队"中委发表的宣言的基础上，我们希望董总中委会在紧接着的将来也考虑以下几点，以完全纠正“叶新田路线”：

1、	​在维护华小方面，董总除了坚决反对《2013-2025年教育大蓝图》，也应重新争取废除1996年教育法令17条（1）。
2、	​在独中改革方面，董总勿再自我设限，而是开放独中统考成为公开考试，以点带面在中学层面实践各民族母语教育的基本权利。
3、	​在处理新纪元学院问题方面，董总必须纠正2008年在新纪元学院问题上所作出的错误决议；只要柯嘉逊博士尚有意愿，重新礼聘他领导发展新纪元学院的工作。
4、	在反对巫统国阵统治集团推行其旨在消灭国内民族语文教育、强迫同化各少数民族的法令与政策的斗争方面，董总应主动联合来自印裔族群，沙砂等各少数民族的民间组织与政党，共同争取各民族的母语教育的基本权利。

Tiga Pandangan Sahabat Rakyat terhadap Krisis Perpecahan Pimpinan Dong Zong

4 Feb 2015

Sahabat Rakyat Working Committee prihatin terhadap perkembangan gerakan pendidikan Bahasa Cina sejak penubuhan. Kami secara proaktif telah bergabung dengan parti-parti, pertubuhan-pertubuhan dan individu yang prihatin terhadap pendidikan Bahasa Cina di Johor untuk mengeluarkan kenyataan penting yang bertajuk "Menyahut seruan pemimpin veteran gerakan pendidikan Cina untuk menyokong Kua Kia Soong menjawat pengetua Kolej New Era" pada saat genting dimana Yap Sin Tian, selepas menguasai kepimpinan Dong Zong, mencetuskan "krisis Kolej New Era" dan tren menentang kemajuan gerakan pendidikan Bahasa Cina; Kami yang mula-mula mengutarakan pendirian "tumbangkan Yap Sin Tian" dalam satu perhimpunan golongan aktivis pendidikan Bahasa Cina di Pontian pada saat genting dimana Yap Sin Tian berdegil memudaratkan ciri Kolej New Era dengan mengaitkan Kolej New Era dengan politik dan perniagaan; Kami turut tidak melepaskan peluang untuk menonjolkan pendirian teras dan tuntutan jelas kami iaitu "buangkan khayalan terhadap klik pemerintah UMNO-BN untuk selamatkan pendidikan bahasa ibunda" dengan mengeluarkan kenyataan, mengedarkan risalah  dan menunjukkan sepanduk besar di beberapa perhimpunan massa yang kononnya "meluahkan aspirasi pendidikan Bahasa Cina" yang dianjurkan oleh Yap Sin Tian dengan rakan sekongkolnya pada tahun 2012 untuk mengambil hati masyarakat Cina selepas angan-angan mereka untuk "menerima pengampunan dan melutut" kepada klik pemerintah BN berkecai dan terpaksa bersebak jalan (berpisah) dengan pimpinan MCA.

Jawatankuasa Pusat Dong Zong yang selama ini dikuasai oleh Yap Sin Tian telah mula berpecah pada tahun lepas. Pada masa kini, pertempuran yang hebat telah wujud di antara "puak reformasi" yang menuntut "Yap Sin Tian dan Chow Siew Hon mesti turun" dan "puak setia raja" yang "menyokong kepimpinan Yap Sin Tian dan Chow Siew Hon" sehingga ke tahap campur tangan mahkamah. Sahabat Rakyat dengan ini mengeluarkan tiga pandangan mengenai krisis pertempuran hebat antara dua puak di kalangan Jawatankuasa Pusat Dong Zong yang begitu merisaukan masyarakat Cina seperti berikut:

Pertama, Yap Sin Tian dan Chow Siew Hon mesti bertanggungjawab ke atas kesalahan dan turun serta-merta

Gerakan pendidikan Bahasa Cina negara kita merupakan gerakan massa masyarakat Cina negara kita untuk mempertahankan dan menuntut hak asasi pendidikan bahasa ibunda. Sejak tahun 1950-an, dibawah kepimpinan tokoh-tokoh unggul Lim Lian Geok, Sim Mow Yu dan Lim Fong Seng, gerakan pendidikan Bahasa Cina menunjukkan sifat perjuangan yang berpendirian tegas, bersikap jelas, bersemangat berani dan berkeyakinan tinggi dalam perjuangan menentang akta pendidikan dan dasar pendidikan yang dilaksanakan oleh klik hegemoni UMNO-BN yang bermatlamat muktamad untuk menghapuskan bahasa ibunda semua etnik minoriti dalam negara ini dan mengasimilasikan setiap etnik minoriti secara paksaan. Misi politik tersebut masih merupakan tugas belum selesai yang harus diwarisi oleh para pemimpin gerakan pendidikan Bahasa Cina.

Namun, pimpinan Dong Zong yang diketuai oleh Yap Sin Tian dan Chow Siew Hon berangan-angan mengharapkan "pengampunan" daripada klik pemerintah UMNO-BN. Angan-angan ini mengingkari sepenuhnya pendirian politik gerakan pendidikan Bahasa Cina yang disebut sebelum ini. Menjelang PRU ke-12, pimpinan Dong Zong yang diketuai oleh Yap Sin Tian membuat pengumuman pelancaran projek pembinaan Kolej New Era Sepang dengan tujuan memancing undi  masyarakat Cina bagi pihak Barisan Nasional. Di samping itu, pimpinan Dong Zong yang diketuai oleh Yap Sin Tian bukan sahaja tidak menunjukkan sebarang pendirian menentang BN, mereka melepaskan peluang untuk menuntut hak dan kepentingan pendidikan Cina atau mengemukakan tuntutan pilihanraya semasa PRU ke-13 yang menyaksikan  bagaimana gelombang reformasi yang dicetuskan oleh rakyat semua bangsa terutamanya bangsa Cina agar klik hegemoni UMNO dan pimpinan MCA disingkir sama sekali dalam PRU tersebut. Dua insiden penting tersebut menunjukkan pimpinan Dong Zong yang diketuai oleh Yap Sin Tian selama ini mengambil pendirian politik yang tunduk dan menyerah kepada klik pemerintah UMNO-BN, iaitu pendirian yang bertentangan dengan pendirian pendidikan Bahasa Cina dan mengkhianati rakyat jelata.

Kami ingin menegaskan bahawa, pimpinan Dong Zong selepas tahun 2005 (merujuk kepada Jawatankuasa Pusat, terutamanya Yap Sin Tian dan Chow Siew Hon) harus bertanggungjawab penuh dan turun serta-merta ke atas kemusnahan teruk dan pengaruh buruk yang dialami dalam perkembangan sekolah menengah persendirian Bahasa Cina dan pendidikan tinggi Bahasa Cina. Kemudaratan tersebut merupakan akibat daripada tindakan pimpinan Dong Zong tersebut memaksa  Bok Thai Hee yang bekerja keras dan berjasa besar serta sepasukan staf pentadbiran Dong Zong yang berusaha dengan diam-diam keluar daripada Dong Zong pada tahun 2006; Seterusnya pada tahun 2008, mereka mengguna cara yang licik dan jahat (terutamanya menfitnah keadaan kewangan Kolej New Era yang tidak jelas) untuk menodai dan menyingkir pengetua Kolej New Era pada masa itu, Dr. Kua Kia Soong yang jujur dan anggota-anggota pentadbiran dan pengajaran yang bermisi dibawah pimpinan Dr.Kua Kia Song.

Walaupun peperiksaan Sijil Peperiksaan Bersama (Unified Examination Certificate atau UEC) sekolah-sekolah menengah persendirian Bahasa Cina yang dianjurkan oleh Dong Zong ditolak dan dihalangi oleh klik pemerintah hegemoni UMNO di dalam negara, sijil tersebut diakui dan diterima oleh banyak insitusi pengajian tinggi terkenal di luar negara. Yap Sin Tian dan Chow Siew Hon, yang seharusnya membuka pintu peperiksaan UEC, bertindak menyangkal aspirasi dan usaha masyarakat Cina dan golongan pengerja pendidikan Bahasa Cina yang ingin mengembangkan peperiksaan UEC dan meningkatkan taraf pendidikan sekolah menengah persendirian dengan mematuhi "arahan kerajaan" di mana mengehadkan UEC sebagai "pemeriksaan dalaman".  Akibatnya, pembangunan normal sekolah menengah persendirian Bahasa Cina negara kita mengalami rintangan yang serius.

Sejak Yap Sin Tian dan Chow Siew Hon menguasai Kolej New Era, kesalahan dalam pimpinan dan cara pengurusan mereka telah menyebabkan akaun kewangan kolej dari catatan positif pada tahun 2008 sehingga kerugian kumulatif sebanyak 6 juta Ringgit pada tahun 2014 di samping  prestasi akademik kolej dilihat makin hari makin merosot. Dua kesalahan utama yang dinyatakan yang memudaratkan kepentingan masyarakat Cina dengan teruk sekali ini telah memadai bagi persatuan-persatuan lembaga pengurus sekolah Bahasa Cina di semua negeri, pertubuhan-pertubuhan masyarakat Cina pelbagai jenis di merata tempat mahupun masyarakat Cina seluruh negara menuntut kedua-dua pemimpin tersebut untuk berundur dan meminta maaf serta merta.

Pendek kata, "Yap Sin Tian dan Chow Siew Hon mesti mengaku salah dan meletak jawatan kepimpinan Dong Zong dengan serta-merta" merupakan azam dan tuntutan masyarakat Cina seluruh negara serta tugas utama gerakan pendidikan Bahasa Cina yang paling mendesak  pada peringkat ini.

Kedua, "puak reformasi" wajib meminta  maaf ke atas kesalahan yang dilakukan sebelum ini

Garis perjuangan “Lawan demi pendidikan bahasa Cina” atau “Selamatkan pendidikan bahasa Cina” yang dilaksanakan oleh Yap Sin Tian dan Chow Siew Hon dalam 10 tahun yang lepas, buat sementara waktu ini dinamakan "Garis Yap Sin Tian", adalah dipersetujui oleh Jawatankuasa Pusat Dong Zong dan diterima oleh persatuan lembaga pengurus sekolah Bahasa Cina di semua negeri. Dalam proses praktis "Garis Yap Sin Tian" dari tahun 2005 ke tahun 2014 selama 10 tahun, tidak pernahkah Jawatankuasa Pusat mahupun Jawatankuasa Eksetutif Pusat menilai semula praktis tersebut? Tidak pernahkah seorang ahli Jawatankuasa Pusat mahupun ahli Jawatankuasa Eksetutif Pusat mengemukakan bahawa "Garis Yap Sin Tian" adalah garis yang salah dan menuntut ia dinilai semula lalu diperbetulkan dengan segera? Terutamanya dalam isu penting seperti tindakan Yap Sin Tian dan Chow Siew Hon menyingkirkan Bok Thai Hee dan pasukan pentadbiran Dong Zong pada tahun 2006 dan menyingkirkan Dr. Kua Kia Soong dan pendidik dan pentadbiran Kolej New Era pada tahun 2008, nyata terbukti bahawa harapan masyarakat Cina supaya Jawatankuasa Pusat Dong Zong membetulkan "Garis Yap Sin Tian" tidak kesampaian. Ahli-ahli Jawatankuasa Pusat yang pernah membantu Yap Sin Tian berbuat jahat sebelum ini masih belum bertanggungjawab terhadap kesalahan mereka dengan memberi penjelasan secara terbuka, membuat kenyataan mengakui kesalahan dan meminta maaf secara ikhlas terhadap semua mangsa dalam golongan pengerja pendidikan Bahasa Cina yang disebut di atas dan masayarakat Cina yang prihatin dan menyokong gerakan pendidikan Bahasa Cina.

Pada pandangan kami, pelaksanaan "Garis Yap Sin Tian" di Dong Zong merupakan tanggungjawab kolektif seluruh Jawatankuasa Pusat. Kesan mudarat yang dibawa oleh praktis tersebut sudah tentu dipikul secara kolektif oleh Jawatankuasa Pusat. Yap Sin Tian dan Chow Siew Hon yang merupakan pimpinan tertinggi pasti harus menanggung tanggungjawab yang terbesar. Namun, anggapan bahawa kedua-dua orang tersebut menanggung segala kesalahan adalah tidak wajar dan tidak menepati fakta. Sejarah pasti akan membuktikan bahawa Jawatankuasa Pusat pada hari ini, termasuk "kumpulan A" yang diketuai oleh Yap Sin Tian dan sebahagian daripada "kumpulan B" yang diketuai oleh Poh Chin Chuan, sebenarnya harus menanggung tanggungjawab kedua besar selepas Yap Sin Tian dan Chow Siew Hon. Sebarang percubaan dan niat untuk menutup kesalahan, melarikan diri dari tanggungjawab atau bersilat lidah terhadap kesalahan Jawatankuasa Pusat tersebut akhirnya akan didedah dan dikenali oleh rakyat jelata.

"Kumpulan A" yang diketuai oleh Yap Sin Tian menggunakan cara berkelahi apabila terdapat perbezaan pendapat dalam Jawatankuasa Pusat merupakan punca utama kepada keadaan pecah-belah hari ini di mana "kumpulan B" yang terdiri dari 18 orang ahli Jawatankuasa Pusat dan diketuai oleh Poh Chin Chuan melawan "kumpulan A" yang diketuai oleh Yap Sin Tian. Satu lagi punca penting adalah pidato yang kemukakan oleh pihak dalaman mahupun luaran dalam tindakan menjatuhkan Yap Sin Tian tidak menuju pada persoalan utama iaitu "Garis Yap Sin Tian" yang dilaksanakan oleh Dong Zong. Sebaliknya, pidato tersebut mengutamakan isu-isu berkaitan dengan cara kerja individu Yap Sin Tian terutamanya seperti cara pimpinan yang tidak demokratik dan isu-isu lain yang remeh. Tambahan pula, "kumpulan B" tidak mengumumkan calon pengerusi Dong Zong yang bakal menggantikan Yap Sin Tian. Ini menimbulkan kerisauan bahawa tiada pemimpin yang ingin bertanggungjawab terhadap tindakan menjatuhkan Yap Sin Tian dan pembangunan semula mekenisme kepimpinan dan hala tuju masa depan Dong Zong selepas Yap Sin Tian diturunkan dan menyebabkan tindakan menjatuhkan Yap Sin Tian gagal memperoleh sokongan meluas di kalangan pengerja pendidikan Bahasa Cina sehingga hari ini.

Dalam tempoh dari tahun 1950-an ke tahun 1990-an, gerakan pendidikan Bahasa Cina merupakan salah satu kekuatan teras dalam melawan pemerintahan penjajahan British dan hegemoni perkauman UMNO. Dong Jiao Zong (Dong Zong dan Jiao Zong) telah menjadi pertubuhan bukan kerajaan menuntut demokrasi dan hak asasi manuasia yang mempunyai kedudukan kepimpinan yang berwibawa. Sepanjang pimpinan tiga tokoh unggul iaitu Lim Lian Geok, Sim Mow Yu dan Lim Fong Seng, gerakan pendidikan bahasa Cina secara umum telah menunjukkan semangat tegas melawan dan pantang berundur terhadap musuh yang jauh lebih kuat. Sejak Ong Chiow Chuen menguasai Jiao Zong, pendirian peribadinya yang memihak kepada MCA telah mengubahkan ciri Jiao Zong. Ini menunjukkan latar belakang kepartian seseorang pemimpin gerakan pendidikan Bahasa Cina merupakan faktor penting yang mempengaruhi, lebih-lebih lagi akan menentukan sifat politik dan pendirian suatu pertubuhan pendidikan Bahasa Cina. 

Pada masa kini, perkara-perkara yang dikhuatiri oleh golongan pengerja pendidikan Bahasa Cina, pertubuhan-pertubuhan dan masyarakat Cina adalah latar belakang kepartian ahli-ahli Jawatankuasa Pusat dalam "kumpulan B" Dong Zong, latar belakang kepartian pemimpin yang bakal dipilih oleh "kumpulan B", persoalan sama ada pemimpin Dong Zong yang bakal dipilih adalah pemimpin "transisi" atau sementara waktu, dan lain-lain. Adalah normal apabila parti-parti politik komponen BN berasaskan bangsa Cina termasuk MCA, Gerakan dan SUPP yang kalah teruk dalam PRU ke-13 sekarang berusaha mengembalikan kekuatan di merata tempat agar menipu sokongan masyarakat Cina. Oleh demikian, adalah normal masih terdapat ramai yang prihatin terhadap pendidikan Bahasa Cina berasa khuatir dan tidak memberi sokongan ke atas tindakan menjatuhkan Yap Sin Tian secara jelas atau disalah pimpin oleh Yap Sin Tian.

Ketiga, pengerusi Dong Zong Harus Memenuhi Sekurang-kurangnya Dua Syarat

Demi perpaduan dalam menamatkan kemudaratan "Garis Yap Sin Tian" terhadap gerakan pendidikan Bahasa Cina, kami berpendirian bahawa Yap Sin Tian dan Chow Siew Hon mesti mengaku salah dan berundur daripada kepimpinan serta-merta, pemimpin lain yang bersalah wajib mengakui kesalahan dan meminta maaf secara terbuka. Pada masa yang sama, kami menyokong deklarasi bertajuk "Kembali ke jalan yang betul, membina kegemilangan semula" yang diumumkan oleh 18 orang ahli Jawatankuasa Pusat Dong Zong dari "kumpulan B" pada 18 Januari 2015. Kami turut memberi sokongan terhadap kenyataan yang diendors oleh 100 orang tokoh yang prihatin terhadap pendidikan Bahasa Cina pada 19 Januari. Kerana calon pengerusi Dong Zong merupakan penentu terhadap garis kerja, haluan dan dasar Dong Zong, kami berpendapat bahawa pengerusi Dong Zong harus memenuhi sekurang-kurangnya dua syarat berikut, iaitu pertama, calon tersebut perlu mencatat prestasi banyak berjasa demi pendidikan Bahasa Cina, dan kedua, calon itu harus mempunyai latar belakang yang tidak berpartisan. Latar belakang pengerusi Dong Zong yang tidak berpartisan merupakan syarat yang utama memandangkan Dong Zong merupakan satu pertubuhan bukan kerajaan yang menuntut hak pendidikan bahasa Ibunda.

"Garis Yap Sin Tian" tidak dapat diperbetulkan sepenuhnya sekiranya kita hanya bergantung kepada pengerusi Dong Zong. Jawatankuasa Pusat Dong Zong dan persatuan-persatuan lembaga pengurus sekolah Bahasa Cina di semua negeri harus membuat penilaian menyeluruh yang mendalam dan mencari penyelesaian untuk membetulkan kesalahan-kesalahan kritikal yang telah dilakukan oleh pimpinan Dong Zong selepas tahun 2005. Penyelesaian yang paling baik adalah membubarkan Jawatankuasa Pusat Dong Zong dan mengadakan pilihanraya semula dalam mesyuarat agung perwakilan Dong Zong.

Berdasarkan deklarasi yang diumumkan oleh 18 orang ahli Jawatankuasa Pusat "kumpulan B", kami berharap Jawatankuasa Pusat Dong Zong selepas ini turut mengambil perhatian terhadap perkara-perkata berikut sebagai sebahagian daripada usaha untuk memperbetulkan "Garis Yap Sin Tian" dengan sepenuhnya:

1. Selain daripada membantah "Pelan Pembangunan Pendidikan 2013-2025" dengan tegas, Dong Zong harus menuntut Seksyen 17(1) Akta Pendidikan tahun 1996 dimansuhkan demi mempertahankan sekolah rendah Bahasa Cina.
2. Dalam usaha pembaharuan sekolah menengah persendirian, Dong Zong tidak wajar mengehadkan diri sendiri, tetapi membuka pintu peperiksaan UEC untuk menjadi peperiksaan umum, sebagai langkah melaksanakan hak asasi pendidikan bahasa Ibunda semua bangsa di peringkat sekolah menengah dengan harapan ia akan meluas dari titik ke bidang.
3. Dong Zong harus membuat pembetulan terhadap keputusan salah berkenaan isu Kolej New Era pada tahun 2008. Sekiranya Dr. Kua Kia Soong masih berkeinginan, Dong Zong harus menjemputnya dengan penuh ikhlas untuk mengetuai usaha pembangunan Kolej New Era.
4. Dalam usaha menentang akta pendidikan dan dasar pendidikan yang dilaksanakan oleh klik hegemoni UMNO yang bermatlamat muktamad untuk menghapuskan bahasa ibunda semua etnik minoriti dalam negara ini dan mengasimilasikan setiap bangsa secara paksaan, Dong Zong harus secara proaktifnya bersatu dengan pertubuhan bukan kerajaan dan parti politik yang berasaskan bangsa India dan etnik minoriti di Sabah dan Sarawak supaya bersama-sama menuntut hak asasi pendidikan bahasa ibunda masing-masing.

2014年2月4日下午1时整人民之友工委会部分工委在位于新山报馆街（Jalan Maju）的Al-Mashur 餐厅召开发布会时合影。左起：工委Mohd Nasir、财政严居汉、主席团主席朱信杰、黄贵文以及秘书处秘书杨秀丽。
Sebahagian AJK Sahabat Rakyat mengambil gambar semasa mengadakan sidang media di restoran Al-Mashur di Jalan Maju, Johor Bahru pada pukul 1 petang pada 4 Februari 2015. Dari kiri: AJK Mohd. Nasir, bendahari Nyam Kee Han, ahli-ahli presidium Choo Shinn Chei dan Wong Kwai Man dan ahli secretariat Yong Siew Lee.

相关文章链接：
1、关于“325华教救亡大会”的《3点声明》：丢掉对国阵与政府的幻想， 各民族教育才能起死回生！
2、“新院”两条变质之路蟊测
3、论述马来西亚华教运动与杰出领袖 —批判叶新田掌控下的“董教总路线” (上）
4、论述马来西亚华教运动与杰出领袖 —批判叶新田掌控下的“董教总路线” (下）
5、新纪元学院事件与董教總的變質（上）
6、新纪元学院事件与董教總的變質（下）
7、董总应回到华教运动的正确道路上来！
8、从领导人言行看新纪元会否变质
9、新院母体之一的董教总会否变质
10、马华不是要申办独中 而是要拖“隆中华”下水
11、《把我的独中还给我》歌唱视频 / 历史图片，你怎么说？ ——从昔加末华侨中学遭遇“改制”到申办华仁独中昔加末分校的真实故事

Read More

人民之友2012-2014三年工作概括 / 摆脱西方民主思想的束缚 坚持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

上图摄于2015年1月18日假永平隆城饭店举行的人民之友工委会工作重点讨论会。前排左起为郑金桃、韩幼平、黄贵文（主席团主席）、詹玉兰（主席团主席）、江仁瑞；后排左起为吴振宇、朱信杰（主席团主席）、郑晖、覃志强（Nasir）、洪佩珊（秘书处秘书）、钟立薇（财务小组财政）、杨秀丽（秘书处秘书）、严居汉（财务小组财政）、李俊豪（财务小组财政）。

【《人民之友》按语】人民之友工委会于2015年1月18日（星期日）假永平隆城饭店举行了本会2015年工作重点讨论会，旨在讨论本会2015年的工作重点。为了使讨论会顺利进行，人民之友秘书处概括了本会过去三年的工作（见《人民之友2012-2014三年工作汇报》），向与会者汇报。与此同时，人民之友工委会2015年工作重点讨论会筹备小组在本会成立10周年（2001-2011）之际发表的《柔州人民之友10年风雨路程（2001-2011）》，以及根据过去三年（2012-2014）参与及推动民主人权工作实践的基础上，对本会过去14年的工作实践写出《摆脱西方民主思想的束缚 坚持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一文。

人民之友2012-2014三年工作概括

2015工作重点讨论会筹备小组：朱信杰、严居汉、杨秀丽、洪佩珊



为了让因散居各地而无法参与常月会议的工委更好地了解我们在过去的3年（2012年至2014年）里的工作实践，让全体工委更好地掌握情况以拟订人民之友今年（即2015年）的工作重点，人民之友2015年工作重点讨论会筹备小组尝试就过去的3年的工作实践，向大家做个简要的概括性的汇报。

从10年（2001—2011）实践总结的3点认识谈起

人民之友工委会原来是在2001年9月9日在“人民之声”（Suara Rakyat Malaysia，简称SUARAM）的旗帜下成立的。2011年9月11日，人民之友工委会纪念成立10周年，根据自身在这10年（从2001年到2011）期间所参与的各种争取民主人权工作，当时总结了主要的三点认识：

一、建立对民主人权斗争的正确政治观点——我国各族人民面对的人权日益丧失的问题，是当今腐败政权统治的必然结果。因此，我国各族人民必须从政治上推翻巫统国阵的霸权统治，人权问题才能根本上解决。换句话说，我国的民主人权运动，就是我国被压迫的各族人民要求翻身的政治改革运动。

二、人民的团结才是改革斗争的力量泉源——要推动我国的政治改革运动，各族人民必须从分化中团结起来，求同存异、平等相待、丢掉幻想、坚决斗争。其中，各族群民间组织跨族群的团结、反对党与民间组织联合阵线的团结，以及各族人民内部的团结、都是我国政治改革运动的当务之急。

三、认识“非政府组织与民同在”的重要性——非政府组织作为被统治被压迫人民为维护自身权利而结合在一起的群众组织，理所当然必须跟支持政治改革的反对党联合起来进行推翻巫统国政霸权统治的各项斗争，但是非政府组织必须时刻警惕，非政府组织不是反对党的政治工具，必须“与民同在”，永远为人民利益发言和做事。

在随后的三年（即从2012年到2014年）期间，人民之友在上述10年总结的3点认识的基础上，积极参与我国各族人民联合起来反对巫统国阵霸权统治的斗争。这3年的斗争实践又进一步提高了人民之友的思想认识，从而逐步形成今天人民之友的鲜明的工作路线。

以下是在2012—2014的3年期间人民之友所进行或完成的主要工作项目（见附表）：

人民之友最近3年（2012—2014）工作重点概括

我们把上述主要工作项目归纳为以下三大类别，简要叙述如下：

一、跨族群争取民族平等、反对巫统种族主义霸权统治

人民之友工委会在上述10年总结的3点认识的基础上，观察到我国印裔族群的2007年兴权会大集会及其展开的维护族群尊严和族群权益的各中斗争，并没有受到民主党团应有的关注和支持，甚至还受到不应有的排斥和打击。人民之友工委会认为，印裔族群是我国三大民族之中最受压迫最受歧视的族群，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他们是贫困和被边缘化的族群。因此，印裔族群就理所当然的成为我国的一个反抗巫统国阵霸权统治的斗争的最主要力量。人民之友工委会因此决定对印裔族群展开团结工作。

2012年，我们首先响应和支持兴权会发动全球网络电子请愿书——《废除所有种族主义政策，保护马来西亚宗教自由》。接着我们翻译及宣传由瓦达慕迪撰写的《马来西亚的制度性种族主义和宗教自由》报告，进而举办“探讨《联邦宪法》第153条文及各族人民平等权利问题”讲座会暨柯嘉逊著、杨培根译《马来亚人民独立斗争的真相：爱国者与冒牌者》一书的推介会。

人民之友工委会公开发表声明支持被迫流亡国外的瓦达慕迪回国领导兴权会斗争。人民之友工委出席了2012年8月1日兴权会和印裔群众在新山迎接瓦达慕迪返国的活动。之后，我们积极跟以瓦达慕迪为首的兴权会领导人进行交流，后来成功促成人民之友工委会与柔佛兴权会共同发布《打破巫统霸权，建立民主联合阵线；团结全州人民，实现三大迫切诉求！》的第13届大选告人民书，并且随后一同呈交给民联三党领袖。

2013年3月间，当瓦达穆迪在万绕一座兴都庙展开绝食行动时，工委会除了到场慰问并张挂横幅、工委严居汉更是以亲身参与一天的绝食行动表示支持。无论在私下见面和公开声明，我们都致力争取兴权会领导必须抛弃对巫统国阵领导的幻想。当兴权会于2013年4月18日宣布和国阵签署合作备忘录随即造成恶劣影响之际，人民之友工委会迅速发表声明严厉谴责以瓦达慕迪为首的兴权会领导人投靠巫统国阵领导、背叛印裔族群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的行为。

此外，人民之友工委会与柔佛州伊斯兰党团结局于2014年5月间成功联办了一场敏感议题的“阿拉风波•宪法权利•宗教自由”论坛。这项活动标志着工委会努力宣传各民族人民以及各宗教信仰者反对国家伊斯兰化的立场和观点，同时努力实践跨族群反对宗教压迫的团结工作。

二、宣传争取民族语文（母语母文）教育斗争的政治观点

工委会在过去的三年里在争取民族语文（母语母文）教育斗争中，反复强调这样的立场和主张：必须鲜明地坚决地反对旨在消灭民族母语教育的现行法令和政策，只有抛掉对巫统国阵领导的幻想、延续过去的华教运动领导人敢于斗争的路线，各民族母语教育包括华教才能有出路。

我们的大部分工作集中在2012年一整年，对以叶新田为首的董总领导进行又团结又斗争的宣传工作。工委会支持董总领导为争取华教权益而号召的群众大会。但是，我们意识到董总领导或将采取“貌似激进，虎头蛇尾“的虚假态度，意识到他们在争取华教权益问题和主张上尽其所能“去政治化”的立场。因此，我们尽量争取每一个机会向华教领导和爱护华教的人民群众宣传我们的政治观点。

其中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工委会支持叶新田原先主张魏家祥下台的926大集会。我们首先发表声明明确阐述我们的立场。当看到董总领导表现“软脚“并试图收回“魏家祥下台”的主张，我们先后结队奔向邹寿汉在居銮中华中学礼堂主讲的华教大会以及在吉隆坡（国会大厦附近）默波草场（Padang Merbok）由董总领导召开的“926华教救亡与抗议大会”，在场派发我们的声明，以及在董总领导人派员阻拦下坚持张拉写上“马华领导典当华教！魏家祥须辞职谢罪！”标语横幅，以表达华社对马华领导人的极度愤懑和厌恶。

三、坚持非政府组织的“独立自主性“和与民同在的立场

延续2011年支持由安碧嘉领导的净选盟2.0正确的非政府组织运动路线，人民之友工委会支持《净选盟2.0八大诉求》、提倡非政府组织的独立自主性、宣传争取干净选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议会选举欺骗性反对冒险主义的行动。于是，工委会全力配合人民之声新山支部协调员方佩芬担当柔佛州净选盟协调员，在柔佛州积极展开宣传《净选盟2.0八大诉求》的工作。我们的工作办法是团结柔州各民族非政府组织共同推动净选盟2.0的主张、呼吁各族人民参与支持2012年428大集会以表达人民的共同愿望和要求。具体的成果是，我们成功促成净选盟2.0柔佛州联络委员会的成立，以及在柔佛州内推展了“先实现《8大诉求》，才举行13届大选”宣传活动。我们总结并宣传了此次非政府组织正确实践群众路线、成功展开428大集会的丰硕成果和深远意义。

此外，我们联合柔佛州内其他七个非政府组织举办2012年五一劳动节纪念活动，我们希望在柔州实践团结各民族非政府组织共同支持工人反剥削的抗争、宣传各民族工人团结的观点。

面对第13届大选（以及2014年的加影补选），工委会毫不犹豫地抓住机会实践非政府组织为人民发声的主张，我们联合其他民间组织发挥非政府组织的独立自主性，强调在反对巫统霸权统治的基础上，人民群众将支持诚意落实人民改革诉求的政党和候选人。在第13届大选发表的告人民书中，我们提出建立民主联合阵线作为具体和可行的反霸团结办法，今后仍具现实意义。

第13届大选之后，人民之友工委会庆祝成立12周年纪念，举办“民间组织・议会斗争・民主人权”论坛暨餐会活动，以探讨如何对待议会斗争和非政府组织今后所应扮演的角色。我们冀望非政府组织应认清议会选举的虚伪性和作用性，并在议会斗争中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坚持敢于斗争的精神。

以上所述，是工委会在过去的三年里的主要工作概况。此外，工委会非常重视对非华裔族群或非受华文教育人士的宣传教育工作，例如工委会发表的华文声明必须有最少一种非华文的译文（马来文或英文），将原件内容原原本本的表达。必须在此一提的是《人民之友》网页编辑部一直勤勤恳恳地扮演作为人民之友的喉舌的作用。他们在2013年初对人民之友部落格进行了小改革。请参阅上述工作项目表或直接登录《人民之友》网页了解详细情况。

小结

人民之友过去的三年的工作，无疑是在上述10年总结的3点认识的基础上努力耕耘所获得的成果。我们的工作有一定成绩，同时存在可以改进的地方。从表面看，人民之友的言论和主张在国内似乎缺少拥护者，但是，我们坚信这只是暂时的现象。举个例子来说吧，2012年我们坚持跨族群提出反对民族压迫的大选诉求，当时不但得不到“主流党团”领导们的认同，甚至还遭遇一些自高自大者的排斥和责难。许多党团领袖和他们的骨干甚至跟班，都在编制着“掌握政权“的美梦。然而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从古至今都没有出现过被压迫族群在自己放弃进行反种族主义压迫斗争的情况下，成功争取他们（被压迫族群）的统治者认同被压迫族群的权益的例子。因此，我们深信人民之友上述坚持华裔族群联合最受迫害的印裔族群的跨族群实践工作，对往后的各族人民团结反霸的民主斗争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我们以为这样的理解适用于其他同样“不入流”的人民之友政治言论或主张。

摆脱西方民主思想的束缚

坚持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

秘书处：杨秀丽、洪佩珊、方佩芬

人民之友工委会成立至今已近14年了。如果我们今天回顾人民之友走过的路途，我们不难发现人民之友由始至终坚持反抗大马的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政策。我们曾举办大大小小的座谈会、讲座会、论坛，或是发表许多声明文告，其目的都是在向社会大众传播以巫统为主导的国阵政府是导致各民族无法和睦共处和矛盾不断深化的始作俑者。人民之友工委会原来是在大马人民之声（Suara Rakyat Malaysia，简称SUARAM）的旗帜下，去推动马来西亚被压迫民族争取平等权利的工作，直至2013年大马人民之声终止大马人民之声（新山支会）办公室之后，人民之友工委会没有解散，毅然决然撑起了人民之友（Sahabat Rakyat）的旗帜，,在人力财力单薄的情况下还继续坚持推动马来西亚的民主改革运动。

从反对数理英化政策到走向跨族群工作

2013年以前，人民之友工委会是配合大马人民之声派驻在新山支会的协调员（受薪人员）在柔佛州进行具体工作的。人民之友工委会在推动大马人民之声所指示的工作项目之余，也积极推动我们工委会所关注的工作项目。我们从我们的实践中认清了“非政府组织与人民同在”（见《柔州人民之友10年风雨路程（2001-2011）》）是必须秉持的斗争信念，但是，我们也从我们的实践中认识了我们组织的弱点和局限。在成立后，特别是早期阶段，我们常常被民主党团与民主人士批评，我们活动成员都是华裔，活动范围大都限于华人社会。我们细心接纳批评意见并加以改进，继续实践我们的斗争。

我们想要说明的一点就是，或许是因为我们的“弱点和局限”，使我们能够更加准确了解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政治动态。我们努力把华社的心声，毫无保留的传达给其他族群，以便可以打破以巫统为主导的国阵政府对各民族所施加的各种种族主义讹诈和威胁恐吓，争取各族人民早日实现彼此之间的真正谅解，并取得在政治上的真正团结，共同朝向国内各民族共存共荣的美好愿景。

人民之友工委会成立以来，在争取民族母语教育平等的工作上作出了些微的努力和贡献。在2003年，即将卸任的时任首相的马哈迪医生突然宣布政府要实施数理英化的政策，导致各阶层人士顿时陷入混乱的局面，各族人民对于巫统掌控的国阵政府处心积虑消灭民族母语教育的用心已经感到无比担忧。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华文小学，另一方面，这项政策也直接冲击了马来文小学和宗教学校。因此，也引起了马来社会的反响，尤其是爱护马来文教育的人士以及马来中下阶层。他们开始积极发动马来群体反对政府实施的数理英化政策。于是，一个在各族民间组织支持下成立起来的“反对数理英化联盟”在面对数理英化政策即将成为定局的严重关头，在2008年发动了一场旨在反对政府实施数理英化政策的和平集会——人民之友工委会也积极参与了这项活动和相关工作。这项和平集会得到了各族人民特别是华族和巫族的响应，最终成功迫使政府于2009年宣布废除数理英化政策。

关注和支持兴全会的斗争是另一工作亮点

往后，跨族群的工作成为所有进步党团和民主人士都非常重视的工作模式。它也促使我们在争取华文教育平等的工作上，又跨进了一大步。跨族群的工作模式必然可以促进各族人民之间的了解甚至渐渐消除种族之间的藩篱。但是，我们必须进行有实质意义而不是徒有形式的跨族群工作。近年来，我们在跨族群的工作方面确实有亮眼的表现。这就应该从我们积极关注并支持贫困和被边缘化印裔族群争取民族权益和民族尊严的斗争开始说起。兴权会在2007年的时候发动了一场历史性规模庞大的示威游行，要求英国和马来西亚政府关注印裔族群的贫困和被边缘化的问题。我们，特别是年轻工委还清楚记得，当时候许多民主党团和民主人士都认为兴权会和他们的大集会是非常“种族主义”的；一些人甚至呼吁民间团体对兴权会保持静观其变甚至采取排斥孤立兴权会的立场和态度；我们却独树一帜地关注和支持兴权会代表印裔族群展开的为维护族群尊严和争取族群权益的斗争。

事实证明，群众运动是不会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尽管统治集团百般阻扰和恐吓，成千上万最底层的印裔族群还是从四面八方涌入吉隆坡市中心，说明了在我国实施的制度性种族主义歧视政策已经逼得广大的印裔族群走投无路，只有别无选择地向实施这项罪恶政策的巫统国阵统治集团发出强而有力的怒孔这条道路可走了。大部分的民主党团是在事后基于国阵政府对手无寸铁的集会者施加暴力，才以集会自由和言论自由为由谴责国阵政府的不民主做法。总之，兴权会大集会震撼了巫统或国阵的统治根基，导致国阵在2008年第12届全国大选在国会里失去三分之二的多数议席，并且痛失五个州政权予民联。

兴权会运动的崛起，使我国各族人民争取民族平等的斗争更加具体化。兴权会通过他们的领导，提出了马来西亚政府实施的制度性种族主义政策以及宪法153条文是导致印裔族群（包括其他少数民族）长期饱受歧视与压迫而痛苦生活的根源。我们认为，兴权会在现阶段所提出的“为印裔族群的尊严和权益而斗争”的理念是正确的，跟我们工委会由始至终所坚持“为民主人权而斗争‘的理念是一直的。因此，我们在关注和维护民族母语教育的生存和发展之余，也与兴权会的领导保持紧密的联系，跟他们进行了几次恳切的会谈，以及声援他们维护民族尊严和争取民族权益的斗争。我们也曾邀请兴权会的领导成为我们举办的论坛的其中一位主讲人。瓦达姆迪也曾协助我们与沙砂两州的弱势群体的政治领袖联系，共同探讨马来西亚伊斯兰化的议题（见《工委会2012-2014年工作项目列表》）。我们也在第十三届全国大选与兴权会共同发表了大选告人民书，提出“打破巫统霸权统治，建立民主联合阵线”的政治主张（见《柔州非政府组织第13届大选告人民书》）。其中第一项最迫切的诉求就是消除种族压迫，主张民族平等，里头共有四项具体诉求，即（1）废除《联邦宪法》153民族不平等条文；（2）废除新经济政策和“土著固打制”；（3）废除1996年教育法令第17（1）条文和相关政策；（4）少数民族和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应受尊重和保护。

必须坚持争取民族平等权利的斗争

值得一提的是，各族人民已经在净选盟2.0的两次大集会里亲身经历了一场政治洗礼。过去，各族人民由于非常担忧巫统的种族主义讹诈和威胁恐吓，最终导致少数民族的正义诉求以失败告终，任由巫统和国阵政统治集团践踏各族人民的基本权益。从净选盟2.0在2011和2012年所领导的两次大集会来看，尽管巫统当时通过马来极右组织制造白色恐怖和吓唬各族人民远离净选盟2.0及其领导的选举改革运动，但是大集会的人数一次比一次更多，得到各民族人民、各阶层人士、各宗教信仰者等的响应和支持。这两次示威游行的事实证明，我国广大人民群众已经敢于藐视巫统和国阵统治集团一贯来所耍弄的种族主义讹诈，而勇于展开争取干净选举和维护民主权利的斗争。我们先后发表了《“709示威游行”的巨大意义与深远影响》与《“428静坐抗议”的积极意义和深刻启示》两篇文章，对敢于藐视种族主义讹诈的斗争给予高度评价。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所坚持的支持被压迫民族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是有前途和万万不能放弃的政治目标。

当然，我们相信，巫统和国阵统治集团不会允许人民力量发展、壮大，因此，他们必然会在人民群体里制造分裂，分化各族人民的团结力量，以便他们可以继续长期统治。我国民主党团和民主人士所掀起的第十三届全国大选浪潮并没能击垮巫统和国阵统治集团，但是大选结果却促使民联各个政党以及民间组织似乎正在面临着分化改组的局面。如何面对这样的局面和如何处理它所引起的问题，是我国民主党团和民主人士必须深刻思考而作出正确决策的。

愿与大家共勉。

Read More

New Oxfam report says half of global wealth held by the 1%

New Oxfam report says 
Half of global wealth held by the 1%

Source: The Guardian

http://www.theguardian.com/business/2015/jan/19/global-wealth-oxfam-inequality-davos-economic-summit-switzerland

Pic source: Trak.in

Billionaires and politicians gathering in Switzerland this week will come under pressure to tackle rising inequality after a study found that – on current trends – by next year, 1%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will own more wealth than the other 99%.

Ahead of this week’s annual meeting of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in the ski resort of Davos, the anti-poverty charity Oxfam said it would use its high-profile role at the gathering to demand urgent action to narrow the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The charity’s research, published on Monday, shows that the share of the world’s wealth owned by the best-off 1% has increased from 44% in 2009 to 48% in 2014, while the least well-off 80% currently own just 5.5%.

Oxfam added that on current trends the richest 1% would own more than 50% of the world’s wealth by 2016.

Winnie Byanyima (left), executive director of Oxfam International and one of the six co-chairs at this year’s WEF, said the increased concentration of wealth seen since the deep recession of 2008-09 was dangerous and needed to be reversed.

In an interview with the Guardian, Byanyima said: “We want to bring a message from the people in the poores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to the forum of the most powerful business and political leaders.

“The message is that rising inequality is dangerous. It’s bad for growth and it’s bad for governance. We see a concentration of wealth capturing power and leaving ordinary people voiceless and their interests uncared for.”

Oxfam made headlines at Davos last year with a study showing that the 85 richest people on the planet have the same wealth as the poorest 50% (3.5 billion people). The charity said this year that the comparison was now even more stark, with just 80 people owning the same amount of wealth as more than 3.5 billion people, down from 388 in 2010.

Pic source: Trak.in

Byanyima said: “Do we really want to live in a world where the 1% own more than the rest of us combined? The scale of global inequality is quite simply staggering and despite the issues shooting up the global agenda,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est and the rest is widening fast.”

Separate research by the Equality Trust, which campaigns to reduce inequality in the UK, found that the richest 100 families in Britain in 2008 had seen their combined wealth increase by at least £15bn, a period during which average income increased by £1,233. Britain’s current richest 100 had the same wealth as 30% of UK households, it added.

Inequality has moved up the political agenda over the past half-decade amid concerns that the economic recovery since the global downturn of 2008-09 has been accompanied by a squeeze on living standards and an increase in the value of assets owned by the rich, such as property and shares.

Pope Francis and the IMF managing director Christine Lagarde have been among those warning that rising inequality will damage the world economy if left unchecked, while the theme of Thomas Piketty’s best-selling book Capital was the drift back towards late 19th century levels of wealth concentration.

Barack Obama’s penultimate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on Tuesday is also expected to be dominated by the issue of income inequality.

He will propose a redistributive tax plan to extract more than $300bn (£200bn) in extra taxes from the 1% of rich earners in order to fund benefits specifically targeted at working families.

However, the odds of the White House having any success persuading Congress to adopt the plan, given the Republicans’ new grip on both chambers, are extremely long. But Obama’s embrace of what he calls “middle-class economics” – as opposed to the trickle-down economics of the Republicans – is likely to ensure that inequality remains a pivotal theme of the 2016 presidential campaign.

Oxfam said the wealth of the richest 80 doubled in cash terms between 2009 and 2014, and that there was an increasing tendency for wealth to be inherited and to be used as a lobbying tool by the rich to further their own interests. It noted that more than a third of the 1,645 billionaires listed by Forbes inherited some or all of their riches, while 20% have interests in the financial and insurance sectors, a group which saw their cash wealth increase by 11% in the 12 months to March 2014.

These sectors spent $550m lobbying policymakers in Washington and Brussels during 2013. During the 2012 US election cycle alone, the financial sector provided $571m in campaign contributions.

Byanyima said: “I was surprised to be invited to be a co-chair at Davos because we are a critical voice. We go there to challenge these powerful elites. It is an act of courage to invite me.”

Oxfam said it was calling on governments to adopt a seven point plan:

• Clamp down on tax dodging by corporations and rich individuals.

• Invest in universal, free public services such as health and education.

• Share the tax burden fairly, shifting taxation from labour and consumption towards capital and wealth.

• Introduce minimum wages and move towards a living wage for all workers.

• Introduce equal pay legislation and promote economic policies to give women a fair deal.

• Ensure adequate safety-nets for the poorest, including a minimum-income guarantee.

• Agree a global goal to tackle inequality.

Speaking to the Guardian, Byanyima added: “Extreme inequality is not just an accident or a natural rule of economics. It is the result of policies and with different policies it can be reduced. I am optimistic that there will be change.

“A few years ago the idea that extreme poverty was harmful was on the fringes of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debate. But having made the case we are now seeing an emerging consensus among business leaders, economic leaders, political leaders and even faith leaders.”

The video released by Oxfam that gives you an overview of such an unequal world we live in!

Read More

明年全球最富有的1%人口的财产 将超过其余99%人口的财富总和

明年全球最富有的1%人口的财产

将超过其余99%人口的财富总和

原标题：乐施会报告：2016年全球最富1%的财产将超过其他人总和

来源：观察者网

http://www.guancha.cn/economy/2015_01_20_306852.shtml 

图片来自瑞信上述报告，其中红色代表每个成年国民人均财富超过10万美元的国家地区，蓝色代表人均财富不足5000美元的国家地区。黄色地区属于人均财富在5000-2.5万美元的国家地区，中国就在此列。橙色代表人均财富在2.5万-10万美元的国家地区。

本世纪金融危机已过去六年，全球经济仍在艰难复苏，贫富差距也还在扩大。总部位于英国的国际慈善组织乐施会19日发布报告称，如果不平等的上升趋势得不到有效遏制，2016年全球最富有的1%人口所拥有的财富将超过其余99%人口的财富总和。兼任本届达沃斯年会主席的乐施会执行总干事温妮·拜厄尼马对此评论称：“我们真希望在这样的世界生活？”

乐施会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最富有的1%人口的财富在全球财富份额中所占比例越来越高，由2009年的44%增至2014年的48%，预计2016年将超过50%。

2014年，在余下的全球52%的财富中，大部分（约46%）为其余人口中20%最富有的人所掌握。剩下的人口仅拥有约5.5%的全球财富，平均每个成年人拥有3851美元，仅是富人平均财富的七百分之一。

乐施会执行总干事温妮·拜厄尼马（左图）将担任2015年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年会的联合主席（另一位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是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观察者网注），她表示将利用联合主席身份，呼吁尽快采取行动遏制不平等的上升趋势，打击逃税企业，推动签署全球气候变化协议。

拜厄尼马说，对于精英而言，商业如常运作并非全无代价。如果不解决不平等问题，扶贫的成果将倒退数十年。不平等令穷人贫上加贫，他们从经济这块蛋糕中分得的部分越来越小，而极端不平等阻碍经济增长，最终整个蛋糕只会越来越小。

乐施会的预计结果将给本周开幕的达沃斯年会施加压力。这次年会将不得不解释，为何不同国家和各国的不同团体经济前景分化明显。正如拜厄尼马所质疑的：“1%的人比其他所有人的合计财产还多，我们真希望在这样的世界生活？”

乐施会希望将贫穷国家人民的声音传达给出席达沃斯论坛的商界与政坛领袖。贫富差距日益增加对经济增长和政府管理都很不利。

乐施会的上述报告再次触及去年瑞信报告展示的贫富差距问题，也凸显了全球经济复苏还未能让社会各阶层受益的现实。

去年10月瑞银发布的2014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世界上有12.82万资产净值超过5000万美元的富人，人数比上年增多30%，而日收入不足1.25美元的赤贫者已超过10亿人。

瑞银报告还称：“2008年至2014年中，每个成年人的人均财富增长了26%。同期百万富翁的数量却增长了54%，财富超过1亿美元的人群数量增加了106%，亿万富翁的数量更是翻番都不止。”

IMF执行总裁拉加德上周敦促各国推进改革、提高经济增长，称全球经济衰退过去六年多了，太多的人还没有感到经济在复苏。

Read More

世界经济论坛期待中国 贡献解决全球挑战方案

世界经济论坛期待中国

贡献解决全球挑战方案

作者/来源：《中国日报》/《观察者网》

guancha.cn/economy/2015_01_18_306660.shtml

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将于下周在瑞士达沃斯举行。中国总理李克强、法国总统奥朗德、德国总理默克尔等全球40多位政要以及2，500位舆论领袖、商业精英和媒体代表与会。李克强上一次他出席冬季达沃斯已是2010年，5年后重返瑞士小镇，李克强此次出席让本届冬季达沃斯备受瞩目。这也将是自2009年经济危机后，中国政府出席达沃斯会议的最高级别领导。

近日，中国日报欧盟分社首席记者付敬对世界经济论坛主席、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KlausSchwab)先生进行了书面采访。在采访中，施瓦布感谢李克强总理与会，并期待他贡献解决全球挑战的中国方案。

上图：李克强和施瓦布出席天津达沃斯论坛

下图：达沃斯论坛主席、创始人施瓦布

以下是采访实录：

中国日报：李克强总理参加今年年会的意义在何？他将参加哪些会议？
施瓦布：李克强总理将在今年论坛的首日（1月21日）发表特别演讲。他将与我们分享他对中国未来发展、改革以及中国在国际舞台日趋重要的角色的解读。李总理还将会见全球商业领袖，共议中国经济发展对全球商业的影响。

中国日报：与李克强总理的对话，您主持过多少次？在这些场合中，您对他的演讲的印象如何？
施瓦布：总理最近几年已经多次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对我们而言，能欢迎他来参会是我们莫大的荣幸。5年前，他第一次参加达沃斯论坛，之后他也参加过几次在中国举办的“夏季达沃斯”。去年4月，他还参加了在尼日利亚举行的一场论坛。世界经济论坛一直与中国保持着紧密而有建设性的关系。随着近年来中国国际地位的稳固提升，我们的合作不断深化，李总理一直是我们活动的贵宾。

中国日报：这次与李总理的再次对话，您在主持时最想提问、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
施瓦布：中国仍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大的贡献者。中国的成功故事令人印象深刻。然而，伴随全球经济的缓慢增长，我们无法假设中国仍不受之影响。如何以一种平衡而可持续的方式释放中国经济发展潜能，将十分关键。

中国日报：最近几年，世界经济论坛在中国大连与天津举办了“夏季达沃斯”。这样的衍生是否有助于外界进一步了解中国？
施瓦布：自1979年以来，论坛就一直在中国、与中国一起工作。中国在之后的几十年中，经济发展取得了天翻地覆般的成效。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令全世界叹为观止。但它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作用不能被夸大。通过发展与变化的道路，世界经济论坛已经成为了一个值得信赖的伙伴，大连与天津的会议为全世界政治与商业领导人提供了了解中国的第一手资料，为他们与中国建立紧密联系搭建了平台。

中国日报：您如何看待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的治理表现？
施瓦布：对于中国自身及全球社会而言，中国经济继续保持稳定增长都是至关重要的。我为中国领导人的表现鼓掌。中国经济从粗放式大量生产向科研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转型正在进行中。然而，中国仍面临诸多挑战。中国领导人将须更进一步致力于增强经济发展的社会包容性，缓和过快经济增长及城镇化的风险。

中国日报：您是否认为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将是中国2015年面临的主要挑战？
施瓦布：2015年年会正式在“新全球环境”这个主题下召开。自1989年后形成的经济融合、国际合作时代，很有可能因全球范围内存在的复杂、脆弱、不确定性而终结。我们正面临着意义深远的政治、经济、社会以及科技转变。这些转变正在改变着我们长久以来固有的臆断。这将也导致政策决定出现完全新的参量。正因这是个全球现象，中国也无法规避这些挑战，经济上的以及其他方面的。

中国日报：您如何看待中国领导层对反腐所作的努力？
施瓦布：抗击腐败也是世界经济论坛的一个焦点议题。我们十分欢迎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以及整个中国政府行政部门在这方面的决心与努力。我们的研究显示：腐败有碍经济增长，且能削弱机构组织行动力，更会造成社会中的不公平、不平衡。

中国日报：达沃斯论坛为领导人寻找应对挑战的解决途径提供平台。就您看来，全球最主要的挑战有哪些？
施瓦布：看看我们今天的世界有多复杂、多互相依赖，再看看我们眼下面对的所有变化，很难简单地罗列出一些特定的挑战。然而，日益加剧的收入差距、社会不平等，日趋恶化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削弱的地区合作，气候变化及因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都是我们今日面临的最紧迫问题。

中国日报：过去几十年来，哪些挑战有不断上升的趋势？就有哪些问题，您领导过国际辩论？
施瓦布：或许最严重且最顽固的挑战就是不断拉大的不平等。这种趋势显然是十分不可持续。若不能正确对待，这个问题也将威胁到资本主义的未来。政府必须通过推动一个公平而平等的体系，来领导并造福全社会。商界同样也将发挥巨大作用，通过投资创新及人才来创造更多优质工作机会，以此提高生活水平。

中国日报：如何评价中国对全球挑战的回应？
施瓦布：中国领导层为自己制定了一个非常雄心壮志的工作日程。因中国经济的重要性以及政治影响力，中国必须在预防冲突、气候变化、环境保护、创造更强劲全球经济发展方面扮演重要角色。这些任务中国必须完成，事实上，这些使命也只有通过合作才能完成。尽管国际社会存在诸多挑战，这些问题仍有可能解决。我的领悟是：这些看衰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往往被证明是错误的。

中国日报：自习近平主席倡议“一路一带”计划以来，目前已有50个国家相继响应。欧洲该如何回应？
施瓦布：我们的论坛非常鼓励推动地区合作，并通过自由贸易推动全球发展、安全、繁荣。自由贸易制度不该止步于地区性倡议的边境。我们鼓励中国解开经济发展的全部潜力，作为经济强人，为国际贸易无限制而努力。

中国日报：瑞士与中国已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您对潜在影响有何见解？
施瓦布：我非常欢迎这样迈向经济融合、促进自由贸易的步伐。瑞士市场虽规模尚有限，但瑞士可以成为一个好伙伴，帮助中国企业完成经济模式转型，通过强调科研创新以及发展，由大规模货物出口向生产高端产品、创造更高产品价值转变。而另一方面，对瑞士而言，也将获得更多市场准入，受益于中国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所拉动的消费需求。

中国日报：中国也在尝试与欧盟建立这样的自贸协议。您认为中欧达成自贸共识的可能性有多少？
施瓦布：这个问题太恰逢其时了。事实上，我们的年会将是增强中欧贸易关系、探索更多发展契机的完美平台。我们将召集由多国贸易部长出席的圆桌会议，讨论影响自由贸易的现存障碍，并尽力为克服这些阻碍建立共识。除此以外，我们也邀请了世界贸易组织向我们的与会者出示他们的最新研究发现。

Read More

Does it matter if Lim Chin Siong was a communist? / 即使林清祥是共产党人，那又如何？

Does it matter if Lim Chin Siong was a communist?

即使林清祥是共产党人，那又如何？

Author / Source: Teo Soh Lung / The Real Singapore

http://therealsingapore.com/content/does-it-matter-if-lim-chin-siong-was-communist

Teo Soh Lung introduced the book Youth On Trial to an old-left who attended the 60th (1954 - 2014) Anniversary of Singapore's “May 13 Incident” Commemoration.

[Sahabat Rakyat Editor's Note] Teo Soh Lung, the author graduated from the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with a Bachelor of Laws (LLB Hons) in 1973. While she was practising as a lawyer, she set up her own law firm. She is also an activist who has been pro-actively involved in the democratic and human rights movement in Singapore. She was arrested and detained without trial under the ISA together with the others for purported involvement in a “Marxism conspiracy” in May 1987. She was arrested under the “Operation Spectrum” and released after 4 months. However, she was arrested and detained without trial again in 1988 for upholding her positions. She was finally released in 1990.

Teo Soh Lung published her memoir Beyond the Blue Gate: Recollections of a Political Prisoner in 2010 and was one of the editors of Our Thoughts Are Free: Poems and Prose on Imprisonment and Exile in 2009.

Teo Soh Lung is also one of the founding members and leaders of a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NGO) called “Function 8” (https://fn8org.wordpress.com) in Singapore. She is more enthusiastic in promoting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movement in Singapore after her retirement. She said she never read about Marxist theory, nor participated in any of the activities related to Marxism or communist party. Her dedication in pursuing democracy and her emphasis on unity work made her one of the important driving forces in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Singapore's “May 13 Incident” commemoration and the publication of the book entitled Youth On Trial.

Many of those who have been showered in the glory of left-wing movement but now busy expressing positions and views of “no relevance to Malayan Communist Party (MCP)" might feel ashamed after reading Teo's stance and opinions on the corresponding problems expressed in this article.

* This is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Sahabat Rakyat Editor's Note released in Chinese on 10 Jan 2015.

PM Lee Hsien Loong’s observation of the Battle for Merger exhibition (https://www.facebook.com/leehsienloong) is just an attempt to defend his father’s wrong doing.

For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Singaporeans have been told that communists were dangerous people and that they indulged in violence. The government conveniently omit to tell us that it was the communists who fought and died for Malaya (which included Singapore) during World War II and that Chin Peng was honoured by our colonial master soon after the war.

The CPM was the first anti-colonial organisation and not the PAP. If Lim Chin Siong and his friends were communists, they were also the founding members of the PAP. They fought alongside the PAP and helped it win the general election in 1959. Without them, where will the PAP be today?

Lee Kuan Yew had worked with Lim Chin Siong and other alleged communists who he later expelled from the PAP. Lee should know and not just allege that Lim Chin Siong and his friends were communists who advocated violence and instigated riots. He should have charged them in open court and produce evidence to secure their convictions. The PAP should not be cowards by simply claiming immunity from prosecution by using the Preservation of Public Security Ordinance and later, the Internal Security Act.

In my conversations with the late Dr Lim Hock Siew, Dr Lim repeatedly said that his party, the Barisan Sosialis believed and took the constitutional path in challenging the PAP. They were confident of winning the 1963 general election and had taken steps to avoid giving any opportunity for the PAP to accuse them of creating trouble. They even cancelled a National Day rally in 1962. Dr Lim in answering a question from the audience in 2011 said:

“… on 3 June 1962, we wanted to celebrate National Day, PAP came into power on 3 June 1959. We were given permission with lots of conditions. You could not speak on this or that or they would come and interfere. We knew if we held that rally, there would be provocation from the PAP and there would be trouble. Then they would use that to suppress us. So we had a last-minute cancellation of that rally.

To that extent, we were very restrained. We wanted to preserve our strength for the general election.”

Such restraint was deliberately not appreciated by the PAP and the British because they knew the Barisan would win the election if the leaders were not put behind bars. Operation Coldstore took place on 2 Feb 1963. One hundred and thirty three law abiding members of opposition parties, including Lim Chin Siong who were looking forward to the general election that year, were arrested and imprisoned without trial, many for decades. This surely is the most shameful part of the PAP history. That operation wiped out a credible opposition for which Singapore is still suffering today. Incidentally, Operation Coldstore is not listed in the “Timeline of Events” at the Battle for Merger exhibition.

The general election was held on 21 Sept 1963, seven months after Operation Coldstore. The PAP need not brag about its victory for we all know what they did.

“What we need to know is whether Lim Chin Siong and his colleagues committed any acts of violence and acted against the interest of Singapore.”

But honestly, I don’t care if Lim Chin Siong was a communist or a CPM member. After all, the PAP does lots of business with communist Russia and China. What we need to know is whether Lim Chin Siong and his colleagues committed any acts of violence and acted against the interest of Singapore. The PAP government has never disclosed any evidence proving that Lim Chin Siong instigated any violence. The PAP repeatedly blamed the communists for causing riots, even for those racial riots that took place during the time when Singapore was part of Malaysia and after separation, when all the opposition leaders were still in prison. Why does the PAP refuse to admit that the riots had nothing to do with the so called communists? Their intention is clear, to cast blame on the communists and instil fear on the people of Singapore.

Lim Chin Siong was incarcerated without trial both by the British and the Lim Yew Hock government (26 Oct 1956 – 4 Jun 1959) and the PAP government (2 Feb 1963 – 1969). I understand he suffered severe depression in prison and was exiled to Britain in 1969. His career as a promising political leader (many think that he was better than Lee Kuan Yew) was terminated by the ruthless and violent acts of the British and the PAP. And Lim Chin Siong was not the only victim of the PAP. Many others – Dr Chia Thye Poh, Dr Lim Hock Siew, Ho Piao, Lee Tee Tong, Said Zahari, Dr Poh Soo Kai and many more were imprisoned without trial for decades by the PAP.

Prime Minister Lee Hsien Loong should follow the example of President Obama who investigated the CIA and made public the report of unlawful imprisonment and torture committed on captured prisoners at Guantanamo. Open up the archives of the ISD and search for the truth instead of simply believing what the ISD and his father tell him.

Convene an independent Commission of Inquiry while his father is alive, produce all documents justifying the imprisonment without trial of thousands of Singaporeans and exiles and let his father’s victims tell their side of history. We do not have much time, for the number of victims of Operation Coldstore is fast dwindling. Dr Poh Soo Kai is already in his 80s. I strongly urge the prime minister to act speedily and fairly, and not simply rely on the ISD to tell the history of Singapore.

Read More